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除权力的“金含量”是肃清腐败的关键_反腐倡廉论文

消除权力的“金含量”是肃清腐败的关键_反腐倡廉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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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越轨和腐败的概念

1、越轨的定义。越轨社会学是对社会越轨的科学研究——社会为什么会出现越轨?它是怎样产生的?其社会效应如何?这里我们首先要了解的是:什么是“越轨”?由于世界被分割为不同的社会制度,而在不同的社会中又生活着不同的民族,所以对越轨难下普遍适用的定义。比如赌博在社会主义中国是不道德的越轨行为,而在西方国家是被允许的,甚至把它当作国家财政收入的一部分。在资本主义社会,越轨行为比比皆是,阿尔伯特·柯亨在描绘美国社会越轨万花筒时写道:“要无赖、诈骗、撒谎,不端、犯罪,偷窃、装病,投机取巧、不道德、不诚实、陷害人、贪污、腐化、心怀恶意、过失——简言之越轨”。社会学家移植一个近似的定义:“越轨是某个社会中被认为是不道德或邪恶的所有那些行为。”这个定义不包含越轨的思想,没有越轨的思想、那来的越轨行为?显然,该定义有失全面。那么,开放性的比较全面的定义应是:某一社会群体的成员判定是违反其准则或价值观念的任何思想、感受或行为称之为越轨。

2、腐败的概念。本文所指的“腐败”,有别于生物学上的动植物死亡后的腐烂分解。腐败即是党政官员(或白领职员)越轨的思想和行为。纵观历史,它是具有随机应变的说法,我们所说的腐败,就是指党政官员或白领职员滥用党政(或其他)权力以谋取私利的行为。依马克斯·韦伯的观点:“权力”系指即使在面临反对情况下也能实施执权者自身愿望的能力。白领职员拥权越轨和政府官员的腐败有多种形式,但主要的可分为两大类:①滥用职权,即为非金钱目的面滥用权力;②贪赃枉法,即为金钱目的而使用权力,如权钱交易、贪污受贿等。

二、越轨、腐败产生的原因和条件

1、越轨腐败产生的原因。从中外历史来看,越轨和腐败从来没有被根除过。过去学家认为越轨主要出现在下层;腐败主要出现在上层。从历史上来看,1938年联邦调查局通缉的六名首犯共盗窃和劫掠价值13万美元财物,而伊万·克鲁杰犯罪一案即诈骗股票投资2500万美元。在中国,封建的开明君主想清除腐败不乏其人。其法不惜动用酷刑,比如把贪官剥皮、再充填稻草、石灰立于旧衙门前以便“杀鸡教猴”。这种酷刑也杀不尽“鸡”,而贪猴更是代代相传,延而不绝,乃至成为今天“贪文化”之大族。考其原因之一,乃一步一个台阶,“权力资本”之积累也来之不易;而晚节不保主要原因是越轨风险收入大而“投入少”。人混到高官,握有大权,也行将就木了,这台机器折旧后剩余价值自知已不大。贪或廉,或轻于鸿毛或重于泰山,价值的天平已失衡,导致贪猴“权力不用过期作废!”不怕置死以身试法。

当然,社会制度不同会有差别,但不管那种社会都会有腐败。有人说,美国的三权分立好:美国政府联邦、各州、各县三级机构内部都有一套复杂的防范官员利用权力搞越轨合法化的检查和监督。联邦政府一级三权分立,互相监督:①司法监督行政与立法;②行政监督司法与立法;③立法监督行政与司法。即使这样也难保美国政府官员腐败的发生。不过相对来说,腐败发生的数量会少一些。

从理论上说,我国生产资料全民(或集体)所有,人民是主人,政府官员是公仆,这本来可以杜绝腐败,为何结果正相反呢?深入分析,原来一部分“公仆”已“进化”成“家主人”。而全能政治也暴露出其弊端,因为政治支配着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政治权力在各种社会资源中占有绝对重要的地位。在经济领域中,流通的货币和不流通的财富都是权力的附属物,经济活动从属于政治需要。近半个世纪的实践,我们看到:政治决策、行政权力一直是经济活动运行的首要前提。从微观的企业生产经营;中观的市场营销;宏观的工、商企业布局、工(农)业发展规划以及产业结构调整,劳动力的使用、工资的调整、人事管理,基建投资、财政信贷、进出口许可,物价,原材料、能源的供应,项目的审批上马、利税的减免、以及分配、消费、积累等无一能离开政治场中的长官意志。说到底这种初级社会主义经济是一种权力经济。即权力是经济活动的第一要素。

既然权力是经济活动的第一要素,权钱交换的基础就形成了,一旦权力可能转化成商品,就变相产生有偿转让,那怕末必等价交换,于是在权钱交易中产生了腐败。

2、生产资料公有制下,腐败产生的条件。有人肯定会问,我国同一政体的条件下,近五十年来为何前三十年腐败现象没有后十六、七年来的严重?近二十年,腐败现象有增无减有它特殊的前提和条件。那么,这前提和条件是什么呢?解放后的前三十年,可以说权力经济交易市场未能形成,或者说,权钱交易的可能性是客观存在的,但无市场。在计划经济下,权力转化为金钱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但在市场三要素中它缺乏买方,在计划经济条件下,作为经济实体的工商企业,普遍缺乏追求利润的动机。在没有市场竞争的压力下,工商企业在生产经营中缺乏对权力的依附。在计划经济中,国家多提供原材料,多提供能源就多生产,少提供原料能源就少生产,在经营中工商企业这“媳妇”不必找来下锅,也不必追求这锅饭的经济效益。因此,权力转化为金钱只存在卖方但缺少买方,转让市场未能形成。这就客观上限制了白领职员的越轨行为和党政官员的腐败的发生。所以,前三十年,腐败现象没有计划经济向商品经济过渡这十六、七年来得严重。过渡时期不断加强商品经济的主导地位,随着改革的发展,工商企业日益追求效益和利润等等,权钱交易中就出现了大量的买方,工商企业深感要改善经营条件必须花代价通过“有偿转让”形式和握有权柄的党政官员进行交易,使自己(经济实体)在市场竞争中处于有利地位。这就促成了腐败的发生和扩展。又由于制止无力导致腐败由点到线、由线到面变性膨胀。

