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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评价学术研究某种现状，历来为整个研究工作的一部分。其意义在于肯定成绩，指陈不足，明确前进方向。抗日战争研究近些年出版了大批专著，也出版了大批资料书。纪念抗战胜利50周年之际，多处交流、讨论，各有创获。倘若有人下工夫加以批评，就一些问题进行讨论，对于推进往后的研究，定有助益。我看的东西很少，不足以切实参加这项工作，但也觉得有些话可说。一家之言，当否实未可必。
逐一开列成绩账单，繁琐且难准确。概略言之，头一项，学术界在抗日战争性质的研究上打开了新的局面。日本侵略中国，中华民族抵抗日本侵略的民族解放战争，这个性质在全中国人中间从来没有什么不明确、不一致的看法。中国人看法一致，不见得外国人也就看法一致。经过大家的研究与国际交流，中日两国学者首先在这个问题上取得了一致的认识。《中日学者对谈录》一书，记载了双方讨论这个问题取得的共同成果。它在认识抗日战争的性质上是有代表性的。中日学者的共同认识足以充分反映国际学术界的认识。抗日战争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地位、作用的研究上也有进展。以前中国学术界本身对这方面的研究重视不足，西方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论著，对中国的抗日或者只字不提，或一笔带过，着意贬低。中国抗战是世界反法西斯东方的主战场。有这个战场才有东方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现在情形有了改变。国共关系、两个战场，是大家研究的重中之重。中共中央党校、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等单位出版的共产党的文献，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人的年谱、传记等，对这方面的研究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台湾出版的抗日战史、有关传记、日记等有同样意义。国共关系、两个战场，以前隐而不彰或只呈大体轮廓的地方，现在明朗多了，确切多了，以前只看见局部的，现在比较能够看到全局了。抗战时的国际关系研究也使人增加了这方面的了解，中国抗战靠自己掌握前途命运，也与国际大格局联系在一起。经济、文化等领域的研究，由以前的分散变为比较集中有系统了。所有这些成绩、进步，对于我们今天认识那段历史特有的重要地位，所起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
抗日战争特有的重要历史地位在什么地方？我们多次说过，那就是抗日战争是近代中国历史一个伟大的转折点。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中国经过百年衰败以后走上了复兴的道路，转折点就来自抗日战争。新中国最初若干年，国家生活处在各种社会改造中。然后又有“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开始进入了有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崭新历史阶段。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综合国力日益提高，表现出中国是在复兴的道路上大踏步前进。研究抗日战争，很容易看出这个复兴的历史转折并非来自别的地方，正是来自抗日战争。研究那段历史最突出的意义，就在这里。
历史事实并不处处都是黑白分明的，人们的认识要有一个过程。抗日战争研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前进道路上的困难仍不可低估。某些基本数字至今尚付阙如，直接影响叙述的准确性，某些史料真伪杂陈，虚实同在，研究者据以撰文发议论，往往有之。有的人物评论中，看重人物的自我表白，胜过看重客观事实。有的史实评述中，看重局部多，看重全局少。顾虑把共产党的地位、作用降低了的，有之；顾虑把国民党的地位、作用降低了的，同样有之。政治思想认识和对历史的认识，这里显然还夹杂在一起。问题争论、讨论中不乏停留在表层上的，没有解决的远远多于解决了的问题。1991年抗日战争研究会成立时，胡乔木说，大家的研究很有成绩，但“对这段历史的的认识还有许多不深刻的地方”。乔木的话语重心长，今天仍然适合。
抗日战争的历史和整部中国历史一样必须成为科学的客观研究的对象。我们必须把抗日战争的研究建立在坚实的科学基础上，提高它的科学性。何谓科学性，不知有谁下过定义。对于叙述历史，我们主张客观的历史是怎么样，写出来的历史也必须是怎么样。话虽如此，甲认为的“怎么样”和乙认为的“怎么样”往往大相径庭，以至针锋相对。在看待社会历史的许多重大问题上，要找出不同阶级、人群共同的“客观公正”，无异缘木求鱼。然而这丝毫也不意味历史客观事实可以依照人们的主观愿望随时改变，更不意味着抗日战争的研究就无法建立在科学基础上了。世界一切事物、连同动辄以光年计算的遥远天体，没有不可以通过科学研究去了解的。现在还不了解的事物，不能排除将来可以了解。抗日战争的基本性质、面貌，事实昭然。如何增强这个领域研究的科学性，此无它，和研究历史的其他领域一样，照唯物论思考问题。
二
照唯物论思考，大学都知道，一切要根据事实讲话，一切要具体分析。抗日战争中的矛盾太复杂了，比想象的远为复杂。具体分析，嘴说容易动手难。而且“异化”那种东西确实存在。人制造出偶象、精神力量，反过来又让它们来统治自己。从社会物质生活矛盾出发，减少精神束缚，人对事物的认识可以易于接近实际。试举几个事例，稍加讨论。
蒋介石何以转变抗日的问题
蒋介石从坚决拒绝抗日转到抗日立场上来，原因是什么？一种论点认为，蒋的转变不在“外因”，即不在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潮流、共产党和人民群众的斗争、推动，而在“内因”，即在蒋所受中国传统文化薰陶、民族主义思想、个性和权力欲望等。也就是说，蒋由坚决反对抗日转变到抗日，他的思想意志是最后起作用的。而且这被认为是一种新的更深刻的观点。
人们对此必定要问：蒋介石的这个思想意志，何以在“九一八”事变时没有起作用，在全国群众性的抗日救亡运动中没有起作用，在丧权辱国、妥协屈服的何梅协定、秦土协定时没有起作用，而要等到“西安事变”后才终于起作用了呢？蒋去西安，不是为了转变态度，准备抗日，而是为的破坏、镇压张学良、杨虎城与共产党联合起来实行抗日。西安事变前，他对张学良苦苦争论要求停止剿共、实行抗日的答复是：“你现在就是拿枪把我打死了，我的剿共政策也不能变。”〔1 〕何以经过华清池逃跑又被捉拿以后，便一百八十度转弯，接受对方的抗日要求了呢？谁也不会相信，这一连串事实能够用个人意志、感情、性格等作出解说。这一连串事实指出，它必须从个人的思想意志以外去寻求解说。
历史是人自己创造的，是有思想意志的人创造的。个人，特别是掌握极大权力的个人，他们的文化因素、思想倾向、权力欲望等，必定要对事物产生重大影响。谈论历史的人没有哪个看不到这一点。但是个人，不管掌握多大权力的个人，他们的思想、意志、愿望，并不能最终支配历史。如果个人意志最终能够决定历史走向，决定历史的重大事变，数不清的王朝就不会被推翻，古今中外许多居于权力顶峰的人物如梁武帝、袁世凯以下的北洋军阀首领、拿破仑、希特勒、墨索里尼、日本军国主义魁首等，就不会“自我得之，自我失之”，纷纷垮下去，因为那是根本违反他们的意志愿望的。蒋介石在西安事变中发生的转变，第一，是他的思想意志的违反，而不是他的思想意志的实现。从后来张杨的遭遇下场可以知道，那种违反一直被他视为大恶大恨，终生难忘。要说明蒋的抗日取决于他的个人意志“内因”，就要证明他的转变与西安事变无关，以及那场事变不是他的意志的违反。倘若能够作出这样的证明，那早就应该有人提供出来，被视为一个不小的发现了。第二，那种违反和转变也决非简单地是他个人态度的转变。一切主要人物都是一定的阶级的代表。他们的态度最终必须适合于自己阶级的基本利益。蒋在西安事变中发生的转变与他所属阶级的利害息息相关。1935年11月，蒋介石在国民党五全大会上提出：“和平未到完全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亦决不轻言牺牲”。所谓“最后关头”，意味着蒋介石承认对日屈服妥协，要有一个“度”。这个“度”当然就是蒋政权能够生存下去。不过这时他仍坚持剿共不变。形势进一步演变，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当权势力，在面临民族灭亡大风暴、抗日救亡运动猛力冲击下，何去何从，并不最后取决于蒋个人的态度、意志。他和所有人一样，身不由己。不转变，他所代表的阶级利益、统治权力就有被冲垮、被变换的现实危险。西安事变就表现了这种现实危险。从这里也可以知道，蒋那样痛恨张杨，那样坚决反对共产党，但事后西安事变的成果仍大体保存下来了，没有被推翻，这决非由于蒋有过所谓“人格担保”，而是由于日本侵略所造成的紧张形势，到了他的政权不能生存下去的“度”。什么是蒋转变的内因？适应民族运动兴起大势，保住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掌握的统治权力，这就是蒋的内因，这个内因就是蒋的行为与民族利益和全国人民的爱国行为一致起来的内在根据，内在的实质。在涉及整个民族行程的大关节上，把统治阶级的决定性步骤最后归结为某个个人的思想意志、性格等，事情就完全失去了物质的基础，失去了客观的依据。那确实象前人所说的阿拉伯图案，纤细的藤子上开着大花朵，图案很美，花朵非真。从当权人物的思想意志去寻求对矛盾复杂的重大历史事件的解说，这种认识同文明史一样古老。唯物论科学理论教会人应当如何告别那种古老的认识方法。
