产业升级的三大主体行为结构：政府#183;企业#183;消费者，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三大论文,产业升级论文,主体论文,消费者论文,结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产业升级既是发展方式转变的关键环节，也是国家整体发展的基础。在这一过程中，所承载的主体行为起决定性作用。以下三种行为缺一不可：宏观管理的政府行为、生产者的企业行为、消费者的购买行为。三主体同处市场平台，可谓四位一体的行为结构体系，即政府引领、企业运行、消费者理性、市场平台。
一、宏观管理的政府行为
产业升级中的政府行为只有在新自由主义学术视野中才有可能被彻底否定。然而，日本经济学家则认为：“在日本，就连自由主义学派也不得不承认，在改变日本落后状态的过程中，政府的干预对产业界是非常有用的”，“至少在过去，由于政府和企业同处一个共同体，使日本的产业发展取得了十分理想的成果”。①“如果没有政府各衙门对制造业和商业的扶持，日本不可能取得经济上的成功。”②这种政府行为存在的根源主要是经济体内的两种持续存在的元素或称“基因”：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和市场机制缺陷。
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表现为发达国家、欠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产业组织等方面存在明显差异。其中，发达国家产业及其产业组织发展的轨迹，无疑是值得发展中国家借鉴或参照的目标路径。同时，历史发展的规律也给人们如下的启迪：螺旋式上升的进程虽不能总体被打断，但局部性的跨越式发展则是常有的。只要具备两个条件，即发达国家的经历或经验和能集中一定资源并善于立足于国情、借“他山之石”的政府组织，两者的结合就可以减少弯路，缩短发展的距离。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亚洲的日本、韩国、新加坡等一些新兴国家的奋起直追，均得益于政府对经济运行过程的积极参与和推动。
一定时期市场机制的缺陷又为特定阶段政府参与经济过程，提供了合理干预的直接依据。任何一个后起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市场机制的缺陷总是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市场机制调节的功能局限，即在一些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领域，市场机制无能为力。即使不谈某些公共领域，仅就经济运行自身过程而言，自由的市场竞争也难以全面发挥作用，而与此同时，政府只要给予一定的政策扶持，就能产生“四两拨千斤”的效果。2007年发生的世界金融危机至少已有五年，并且何时终结仍难以预料，其中，中国经济运行过程虽然也遭遇严重冲击，产生巨大的下行压力，但依然处于持续稳定增长状态，这说明完全依靠存在严重缺陷的市场机制无法走出摆脱危机的困境。二是市场机制内在的病理缺陷。发展中国家的市场机制往往是缺损或不够完善的。无论是市场主体的素质，还是市场的内在体系(包括各类市场的结构和中介性的组织)及其功能与发达国家市场机制的成熟程度是无法比拟的。这就给政府培育市场提供了机遇。政府通过直接或间接的方式，为有形和无形市场的建设提供支持、对市场运行进行有序监管和提供服务等，都意味着通过发育市场机制对推动经济发展所作的贡献。
纵观到目前为止的历史进程，尤其是相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理性的政府行为对于产业升级的积极影响或称政府行为的功能空间主要体现为六方面作用：
