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沦陷区殖民社会的亚权力结构——汉奸帮会，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沦陷区论文,帮会论文,汉奸论文,权力论文,结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帮会与土匪，本不属社会政治权力的范畴。不仅如此，因帮会团体对社会正常统治秩序的反动，历来便是社会统治者所治理的对象。但在沦陷区殖民社会里，帮会团体的相当部分，在侵华日军的军事威逼和政治利诱下先后汉奸化，成为与统治者互为倚仗的一种社会权力因素。对这样一种本不属于社会权力控制机制而依附于社会权力机构并为社会权力机构所利用的力量，我们将其称之为社会的“亚权力”结构，予以论述。
一
中国的帮会是在中国封建社会濒临解体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民间游民结社组织。近代中国帮会的数量之多，人数之众以及蔓延之广，为世界各国所罕见。
日本入侵后，原有的社会秩序被打烂，在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尖锐复杂的社会大背景下，帮会异常活跃。在人民抗日力量、国民党以及日伪三大力量的作用下，帮会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大分化大组合。一般说来，在人民的抗日洪流中，各帮会团体大都有过一段抗日的经历。后来，也有一些在中国共产党及人民抗日武装的争取下坚持在抗日的道路上走了下去，也有部分帮会后来在国民党的控制下既扯旗抗日也积极反共；但相当多的帮会团体则先后在日寇的利诱收买下叛国投敌而沦落为汉奸帮会团体，成为日本殖民统治者的帮凶。
沦陷区帮会的存在，对于日本侵略者的殖民统治秩序，本身就是不安定因素。帮会的抗日，更为日本统治者所不容。故收买和利诱帮会，便成了日军特务机关一项重要工作。
早在日军全面侵华前，就有一些“中国通”的日本特务很重视对帮会势力的争取和利用。侵华战争全面爆发后，日加紧了对帮会的“改造”。在帮会内部，对首领骨干，有金钱、物资和名位的收买，同时威逼利诱其出任地方上各种伪职；对普通帮会群众，则以“坐火车不买票”等小恩小惠诱惑。在外部，则于军事上施以高压的同时，又对帮会武装“以皇军下乡不向他们会员杀烧的保证。”〔1 〕日军称此种办法为“灰色”的办法。而帮会本身的封建性、落后性又给日的分化利诱策略的成功实施提供了可能。在许多帮会团体内，旧官僚、军阀、地主豪绅及恶霸往往居领导地位，这些人有着唯利是图，唯财是视的本性，一旦其“抗战”因背后起支撑作用的国民党军队战败后撤或遇挫折，便可能置民族气节于不顾而另投新主，改换门庭，以求继续生存和发展。加以帮会封建落后的组织形式，也为帮会内的有意附日的野心分子提供了便利的条件。此外，帮会下层群众的流氓无产者意识，也极易为日伪统治者所利用。因上述因素，沦陷区出现了一批较有影响的汉奸帮会组织。
东北沈阳青帮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沈阳青帮大字辈祖宪廷、董世德、彭佐卿等成为中国沦陷区最早为日人收买为汉奸的帮会首领。祖宪廷等人与日本有较深的历史渊源。早在日俄战争后，祖即在日本人管理的奉天车站开旅店，董则在车站开妓馆。其发迹均与日本人的庇护分不开。东北沦陷后，此三人先后投敌，其徒子徒孙也随之成为汉奸帮会成员。沈阳另一著名的汉奸帮会头目为青帮“通”字辈傅子恒。1932年3月伪满州国成立后不久， 傅即被日本人任为伪满第一军管区驻奉天第一旅少将旅长。担任伪军旅长的傅继续开山收徒，形成以伪奉天各军事机关骨干成员为主的新帮会集团。此外，沈阳青帮为日人所用的还有青帮通字辈人物，沈阳鸦片零卖所主任宋作五及以推销自制“老君丹”为业的王振东。此两人在投敌后，均不再从事他业而专门收徒吃“家理”饭〔2〕过活， 伪奉天省民政厅长王兆幡及伪辽中县县长蔡仲甫先后拜宋作五为师。王振东所收徒弟甚至包括日本宪兵队特务。到了日伪统治后期，伪奉天宪兵队队长武月清、松海登等人为了更好地控制利用青帮，也都拜师加入青帮。故而，沈阳青帮在东北沦陷区因有日伪势力的公开支持而盛极一时。
