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权主义批评者眼中的纳撒尼尔#183;霍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女权主义论文,尼尔论文,批评论文,眼中论文,霍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本世纪兴起的女权主义文学批评，是文学论坛中颇具颠覆性的革命，它从全新的角度审视文学史，文学现象以及经典作家和经典作品，在同样的文本中提出了全新的问题，发现了全新的意义，得出了与历史定论大相径庭的结论，并且揭示了文学领域中向来被忽视的层面。
美国浪漫主义小说家纳撒尼尔·霍桑正是吸引女权主义批评者的一位。他的作品成为女权主义阅读的有效文本。女权主义批评者所关注的焦点：1，他的个人生活，他的祖母、 母亲及父辈与他的关系及对他心灵的影响；2，他在生活中与他的关系及对他心灵的影响；2，他在生活中对待妇女的态度以及他与妇女的关系；3， 他何以不断返回祖先的历史，沉缅于父辈的回忆之中，又如何看待自己的父辈祖先？4， 他在自己的作品中如何表现妇女，并在何种程度上认同或否定了他的祖先及他的时代的女性观念；5， 他是否在自己的小说中忠实地描写了十九世纪妇女的真实，他是否也参与了他的时代父权神话的创造，在小说中将妇女浪漫化或理想化，或者表现其父辈及同时代公开与暗含的“厌女”意识？
众多关注霍桑的女权主义阅读从不同的角度，采用不同的方法，诸如细读法、结构分析、心理分析、社会历史学方法，或将诸种方法结合，对这些问题进行了深入细致地研究。使霍桑的女权主义批评众彩纷呈，难以将其归入某一绝对的体系之中。美国纽约市立大学英语教授路易斯·狄瑟佛将近年来对霍桑的女权主义批评概括为六种类型。
一，运用细读法，或者对霍桑的作品进行结构分析，探索霍桑作品中的“厌女”意义。这类批评继承了凯特·米力特《性政治》所确立的女权主义批评态度，她最早系统地分析了文学中一直被忽视的厌女主义。朱迪斯·弗特莱在《抗拒的读者》一书前言中，首先确立了她的基本前提：在父权社会中，妇女被教导象男人一样思考，用男性的观点界定事物，接受男性的价值系统，而这个系统的中心原则之一便是“厌女”。她分析了霍桑的《胎记》（The Birthmark）， 认为这个故事表现了“消除妇女的美国梦”。在这个故事中，主人公爱尔默是一位科学家，为了让他美丽的妻子乔治·安娜的形体更加完美，便说服她允许自己把她身上的一个胎记去掉，胎记去掉了，妻子却死了。丈夫爱尔默随心所欲拿妻子乔治·安娜作实验，致使其死亡，仅仅因为她是一个女人，是自己的妻子。在弗特莱看来，将妇女理想化的前提正是对女人的不满和深刻厌恶。然而爱尔默对妻子的随心所欲及其厌女意识却被他趋于完美的理想主义所掩盖。
二，在其他男作家对女性人物的表现这一语境中，考察霍桑的作品及妇女形象。这一类批评以朱迪斯·弗莱尔、 温狄·马丁和乔依斯·W·沃伦为代表。 弗莱尔《夏娃的面貌——十九世纪小说的妇女》（1976）分析了十九世纪美国小说的各类妇女形象， 认为她们基本是夏娃形象的变种，她以引诱人的妖妇，美国公主、强有力的母性和新女性四个主要类型出现，弗莱尔分析霍桑的女性形象，将她们归入这些类型之中，她认为霍桑作品的妇女基本是夏娃的延续或变种，她们是美丽的引诱者，是妖妇，对男性具有巨大的危险性。如《拉波西尼的女儿》中的阿特丽斯。拉波西尼，美丽动人，无真无邪，住在大花园里，可是花园里充满了毒气，她身上也带着毒素，她的毒素威胁着每一个接近她的男人。