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与希特勒关系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希特勒论文,蒋介石论文,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中国现代史上，蒋介石和德国的希特勒（Hitler）两个人常被联系在一起：蒋介石一意仿效希特勒，要在中国推行法西斯主义。这是写入教科书的不易之论。那么，历史上两人究竟是什么关系呢？有人言之凿凿，却也拿不出直接而又确实的证据来，这更使他们的关系增添了一层神秘的面纱，扑朔迷离。
为寻找历史真象，笔者遍查有关的中外文献论著，包括：德国郭恒钰、罗梅君教授根据德国外交部重要档案编成的《德国外交档案：1928～1938年之中德关系》（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1年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德外交密档（1927～1947）》（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国现代政治史资料汇编》（油印未刊稿）、美国柯伟林教授的《德国与中华民国》（中国青年出版社以《蒋介石政府与纳粹德国》为名于1994年出版中译本）、吴景平教授《从胶澳被占到科尔访华——中德关系1861～1992》（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国民党中央党史委员会编《中华民国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期间》中第三编《战时外交》（1981年9月出版）等等。其中的资料不仅透彻地反映了中德关系的真象，更有四封蒋介石与希特勒间的私人通信。这些信或许不是两人间联系的全部，但毕竟为我们揭开了那层神秘面纱的一角。
在叙述蒋介石与希特勒关系之前，有必要先概述一下当时中德关系的基本状况。
一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成为战败国。除巨额赔款外，其军队规模受到严格限制，与军事有关的工业也受到毁灭性打击。而德国国内以军队和重工业界为代表的势力，念念不忘恢复军备，他们利用凡尔赛公约的漏洞，通过开拓全球市场，向各国输出军事顾问和武器，储备军事人才和保持军备生产能力，恢复破败的经济。同时，他们又广泛地寻找战略物资和原材料的提供国，中国是其重要的目标。1933年希特勒上台后，加紧进行称霸世界的战争准备，也加快了开拓世界（尤其是远东）市场的步伐。
在中国，国民党1928年统一全国后，提出“废除不平等条约”的主张，要求外国能以平等姿态资助其完成“国家建设计划”。蒋介石还面临着以武力镇压政治军事反对势力、消灭共产党和准备对日作战的燃眉之急，因此，争取外国的军事援助迫不及待。
除了双方急切的现实需要外，蒋介石力争与德国合作是有相当基础的：蒋对纳粹组织及其有效地在全国建立独裁统治很是推崇，对德国在战败后的迅速崛起甚为钦佩，汪精卫、胡汉民、孔祥熙、宋子文、张学良、翁文灏等一大批国民党要员都曾赴德考察，此其一。当时双方都处于摆脱困境重建国家的相似地位，正如蒋介石给希特勒的信中所称“吾两国国势相仿，目的相同”。德国是唯一在华没有特权的大国（一战后被迫放弃），两国的需要又有互补性：德国的经验、军事人才和武器装备恰是中国所缺，中国产的钨、锑等战略物资和巨大的市场潜力又是德国所急需的，此其二。因而，当蒋介石的请求在英美等大国面前频频碰壁后，沮丧之余，就全力争取德国援助。1928年，陈仪为首的考察团衔命赴德考察军事，陈仪随行带有蒋介石致德国总统兴登堡（Hindenburg）的亲笔信，蒋在信中“请求中德两国的更广泛合作，尤其在经济领域”[①a]。
中德关系在抗战前的中国对外双边关系中是最为密切的，双方合作富有成果。德国通过派遣军事经济顾问和输出武器及工业设备，给予蒋介石政权在军队整训改编、“剿共”战争、对日作战准备、以至重工业和交通建设、教育等方面以很大的帮助与影响。而中国提供的大量原材料，也在德国经济崛起和军备重建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928—1938年间，德国和中国保持着紧密的联系，有学者甚至提出，对蒋介石政权来说，“这是德国影响中国的十年”[②s]。
