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当代系统思想的最新发展及演变趋势，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当代论文,趋势论文,思想论文,系统论文,最新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 N94文献标识码 A
系统科学是20世纪40年代以来，从新的科技革命中产生出来的新兴学科，是现代科学技术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长期以来，我们对于西方以自然科学为基础的系统动力学等理论研究较深入，却对于西方以人文科学为背景的系统思想(systems thinking)发展中出现的一些新观点和新潮流还认识不足。本文将就当代系统思想的有关最新资料，对其发展演变的轨迹作一评述。
1 系统科学的源起
科学，通常都是指一门系统而非常有条理的知识所组成的学问。它的前身是各种思想和观点。思想是活跃的，它总是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和层面，探索着寻找解决现实问题的新途径。科学形成后，推动科学继续不断向前发展的巨大动力，仍旧是活跃的思维。
朴素的系统观念早在人类开发和改造自然的早期活动中就已经存在了，只是当时人们对系统的认识还停留在简单的、不能形成清晰思想体系的状态下。真正明确将系统论作为一门崭新学科提出来，是20世纪40代年由美籍奥地利生物学家贝塔朗菲(Bertalanffy L)完成的，他的这一理论后来经过博尔丁、科勒、拉兹洛、米勒、冯·基奇、拉波波特等人进一步地研究与发展，时至今日仍有人在此方面不断探索。
一般系统理论出现后，活跃的系统思想并未因此而止步，相反却在探讨和解决实际问题的实践中不断地发展。总体上看，杰克逊(JacksonM C)认为，当前系统思想的研究产生了五个基本分支。
·将组织视为系统(organizations as systems)
·硬系统思想(hard systems thinking)
·组织控制论(organizational cybernetics)
·软系统思想(soft systems thinking)
·辩证系统思想(critical systems thinking)
其中，把组织视为系统本身并不自成一体，它往往与其它学科的发展交织在一起。其余的四个分支则具有各自的哲学基础和方法论以及实践方法，可以自成一派。它们共同的特征，就是在研究系统整体问题时，突出强调全面观念的形成。
2 硬系统思想的兴起和演化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对于象战争这样紧急、复杂多变的事件，由于系统方法在处理诸如技术支持、战术评估、革新创造、规划以及战略上的选择等问题上的得心应手，最终促成了五十年代运筹学和管理科学(OR/MS)的诞生。
随后，运筹学和管理科学理论和方法的广泛运用，尤其是系统工程的出现，更使得硬系统思想的发展达到了极至。按照理论界的界定，硬系统思想是指那些认为可以通过预先设定系统目标，并从一系列备择方案中寻找目标最优解来处理现实问题的看法。相应的硬系统方法包括系统工程、系统分析、运筹学等。当时的人们认为，运筹学和管理科学的理论和方法可以适用于任何的行为和组织，结果却发现它们对处理大多数社会问题并不适用。[2]
为指导系统科学实践，英国的杰克逊和基思
(Keys P)[3]以系统特征和组织内各种利益相关者的关系为坐标，构造出一个系统科学方法论体系，为各种系统科学理论和方法划分了适用范围。显然，只要能够分清系统的特征（“复杂”还是“简单”），并能够感知问题情景（problematic situation,即尚不知问题所在的状况，下同）中利益相关者的关系（“一元”“多元”还是“强制”），人们在处理各种问题时就再也不会面对众多的系统方法论，而不知如何选择了。用他们的概念来说，硬系统思想都是建立在机器——一元的假设前提下的。