《红字》中的小珠珠则天生是罪恶的产物，是“从一种茂盛的热情中开放的一朵可爱的不朽的花”。她身上蕴含着某种阴暗、狂野、多变、喜怒无常、绝望、反抗、轻浮的特质，她的叫声和不可解的巫婆的咒语极其相似。作者在对小珠珠的塑造中，无数次地运用了“妖精”、“精灵”、“巫婆”、“魔术”、“咒语”、“罪恶”、“激情”这些术语。她身上充满了浓郁的妖气。另一方面霍桑也塑造新妇女形象，但与其他男性小说家相似，他所“创造的不是女人而是歪曲的模仿”。霍桑小说中强大的女人，都是异常的，背离了社会准则和妇女的天性，与引诱人的妖妇一样，这类妇女对社会同样具有巨大的破坏性和威胁性，她们破坏社会秩序和两性的既定行为。弗莱尔认为，霍桑认同了他的时代普遍的妇女观念。
另一位评论家温狄·马丁在《新世界中的勾引与背叛》中，分析了霍桑的小说及其它美国作品，认为他们将妇女视为道德低下的造物，被自己的激情所控制。如果他们背离了男人和上帝的法律，她们命定要过悲剧性的生活，几位女性主义批评者都在霍桑小说中“新妇女形象”的分析中殊途同归地认为这些形象的塑造及其命运的悲剧性，反映了男性视女性的愈越规范为对男性、对社会，甚至是对人类种族的威胁，表现了男性对不守规则及强大女性的恐惧。
三、以尼娜·贝姆和格劳瑞亚·C·艾丽奇为代表的批评家， 则考察了霍桑在生活和作品中如何对待妇女的问题。她们提供了运用心理分析方法对霍桑的生活及作品进行研究的有效实践。在《家庭主题和霍桑的小说》中，格劳瑞亚分析了霍桑对待妇女及性关系的态度，指出霍桑小说中不断重复的剥夺母性、丧失父母、被强大的、阴险的男人所控制，把妇女写成圣女或妖女这些主题都能在霍桑生活的特殊语境中找到原型。格劳瑞亚认为，霍桑之所以塑造了既是性的诱感者同时又是性的禁忌者（如海丝特·白兰）的妇女形象，是由于霍桑对其妹爱布（Ebe）神秘的爱情以及对这一爱情自发的压抑和禁忌。另一个原因是霍桑通过阅读历史及家谱对其祖先的历史中兄妹乱伦的事迹及当时对他们进行的严厉惩罚十分了解。而瓦尔特·赫伯特的《小珠珠和霍桑的女儿：文化诗学论文》则分析了小珠珠这一形象的塑造与霍桑本人对其女儿尤娜（Una）的态度之间的密切关系。不论是小珠珠还是尤娜， 都不具有霍桑所认为的女性天生的感性和同情心。霍桑曾说，尤娜不能使自己服从自然的规律，她的本质是美丽杰出的，但一切都是无序的。霍桑对他的女儿深感不安，这是十九世纪早期在美国女孩子的教育和抚养的焦虑。
四、考察霍桑生活中的妇女，特别是他的母亲及妻子对他文学创作的影响。
有些评论者或者控诉霍桑的母亲在霍桑生活中的作用是“荒唐”、“有害”的，或者干脆否认她对霍桑的影响。尼娜·贝姆在《纳撒尼尔·霍桑和他的母亲》中，从实证的角度否定了这些观点，并向传统的偏见提出了挑战：即男性文本派生自男性传统和男性影响，如果妇女对男人的生活有影响，那也是一种反面影响。尼娜认为，霍桑在母亲死后不久便开始投入《红字》的创作，这部作品深受母亲死亡的影响，霍桑将他母亲的真实生活转化为虚构的海丝特·白兰的生活经验，她象霍桑的母亲一样，被社会抛弃，独自抚养自己的孩子，霍桑将这部作品作为对母亲的挽歌以纪念母亲。因此，海丝特·白兰这一形象应该放在霍桑的母亲对他本人生活影响的语境中理解。尼娜·贝姆进而从两性关系，特别是女性对男性的态度方面，分析了霍桑作品前后主题的变化，她认为，霍桑的早期作品中，探索了男性否定或拒绝与女性相关的本质，如温柔、幻想、直觉、爱以及自我的神秘等品性而遇到的情况，而当霍桑逐渐认识到男人如何对待女人影响着女人的生活时，这一主题发生了变化。他开始探索在男性神话压力下妇女思想的被歪曲，真实地反映了当时妇女的处境，即“妇女生活的奴隶性”，表现对妇女的同情，然而，霍桑并不是一位女权主义者，他也并不关心社会秩序的变革，他不相信社会变革和进步的可能性，在这方面，他是悲观主义者，因此，他也不相信妇女运动的改革力量。
