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经济一体化与城市体系发展趋势，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发展趋势论文,全球经济论文,化与论文,体系论文,城市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文章编号 1000—3363（2001）01—0014—04
中图分类号TU982文献标识码A
经济全球化产生了新的国际劳动分工，发生在亚洲新兴工业化地区如韩国、中国台湾和香港，以及新加坡的国际劳动分工，以直接的外来投资为特色，来自发达国家的工业转移区成为主要趋势，在这种背景下城市的空间趋势又如何呢？（注：Chan,.R.C.K.,Urban DevelopmentStrategy in an Global Competition:The case of South China.Habitat－International,Vol.20,No.4,509—23,1996）
道格拉斯（Douglass）1992年将其纳为5 点（注： Douglass, M.,Global Interdependence and Urbanization:Planning for Bangkok Meta-urban region,Conference paper,1992）：①在某一国家范围内空间极化更趋明显，跨国公司的活动集中在重要的地区及周围而腹地的的发展则滞后（注：世界上500家最大公司的总部集中的纽约150家、伦敦11家、东京98家、巴黎58家、香港21家、汉城20家等等）。②由于巨大城市地区的出现，以区域为基础的城市化升格为以城市为基础的城市。③世界城市的联合与国际城市体系的形成。 弗里曼（ Friedmann ）1986 年将诸如伦敦和纽约的城市描述为世界城市（注： Friedmenn,J.,The World City Hypothesis.Development and Change,Vil.17,69—83,1986）；而国际城市体系中第二层次的城市则大部分位于亚太地区，在世界城市与实际进行工业生产的城市之间扮演中间人的角色。④跨境发展，著名的跨境发展地区有：新加坡、马来西亚及印尼之间的增长三角，香港与华南地区，以及中国的东北与俄国的图门江地区。⑤国际发展走廊的形成，国际性的海陆空交通通道及网络的集聚，加上有效的通讯网络，将世界经济连接成一个生产、消费和交易的实体（注：Rimmer,P.J.,Megacities,Multilayered Metworks and
DevelopmentCorridors
in the Pacific zone:The Japanese ascendancy.Working papet,1994）。
1 跨国公司企业城市运行方式
80、90年代的西方城市在外观与感觉上与从前相比有了很大的不同。这种后工业的、后现代的城市形态具有矛盾的特质。一方面，新的城市形态灿烂壮观，郊区零售业中心、滨水发展项目、历史文脉的保留等等改变了城市空间的地理特性。另一方面，城市中以阶层、人种和性别划分人群从来也没有像今天这样严重，新的迁回重建地区以其顽固的依赖性、贫困和不稳定出现有曾衰落的城市中心附近，新的西方城市可说是极化的城市。因此，城市从未象今天这样令人既爱又恨、既蕴含了动人的未来之梦，又与动荡、剥削以及分化的预兆纠缠不清。
与此同时，城市的运行方式发生了变化。城市政府重新定向，从注重福利和服务转向注意促进和鼓励地方增长和经济发展。新的政策由一系列新的代理机构支持和资助。通过与私人部门的合作，地方政府吸收了一些典型的商业特性，包括风险承担、创造力、宣传、利益趋动等。因此，许多评论家指出，跨国公司与企业家的城市出现了。
大公司、企业家主义的提法，鼓励探究城市被运行于一种更商业化行为模式的意义，目前是一个被广泛引用的概念。地方政治家和行政官员喜欢采用这样的措辞，他们也日益肯定采用企业家的立场有利于资本在城市里的积聚。不过，城市的这种转变，其影响到底有多深远还不大清楚。虽然有不少文献论及企业家的城市，但在理论与实验方面均显不足，在界定企业家主义的特征以及论述企业家主义与发达资本主义机制的关系上极少有一致性。有评论家指出，企业家主义的研究不应局限于城市政治地理的范畴，而应当是一个包括更广泛题材和内容的现代城市地理词汇。
