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国公司Ramp;D的全球化动力机制和中国的战略对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跨国公司论文,中国论文,对策论文,机制论文,战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迅猛发展，跨国公司在实现了销售与生产的国际化之后，为了实现其全球战略意图，增强企业和国家的竞争力，又开始将研究开发活动国际化、全球化，使原本建立在本国的R&D行为，进一步向全球延伸，逐步在世界范围内确立了全球研发体系。
跨国公司R&D的全球化发展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的特征：全球R&D海外支出规模越来越大；海外R&D分支机构数量不断增加；跨国公司国外R&D分支机构的专利日益增多；R&D由高度聚集转向分散；建立跨国R&D战略联盟网络；虚拟R&D战略联盟的兴起。跨国公司的研发活动在全球的进一步扩展，必将确立新的技术全球化格局。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全球最大的市场，稳健、快速的经济发展越来越吸引了众多世界著名跨国公司的研发机构的设立。跨国公司的R&D行为对中国的经济与科技有着重要影响，分析跨国公司R&D全球化的动力机制，研究中国面临的R&D全球化的挑战，研究中国在这一新课题领域里应采取的对策方针，有助于提高国家的创新机制和引资质量，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经济意义。
一、跨国公司R&D的全球化动力机制分析
跨国公司在世界范围内实现了销售一体化和生产一体化后，又根据国际市场的需求与变化，充分利用国际生产要素的转移与资源配置，形成规模庞大的研发一体化全球体系，最终目的是实现全球利益最大化和增强企业的全球竞争力。由于R&D在跨国公司内部的核心组织功能的作用，跨国公司就将R&D全球化作为推行其全球战略的重要内容。跨国公司的R&D机构由母公司所在地的R&D总部与海外R&D分支机构组成，海外R&D分支机构的数量增多和规模扩张以及职能的转变，是跨国公司R&D全球化的最重要标志。
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迫使跨国公司为保持全球领先地位，把提高全球技术竞争力作为企业经营的核心。以前跨国公司为保持技术领先，始终坚持把R&D活动保留在母国。但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企业竞争的加剧，跨国公司面临技术创新和市场竞争的巨大压力，从而改变了传统R&D的区位和职能观念，将R&D机构向全球进一步延伸。现在，随着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R&D在全球的扩张，跨国公司普遍认识到，在全球范围内组织开展研究开发活动的能力，成为决定跨国公司成功的基本因素和进行经营创新的重要途径。
R&D全球化的快速发展，引起了学者和专家的普遍关注，由此形成了有关跨国公司R&D海外直接投资的各式各样的理论。主要有Pearce的国际产品周期理论、Dunning的国际生产理论、Kuemmerle的技术开发与技术增长理论、Pearce的R&D分散与集中理论、Serapio的辅助资产理论（冼国明、葛顺奇，2000）。依据以上理论，再结合R&D的全球化进展状况，笔者认为，推动R&D活动的全球化动因主要可以从跨国公司的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两方面来考察。
（一）R&D全球化的外部动因
1.竞争压力的加剧。尽管美国继续保持科技领先地位，但美、欧、日的技术差距大幅度缩小，技术创新层出不穷，竞争日趋激烈。本国资源的日益短缺促使跨国公司加速设立海外R&D机构，利用东道国资源重新进行配置，特别是东道国的智力资源，有效降低了R&D成本，增强了企业竞争力。
