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现代化与公民人格培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化与论文,公民论文,人格论文,国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国外现代化理论和许许多多不发达国家的现代化实践表明：一个国家可以从国外引进作为现代化最显著标志的科学技术和工业装备，移植先进国家卓有成效的工业管理方式、政府组织形式、教育培训制度等等。如果一个国家的人民缺乏一种能赋予这些制度以真实生命力的广泛的现代心理基础，如果执行和运用这些现代制度的人，自身还没有从心理、思想、态度和行为方式上经历一个向现代化的巨大转变，那将很难避免失败和畸形发展的悲剧结局。
结论是无可置疑的：人的现代化是国家现代化必不可少的因素。人的现代化并不是现代化过程结束后的副产品，而是现代制度与经济赖以长期发展并取得成功的先决条件。这一点在我国的领导层和知识界已经形成共识。但问题在于：人的现代化究竟包括哪些内容？良好的教育体系和较高的文化素质？现代科学技术的掌握和运用？现代思维方式和开放式的观念体系？或是现代生活方式等等？这些都是，但都不完全是。人的现代化是一个从传统人格向现代人格转变的复杂过程。
一个国家国民的人格是该民族精神的人格化，一个没有健全人格的人，就不可能有完善的国格意识，塑造国民健全的人格是塑造民族精神的基础，而一个没有自己独立精神的民族是难以立足于当今世界民族之林的。因此，强化国民的科学文化教育和思想道德教育，努力铸造国民健全的人格精神，无疑是一个国家实现现代化的要务，以及实现民族振兴的前提条件。
一、对传统人格教育的反思
当前精神生活领域存在的种种弊端和人格扭曲的问题，一方面表明：改革开放和社会结构转型在人们价值观念上所引起的剧烈撞击和反响程度；另一方面也说明：在我们中华民族这个讲文明、重礼貌，注重道德修养和人格教育的“礼仪之邦”，传统的人格教育理论和方法与当今社会发展现实严重脱离的程度。
对传统的人格教育理论与方法作理性反思，尽管我们可以列举出种种诸多可取之处，但与当今社会发展的现实相比，至少可以说有以下三大弊端：
第一，听话、顺从代替自主、自律。在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统治者从巩固政权的政治需要出发，鼓吹皇权天赋论，皇帝自称为“天子”，是作为上天的代表来治理黎民百姓的，普通百姓一切（包括财产权或生命权）均来自上天的恩赐或国家的分配。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所谓“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君叫臣亡，臣不得不亡”等等即是如此。这种政治上的要求反映在伦理道德上就是听话、顺从的教诲代替了自主、自律意识的培养。作为封建时代中国思想道德学说的正统和官方意识形态代表——儒家的伦理学说和人格理论，要求个人、家庭绝对服从国家、社稷、君主的利益，所谓“三纲五常”、“三从四德”，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等等，莫不是这种政治化要求在道德上的翻版。这样，儒家的人格主张，实际上是把政治化的“道统”与伦理化的“德性”揉合在一起，以宗法制度为伦理价值核心，构成了儒家道德人格的深层内涵。健全人格中所应包含的独立、自尊、自律意识，在传统社会皇权至上的地位面前被严重窒息。当历史发展到二十世纪末叶，当市场经济的等价交换原则和平等竞争法则，把人们置于平等和独立的主体地位，需要人们按照市场经济规律和现代文明社会的准则，自主、自律、平等、独立地参与市场竞争，正确处理与他人、与团体、与社会的关系时，一些人便张惶失措，或乱来一气，这便是当代社会道德失范、行为失轨问题的深层原因。
