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主义与精英主义思潮的交织，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自由主义论文,思潮论文,主义论文,精英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胡适是中国20世纪20年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那个时期的知识分子，大多是受过士大夫文化熏陶且刚从海外留学归来的新新人类。他们的思想受到东西两种文化的影响，在畅谈自由、追求民主的同时，言论内容、行为姿态又带有了从士大夫传统移植而来的“精英主义”色彩。 “自由主义”是西方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包括个人主义与民主主义，个人主义肯定个人意识，民主主义则提倡渐进的改革，反对国家权力过分渗透至公民私人领域。[1]自由主义自19世纪末传入中国，并在20世纪初期在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推动下走向了发展的高峰。“精英主义”则是来源于传统的士大夫阶层。中国有“士”，从部落社会的职事者（武士、巫卜、史记）演变而来，并在孔子所在的春秋时代承担起了“经世致用”的责任，“士之仕也，犹农夫之耕也”。直到严复出现，仕者改变了“学而为官”的人生追求，并被赋予了救时的责任。此后20世纪20年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报纸杂志之上的集聚，便是一种士大夫情结的复辟。通过办报，他们试图重新回到历史舞台的中心，启蒙民智，干预政治。 这两种思潮的交织，是20世纪初期的时代特征，它们培育了中国充满过渡意义的“后”封建时期，也造就了一批同时受到两种思潮影响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胡适正是这一时期活跃群体中的代表人物，他的新闻思想便是“自由主义”与“精英主义”两种思潮合力的产物。 一、报纸功能观 对于胡适报刊功能的分析，以《努力周报》为节点，可分为两个不同的发展路径。在《努力周报》之前，胡适主要受到“精英主义”思潮的影响，他认为报刊的功能主要重在精英启蒙。以此为出发点，这一时期胡适将报刊视作了思想启蒙的文化工具，并提出“二十年不谈政治，二十年不干政治”[2]的口号。这期间，胡适所发表的文章以及胡适所在的报刊大都侧重以文艺启蒙民智。 《努力周报》之后，胡适从美国留学归来。此时的社会情况已与胡适留学之前所见大不相同。加之留学期间所受西方“民主主义”与“个人主义”的影响，胡适对于报刊功能的观点发生了改变。从“好人政府”“人权舆论运动”到“民主与独裁”之争，胡适的言论慢慢涉及政治，到最后直接地公开在报纸上针对当局的政策发表批评与主持讨论。这一时期，胡适将报纸视作了公众表达观点的舆论平台。其报刊功能观体现出对国民个人智识的重视。 （一）报刊作为思想启蒙的工具 1904年，胡适随二哥前往上海求学。当时的胡适崇拜梁启超与严复，是《时报》《天演论》的忠实读者。梁启超与严复都是典型的第一代士大夫知识分子，他们主张改革，提倡向西方学习，两人的文章把胡适从“以我们古旧文明为自足，除战争的武器，商业运转的工具外，没有什么要向西方求学的这种安乐梦中”[3]震醒出来，并为他从士大夫私人家塾走向广阔的世界开辟了新的路径。 在这段旅居上海的求学期间，胡适的报业实践活动主要围绕着《竞业旬报》与《新青年》展开。此时的胡适，继承了早期从严复、梁启超等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处学来的“开风气”思想，在报刊上扮演起了国民导师的角色，并发表了一系列从精英角色出发而启蒙民智的文章。 《竞业旬报》的宗旨在于“以新思想灌输于未受教育的民众，系以白话文刊行”，以求“传布于小学校之青年国民”。[4]在《竞业旬报》时期，胡适用白话文发表了一系列讨论迷信、继承以及宗教内容的文章。