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流动人口“移民度”指标体系初探——以北京市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指标体系论文,流动人口论文,北京市论文,为例论文,移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924.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7621(2009)0-0073-06
一、问题的提出
“迁移”概念定义混乱和统计口径不一致一直是困扰我国流动人口研究的主要问题之一。在我国，较早对迁移概念作出较为完整定义的是魏津生。他对人口迁移和人口流动作了区分，将人口迁移定义为“凡发生在国内不同省区或县(市、市辖区)之间的各类改变户口登记常住地的人口移动以及发生在各经济类型地区之间的和各自然类型地区之间的具有人口学意义的改变户口登记常住地的人口移动”，而将人口流动定义为“凡发生在不同省区或县(市、市辖区)之间的虽未改变户口登记常住地，但却在一定期间改变现住地的人口移动和在各经济类型地区或各自然类型地区之间的具有人口学意义的此类移动，以及既未改变户口登记常住地也未改变现住地，但每日早晚往返于住所与工作或学习岗位之间的人口移动”[1]。可见，魏津生将是否发生户口登记常住地的变动作为划分人口迁移现象的基本依据，认为户口登记地的变动具有本质性，从而将没有发生户口登记地变动的“流动人口”作为另类看待。魏津生的这种区分在我国计划经济时代以及改革开放初期是合理的。因为在那时，户籍对于地方政府和公民个人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户口重要性的下降以及大规模非户籍迁移的出现，魏津生的这种区分逐渐不合时宜，于是出现了对于迁移概念的多种界定。这种混乱局面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称谓及定义不一致。在国内研究中出现了有关人口迁移和流动的各种各样的称谓，如永久性迁移与暂时性迁移，计划迁移与自发迁移，主动迁移与被迫迁移，户籍迁移与非户籍迁移，等等。各个概念之间又存在互相交叉甚至混淆的情况。彭勋从人口迁移的时间、空间、目的三大主要属性出发，将不同迁移定义分为宽、中、窄三大派。宽派主要从空间属性来定义；中派主要强调目的属性，认为迁移是以定居或居住为目的；窄派则以三属性中的两个或三个来共同界定人口迁移。其次，时间限定不统一。在各种调查和研究中，有将“迁移”时间限定为离开原住地半年及以上的，也有将时间限定为一年以上的。时间限定的不一致，导致了数据及研究结果之间的不可比性。[2]
迁移概念的混乱，是由我国人口迁移的特殊国情决定的。众所周知，改革开放以前，我国各区域之间的人员流动受到户籍制度的严格限制。人员的迁移要服从国家计划安排，一般是携带户口一起迁移，这样的人口迁移被视为正规迁移，可以享受迁入地居民的各项权利和福利待遇。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非户籍迁移规模迅速增大，这种迁移并不改变迁移人员的户口登记地，被视为非正规迁移，迁移人员不能享受迁入地居民的权利和福利待遇。从这个意义上说，自发性的非户籍迁移实际上一直未被政府真正接受。人们通常将非户籍迁移人口看作迁入地的临时居民，认为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最终将迁回原籍，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移民。上述制度及观念，是造成我国学术界一直拒绝将非户籍迁移的“流动人口”作为真正的迁移人口看待的深层原因。