1.加强基础产业的支撑作用。这里所讲的基础产业主要包括两部分：基础设施(铁路、公路、水系等)和产业体系中发挥支撑作用的一些基础部分，如钢铁、电力、煤炭、通信等。前者作为提供公共产品的政府作用适用于所有时期，后者在产业构筑初期更为凸显。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亚州新兴国家崛起，政府在基础产业领域中的作用均表现十分突出。日本政府为扶持基础性产业，通过倾斜生产方式等结构性政策，充实钢铁、煤炭、电力等基础产业的实力，为日本的经济自立奠定了基础。同样，从发展中迅速崛起的新加坡，为投资于公共设施，设立了若干部门，专门负责从事各种基础设施的建设和经营，形成国家资本。政府侧重投资于资本数量大、时间长、周转慢的基础建设项目。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各级政府致力于基础设施的建设，使产业运行、升级始终处于稳定状态。
2.淘汰落后产业的杠杆作用。综合运用经济、法律和必要的行政手段淘汰落后的产业产能，以体现政府优化产业结构的功能，这不仅具有理性依据，而且在经济运行的实际过程中持续展现。经济手段主要包括：设置调控税费，如提升环境污染税费，并引入碳交易机制；提升资源使用税，既淘汰耗能高、资源利用率低的企业，又为生态经济发展创造条件。法律手段中最具有刚性制约的手段就是“门槛制”。在法规中设立企业涉入行业的门槛，调整门槛标准并严格法的执行力，就意味着一批企业的淘汰。对此，中国钢铁龙头企业宝钢总经理马国强的判断很值得深思：解决产能过剩问题，手段之一是深化钢铁产业政策，包括淘汰落后产能等，但更重要的是，配套政策法规的出台和严格执法。很多相对落后的中小型钢企成本竞争力是在牺牲环境的情况下获得的，如果相关配套法律法规严格执法，使高能耗、高污染企业失去成本竞争力，则更能推进钢铁行业间通过市场手段并购重组，更有利于解决产能过剩的难题。③必要的行政手段不排除在特定时期运用指标管理手段逼地方政府自身限时限量淘汰牺牲环境的若干企业，如，正在实施的节能减排的行政控制机制。近年来，中国地方政府在淘汰落后企业方面虽然存在种种不足，但阶段性的业绩依然可圈可点。以上海为例，“十一五”期间每年淘汰高耗能、重污染、资源利用率低的项目700多个，减少生产总值500多亿。随着经济增长的压力加大，淘汰落后的效应会更加显现。
3.促进技术进步的引领作用。这几乎是所有国家的政府发挥调节产业作用的共同特征，发达国家甚至更加突出。以美国为例，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特别是克林顿政府提出“知识经济”、“信息高速公路”等概念后，更加注重对高新技术发展的扶持。在高新技术引领中的政府作用着力聚焦于三个领域：一是将高新技术作为国内产业升级的引擎；二是通过高新技术发展带动出口；三是国防技术民营化，推动制造业振兴。1993年成立国家科技委员会，由总统、副总统分别任主席和副主席。美国科技管理的实施，主要体现为由行政、立法、司法三个系统以不同方式参加国家科技政策的制定。涉及的科技政策主要有：对私人部门的研究开发活动进行鼓励；以高校为依托，组成多学科的工程研究中心；提高大学的自主创新能力，建立新型的研发体系；加强研究和发展活动的资金支持和完善科技立法工作。奥巴马上台后，明确在新能源、环保方面给予资金等政策的倾力支持。同样，发展中国家在高新技术领域政府发挥更多的促进和引领作用也属理性之举。这不仅蕴含着从总体上缩短与发达国家距离的契机，也意味着伴随自身产业升级，改进产业体系落后的新方式、新路径。
