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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D73/7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138(2012)01-0055-04
一党政治与威权主义政体的形成及现代性指向
后发展国家的一党政治是在政党组织产生初期的多党政治的基础上孕育出来的。一般来说，刚刚从传统社会脱胎出来，出现众多而又人数很少的政党组织是政党发展的一个必经阶段，因为这时的社会、阶级、阶层和政治意识的分化还不明显，政党与传统社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新的结构、利益和政治意识尽管还未成为社会和政治的主流，但已经促使人们急于推举出自己的政治代表，在这种背景下规模很小的政党就出现了。各地区和各国都在自己政治发展的相应时段产生了这一现象。对于东亚各国来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各国的政党政治大都处于这一发展阶段，尽管有的国家尤其是日本和中国的政党产生得较早，但在战前在各种因素尤其是封建因素的束缚下也都没有发展起来，因此，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它们大多仍然处于这一阶段。
当一个政治共同体中政党众多、政党政治处于无序状态时，实际上没有一个政党能够真正承担起整合社会的责任，相反会大大加剧社会分裂的程度。这就导致了人们对政党失去信任，致使政治体制发生危机。[1]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具有较高制度化水平和权威的一党政治呼之欲出。
20世纪60年代中期左右，东亚各国或地区大都发生了由多党政治向一党政治的转变，即一党长期执政，独揽国家权力，其他政党处于在野地位，甚至取缔其他政党，或使其他政党无法履行正常的政党的职能。与过去刚刚从传统体制中脱离出来而建立的多党政治相比，一党的权威主义政治有更多的现代性，这表现在执政党的领导层以现代化为导向，建立了有一定制度化水平的政治体制，从而有效地贯彻自己的现代化意图，尽管他们本身不可避免地还带有浓重的传统色彩。一般来说，这种受西方影响较大的权威主义领导都非常注重市场经济的发展，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难能可贵的。20世纪50-80年代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没有发展好市场经验，这有其深刻的原因。对于这些国家来说，为了在与发达国家存在着巨大差距的情况下尽快缩短现代化进程，他们往往选择采取民族斗争的手段，企图通过动员全民族的热情和强化民族意识，获得在经济结构中无法获得的现代化推动力。因此，它必然要激活和强化民族传统文化，造成一种严重违反现代化规律的政治狂热，这又反过来严重阻碍了现代化进程，使现代化的改革者陷入进退维谷的两难境地，甚至使现代化成为民族传统的俘虏，成为在新的历史时期维护传统体制的工具和一句空喊的口号。东亚一党执政的权威主义领导一般都在不同程度上避免了上述非现代化因素的干扰，进行了有实际意义的现代化。
一党长期执政的政治环境与民主的发展
1959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取得反对英国殖民主义的胜利，上台执政后在三个方面基本保留了英国人在此建立的政治制度。一是文官体制。当时担任自治政府总理的李光耀认识到英国人建立的公共行政系统已经具有很强的现代性功能，因此，在对其进行适度的民族化改造的基础上基本保留这一行政系统是明智的。这一制度的保留使新加坡没有发生现代化治理的断裂。二是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多党制和民主选举。新加坡从1959年至今实行的是一党为主的政党体制和威权主义政治体制，具体表现是人民行动党一党独大并长期执政，其他政党长期在野。不过，反对党在大选中有激烈的竞选，并可以通过其议员在国会中发表不同政见，媒体可以公开报导反对派意见，从而对执政党构成相当的压力，尤其是这种竞争性民主还在缓慢而有序地发展，这在后发展中国家中所经历的威权主义时期是十分鲜见的，或者说，它在一党体制中把民主发展到了一个较高的程度。三是法律制度的有效性和现代性。新加坡法律体系和法治社会的建立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借鉴英国的法律制度并从自己的国情出发来实现的。对此，李光耀1962年在马来亚大学演讲时曾有一番解释：“殖民地法律和司法制度的巧妙之处，不在于它直截了当地采用英国法院和法律协会所详细列明的形式和条规，而是在于确保这些条规的采用，能够保证维持良好的政府，以及最大程度的个人自由。”[2]因此，新加坡一直沿用英国在新加坡建立的法律制度，并根据自己的国情进行了修改，例如适时和适度地推进严格执法的程度。