传统文化、民族主义思想当然很重要，不可忽视。这里不需要一般地说它们的地位与作用。传统文化要分析，民族思想也不是一个脱离一定阶级、人群利益的独立的因素。统治阶级的主要代表人物，肯定没有谁不受传统文化熏陶的；也很难说，他们之中谁压根儿就不曾有过民族主义思想或近似观念的。但近代中国历史却证明，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当权者对外国侵略进行抵抗或屈服的态度，非常大的程度上取决于他们与人民群众的关系、他们对人民群众的态度，而不取决于他们与传统文化的关系以及自我表达过多少民族主义思想、观念。在外国侵略压迫的面前，统治阶级中常常发生抵抗与投降、主战与主和的矛盾分歧。我们可以从人物不同的实权地位、不同的处境和要求去了解那些分歧，根本无法从他们与传统文化的关系去了解那些分歧。民族主义思想、观念既然并非个别当权人物所特有，那么能够作为评价人物重大政治行动根据的，就不是他们这样那样关于民族主义思想的自我表白，而只是他们在帝国主义侵略压迫面前采取的实际行动。此非推论，乃为实事。试看与蒋介石多年打交道的汪精卫：他的传统文化涵养为蒋介石所望尘莫及。他从《民报》时代起，几次扮演革命角色。他发表的民族主义言论不知凡几。抗日战争中他叛国投敌，在逃往上海的轮船上写的诗，忧国忧民之情可掬。前几年报纸上有文章讲过，如果抽去汪某的大名，有谁不会认为诗的作者是一位可敬的爱国人物、热血沸腾的民族主义者！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当权人物的文化传统，他们自己的某些民族主义表白有另外的意义，但是拿它们作为评定当权人物政治上重大行动的所谓深刻“内因”，则了无实在性，就象海市蜃楼可以看见，了无实在性一样。
共产党斗争对蒋转变的作用问题
共产党的斗争对蒋介石、国民党转向抗日起了怎样的作用？这个问题与上一个问题有相同的地方，有不同的地方。一种看法认为，抗日战争以前，蒋在与国民党其他派系的斗争中屡屡获胜，最后平息两广事变，实力更为增加。共产党那时执行“左”倾路线，力量由发展转为衰落。苏区党丧失百分之九十，白区党丧失百分之百。国共两党实力迥殊，不成比例，认为共产党在推动蒋介石抗日中居于重要地位，与实际情况不合。事情到底怎么样，应该分别地讲。
推动蒋介石、国民党终于抗日的力量，来自全国抗日救亡民族运动洪流。这个洪流汇集着包括国民党某些派系的各种力量，并非只有共产党一个力量。但共产党与国民党在抗日战争前的十年间一直处在国内政治斗争漩涡的中心；再往前，它与国民党合作掀起过大革命，其政治影响、潜在能量，与民族运动中的其他力量显著不同。共产党最严重的困难发生在丧失江西苏区和红军长征时期。武装力量锐减，白区组织同时遭到大破坏。现在有的文章不叫白区丧失百分之百。叫“左”倾路线“把白区的共产党搞光了”。革命形势岌岌可危。但到1935年冬天，共产党已经走出困难的低谷，并很快恢复活力。这表现在红军长征到达陕北，重新建立起革命根据地和立即展开的军事、政治斗争。当时毛泽东曾说，没有这个地方，“我们下不了地”。长征抵达陕北以后，共产党从悬空“下地”了。1936年上半年，红军与张杨部队实际休战，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西北一角初步形成。共产党没有现实的力量和巨大潜力，西北局部抗日统一战线就不会实现，转捩全局的西安事变也无从发生。与此同时，白区党的领导系统破坏了，北平、江苏又都建立有党的“工委”、“临委”等临时领导机构和外围组织。1935、1936年相继发生的重新掀起全国抗日救亡运动高潮的两大事件，即一二九运动和救国会成立，它们或者是共产党员直接领导的，或者是经过党的临时机构幕后推动产生的。这显示出共产党在白区的大事件中仍然起着火种的作用。推动蒋介石终于抗战的是全国多种力量汇合在一起的全国抗日救亡民族运动，共产党的斗争是这个运动的一部分。这个运动几落几起，共产党的力量也有起落，但它始终是处于漩涡中心和卷起洪流的一部分。力量可以从反面来度量。两广抗日反蒋的事变一经平息，蒋介石便亲率嫡系大军30万赴陕西剿共，它是从反面对事实的说明。西安事变、白区抗日救亡运动掀起新高潮，它是从正面对事情的说明。把它们合拢在一起，我们可以看出共产党力量的状况和它在推动蒋转变抗日处在怎样的地位。
蒋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目的问题
蒋介石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目的是什么？一种观点，认为先安内，后攘外，也有不满意日本侵略，“愿意”抵抗的一面，安内的目的是“立足于最后的打”，或者说，那是争取“国内统一”的战略部署。蒋介石确实是这么说的：剿共是为了抗日，抗日必先剿共。肯定安内是立足于打，其潜台词也就是蒋介石坚持反共内战，乃属理所应然。
中国要抗日，内部必须先团结起来，不可能一面内战，一面对日抗战。共产党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就是要求国共两党和全国各派势力停止敌对，团结一致抗日。共产党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为其实现进行了斗争。内战停止，抗日战争实现，说明共产党的主张反映历史走向的需要。所以“先安内，后攘外”，在原则上不但不错，而且必须如此。
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则是另外一回事。蒋介石讲得很明白：外指“倭寇”，内指“赤匪”。这与新军阀混战中，他要求国民党其他派系“服从中央，维护统一”根本不同。他坚持先安内，是坚持消灭共产党这个坚决主张抗日但威胁到自己统治的势力。后攘外则是对何时抗日所规定的条件，抗日首先要满足这个条件。抗日与否取决于共产党被消灭与否。共产党未被消灭之日，中国也就无抗战实现之时。事情尚不止于此，即使共产党被消灭了，中国肯定也不能就抗日。蒋一则说，要用退让牺牲中国利益，使日本去消化侵略果实，“至少也得要用二十年、十年的功夫”。再则说，“就是从现在起大家同心一致，专在这一方面来努力，三十年还是不够。到那时候，说我们想靠物质的力量，可以战胜日本，那还是等于做梦”。〔2〕照这些说法，中国十年、 二十年、三十年也不能实现抗日。那以后会怎样，无需去推论。由此可见，“先安内、后攘外”，蒋介石与共产党的主张原则上似乎并无不同，而实质则根本相反。实质就在于认定谁是敌人，谁是朋友。蒋介石的方针是继续内战，把共产党这个抗日力量作为要消灭的头号敌人，共产党的方针是要停止内战，把日本侵略者作为要共同抵抗的民族敌人。
“攘外必先安内”是蒋介石鲜明的阶级政策。近代中国统治阶级多次碰到严重的“内忧外患”交加危机。每当此时，当权人物为了渡过危机，保住统治权力，很自然地要提出自己的阶级政策。对于统治阶级，外国侵略者、革命的人民都损害和威胁它的统治地位，或者可能是、或者现在就是它的敌人。没有哪个当权势力甘心屈服于外国侵略压迫的，也没有哪个当权人物不希望避免在外国人面前卑躬屈膝，以免暴露自己的虚弱，和被指责为投降卖国的。但在同时受到国内国外两种威胁或两个敌人打击的情况下，它必须确定跟谁可以妥协，对谁要去抗拒镇压，当统治者与革命人民的矛盾无法调和、出现一定危险，不敢和不能依靠人民去抵抗外国侵略时，就只有对前者镇压，进行内战，对后者妥协，屈服投降。鸦片战争以后的一系列丧权辱国条约、制度等即由此而来。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是近代历史上统治阶级在“内忧外患”交加中传统政策的继续运用，是那种传统格局的又一次表演。蒋介石说：“外寇不足虑，内匪实为心腹之患。”这连语言也是从他的先辈袭取来的。蒋政权带有自己不同于前代环境条件的特色。其国内战争对手由以前单纯的起义农民变成了共产党领导的红军。它与日本达成的妥协也不叫某某条约，而叫做某某协定了。但整个政策的基础却是与前代反动政权一脉相承的。对日屈服，对共产党和革命人民动员最大力量——第四次剿共内战蒋自任总司令，调集兵力63万，第五次动员军队100万， 飞机200架，三番五次进攻，维护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 就是那个政权阶级政策的实质。