2.技术的巨大进步。现代通信技术的发展，尤其是计算机技术和网络化技术的长足进步，一方面使得研究与开发活动的空间分解成为可能，另一方面又大大降低了公司总部对海外研究与开发活动的协调与控制成本。快速、准确的信息交流使海外R&D中心能通过一定的网络，同步共享公司体系中任何研发的资源、数据和技术，还可以及时得到顾客的反馈信息。
3.国际金融的全球化。世界经济的一体化促进了国际金融的全球化发展，作为跨国公司的重要核心职能部门，R&D的全球化发展也就成为必然。国际金融的全球化使跨国公司的R&D活动在全球融资成为可能。同时，国际金融的全球化也为跨国公司的R&D合作提供了条件，使各地区的跨国公司可以通过国际金融市场进行R&D费用的融资、划拨与分摊（赵昌平、凌定成、赵小珊，2001）。
4.东道国环境因素的改观。东道国稳定的经济环境，卓越的人文环境和政府部门的高效率，都可能促使跨国公司在东道国设立R&D机构。特别是知识产权保护体系的建立，专利的国际统一性得到法律保证，成为促进跨国公司在海外进行研究与开发活动的重要契机。东道国对跨国公司技术转移施加的压力和积极鼓励措施以及减免税收政策也是其重要因素。
（二）R&D全球化的内部动因
外部因素有利于跨国公司的R&D活动全球化扩张，但并非根本因素，真正促使跨国公司在全球设立R&D机构的是内在的深层次的原因。正是这些内在的利益动机促使跨国公司的R&D全球化。
1.风险规避。企业作为经济人，追求利润最大化是它的最终目标。跨国公司的研发活动具有高投入、高产出、高风险的特征。尽管跨国公司投入大量的人力、资本、时间资源，但高新技术产出仍具有不确定性。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R&D活动不一定能制造出新产品；其次，本公司研制开发的新产品可能落后于其他跨国公司，其他公司成功后会申请专利注册而使本公司不能再使用此项技术；最后，开发出来的新技术可能与本公司能力不相适应而不能为本公司所利用。这三方面原因都使跨国公司R&D面临高风险的挑战。降低风险的主要途径就是风险分散化、投资多样化和寻求风险分担者。在海外建立R&D机构、建立R&D战略联盟可以规避风险，保护跨国公司的最大利益。
2.适应当地市场要求。研发活动的本地根植性，有助于适应复杂的市场环境，便于研究开发出更加准确地反映当地市场特点的新技术和新产品，进而提高海外生产与销售活动的效率。多数跨国公司在中国设立研发中心的初衷就是为了与在当地投资的生产和销售配套，提高企业在全球的竞争力。比如，别克汽车就是通用汽车公司在中国的合资公司推出的本土化产品。英特尔上海研发中心的设立使得英特尔奔3、奔4产品实现了中国与全球同步推广的目标。微软公司针对中国市场推出的Windows98、OfficeXP、WindowsXP中文软件应该都是北京微软中国研发中心最成功的产品。
3.垄断技术标准。海外R&D活动多种多样：可以从更多的渠道搜集新构想、新产品概念、新工艺的多样化信息；可以从公司研发总部获得产品，进行适应本地市场要求的产品工艺改良；可以进行新产品开发；可以参与本公司的全球创新网络。这样，R&D活动的国际化就有利于跨国公司把海外R&D机构的活动成果综合起来形成一套技术标准，有利于本公司的技术统一并提高开发效率，有利于在全球大力推广它的新产品新技术，直至成为行业技术标准。Microsoft公司的Windows操作系统就是很好的例子。
4.新技术的优势互补。对于大型跨国公司而言，R&D活动并非进行单一技术的开发，而是一个技术群落的开发，跨国公司开展R&D国际化业务时，分布全球的各海外R&D机构可以专门从事某一具体的技术开发，从而跨国公司在全球形成了一个技术群落。而海外各R&D机构可以通过公司研发总部协调各地R&D机构的成果在跨国公司内部共享，使技术群得到互补性的发展。另外，海外各R&D机构和母国的R&D总部之间的合理分工，最终还可以实现区位特殊利益。
二、R&D全球化对中国的挑战
2002年，中国GDP全球排名继续保持第六位，但国际竞争力和科技竞争力却与GDP排名不相适应。世界权威机构瑞士国际管理发展学院(IMD)历年公布的全球国际竞争力排名结果中，中国国际竞争力1998～2002年在世界的排名分别是21、29、30、33、31位；中国科技国际竞争力1997～2002年在世界49个主要国家和地区中的排名分别是20、13、25、28、26、25位。很明显，中国在国家竞争力和科技竞争力方面与发达国家还有很大差距，而作为反映科技竞争实力主要核心职能的R&D活动则是造成中国科技竞争力徘徊不前的重要原因。