马来西亚与新加坡相同的是它在独立前也长期并且与新加坡同属一个殖民地，英国在这里也留下了良好的市场氛围，传播了西方文化，并培养了大量的有现代思想的政治精英，例如第一代领导人拉赫曼等与李光耀一样也是从英国留学回国的，这为它独立后保留英式文官制度、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打下了基础，这些都与新加坡有相似之处。
过去人们一直把日本看作亚洲唯一具有西方式自由民主的国家，但实际上这样的看法并不准确，日本的民主与西方民主还是有很大不同的，一党长期执政和家族政治是这种不同的两个最重要的特点。人们之所以一度忽视了这两个特点，是由于与所有亚非拉国家相比，日本的民主与自由以及反对党更多一些，更接近于西方民主。但是在后发展国家大量的民主化以后，在体制形式或自由民主的程度上已经超越了日本，就发现日本和这些国家一样，与西方还有一定的差异，同时也使人感到日本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也属于一种一党政治或一党长期执政的体制，只不过其民主的程度更高一些罢了。
日本一党政治的特点是在这种体制下容纳了最大程度的民主，较之马来西亚和新加坡有更多的民主。“1955年体制”的确立使日本进入了一党长期执政的时期。与其他威权主义体制相同的是，它的执政党长期占据掌握着国家政权；不同的是，它并不绝对垄断政权，允许在野党有“真正的竞争”；同时它比其他后发展国家的一党体制和多党体制都更为稳定和成熟。另一方面，它也与其他东亚或后发展国家一样，存在着很多行为和文化层面上的传统因素，例如家族政治传统，这表现在日本社会中存在着对传统的精英政治的认同，存在着对地域和血缘的认同，因而政党政治和政治家们往往要利用这些因素或影响才能在政治上崛起。21世纪初的一项统计表明，日本国会里出身各等级政治世家的众参两院议员超过230名，所占议员总数的比例达30%。[3]1998年的一项调查表明，众参两院中直接来自国会议员家族的“第二代议员”达103人。[4]当然，这种家族政治已经与传统上的家族政治有很大的不同，它融入了现代性的因素，因而日本是东亚社会中积累现代性最多也最成熟的民主体制，它的“世袭”政治在不断地向公民政治转变。
一党长期执政的原因与政治发展
从1986年菲律宾的马科斯及其新社会运动党被推翻开始，东亚有一系列长期执政的政党及其威权主义政府下台，依次是菲律宾、韩国、印尼、中国台湾地区、泰国、日本。新加坡和马来西亚长期执政的政党仍在执政，日本的自民党不仅是下台最晚的，而且它把一党政治下的民主发展到了很高的程度。那么，为什么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在经济水平已经很高的情况下还没有发生政治转型，与此相关，为什么日本能在一党长期执政的情况下把经济和民主发展到一个很高的水平，这两个、实际是一个问题值得我们进行思考。
政治制度具有较强的现代性指向和较高的制度化水平，[5]并使其与本国的发展水平相适应，这是它们一党长期执政并使其威权主义适应社会经济的巨大变迁的最重要的原因。
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政治体制具有较高的适应性是由于它积累了较多的现代性因素，在此基础上建立和培育了一种具有包容性和高效率的政治体制。具有包容性是指它在一党体制内把多党竞争和民主政治发展到了一个较高的水平，效率高表现在它们能够有效地主导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在上情下达和下情上达方面较为通畅；尽管马来西亚在这些方面略低于新加坡，但与很多国家相比还是较高的。它还有一个重要因素是，其种族和政治制度的多元性以及建立在此基础上的政党的多元性使它的政治体制更具有包容性和适应性，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其政治稳定。韩国、菲律宾、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中国等国家或台湾地区，以及发生在很多后发展国家的包括近两年在伊斯兰国家发生的政治转型，尽管有诸多原因，但政治体制的制度化水平较低是它们共同的原因。在转型前它们的政治体制都比较僵硬，领导层和体制缺乏现代性，不能适应环境的挑战，在社会经济结构转型后承受不了多元化的压力，不能像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政治体制那样在相当程度上可以容纳和规范反对党和各种利益集团的行为，从而发生了转型。