五、在美国占主导地位的神话语境中，考察、评析霍桑的作品。
这类批评认为，霍桑对妇女的态度及女性人物的塑造反映了美国社会对妇女的态度：如或者将妇女理想化为“天使式”的家庭妇女，或者视为资本主义社会的消费品，通过完善道德实现理想的婚姻；或者无视其存在。另一方面，以乔依斯·W·沃伦为代表， 则从霍桑对美国文化的普遍观念出发，分析霍桑的女性人物。沃伦在《美国的自恋者》指出，在考察霍桑对女性人物的评价时，应该考虑到霍桑对男性人物的评价。她认为，霍桑的小说不同于同时代其它男作家的作品。他的作品处于“美国文化的主流之外”，他批判美国式的个人主义、乐观主义和以他人为代价的自我中心。因此，从这个意义上，霍桑否定了女性任何形式的自我意识、独立思想和无视传统妇女道德——献身丈夫和家庭——的表现。
最后，不同于以上几种女权主义立场对霍桑的批判倾向，另一些批评家把霍桑的作品看作妇女权力的表现。尼娜·阿尔巴赫的《妇女与恶魔》认为：虽然十九世纪文学塑造并赞扬温柔的、被压抑的、脆弱的、无我的妇女，但另一方面也塑造了另一类具神秘力量和可怕权力的妇女，她们是时代的继承人和自己种族的拯救者，海丝特·白兰正是这类妇女，她是一个反抗者的缩影。“一个女权主义的天使”。
在这些女权主义批评的基础上，路易斯·狄瑟佛在其《纳撒尼尔·霍桑——一种女权主义阅读》（1987）这一论著中，系统地论述了在霍桑的阅读中所提出的诸种质疑，她不仅重新诠释了霍桑的经典之作，而且对一些历来被正统批评认为成熟的作品，如第一部小说《范肖》也进行了分析。总体地讲，路易斯对霍桑的立场和态度是颇具女权主义批评意味的。对于霍桑之不断返回到新英格兰这个清教专制、父权意识突出和女巫迫害的年代这一现象，女权主义批评者都十分感兴趣。她们感兴趣的不仅是新英格兰时期这段历史文化，而且霍桑作为男作家，他与父权文化、与父辈的关系及其对后者的态度这一同样吸引着许多女权主义者的问题提供了有效的研究文本。路易斯运用实证的方法，从霍桑的童年生活，他与女权主义者的实际关系以及《红字》等作品的叙述策略，对这一现象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
霍桑一生都与妇女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霍桑的曾高祖虽是萨拉姆镇上的望族，但是，其祖父和父亲与同时代的名门望族相比，却不大成功，霍桑四岁时，父亲便死去，由于经济拮据，母亲迁居娘家。霍桑在缺乏父亲的关照下成长，而他童年及成年后的经济状况和社会地位都表明他是社会的边缘性人物，他的这一处境与当时妇女的地位和法律上的无权继承财产及其父的早亡有直接的关系：父亲未给孀妇和幼儿留下什么，而母亲则除了依附于他人便无法生存。因此，霍桑直接体验了妇女低下、无权、无能的处境带来的生活困苦。另一方面，霍桑创作的主要时期，即《红字》、《七个尖角阁的房子》、《福谷传奇》及《大红宝石》等作品的创作阶段，正值十九世纪美国女权运动高涨时期，而在霍桑作为作家和外交家的生涯中，他结识了十九世纪许多杰出的美国妇女，她们直接或间接地与女权运动、女权斗争、废奴运动有着关系。