当时，德国在中国有一个颇为庞大的军事顾问团，帮助蒋介石整顿训练军队，到各级部队充当教官，在作战中出谋划策。此顾问团的地位很微妙，是没有官方身份的“官方”使团：为逃避凡尔赛条约的限制，其成员是“退役军官”，由德国国防部推荐来华。他们被配置于中国各级部队，权力较大，尤其是几任总顾问塞克特（Seeckt）、佛采尔（Wetzell）、法肯豪森（Falkenhausen）对蒋的建议也远超出了单纯的军事范畴，包括不少政治经济的内容。中德政府间并无任何协议，军事顾问们是接受蒋介石个人的聘请，只对他个人负责，“也未成为超离蒋介石控制之外的力量”[③a]。
为保证在华经济利益的发展，德国在中国建立了“工业产品商贸公司”（根据其德文简称“Hapro”音译为“合步楼”），由政府派军火商克兰（Klein）为正式代表来主持。“合步楼”与中方的资源委员会、中央信托局等单位开展了以中国农矿产品换德国工业品武器、建立飞机制造厂、钢铁厂和轮船公司等项目的合作，其中尤以中国的钨、锑矿砂交换德国军火的“易货贸易”最为两国重视。克兰也曾向蒋介石提供了不少建议。
二
大约在1935年底，克兰写报告给蒋介石，分析中德进一步合作的可能性，提供加强两国关系的建议。克兰建议中的一条是要求蒋亲笔写三封信，“一致德国领袖希特勒先生；一复德国国防部部长柏龙白上将；一复德国经济部部长沙赫特博士”[④a]。以此让蒋表示对两国关系的重视。此前柏龙白（Blomberg）和沙赫特（Schacht）都已给蒋写过信，对中德友好合作“表示莫大兴趣”，而希特勒只是通过塞克特表达了愿通过易货贸易的经济途径来“赞助”蒋介石的建设计划。从克兰所用的“致”和“复”差别，可知此前蒋和希特勒似乎尚无直接的通信关系。
蒋介石接受了克兰的建议，在1935年11月23日致信德国军事总顾问塞克特，渴望加强两国在政治、经济、军事诸方面的全面合作，并提出了具体的要求。与此同时，他还给希特勒及德国国防部长、经济部长各修一书，托塞克特转交。可惜此信无从查找，详细内容不得而知。不过从其后希特勒的复信看，大致应与蒋给塞克特信的内容大同小异。
蒋介石的呼吁并未立即得到回应。1936年，中德两国易货贸易合同签字，正式生效时，蒋介石又借贺希特勒寿辰之际于4月13日致信希氏：
德国总理希脱拉先生勋鉴：先生寿辰在迩（四月廿日），敬以充分诚意遥致庆贺。先生为德国力增光荣，时深钦佩。近时对于德华两国间经济合作热心主持，合同现在签字，使国交益敦亲睦，建设得有基础，尤为欣慰，特致谢忱，敬希察照。[①b]
在蒋介石发出第一封信半年后的1936年5月13日，希特勒始给蒋回信，内称：
塞克脱上将转来去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大函一件，至为欣感。钧座决定与敝国友谊合作，以实施建国事业，尤希（中文译希特勒之自称——引者）引为幸慰者也。希于钧座勋业倾仰已久，关切亦深，尤愿竭尽绵薄，以资推进之助。中德两国之货物互换，实给予两国经济进展以莫大裨益，获蒙钧座异数关垂，谨为申谢。
贵代表团由顾振先生之导领，希获与之接席劳问，藉审钧座对于经济合作之感想，鄙见亦同，并深信两国互助合作所应有之先决条件已根本具备，而两国密切友谊之结合，必给予吾两民族以莫大福利，是以希对于此次交涉之良好结束至为庆幸者也。谨布尺楮以表欣感，倘钧座不遗，尚希接受敝国国防军之荣誉宝刀一柄，藉表希个人敬仰钧座及贵国之微意。[②b]
蒋介石期望德国能派高级官员来华具体商谈合作事宜，经塞克特与克兰多方努力，当年7月间，希特勒派第七军军长莱谢劳（Reichenan）炮兵中将来华考察，并对中国“国防经济诸问题”提供咨询。莱谢劳是到访的德国最高级官员，希特勒的信和所赠荣誉军刀似也是由莱谢劳当面转交给蒋的。莱谢劳返德时，蒋介石也托其给希特勒带信：
荷蒙荣宠，特命莱谢劳将军聘使来华，无任欣感。莱将军临贶敝邦，不独以地位见重，其丰采精神宏猷硕划尤足为两国所利赖。余于其行旌旦暮西指，实不胜怅惜之情。
信使传来藉审台端（指希特勒——引者）对于中德合作之感想，至堪欣慰。拙见主要方针已为莱谢劳将军面道梗概。莱将军当能向台端面达{k4fa01.jbg}缕也。货物互换合同不过为吾两国合作之基础，余极望其进展程度远超出此现有范围。敝方现已树立经济组织机构，以求提高农产及矿产效率而开发富源，今后中国供输贵国原料之可能性亦必继续增高，必使此供输贵国原料之数量足为贵国所重视也。为求目前实施开始起见，已令饬所属准于年内供给贵国以三千万华币计值之货物。