第二，“君子不言利”。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尤其是儒家伦理观念中，“君子”（正人君子）是不可计较利益得失的，而只有“小人”才去计较和追逐个人利益，这便是孔子所说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孔子将生存美化为一种为了道义的存在，为了社会，也即“谋道”。而反对人们追求个人财富的行为。孟子也由此划分“君子劳心”与“小人劳力”的界限，鄙视财富的获得，压制营利的思想，儒家这种道德价值绝对化的做法，不仅使人生的价值取向失去了利益和权利的基础，也使得道德教条下的人格与现实生活中的人格发生严重对立。正是由于儒家只注重道德伦理方面的人格成因，而忽视人格中最本质的权利因素，不仅造成传统社会价值人格的不完整，也导致了权力与义务意识的失衡。这种伦理价值观在建国以后的计划经济条件下仍然受到了强化，比如：在相当长一段时期，“自留地”和家庭副业被认定为资本主义的“尾巴”，追求经济实惠和改善生活条件的努力被说成是修正主义的倾向。“四人帮”鼓吹的“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宁要社会主义的低速度，不要资本主义的高速度”更是把这种传统价值取向推到了极端。在这种文化观念和价值取向面前，人们谋取个人利益的愿望和动机受到严重的压抑。在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即人们的个人利益受到了肯定，谋利的行为得到政策鼓励时，便如同火山一般迸发出来，成为推动改革和生产发展的巨大动力。此时的人们不再顾忌他人的评价，顾忌社会舆论的约束，而毫不犹豫地投入到市场谋利活动之中，有些人更是不择手段地谋取个人利益。这种失去节制的谋利愿望和行为，也就成为冲击传统价值观念和人格自尊约束堤防的洪流。
第三，政治取代道德。中国历史上儒家历来倡导以“德”治天下，道德与政治是混淆不清的。统治阶级所提倡的道德往往也是其政治上的导向和要求，政治的意志和口号也往往被统治阶级美化为道德的意志和责任。可以说，传统的中国社会道德没有自己的独立地位。政治泛化现象不仅封建社会存在，就是建国以后的五、六十年代也是最鲜明的社会色彩。当时社会流行的口号就是政治挂帅，政治工作是社会一切工作的中心，以至发展到后来的“阶级斗争为纲”，“政治可以冲击一切”的地步。在这种社会氛围里，道德问题通常被染上了浓重的政治色彩，道德品质生活作风问题等皆可上升定性为政治问题。这种政治泛化的结果，造成了社会道德表面上的“神圣”（理想状态）现象，而一旦告别了政治左右一切的“挂帅”时代，造成“道德神圣”的政治依托便不复存在，道德神圣的光环也就自动消灭了。与这种道德依附于政治的现象紧密联系，我们在理想人格的塑造和宣传上，也突出反映了特定历史时期的政治需要和愿望。可以说，每一个时期树立的人格榜样和典范都与当时所处的政治气候和动向密切相关。
可以说，长期以来我们过多关注了政治人格的塑造和宣传，而缺乏对“人之所以为人”起码常识的研究和教育，这不能不说是道德文明建设中的巨大缺憾和人格迷失的社会根源之一。
二、时代呼唤健全的人格
人格作为人的文化心态与社会行为集合，是支撑社会道德文明的基石。如果说整个社会的道德文明是一个有机体的话，那么每个公民的个人人格便是构成这一有机体的细胞组织；如果说社会现存的种种伦理规范和道德要求是对人们行为的种种约束和规定，是一种外在的强制，那么，人们人格意识的觉醒以及对自身人格尊严、人格价值、人格独立的自觉维护与认同，则是这种外在的约束和规范能够持久发挥作用的内在机制。可以讲，人格是道德的核心、良心的支柱。如果没有健康的人格作基础，任何严密的法律体系、任何完善的道德规范也是难以充分发挥作用的，在我们现实社会生活中，虽知法而犯法，虽知德而缺德的例子实在是太多了。
人格作为现实社会生活中个体比较稳定的心理和行为特征的总和，是抽象与具体的统一，是个性与共性的综合，是一定社会历史文化的产物。正如马克思主义所揭示的那样，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特定的社会历史文化条件塑造着特定时代的人，不同时代的人们对人格的理解和要求也不尽相同；反过来，人格的培养、人的发展又必然影响作用着社会的发展进程。
当代中国社会正处在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从以农业文明为主要特征的传统社会向以现代工业文明为核心内容的现代社会转变。这种转型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处在社会变革中的人们思想道德、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和心理素质也正经历着空前激烈的冲撞、变革、重组以及转换过程之中。与传统的计划经济条件下社会情形相比较，社会结构转型对人们的影响是极其巨大而深远的：其一，计划经济条件下，企业只是政府的附属物，个人只是国家计划下的不负盈亏风险的单纯生产者或经营者，企业和个人既无发财致富的机遇，也无亏损破产的风险。