都市带的概念提供了对宏观城市化地区的一种表述，在物质形态和功能方面的内涵并不强。尽管如此，对于研究当代世界经济、社会、政治全球背景下的正在出现的大规模的城市体系，都市带提供了一个大尺度的框架。由于美国城市用地的外边界日愈连接，更松散的互相连结的城市化地区的概念被提出（注：Friedmann,J.,The Urban Field as a Human Habitat,in L.S.Bounrne and Simmons,J.W. ( eds) Systems of Cities,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1978）， 法国地理学家戈特曼（Gottmann）1961年首先提出“都市带”的概念来描述美国东北海岸从新汉普郡南部至弗吉尼亚北部长800km， 从大西洋至阿巴拉契亚山脚，平均宽240km的巨大城市化地区。 这个地区的人口当时为3800万，以波士顿、纽约、费城、巴尔的摩和华盛顿为中心。1976年，戈特曼进一步定义了都市带城市体系的特征。
杜克西亚迪斯（C.A.Doxiadis）1968年提出了一个更具未来色彩的概念，“全人类城市”（注：Herbert,D.T.,see ref.Douglass,M.,Global Interdependence and Urbanization:Planning for Bangkok Meta-urban region,Conference paper,1992），这个提法基于对世界人口趋势的纯理论的预测，假设到21世纪末世界人口将达到预测基数的10倍，在这样的情形下，可以想见相互分离的城市化地区之间的功能联系会有极大增长，因此，城市聚落在物质形态上的连续性也会随之增加。这种可能出现在可居住地表上的连续的城市体系，Doxiadis称它为“全人类城市”。全人类城市的空间界限是由所存在的可以支持未来人类聚落的适合的平地及气候条件所界定的。
显然，这样长年限的人口预测包含了众多的不可预知性，而以此为“全人类城市”的立论基础，的确推测的成份居多。但这个概念并非没有价值，鉴于许多发展中国家的人口爆炸和大部分发达国家间歇性人口增长（尽管增长率很低），可以预见，都市带、甚至类似于全人类城市的结构体系的提法，其重要性将会上升。既然城市和社会环境问题与过度集聚相生相随，全人类城市的可能出现提醒人们，无控制的城市增长极具潜在危险。事实上，在北美很快人们就会意识到，全人类城市也许不再仅仅是一种具未来色彩的提法，而是一种现实。毕竟，全人类城市提供了一个思考问题的方式与方向（注：Herbert,D.T.,see ref）。
2 城市体系：发展与展望
最初，城市在地理和社会空间里是作为离散因子来分析的。单个城市的影响不再局限于某个地方，并且具有贸易、商业、工业和交通等多方面的职能时，城市间接相互依赖增加，由城市、城镇联结成的城市体系在职能上得以实现。综观19、20世纪，西方社会的城市体系在职能和形式上越来越复杂，总人口和城市总人口都急剧增加。单个的城市在职能上不断整合到较大的城市体系中；另一方面，通过物质形态的不断扩大，在城市内部产生了整合的和较大的经济和社会系统。城市体系和城市系统都成为对城市发展的准确描述（注：Herbert,D.T.and Thomas,C.J.Cities in Space,City as Place (3rd edition).London:DavidFulton Publishers,1997）。
2.1 传统的分析框架
观察到城市发展过程以及日常城市生活在国家框架内的持续发生，Bowne（1975）（注：Herbert,D.T.,see ref ）提出了一个相互作用的国家、区域及地方城市体系的图解模式，对于分析城市体系在物质形态以及功能上的相互衔接，提供了一个思路较宽的初步框架。
波拉尼（Bourne）的阐述，将城市体系分为相互衔接的三个层次：国家、区域和地方。国家城市体系由多个大城市主宰，以阶梯状的规模层次为特征，每一层的城市数目，随着城市人口规模的减小而有序地增加。区域城市体系套在国家城市体系之中，与国家城市体系比较相似，不过其差异清晰的规模层次比国家城市体系的要少。区域城市体系通常是由一个大都市组织起来，城市人口规模普遍较小，并且当沿着规模层次向下观察时，会发现城市人口规模下降较快。包含在区域城市体系之中的地方城市体系，或称日常城市体系，它们代表城市居民的生活空间，是当中心城市的影响向外扩张、吸收和重组相邻地区时形成的。
伯尼（Barne）进一步指出，在较小的国家， 可能较难区分全球城市体系与地方城市体系；而在较大的国家，正相反，这两个层次的城市体系均有可能再细分。Bourne的解释模型作为传统的对城市体系框架的理解，至今仍应用于西方工业国家。
2.2 对大都市形成发展的理解
在Bourne的城市体系图理解模型中，大都市是所有三个层次的支撑点。认识大都市形成发展的过程，将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城市体系的形成与发展。既然城市体系和城市系统都是对城市发展的准确描述，理解大都市内部的微观过程，无疑可以加深对城市体系宏观过程的认识。霍尔（Hall）（注：Hall,P.,A Comceptual Framework for Stategic Areal Development in Managing Metropolitan Metamorphosis and development:A global