蒋介石讲过一些要抗日的话，也有建筑长江要塞等个别措施。这说明日本的侵略也威胁他所代表的统治权力，是那个统治权力的潜在敌人，他有不甘屈服于敌人的一面。但这并没有改变蒋政权对日妥协，坚持反共内战的实质。他公开发表过“敌乎？友乎？”的对日政策声明，希望日本不要逼得太紧了，使他再也无法后退，基调仍是对日妥协。他所说的“敌”与“友”，确切地说，是他那个政权的敌与友，而非中国人民的敌与友。一面集中对内，一面练兵和准备对外防守，以往统治者也是这么做的。蒋政权并非例外，因为一个国家政权根本无力对外时，也就根本无力对内，不足以维持其存在了。日本的研究者说，安内攘外论，“在本质上带有浓厚的反共反人民色彩”，是“国民政府对日妥协的理论基础。”其目的在于维护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法西斯的“兵营国家”。〔3〕这个看法指出了事情的本质。 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到底立足于什么？与“立足于打”相反，立足于“和”，立足于对日妥协，保住自己的存在严重“内忧外患”、有倾覆危险的政权。
蒋介石国民党与共产党这个敌人本来不能妥协，与日本那个敌人一直在妥协中。最后这种颠例的关系终于改变过来了。国民党事实上接受共产党的主张，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共同抗日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在“内忧外患”交加中执行的传统政策这一次没有坚持到底。这个扭转航舵的力量来自哪里？——而且这种扭转，不只改变国共关系，也改变了支配中国近代一百年历史的一条定律：外国发动侵略，民族矛盾激化时，统治阶级当权势力多半要站出来进行抵抗；在抵抗遭受失败，而国内矛盾也同时激化时，统治者便很快对外屈服，与外国侵略者相结合来保住政权，人民的反抗斗争则以失败告终。破除那条定律的力量，归根到底来自以共产党为中心的人民力量的发展，来自中国面临被日本灭亡的严重民族危机下，民族运动的蓬勃兴起。不承认变革，或承认变革而不分清变动走向，就看不出历史的转折前进；承认变革，不首先把目光投在人民力量一边，而只盯住统治阶级的力量、作用，只从当权人物的意志、愿望、告白、宣言去诠释、说明事件，就不能认识转折、前进的力量来自何方。长江大河波涛起伏，激流总在底层。历史运动同样有自己的底层，那就是与统治阶级矛盾冲突的人民力量的存在，它的兴起衰落，动静进退运动。历史矛盾运动的状况，最后取决于人民力量的状况。认识历史就象认识河流，随时要探测出它底层激流的状况一样，要了解人民力量的状况。
正面、敌后两个战场的地位问题
正面战场与敌后战场处在怎样的地位？关系抗日战争的全局，应该深入研究，根据事实作出回答。目前这方面的一些争论令人感到莫名所以。一种观点认为，正面战场始终是抗日战争的主战场。如果把正面战场视为次要战场，就必然要强调蒋介石消极抗日，这对于提高中国抗日战争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地位不利。与此相反，一种观点认为，国民党留在敌后的部队没有起多大的作用，敌后战场应该是专指共产党军队的抗战。如果认为国民党也有个敌后战场，就降低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中的地位。这两种观点表面相对立，它们的共同点，是顾虑到“如果”不这样看或“如果”不那样看，将产生严重的后果。也就是说，研究者不是把着眼点放在客观事实上，去弄清事实真相，而是撇开事实考虑到“如果”后面会发生的问题上。前面那种考虑还先设定了一个前提：只有正面战场才能提高中国抗日战争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地位，敌后战场没有这个资格。因此，蒋介石即使后来确实消极抗日，也不宜实话实说。这种“如果”式议论与学术研究了不相干，通常说的实用主义，即系此类。
又如八路军平型关战斗究竟歼敌多少，争论的双方，重点也都不在于事实本身，而别有看重。平型关一役，当时报道歼敌3000人，以后说1000余人。据近来发现的档案，朱德给蒋介石的电报、毛泽东给朱德的电报，均载明歼敌实数为500余人。毛给朱的电报特别指出， 对蒋介石应如实报告，不要夸张。至今一些论著、回忆仍照抄旧的数字，明显带有“如果”一类的顾虑。也就在最近，台湾有的论者则宣称此役歼敌不过200人，并杜撰说那是林彪在某处讲的。几种说法不同， 它们的共同点是想通过不同的数字，来表示各自的政治观点：张大共产党军队的战绩或贬损其战绩。抗日初期，国共双方正齐心对日抗战。平型关战斗后，毛泽东、蒋介石的电报都表明了这一点。中国遭受日本多年的民族压迫，积压在中国人心头的抗敌雪耻怒火，这时正喷薄升起，要求举国共同御敌，快打胜仗。平型关的报道宣传，和淞沪战争中八百壮士等的报告宣传一样，就是反映了全民族的这种共同愿望和炽热激情。卢沟桥事变后，日军在华北横冲直闯，气焰异常嚣张。平型关一仗，灭侵略者的威风，长中国人的志气，这就是它的意义。把歼敌多几百人或少几百人看作似乎足以评定国民党与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地位、作用，完全没有反映出它的意义，反而掩盖了它的意义。
抗日战争中值得讨论的问题远不止这些。就从这些讨论和争论来看，说来说去，科学研究要讲唯物论，要讲辩证法。唯物论要求严格根据事实讲话，实用主义只能破坏科学。辩证法的核心是承认事物矛盾的普遍性。事物只存在于一定的矛盾运动中。否定矛盾的存在等于否定事物的存在。一定形式的矛盾运动规定一定事物的本质。阶级社会不同时期的矛盾运动规定不同时期历史的本质。以前我们一些讲抗日战争的论著，多半强调共产党的地位和作用。近来有些论著又一下子把两者的位置颠倒过去，象电影制作上的剪裁，用小镜头放映前者，用大镜头放映后者，从一个片面走到另一个片面。症结都在于看不见事物固有的矛盾，缺少辩证法。从经济基础、环境条件来说明历史事变，不等于否认人的思想意志、文化传统在大小不同的程度上影响历史事变，正视人民群众的地位和作用，绝不意味着忽视统治阶级、当权人物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如此等等。一切事物都有本质的和非本质的，有大局、小局，主流、支流。凡事都有个界限。唯物论辩证法的功能，就是引导人们去认识事物的本质，而又分辨出它的界限在哪里。
三
哲学家朱熹说，谈论历史，最无意思，只是看人相打。朱熹从唯心观点出发，把整个客观世界的运动看作主观世界的运动，使他对历史的认识非常肤浅。他只看到历史的表面现象，而不知道那些现象是由什么样的客观矛盾、社会底层结构造成的。抗日战争的来历、背景，加上现实的环境条件，造成了中国抗日营垒特有的格局。这个格局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独一无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反法西斯各国中也独一无二。这个格局就是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并存、民族解放战争与民主革命两个任务并存，国民党与共产党两个领导中心并存，各自带着双重结构或复合板块的特点。它们不是形式，而是历史的基本内容、关键环节。抗日战争的复杂矛盾，它的面貌和最终结局，就来自这些结构上和表现在这些结构或板块的运动上。因此，它们是研究者必须集中注意的问题。不集中探讨这些问题，那就有可能像朱熹说的只看到人们相打，不过是史无前例的大规模人群相打。
关于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
抗日战争是全国各阶级、各派政治势力团结起来共同抵抗日本侵略的民族战争，抗日阵营内部又屡次出现国民党与共产党分裂内战危机。抗日战争中同时存在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这用不着论证。但是，这两个矛盾的作用是单向的还是双向的，它们是结合为一个整体发生作用的，还是各不相谋、各自为政的，一句话，它们的演变与抗日战争的结局是什么关系？这一些，有的以前的论著反复讲过，有的至今尚缺少讨论。