而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和个人作为社会经济和市场的主体，必须直接面对市场，在竞争中求得生存与发展，这种生存竞争的压力一方面极大地增强了人们的风险意识，同时也容易淡化人们的社会责任心和义务感；其二，在计划经济条件下，生产活动直接表现为满足人们的需求，所以传统的经济学理论在表述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时就是“满足人民群众物质文化需要”。而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生产的直接目的是为了交换，通过等价交换而获取一般等价物商品——货币，因此，货币往往成为人们直接追求的目标，拜金主义、极端利己主义等等也就有了滋长蔓延的现实土壤；其三，计划经济条件下的传统社会发展进步缓慢，随着现代化建设进程和市场竞争的加剧，使得现代社会节奏明显加快，人与人之间、企业与企业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以及国与国之间经济发展和人们收入水平的差距不断拉大，这必然使人们对加快经济发展产生强烈的紧迫感和危机感，似乎经济发展就是一切，物质财富的增长就是目标，因而，容易淡漠人类社会发展和人的自身发展其他方面的要求。
因此，伴随着社会结构的转型和现代化的客观进程，一方面社会生产力在加速发展，经济在高速增长，社会物质财富在迅速膨胀，人们的自主意识、竞争意识、效率效益意识、民主法制意识、社会文明意识和开拓进取意识明显增强；另一方面，人们的精神生活领域也出现了种种困惑和问题，一些人在获取物质上富足的同时却陷入了精神上的赤贫，为了金钱他们可以置党纪国法于不顾，可以置人格尊严于不顾，可以置坐牢、杀头于不顾。当前社会中存在的权钱交易、行贿受贿、以权谋私的腐败现象；卖淫、嫖娼、赌博等丑恶现象；贩毒、走私、制售假冒伪劣商品的不法行为；车匪路霸、敲榨勒索的暴力掠夺行为等等，所有这一切都表现了一种对金钱不择手段的疯狂追求和人格的严重扭曲。
社会结构的转型和人的全面发展，是同一现代化过程的两个方面，人的全面发展和综合素质的提高是社会结构转型的动力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基础，在一个国民素质普遍低下，公民人格不健全的社会，是难以真正实现现代化的。同样，社会结构的转型和社会现代化也体现着人的发展，是人的发展的社会表现，并为人的发展提供日益完善的环境和条件。
现代化建设进程企盼人的素质的提高，呼唤健全人格的培养。在推动社会结构转型过程中，致力于人的全面发展，培养公民健全的人格，避免走某些西方国家以人格尊严的普遍丧失和精神世界的堕落为代价的现代化过程的老路，应当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
三、面向现代化的公民人格培养
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的伟大振兴，必须在致力于经济建设的同时，大力推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重塑中华民族之精神，而这种民族精神的塑造，具体到微观实践领域，便是公民健康人格的培养。同时，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必然要求人们成为独立的市场主体，这种新型的市场主体必须具备现代人全面发展的、健康的人格特性。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塑造新型健康的人格，必须坚持以下四原则：
第一、人格独立原则。人们之间人格是平等的，也是独立的，人在社会中承担的角色形形色色、千差万别，但前提首先是“人”，是具有独立人格意志或自由的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只有首先做一个有着健全人格的人，达到了人格的完善，才能真正担负社会赋予的责任，完成社会角色所应完成的任务。党格、国格和人格三者是密切相联的，也是有着严格区别的，人格是做人的基本要求和起码原则，人格不能代替党格、国格，但党格、国格也不能完全取代人格，只有先着眼于人格的培养，完善个体的健全人格，踏踏实实把人做好了，才能在此基础上培养出自己崇高的党格、国格来，做合格的党员和公民。未有人格低下者在其身上能体现出崇高的党性、国格的事情。在这个问题上一定要纠正长期以来以人的阶级性否定人的共同性，以社会角色的具体要求取代人格普遍要求的“左”的做法。在社会道德文明建设中，承认并尊重人格相对独立原则，大力倡导人的自主和独立精神，鼓励人们自信、自强、自立，尊重人们的人格自尊和自由权利，培养人们的健全人格，这是现代社会文明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