当前，流动人口已成为迁移人口的主流。在流动人口中，已有很大一部分已成为事实上的移民或者将要成为事实上的移民。根据我们的调查数据，在2006年北京市流动人口家庭户中，举家迁移比例达41.2％，被访者的平均居京时间为5.5年，57％的被访者居京时间在5年以上。在流动人口出现常住化和移民化趋势的情况下，仍将流动人口作为临时性迁移人口看待显然不合时宜。同样，将流动人口与户籍迁移人口不加区分，混同看待，也是不对的。毕竟仍有很大一部分流动人口是临时性迁移人口，他们的目的不是要改变永久性居住地，也许过几年他们就会迁回原籍或其他地方。因此，对流动人口的迁移趋向进行全面准确地测量成为流动人口迁移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
下面我们以“2006年北京市流动人口家庭调查”数据为例，构建城市流动人口移民度指标体系，并对模型进行拟合和评价。①
二、“移民度”指标体系的构成
对流动人口迁移趋向的测量，可以从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入手。客观方面主要是通过流动人口实际发生的迁移行为来反映。比如，常住地的变动、在迁入地的居留时间等。主观方面主要测量流动人口对在迁入地定居的态度或未来的打算。
本文提出“移民度”的概念用以说明流动人口的迁移趋向。我们认为，在判定流动人口是否已成为事实移民的问题上，不存在绝对肯定和否定的回答，也不能用单一的指标来反映。对大多数流动人口来说，是否已成为移民，或者是否将要成为移民，只有程度上的差别。对“移民度”的测量，应该采用多个层面的指标，既应该有客观指标，也应该有主观指标，这样才能全面、准确地反映流动人口的移民趋向。为此，我们将“移民度”指标体系区分为四个维度：行为、评价、动机和未来打算。
行为维度主要由与移民行为有关的客观事实指标构成。有以下3个指标：(1)居京年限。该指标主要反映被访者个人的迁移行为。居京年限越长，移民度越高；(2)在京家庭人数。该指标主要测量被访者家庭迁移程度。在京家庭人数越多，移民度越高；(3)是否在北京购房。购房是移民行为的重要指标。该变量为虚拟变量。
评价维度主要测量被访者对北京工作生活的主观评价，有两个测量指标，分别是：(1)工作满意度。问卷中的问题为：“您对目前的工作是否满意？”；(2)生活满意度。问卷中的问题为：“您对自己目前的生活水平满意吗？”。上述两个问题的回答类别在问卷中分别是5个(很满意、满意、一般、不满意、很不满意)和3个(满意、一般、不满意)。为了便于比较，统一调整为三个类别(满意、一般、不满意)，分别赋值3分、2分、1分。
迁移动机则由10个题目组成的量表来测量(见表1)。每个题目的回答类别分为三个等级。这三个等级，按照移民倾向强烈程度由高到低的方向，分别赋值3分、2分、1分。首先，根据回收的2480份有效答卷，计算量表中每个题目的分辨力系数。每个题目的分辨力系数的计算方法是，量表总分最高的25％被访者在该题目上的平均分与量表总分最低的25％被访者在该题目上的平均分之间的差值。
然后，将量表中的10个题目按照其分辨力系数由高到低的顺序排列，结果见表2。删除分辨力系数小于1的后5个题目。得到反映被访者迁移动机的5个指标(表格中的前5个题目)。
未来打算主要测量被访者长期居住北京的意愿。问卷中的问题为：“假如现状不变，您打算在北京长期居住吗？”。
由此，我们得到反映流动人口“移民度”的指标体系(见图1)。
图1 流动人口“移民度“指标体系
三、“移民度”指标体系的效度与信度
1、效度评价
采用验证性因子分析方法对指标体系进行效度评价，需进行三个方面的检验：(1)违规估计检验，若模型拟合结果出现不恰当的解，必须加以处理，否则后两种检验是无效的；(2)整体模型拟合度检验；(3)单个指标的效度检验。[4]273
违规估计主要包括三种情况：(1)负的误差方差；(2)标准化参数是否超过或过于接近1；(3)过大的标准误差。从模型估计结果看，并不存在上述三种违规估计情况(见表2)。
从整体模型的拟合指标(见表2)可以看出，模型与数据的拟合情况良好。尽管整体模型的卡方检验结果显著(卡方值=242.237，自由度=41，P＜0.001)，但模型的三个主要拟合指标NFI、TLI、CFI均大于接受值0.90。近似误差均方根RMSEA=0.044，达到低于0.05的标准。这些拟合指标均说明，“移民度”指标体系的整体模型具有良好的建构效度。