中国国防建设期在实施，故中国之原料必须巨量供给贵国，余亦熟虑已久。
今兹西南两省归附中央，中国之统一遂告圆满实现，内政建设不惟刻不容缓，更须加紧实施，尤须于政治经济思想各方面与贵国携手合作，以助他山。
莱将军对于建国行政以及国防组织、军令更新所建议各点，后者尤属重要，余甚感谢，并已采纳，令饬施行。
贵国首须有一军政学识宏富之高级参谋军官派遣来华，以资襄助一切革新工作之实施。余切望中德合作大计随时有工作实效为之保障，而两国信使往还交欢樽俎亦永如今日之盛况也。[③b]
蒋在信末还特意提起希特勒所赠的军刀：“前蒙赐贵国国防军荣誉宝刀一柄，以表胞泽精神亲善正意，高怀远识，良用拳拳，谨此布复。”
莱谢劳在华期间，还向财政部长孔祥熙颁赠红十字勋章。不久，国民政府也向积极支持中德经济合作的德国的国防部长柏龙白、经济部长沙赫特等一批要员颁发了一等云麾等勋章，但其中并不包括希特勒。[④b]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公布的档案中，还有一封蒋介石致希特勒的信，只注明是1936年，具体发出时间不详，内容如下：
希特勒总理先生勋鉴：前由克兰君赐交玉照一帧，猥荷荣宠，欣感无既。
向者接奉塞克脱将军来函，藉审大总理对于克兰君亲向OO（此为蒋通常拟文书时用以自称的符号——引者）叙述之塞克脱将军各种意见表示赞同，并拟藉两国经济互助给予中国经济建设以一切提携。
大总理果断若此，则OO谋与贵国亲切合作之素（夙）愿一旦实现矣。谨此向大总理表章欣感，并致谢忱。
德国民众仰赖大总理坚毅有方领导之力，能于困苦艰难中发奋上进，获取其继承光荣历史而应有之民族地位，良为OO之所钦佩也。
OO亦怀抱决心，致中国于自强之途。克兰君所传达之塞克脱将军意见，必依照实行。
赖中德两国亲切友好提携合作之力，足使敝国易达自强目的，若夫两国经济能力之联络沟通，与藉货物互换以救济两国之贫弱财力，实皆合作之目的也。
吾两国国势相仿，目的相同，故此友好合作之基础，亦可昭示久远。
OO谨致景仰之忱于希特勒总理阁下。[①c]
从信的内容及语气看，写信之时，以大规模“易货贸易”为标志的中德全面合作尚未开始，应该是在1935年底蒋托塞克特带给希特勒第一封信之后不久，而在中德易货合同签（1936年4月）前。甚至有点像是蒋给希特勒的第一封信。
三
因此，就目前的材料所知蒋介石与希特勒间至少应有五次通信，四次是蒋给希特勒的（包括由塞克特代交的那封），希特勒给蒋仅一封。从前引已公布的四封信的内容，我们可以对他们间的关系得出几个简单的结论：
第一，蒋介石与希特勒私人间的联系，似不应早于1935年底，而且开始之时双方还在互相摸索，互表“钦佩”，并非“一见如故”。蒋是在他人的建议之下才给希特勒写信的。有趣的是，在这四封信中，希特勒的名字竟有三种中文译法，以其出现的先后分别为：“希特勒”（1935年11月）、“希脱拉”（1936年4月）、“希特忒”（1936年5月希特勒来函落款署名翻译），以后就统改称“希特勒”了。外国人译名混乱的现象在30年代不足为奇，但出现在希特勒这一重要人物和非常正式的官方外交文书中，似乎也能曲折地反映点什么。
第二，双方从各自利益出发，都希望促成两国间的全面合作，所用言辞也与当时两国的处境与各自的身份相吻合，更多地是用了客气得体的“外交辞令”。虽然蒋的合作意愿更强烈些，但其言辞也没有超过正常的“公务”范围；除希特勒赠蒋的照片和荣誉军刀外，来往信件中极少有私人感情的色彩。
第三，通信中讨论最多的是当务之急的两国易货贸易、经济互助及德国军事顾问问题，较少涉及其它。至1936年9月蒋介石才表示“极望其进展程度超出此现有范围”，对蒋期望德国能派“军政学识宏富之高级参谋军官”来华“襄助”的请求，希特勒一直未予满足。由此可推知希特勒与纳粹德国在此前的中国法西斯运动中，没有直接地推波助澜。
蒋介石与希特勒私人间鸿雁传情之日，正是中德关系“蜜月”之时。中日全面战争爆发前夕的1937年6月，国民政府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应邀访德，受到隆重的接待。希特勒在接见孔时强调了中德关系的重要性，他并称赞蒋介石是“中国负有天赋使命的伟人”[②c]。
客观地说，基于双方利益需要的中德关系并非是平等的，蒋介石对希特勒的依赖更大些。希特勒发展对华关系，是基于其全球战略的考虑，但他计划发动的是一场“闪电战”，不需长期的战略物资储备，因而“他决不承认有必要与中国建立长期的友谊关系”。况且，“雅利安种族优越论”决定了他对中国这一弱小民族的歧视，在希特勒《我的奋斗》一书中，他将中国人与黑人同列为“劣等民族”，因而遭到中国驻德公使刘崇杰的非正式抗议[③c]。