and hisorical perspective.Regionaldevelopment Dialgue,Vol.10,No.4(winter),1—17,1989）曾提出过一个城市发展的一般理论模式，他认为该模式不适用任何国家及不同的时间段。该模式正是针对大都市内部这样的研究尺度，考虑在不断改变的交通技术影响下，当只有一定程度的地方层面上的规划参与时，市场的力量所形成的一般大都市结构。该模式由三个不断演进的阶段组成。
在交通不发达的历史时期，任何地方的大都市，其内部结构的形成都极相似。历次政治动荡的防御职能的附近，随着时间的推移，不规范的街市成为有规划的市场。大一点的城市结构复杂，具有一系列小的次一级城市，有时候这些小城市有独立的防卫系统，并且个个都有自己的市场。劳动密集型的手工业从市场职能中分离出来、位于市场附近。工人通常住在商店的上边，因此，居住与工作不易区分，总的来说城市用地规模仍然较小，不过人口却相当密集，虽然经历不少的自然灾害、政治动荡和传染病流行而令人口短时间内骤减，但稠密的城市状况却保持下来。
第二阶段，现代交通系统的产生给城市带来了较大的改变。但总的来说，交通方式的改变对大城市的结构的影响，导致了尖锐的社会分化。铁路的发展促进了中产阶级向邻区迁移和城市核心因为商业目的再开发。机动性较小的工人阶级则被迫留在其工作地点附近，如制造工厂、市场、港口等。相当多的制造业仍然是传统的小规模、劳动密集型的作坊式生产，靠近城市核心，围绕着批发商号以灵活的生产方式组织起来。大规模的、集中式的生产首先是靠近港口或临水的资本密集型企业，接着是一系列大众消费品的生产。此时，一部分工人开始向外搬迁，更靠近这些新的工厂，结果，大都市形成二元结构：一部分具有很强的向心性，由铁路将通勤者所住的郊区与商业中心相连，另一部分则由一系列通常位于地形、气候或生活方式不够理想地带的工业镇所组成，工业镇的住宅离工厂或仓库非常近。至此，大都市形成了鲜明的社会结构，由环、扇形和多核心复合而成。工人阶级靠近城市核心，中产阶级远离核心所谓“环”；工人阶级居住于低洼潮湿的地区，中产阶级居住于高亢通风地区谓之“扇形”；大都市急速扩张吞并附近最初的独立城镇产生“多核心”（注：Herbert,D.T.,see ref）。
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基本上没有什么积极的规划干预来减缓此类社会分化。当后来有了规划干预，情形也没什么改观。由于规划主要采用功能分区的形式，把被认为不能和谐共存的城市用地分开，如将工厂从居住区搬走，将商店集中在商业区等。可是这种干预对现存的地区影响不大，这就意味着工人阶级继续占据旧的、不理想的功能混杂区，而中产阶级则成为功能分区的受益者。当时的小手工业者也因住不起功能分区完善的住宅地区，只得住在靠近自己工作或常有小买卖的地方。因此，城市的两个部分日益具有不同的空间结构。
第三阶段，发达国家的大都市地区的大众的摩托化对城市结构产生了根本的影响。新的郊区在公交可以到达的地方被开发，新的购物与服务中心集结在小汽车容易到达的地点。城市土地利用的分化在更大的规模上形成。到处都有的劳动力促使雇主迁出大都市以寻找更低的租金和更充裕的劳动力，这不仅包括工厂和仓库的外迁，也包括服务业。大都市普遍采用多核心模式，传统的放射状通勤越来越弱，代之以相互交叉的、杂乱无章的结构，城市的交通干线日益拥挤。
Hall指出，尽管上述模式具有普遍性意义，但在不同的国家或地区，细节上会有不同。论到发展中国家大都市地区与发达国家的区别，他指出，在发展中国家的大都市地区，应特别留意传统和现代两种城市形态并点的情况，这种双元的特点是真正的双元经济与双元社会的所映，其不平等的分化甚至仍像一个世纪前的发达国家大都市那样严重。
2.3 对城市体系形成发展的理解
有一些城市体系形成发展的理论，从城市的规模分布探讨城市体系发展过程与规模分布的关系，如首位城市、等级序列模式；也有一些从分析城市与腹地的空间相互作用的动态过程着手，如中心地理论。还有一些则是从城市化的过程着眼。
最简单的城市体系演化模式即是从城市化过程着眼的三阶段工业模型（注：LeGates,R.T.and Stout F.(eds), The City Reader.London & New York:Routledge,1996）。 该模型认为城市化的特征与工业发展的三个阶段密切相关，而城市体系也由于各个工业发展阶段的交通通讯技术的变革而演化，表现出不同的规模特征、空间形态和联系的密切程度。这三个阶段即是众所周知的前工业、工业和后工业阶段，城市从单核演化成集合的城市体系。