4.扶持战略性支柱产业的推动作用。一国在一定时期内，奠基于资源禀赋所形成、发展过程中具有的特色，并以一批举足轻重甚至产生全球影响力的企业群而承载的结构形态或称支柱性产业体系，往往是政府给予高度关切和支持的。美英金融(美国高科技整体优势无须列举)、德日汽车、韩国电子、瑞士表业等等，对于这些国家实质上是当下命脉产业，一旦遭遇劫难，政府果断相救具有必然性。从这个角度去观察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政府紧急投巨资救市救企(“两房”企业)就显得更加理性。各国支柱性产业不一样，所采用的扶持方式也不尽相同，主要包括政策倾斜、行政干预、产业组织选择等等。韩国为扶持支柱性出口产业，20世纪60年代就提出“输出立国”战略。自1964年起，制定了一整套经济调节政策，以贯彻“出口主导型”的开发：一是建立经济计划结构，把计划指导作为干预经济的重要手段；二是制定法令，并采取以财政金融为核心的出口援助政策；三是建立出口工业基地和自由贸易区，促进出口工业的发展。美国国会和政府为保护国内支柱性产业，常常以威胁国家安全为借口，阻止国外具有竞争力的强势企业进入国内市场。近来对中国华为、中兴公司在美业务的限制就属典型案例。④在中国，扶持战略性支柱产业除了通过产业政策作用(每五年规划明确列出产业并形成扶持政策，“十二五”将7个新兴产业视为战略性主导发展产业)外，还将产业组织选择作为重要举措。如，规定国有企业的经营活动主要在关系国家经济命脉的战略性支柱产业领域发挥主导作用，并要求产生充满活力、控制力、影响力的效果。
5.完善产业组织的调节作用。产业活动其实就是产业组织即企业活动，产业升级的背后意味着产业组织的优胜劣汰及其结构优化。产业组织优化主要是企业规模结构、市场行为、绩效层次三者优化的高度统一。就企业规模结构优化而言，大中小并举依然是基本格局。应该看到，发展中国家基于市场机制缺陷的生产集中度偏低，因而规模经济之下的企业数量过大，这是产业升级所必须改变的状态。目前，中国在机械、冶金、有色、水泥等行业，“小、散、乱、差”的产业组织特点基本反映了这一现实。事实上，产业升级的过程也必然是生产集中度逐渐提高的过程，关键在于提升集中度的路径安排。三十余年的改革与提升集中度的实践已充分说明，在宏观有效调控下走市场化的集中度提升道路是唯一正确的选择。其中，一是在充分尊重市场竞争规律的基础上，依靠法制手段，促进优胜劣汰，使企业在市场机制调节的结构优化中做强做大；二是在产权许可的前提下(如国有企业、集体企业等)，通过必要的行政干预，对极少数企业进行重组。当然，这也必须利用市场资源(如公司整体上市、走证券化道路)进行引领，而不是强制性的“拉郎配”。很显然，没有合理的集中度，垄断行为、散乱行为以及非理性、阻碍科技进步的绩效行为均相伴而生。政府进行必要调控，推动企业规模结构的优化始终是产业升级的基础。
6.引入外资外企的优化作用。在对外开放中，政府通过创造必要的政策法制乃至文化环境，适度引入外资外企对于促进国内产业升级无疑起到加速和优化作用，即使是发达国家也不例外。20世纪70—80年代，亚洲新兴国家尤其是日本，汽车及电器产品大举进入美国市场，看似带来巨大压力，但最终效果是逼美国制造业与信息化结合进入新阶段，至今其制造业国内占比不足20%，但在全球占比依然在15%以上，远远领先于日本。同样，对于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处于产业链低端的产品大量进入美国，虽然一定程度上影响其贸易平衡，但实质上也起到推动国内制造业向产业链高端发展的作用。就发展中国家而言，必要的外资外企引进所产生的推动产业升级的功能则更加突出。中国对外开放三十多年来，国内生产总值平均增长9%以上，经济总量跃升为世界第二，其内在的产业升级贡献功不可没。尽管到目前为止，总体上看仍然处于产业链中低端，但较之改革开放前已不能同日而语，原因在于产业体系中的企业群体多数是中外合资和外商独资企业。近年来，随着政府调控、扶持的招商引资环境不断优化，跨国公司的总部开始选择若干城市进行集聚，带动产业链向高端发展。以机器人产业为例，作为当今国际上少数几个迅猛增长的产业，中国市场增速已是全球第一，预计到2015年中国机器人市场需求量将达3.5万台，占全球比重约17.5%。目前上海已成为国内最大机器人产业集聚区，发那科、库卡等机器人巨头均已在上海设立总部或基地⑤。