（一）中国R&D投入严重不足
R&D经费投入是反映一个国家科技实力的重要指标，又是提高综合国力和国家竞争力的重要基础。近几年来，各国都非常重视加大对R&D投入的力度。中国的R&D投入面临以下几方面的挑战：
1.我国R&D经费增长较快，但投入强度较低。2002年我国R&D经费支出总额达155.6亿美元，与上年同口径相比增长11%，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为1.23%；美国R&D经费达2279.3亿美元，占GDP的比重为2.79%；德国R&D经费达到875.4亿德国马克，占GDP的比重为2.33%。我国在不断强调R&D活动重要性的同时，R&D投入强度没有实质性突破。尽管我国研发经费不断增长，但与发达国家(2%～3%)和新兴工业化国家(1.5%～2%)相比有很大差距，仅相当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2002年，中国R&D占GDP比重上升到1.23%，但和同年的以色列(4.72%)、瑞典(4.27%)、美国(3.00%)、德国(2.38%)、日本(3.04%)相比仍有较大差距。
2.我国基础研究比重偏低。根据OECD公布的25个国家基础研究经费的数据，我国仅处于中等水平。2002年排在前四位的国家是美国（509亿美元）、日本（155亿美元）、法国（69亿美元）和韩国（19亿美元），基础研究经费达到10亿美元以上的国家还有瑞士、澳大利亚和西班牙。同年，我国基础研究经费总额为8.9亿美元，分别仅为美国基础研究投入总量的1.7%、日本的5.7%、法国的12.9%，尚不足韩国的1/2，而R&D经费总额分别为美国、日本和法国的6%、13%和49%，相比之下，我国基础研究投入力度的不足显而易见。
3.人均R&D经费水平太低。人均R&D经费也是衡量一个国家研发投入强度的重要指标。瑞典、日本和美国人均R&D经费都超过或接近1000美元；超过200美元的国家有16个，其中冰岛、芬兰、丹麦和挪威4个北欧国家人均经费都在700美元以上。OECD国家的平均水平也在人均500美元以上。相比之下，我国2002年的人均R&D经费为12美元，仅为OECD国家平均水平的1/50，近邻韩国的1/25。
（二）中国国家创新系统在R&D方面的缺陷
国家创新系统在国家经济中的地位越来越受到重视。英国学者弗里曼认为，国家创新系统由其内部组织链结和制度环境两部分构成。国家创新系统的内部链结是指与技术创新和技术学习有关的组织（行为者）和他们之间的交互作用（周毓萍、郭庆，2000）。其中，R&D在国家创新系统中占据核心地位。
1.创新主体结构不合理。创新活动的行为主体主要是企业、研究机构、教育培训机构以及各级政府等。其中，企业的性质决定了其技术创新的主体地位；教育部门为技术创新提供知识储备，是知识创新的主体；政府部门则负责政策制定，提供有效的信息服务，为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提供有利的外部环境。由于企业具有实现包括工业化、商业化和市场应用等技术创新全过程的功能，并且技术具有积累性、专用性和企业专有性等特点，因而在创新主体中企业应该是最重要的主体。但中国国家创新机制的主体仍然是政府部门，R&D机构的大多数活动在研究机构和高等院校中进行，企业还无法在R&D活动中占据制高点。
2.企业的R&D经费与人员比例偏低。创新执行主体包括企业、研究机构和高等院校，研发也主要由三者承担。发达国家R&D投资主体是企业，而我国企业R&D投入仅占全国的45%左右，与多数市场经济国家企业科技投入约占全国70%～80%的情况相差甚远。像我国大中型企业R&D支出占销售额的比重平均仅为0.5%，而发达国家企业的R&D经费占销售额的比例一般为3%左右，其中高技术企业一般为5%以上，有的达到10%。我国的企业还没有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除海尔、长虹等少数几家企业外，自主创新能力薄弱、对创新的有效需求不足是我国企业的通病。
3.R&D经费结构中基础研究所占比例偏低。不同经济、科技发展水平的国家，R&D结构是有差异的。资料表明，发达国家基础、应用和开发三项研究经费的比例大约为15%、25%和60%。我国1997年这一比例为5.7%、27.18%、67.12%。我国基础研究所占的比例明显偏低，这种比例不能适应以信息技术革命带动的信息产业革命和为发展知识经济做准备的时代要求。