当然，这三个阶段模型并非放之四海皆准，不过至少在发达国家反映了城市体系发展过程某些规律。从前工业到后工业的过程经历了几个世纪，对世界上不同的国家和地区有不同的影响，理解后工业社会的特征无疑可以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后工业的城市。
Bell（1974）（注：Bell, D.,The Coming of Post-Industrial Society.London:Heineman,1974）认为后工业社会有5个特点：①经济方面，由注重制造业转向注重服务业；②社会结构方面，专业与技术阶层的地位大大提高；③理论与实践方面，研究与发展及其与政策的关系越来越受重视，现论研究成为新观念的来源；④技术方面，技术改变的影响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⑤形成智力与高级信息系统的联合。这些趋势对城市的空间组织产生了显著的影响，中心城市不再是制造业的理想区位，制造业向城市边缘移动。某些批发零售业、以及办公也受到了类似的影响。当然这样的外迁过程并不是均衡发生的，有的城市明显一些。Bell提出后工业社会的概念，一个关键指标是，非手工的白领阶层超过劳动者的50%。到80年代，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的这类劳动者的比例为60%，可以说它们已进入后工业社会。
后工业社会逆工业化过程和服务业的兴盛，对城市产生了明显影响。 Herbert（1997）（注：Herbert,D.T.and Thomas,C.J.,Cities in Space,City as Place (3rd)
edition) ,London:David Fulton Publishers,1997）将其归纳为四点。首先，较大的城市在全球尺度上承担世界城市的角色时获得较为重要的地位。全球化的概念强调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联系，以及在全球尺度上围绕世界城市运作的主要机构组织之间的联系。金融市场尤其是在全球化的情形下运作。其次，逆城市化现象，传统的都市边级的小城镇和半郊区开始成为吸引人的活动的磁石。再次，随着传统制造业的衰退，也产生了明显的区域效应。在美国，西部的阳光工业带由于高科技、研究与开发、资源导向等活动吸引工业再分布于此。在英国，以伦敦周围的快速干道为基础，形成了三个外围都市地区，亦形成了大量的就业的增长。最后是关于城市所依赖的信息基础和潜在的交流系统。随着信息传输的革命，空间摩擦下降，将许多行为束缚在具体地点的情形似乎消失了，“城市”很难于被包裹在“地方”里。下文将进一步论述信息时代。
3 城市网络与信息时代
自70年代早期以来，世界经济日益全球化，城市体系也逐渐成为一个与此相关的重要尺度。城市体系的研究可以超越国家和地区的界限，城市网络成为城市发展的重要策略。经济、以及文化、信息、行为方式的全球化，与通讯系统的发展与普及密不可分。信息时代经济、社会、文化与以前相比有很多不同，值得深思。
作为联系，生产与交换的本质的增长轴的城市，受到不断增长的政治、文化生活全球化的影响。传统的城市体系基于国家的框架，分为首都、区域中心等级别，但随着将城市插入世界生产、流通、交换系统的机制的形成，传统的城市体系的框架的立论基础正在改变。城市作为城市系统的一部分，不是按照传统理论的领土的连续性，而是建构在功能节点（中心城市）以及节点间的轴（商品流、人流、资金流、信息流）之上。大部分国际金融、 证券集中在少数几个国际性城市， 如伦敦有479家国外银行、纽约有356家、东京280家、香港165家、巴黎180 多家。
城市要想在全球化背景下运作必须建立与其它城市的联系，允许城市在更宽的框架里运作。不断增加的中等城市之间的依赖与互补反映了一个事实：当考虑单个区域中或几个区域之间各城市的联系时，城市—区域的关系显得不那么重要了。城市网络由交通、通讯、电子传真等组成。因此，建构城市网络是在一个国家内形成更牢固和平衡的空间结构、增加凝聚力的基本要求。
自1985年至90年代，城市网络几乎成了大部分大中心城市不可避免的战略。 城市网络的目标主要考虑以下几点（注： Borja,J.,see Castells,J.,Local and Global,UK:Earthscan,1996 ）：产生面向第三种力量的通道；团结微小的领土、经济、政治和人口空间，以产生和优化规模经济和集聚经济效益，加强通向边缘区的基础设施；在国际系统中定向，以便接近和利用不断增加的信息、交易经验和技术；实现领导职能；通过该网络，为各城市在更大的作用空间定位，简言之，城市网络是通过把城市体系的各城市带进更宽广、更密集的关系领域、以提升其地位的工具和机制。应当指出城市网络这种领域的组织方式，是由建构城市网络的城市本身来界定的，而非以行政界限来界定。因此，城市网络跨越国家地区界限亦不足为奇。