以上六大作用的发挥往往更多地通过产业政策实施来体现。然而，在特定的历史阶段，一方面受制于政府资源的限制，另一方面为避免产业政策滥用而导致盲目竞争、重复投资，也必须选择聚焦性产业政策之举措。从遵循规律的角度出发：统筹兼顾重在促进产业升级，在产业升级中重在扶持创新驱动，在创新驱动中重在助推自主创新。
二、生产者的企业行为
(一)企业是产业升级的重要主体
在产业升级的三大行为结构中，企业实质上是主要的推进者、承载者、受益者和引领者。
1.推进者。这是企业间相互竞争而产生的效应。企业竞争中的“恐慌”不仅来自因消费者转移而使市场丢失，而且来自其他企业新工艺、新产品、新营销手段的推出，因为这是改变市场配置格局的根源。因此，企业内革新决定其生命力。从这个意义上看，一方面，企业生存、发展的命运完全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升级的“恐慌”成为持续创新的资源；另一方面，在全社会范围内保护和促进市场竞争，阻止垄断就成为推动产业升级的外生力量。
2.承载者。当企业将内功转向自我革新上时，企业的群体就自觉和不自觉地进入到产业升级实际承载者状态。如，更新设备以替代劳动力成本上升压力并提高生产效率，从而增强价格波动适应与竞争能力；注重研发，自我加压走上自主创新的道路，不仅在产品、服务的形态及功能上体现技术含量的提升，而且其生产经营流程甚至管理流程均伴随技术进步而提高层次；将技术含量相对较低的生产流水线转移出去，既利用转移地成本优势以及优惠政策取得经济效益，又使自身能集中资源进入研发、营销等领域，进而带动企业整体向产业链高端位移等等。
3.受益者。如果说作为推进者的动力来自企业间竞争，那么，享受产业升级的利益则是企业追求的内在动力。在此次金融危机中，中国东南沿海一批来料加工企业纷纷倒闭(广东东莞鞋业主几乎全部撤离)，而处于产业层次较高的服务外包企业(如南京、无锡、苏州等服务外包企业群体)则订单难以应接且资金充沛。如此强烈反差的情形表明：产业层次差异决定应对危机的能力差异。即使由于全球金融危机使高度外向型企业普遍受到重创，无论其所处产业层次，但在同样的国家及其市场领域尤其是生存于同样的产业链，产业层次愈低、产品及企业质态愈差，受淘汰程度愈高，这是无可置疑的。并且，一旦市场趋暖、恢复，高端优势企业群体总能优先抢占商机。考虑到正常情况下，市场需求不足，竞争日趋激烈，处于产业层次高端的企业始终将是盈利份额的主要控制者、占有者。
4.引领者。企业在产业升级中增强实力，使技术创新更为便利，因而，具有进入产业发展前沿的优势。现实中，技术创新—获得专利—行业标准—优势(垄断)控制，往往成为产业循环升级的逻辑。这一过程固然具有负面效应，即在一定时期阻滞其他企业的创新速度，但若失去专利保护、拒绝行业标准，产业升级有可能由于缺乏企业孜孜追求、另辟蹊径所带来的生机勃勃的局面而失去了推动的力量。
(二)企业的产业升级方式组合
企业作为产业升级的重要主体，为适应产业升级的要求，必然对产业升级的方式作结构性选择。其中，两类方式的组合至关重要。一是升级方式组合，二是创新方式组合。企业的产业升级方式组合一般涉及三种：改造升级、购并升级和创新升级。如何选择，必须从实际出发并体现规律性特征。
1.改造升级通常不涉及产业链上升，而以能级提升为目标。具体包括：厂址搬迁、新建扩大厂房、购买设备工艺、增加生产线等，所追求的能级提升效果主要包括：(1)规模扩大、产品质量和技术含量上升、规格与功能丰富、样式新颖、效益提高等等；(2)为企业自主创新奠定基础。尤其是二次创新，先引进往往具有改造升级的效果。经济学家格雷菲在其《International trade and industrial upgrading in the apparel commodity chain》(1999)一文中，将产业升级表述为四种类型：工艺流程升级、产品升级、功能升级、链条升级。⑥(见图1)
图1 产业升级概念