他在《竞业旬报》的第一篇文章《地理学》，以及之后连载的长篇章回体小说《真如岛》，主要内容与核心思想都围绕着“攻击人民的迷信，且坦然主张毁弃神道，兼持无神论”[5]的角度而作。 在《新青年》上，胡适又以留学生的身份发表《文学改良刍议》，提出文学改革八项建议。这其中，胡适对于白话文的提倡，还引发了关于文学革命的讨论，并最终掀起了以《新青年》为主要阵地的新文化运动，打破了精英群体对知识的垄断。除了提倡文学改良，胡适还在《新青年》上发表了一系列带有“自由主义”印记的文章，这些文章从个性解放、妇女解放和社会自由的角度着手，或多或少都表明了胡适通过报纸杂志来试图启蒙社会大众的决心。 此时的胡适，虽言论内容开始涉及自由、民主，但从言论角色来看，仍然是精英对于大众的启蒙。而承载这个角色的，正是胡适对于报纸启蒙民智的报纸功能观。 （二）报刊作为公共舆论平台 20世纪初，军阀混战，南京国民政府训政独裁，国家岌岌可危。在这样的背景之下，胡适借由《努力周报》《新月》以及《独立评论》实现了他报刊功能观的转变。从避而不谈政治，到公开地、自由地发表自己对于国事的观点，这一时期的胡适，将报刊视作公开发表观点的舆论平台，其报刊功能观开始走向对于“健全的个人”的提倡。在这些报刊之上，胡适将话语权力一部分交还给大众，鼓励公众舆论，同时也畅谈了自己关于国家制度与相关局势的政治主张。 《努力周报》于1922年创刊。以胡适为中心，这份报纸集聚了蔡元培、蒋梦麟等精英知识分子。《努力周报》共刊行75期，在这75期里，胡适不仅参与了编辑工作，还发表了许多针对时事的政论文章。1922年5月14日，在《努力周报》第2期上，包括胡适在内的16名学者联合署名发表了《我们的政治主张》。在这篇文章里，胡适等一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提出了“好政府主义”，并希望能够通过“好人”来组建一个“宪政的、公开的、有计划的政府”[6]。此后，围绕着“好政府主义”，《努力周报》的政论一直致力于推进一种带有“民主主义”色彩的政治改良路线。 1929年4月20日，南京国民政府发布《保障人权宣言》，将政府与特权阶级置于了免责的地位。针对这篇宣言，胡适在《新月》第二卷第二号上发表了《人权与约法》，直接指出宣言的出台危害了人民的人身自由权及财产安全。随后，在《新月》第二卷第四号上，胡适又发表了《我们什么时候才可以有宪法》。在这篇文章中，胡适进一步表达了政治改良的观点，极力推崇宪政，批评独裁训政。这些文章的发表，掀起了人权运动，推动了《新月》上关于人权、自由、约法与民主的广泛讨论。[7]通过表达针对国事的观点，胡适推崇了“自由主义”风潮中鼓励个人意识的“个人主义”，并实现了对公众舆论的带动。 胡适认为，通过个人观点的发表来引发社会关于国事的讨论十分重要。他认为，唯有讨论风气生成才可促生全国舆论，引发当局注意，从而实现以舆论造时势并最终达到干预国家政治的目的。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1932年5月，《独立评论》应运而生。在《独立评论》引言里，胡适讲到创办《独立评论》的理由时说道，“我们现在发起这个刊物，想把我们几个人的意见随时公布出来，做一种引子，引起社会上的注意和讨论。我们对读者的期望，和我们对自己的期望一样：也不希望得着一致的同情，只希望得着一些公正的，根据事实的批评和讨论”[8]。在创刊号中，胡适还提出要把《独立评论》办成独立的政论平台，并“期望个人都根据自己的知识，用公平的态度，来研究中国当前的问题”[9]。此时在胡适的报刊功能观中，报纸不仅是撰稿人、编辑的舆论平台，还应当是全国读者公开而自由的讨论国事的平台。 从“思想启蒙工具”到“公共舆论平台”、从“文化改良”到“政治革命”，这是胡适报刊功能观的一大改变，也体现了胡适一代知识分子新闻实践和新闻思想随社会变迁而做出的适当调整。 二、言论自由观 1910年，胡适前往美国留学。在康奈尔大学与哥伦比亚大学，他度过了7年的留学时光。在这期间，胡适接触到了基督教义，加深了少年时代对老子、墨子“不抵抗主义”的信仰。