三、反腐败以防为主,防治结合,关键是剔除权力中的“含金量”

好马不吃回头草,我们不能回到旧体制中去。吃回头草的代价是否定改革,牺牲经济和整个社会的发展。当然,防止越轨行为,清除腐败有很多方法,应该防、治与打击并用,针对当前情况,主要采取如下方法:

1、严查严办、心理攻势双管齐下。对越轨和腐败,发动群众揭发和组织审查,查有实据不管过去贡献和目前头上的花环多大,都要严厉打击,造成腐败分子如过街老鼠,人人喊打。

2、在反腐败斗争中,严惩权钱交易的卖方,同时也不要放过权钱交易的买方,使腐败失去滋生的市场。

3、清除腐败,治本之法仍是降低权力中的“含金量”,使握有权柄者,因权力“含金量”被剔除而使买方失去兴趣。当然,要剔除权力“含金量”是权力者不十分乐意的事,但与其听任腐败制止无力,葬送人民政权,不如忍痛剔除权力“含金量”,不要抓了权力“含金”的芝麻,却丧失权力大西瓜。

4、唯贤是用,在权力层注入新鲜血液,使掌权者革命化、年青化,把真正有公心、勤政、廉政的青年才俊以德才兼备的标准来选拔任用。象禹作敏之流,做了亏心事还不怕法敲门,中纪委就熊家庆特大索贿案发出通报也极有教育意义。案发前,这个贪熊有全国纺织工业劳动模范、辽宁省劳动模范和优秀企业家等32个大大小小的头衔和桂冠。贪熊的“这些荣誉称号有些是花钱买来的”。而那些卖“头衔”,卖“桂冠”的是不是另一面的腐败却没人追究,是天网恢恢疏而有漏!

5、实施公开性和舆论监督,加强法制,以法律形式赋予报纸、刊物、电视、广播等新闻机构以尽可能多的批评与监督的权利和自由。实施舆论监督,使社会生活公开化,借鉴其他国家的有效方法,使人民“公仆”的收入来源、财产等公开化。

6、冲破“腐败亚文化”关系网,打破“官官相护”,要防止查出一个,一死了之,保腐败一片。要使越轨、腐败者感到越轨风险大、收获小而有所收敛。必要时可采取主要干部异地互调,以便打破牢不可破的“腐败链”。中高层党政干部定期或不定期流动任职,有利于防止政治和经济方面的腐败,也有利于思想和作风方面腐败的治理。

7、强化监督,有效地监控。监控系统应是独立的。实践证明,在同级党委领导下的纪律检查部门是不能有效地监控党内的腐败;直接受同级党政机关控制的司法部门在解决党政机关中的腐败之风时,也必然是软弱无力的。监控系统应当独立,由中央监控系统直接领导。

8、要区别小越轨和大腐败,不搞扩大化。小越轨以教育为主;大腐败要严厉打击。可建立反省中心,使有药可救的同志人中心进行身心反省。美国加州沿岸的反省中心,多面对山崖或海浪座落,四周轰响着浪涛声,增强了反省效果。涛声依旧,让越轨者反省:一张旧船要难上社会主义新航班。

当前腐败主要形式是权钱交易,因而降低权力“含金量”仍是关键,然而属滥用权力非金钱目的的腐败也不少。这在中外历史上也是常见的。如“衡平短款”是六、七十年代风靡美国的欺诈、腐败手法。通俗讲是“寅食卯粮”滥用职权的越轨行为。这种腐败也可以认为是另一种形式的“和平演变”。一些干部削尖脑袋“向上爬”,他们总结“经验”,大搞“负债经营”、“负债政绩”、“短期政绩”立杆见影。这类腐败丑行和“衡平短款”是穿一条裤子,不是什么新发明创造或是“社会主义的特色”。喜欢“衡平短款”或“负债政绩”的干部,往往容易平步青云“升官发财”。善搞“衡平短款”或“负债政绩”者正因为看中高一层权力有更高“含金量”,除此之外别无解释,因此,不可等闲视之。

考察党政官员越轨腐败时,我们发现制定社会准则的禁止某些越轨行为的人却正是有可能从事越轨行为的人。这不得不使我们警惕。政府可以说是一个感染力极强的以身示教的教师,不论教好教坏,她总是以自己的楷模行为教育整个民族。今天,如果我们不能有效地控制人民公仆的脱化变质和腐败,那么,腐败“公仆”的增加,其量变必导致社会的质变。腐败得不到有效的惩治,人们必定会蔑视那萎缩在权力之下的法律:贪污腐败的亚文化必定孕育着无政府主义。它将导致人民政权的丧失。

剔除权力“含金量”,反对封建主义影响、抵御拜金主义侵袭、纠正越轨行为,消除腐败,肃正党风、政风。反越轨、反腐败是一场持久的斗争,速战速决的想法是错误的。让我们以实际行动和反腐败斗争的丰硕成果迎接国际反贪大会(IACC)在我国的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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