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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本文就邓小平同志关于“关键在人”和“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的论述，从历史、世界和现实的角度，密切结合中华民族为官暨识才、选才、用才的优良传统，着重论述了领导人才的建设对于党的建设的极端重要性。这对于面向二十一世纪增强全党在这个问题上的责任感和紧迫感是很有意义的。
关键词 中国共产党建设领导人才
邓小平同志在1992年初的南巡重要谈话中语重心长地说：“中国的事情能不能办好，社会主义和改革能不能坚持，经济能不能快一点发展起来，国家能不能长治久安，从一定意义说，关键在人。”这个“人”，不是指一般的人，而是指党的人才，是指“认识到人民自己的利益并为之奋斗的有坚定信念的人”。也是在同一个谈话中，邓小平同志又说：“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所谓“共产党内部”，主要是指担任党和国家、军队各级领导的共产党员，特别是处在高层和最高层的领导人。邓小平同志接着说：“对这个问题要清醒，要注意培养人，要按照‘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标准，选拔德才兼备的人进班子。我们说的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要长治久安，就要靠这一条。真正关系大局的是这个事。”共产党作为我国的执政党，是领导我国各族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核心力量，治国、治军，首先是治党；政治稳定，社会稳定、人心稳定，前提是党的统一和巩固。治国、治军固然需要各级各类人才，而治党尤其需要出类拔萃的人才。党的人才建设主要指这些人的建设。邓小平同志说：“人才问题，主要是组织路线问题。”正确的组织路线是正确的政治路线的保证，必须把党的人才建设提到应有的高度予以充分认识和足够重视，作为一项专门的建设突出地抓紧抓好。这绝非危言耸听，也不是“杞人忧天”。二十一世纪即将来到，未来的路还很长，作为执政党的成员，在这个问题上都要有一种强烈的责任感和紧迫感，切实关心、积极参与这个建设。
一
邓小平同志说的：“关键在人”，这不只是从当前考虑的，而是放在历史的长河中，从未来考虑的。
历史上各种杰出人才对社会的发展和进步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认为，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的，而历史上各个时期的各种人才，特别是杰出人才的活动和贡献是不可否定的。从某种意义说，他们对历史的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有着重大影响。
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有为官的优良传统，可概括为：居官爱民立业种德。不少为官者，忠勇奋发，兢兢业业，以身作则，贫贱不移，富贵不淫，威武不屈，力图以己身为天下，实现转易风俗、陶铸世人的宏图大愿，深得民心；舍一己之不幸，以天下为己任。坚毅顽强，屡挫不折，担重任，成事业；当天下大乱，人欲横流时，坚于操守，舍生取义杀身成仁，表现了无比忠诚。他们善于审时度势、权衡利弊，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表现出远见卓识和高超的治国治军才能。他们的人品和精神，对于后人有极大的影响和借鉴作用。鲁迅先生说：我们古代那些“为民请命”、“舍身求法”的人，“虽然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正是有大批这样的杰出人才，中华民族才引为自豪。更不用说，为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和人民群众的正义事业而奋斗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思想、人格和历史地位及作用了。