政治制度的制度化水平是与社会的一定发展阶段或水平相联系的，[6]在此一发展阶段为高制度化水平的体制可能会阻碍体制向彼一阶段的转型。例如，新加坡、马来西亚和日本在东亚各国的一党体制中最早发展起了多党政治，这使它获得了稳定有序和发展，然而这却使它发展更大的民主或实行多党制的时间比许多后发展国家晚了许多，所以，它的具有较高制度化水平的体制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政治转型。
这三个国家一党长期执政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它们都较好地把政治发展水平与国情有机地结合起来。新加坡政治发展的特色之一是在对政治参与进行严格限制的基础上逐步培育公民意识并进行制度创新。现在看来，这在客观上有很大的积极效应，尽管人民行动党的领导人可能并没有完全意识到这一点。一方面，它在保证一党威权主义体制相对稳定的前提下逐步地放松管制，不像有些国家压制政治参与从而导致激烈的对抗和体制的崩溃。对民主的培育主要是允许反对党的存在的发展，使媒体越来越中立，允许民众投反对党的票和发表不同的言论，可以直接批评政府的某些政策。其中集选区制度是体现这一特色的重要的制度创新。[7]集选区制度与相关的政治环境相结合在抑制过热的政治参与和培育有序参与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马来西亚执政的巫统的政治领袖们利用其政治体制和种族的多元性，在政治发展的不同水平上有效地限制和培育了政治参与。其对政治参与的限制主要表现在利用宪法和国家权力抵制反对党的发展，前者规定了伊斯兰在政治上的特权地位，后者是执政党利用执掌的法律、媒体和政治权力制裁反对党的领袖并限制反对党的发展。对政治参与的培育主要表现在这种控制是逐步放松的，它越来越能容忍反对党的发展，致使在近年来的一系列选举中反对党已经夺取了5个州的权力，并在国会中的议员数量有了明显的增加。从另一角度来看，马来西亚的地方自治性容纳了更大的民主，使它没有更多地影响联邦政府的稳定。
日本之所以能在一党政治下把民主发展到很高的程度并保持政治稳定，既与它有比其他东亚国家更成熟的基础和民主环境有关，同时也与它使民主与社会现实相吻合有关，这个现实就是它比欧美国家保留了更多的传统，例如家族式政治，这一特点深刻影响着日本政治的运作。如果说日本内阁的频繁更迭削弱了其政治效率的话，那么家族政治则削弱了这种更迭对政治运作的干扰。家族政治及其相关的运作与日本的社会结构相吻合，它使日本的政治更为稳定。这也就是说，日本政治的现代性或民主程度还不及欧美一些成熟的民主国家，如果它完全按照欧美的程序和制度来操作民主，也会出现摩擦，所幸的是日本并没有那样做。
从另一方面看，日本的现实是市场、中产阶级和一党政治的有机结合或平衡。与东亚或很多后发展国家相比，日本的家族政治有更多的现代性因素，一党执政也远不是一党完全垄断国家权力。日本之所以建立了一党长期执政、稳定而有序的民主制度，还与各政党及民众的民主素质水平较高相关。同时，它在2009年之所以成功地实现了稳定而有序的政治转型，进一步说明日本的民主是随着民主环境的变化而发展的，或许其更大的意义还在于它说明当代政治转型的标识会越来越淡。
领袖个人的特质对政治体制的形成和政治发展所起的作用也可以说明这种政治发展特点。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取得独立的发展中国家的政治领袖大致可以划分为三种类型或三代人，第一代领袖大都是职业革命家。第二代领袖一般都具有技术官僚的特质。第三代领袖则是新型政治家，他们一般不再是技术官僚，而是学习政治、法律或其他从事管理的精英，长期专门从事政治活动，一般来说这类领导人要在有民主竞争的环境中才会出现。例如东亚的印尼、菲律宾、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就基本是这一情况，它们的第一代领袖属于职业革命家，在他们身后的第二代领袖则兼具革命家和技术官僚的特色，他们主政的时代与第一代领袖已经不同，一般都把发展经济作为执政的第一要务，一些领导人还留过学，具有更加开放的思想。
