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民族大学藏学研究院
[摘要]语言变化一般出现两种情形：一是语言内部规律所引起的演变；另一个是语言接触发生的变化。一般而言，族群接触与语言接触过程中强势民族的文化对处于弱势民族文化势必会产生较多影响，包括语言影响、语言兼用或语言专用等。民族语言和民族历史不是各自孤立地存在，而是紧密相关。由于土族没有自己的文字，所以相关的史料记载也很少。但是土族却完整地得到了保存，土语有三大方言区互助、民和和同仁等的土语。虽有差异，但大同小异，其中土语与蒙古语、东乡语、保安语、东部裕固语等族语言有较多同源词，土族语中也有较多藏语和汉语的借词。为此，研究土族语借词，对于识别他们的语言亲属关系和文化认同及文化意蕴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关键词]借词；文化认同；关系；
前言
民族语言是民族传统文化的核心载体之一，如果语言消亡了，使一个民族得以延续，发展的有效载体也将会不存在，那么这个民族何以维系？语言是群体加强凝聚力，产生群体自我认同意识的有力工具，民族语言除了其特定的人际交流、沟通、文化传承等功能外，还是重要而必不可少的群体心理凝固剂和聚合物。历史上民族实体之间因政治决策，社会变动或其他原因如自然灾害、族群迁移等因素导致的文化接触及文化融合，往往会使民族间的文化发生涵化，热贡土族便是典型的例子。现代热贡土族语中保留着较多的外来借词，如藏语借词、突厥语借词等。对于热贡土语而言藏语借词比重较大；占第二位的是蒙古语借词，突厥语和汉语等其他语言的借词相对较少。[照那斯图.土族语简志[M]北京:民族出版社.1981]热贡“五屯”土族语分为两个体系：吾屯语为一种；年都乎、郭么日、嘎洒日为一种。相比之下，吾屯语是一种夹杂汉语、藏语和土语的混合语。
一、热贡土族的分布及现状
土族主要聚居在青海省，为青海省五个世居少数民族之一。青海省共有土族163600人，占全国土族总人口的85.5%.占全省总人数的3.65%.据1980年统计，人口约十三余万；1990年全国土族共有192568人.土族主要分布在青海省互助土族自治县、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黄南藏族自治州同仁县和乐都县，其余散居于全省。[国家统计局.青海省1990年人口普查资料[Z].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92] 土族有自己的民族语言，有些人认为土族属阿尔泰系蒙古语族。现代土族语，分互助、民和、同仁等三大方言区。青海互助、大通、乐都等属于互助方言。青海民和及甘肃积石山等地的土语属民和方言。青海同仁县的“五屯”（四寨子）土语属同仁方言。同仁方言便是今天所讲的热贡土语，同仁是新中国成立后使用的县名，热贡才是该地区通用的名称，因此笔者便把土族同仁方言称之为热贡土族方言。热贡土族加之长期被藏文化所包围和隔绝，与当地藏语关系密切，除使用藏语外，还使用汉语和蒙语。当然其他地区的土族也是兼用汉语和藏语，还有少许的蒙语。土族历史上没有文字传世。一般使用汉文及藏文。据《热贡族谱》记载：“元朝统治该地区时，为了培养汉藏蒙翻译人员，热贡“五屯”土族为重点培养对象，不仅如此，热贡土族千户，必须精通藏蒙汉土四种语言。因此下层百姓也相应的学习三门语言，便形成了热贡土族特有的方言。”[嘉匝格西.热贡族谱[M].青海民族出版社.2004.p68]现如今青海热贡土族的文化认同随宗教信仰而逐渐向藏族靠拢，另在历史的长河中，该地区政权更替频繁不断。所以土族语热贡方言中的借词大体受两种文明的影响，其一、从精神世界而言，热贡土族语方言中佛教词汇是非常之多。其二、从物质世界而言，生产方式中的数词主要以蒙语为主。以下主要从藏语佛教词汇及蒙语数词出发，浅析热贡土族的借词与文化认同及文化内涵关系。
二、物质生活及精神生活中的借词