严格而言，这主要指改造升级。考虑到中国现阶段传统产业所占比重较大，改造升级依然是长时期产业升级的重要方式。以2012年的河北省为例，1—7月份⑦，实施工业技改项目5463项，完成投资2848亿元，同比增长55.8%，占全省工业投资总额的59.2%。其实，即使是经济相对发达的上海，2012年，也重点推进了一批技术改造项目：12个项目被列入国家重点产业振兴技术改造项目，38个项目列为国家工业中小企业技术改造项目，10个项目列为电子信息产业技术改造项目。技术改造投资占工业投资56%。⑧
2.购并升级是快速提升产业链的一种重要方式。购买品牌及其核心技术若能融入现有企业管理体系，就能产生跨越性产业升级的效果。然而，面临的风险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配套要素支撑；二是购买地企业文化融合及其社会稳定。从中国目前企业购并案例看，不乏率先成功的引领者。2010年3月28日，吉利控股集团以15亿美元收购瑞典沃尔沃轿车公司100%股权正式签约，这意味着迄今为止中国汽车行业最大的一次海外并购取得阶段性突破。该企业2012年被评为最具竞争力企业。中国化工集团子公司中国蓝星(集团)总公司以4亿欧元完成对法国安迪苏集团的收购，填补了中国蛋氨酸生产的空白。中航并购奥地利FACC公司，FACC公司财务状况迅速好转，业务持续稳定增长，不仅实现扭亏，而且再获波音、空客总额3亿美元的续约合同，这表明中航工业首家海外并购企业平稳度过“磨合期”。其实，上汽、联想、海尔等国内著名企业均早已进入国际购并的轨道。随着中国整体经济实力不断增强，企业“走出去”，通过国际购并，加快产业升级步伐具有客观必然性。
3.自主创新升级当下已成为企业群体取得共识的主体性升级方式。相对于一时难以提升产业链的改造升级和存在较大风险的购并升级而言，具有自主创新条件的企业选择创新升级为主的路径实为理性之举。一是由于发展中的企业，尤其是追求卓越的优秀企业走以塑造品牌带动产业升级的道路踏实可靠，无可争议；二是企业一旦在自主创新的征程上取得突破，就会带来持久的创新能力，甚至进入跨越式发展状态，产生“一览众山小”境界。三是以自主创新为基础，即企业始终具有自主创新能力，无论是改造升级还是购并升级，均将取得可持续的倍增效应。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自主创新也存在三种方式，即原始创新、二次创新和集成创新，同样存在从企业实际出发、选择合理结构的问题。笔者认为，以下三个要点是选择的重要准则。
第一，以二次创新为基础，避免单纯引进或盲目追求原创而减缓创新进程。主要理由是：(1)高端原创必须以前沿性科研积累为基础。所谓发展中国家实质上就是科技落后的国家，要想在当前科技主要领域走向前沿，进入创新高地，取得原创性成果，这是不切实际的。(2)二次创新是在引进基础上的再创新，即通过学习借鉴先“追赶”(缩短距离)，尔后进入原创轨道，实现“超越”目标，具有符合创新规律的可行性。这种创新的可行性又可具体表述为“5个创新”：一是适应性创新(包括适应市场需求结构、自然环境、民族习惯等)。二是完善性创新。目前高新技术产品特别是电子产品日新月异，在市场需求变化和企业竞争双重推动下，二次创新往往主要表现为款式、功能等完善性创新。三是选择性创新。赋予消费者选择功能是现代产品创新的重要方面。四是兼容性创新。如果说增加消费者选择的空间有益于实现消费者主权，那么，兼容性创新则有利于增强消费者便利以及由一物多用所带来的降低成本的福利。五是替代性创新。既可以是原材料替代，也可以是产品内部零配件替代。(3)通过二次创新走上形成自主品牌的原创道路。从世界范围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日本、韩国已成为典范，即使在中国也不乏成功的范例，如华为、联想、海尔等。相反，盲目追求原创，由于实际上减缓创新进程，导致企业丧失尽快提升行为能力的机遇，最终因脱离国情而使国家整体竞争力下降。在1995—2008年间，中国制造业企业创新能力提升的幅度及其稳定性对此提供了极有说服力的佐证：在主要依靠二次创新的中高技术产业，其创新能力增长最稳定，且增速最快，十三年间增长了16倍，2000年以后增速保持在6%—25%之间。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依靠原创才能提升创新能力的高技术企业，增幅小且波幅大。1997年年后增速持续下降，2001年转入负增长，其间负增长存在四年，2008年也仅1%。⑨从理性角度观察，走二次创新为主的自主创新道路，并不排斥、放弃原始创新与集成创新。二次创新奠定了基础，积累了具有原始创新或集成创新所具备的创新能力，一旦出现后两种创新的机会，就容易被抓住，进而取得突破。