4.国外引进技术所占比例偏高。技术引进费用与R&D经费支出的比例，是衡量一个国家对国外技术的依赖程度的重要指标。根据经合组织(OECD)提供的资料，几个主要发达国家90年代前期（1991年到1995年）工业R&D经费支出与技术引进费用支出的比例最高的不过1:0.3，最低为1:0.04，同期我国R&D经费支出与技术引进费用的比例为1:1.84，我国获取技术来源大部分是依赖从国外引进的。
5.R&D活动引入风险投资机制刚刚起步。R&D是高投入、高利润、高风险的活动。R&D风险投资在国家创新机制中的作用不可替代。美国许多有名的高技术公司，如数据设备公司、苹果计算机公司、生物技术公司等就是依靠风险投资公司起家的。风险投资机制在西方被称为高科技产业发展的“推进器”。在体制处于转型期的中国，R&D风险投资机制仅在小规模、小范围内展开。
（三）R&D市场环境面临挑战
1.人才流失。人才是R&D活动中的行为主体，是R&D机构获取新成果的智力保证。跨国公司R&D分支机构在中国的设立必将以优惠政策吸引更多的中国人才，中国人才流失再次面临严峻考验。如朗讯公司旗下的贝尔实验室，是目前在中国设立的最大的跨国公司研究机构，其在上海和北京两地的科研人员共有500人，96%的人都是具有博士和硕士学位的高级人才。
2.国内企业竞争环境恶劣加剧。尽管R&D活动已经国际化、全球化，但中国仅有少数大型企业在海外设立R&D分支机构。中国在2001年11月加入WTO后，世界500强大型企业纷纷在中国设立R&D分支机构和R&D地区总部，中国企业R&D活动在国内外面临更恶劣的环境。
3.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化国家的挑战。目前，跨国公司研发性投资已经成为各国争夺的对象。发达国家继续凭借其强大的经济基础和科技竞争力成为吸引跨国公司研发投资相对较多的地区。而新兴工业国家和市场经济国家也努力克服科学基础相对薄弱的局限，充分利用各种公共政策和各项优惠政策吸引跨国公司研发性投资，如韩国和新加坡继续鼓励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活动，对跨国公司的研发性投资给予非常优惠的政策支持。印度等国则充分发挥人力资源供应等方面的优势，坚持市场开放原则，并通过优惠的税收政策等来吸引跨国公司的研发性投资。
（四）外资R&D活动环境不甚理想
利用外资一直是中国对外开放的重要内容，经过20多年的不懈努力，中国的投资环境得到了明显改善。其中，既有包括能源、交通运输、通信、市政设施在内的“硬环境”的根本改变，也有伴随着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在加快市场化进程、完善法律体系、转变政府职能等“软环境”上的改善。2001年，在全球跨国投资降幅超过50%的情况下，中国吸收外商投资达到468亿美元，增长15%，已经连续9年居发展中国家首位。2002年，中国第一次超越美国，成为全球最大吸引外资国。正在此间参加论坛的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首席经济学家尼古拉斯·斯特恩认为：“中国目前需要增加投资环境的深度和广度。”广度是指把良好的地方治理结构和基础设施扩展到更大的地区，尤其是内陆地区，使劳动力密集型制造业在这些地区得以发展；深度则是指中国应更普遍地扩大发展金融服务和商业服务，以及更加尖端的制造业和服务生产。
另外，从我国的宏观环境来说，我国对知识产权的保护体系很不健全，侵犯知识产权的事件仍较严重。尤其是对过去由国家研究机构多年积累的很多研究成果，并没有很好地加以保护和利用。此外，我国大部分国有企业目前正处于转换机制时期，缺乏技术创新的动力，难以很好地利用跨国公司R&D机构在中国运作所带来的溢出效益。此外，中小企业的金融支持强度极为有限；市场化机制并未完全建立，政府职权还不明确，对企业的干预过多；政府办事效率仍有待提高，民主决策还缺乏透明度；市场准入门槛过高；技术人员进出境手续繁复，制约了人才的合理流动。这些环境因素对中国更好地吸引R&D有重大的影响。
三、R&D全球化带给中国的机遇