通过她们，他了解了当时最深刻的女权主义思想，目睹了妇女为进入一向严禁妇女介入的公众生活领域而进行的努力，这些活动是对十九世纪美国妇女生活模式和无权，依附地位的挑战，霍桑的妻妹伊力莎白·皮博迪是波士顿超验主义派的活跃分子，而且在生活、创作及学术活动方面都是当时杰出的女性之一，她写了二十七部作品，她是美国第一位走上讲坛的女讲师。在她周围聚集了当时的思想家和作家，如爱默生、朗费罗等。她更是一位女权主义者，常在自己的家里举行女权会议。她安排霍桑与爱默生、朗费罗会面，而且她是第一位在杂志上识别出霍桑以笔名发表作品的人，并给当时的大出版商写信推荐霍桑，认为他是“美国第一位有才气的人”。伊力莎白超越了性别给自己的局限，生活得充实，幸福。另一位与霍桑关系密切的女性是玛格丽特·富勒，她是当时十分活跃的评论家、活动家、女权主义者。她在波士顿知识界成立了美学、文学小组和沙龙，吸引了许多“超验主义者”。她的历史著作《十九世纪的妇女》（1845）是美国第一部关于妇女的论述，涉及了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及性等问题。她认为：“世界不存在百分之百的男人，也没有纯而又纯的女人。”这部作品及作者本人的生活对后来的女权主义及当时文化界都有着深远而广泛的影响。
然而，作为男性中心社会的边缘人，作为深知妇女不幸生活、熟悉女权主义的霍桑并不因此而对女权主义支持或同情，相反却持批评态度。他也不因此而对父权专制有所抛弃，相反，在对待妇女的问题上，霍桑与其父辈祖先有某种程度的相似。
与富勒的作品发表后，他的妻子索菲亚在写给自己母亲的信中说：“如果她真正结了婚，她就不再会为女人的权利而迷惑。”路易斯认为这其实正是霍桑的观点。当富勒忽遇风暴全家遇难后，霍桑审察了富勒一生的全部观点，当他发现她有一个非婚生儿子时，他说：她本来可以使自己成为当时最伟大、最聪明、最好的女人，但到后来，她却依赖于那强大、深重、不可信的，而且在许多方面都有缺陷的罪恶的本性，因此，由于她所做的事情，她注定要早死。因为富勒逾越了一个女人的界限，她的本质是恶的。霍桑在他的小说中，塑造了一些违背女性道德的妇女，她们身上具有女权主义者或者他所熟悉的强大女人的某些特点，霍桑并非赞扬而是加以批评。在他看来，妇女处于逆境、孤独，都是由于她放弃了作为女人的本性，背弃了女人的自然角色。在《福谷传奇》中，霍桑总结到：妇女的女权主义思想总是与爱情的失败相关，她们并不是天生的改革者，她们既不能改变社会的秩序，也不能改变两性的定命。但由于不幸命运的压力而变成了女权主义者，齐诺比亚的改革行为就是由于她不能够实现她自然的女性角色，即爱一个人。
《萨拉姆公报》的安·霍金森是一位典型的女权主义者，也是一位主张宗教自由，反抗宗教迫害的妇女，她因此被逐出马萨诸塞州，霍桑将霍金森塑造为威胁社会而被社会放逐的女人，她在自己的土地上，表现了异常的思想症状，奇怪而危险。于是，在这块被上帝选择的土地上，她便找不到宁静。她最终受到惩罚，这是一个女人最坏的惩罚——失去丈夫。作者在对她受惩一段的叙述中，叙述者使读者加入了对她的惩罚。于是，路易斯说：“霍桑与他的祖先站在一起，如此执着寻找异端并粉碎它们。在霍桑的作品中，霍金森所受的待遇，与其祖先威廉·霍桑在历史中对待妇女的态度是一样的”。在这部小说中，霍桑形象地表达了他对富勒和皮博迪这一类妇女的否定态度的惩罚愿望。作为男人，霍桑否定一切女人的越轨行为这也体现在他对妇女的写作态度上。他认为妇女根本就不具备写作的头脑。妇女进入文学领域不仅是一种不幸，而且是一种罪恶，妇女写作的威胁性是巨大的，文学妇女是“沾着墨水的阿马宗”，将通过实际的压力排挤她们的男性对手、占有所有的领域。不论是霍桑塑造的理想妇女——天使式的妇女或危害性的女人——妖妇，都体现了当时占主导地位的妇女观念。他对妇女的判断标准也是宗教的虔诚、被动、从属、家庭化，这些被认为是女性的天性，因此，违背这些标准或者这种“天性”的结果是破坏建立在两性绝对差异之上的社会秩序。“异常”的女人会失去美德或男人的尊重，生活的幸福是短暂的，没有一个结局是好的。