历史上的昏官、贪官、庸官、奸臣乱贼充当了反面教员的作用。“文化大革命”的发生、发展，酿成历史性的错误和悲剧，虽然与毛泽东晚年所犯错误有关，但也使我们看到党内一些被选为和认定的“接班人”以及“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等阴谋家、野心家如何推波助澜，为他们所利用，从而成为他们抢班夺权的工具。一位名人说：“最可靠的是人，最不可靠的还是人。”不无哲理。林彪曾被认为是“最可靠的接班人”，结果是最不可靠。如果他们的阴谋得逞，中国的前途可想而知。至少“走资派”、“黑五类”、“臭老九”会成倍增加，整个社会会陷入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混乱局面。然而，历史并没有朝这个方向发展。正是由于有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崇高威望，及时发现和制止了这一场反革命政变的发生；也正是由于有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人，以马克思主义政治家的恢宏气魄救中国于危难之中，拨正航船，统一全党全国人民的思想认识，开始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事业；又正是由于有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继续带领全党全国人民沿着这一新的道路前进，国家才会有今天的繁荣景象。
孔孟的学说是强调民心的向背对于一个政权的稳定与否所起的作用的。中国历代的封建统治阶级中较为开明的政治家和人才大都懂得民心向背的重要性。有广为人知的“民犹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得道多助，失道寡助”之说。因此，他们往往从民心的向背来考察政治的得失。毛泽东经常强调中国共产党人，尤其是领导干部一刻也不要脱离人民群众，一切要从人民的利益出发，为人民服务要全心全意，不能是半心半意，三心二意。解放前夕，在进入北京城之前，就一再告诫全党，不要学李自成，要向历史交一份满意的考卷。邓小平同志多次强调，在执政党的条件下，人民群众愿不愿继续跟着党走，不仅仅在于党的地位和权威，而关键在于党的领导干部是不是发扬党的优良传统，真正保持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一定要取信于民，干出实绩。早在改革开放的初期，邓小平同志就指出：“为了促进社会风气进步，首先必须抓好党风，党的各级领导同志又是全党的表率。”
今天，我们不能不看到不少党的领导干部把中华民族为官之道的好传统丢掉了，他们的言行使人们忧虑。例如在一段时间里，在思想战线上的领导，软弱涣散的状况相当严重，造成了精神污染泛滥。应该说问题发生在下面，责任在一些身处要职掌握权力的人。特别是一些领导干部对于中央或上级党委，“你有政策，我有对策”，采用“假冒伪劣”的办法或明或暗地抗衡，有意或无意破坏党的统一和团结。更有甚者，表现了严重的腐败行为。他们躺在权力之上咀嚼着做人的种种居高临下的快意，谋取“特殊利益”，充当“特殊公民”。他们搞以权代法，权钱交易。恃功傲法者有之，以情代法者有之，贪赃枉法者亦有之。也不排斥一些人包藏祸心，唯恐天下不乱，在人民群众中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邓小平同志说：“对我们来说，要整好我们的党，实现我们的战略目标，不惩治腐败，特别是党内的高层的腐败现象，确实有失败的危险。”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人，在艰难困苦和复杂斗争环境中不断接受考验的历史。当今，中国共产党人面临的考验在一定意义上说，比战争年代抛头颅、洒热血的生和死的考验更为严峻。社会性的“大气候”，历史性的“大变迁”，政策性的“大调整”，人为性的“大失误”，国际性的“大较量”时起时伏。在严峻的考验面前，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要立于不败之地，没有一大批立场坚定，品格高尚，对我国的国情，即对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阶级斗争的新形式和改革开放的重要性及其途径有清醒的认识，而且思想敏锐、知识渊博、才能卓著的人才组成各级团结协作班子是难以成功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十七年的实践，在党的人才建设上取得的成绩和经验是很大的和宝贵的。但同样也要看到这个建设的艰巨性和长期性，切不可有任何的麻痹和松懈。