中国作为一个经济发展大国，在世界经济中占有特殊地位。在未来几年内有可能扮演“世界工厂”角色。跨国公司研发全球化对中国的影响也是相当复杂和多元的，中国在这一现实环境中的处境也是相当特殊的。尽管跨国公司的R&D全球化对中国经济发展有很大的挑战，但机遇与挑战并存。从长远来说，跨国公司在中国的产业研发活动，由于风险活动的技术外溢作用，对于中国产业研发和国家创新系统的发展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有利于促进中国产业研发水平的提升。这些机遇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有利于培养中国本土高级研发人员。跨国公司在华研发机构是全球研发网络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研发活动处于国际先进水平。目前在这些研发机构服务的中国科技人力资源，特别是其中的中高层创新管理人员，可以充分地近距离地学习外国先进知识和先进技术，学习跨国公司全球范围内知识管理和创新管理经验和方法（薛澜，2000）。因此，跨国公司在中国的研发机构为中国本土的高级研发人才的培养提供了良好的机会。
2.有利于提高中国的R&D能力。中国科技竞争力落后的主要原因在于创新机制的滞后，在于R&D活动能力和水平的低下。跨国公司R&D机构进军中国市场，一方面带来了大量的R&D投资和先进的R&D管理经验，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中国R&D的资金缺口和外贸缺口；另一方面跨国公司的R&D机构采取合作、合资和独资方式经营中国市场，有利于国内市场的竞争，削弱政府与科研机构的R&D作用，提升国内企业R&D创新能力，从整体上提高我国R&D创新能力。
3.有利于借R&D全球化进程实现技术跨越式发展。跨国公司R&D活动本地化，雇用了大批中国研发人员，同时还和中国研发机构合作开展新产品的研制与开发，因此，中国部分研究性大学、科研机构以及部分行业内的领先企业，就成为跨国公司中国研发网络中的成员。加入跨国公司的中国研发网络，对获取跨国公司的核心能力，近距离学习管理经验和管理技巧，学习技术创新管理、合作管理能力方面的诀窍都有重要意义。另外，跨国公司研发性投资的技术溢出效应非常明显，对中国赶超发达国家先进技术有重要意义（薛澜，2000）。
4.有利于促进跨国公司与中国国内创新组织之间的知识联系。跨国公司R&D机构抢滩中国，对中国提高产业研发水平有很大刺激作用。可以促使国内企业、科研机构、政府部门和跨国公司开展内容更丰富的R&D研究，进行更紧密的知识协作与联系，特别是在新技术标准的形成中。如朗讯贝尔实验室与国家信息产业部在标准化方面的合作。这对于中国企业尽早掌握国际先进技术动态有重要意义，对于中国有关技术标准逐渐成为国际标准也有益处。目前，中国通讯行业的技术水平的快速提升，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跨国公司技术和产品的当地化。
5.有利于通过外商研发中心促进研究机构之间的竞争。正如昔日个体、乡镇、外资企业的竞争促进国有企业改革一样，外资研发机构的竞争也能促进中国研发机构改革并参与竞争，从而促进全社会的研究开发并降低社会研究总成本。
四、中国应采取的对策
（一）积极融入和参与R&D全球化
在经济全球化日益发展的21世纪，国家的生存和竞争主要取决于科技创新能力。经济全球化、科技全球化、R&D全球化是三位一体的，越来越多的国家把国家竞争力放在优先发展战略地位，中国在新世纪赶超发达国家的目标是否能实现，在于国家的科技竞争力能否实现质的飞跃。其中，国家创新系统中的R&D能力至关重要。R&D活动的全球化对中国有挑战也有机遇，中国惟有大胆采取切实措施，才有可能在R&D竞争和合作中处于优势。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500强中已有400家在中国投资了2000多个项目。到目前为止，在华建立研发机构的有美国、日本、德国、法国、加拿大、荷兰、丹麦、俄罗斯等十几个国家和地区，包括IBM、微软、通用汽车、阿尔卡特和西门子在内的世界著名跨国巨头，已经在中国建立了100多个研发中心，主要设立在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其中约有40个已形成较大规模，形成了继生产制造中心之后的又一个新的投资热点。面对R&D全球化大趋势，我们要积极参与、积极融入，从而加速我国以R&D为核心内容的国家创新系统的形成与发展。