虽然霍桑沉缅于父辈祖先的历史，试图为自己勾勒出缺场父辈们的形象，虽然历史为他提供的是不光彩的形象，他们集中体现了被女权主义界定为父权的特点：压抑、苛刻、残暴、专制、厌恶女人：约翰·霍桑将许多被控为女巫的妇女判处死刑，威廉·霍桑这个殖民地最可怕的法官，则用火刑、打烙印、绞刑和使人残废等手段维护道德。霍桑将其父辈祖先的恐怖写进了作品，同时也将他的幻想溶入其中。《红字》“海关”一章对父辈祖先的描述则在其不光彩中夹杂着自豪和羡慕：“朦胧缥缈”、“威武雄壮”、“庄严”、长着胡子”，披着黑貂皮、戴着尖顶帽的祖先”，“携带着《圣经》和宝剑，威风凛凛地踏着未经磨损的街道，经历了战争与和平，始终是一个叱咤风云的人物，——他的巨大成就绝非是我所能企及的。”同时，“海关”一章体现了霍桑对辉格党的攻击和报复，由于它，霍桑失去了海关的职务，霍桑被男性政客们抛弃和欺骗了。于是，他塑造了可恶的美国鹰的意象，然而，有意味的是这个象征着美国（男）人力量和权威的意象却是一只雌鹰。这是一头不幸的鹰，其特点是脾气不好，喜怒无常，它有胸脯不象人们想象的那样柔软、舒服、温情脉脉，它抛弃它的雏鹰，用带刺的箭给人造成痛苦的创伤，尽管人们在它的羽翼之下寻求庇护、但它却以气势汹汹的姿态、咄咄逼人地威胁着与世无争的社会，路易斯认为，由于生活的不幸而形成的愤怒引起了对公众潜在的、不可预料的、邪恶的攻击，这个意象的塑造蕴含了霍桑痛苦的“厌女症”。霍桑将男性官员、政客们对他失去职务以及自己社会的边缘地位应负的责任转移到母亲头上：将他的被解雇转移为母亲通过死对他彻底的抛弃与拒绝，于是，美国鹰变成一只雌鹰，一个坏母亲形象。
另一方面，在海丝特·白兰生活经历的表现方面，也体现了霍桑对父权专制文化的保留态度，霍桑深知早期法律对犯有通奸罪的严厉惩罚：公开鞭打，带上AD，将孩子夺走，然而，虽然霍桑声称小说的真实性，但《红字》却省略了鞭打和更加严厉的暴力惩罚，即使最严厉的法官也未对白兰进行过份的惩罚和迫害。真正残酷无情盼望着处罚白兰的，恰恰是一群以维护道德为名的女人，相比而言，男性法官要比女人们公正而且富有同情心。而白兰以强大力量忍受社会给予她的惩罚，甚至无视并美化这种惩罚，表明了实际上迫害的无效，于是，迫害她的清教文化的恶毒与残酷性缓减了。白兰最终成了胜利者，专制文化和清教法律的牺牲品并不是白兰，而是男性，是丁梅斯代尔牧师。作为清教政府、权力、道德、文化的代表，他是一个被害者而不是害人者。他的痛苦是一种美德，是来自于遵循道德的本性对自己的惩罚，他的痛苦比白兰深刻得多。于是，一个男性牺牲品取代了女性牺牲品。作品中真正被否定的对象也不是清教文化和法官，而是窥探他人秘密的齐灵窝斯，而他之所以如此冷酷，是由于未得到白兰的温情、忠贞，白兰没有尽到作妻子的责任，而这又是由于齐灵窝斯自身的畸形、老朽，对所谓知识的追求，对白兰欲望的忽略。
路易斯·狄瑟佛的分析否定了霍桑的评论中认为霍桑逃脱并批判父权和清教文化以及对父祖先的否定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