机器——一元假设中的“机器”一说，来源于摩根(Morgen G)的“组织形象说”(Imagesof Organization)。摩根将人们对组织的不同看法，总结为五种不同的隐喻：机器、生物体、人脑、文化及政治系统。硬系统学派则被认为是将组织看作一种机器。机器——一元假设中的“一元关系”，则是指所有当事人都享有同样的价值观及利益。既然如此，便可以在研究现实问题时，将人的价值观与利益因素舍去掉，于是，就象霍尔(Hall A D)认为的那样，现实问题都可以归结为工程问题，从而便于定量分析求得最优解。硬系统思想最适合寻找各种战术问题的最优策略，或用来组织与管理大型工程建设项目，这是因为，工程项目的任务一般比较明确；问题的结构一般也很清楚，属于结构性问题，可以充分运用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方面的知识和经验；有的项目甚至可以进行试验。
然而，社会问题的解决往往很难找到最优解，它们因人的参与而与政治、经济、文化、生态等因素纠缠在一起，属于非结构性问题。这类问题本身的定义并不清楚，难以用逻辑严谨的数学模型定量地加以描述。所以，进入20世纪60年代后，硬系统思想并没有取得实质性的发展，却因其无力处理社会问题而广受批评。虽然拉兹洛(Laszlo E)等人曾试图竭力为系统科学寻找一个坚实的根基，但是系统科学发展的停滞局面却无法根本扭转过来。时至今日，硬系统思想所推崇的定量分析虽说在方法上比过去丰富了许多，应用范围也有所扩大，但它在处理复杂的问题，尤其是涉及到人的价值观、欲望等因素时的局限性仍十分突出。关于这一点，我国系统工程研究与实践自从20世纪70年代由西方传入以来，迅速由20世纪80年代的“盛极一时”到90年代的“肃条冷落”，就很说明问题。
杰克逊[1]将硬系统思想的缺陷总结为：
·硬系统分析仅仅适用于目标明确的问题，因为它们的理想目标是所有利益相关者公认的，没有异议。
·硬系统思想就事论事，假定权力和冲突与此无关，没有明确采用社会或变革理论。
·多元化的问题情景难以用硬系统模型描述。
·硬系统思想假设“社会问题”的性质是客观的，对其的探究过程是简单机械的。
·硬系统思想只重结果，而经常忽略管理中的决策过程。
·硬系统思想过分强调定量计测而忽视定性因素。
3 软系统思想的出现及其对硬系统思想的批判
软系统思想正是在对硬系统思想的批判中逐步发展起来的，时间大约是在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它是指那些认为只应将系统视为维护人际关系，增进人们相互学习和沟通，而不是用来完成目标的工具的看法。最早提出软系统思想的，正是在硬系统思想发展中作出了突出贡献的丘奇曼(Churchman C W)。他在20世纪60年代末提出，在系统设计中应该关注伦理和道德问题。他曾因此而获诺贝尔奖提名。与此同时，阿考夫(Ackoff R L)，也提出交互计划法(interactive planning)，试图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吸收所有当事人参加。
软系统思想发展的高潮，实际出现在20世纪80年代，其主要标志是英国兰开斯特大学的彼得·切克兰德(Checkland P)教授和他的同事们受丘奇曼的影响，在实际中创立了软系统方法论[4]。其最主要的贡献，就是将“系统”重新定义为“人们用以抽象地组织思维的结构”，而在此之前，人们往往将“系统”视为客观世界中存在的实体。正是由于切克兰德发明了软系统方法论，才使得“系统”的概念得以从实证论方法中解脱出来。软系统学派认为，“系统”是人们在头脑中反映对客观事物的认识的概念，其整体性体现在人们对客观世界的探索过程中。[1]
切克兰德认为，系统分析和系统工程在方法上非常相似，它们通常解决问题的方式，都是要找出能实现预想结果的最优方法，而常常忽略了其社会影响。不幸的是，这些方法所特别强调的理想目标，在实践中却往往很难实现，因为相关的人类理性的假定是很难站得住脚的。所以这时就必须代之以软系统方法论。该方法特别适用于系统的参与者无法确定问题之所在的情况。这种情况多半发生在许多复杂的问题交织在一起时，这时人们往往很难就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以及如何处理等方面达成一致。所以，人们把这种情况一般称作“麻丝”(mess)，即问题成堆，需要人们费尽心机从中找出头绪来的意思，我国著名的系统学家顾基发教授将其译为“堆题”。例如，在我国国有企业的改制问题上，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企业管理当局与企业的职工的目标与要求显然各不相同，片面以其中任何一方的理想目标为基点，来设计改革措施，很可能就无法得到其他群体的支持。所以，在尝试了“放权让利”、“承包经营”以及“股份制”、“股份合作制”等一系列改革措施后，人们现在对国有企业改革复杂性的认识恐怕要深刻得多。