新加坡、马来西亚和日本的情况则有所不同。作为第一代领袖的李光耀和拉赫曼都具有明显的双重特质，从他们主要的事业和时段来看，都属于第一代领袖，但是，与其他第一代领袖主要具有职业革命家的特质所不同的是，李光耀、拉赫曼还更多地具有技术官僚和政治家的特质，他们执政时与英国也保持着较密切的关系，因此，有更多的现代思想。当然，李光耀和拉赫曼等也相对缺少革命家的特质，缺乏第一代领袖经历过的大规模革命战争的锻炼。其结果可能是印尼、中国台湾地区等建立了较为僵硬的威权主义政体，而新加坡、马来西亚则在威权主义体制中保留了一定的民主因素，这对它们以后的政治发展有着深刻的影响。
日本的情况有更大的不同，这主要是因为它的政治现代化较早，发展水平较高，加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占领军在日本进行了大规模的民主改革，大大改变了日本的政治环境，因此，日本战后的第一代政治领袖实际上只是兼具技术官僚和政治家的特质，相当于后发展国家从第二代政治家向第三代政治家过渡的阶段。应该说在20世纪60年代日本的政治家基本上已经过渡到政治家的阶段了，尽管他们身上仍长期具有一定的家族政治或传统政治的因素。
由此看来，政治家的这种特质或现代性的差异对这些政党是否能长期执政有着重要的影响。
从东亚各国或地区的情况来看，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情况可能说明，要想保持一党长期执政和威权主义的体制外壳，就必须在其中注入更多的现代性和竞争性因素，必须与时俱进地发展民主。从日本的情况来看，在一党长期执政的情况下，民主政治可以高度发展，其多元的竞争程度可以接近多党体制，然而在获得政治稳定方面则会更早一些。
在21世纪的政治转型中，有三方面的重要因素对政治转型的渐进性起着重要的作用：一是随着人类文明程度的提高，人们对生活和生命的关怀程度也越来越高，因而暴力和流血冲突越来越不为人们所接受。二是在后现代因素的影响下政治转型不再像过去那样主要是由纵向的阶级分裂或等级分裂或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冲突所致，而是在现代化条件已经比较成熟甚至后现代因素已经大量涌现的情况下，其社会结构已经横向扩展，尤其是多元化方向、多元的利益和文化群体改变了传统社会分裂的向度和烈度，对社会整体来说其分裂性要小得多，这就在客观上软化了社会分裂和冲突的基础。三是全球化带来的交流互动及信息交流的增加和通畅，使后转型国家一方面处于国际社会示范性的压力和监督之下，在人文关怀、政治民主及社会自由方面都或多或少受到民主国家的影响，另一方面随着治理方式的交流和积累，统治者在主观上越来越希望把握民主化的主动权，他们在主观上的努力尤其是对国外已经成熟的民主治理经验的借鉴会越来越多，这就大大提高了人们应对转型冲突的能力。只要转型越来越呈现出渐进性，一党体制内容纳的民主就会越来越大。
还有一个儒家文化传统与政治发展的问题。过去一些学者在谈到新加坡的一党政治、李光耀的治国理念和经济迅速发展的原因时强调儒家文化的作用，也有一些学者在谈到中国的政治发展模式时也强调儒家文化的作用，毋庸置疑，儒家文化是有作用的，它会使具有儒家文化传统的国家或地区具有一定的特色，但是它并不能完全左右这些国家或地区的政治发展模式。我们看到，具有儒家传统的中国台湾地区、韩国、日本甚至中国香港地区都已经发生了政治转型，而新加坡要比这些国家或地区都更加西化，却没有发生转型，由此看来，儒家传统并不是影响政治转型的唯一因素。有人把其一党的威权主义政治看成是儒式社会的特色，但实际上威权主义不是儒式社会所独有的，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包括西方国家在其现代化的一定阶段都经历过威权主义。还有，一般来说伊斯兰文化由于其教义、血缘传承和生活方式等因素，要比儒家文化更为封闭，但是在一些伊斯兰教国家，例如土耳其、印尼和马来西亚等，尤其是近年来一些非洲的伊斯兰国家，或者已经发生了政治转型，或者其威权主义体制内的多元化程度已经高于新加坡，这说明传统文化并非不能发生创造性的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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