30年代由日本侵华而引发的中日矛盾，对中德关系的发展牵制甚大。希特勒等德国政要们既企图维持在中国的利益，更不惜牺牲中国来谋取与日本结盟，中国在他的战略中充其量只能是配角，“希特勒决不会因中国某些人对他的谄媚而给予回报”[①d]。30年代初，德国不顾中国方面的反对，与“满洲国”进行贸易，与日本缔结“防共协定”。日本全面侵华后，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Trautmann）奉命调解中日关系，即著名的“陶德曼调停”。失败后，希特勒即在日本要求下，下令停运本该交给中国的军火，强迫在华军事顾问回国。1938年2月他在国会宣布：“德国将承认满洲国，以抛弃过去不可能之幻想，而尊重现实。”[②d]中国方面的抗议未能起任何作用。蒋介石政权与纳粹德国的关系日趋淡化，处于若即若离之状况。
1938年底，蒋介石派陈介为新任驻德大使。德国方面很是怠慢，几个月不安排递交国书。蒋介石十分气恼，11月24日致电行政院长孔祥熙：
德外（交）部对我派陈大使递国书事，仍再三延期，显示不认我政府，至少亦有藐视我国书之嫌，应即照前电速令陈大使离德或正式召其回国，以调国内其他名义为名亦可，总之不可再令其驻德，否则国家与政府威信与体统全失，此种耻辱将无法湔雪矣。[③d]
冷淡的关系没维持多久，1941年7月，德国承认汪精卫伪政权，国民政府宣布关闭柏林使馆，实行对德“绝交”。蒋介石政权与希特勒德国的关系彻底破裂。
5个月后，太平洋战争爆发，中国于12月9日正式宣布，对日本、德国、意大利处于战争状态，加入“民主阵营”与法西斯阵营作战。由于地域的关系，中德之间并未发生直接军事冲突。战争的结果，德国战败，不可一世的希特勒自杀；中国获胜，蒋介石则赢得了一定的声誉。
中德两国间，抑或蒋介石与希特勒个人间这种大喜大悲的结局实出人意料，恰如柯伟林教授所言，这在几年前看来，“是不可思议的事情”。
注释：
①a 郭恒钰、罗梅君主编：《德国外交档案：1928～1938年之中德关系》，第21页。
②a 柯伟林：《蒋介石政府与纳粹德国》（中译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4年版，第6页。
③a 吴景平：《从胶澳被占到科尔访华——中德关系1861～1992》，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41页。
④a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德外交密档（1927～1947）》，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9页。
①b②b③b④b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德外交密档（1927～1947）》，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36、5、6、5页。
①c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德外交密档（1927—1947）》，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7页。
②c 程天放：《孔庸之先生应邀访德——使德回忆之十三》，《传纪文学》第6卷第3期。
③c 郭德钰，罗梅君主编：《德国外交档案：1928—1938年之中德关系》，第55页。
①d 柯伟林：《蒋介石政府与纳粹德国》（中译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4年版，第171页。
②d③d 《中华民国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三编《战时外交》（二），（台湾）国民党中央党史委员会1981年9月编印，第670、第69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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