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就没有社会主义道路。执政党拥有全面领导和管理国家的权力，执政党领导人才的思想、言论和行为要产生巨大的社会和历史的影响。邓小平同志说：“有一个新的改革面貌，是确定新班子成员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如果使人民感到是一个僵化的班子，保守的班子；或者人民认为是平平庸庸体现不出中国前途的班子，将来闹事的情形就会很多很多，那就真正永无宁日。”不加快步伐抓好经济建设，发展生产力，不真抓实干办好现在的事情，贻误了时机，就要犯历史性错误；不重视党的人才使用、选拔、培养，不想方设法全面提高党的人才的素质，同样要犯历史性错误。
二
邓小平同志说：“关键在人”，不只是在中国范围内考虑的，而是放在世界的格局中，着眼于全球，来看时代对于党的人才建设的要求。小平同志说：“领导这么一个国家不容易呀！责任不同啊！最重要的问题是要胸襟开阔。要从大局看问题，放眼世界，放眼未来，也放眼当前，放眼一切方面。”我们的改革不仅在中国，而且在国际范围内也是一种试验。一是“要让外国人看中国政局是稳定的。如果搞得乱七八糟，一盘散沙，那还有什么希望？”二是“不管国际风云怎么变幻，中国都要站得住，必须有一大批党的杰出人才，组成团结的班子，主持中国的各级领导工作。”
人才是人类的精英，是世界上一切财富中最宝贵的财富。各国之间的竞争，各集团之间的竞争，归根到底是人才的竞争，更是领导集团之间的竞争。党的人才更应该前所未有的受到重视，需要领导人才已成为时代的召唤。国家的兴衰，竞争的胜负，无不与人才，特别是高层人才有关。小平同志说：“我最关心的还是人才。”这真正摸准了时代的脉搏。这是世界意识和全球观念的高度与集中体现。
在世界的格局中，体现时代的要求，作为党的人才，我以为：第一，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马克思主义；第二，必须根据自己的特点，自己国家的情况，走自己的路。
西方资产阶级的预言家宣称，中国不搞改革开放，经济上要失败；中国搞改革开放，要在政治上失败。西方世界确实希望中国动乱。美国，还有其它一些国家，对社会主义中国搞和平演变，他们要打一场“无硝烟的战争”，企图“不战而胜”。我们党的各级领导干部要始终保持高度的警惕，并且这种警惕性要一代一代传下去。如果没有共产党的领导，不搞社会主义，不搞改革开放，那就没有现在的中国。我们决不能丢掉用二十多年流血斗争赢得的新中国，用四十五年，特别是近十多年来改革开放赢得的社会主义建设成就。如果丢掉这些来之不易的成果，如果搞资本主义，就无法再解决温饱、达到小康和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这“三步曲”的问题，就无法使中国人民的子孙万代生活得好。这是多么大的世界性责任！改革开放是年轻的事业，年轻的事业需要年轻的人才，改革开放为年轻的人才施展才华提供了机遇，搭起了舞台。现在我们所搞的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的，只能运用好市场经济的手段发展社会主义，而不能使市场经济成为动摇社会主义制度的工具。列宁说过，“我们应该提出的不是西欧资产阶级所提出的要求，而是向一个决心发展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国家应该提出的恰如其分的要求。”要创立新的体制，让社会主义制度能够大踏步地前进，以更好地发挥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使我们能够迅速发展生产和一切足以建成社会主义的潜力，并向所有的人证明，社会主义蕴藏着巨大的力量，人类现在已经转入一个新的有着光辉灿烂的前途的发展阶段。