第二，决不放弃任何一次原始创新机会，在原始创新过程中，立足于优势，努力争取“人无我有”。原创也有两种类型，即“人有我有”和“人无我有”。前者更为普遍，如中国空间技术特别是载人航天技术，在原始性创新中通过神九发射已达到与天宫交会对接水平。对于发展中国家，后者虽然在产业链高端难以出现，但不排除在中端与末端延伸，即加工技术中也有“人无我有”的创造，同样需要抓住机遇。最近，上海普陀区一家名不见经传的小企业——上海华源热疗技术有限公司，在美国科学家的科研理论基础上，研制出肿瘤热疗设备，并稳步走向市场，为中国推进科技进步和产业化又添一则原始创新的成功案例。⑩这同样可视为“人无我有”。
第三，高度关注集成创新，在特色项目中，力求取得集成创新的历史性突破。到目前为止，人类企业在发展创新中，依靠集成创新走向全球性企业甚至达到世界顶尖企业水平的也不为鲜见。当今的苹果公司就是典型代表。从苹果公司的各类产品看，所包含的技术，几乎无一单项或元素是原创。然而，乔布斯进行了集成式的完美创新，使它的产品持续处于世界顶尖产品位置，并改变着全球消费者生活方式。更为奇怪的是，与其他企业相比，苹果公司每年投入研发经费占比并不高，即R&D每年只占销售收入2%左右(多数企业却占5%以上)，这说明集成创新的独特优点是具有性价比的充分弹性。与原创类似，发展中国家的企业虽然难以在产业链高端作出集成创新的突破，但在中端和末端集成创新的潜力巨大，其中的优秀企业甚至可藉此走向世界，成为全球性企业。中国华为公司也是一个杰出代表。1987年诞生的华为公司(注册资金只有2.1万元)，至今仅二十五年，现已成为战略性新兴产业中的全球性公司。在2011年公布的中国民营企业500强中华为居第一，也是目前世界500强中唯一非上市公司。从行业地位看，它是全球最大的电信网络解决方案提供商、世界第二大电信基站设备供应商。总量规模排爱立信之后，其战略合作伙伴在覆盖全球(尤其是欧美市场)过程中几乎涉及发达国家的所有重量级企业，这样的全球市场地位及其影响力目前居中国企业群体第一。然而，对华为的技术创新结构稍作分析就会发现，其根本路径就是依赖集成创新。华为的集成创新包括企业间联合集成和企业内集成。通过构建企业战略联盟，实现产品集成创新，增强国际国内市场竞争力，这是华为发展的重要方式。如在3G市场上，与NEC合作，建立WCDMA手机平台；TD-SCDMA则是与西门子合作的成果；3COM就是基于企业间合作优势而存在。所谓企业内集成，主要指通过自身力量整合各类创新元素，形成每年创新产品的主体部分。这样的创新由于不是原始创新也许不在产业链最高端上取得突破和领先，但在中末端上完全能立于全球潮头。
总之，产业升级有三种方式，自主创新也有三种方式，将这两种方式结构进行基于企业发展实际的有机组合，形成可操作的远景蓝图和现实路径即线路图，这是处于产业升级中的企业行为优化的必然选择。比较理性的做法是：对处于传统行业中的企业，以改造升级为基础，同时结合二次创新，积极应用集成创新方法，促进能级提升与产业链提升相结合，为具有特色的原始创新不断奠定基础；对处于高新技术领域中的企业，购并升级与创新升级均可契合需求进行选择，而在自主创新过程中，以上三个要点理应遵循。
三、消费者的购买行为
消费者对产业升级的促进作用，主要是通过“倒逼”效应和集体扶持行为而实现的。“倒逼”效应来源于消费者对产品质量、功能、款式、品牌等偏好，并且这种偏好水准愈来愈高，形成对企业巨大的竞争压力。正是由于消费者的压力，逼企业提高质量、改善管理、技术进步、效率提升，进而带来产业整体升级的效果。从这个意义上看，消费者的选择行为是推动产业升级的重要力量。对此，形成共识并无障碍。有异议的则是消费者集体扶持行为。