而后一战爆发，在安吉尔的影响下，胡适又转而奉行“新和平主义”，并主张通过国际法律来求得世界的和平；他经历了两次美国总统的选举，这其中教授直接参与政治与“世界联合学生会”中的“罗氏议事原则”，使他接触到了民主的政治训练；研究生阶段，胡适转到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师从杜威，由此又成了实证主义的忠实信徒。[10]对于实证主义的信仰伴随了胡适一生，也成为他之后“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11]观点的直接思想来源。 7年的留学生活从各个方面塑造了胡适“自由主义”的个人品格，也使年轻的胡适所思考的内容从中国出路的现实层面走向了民主的思想意识层面。之后带着这样的信仰，胡适回到中国，加入《新青年》杂志，发动“文学革命”，运用“新闻专业主义”精神办报纸写文章，还创办了一系列具有浓重“自由主义”色彩的报纸杂志。 这一时期，胡适的新闻思想主要体现为言论自由的观点。这是他思想中“自由主义”思潮的“民主主义”与西方报业“新闻专业主义”成分合力的结果。 （一）经济独立是言论自由的前提 经济独立，是胡适言论自由观的重要前提。胡适认为，报纸只有经济独立，立场才能公正，言论才能自由。因此，报章杂志为求独立，就不应领取政府的津贴、补助，而应通过经济的自足，来实现立场的客观，独立于政党之外。 胡适借鉴西方报刊的发行制度，提出报刊经济独立实现的两条路径：首先，胡适认为政府应该从政策上“多容许私营的报纸的存在，而且应该扶助，鼓励私家报纸，让它发展”[12]，这是言论自由的一个保证；其次，对于报章发行所必需的纸张、原料，胡适提出应“由编辑人协会，报业工会，外勤记者联谊会等团体”[13]来参与资源的分配。这样就可以避免政府通过配置纸张的方式来控制报章的发行。 胡适创办《独立评论》，运营资金均来源于同人组织的捐款，他们“十二个组织一个小团体，预备办报，在几个月之前，开始捐款，按个人的固定收入百分之五捐款”[14]，捐款所得的资金就用于《独立评论》的刊印。当时报纸刊行广告需向政府申请，而这在胡适看来就“等于接受了政府的津贴，等于贿赂”[1]，因此在《独立评论》上，除了书刊广告外，没有任何别的广告，除了同人捐款，也没有别的其他收入。《独立评论》发表文章四千篇，没有向作者支付一次稿费。 同人办报是20世纪办报热潮的主要形式之一，它代表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于时代发展、国家前途的关注与期待。这是胡适等一批留学归来的知识分子对于西方报刊思想的借鉴，是胡适新闻思想中“自由主义”作风的体现。 （二）言论自由要靠“各人争取” 对于言论自由的争取，同样体现了胡适对民主的追求，这种追求来源于他在美国两次大选中所受到的民主政治训练。 胡适认为，言论自由代表着对一切事物公开自由地发表个人观点，特别在涉及当局时务时，更应如此。在胡适看来，言论“不但可以批评政治，不但有批评政治的自由，还可以批评人民的代表，批评国会，批评法院”[16]，国会、法院影响着国家发展的命脉，更应当受到报纸的监督。为了实践这种观点，胡适认为言论自由要靠个人去争取。 胡适一生所办报章，多诞生于言论敏感时期。《努力周报》《每周评论》发刊于北洋军阀时期，《新月》杂志诞生于国民革命之后，而《独立评论》则正是“受了‘九一八’的刺激才办”。这些报纸，言论直接，话题关乎国事，锋头直指当时政局，大都受到过政府的管制。《新月》曾被政府没收，《独立评论》也曾被政府停止过邮寄，最后都是在经过胡适等相关人士的努力与抗议后，才终于得以恢复出版。这些办报的经验使得胡适认为，这些报章在敏感时期仍能保持言论自由的原因，就在于众多知识分子“天天在那里闹的”，并且说明，“假使说胡适之在二十年当中比较有言论自由，并没有秘诀，还是我自己去争取得来的”[17]。 “言论自由同一切自由一样，都是要各人自己去争取的”[18]，但要想获得言论自由，光靠个人的争取还不够，“最重要的是要得到政府的谅解”。要想得到政府的理解，胡适认为，报章首先应该做到不发不负责的言论。这一点，正是胡适对易卜生“健全的个人主义”的强调与实践。 （三）负责任的言论自由：以“平实”的态度说“老实话” 胡适对于“健全的个人”的追求不仅反映在要个人去争取上，还同样体现在他对于言论内容质量的要求上。