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两个矛盾并存，并非两者地位并重。民族矛盾始终占据主导地位，阶级矛盾始终居于次要地位。前者支配后者，后者服从前者。把握这一条，是认识抗日战争的出发点。
国民党与共产党由十年内战转变为合作抗日，抗战过程中，双方冲突碰撞不断，屡次发生合作破裂的危险。而那种危险又屡次被克服，把合作坚持下来了。根本原因就在一条：日本军队占领着中国，日本将要灭亡中国。国民党人、共产党人代表的阶级利益不同，矛盾对立。他们又都生活在中国这块大地上，是中华民族的组成分子。他们要求保住民族生存的权利，因而也保住自己生存的权利。他们除了团结起来抵抗日本的侵略，别无出路。在国民党那方面，蒋介石从来没有改变过要消灭共产党的方针。他多次把抗日与反共并提，以至认为反共重于抗日。他对共产党的代表说，中共存在是我的生死问题，不去掉中共组织，“我死了也不安，抗战胜利了也没有什么意义。”1940年7月， 他明确对人说：“如欲抗战胜利，须先消灭共党。”〔4〕他这么讲， 实际上也是这么行动的。皖南事变时，他准备“彻底制共”，即准备分裂内战。当共产党为向国民党抗议，共产党参政员拒绝出席二届一次国民参政会时，蒋介石公开说，“决定不出席，唯有根本决裂”。但在受到国内外压力时，他又对参加秘密集会的国民党参政员说：“国共最终总要分裂的，对此用不着惧怕。单从军事上两个月就可以消灭共产党。目前政治上还是防御。”〔5〕1943年夏，蒋又下令闪击陕甘宁边区， 但计划受到阻止未能实现以后，也没有采取新的严重步骤加剧紧张局势。在共产党这方面，对国民党反共的反击是走一步看一步。皖南事变发生，共产党看到了又一次“四一二”的危险。但它很快改变一度打算从军事上去对抗的主意，转而从政治上展开反击，避免了分裂。1941年5月， 日军向中条山发动进攻，卫立煌集团损失惨重，共产党应蒋介石要求出兵支援，表示共挽民族危亡。1944年12月，共产党一度设想成立“解放区联合委员会”，但后来放弃了那个设想，因为考虑委员会虽然不叫政府，实际也会造成全国两个政权并立的态势，孤立自己。共产党“七大”期间，毛泽东反复讲，共产党对蒋介石要执行“洗脸政策”，即要求他修改错误的政策。“我们对蒋介石的方针是又团结又斗争。讲到斗争，我们是有理、有利、有节的。我们是在自卫的立场上和它斗——自卫的、局部的、暂时的斗争，要有利于团结。国民党天天想打我们，但也不敢和我们作大的决裂。我们的斗争也是有节制的。”〔6〕总之， 国共双方斗争不断，谁也不愿从自己这方面跨出合作破裂的门槛。日本军队占领中国领土没有改变，中国遭受日本的民族压迫没有改变，阶级矛盾服从民族矛盾，国共合作抗日的大局就不会改变。这是两个矛盾并存中的一种关系，一个走向，但不是全部关系和唯一的走向。
阶级矛盾居于民族矛盾的从属地位，并非阶级矛盾居于消极被动、任凭支配、无所作为的地位，阶级矛盾的演变，反过去也制约民族敌人的进攻，并支配战争的结局。受制约者同时成为制约者，受支配者最后成为支配者。把握这一条，是认识抗日战争的落脚点。
民族矛盾制约阶级矛盾，其结果是规定和造成了中国抗日战争一是民族战争，二是人民战争。人民战争也是民族战争，但它从根本上加强了民族战争。摩天大厦要靠牢固的地基，人民战争正是民族战争这座巍峨大厦的坚实地基。阶级矛盾的演变、战争造成的特有环境条件来自人民的斗争，转过来又把人民的作用带上新的位置。人民战争成长，加强了民族战争的地位，也就是加强了制约民族敌人的进攻，支配战争结局的地位，中国所以最后胜利，是靠民族战争胜利的，日本所以最后失败，是由于与中国全民族为敌失败的。战争过程中，日本当局忽而宣布不以蒋政权为对手，忽而又宣布仍以蒋政权为对手，翻来覆去。目的就是一个：诱降蒋政权，分裂、瓦解中国的民族战争。日本制造汪精卫傀儡政权，就同出于这一目的，不过很快发现它没有实力，作用甚微。日皇族成员三笠宫当时就坦率评论说，汪政权不过是“日本为掩饰其备受诸外国责难的侵略主义，而灵机一动施展出来的一种小伎俩而已”。 〔7〕日本对蒋政权的“和平工作”多途并进，极力从这方面施展阴谋。从军部、几届内阁首相直至天皇裕仁，都参与与或与闻其事，说明民族敌人只可能从中国的统治阶级方面来分裂、瓦解民族战争，而不可能从共产党、人民群众方面来实现那样的目的。中国在民族战争中制约敌人进攻，并最后支配战争结局，国民党、蒋介石的坚持无疑是关系全局的，共产党、人民战争的坚持同样是关系全局的。民族战争坚持的过程，也就是中国抗战走向胜利，获得民族解放，日本走向失败的过程。越往后，这个过程越发加快。这是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并存及其演变的又一种关系，又一个走向。它与前面的那种关系、那个走向，具有同等地位，需要同样看待。两种关系、两个走向是一个整体。撇开了其中的无论哪一面，就没有了事物的整体运动，没有了抗日战争的历史。
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并存及其演变，表现了历史的、也是一切事物发展的秘密和基本规律：一分为二，向反面转化。大与小，强与弱，先进与落后，支配者与被支配者，压迫者与被压迫者都转向它的反面。日本发动侵华战争，认定将在最短时间一举灭亡中国，不想最后倾全国之师，血战八年，反过来败到了中国手下。1961年毛泽东说：“日本的南乡三郎见我时，一见面就说，日本侵略了中国，对不住你们。我对他说，我们不这样看，是日本军阀占领了大半个中国，因此教育了中国人民，不然不会觉悟，不会团结，那么我们现在还在山上，不能到北京来看京戏。就是因为日本皇军占领了大半个中国，中国人别无出路，才觉悟起来进行斗争，建立了许多革命根据地，为解放战争的胜利创造了条件。所以，日本军阀、垄断资本干了件好事。如果要‘感谢’的话，我宁愿‘感谢’日本军阀。”〔8 〕抗日战争把民族灭亡的危机变换成民族复兴的转机，它们相反相成，间不容发。毛泽东在这里对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并存及演变的秘密作了一次通俗的解说。
抗日战争研究的各种争论中，有一种主张，认为抗日战争的历史阶段起始于“九一八”，不起始于七七事变。理由是，“九一八”以后中日间民族矛盾严重激化，东北开始了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抗日战争和全国抗日救亡民族运动兴起，“七七”抗日即由此而来。拿“七七”以前和以后划分历史阶段，就人为地斩断了事物发展脉络，降低了民族矛盾的决定性。在这个问题上要改变传统观念，遵循新的观点云云。如果这个主张确实能够成立，那么，上面关于抗日战争矛盾的特殊性和它的转化与结局的论述就根本不对了，应该抛弃掉，因为它的基础是建立在“七七”以后两个矛盾并存以及它们的相互关系演变上的。但是勘查一下基本事实就知道，拿“九一八”划分抗日战争的主张是把部分相同的内容当作全体相同去看待，而不是从事物的全体规定性去认识事物的本质，它在一些重要关节上表现认识混乱，是不能成立的。
头一条，“七七”以前和以后，阶级斗争的形势、阶级关系的格局、统治者的地位与作用、它同人民的关系，基本相同还是根本不同，前后一样还是截然两样？讨论抗日战争，首先需要对此作出判断。“七七”以前和以后，中国社会主要矛盾，阶级斗争形势、阶级关系的状况，不能离开国共两党关系的状况。“九一八”以后中日间的民族矛盾激化，救亡运动兴起，但这种激化直到西安事变爆发，并没有改变国内阶级矛盾的尖锐形势。“九一八”以后，蒋介石不但没有放松，而且更坚决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国共内战规模越来越大。与此同时，蒋政权也没有放松对人民抗日救亡运动的镇压，反过去，对日本从东北打到关内则步步妥协后退，直到华北特殊化的部分实现。不论从哪方面看，都无法认为中国这时是在全民抗战中，或者全民族在抵抗日本的侵略。国共关系何时转变的，中国的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也就是何时转变的。不区别“七七”以前和以后全国形势的根本不同而认作基本一样，是把一系列规定历史面貌的事迹混淆起来，或者颠倒了。再有，抗日战争是民族战争，“七七”以前中国有没有民族战争？讨论抗日战争，不能回避简单明了回答这个问题。抗日战争是在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下进行的。西安事变以前，中国有没有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讨论抗日战争，同样不能回避简单明了回答这个问题。“九一八”以后，“七七”以前，民族矛盾激化了，东北有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战争。众多的群众与英雄人物，为反抗侵略者英勇牺牲，可歌可泣。但是毫无疑问，民族矛盾不能与民族战争同一定位，局部的人民战争也不能与民族战争同一定性。