天津内河航运公会 早在华北沦陷前，天津就有青帮大字辈厉大森为会长，以青帮分子为主要成员的汉奸帮会普安协会的成立。该协会行动部长为天津有名的青帮流氓、与日人有多年勾结的袁文会。日本黑龙会分子、特务小日向为该会常务理事。普安协会成立后，其主要活动是为日本制造“华北自治”进而侵吞华北的阴谋效力。“七·七”事变后不久，因日本军用物资运输船队在河北内河航行常被土匪武装以及地方抗日武装阻劫，深知青帮与航运有重要历史渊源的日本侵略者，为打通河北内河航运，保证军用物资运输安全，抬出天津青帮近80岁的大字辈吴鹏举及大字辈张英华，组建天津内河航运公会，由吴、张为正副会长，而实际会务操于日本特务渡赖之手（渡赖亦拜吴鹏举为师加入青帮）。天津航运公会公开标明自己是青帮组织，但为了增加对洪帮的号召力，华北洪帮协会会长、洪帮太行山主章夔一也被日统治者拉任协会常务理事。天津内河航运公会拥有自己的武装，在内河沿河各码头均设有办事处，日本军运船上均配有帮会武装的押运员。吴鹏举死后，天津内河航运公会改为中国内河航运公会，总部设于北平，在太原、石门、正定等地设有分会。
华北各地的安清道义会 济南沦陷后，青帮大字辈钱宝亨组织有汉奸帮会安清道义会。1938年底，经钱与张英华联系，济南安清道义会成为内河航运公会的济南分会，对外称为青帮组织。济南分会存在不久即因总会的通知停止活动。钱又在日本特务古屋猛的指使下恢复安清道义会。1940年7月14日，济南安清道义会正式成立， 日驻济南各机关部队及伪政权机关头目加上青帮分子数百人参加成立大会。济南安清道义会成立后，山东各县青帮分子纷纷成立分会，至1942年6月已有26 县成立分会。济南安清道义会成立不久即升格为山东省安清道义总会，由日特务机关控制并接受日军的活动费资助，标榜“团结安清道义固有精神、崇尚义气，尊重道德，促进中日民族之亲善，以达东亚永久和平”为宗旨。〔3〕
北平沦陷前亦有安清道义会之组织，会长为青帮大字辈魏大可。北平沦陷后，日军北平宪兵司令部山本大佐及山下大佐双双拜魏为师，加入安清道义会。1941年冬，由日本人酝酿策划，于北平成立了华北安清道义总会，魏大可为会长，光冈良雄等日本人为顾问。华北安清道义总会的成立得到了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内务总署的经费拨付。总会内部设有秘书、总务、宣传、救济等科，俨然一公开的行政机关，成为日本在北平维持殖民统治的又一帮凶。
山西的汉奸安清道义会称为“山西省安清同义委员会”， 成立于1940年9月，以“道义报国、协助新政权之发展”为宗旨， 总会设太原。至1942年3月。已拥有会员1万余人，在19县市设立了分会。〔4〕
天津的安清道义总会成立于1942年3月， 它也是中国内河航运公会的天津分会。天津安清道义总会的后台策划人是天津日本特务机关长两宫巽，其发起人有在津青帮分子张英华、王慕沂、 袁文会、 魏子文等100多人，包括了青帮“大”、“通”、“悟”老少三辈， 以大字辈王慕沂为会长。天津安清道义总会为一不折不扣汉奸帮会组织，它利用遍布天津各个角落的帮派分子千方百计地为日本宪兵队及“茂川机关”等单位搜集抗日地下人员的情报，并受这些机关之命为日本军营提供“慰安妇”。〔5 〕天津安清道义总会后又成为南京汪伪政权的中国安清总会的组成部分。
此外，还有河北的中华中共进会、上海青帮黄道会、中国安清同盟会、中国安清总会等帮会组织。
中华洪门联合会 中华洪门联合会为近代中国两大帮派之一洪帮的汉奸组织。关内沦陷后，洪帮亦有一批头面人物在日本侵略者的拉拢下认贼作父、卖国求荣、为虎作伥。如包头沦陷后充任伪水运分会会长的哥老会龙头郗效用；绥远伪“绥西自治联军”总司令、哥老会头目王英；天津沦陷后的华北洪帮协会会长、天津内河航运公会头目、太行山忠信堂堂主大爷章夔一；伪华北新民会副会长、 太行山山主喻熙杰等。 1940年青帮的中国安清总会汉口分会成立后，武汉洪门汉奸大洪山山主丁子璜、郧都山山主穆岐山、中华山山主文纯卿、天宝山山主姚春阶等洪帮头目〔6〕认为，洪门在武汉地区拥有20多个山头， 以实力计大大超过了青帮，亦应有所“作为”，为与青帮在日主子面前争宠，得日伪特工部门的支持，这些洪帮汉奸开始筹划成立洪门帮会的汉奸团体。1941年夏，武汉洪帮的汉奸团体——洪兴正义会在汉口日军特务机关及汪伪特工总部武汉区支持下成立，丁子璜为理事长，穆岐山、文纯卿、姚春阶等人为常务理事、监事。洪兴正义会的成立，使得洪帮在华中沦陷区有了一个公开的、具有一定规模的、以特务情报活动为中心任务的汉奸团体。