软系统方法论将组织视为一种文化系统，而不是机器。它承认现实组织中不同观点和兴趣的存在，这显然要比硬系统思想进步许多。因此，我国国有企业的改革，仅仅强调措施配套还不够，还应该在措施选择时，充分兼顾到各方面利益群体的平衡，否则，“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便是必然的。
图1 软系统方法论的七大步骤
在此，我们有必要把软系统方法论的有关内容，作一番简单的介绍。提起软系统方法论，人们对它的了解恐怕主要是那个著名的“七步骤”模型。（注：切克兰德和舒尔思于1990年又推出了“改进型”的软系统方法论。这一“改进型”包括了理解政治活动和组织文化因素的所谓第二条研究思路。原先的第一条研究思路，被切克兰德和舒尔思称为“逻辑过程”。）见图1。
“七步骤”中的第一、二步主要是用来“发现”系统参与者所面临的问题。研究人员通过观察、访谈以及回顾访谈细节等形式，获得与被调查系统有关的信息，并随后以图画的形式（睿智图rich picture），（注：睿智图其实是一种用来集思广益的工具。这里的"rich"本意有“丰富”的意思，也就是希望将现实情况反映得越丰富越好。越丰富就越有利于下一步问题的发现和根源说明的构造。）将从中得到的信息表达出来。这是一种漫画形式，用来表现调查人员对被调查系统的看法，并借此突出其中的各种问题、冲突、沟通不畅等现象。当然，也有一些国家的学者认为，用漫画的形式来表达研究人员对被调查系统的看法，可能会在一些国家里被认为不严肃，是小孩子玩的把戏，可以用其他形式来取代。
第三步是构造系统的根源说明(rootdefinition)（有人译作“根定义”，似乎没有完整表达出作者的本意），即对于问题产生根源的描述。其目的是要找出问题的产生根源，并希望能对此有所改进。重要的是需要记住一点，软系统方法论是人们学习如何改进所处状况的一个探索过程。在第一、二步中，研究人员通过划分问题的主题来识别出若干相关“系统”，（注：这里的“系统”并非客观存在的实体，而是人们头脑中抽象组织思维的结构。）并以清晰的语言说明——根源说明加以描述，从而产生有目的的行为。根源说明是“对一个相关系统究竟应该是什么的理想化看法。”它规定了系统的目标以及原因和责任人。另外，对于这些措施的受益人或受害人以及环境限制条件都有必要加以考虑。这便是软系统方法论第三步中的CATWOE分析。具体说来：
C:指顾客，即未来行动措施的系统受益人或受害人；A:指操作人，即完成变革行动的人；T:指变换过程，即将一种投入转换成产出的过程；W:指世界观，即使根源说明有意义的观念；O:指主宰者，即行动的决策人；E:指环境约束，即系统存在所给定的外部条件。
第四步是要建立概念模型，即“为实现根源说明的设想，我们设计的系统必须做的工作”[1]。为使措施逻辑严密，该概念模型中的工作活动应该由根源说明中的动词来构造。
软系统方法论的目的，是要对问题情景或“麻丝”加以改进。第一步到第四步为的是先将问题情景条理化出若干系统，并随后设计系统改进模型。第五步则是将模型与“麻丝”现状加以对比，看看研究人员所设计的系统与现实的差距，从而便于展开有关组织变革的讨论。概念模型必须与睿智图进行对比，以突出它们的不同。从这些不同中，才能引发出在第六步中有关变革的可行性和必要性的辩证思考。第七步则是对第六步中达成一致的意见的贯彻实施。
软系统方法论的特点，正如杰克逊总结的那样：
·它与目标不明、非结构性的“麻丝”有关；
·它强调过程，即与学习和决策有关；
·它与感性认识、世界观及人类把组织现实的内涵与环境相联系的方式有关；
·用模型的术语来说，软系统方法论是非数量型的；
·软系统方法论依靠加深对问题情景的理解来改进它；
·它依赖于解释社会理论；
·它与对统治人类社会结构的社会规则的理解有关。
软系统思想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迅速推动了世界范围内系统运动的蓬勃发展。一大批硬系统思想的追随者也逐步意识到了自己思维上的局限，开始着手改造原有的理论体系，在吸收和借鉴了软系统思想的一些成功方法后，形成了象“软运筹学”(Soft OR)这样的新体系。斯塔夫·比尔(Beer S)也在七、八十年代发展了控制论，提出了生存性和生存设计的概念和法则。他对于组织的看法，代表了系统管理学界的另一种观点，即将组织视为一种生物体。