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同仁县“五屯”（年都乎、郭么日、尕洒日、吾屯上下庄、保安下庄）土族地区的土族语融有较大比例的藏族借词，其中吾屯上下庄的土族语较为独特“桑格雄语”，其特点是一种融有汉语、藏语语土族语等三种语言的混合语，村民的认同在众多情况下较多认同于藏族，现在更多的村民其身份认同倾向为土族，然而由于受藏传佛教的深刻影响，在其文化认同方面出现较强的藏文化认同；吾屯土族的文化内涵则显示出更多的汉文化特点，村民的汉语一般较为流利，民俗事项有很多汉族地区的风俗习惯。“五屯”土族一般在村庄内部交流使用本地土族语，族际之间交流则较多地讲安多藏语、青海话或汉语普通话。其他“四屯”均受藏文化的影响，文化认同及文化内涵更多倾向与藏族。为何出现这种情况，其主要原因是政权不断更替的缘故。热贡土族的政权更替中影响较为深刻的以元朝及明朝为主。从物质生活及精神生活中可以得出该结论。对热贡土族的借词来源及形成简单分析的话，从历史文献中可以得到比较明确说法。在明朝万历年间，据《同仁县志》记载：“洪武四年（即1371年）修建保安城堡，分兵屯田。”另外《循化志》记载“明初立河州卫，分兵屯田。”[同仁县志编篡委员会编.同仁县志（下）[Z].三秦出版社，2001.p456]或“永乐四年都指挥使刘钊，奏调中左千户一所，贵德居住守备，仍隶河州卫，保安其所属也。贵德共十屯，保安有其四。”[同仁县志编篡委员会编.同仁县志（下）[Z].三秦出版社，2001.p4457] 可以知道明初热贡地区出现了屯兵制度。又据《安多热贡历史广说》记载，热贡地区主体民族为赞布时期，守卫疆土的赞布军队后代，由热贡万户统治该地区。另外据《热贡族谱》记载，屯长所在地保安镇及热贡万户所在地隆务镇在历史的长河中发现过很多纠纷。因此不难推断，从河州卫发配的任职官员抵达此处时并无实权，与当时掌管此地的热贡万户争权夺利是毋庸置疑的实属情况。
期刊文章分类查询,尽在期刊图书馆明万历年间，热贡地区，战火不息，纠纷不断，部落与部落、村庄与村庄之间，存在很多矛盾，所以无论是崇拜神祇还是日常用不一样也是较为正常的社会问题。在热贡隆务河畔这种各族文化、经济、民俗相互融合而存的地带，用神的力量统治一方水土便是上上策。在公元十六时期，热贡万户拥护及尊崇夏日仓更登尖措，夏日仓在热贡弘扬佛法之时，该活佛理念为“任何教派一视同仁”。这时期，便是藏蒙汉土等四种民族融合及信仰统一的一个重要分水岭，另外夏日仓更登尖措的众多饱学之徒，被热贡各个村庄所接纳，成为了各个村落的“无尚”上师，甚至较多徒孙在有些村庄修建格鲁派寺院而弘扬佛法。
从物质世界而言，元朝之时，热贡土族语在社会生产使用的语言大体为蒙语，从如今的土语数词能说明该问题，如；一是[nə ɡə]、二是 [ʁɑr]、三是[kʁə rɔ]、四是[te rɔ]、五是[thaoŋ]、六是[tɕər ʁoŋ]、七是 [to loŋ]、八是 [ȵi mɔ]、九是[yər soŋ]、十是[hab rɔ]。虽然发音方面有所差异，但该数词确实是蒙语。当一种语言的数词在人民社会生活中出现时，足以证明该语言在该地区的影响及传播。从精神生活而言，清朝乃至以前，藏传佛教的传入及其侵染,全民信仰藏传佛教，从现有语言中的借词，足以能看到佛教的盛行状况及影响。如：[ɕam pa]、 [nɡon po]、[dʐɔ ma]、[hton pa]等是佛教中弥勒、怙主、度母、释迦摩尼的藏语发音，还有地方神祇[hȵən tɕhən]、[hma tɕən]、[ɕa tɕhoŋ]等是热贡藏族中的世间生灵名称。
还有其他的汉族借词，如二郎神，明万历年间二郎神在藏传佛教的影响下，任职官员所崇拜之神极有可能是二郎神，因此任职官员逝世后，当地民众便把任职官员及官员所崇拜的二郎神混为一谈，形成了现如今这种各式各样的神祇名称，如年都乎的“果姆日郎”，笔者认为“果姆”理应为当时任职官员的名称，而“日郎”应该是“二郎”的音转，“er”与“re”相互音转中本音应该为“er”。故此称之为“果姆日郎”。另外郭么日的“百化日郎”、尕洒日的“万腾左何日郎”、尕则敦的“百总日郎”、哈拉巴图的“弘岩日郎”、东干村的“金子日郎”，中的“百化”、“万腾左何”、“百总”、“弘岩”、“金子”应该为当时该屯兵之地任职官员名称，“日郎”为“二郎”的音转。所以从这些借词也能看出，热贡地区土族文化是一种较为多样的混合型文化。
三、文化认同与“文化内涵”关系