1941年11月，经过武汉、上海等地洪门汉奸龙头山主的筹划，中华洪门联合会筹备会终于出笼。中华洪门联合会的发起人为终南山大龙头李炳青，终南山龙头、汉口洪兴正义会会长白玉山，五龙山龙头许风翔，复华山龙头张长星，大华山龙头陈亚夫，五伦山龙头周伯甘，大终南山山主项佛时，以及高政声、李凯臣、周佛尘等11人。〔7〕此11 人中李凯臣为汪伪政府交通部航运局局长、汪伪中央委员，周佛尘为伪财政部侦缉处处长，周伯甘为汪伪政府边疆委员，项佛时为汪伪政府监察委员。中华洪门联合会主要头目的双重身份，使得此帮会组织有着明显的日伪殖民统治机器的色彩。
二
帮会团体带有浓厚的封建宗法及迷信色彩，帮会的意识形态是近代流氓无产者意识与中国封建伦理道德的结合，其成员的信仰颇为愚顽，加之帮会的组织方式又极为缜密，便成为令社会头痛的一股无法忽视的力量。近代帮会的存在及活动既是对现存的旧的社会统治秩序的反抗，同时也产生了严重的社会治安问题。受日伪统治者的控制和利用，帮会恶劣的危害作用更加凸现出来。具体而言，汉奸帮会在沦陷区社会权力控制中的特殊作用突出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其一，沦陷区汉奸帮会拓展和扩大了日伪特务的活动空间，增强了日伪警特对社会的控制力度。
汉奸帮会是在日伪特务机关一手策动和扶植下产生的，而且，一般都有日伪特务机关提供的活动经费，故其活动内容的一个重要方面或者说它的一个最重要的职能，便是承办特务机关所交办的情报、侦察、搜捕、暗杀等特务工作。可以说，汉奸帮会成员事实上是特务机关布放在沦陷区社会各个角落的流氓特务。这些承担着特务工作的帮会成员，因其流氓特性使然，在沦陷区制造恐怖、镇压抗日团体时表现出来的残忍和能量，往往比之日伪警特有过之而无不及。沦陷区许多地方的汉奸帮会组织，实际上是日伪特务机关的外围组织，特务机关经常派员到帮会团体内训练如何防共及情报如何搜集等特务技能。有了帮会分子作耳目以及帮会组织作掩护，沦陷区的日伪特务工作往往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其二，沦陷区汉奸帮会提高了日伪军需及统制物资运输中的安全系数。
青帮在形成之初为漕运水手行帮的一个组成部分，亦可以说，青帮系由船帮演变而成，故而，青帮在航运业中具有相当的影响。沦陷后日本人利用青帮成立内河航运公会，正是从日军军运船只在运输途中遇到土匪盘诘阻劫时，船上用青帮术语答话，便常常可以放行的事例中发现了青帮在航运方面的特殊作用。内河航运公会成立后，日伪军运船只航行时，船头挂航运公会大黄旗一面，再以公会武装押运，便能获得航行安全。后中国安清总会设置“安清漕运团”、汉口汉奸洪帮洪兴正义会成立合利运输贸易公司、湖南洪兴血义会成立复兴运输贸易公司，均是日军对汉奸帮会在航运业中特殊作用的利用。汉奸帮会的航运组织还兼有情报调查任务。如合利公司便设有“调查室”。调查室规定，每当船队返航时，凡帮会派往船队的押动员、护运武装人员、木船船主，均要将运输沿途所见有“军事价值”的情况，以口头或书面形式专题报告日军。
其三，沦陷区汉奸帮会具有控制下层社会、渗透工会等行业组织的特殊功能。
汉奸帮会组织成员利用同乡、同行、同业以及邻里等社会关系渗透控制沦陷区工会行业组织、控制下层社会，相比伪政府而言，具有更为便利的条件。日伪政权十分注意发挥汉奸帮会这一“特长”。汪伪政权时期，在华中沦陷区影响颇大的“京沪杭甬两路职工会”，便是汪伪国民党中央社会部利用汉奸帮会组织起来的。〔8〕1940年7月，伪上海工运协进会“将前上海特别市党部发给许可证之110个各业工会， 逐渐恢复整理”，后又成立伪上海邮务工会等20个工会组织，发展工会会员20万人，主持这个伪“上海工运伪进会”的便是青帮恒社的汉奸帮会骨干分子。〔9〕在汉奸帮会分子的欺骗下， 上海工人加入帮会组织一度也成为十分普遍的现象。据统计，上海邮局系统职工参加帮会的约占职工总数的20%。“全市职工加入帮会的比例可能更大些”。〔10〕帮会骨干分子常常借助他们在各种政治势力之间的特殊关系，以中间人身份出现，用平息劳资矛盾等手段，取得工人的好感，最后将其拉入帮会，尤其是一些文化程度低，城市生活经历不长的工人，更易为帮会所吸引。在这方面，汉奸帮会的头面人物也常常亲自出马做工作。黄道会头目常玉清便亲自做“召集”海员工会及码头工会人员的工作。