消费者集体扶持行为主要发生在战后一些新兴国家，如日韩等国。在爱国主义精神引领下，消费者群体对本国产品持续购买成为打造国内产品品牌的重要资源，即在一国产品走向世界的过程中起到强有力的杠杆推动作用。应该承认，塑造品牌对于产业升级至关重要。自主创新作为产业升级的直接推动力，必须聚焦于品牌，即以品牌为依托和载体，否则，产业无法在世界范围内真正走向高端，高质量的科技成果也无法得到国际社会的检验和应用，甚至仅能产生展示效应。从这个意义上看，创新只是起步推动，唯有品牌诞生才真正意味着产业升级。进言之，所谓高端产业、高技术含量、先进的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其支撑形态——世界品牌，如美国有通用、花旗、微软；德国有西门子、宝马、奔驰；英国有维珍；法国有系列香水。显然，自主创新是一条漫长的路，只有在这条路上诞生了世界品牌，它对产业升级的贡献价值才能真正显现。过程中的每一项创新、每一项专利的获得，只能视为自我积累，视为涓涓细流，唯有系列的世界品牌才成为影响全球的浩瀚潮流。这实质上就意味着上述日韩消费行为具有支撑本国企业创造品牌而促进产业升级的特有价值。
然而，对于具有民族精神的消费者整体行为，目前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持否定观点的主要理由是：含民族主义色彩，阻碍市场机制的正常运行，具有不利于长远发展的负面影响。赞成者则认为，民族精神与民族产业应该互动。
其实，与产业支撑相联系的民族精神应具有时代的特质。这种特质主要包含理性激情、群体意识和时代性等特征。
民族情结、国家意识，这是目前世界各国普遍具有的精神现象，无国家意识或相反者至少被认为是另类。当然，极端的民族主义从本质上看也是对理性国家意识和民族精神的背叛。因此，这里存在着界于两种极端意识(国家、民族冷漠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之间的理性国家与民族精神。这种精神至少包括以下特征：一是具有爱国主义的激情。说到底，激情来自内心深处的“爱”，它警示劣根，但包容不足；它期盼国家、民族能融入世界文明，能在世界文明的进程中步步赶上甚至走向前列，并能为此而牺牲自我。与此相反，则以所谓“极端民族主义”为挡箭牌，将自身置于“脱离”状态，体现出所谓的“冷静”，实质为“冷血”，或者“爱”在嘴上，从无行为展示。二是在以国家利益为最高利益的前提下，选择符合法制，有利于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价值判断和行为举措。相反则是在情绪自发波动中产生行为，容易失去理智，非理性举措常常发生。
所谓群体意识，即指对于某种行为的判断并非是个别现象，而是被多数人甚至是绝大多数人认同。认为某种行为方式发生对于维护国家、民族利益总体上是有益的、必需的，即使在特定时期民众付出了一定的代价。因此，就爱国主义、民族精神而言，判断是否属于肯定的领域，有无群体意识特征是重要的标志。
时代性往往与国家意识、民族精神表现形式相联系。如封建社会的时代性通常表现为反抗帝国主义的入侵和农民起义反抗封建统治。当资本主义的列强逐渐退出历史舞台，通过经济行为表现爱国主义、民族精神成为主要状态，如贸易保护、国内主要产业和市场保护等。与此同时，民众自发地通过消费选择来维护国家经济安全逐渐成为重要的形式，尤其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一些发展中国家由于在国际竞争中常常居于弱势，爱国的民族情结与经济活动、产业发展更加紧密地相联也在情理之中。