第二、层次差异原则。社会是极其复杂的，作为社会关系的产物——人更是千差万别，我们既承认人格独立、平等、自尊，又要承认处在社会中的人由于生活境况的不同、由于知识水平和认识能力的不同、由于接受社会熏陶和培养的情况差异等等，而体现出觉悟程度的巨大差别。这就要求我们在进行思想道德教育和人格修养时，必须针对人们觉悟程度的差别而实施不同的教育以及层次递进式的引导方法，既要树立和宣传我们社会生活中的各种光彩照人的先进模范人物和人格典型，号召人们学习和模仿，又要教育引导普通群众从我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不以小恶而为之”，“不以小善而不为”，努力“积小善为大善”，踏踏实实地做人做事，树立起自己为人处世应有的人格自尊，切勿不分层次，不分差别地“一刀切”，将少数先进分子的理想人格作为普通群众的唯一要求，这样就会使人们感到“学不到、够不着”、望而却步，从而失去人格典型应有的感召力和影响力。多年的思想道德教育实践已经证明：要求不同的人们都达到同样的思想境界是不现实的，一个站在梯子底端或中间的人，不可能一下子就攀到顶端。而我们的教育工作是要鼓励和引导人们攀得更快、更高。
第三、义得兼顾原则。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在人们的思想意识变化发展中最终起决定作用的是人们的经济关系。我们进行思想道德教育和人格培养必须尊重而不能违背客观经济规律。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而市场经济从其本质上来讲是一种以等价交换为基础的商品经济，左右商品生产和交换的基本法则是价值规律，货币则是衡量商品价值和人们社会劳动的尺度，也是市场交换过程中人们发生联系的媒介和纽带。对货币的追求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生产经营活动的原动力，谋取合理合法的个人利益是人们的正当行为和要求，理应得到社会的肯定。但我们搞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处在社会生活中的每一个人也不是孤立的个体，而是处在一定社会关系中的人，是承担一定义务和责任的社会主体。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我们既要承认并尊重人们的自主性、独立性和个人利益，又要求人们正确认识对他人、对集体、对国家的责任和义务，正确处理自由、权利和责任、义务的关系，处理好“利己”和“利他”的关系，倡导守法经营、正当谋利，坚决反对那些以不正当手段去谋利，以损害国家、集体和他人利益的方式去谋利，以违法乱纪行为去谋利的错误倾向。坚持人格自尊，坚持义利兼顾，鼓励人们堂堂正正做人，光明正大谋利。
第四、榜样表率原则。理想人格是人们学习模仿的榜样和实践追求的目标，毛泽东同志在《纪念白求恩》一文中，号召人们学习白求恩同志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做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在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中树立起一个理想人格的榜样，这个榜样鼓舞着千千万万的人们学习看齐。在人格教育中我们必须善于发掘、树立这样的人格典型，号召人们学习效仿。同时，我们还应看到“树立理想人格的榜样必不可少，而各级领导干部做人处事的实际行为更是对广大群众起着直接的示范和导向作用，南北朝时期的颜之推曾说过：“夫风化者自上而行于下者也，自先而施于后者也”；人们常说的领导干部“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也是这个道理。因此，加强思想道德教育，对人们进行人格教育和培养，各级领导干部都应做示范、当表率，在各自岗位上清清白白做官，勤勤恳恳做事，堂堂正正做人，以自己的人格影响带动身边干部和广大职工群众，从而促进我们的党风、政风、社会风气根本的好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