还有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就是当今的时代要求“智胆”型人才。从各国历代高级领导人看，杰出者都具有共同的特点：有博大精深的知识结构；异彩纷呈的思维类型（形象思维、创造思维、辩证思维）；令人折服的表达艺术；见微知著的预见能力；高层建瓴的决策水平。有道是，智能生胆，胆不能生智。仅有聪明才智而无胆大，有本事不办事，只能称之为“偏至之材”，徒有其表，成不了大事；但缺乏理智和才华的胆，抑或“无法无天”，尽管胆子很大，也只能是胆大妄为，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成事是建立在科学知识和尊重客观规律基础上的，越是掌握了丰富的经济、政治、法律、教育和科学技术知识，问题越是看得准，作出的决断才有成功的把握。盲目胆大，姿意妄为，目无党纪国法，以盲目的“大胆”去瞎闹、瞎碰，违反客观规律，违反党心民心，这决不是现代党的人才，也决不能充当党的人才。克服行为上的盲目性，决策上的随意性，必须克服认识上的模糊性，首先就是克服理论上的混乱性，要具备必要的理论素质。只有用更多的科学知识，法律知识把自己武装起来，提高认识、利用、改造和保护自然的能力以及依法治理国家的能力，才能够抓住信息和机遇，加快发展。“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中，就能够更好地动员和组织亿万人民，在祖国辽阔的土地上描绘出更多更新更美的画卷，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贡献。”
三
邓小平同志说“关键在人”时指出，“事情成败的关键就是能不能发现人才，能不能使用人才”。我以为它是根据中国的国情，对党的人才寄于高度的希望而言的。这里包含两重意思：一是对现有人才的使用和管理；二是对未来人才的发现和造就。
我国历来就有重视人才的发现和使用的传统。许许多多开明的帝王将相，政治家、军事家都深知国家之强，以得人之强；得士者昌，失士者亡；制胜之道，实在人而不在器；治国治军首在用人。他们身居高位，以知人晓事为职，以知人善任，陶熔造就作为树人之道。他们主张“建官惟贤，位事惟能”，反对论资排辈，不以资历阻碍贤才；以勤（勤以治事）、恕（恕以待人）、廉（廉以服从）、明（明以应物）的要求品衡人才；以教诲、甑别、保举、超擢作为培养识拔人才之道；广收、慎用、勤教、严绳各种人才；以看德才操守、看学识、看才具、看说话辩其人贤与否及其才之高下；因量器使，笼络贤士，知人善任，择优汰劣；随时随地留心人才，了解人才，掌握人才，以备不时之需。表现了超越流辈的识人眼光，用人气度，育人方略。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和国家建设中更是表现了伟大非凡的识人、用人、教人、护人才能，使用和培养了一大批治党、治国、治军的栋梁人才。
必须加强对党内现有人才的使用、教育。江泽民同志在十四大报告中号召、提倡的解放思想、改革创新；尊重科学、真抓实干；顾全大局、团结协作；谦虚谨慎、崇尚先进；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五种精神，革命和建设的实践充分证明了是我们党的人才凝聚力量，发挥优势，战胜困难，克敌制胜的无价之宝，是一种无法估量的巨大精神财富，也是党的领导人才必须具备的素质。在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事业的奋斗中，任何时候，党的各级领导干部都要带头积极弘扬这“五种精神”，把这“五种精神”作为自己的座右铭。提高素质，增强本领，做勤奋学习的模范；顾全大局，团结奋进，做维护大局，加强团结的模范。总之，要堂堂正正做官，诚诚恳恳待人，兢兢工作，真正过好权力关、金钱关、信念关。与此同时，要具备识才的本领，立党为公，善于用才、发现人才。能够容才，注意护才的要素。现在不是人才多了，而是真正的人才没有很好的发现，发现了没有果断地起用，看某些缺点、弱点过重。自古尚且提倡“错可恕，罪不可恕”。可我们有不少领导干部在用才上表现了很重的狭隘心理。识才是善于发现人才的特点和长处；扬长避短，针对长处安排工作，放在恰当的位置上。用当其才，则百事兴，这是治国、强国的大事。现实生活中，用的是心术不正、品质恶劣、吹牛拍马、搞精神贿赂和指鹿为马者不乏其人；只要封官晋爵如愿以偿，强制李逵绣花，黛玉挂帅的事比比皆是。这只有损党误国坏事。对人才要严加管理，“严是爱，松是害，不闻不问要变坏。”严格管理，就是要按照小平同志说的做，“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深入群众倾听他们的呼声，要说真话，反对说假话，不务虚名，多做实事；要公私分明，不拿原则换人情；要任人唯贤，反对任人唯亲。”多学习，多调查研究（不仅身入，而且要“深入”和“心入”）。肯干实事是党的人才应有的一种品德和作风，也是为实现理想而奋斗的一种精神。只有这样才能提高政治理论素质，提高工作的决策水平和能力，提高自身和整体的免疫力。