如上所述，所谓的全球化与信息化过程，其所导致的社会转变亦有空间的量度。进一步地，Castlls（1996）提出（注：Castells, M.,The Space of Flows:Elements for an Urban Theory of
the Information Age,New media:Technology,Science an Culture no 2,1996），这种空间的逻辑以“流的空间”为主宰，建构在把生产和管理的战略节点全球性地联在一起的电子线路上。不过这并非这个社会唯一的空间形式，相反，人们见到“地方的空间”一如既往地作为绝大多数人日常生活领域的组织形式。应当说，主宰当今时代的重要机制是基于“地方空间”之上的“流的空间”。
关于当今所处的时代，Castells有进一步的论述。他指出，我们的社会已演化成基于“流的空间”的网络社会，并分析了网络社会中的社会变化（注：Castells,M., The
Information Age, Vol 1—3,Oxford/Malden:Blackwell,1996—1998）。值得留意的是， 一方面时代预示人类正释放空前的生产能力，另一方面也许人类在短时间内还是无法解决诸多的难题。
4 结论
综上所述，城市体系发展与社会、经济的发展密切相联。处于当今的网络社会和信息时代，处于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客观认识“全球化”将有助于科学分析城市体系的问题。的确，发达国家的经济重构，产生了所谓的新的国际劳动分工。一方面使生产性服务业向大都市集聚。产生所谓“世界城市”，因而有了“功能以世界城市体系”的提法（注：Lo, F & Yeung,Y.(eds),Emergion Cities in Pacific Asia.Tokyo:United Nationas University Press,1996）；另一方面，制造业的转移也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发展的机会，一部分国家和地区凭借这个机遇迅速崛起，如亚洲四小龙的崛起，相应地城市化进程也大大加快。
然而，有两点却不容忽视。一是从世界范围来看，城市内部的极化有增无减，社会不平等非但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从“企业家城市”的特征到发展中国家大都市（注：Hall,T.and
Hubbard,P., The,Entrepreneuria City:New urban politics,new urban geographies?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20,2 (1996).153—174,1996）这一特征，就是程度不同的社会极化的反映。另一方面，经济全球化并没有给大部分的发展中国家带来机遇，相反，众多的非洲、拉丁美洲国家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由于所依赖以出口的原材料价格大幅度下跌，以及挥之不去的债务危机，陷入了严重的贫穷—灾害—更贫穷的恶性循环之中。由于经济的软弱无力，这些国家在自然灾害面前更加显得束手无策。
尽管亚洲在近20～30年来发展很快，然而问题却也不容忽视。一方面，国家是以牺牲环境利益为代价，接纳发达国家转移的污染性企业，结果严重破坏了自然环境。如果计算环境成本，这样的快发展就会大打折扣。全于环境恶化，不但为发展中国家也为发达国家敲响了警钟。另一方面，余波未尽的亚洲金融风暴也提醒人们要清醒认识金融全球化的得与弊。应当说，这场地区性金融危机以及由此引发的全球性金融动荡是始料不及的，因为，就是危机到来之前不久，东南亚几个国家还被视为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样板。目前，虽然许多地区已出现经济复苏的曙光，世界经济所面临的问题仍十分严峻。由于日本经济积重难返，对东南亚的经济复苏将起着明显的制约作用。世界经济不景气引致初级产品价格持续低迷，将对非洲和一些拉美国家造成严重的困难。
因此，全球化的经济亟需全球化的管理。可是什么样的体制可以健全地服务于地区发展甚至全球发展呢？要想从矛盾重重的现有经验中寻找答案看来绝非易事。清楚认识到城市休系也处于同样的两难环境中，将有助于寻找折衷方面而非寄希望于一劳永逸，以减缓目前很多城市密集地区，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密集区的压力。
200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