这一点，来源于他对西方报刊思想中“新闻专业主义”观点的认可。 为了达成有效的监督，胡适提出，报纸所发言论应当以“一个平实的态度”“公正而实际，说老实话，说公平话，不发不负责任的高论”，[19]言论不可高调、偏驳，也不可模棱两可。在《〈独立评论〉的四周年》中，胡适说：“我们不做刺激性的文字，不供给低级趣味，又不会搬弄意义模糊的抽象名词，当然不能叫青年读者过瘾。”[20]其意思就是宁肯不受追捧，也不要用情绪化的内容与言辞来鼓动受众。 而那些模棱两可的言论，在胡适看来则是一种“麻木的‘稳健’”，上海报界对奉直战争的报道中“张作霖胜固可忧，吴佩孚败亦可喜”的言论就是一种立场不明言论。[21]这种麻木的“稳健”，使得报纸是非不分，观点十分模糊。而这样的言论在报纸上发表出来，不仅对时事无用，还会消磨群众的决心。因此胡适提倡，报章所发言论应当是超然的、独立的，其所持观点应言之有物、态度分明。胡适的言论自由观点带有明显的“自由主义”印记。 三、记者修养观 1959年12月8日，胡适在世界新闻学校的演讲《新闻记者的修养》中，谈到了他对于新闻记者的要求：“做一个新闻记者，不但要有广泛的无所不知的知识，同时在学术上道德上也应该有相当的修养，特别是未来的记者，要多看侦探小说”，他认为通过阅读侦探小说，记者可习得一种“科学的方法去求证一件事实的真相”。[22] 胡适的记者修养观体现了胡适新闻思想中“自由主义”与“精英主义”的交织：在对于记者的知识量与角色担当上，胡适是“杰出人物论”[23]的。胡适对于记者的要求正是传统社会对于士大夫的要求，在他看来，记者不仅要具有百科全书式的知识，还应当具备高尚的道德素质，并对国家的未来负责。在业务能力方面，胡适则更多地受到了西方“自由主义”思潮中“新闻专业主义”思想的影响，他要求记者“小心的求证”“包容异见”，体现了他“实证主义”的思想取向。 （一）记者的角色职能：独立的自由主义者 胡适眼中的记者，是具有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特征的。面对政府，记者应超然而独立，“他们只认社会国家，不认党派；只有政见，没有党见。”[24]除了立场公正，胡适认为记者还应以国家的利益为出发点，不依附党派，不偏袒团体，并对损害国家的、民族的一切事物做客观的评价。 以此为出发点，胡适认为，记者作为全国的“观象台”“斥候队”，应承担起“辩冤白谤”的职责。除了替民众中一切弱势群体或不合理事件“辩冤白谤”，胡适还要求记者承担起法官与法庭的责任，并起到评判与调节的作用。记者应该“研究事实，观察时势，提出重要的主张，造成舆论的要求”，这样“政党起初不能不睬他，最后不能不采用他，他们身在政党之外，而眼光注射全国的福利，而影响常在各政党的政策”[25]。通过“观象台”“斥候队”的角色担当，胡适希望记者的言行可以直接影响到国家时局。 作为独立的自由主义者，胡适认为，记者应以“宁鸣而死，不默以生”的态度去维护言论自由，用“忧于未形，恐于未炽”的正言微论，去替代“小人们天天歌功颂德、鼓吹升平的滥调”[26]。面对社会事件，记者应该不畏权势、及时通过报纸发声，以正确的观点与事实来避免错误观点或谣言的散播。通过公正的、恰当的言论对舆论平台的占据，来发挥舆论平台积极有效的作用。 胡适新闻思想中自由主义者是独立的，然而对于国家来说，他们的小我又是渺小的，并应归属于社会与国家不朽的大我中去。胡适对于记者职能的观点中，“自由主义”对个人意识的提倡影响式微，“精英主义”要求个人奉献的色彩却十分浓烈。这一点，与胡适“健全的个人”的主张是矛盾的。 （二）记者的方法论：包容异见与小心的求证 胡适眼中的记者是伏尔泰“百科全书式”的知识分子，他们具备一定的知识水平与事实辨别能力，并担任着在国家大小事件中“辩冤白谤”的责任。 然而在报道新闻事件时，胡适又认为，个人见解的有限会使得记者一时的判断主张存在错误。因此，在发表言论时，胡适主张，记者不仅要清楚他人的观点，还要对已有的事实进行客观的取证。这一点，体现了胡适“实证主义”的学术背景。 为了避免个人的局限，胡适认为，在真相未明之前，记者应包容异见，要广泛地听取社会大众的意见，让报纸成为“意见的公共市场”。