从土族语借词研究发现，制约区域语言关系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如政治、经济、人口及其分布、社会发展水平、民族关系、文化教育、民族心理、宗教信仰等，有时多种因素综合地、不同程度地影响着语言关系。在跨区域跨民族的交往中，我国的语言关系呈现双向、互动的架构。费孝通在他和王同惠合译的《甘肃土人的婚姻》（1998）一书中提及该书作者比利时神父许让为何觉得土族比藏族更能引起他的兴趣：从甘肃西北部沿祁连山脉向南延伸到沿甘肃边界和四川北部的狭长地带。在这里居住着一连串人数较少的民族：裕固族、保安族、土族、东乡族、撒拉族以及羌族等，他们夹在汉族、藏族、蒙古族和回族等人数较多的大民族之间，他们的语言、宗教和生活方式都各自具有其特点，同时又和上述的较大民族有密切的联系。[费孝通,王同惠,合译.《甘肃土人的婚姻》[C]. 沈阳: 辽宁教育出版社, 1998] 费孝通谈到类似土族、保安族、裕固族这样一些处于民族走廊里的一些人口较少民族，被夹在汉、藏、蒙古、回等人数较众的大民族之间，处于大民族边缘之间的群体的生活境遇与文化遭遇，他们往往处于大民族之间的边缘地带，受到外来的影响很深。但是这样民族走廊带中也有一些极为独特的族群，如四川省西北部平武、松潘一带被成为“白马藏族”的族群共同体，他们自认为和藏族不一样，语言不同、服饰不同、也不信藏传佛教，显得卓尔不群，其文化特点也是特立独行。这些问题也不断在困扰着费孝通和他的同仁们，美国学者欧文拉铁摩尔在《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1989年）一书中提出的“过渡地带”这个概念也许有助于廊清关于民族走廊地带的众多民族间的彼此接触与相互影响的历史事实。他认为，在讨论中国边疆的时候，我们必须分辨边疆与边界这两个名词。地图上所划的地理和历史的边界只代表一些地带——边疆——的边缘。[拉铁摩尔.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1997: 384]在拉铁摩尔看来，线状边界概念中的限制或隔绝意义，会渐渐变得缓和中立，而且这种边界也会从一条物理边界本身转变为便将地带的人群。当然，他更加关心的是由于一个不太明显的“过渡地带”的存在，对于类似于罗马帝国的“野蛮附庸”和古代中国的“进贡蛮邦”模式对于边疆社会与边界维持政策的现实意义。[拉铁摩尔.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1997: 384] 总之热贡土族由于精神生活与藏传佛教相联系，所以文化认同上向藏族靠拢，但在文化内涵上既有藏文化也有汉文化，还有蒙古文化等。
结语
在历史的沧桑变迁中，社会的统一和分裂对民族语言带来巨大的影响，民族迁徒的历史和民族间接触、交流的经历，也使得民族文化传统发生变化或某种程度的变异。从热贡地区的历史沿革以及民族迁徒的历史记忆可以得知，这一地区在时空的坐标中曾经有郭剧烈的民族变动或频繁迁徒历史。一方面是人数众多的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生息繁衍，呈犬牙交错式的交汇；另一方面是中国北方各民族语言及其变化在相互影响、相互交融，即所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变异体。因此从热贡土族语借词，我们依稀能看到该民族的文化认同及文化内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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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同仁县志编篡委员会编.同仁县志（上、下）[Z].三秦出版社，2001
论文作者:万玛本
论文发表刊物:《语言文字学》2017年6月
论文发表时间:2017/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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