有谁能够摆出事实，说“七七”以前中国已经开始了抗日民族战争呢？国共内战结束，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不能离开西安事变。毛泽东说：“西安事变成为国民党转变的关键。没有西安事变，转变时期也许会延长。”“十年的内战，什么来结束内战？就是西安事变。”〔9〕他又说， 国共合作“这在中国革命史上开辟了一个新纪元。这将给予中国革命以广大的深刻的影响，将对于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发生决定的作用。……历史的车轮将经过这一统一战线，把中国革命带到一个崭新的阶段上去”。〔10〕有谁能够摆出事实说“九一八”以后，“七七”以前，已经形成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呢！又再有，中日战争中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并存的两种关系、两个走向，只出现在“七七”之后。以前日本虽然受到了一些分散的抵抗，根本谈不到现在人们所说的“双向车道问题”。没有七七事变，就没有后来中国抗战胜利的结局，这无可讨论。抗日战争的历史意义是使中国近代历史实现的根本转折，准备了新中国代替旧中国。而这个转折只发生在“七七”之后，不在以前。“九一八”至“七七”，中国面临现实的亡国危险，从哪里实现起根本转折，又哪里来的新中国代替旧中国的准备？
历史的上一个阶段与下一个阶段的关系，是因与果的关系。研究历史目的在知道果，也要了解因。二者不可相分，却不能相混。日本学者有主张中日战争十五年说的，或者从日本侵入山东算起，二十四年战争说的，它们考察的都重在中日战争的因，而非重在果。把历史的因与果平列起来观察，就使人不能认识一定阶段历史的本质特征和相应的地位。这就是我们一些研究者为什么要重视讨论历史分期有何意义，以及分期该应以什么为标志的问题。
事物转化要有一定的条件，中国在抗日战争中以弱胜强有一个天生的重要条件：中国广土众民，历史悠久，文化高度发展，熔铸就了中华民族独特的坚韧稳定的性格，使它具有极大的潜在能量。任何外来侵略势力决不能最后战胜它，而只会适得其反。《红楼梦》上探春姑娘说：“可知这样大族人家，若从外头杀来，一时是杀不死的。这可是古人说的‘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必须先从家里自杀自灭起来，才能一败涂地呢！”中华民族就是这样的一个“大族人家”。一切自恃强大、以为不可一世的外来侵略势力，在它的团结面前注定是要失败的。《红楼梦》里讲的如果是中世纪人们的朦胧感受，那么中国近代历史、抗日战争的历史，则证明那个感受根据确凿。
关于民族解放与民主革命两个任务
抗日战争的两个任务是以前的革命斗争留传下来的。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矛盾，规定了中国革命必须：（一）赶走帝国主义，取得民族独立；（二）推倒封建统治，争取人民民主，来实现中国近代化。中国人民的这种斗争，至少可以上溯到孙中山领导的革命运动。1905年，孙中山列举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可以看作是对中国革命两个任务的早期概括。民权、民生可以分开讲，也可以合起来讲，实质上要解决的是民主与国家近代化问题。共产党走上历史舞台，把这个革命称作民主革命，并简要地叫作反帝反封建。大革命时期，土地革命时期，都是两个任务并提的。抗日战争时期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并存，也就是民族解放与民主革命或民主改革两个任务并存，尽管二者不是同等并重的。
抗日战争中，民主革命或民主改革与民族解放并存的重要地位，在以前的研究中有所论述，但未见充分讨论。现在可以看得很清楚：第一，共产党在陕北和敌后抗日根据地推行的民主改革不只是关系局部，而是关系抗日战争全局的。封建统治制度的存在，根基在农村。抗日根据地能够实行民主改革，当然大后方农村也可以实行。蒋政权为了维护自己统治在农村的社会基础，反对实行民主改革。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总结当时的情况说：“在抗日期间，出现了所谓民族革命阶段和民主民生革命阶段的两阶段论，这是错误的。”国共“两党的争论，就其社会性质说来，实质上是在农村关系的问题上。我们究竟在哪一点上触怒了国民党反人民集团呢？难道不正是在这个问题上面吗？”〔11〕共产党在农村的民主改革，从经济上限制封建剥削到政治上建立“三三制”人民民主政权，极大地改变了旧的农村关系、农村秩序，确立起了新的农村关系、农村秩序。广大农村以农民为主体的人民群众，就是这样充分发动起来，成为坚持敌后战场支柱的，人民战争就是以这个秩序为基础展开，在全民族战争中顶住了半边天的。新的农村秩序同时也给中国社会指出了新的方向，指出了抗日战争正在打开的前景。这一些，正是关系抗日战争全局的。不能只从地域的局部性去看待它的意义。
第二，大后方民主党派活动展开和民主运动兴起，表明推进民主改革的动力不止来自农民群众，也来自其他民主阶级。1943年民主政团同盟主席张澜致书蒋介石，强调国内政治形势恶劣，“察其症结，皆在政治之未能实现民主”。一切只有党意官意，没有民意。国家前途，大可忧危。那是大后方民主运动兴起的重要信号。1944年，共产党提出建立“联合政府”，废除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国民党一党专政，把民主改革的政治目标明确起来了，也使各民主党派的力量集中起来了。从抗日根据地开始的民主改革运动，到这时发展成了一个带全国性的运动，只是各自的侧重点不同。
第三，蒋政权在民主改革问题上与民主势力站在根本对立的位置上。它反对共产党在抗日根据地的民主改革，当然更反对“联合政府”那样性命攸关的民主改革，因为一切民主改革，只要涉及实质的内容，都必然要改变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统治现有的政治、经济权益，改变以至危及其政权地位。抗战初期设立国民参政会等，带有改革意义，不过那并不损害当权者的地位。蒋政权反对共产党、反对民主改革是一回事，它不能与共产党公然决裂，对抗日根据地的民主改革，对大后方的民主运动，有无力量制止住，反对掉，又是一回事。皖南事变后不久，前此担任蒋介石政治顾问的欧文·拉铁摩尔在《太平洋事务》上发表的一篇题为《四年之后》的报告中说：在中国，如果得到外国政府的援助和支持，右派政府就能够得以生存下去，但是，如果敌国的进攻力量大于外国援助的话，政府不与革命合作，就会寸步难行。不然，政府也许将在革命中被抛弃。“对中国人民来说，这四年的历史，既是争取民族独立的历史，又是国内革命的历史”。〔12〕中国抗日战争是“争取民族独立和国内民主革命相结合的战争”。整个抗日战争充满激烈复杂的斗争，内容极丰富。拉铁摩尔关于中国抗日战争是“争取民族独立和国内民主革命相结合的战争”这个说法，符合历史。他所说的“右派政府”不与革命合作就寸步难行，是指蒋政权不能与共产党分裂，把对日抗战变为内战，而不是认为它在民主改革问题上与革命有什么“合作”。如果与革命合作来进行民主改革，那至少要算中间政府，不成其为“也许将在革命中被抛弃”的“右派政府”了。不用说，蒋政权完全没有力量阻止抗日根据地的民主改革，也没有力量阻止大后方的民主运动。它采取各种手段打击压制民主力量，坚持一党专政，再加上军事上抗战消极，其结果原来跟着走的人由多变少了，原来抱有幻想的人变得幻想破灭了。为什么蒋政权在抗战中力量由上升变为下降了，就因为民族解放需要民主改革，而它与民主改革相对立，就是民族解放与民主革命两个任务在抗日战争中并存而不同步且相矛盾的情况。抗日战争就是在这种矛盾斗争中进行的。中国社会各阶级在民族解放与民主改革上，在这里充分表现了它们谁个怎样，谁个不怎样，谁是什么，谁不是什么。
民族解放与民主革命两个任务并存，各个时期矛盾焦点不同，两个任务的主次也不同。民主革命的最终目标，一般说，是要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扫清资本主义发展、国家工业化的道路。孙中山提出“土地国有”、“耕者有其田”，共产党领导土地革命，理论即由此而来。抗日战争中的民主改革没有提及封建土地制度问题。这是由于废除封建土地制度是更深刻的社会变革。抗日战争必须团结包括地主阶级在内的各个阶级去进行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而不可能两个任务同等并重，同时并举，不能一次性地把帝国主义、封建阶级两座大山通通掀掉。以敌后抗日根据地为基轴的民主改革，保证和推进了争取民族解放斗争的胜利，而这个胜利反过来又把整个民主革命推进到了更加接近全部行程的终点，其中正有废除封建土地制度这个更深刻的社会变革。所以中国民主革命的两个任务始终是联结在一起的。