在胡适看来，对意见的包容“是一切自由的根本，没有容忍，就没有自由”[27]。在核对事实时，胡适又提出记者还应该采取“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的方法，也就是用实证主义的方法、以怀疑的眼光去取证事情的真相。 取证了事实，在报道新闻事件时，胡适又主张，记者“说话要说的巧……当使说话顺耳，当使说出的话人家听的进去”[28]。这句话是他办报几十年中言论技巧的总结。胡适身处的20世纪，政权动荡不安，新的政权轮番上台，言论检查不断。为了保存言论空间，胡适提出了报章谏言应采取温和而审慎的言论技巧。对于当时国民政府的政策，胡适虽有批评，但一旦政府做出一点儿让步，他便在报刊上予以承认。这是胡适“小心求证”的方法论，“凡立一说，建一议，必须把此说此议万一实行时可以发生的种种结果想象出来，必须对自己对于这种种结果准备担负责任”[29]。 这种小心的求证与对异见的包容，在胡适看来，不仅能为记者争取到一定的言论空间，从长远上来说，还能保证记者言论的自由。这一点，是胡适对新闻客观性的维护。在胡适的记者修养观中，“实证主义”的求学背景使得他“小心求证”，温和谏言，精英的出身背景和幼年时期的思想启蒙又使得他赋予了记者传统社会中士大夫所承担的责任。 胡适一生经历许多，身份也多重，他出身士大夫家庭，接受的是经院文化的启蒙，成人之后，远渡大洋彼岸，接触到西方的自由风气，又扎身于民主与理性的文化之中，完成了他作为青年学者的第二次思想启蒙。这些经历使得胡适的新闻思想既呈现出士大夫的精英情结，又具备了“自由主义”的作风。 胡适新闻思想中的矛盾是同时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思想中的两难，蕴含着“后”封建时期的时代精神。作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中的一员，胡适从个人主义出发，以“新闻专业主义”的从业理论为指导，在回国后的办报活动中一直坚持报纸立场的独立性，在经济上不接受政府党派的扶助；在言论上，胡适又主张报刊应实事求是，做谨慎的、负责任的言谈，不迎合普通受众的兴趣，不以煽动性的情绪语言吸引读者的注意；对于记者的角色，他认为，记者作为自由的一员，应该“留在政府之外，为国家做一个诤臣，为政府做一个诤友”。他将记者视为独立的自由主义者。然而在记者的身份定位上，胡适又模糊了专业职能与士大夫职能的定义。胡适眼中的记者，是承担国家大任的，他们在报刊之上，不仅要完成对国家机关的监督与引导，还要实现启蒙国民的承诺。这是胡适作为历史舞台上边缘化的士大夫的一员，过多地赋予记者本不应当承担的责任。另外，在胡适所主办的报刊之上，文人们所谈的内容大多关乎自由、人权、民主，它们仅代表了小部分知识分子的精神需求与心理渴望。 总的来说，胡适依靠报章所表达的内容是自由的，然而这些自由的内容却以精英的形式得以实现。报刊应是公众的舆论平台，但公众的舆论还是需要个别人来启蒙与鼓励；言论应当是以怀疑的态度、求证的方法去表达，然而记者却是以启蒙者、“法官”等精英角色而立言。胡适新闻思想中“自由主义”与“精英主义”的思想取向之间的交织与矛盾，正是胡适思想的痛苦所在。胡适思想的矛盾是五四时期人们内心焦灼的典型体现，是中国民主思想过渡时期的根本特质。他思想中的紧张正是中国自由主义者“先天不足，后天失调”所带来的虚弱。[30]胡适对记者的要求，是原本旧社会士大夫所需承担的责任；胡适在报刊之上所讨论的问题，也是精英知识分子所应考虑的。因此，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主办的报刊在那个时代为何没实现胡适原本所期望的功能，原因也就不得而知了。理想缺乏现实的土壤，也许正是胡适所代表的“观念自由主义者”[31]失败的原因。标签：自由主义论文; 胡适论文; 精英主义论文; 精英阶层论文; 士大夫精神论文; 社会思潮论文; 新青年论文; 社会舆论论文; 启蒙思想论文; 读书论文; 新月论文; 个人努力论文; 观点讨论论文; 知识分子论文; 精英教育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