相对于市场自身的内在机制，以塑造品牌、扶持民族产业为特征的精神支撑行为也可称“外部性”，这种“外部性”的正负效应获取依赖于“度”的把握。一般而言，在不破坏正常的竞争机制前提下，民众“自发地”(即使有某些组织进行暗示或引导，进入市场的主体必然是消费者自身，因而消费选择行为始终具有自主性，只有在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下才能出现强制性消费现象)对其需要的消费品作选择以推动本国战略产业升级，促进国际竞争力的提高，进而在扩大国际市场份额过程中，通过以税收及增加员工收入等多种形式回报国民，应毫无争议地界定为“正效应”。相反，若一味追求降低成本，要求百姓长期勒紧裤带，大幅降低生活水准，即通过保护落后、破坏市场竞争机制来获得企业成长条件，最后必然导致得不偿失的“负效应”。然而，这种情况在正常市场经济运行的状态中是很难发生的。韩国的民族精神所支撑的产业发展状态也决非如此。“三星”等国际品牌的诞生不仅意味着企业在国际产业竞争中的地位，而且也带来了不俗的经营业绩。以三星集团为例，该企业是韩国最大的企业集团，包括26个下属公司及若干其他法人机构，在近70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近300个法人及办事处，业务涉及电子、金融、机械、化学等众多领域。集团旗下多家企业进入美国《财富》500强，有近20种产品的世界市场占有率居全球企业之首。实际上，韩国企业在经济全球化竞争中的表现，折射出消费者行为文化对产业升级的特有贡献。
综上所述，政府行为、企业行为、消费者行为共同植根于市场，发挥各自功能，成为产业升级的组合动力源。政府行为通过积极、合理的调节作用产生支撑、引领功能；企业行为通过产业功能升级和产业链升级产生主体运行功能；消费者行为通过竞争主导压力和理性群体选择产生环境助推功能。三大功能若有机整合并融入市场机制，应有利于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产业升级道路。
注释：
①参见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赴日考察团著：《日本模式的启示》，第153页，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
②俞天任：《为什么战后日本奇迹应归功于日本官僚》，载《思想理论动态参阅》，2012(45)。
③《十大行业龙头公司把脉2010年》，载《证券时报》，2009-12-17。
④美国国会众议院情报委员会2012年10月8日发布一份调查报告，指控中国电信设备制造商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和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对美国构成安全威胁，呼吁与这两家公司有业务往来的美国公司“考虑选择其他供应商”，并要求联邦政府阻止两家公司在美国的并购活动(参见《美众院无端指控华为中兴“危害国家安全”》，载《人民日报》，2012-10-09)。
⑤刘锟：《上海打造国内最大机器人产业基地》，载《解放日报》，2012-11-27。
⑥王保林：《产业升级是沿海地区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的当务之急》，载《经济学动态》，2009(2)。
⑦《技术改造，企业转型升级的有力引擎》，见河北省人民政府网站，2012-08-25。
⑧《上海市加快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促进产业结构优化调整》，见上海市人民政府网站，2013-01-07。
⑨马名杰：《我国制造业创新能力提升的进展和前景》，载《中国经济时报》，2012-07-10。
⑩杨群：《不是首创者，缘何也能一招鲜？》，载《解放日报》，2011-0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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