关于国民党、共产党两个领导中心并存
抗日战争的领导权问题，争论最多，也最激烈。现在知道的有国民党领导说，共产党领导说，国共共同领导说，国共分别领导说，领导权由国民党向共产党转移说，等等。众说纷陈，没有哪种主张被认为基本上可以确立。有的研究者由此发出慨叹：这样一场伟大战争，总不能没有一个领导吧！对于这个问题，我的看法是这样：
第一，国民党与共产党的领导权，是由抗日战争前它们是两个敌对政治实体的关系嬗变而来的。抗日战争开始，双方各自作出妥协让步，实现了合作抗日。国民党发挥了领导作用，共产党也发挥了领导作用。双方各自让步的根本内容，是共产党放弃武装推翻国民党、取消苏维埃政权，国民党则实际上承认共产党合法存在。以前彼此敌对的关系，现已改变成了相互合作，共同抗日的关系。但这并没有改变各自的阶级立场，也没有改变它们原有力量、组织的领导指挥系统。国民党实际上照旧运作没有改变，共产党在新的情况下依然独立运作，也没有改变。共产党控制的陕甘宁边区政权，改为国民党全国政权下的地方政权了，但它与通常意义上的地方政权截然不同，仍然是共产党领导的政权；红军改为全国统一序列的八路军、新四军了，依然是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它们的发展、壮大，就是遍布华北、华中敌后的抗日民主政权，和由几万人成长为上百万人坚持敌后战场、进行人民战争的人民军队。说国民党发挥了领导作用，是因为它掌握着民族战争所必需的、国际国内承认的统一政权，它指挥二百万军队，担负着正面战场的作战。它积极反共，但没有放弃抗日。说共产党发挥了领导作用，是因为它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使民族战争所必需的国内团结能够维持下来，指挥八路军、新四军担负着敌后战场的作战。就像正面战场是全国抗战不可缺少的基本部分，敌后战场同样是全国抗战不可缺少的基本部分。只要这些众所周知的事实是可以确认，无法否定的，国民党、共产党在抗战中各自的领导地位、作用，就是可以确认，无法否定的。它们就象地球有二极，并非只有一极。
第二，抗日战争是一个整体，局势瞬息万变。国民党、共产党都起了领导作用，但国民党坚决排斥共产党参加领导，共产党坚持独立自主。它们又不可能离开战争的整体运动去采取大的行动，又没有某种力量协调于其中。它们是依照什么规则，或遵循什么轨道运转，来实现对抗日战争的领导的？如果存在某种规则或体系的话，那又是怎样的一种规则、体系？
实际的情况，看来是这样：国民党、共产党所处的地位不同，能够起作用的范围不一样。它们在相关的行动上，有统一的，一致的；有又统一，又矛盾斗争的；有彼此相反，始终对立的。双方一致的地方，是认定一个政权对外。共产党尽管不赞成这个对外的是一党专政的国民党政权，批评它的对外方针，但也只限于此。这不是共产党有无发言权的问题，而是抗日战争是民族战争。只要这个政权是对外抗日、对内承认国共合作的，它的对外地位就是应当得到承认的。双方又统一，又矛盾斗争的地方，是在两个战场的关系上。国民党领导指挥正面战场作战，共产党领导、指挥敌后战场作战，它们起着互相配合的作用，客观上它们的行动是统一的，一致的。1943年7月， 共产党发表的《为纪念抗战六周年宣言》说：“整个中国战场上，六年来的作战，实际上是被划分为正面与敌后两大战场，这两个战场的作用，是互相援助的，缺少一个，在目前就不能制止法西斯野兽的奔窜，在将来就不能驱逐这个野兽出中国。因此，必须增强这两个战场互相支援的作用。”〔13〕这对国民党、共产党在两个战场行动上的统一性说得很明白，事实确切。也就在这里，双方又存在着无法解决的矛盾。共产党在敌后发展抗日力量，国民党反对共产党在任何地方发展力量。两个战场的存在、演变，关系着抗日战争的全局，是最足以说明双方在领导上的地位和关系实质的地方。双方立场相反，始终对立的，是共产党要求实行民主改革，国民党反对民主改革。要说明国民党、共产党领导作用是怎样实现的，从这种种情况，看不到它们有某种形式的共同领导或与之相反的分开领导。从这种种情况，明显地可以看到，它们的领导作用是从又统一、又矛盾斗争中来实现的。对于这种状况，如果给它安上一个系统或法则，那就可以叫做对立统一运动系统或法则。很可能这个说法把复杂的事情简单化了。但简单的表述往往更能说明事情的实质。国民党、共产党如何领导抗日战争的问题解决了，它们谁领导了和谁没有领导的问题当然也就解决了。道理很明白：名者实之宾，行与事相连。事实在先，说明在后。没有国民党与共产党各自起了领导作用的事实，又从哪里找出它们运动的规则、体系呢！
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并存，支配着国民党与共产党要遵循一定的规则行事。这绝不表示它们在每个方面的作用处于同等地位，也无法证明它们的作用各占百分之多少，或者恰好一对一拉平。国民党掌握中央政权，力量明显占有优势。在正面阻挡敌人进攻和保持住后方基地，缺少一项，抗战就难以持久撑持下去。但它本身的消极因素把优势大半抵消了。共产党的武装力量最初远少于国民党，但它始终坚持统一战线的一条基本方针：独立自主。这个方针决不只是关系保持共产党的独立性与涉及国共关系的，而是在根本上关系抗日战争全局的。关于这个方针的全局意义，许久没有被人们所重视。共产党的这个方针制定于1937 年8月的洛川会议。毛泽东说明必须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时，强调要尖锐地提出谁领导谁的问题，指出在全国必须反对投降主义，在党内要反对已经出现的右倾危险，坚持独立自主原则是把抗日民族革命战争引向胜利前途的中心一环。王明从苏联回国，反对独立自主原则，认为统一战线的核心在于国共两党的一致，不要提什么领导权的问题。他主张用“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代替独立自主原则。按照这种主张，不用说，最后就是一切服从、经过蒋介石、国民党，服从蒋介石、国民党的统一领导，统一指挥。王明这一套理论打着“共产国际”旗号，其实反映的是苏联对华政策。苏联希望中国在东方牵制日本，使它无力北进，自己可以在西线对付德国进攻，避免两面作战。中国共产党坚持独立自主，即使不令蒋介石、国民党在抗日上退缩下来，但它得到的支持肯定要因之减少，与苏联政策利益不符。不过王明的话缺少透明度，没有全盘彻底端出来。1940年斯大林对来华军事使团负责人崔可夫的秘密谈话却彻底讲透了。他说，苏联的目的，是援助蒋介石，来紧紧捆住日本的手脚。“照理，中国共产党人要比蒋介石对我们来说更亲近些。照理，主要援助应该给予他们。……但是这种援助看起来像是对一个我们与之保持外交关系的国家输出革命。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人阶级要成为反侵略斗争的领导者，还显得太孱弱。要把群众争取过来需要时间，到底需多长时间，很难说。此外帝国主义大国未必容忍中国共产党取代蒋介石。”“中国共产党在国内的地位还不巩固。蒋介石可以轻而易举联合日本人来对付共产党。共产党同日本人是不可能联合的。蒋介石有美国和英国的援助，毛泽东是永远得不到这些大国的支持的。”“蒋介石一旦感到有丧失政权的危险或者我国和西方大国拒绝援助他时，那他立刻就会效法汪精卫，寻找同日本军国主义妥协的途径。”〔14〕斯大林这一大段话的错误，是对共产党的力量，对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地位、作用估计严重不足。它对于蒋政权与英美的关系、与日本的关系等等的分析又是丝丝入扣的。但是蒋政权到底没有与日本妥协，为什么？共产党独立自主的斗争，是参与形成抗日战争的全局，也制约着抗日战争的全局的。蒋政权不能脱离这个全局去运转和选择前面的道路。共产党如果不是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一切要与国民党一致，一切服从蒋介石、国民党统一领导，统一指挥，那么敌后抗日根据地、抗击敌军半数和几乎全部伪军的人民军队、人民战争—— 一句话， 整个敌后战场就不会出现，不会存在，因为：那一切是违反蒋介石、国民党的强烈愿望的，是在它始终坚决反对，采取诸如发动皖南事变，用上十万军队包围陕甘宁边区、在后方实行特务统治的情况下出现和存在的。如果没有共产党根据独立自主原则进行斗争参与形成的抗日战争全局、与对全局有力的制约，或者再加上没有苏美的一定援助，蒋政权为保住自己的统治，就必然走上与日本妥协一途。那时整个抗日战争的面貌和结局，就根本不会是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样子。共产党坚持独立自主原则，是怎样关系抗战全局，成为把抗日战争引向胜利的中心一环的，现在我们应该看得很清楚，给它以客观的估价了。我们可以做出这样的判断，说国民党共产党各自起了领导抗日战争的全局性作用，而他们所起作用的方面和重点不同，合乎事实。