从单个指标的检验结果看，所有指标的因子负载系数均具有很高的显著性水平(见表2)。因此，所有14个指标(包括3个一级潜在因子)都可以有效地作为其上级因子的指标。
2、信度评价
在验证性因子分析模型中，各指标的确定系数
反映了其信度大小。它是各指标总方差中由其上级因子所解释的方差比例。表3给出了单个观测指标的信度与潜在因子的建构信度。在所有观测指标中，“是否在京购房”的信度明显过低，其值仅为0.079。说明是否在京购房不能稳定地指示“移民度”的高低。可能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样本中在京购房人数太少(仅87人)，二是在当时北京楼市过热的情况下，不能排除一部分流动人口的炒房嫌疑。在其他观测指标中，生活满意度指标以及“我喜欢这个城市，再苦再累，我也愿意留在北京”指标的信度较高，接近或超过0.5的接受标准。其他观测指标的信度略微偏低。这说明，“移民度”指标体系的单个观测指标的信度有待改进。在所有潜在因子中，“行为”因子的建构信度仅为0.083，明显过低。主要是由“居京年限”指标的测量误差的方差过大造成的(见表2中误差项e1的方差)。但其他潜在因子的建构信度均超过了0.60的接受标准。
其中λ=观测指标在潜在因子上的标准化系数；θ=观测指标的测量误差。
以上检验结果显示，“移民度”指标体系具备良好的因子结构效度，可以基本确认“移民度”指标体系的内在结构由行为、评价、动机和未来打算4个维度构成。在信度方面，“是否在京购房”指标的表现较差，其他测量指标表现尚可。除“行为”潜在因子的建构信度较差外，“评价”、“动机”、“未来打算”因子的建构信度均达到接受水平。总之，本文所建构的“移民度”指标体系已通过了调查数据的检验，达到了基本的效度和信度要求。
四、“移民度”指标体系的内在结构与权重
上述效度和信度检验确认了“移民度”指标体系内在结构的合理性。接下来需要研究的问题是，各观测指标对其上级潜在因子的负载大小以及这些潜在因子对移民度的因子负载大小如何。因子负载大小决定了“移民度”指标体系的内在关系及权重结构。图2为“移民度”指标体系的路径参数图。图中箭头线上的数字为标准化系数，矩形框和椭圆上方的数字是相应观测指标及潜在因子的确定系数()。该图显示，在行为、评价、动机和未来打算四个方面，迁移动机对流动人口“移民度”的体现作用最为突出，因子负载高达0.92，以下依次是未来打算(0.59)、评价(0.41)和行为(0.38)。在行为维度，“居京年限”和“在京家庭人口”的因子负载较高，“是否在京购房”的因子负载较低，说明作为移民度的指示指标“居京年限”和“在京家庭人口”比“是否在京购房”更好。在评价维度，工作满意度和生活满意度均具有较高的因子负载，说明二者都是“移民度”的较好指标。在动机维度，与其他指标相比，“我喜欢这个城市，再苦再累，我也愿意留在北京”以及“即使北京户口解决不了，我也要在北京生活下去”对“移民度”具有更强的指示作用。
图2 流动人口“移民度”指标体系路径参数图(标准化参数)
根据上述因子分析的参数估计结果，可以计算出各测量指标的权重(见表4)，从而得出“移民度”指标的计算公式。即：
五、小结
根据前面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到如下结论：
1、流动人口“移民度”指标体系可以分为行为、评价、动机和未来打算四个维度；
2、统计检验表明，流动人口“移民度”指标体系具有良好的因子结构效度，大多数测量指标及潜在因子具有较好的信度。个别测量指标(是否在京购房)及潜在因子(行为因子)的信度有待进一步改进；
3、在对移民度的指示作用方面，动机维度的测量指标最为突出，未来打算、评价和行为维度的测量指标次之。
注释：
①抽样方法及样本构成的具体描述参见参考文献[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