汉奸帮会介入沦陷区行业工会，既为稳固沦陷区基层社会的殖民统治秩序起到了特殊作用，也使得沦陷区工人运动为日伪所利用而走向歧途。这里，一个最能说明问题的现象是，在“孤岛时期”，上海工人的罢工斗争几乎全在租界地区。据统计，1940年，公共租界罢工201起， 1941年282起，分别占该年度上海地区有统计罢工事件的70%和85.7 %。〔11〕这些罢工相当多的与日伪特务及汉奸帮会的渗透挑动有关，无疑，这些罢工体现了日伪势力通过插手租界劳工纠纷来达到向租界当局施加压力进而进逼租界、控制整个上海局势的企图。
其四，汉奸帮会武装是沦陷区伪军事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汪伪军以及华北绥靖军中，流氓、青洪帮所组成的部队占相当大的数目。前面我们说过，帮会武装不少都有过一段“抗日”历史，但这些武装极易被日军以军火枪械饷银为条件而收编。而帮会武装一旦被收编，因其特殊的行帮纽带关系，往往会导致连锁反应，使得汉奸帮会武装滚雪球似的迅速膨胀。仅从华中沦陷区来看，1938年—1940年间，就有太湖帮会首领徐林诚率太湖帮会武装投敌，被编为伪绥靖军第一师；有芜湖青帮沈席儒部7千余帮会土匪武装被编为绥靖军第六师； 有洪门太华山骨干扬揆一出任伪武汉行营主任；有青、洪帮头目何行键所指挥的伪和平救国军第一路军；有以帮会分子为主体的伪绥靖军扬安庆部队；有李长江帮会兄弟把持的伪和平军第一集团军；有青帮骨干杜月笙的得意门生扬仲华的伪绥靖军第二集团军；有上海青帮头目李启蒙的伪和平军等等。1942年时仅青帮大头目黄金荣门下在伪军中领有重兵或任要职的就有：黄的拜把兄弟徐林诚任伪和平军一集团军第二军军长；黄的徒弟郝鹏举任伪淮海省保安司令；黄的过房儿子陶雪生任淞沪铁道护路团司令；另苏北地区伪和平军集团军司令李长江、军长颜秀吾、三十六师师长田铁夫、二十八师师长丁聚堂等，都是黄金荣门下的徒弟。〔12〕这些由帮会武装所编成的伪军，或由帮会头目所带领的伪军部队，其内部完全是封建帮会式统治，且兵、匪、流氓三位一体，特别凶悍贪婪，是日伪统治机器中对人民为害最烈的一部分。
帮会的肆虐向为社会统治者所顾忌，日本侵入中国后不择手段的加以利用和驱使，体现着日本殖民统治的腐朽与黑暗。为善良的中国人所不齿的黑帮和悍匪在日本的卵翼下聚合发展，为虎作伥，完全适应了日本急于征服中国的战略需要，体现着日本“以华制华”战略的罪恶，对于饱受日本武力征讨之苦的中国无疑雪上加霜。汉奸帮会的空前活跃，正是沦陷区社会腐朽衰败的反照，从根本上说来，它不仅不能阻止日本殖民统治崩溃的必然趋势，相反会激起人民憎恶、反抗侵略者的不满情绪，产生将之席卷而去的力量。
注释：
〔1〕《苏南抗日根据地》，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第217页。
〔2〕因青帮入帮者拜前辈为师称“进家”， 而师徒关系如“父子”，故在东北，青帮收徒又称之为“清帮家里”或“清帮家理”、“家理”。
〔3〕〔4〕《华北乙种宗教团体调查表》，1942年6月， 《民国帮会要录》，档案出版社1993年版，第121页。
〔5〕参见《天津文史资料》第18辑第208页；第24辑第216页。
〔6〕洪帮（哥老会）由诸多山堂组成，每个山堂（头）均有山、 堂、香、水、内口号、外口与等不同的名份等级，每山堂（头）的首领称为龙头（大龙头、山主），另有副龙头、五堂（坐、陪、刑、理、执）及香长、监证等内八堂，共组成山堂的最高等级。
〔7〕《中华洪门联合会成立大会特刊》，1943年12月印行， 第49页。
〔8〕〔9〕《早报年鉴》1994年第1040页。
〔10〕朱学范：《上海工人运动与帮会三二事》，《旧上海的帮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页。
〔11〕《上海工部局年报》（1941），第60—61页。
〔12〕乡波：《黄金荣事略》，《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人物传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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