第三，双方争取领导权的斗争，贯串在抗日战争的全过程里。它们各自作用的大小高低，要从抗战的全过程观察，不能孤立地论一时一事。从抗战的全过程中可以看出：（一）它们的领导地位、作用是不断改变的。抗战前期、中期和后期，双方各自发表的纲领、政策文献如《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与《抗战建国纲领》、《新民主主义论》与《中国之命运》、《论联合政府》与国民党六大文献等，反映了全国开始抗战御侮到临近战争胜利的过程，也反映了国共关系的变化，共产党提出废除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联合政府，突出表明了国民党领导地位的下降，共产党地位的上升。（二）双方地位的变化，根源在于战场上的变化。前期、中期、后期双方在战场上的力量大小不同，发言地位也就不一样。国民党后期明显消极抗战，导致豫湘桂大败。1945年赫尔利对蒋介石说：“等到对日战争结束，你那些装备优良的师团就可以轻而易举战胜共军了。”〔15〕这是看穿了蒋介石消极抗日的危险用心和赞同那些用心。国民党领导地位削弱，后方人心大变，就是由于它在战场上的地位削弱。共产党与之相反。（三）前期苏联援华置身于国共斗争之外，后期美国援华介入国共斗争之中。美国的介入说明共产党在抗战中的领导地位、作用为举世所公认，也使共产党遇到了新的对手。从抗战的全过程看，双方地位、作用的大小、高低，不均衡，不稳定，不断改变。总的趋势是人民力量增强，历史性地改变了国内政治力量的对比。它是对国民党与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领导地位、作用最终的说明。
第四，国共两党在抗日战争领导权上这种双头并存的、在不断的矛盾斗争中统一运转的状况，屡次掀起惊涛骇浪，民族战争险遭夭折。人们据此或者要说，那是不合理的，不适合民族利益需要的。中国在抗战中遭受重重磨难，内部矛盾对立，不能与这种领导状况无关。但是我们知道，历史事件是具体的。历史事件以某种形式存在、运转，达到某种结局，都取决于一定的环境条件，取决于前段历史的准备。历史学只讨论已经发生的事情，认识那些事情要分析，也只能分析。人们只能从历史分析中，认识什么是必要的，什么是不可避免的，而无法说出它应该怎么样，不应该怎么样。人们可以不顾客观环境条件、凭着自己的好恶感情，提出这样那样自以为正确的、合理的设想，须知那与历史实在、与人们对历史的客观认识毫不相干，毫无意义。由于抗日战争时期，蒋介石、国民党基本上掌握着全国政权，抗日战争不能没有国民党、蒋介石参加，也就是不能没有它参加领导。蒋政权参加抗战，实现了民族的团结，带来了它在民族战争中的领导作用，也带来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统治利益不许改变的要求，反对共产党，反对民主改革。而且它在民族战争中并非没有动摇性。日本几次诱降的“和平运动”，蒋介石、张群、孔祥熙等都曾秘密参与其事。那些活动有的为人所知，以致1940年冬重庆政府不得不发布一个此地无银三百两的公告：凡是谈论中日和平的中国人一律以汉奸看待。但蒋政权到底站在民族立场上把抗日战争坚持到胜利了。排除了蒋介石、国民党的领导地位，全民抗战也就不存在了。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是人民力量的组织者、鼓舞者、坚定的政治代言人。抗日战争不能没有共产党参加，也就是不能没有它参加领导。中国能够坚持抗日战争并取得最后胜利，其力量的深厚根基不在别的地方，就在全国广大人民中间。排除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抗日战争力量的深厚根基也就不存在了。普鲁士历史编纂家利·冯·兰克说，历史是国王的科学。我们不好反过来简单地说，历史是人民的科学。但是我们必须说，离开了人民这个主体就没有抗日战争的历史，是人民的实践创造了抗日战争的历史。抗日战争在中国历史上实在太重要了。它真正关系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前途命运。敌强我弱，困难矛盾诸多。中国当时的社会现实中，没有哪个阶级、哪个政治力量能够独立担负起领导这场伟大战争的任务。国民党独力担负不起来，共产党独力担负不起来，其他社会力量也担负不起来。国民党、共产党又没有形成共同领导的结构，又没有某种形式的谁先领导谁后领导的过渡，于是不平衡、不稳定的对立统一中运转的领导状况，就成为必要的，不可避免的了，成为唯一可行的、无可代替的了。抗日战争中，并非人民的一切牺牲都是注定不可减少的，也并非人民的一切痛苦、憎恨、愤怒都是注定要发生的。而它们终于没有减少，终于发生了。但是在付出那种种巨大的代价之后，实现了一个全民族的衷心愿望：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最后胜利了。这说明国民党、共产党的领导都是需要的，不可缺少的。它们都在民族解放战争中作出了载诸史册的贡献。尽管它们的作用不均衡，不符合各自的主观愿望，也并非在每个地方都一样。
否认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发挥了领导作用，更不用说发挥了全局性领导作用的论点著作，过去有，现在也不鲜见。例如最近台湾出版的《中华民国抗日战争图录》所载国民党党史会主持人所写的序言，就很有代表性。序言说：“大陆上的出版品几乎千篇一律的把战功据为己有，对真正领导抗战的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中正，则又诽谤辱骂，无所不用其极。最近情形改变了不少，但距抗战的真实面还有不短的距离。……坦诚言之，抗战时的中国政府是中华民国政府，被认为是抗战时期最高统帅的人是蒋中正委员长，国军（中共贬称为‘国民党军’）担当了正面主战场作战任务，蒙受重大的牺牲，这都是无法更易的事实，怎可视而不见？”〔16〕这些颇带感情的叙述，说到底，就是一句话：抗日战争是蒋介石、国民党“真正领导”的，凡与此相异者，一概为隐讳欺世谬说。
如此说来，抗日战争的领导权简直没有什么可研究的，因为今天大陆上的出版物，大概没有不认为此时中国政府是国民党政府，蒋介石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和“国军”担任着正面战场作战任务的。但是，实在地说，不论如何强调和重复战时是哪个政府，最高军事领导人是谁，都没有接触到抗日战争的根本问题，都不能使人对这段历史得出基本的认识。抗日战争是民族战争，人民则是民族的主体。研究这段历史，不去强调对它们深入分析，得出认识，那就像指挥打仗没有进入情况，或者像演戏没有进入角色。国民党、共产党都在抗日战争中发挥了领导作用，研究这段历史不能离开对它们的分析和评价。而且这种分析和评价必须客观对待，不管贬低哪一方、拔高哪一方，都不能实现科学研究任务。拿国民党和蒋介石掌握最高指挥权，来论证国民党的真正领导地位，当然是认为“法统”、“政统”、“合法地位”等是最有权威的。这些权威在国民党一边，也就证明了领导权在国民党一边。但是人们知道，历史只能根据事实去了解，而不能根据一个政权自己或别人给它贴上怎样的“法统”、“政统”、“合法地位”等标签去了解。封建时代的历史学照例采用“书法”、“正统”等去界定是非，但那些界定从没有告诉过人们历史真相如何。也就是说，“法统”、“法定地位”等在谁手里，根本不足以证明实际领导权在谁手里。商品的价值取决于它所包含的社会劳动量，而不取决于所贴的商标。抗日战争中的领导权与“法统”、“政统”的关系，正与此类似。
抗日战争是中日间的战争，日本进行侵略战争的种种自然都在研究、了解之列；抗日战争是在复杂的国际关系中进行的，国际风云中有关的种种自然也都在研究、了解之列。但是抗日战争的面貌和结局，最终是由中国社会结构底层的矛盾、当代历史运动形成的社会阶级力量的配置所决定的，即由前面所讲的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并存、民族解放与民主革命两个任务并存、国民党与共产党两个领导中心并存和它们的运动、相互作用所决定的。对它们的存在与运动的研究，集中起来，就是如何认识我们这个民族，如何认识中国人民。《文心雕龙》有云：“摛文必在纬军国，负重必在任栋梁”。抗日战争研究如果也应该在认识领域发挥某种“纬军国”、“任栋梁”的功能，我以为，那就是在这样两个主题上：认识我们伟大的民族自己，认识我们伟大的人民自己。
四
照唯物论思考，讲的思想方法论。照唯物论思考提出的认识，当然不像在法院打官司，可以凭律师辩护取得胜利，或者最终由法官宣判了结。但是根据这个思想方法去进行研究，肯定足以提高科学水平，使人们更接近认识历史的本质。