然而，软系统方法论在其发展的过程中，也逐步暴露出了自身的某些不足，也曾受到其他学派的攻击和批评。概括而言，(1)它较不适合处理突发事件，不能寄希望它“立竿见影”；(2)它在解释问题情景中的权力和冲突时缺乏可信度。因此，在考虑社会变革时它往往是“保守”的；(3)它本身缺乏明确的组织变革理论，只能通过有关参与者相互之间的沟通来激发变革；(4)它没有提及行为措施的合理性与合法性的关系；人们往往忽视问题的合理解决方法与当权派的利益之间的冲突。
到了90年代，新兴的辩证系统运动进而将所有这些系统科学的成果都归结在一个综合、思想解放的理论框架下。
4 辩证系统思想的综合
辩证系统思想开始出现于20世纪的七、八十年代。在此之前，管理科学以及硬系统思想都遵循实证主义范式，而软系统思想则遵循解释主义范式。他们对传统的范式发起了猛烈的攻击。与此同时，传统的实证主义范式也受到来自辩证系统思想的抨击。后者主要是针对传统范式认为财富不均、地位、权力的不平等等永恒主题发起挑战。他们批评传统管理科学工作者受组织一维技术统治思想的支配，忽视了组织的社会因素。他们认为，人们所需要的应是一种两维的管理方法，既要重视组织的技术方面，又要重视组织的社会方面。
辩证系统思想的主要进展开始于八十年代中期，其特点是：
(1)它表现出了对社会的关注；
(2)它以人类的解放为宗旨；
(3)它主张互补及有针对性地使用所有系统方法论；
(4)它想要证明辩证意识。
辩证系统思想承认存在社会和组织压力，这些压力迫使人们在某些情况下，不得不接受一些方法论和理论。因此，不同场合选择不同的方法论，对指导人们干预系统的行动十分必要。
辩证系统思想致力于人类解放。因此，辩证系统思想是要为个人自身发展创造良机，也就是要让人发挥全部潜能。
致力于人类解放意味着，必须互补性地发展所有的系统方法论。因此，辩证系统思想将各种系统方法论的多样化，视为系统思想发展的一种优势，而不是缺点。
辩证系统思想因为致力于互补及有针对性地运用所有系统方法论，所以需要有一个能兼顾以上所有四个特点的总方法论，从而在应付现实世界的复杂问题时能将思想付诸行动。这方面最初的贡献来自德国乌里希(Ulrich W)教授的辩证系统启蒙学(CSH)。他认为，“软”和“硬”派系统方法中的系统思想，都是运用于工具主义理性范畴内的。也就是说，两类方法只能帮助我们决定如何做事情。而辩证系统启蒙学却可以帮助我们确定应该做什么。
辩证系统启蒙学从外表看有些乌托邦的味道，就实际应用来看，辩证系统启蒙学也过于理论化，缺乏对解决现实问题的指导意义。
后来，英国的傅洛德和杰克逊教授，以杰克逊和基思的系统方法论体系为蓝本，建立起了全面系统干预法(Total System Intervention,TSI)这一总方法论。这一方法论被他们认为是在“现实世界”系统中从事计划、设计和评估的新方法。该方法试图暴露组织中的冲突焦点和问题，然后用适当的方法论去干预。它是一个以辩证系统思想为哲学和理论基础的三阶段的总方法论。其三阶段包括：(1)创造阶段：应用系统隐喻来发现将要处理的问题；(2)选择阶段：用改进后的系统方法论体系，找出合适的系统方法论来指导实践；(3)实施阶段：将选好的方法论应用于创造阶段发掘出来的问题。这一实施过程将改变问题情景，从而使研究又将从创造阶段重新开始。
辩证系统学派也对组织控制论和软系统方法论提出了批评。在他们看来，组织控制论在某些情况下也缺乏对组织中社会和民主过程的重视。如应变系统方法论(VSM)便强调了组织中高层政策制定者对操作层的统治作用。软系统方法论的错误，则是常常将管理者或权力集团的意志，当成大众舆论。
5 结束语
通过对系统思想和理论发展演变的回顾与思考，我们可以清醒地意识到：什么是系统科学？系统科学就是对付复杂性的学问。当我们所面对的问题逐步由简单到复杂，由思想统一到利益冲突乃至对抗，正是系统思想的理论与实践逐步发展和完善，并越来越发挥出巨大能量的时候。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思想——这也正是辩证系统思想所接受和积极倡导的观点，任何一种方法论都有其自身的优势和不足，各自都有不同的适用范围，只有对症下药、扬长避短、合理搭配使用这些不同世界观指导下的方法论和方法，才能够有利于对现实复杂问题的剖析和处理，从而有利于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改革和建设的顺利实施。可以预计，21世纪将是一个软硬系统思想相互融合与发展的时代。
收稿日期：2000-05-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