在坚持德才兼备的前提下，识别和发现年轻的人才。邓小平同志说：“善于发现人才，团结人才，使用人才是领导者成熟的标志之一。”他曾建议党中央总结一下用人的问题，尊重人才，广开进贤之路。此外，推荐、任用、提拔既要看政绩，又要看潜力。政绩是人才适应现有岗位能力的综合反映。政绩，有时间性，随时间、地点、条件不同而不同，还与赋予的权力和职责有关；潜力是人才可以适应新岗位的预测，在现有岗位上颇有政绩或政绩突出的人才，但发展潜力不一定大，不一定能担负起更高层次的领导职务。因此，重视对领导人才潜力的识别，应是考察领导人才问题中应有之义。而要做到这一点，方法固然重要，识才者的素质更加重要。著名《人物者》作者刘邵说过：“一流之人，能识一流之善；二流之人，能识二流之美。”说的就是这个道理。执政党首先就要选择识人之才。特别是变革的时代，更要注意这一点。有人凭一时的“聪明”和“大胆”，适应和抓住了时机，表现了短期的“效应”，这不能成为认定政绩大小的依据。江泽民同志提出的“抓住机遇、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加快发展和保持稳定”的20字方针，不仅是工作的大局，也是识才和选才的标准。就是看所选人才能否出色地做到这20个字。在选才上决不能跟着感觉走，切忌分摊、送情。
选才，对人才要有实力，还要有活力，更要有压力。对人才万里挑一，好中选优，一般而言应该是比较理想的。但还是要“一看二帮”。“看”是继续考察和深入了解，看思想作风，道德修养，政策水平，领导才能，组织能力，知识程度；看发展变化。俗话说“路遥知马力，疾风知劲草”，“日久见人心”，不妨为选才的参考。“看”，要满腔热忱，不能冷眼旁观，更不能幸灾乐祸，看笑话，看好戏。甚至看到一点细枝末节就很不顺眼，攻其一点不计其余，这是一种不健康的心理。人才毕竟是经过挑选的，考察了解事关大局，应该持客观公正的态度。当然在考察过程中，很可能发现个别或少数人才选得不准，不合适充当领导人才，就重新调整，而不是选上就“定终身”。新干部也要能上能下，不能坐“金椅子”，也谓“知人善免”，这应该成为制度。“帮”，“扶上马，送一程”。帮思想、帮作风、帮方法，继续教育、培养。帮要得法，因人、因事、因地制宜，宜活不宜死，切忌越俎代疱；精心培植，悉心保护。在工作上的问题，真诚地爱护、体谅、帮助，不能看到不足就嫌弃，出点毛病就指责，听到流言蜚语就轻信。必要的情况下助一臂之力，帮得有效。“一看二帮”要给人才造成一种好的外部环境，当然不能要求人才成为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全才，这样的人是没有的；也不能要求人才不犯任何错误，不犯任何错误的人是没有的。毛泽东和邓小平同志都说过，自己只要不犯大错误就心满意足了，只要得到人民群众七分承认，得到历史的七分肯定的评价就可以无憾了。这虽然是一种谦逊之言，但也反映了一种客观实际。总之，党的人才素质是一个综合体系，应该包括政治、思想、理论、业务知识、心理、身体素质、能力等，我们要在现实的土壤中，发现、培养综合素质高的人才，促进整个党的各项建设。
江泽民同志在学习《邓小平文选》第三卷报告会上的讲话（1993年11月2日）中说：“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大党大国来说， 党和国家高级干部的知识结构、思想理论政治水平，治党治国能力，直接关系到党的命运和国家的前途。”历史与现实，责任和使命，正面经验与反面教训告诉我们，党的思想作风、组织建设固然重要，但作为这些建设主体的领导人才，他们的建设是更重要更深层次的建设，不能不提到应有的高度来重视，从理论和实践上更好地解决这个问题是我们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