有人会说，历史研究重在如实记述事实。中国人不闻唯物唯心之名，照样写出名著，何必一定强调唯物主义呢？
古人，不论中国外国的古人，与我们今天的环境条件各异。凡长久流传的历史书，如《史记》、塔西陀《编年史》、普鲁塔克《传记集》等，皆因其史料珍贵，叙事生动引人入胜。但是它们终究限于搜集片断事实，写出历史过程的某些方面，而无法对社会历史各个领域，即无法对经济基础、阶级斗争和整个上层建筑领域统一起来去认识。在中世纪以前狭窄的社会生产状况下，只能如此。近代工业生产出现，环境条件改变，打开了人们的眼界。历史是什么？不唯书，不唯上，现在我们可以指出，它是人类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统一运动为基础的、由人的思想意识活动作用于其中所驱动的整体运动的过去，是当前整个社会体系的昨天和前天，它的由来。苏联人波克罗福斯基曾经下定义说：“历史是过去的政治。”波克罗福斯基被认为混淆历史与现实，大受批判。实际上，那个说法的错误，不在于讲了“过去”的政治，而在于只讲政治，撇开了社会经济基础、整个社会体系。以前有人称马克思为社会学家，完全正确。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就是建筑在对社会整体运动的认识上的。它从社会整体或整个体系的主体部分、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统一运动出发，去认识、解释社会历史的种种现象，而不同于用思想的意识的活动，用虚幻的超自然的精神力量的活动，最后解释自然和社会的种种现象。它们两者，就象一个是脚踩地、头顶天顺着看世界，一个是，头顶地、脚朝天，倒立着看世界。早期西方先进思想家里有人说，人类理性最重大的任务在于认识自然规律。那时人们因为受上帝创造人的神学思想支配，还不敢提出认识人类社会历史运动的规律。历史唯物主义不同，它是迄今为止可以引导人们去寻求对社会历史得出规律性认识的思想理论体系。如果说，理论必须符合事物的本性，历史唯物主义就是符合社会历史客观运动本性的理论体系。倘若系统论可以看作最现代的科学，那么，历史唯物主义就是人类社会历史学说的系统论。
世界太复杂了，人类认识史是一部又曲折又艰难的斗争史。人们认识每跨进一步，都要经过严重的斗争。先进思想大凡最初出现，必定遭到重重歪曲，遭到无情的反对；历尽艰难崎岖，而最后它的成果又总会被接受下来，不管要经过多少反复，以及漫长的时间。围绕天体运行理论上日心说地心说的斗争、生物学上进化论传播的斗争，都是这方面人所共知的事例。由于发展日心说，布鲁诺遭火刑焚死，伽利略在囹圄中度过终生。伽利略的案子过去四百余年以后，梵蒂冈法庭前几年重新审理，“落实政策”。结论是：日心说是对的，伽利略跟着哥白尼去宣传是错误的。不怕你啼笑皆非，这却是近在眼前的事实。但是尽管如此，美国无人驾驶飞船“伽利略号”已经飞近木星，对太阳系内行星外层大气进行实地探测。毕竟现在也没有人愚蠢到指责这是触犯上帝禁脔了。关于社会的思想理论方面的斗争，更加复杂尖锐。马丁·路德把《圣经》从拉丁文译成德文，写下大量评注。他被皇帝宣布为“不受法律保护者”，人人都可以打死他。据说还有个魔鬼站在他的写字台边，横加威胁。但是，马丁·路德仍然成功地掀起了宗教改革运动。他翻译的《圣经》，以其特有的充满力量的语句，明确的表达方式，最后成为德语基础了。历史唯物主义触犯世人的利益与灵魂偏见，比马丁·路德翻译的《圣经》不知要严重多少，尖锐多少。普列汉诺夫说，马克思主义问世以后，反对它的人像海底的沙一样多。今天反对历史唯物主义的人未必比海底的沙少些。对它嘲骂以为时髦的，表示不屑一顾的，目为老生常谈的，冷眼旁观的，各种各样。众多人的思想认识，在很大程度上仍受当今世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严重锢蔽，现实的利害关系使人不能从锢蔽解放出来。这说明历史唯物主义今天仍在经历着一切先进思想理论所走过的道路，它也必将与一切先进的思想理论一样，最终广泛地为人的理智所接受下来，更深刻地去认识现实、解释历史。
作为一个科学思想体系，唯物论并没有把历史长河、社会生活中的种种问题说完，也没有人试图去说完，而且永远不会说完。一部世界历史，无处不是检验、充实、阐发历史唯物论和辩证法的场所。哪里社会矛盾尖锐复杂，人民力量兴起，斗争规模宏大，历史运动剧烈，哪里就是检验、充实、阐发历史唯物论和辩证法的好场所。中国抗日战争特有的格局，它的复杂性，无论从哪方面来看，都是发挥历史唯物论的思想力量最好的和令人最饶科学兴味的场所。善于探索者尽可以去开发，去掘进。
照唯物论思考，不用解释，是说要讲唯物主义历史观。这是跟学术界讨论学术问题，明确无误。抗战前夕，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小矶国昭、石原莞尔等狂妄宣称：历史和地势说明中国不能统一，必须分成几个地区由日本治理；中国不具备成为现代国家的能力，要由日本为之主宰，等等。现在日本政界某些人把日本进行侵略战争说成不但无罪，而且有大功，是“正义”的。与之相唱和，某些自封的“中国问题专家”，也特地搬出小矶、石原等当年吞并中国、殖民地化中国的军国主义的理论、逻辑，大事宣扬挥舞。他们在《产经新闻》专栏《正论》、《经济学人》等报刊上发表文章，指责中国维护国家领土主权、统一台湾是“得陇望蜀”；说从日本来看，“中国必须分裂”。对于他们，历史学研究者应该说的，是提醒他们赶紧去治疗军国主义复活狂热症，或者军国主义失败健忘症，根本不存在什么讨论历史观的问题。这是不言而喻的。
顺便也提到一下，我国新闻媒介刊载的对外发言，常常指出日本政界某些人抱有错误的历史观，不可不注意。这是完全必要的。但说那些人的言论是错误历史观的问题，则不正确。日本成百万军队侵入中国，占领大半个中国领土，血腥屠杀中国人民，对中国进行殖民统治，战败投降。时间距今不过50年，某些政界人士、“中国问题专家”，又起来给军国主义翻案，宣传当年日本准备吞并中国、要求对中国分而治之的理论与强盗逻辑，意欲何为？他们自己明白，中国人也明白。如果一定要说那是什么观点，请恕直言，那是地道的军国主义观，超级强盗观，法西斯观，而非历史观。
注释：
〔1〕申伯纯：《西安事变纪实》，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05页。
〔2〕蒋介石：《抵御外侮与复兴民族》， 秦孝仪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三）， 台湾中央文物供应社1981年版，第129页、113页。
〔3〕（日）池田诚编著：《抗日战争与中国民众》，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编研部译校，求实出版社1989年5月，第8页。
〔4〕刘绍唐主编：《民国大事日志》， 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第620页。
〔5〕孟广涵主编：《国民参政会纪实》（下）， 重庆出版社1985年版，第834页，又孟编《国民参政会纪实续编》，1987年版，第281—284页。
〔6〕《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中央文献出版社， 第114页、118页。
〔7 〕（日）三笠宫·崇仁：《作为日本人对中国事变的内心反省》，见《抗日战争研究》1995年2期。
〔8〕《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 第460 —461页。
〔9〕毛泽东1936年12月27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
〔10〕《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364页。
〔11〕《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 第1076—1077页。
〔12〕拉铁摩尔：《四年之后》，《太平洋事务》，第14卷， 1941年6月号，第151页。
〔13〕《中共中央文献选编》第二册，中央党校出版社，第240 页。
〔14〕崔可夫：《在华使命——个军事顾问的笔记》，新华出版社，第35、36页。
〔15〕（美）迈克尔·沙勒：《美国十字军在中国》，郭济祖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208页。
〔16〕李云汉主编：《中华民国抗日战争图录·序》，台湾近代中国出版社1995年8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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