（二）采取切实措施，优化R&D政策体制环境
跨国公司在投资R&D时，注重的主要是宏观政策环境、体制环境、企业的微观环境以及基础设施质量四个方面。因此我们说的优化R&D环境实际上也就是重点改善以上四个方面的环境。
1.强调优化经济运行环境在吸引跨国公司研发投资中的重要作用，通过优化环境促进研发性投资。相对于对跨国公司的短期优惠政策而言，整个经济环境的优化和经济持续稳定的发展，对跨国公司研发性投资更有吸引力。
2.制定鼓励跨国公司在中国设立研发机构的政策。市场和人才两方面因素是影响跨国公司在中国研发机构的设立和发展的主要影响因素。只有在中国经济迅速发展，市场开放程度加大，教育和科研水平提高的情况下，跨国公司在中国设立研发机构才会得到根本性的发展。因此，在当前情况下，有关政策应从创造更有利于研发活动的大环境着手，包括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加强研发基础设施建设，减少国内外交流的限制，给予税收优惠和进出口优惠，减少人才流动的限制等政策。在考虑与设计鼓励跨国公司研发性投资的政策中，应特别强调大的经济运行环境和市场建设的重要性，强调总体研发环境改善的重要性。
3.加大科研投入力度。目前，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加快科技发展已成各国共识，各国都将加大科技投入作为提高国家竞争力的战略选择。我国政府对R&D投入强度较小，R&D所占国民生产总值比例太低。较高的R&D投入可以从整体上促进我国高新技术的发展，增加对外资R&D的吸引力，增加引进外资的质量和效率。
4.实施更多的优惠政策。将外商投资设立R&D机构明确为《外商投资产业目录》中的鼓励类项目，并采取相应的鼓励优惠政策，包括：对R&D中心给予免征所得税的优惠；允许在额度内准予资金自由汇入；适当简化技术人员出境审批手续；建立瞬时技术跟踪机制和人才资源争夺应对机制：对设立R&D机构而进口的科研设备材料、试剂等免税；放宽R&D中心一定要把知识产权留在中国的做法等。
（三）重点扶持，打造品牌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国外大跨国公司在华设立的研究与开发机构明显增多，到2000年底为止，在华设立研究与开发机构的跨国公司已超过100家，其中30多家具备了相当的规模，如摩托罗拉、通用汽车、大众汽车、英特尔、西门子等。中国现在共有53个国家级高新技术开发区，这些高新技术开发区都在积极引进跨国公司的R&D机构，但53个技术开发区的重复建设和重复投资、重复研究与开发的现象极为严重，导致资源、资金和人才的巨大浪费，也导致企业竞争的白热化，企业利润下降。选择几个有高人力资源、政策环境好的地区，集中有限资源，在科技重要领域内实现重大突破，是一般发达国家与地区的普遍做法，如美国的硅谷、日本的筑波科学城、台湾的新竹等。在中国现有条件下，北京与上海在经济、人文、科技、环境等方面远高于其他地区，北京的中关村和上海的浦东是吸引海外R&D机构的最好区域，应该成为政府主要扶持的对象。中关村有相似于美国硅谷的智力资源环境，科技人才的绝对数甚至比硅谷还多出20万，然而科技开发能力却与此很不相称。据不完全统计，进入中关村的500强企业已有39家，这里的二十几个世界级研发中心，不断有全球瞩目的研发成果出来。上海的地理、工业基础和金融商业传统优势得天独厚。浦东经过10多年的开发已经具备了雄厚的实力。以建设高科技产业园区作为创新机制形成的主要载体，浦东整合创业要素，重点建设以张江为龙头，包括金桥、外高桥和孙桥在内的“一江三桥”园区，使技术创新和产业化功能明显提升。浦东迄今已经建立起国际性或区域性的研究开发中心75家。因此，打造中关村和浦东这两个国内最具实力的高科技园区品牌，使它们成为中国高技术产业腾飞的引擎，应成为中国政府重点扶持的重中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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