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坚持和完善我国基本经济制度——访著名经济学家、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生导师卫兴华教授，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人民大学论文,博士生论文,导师论文,经济学院论文,经济制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思想理论教育导刊》记者：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是我们党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在理论和实践上的重大创新。这一基本经济制度是怎么确立起来的？
卫兴华：新中国成立后，经过社会主义改造，我国建立起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但是，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在理论认识和社会经济实践中不是完全清楚的。在所有制问题上，曾追求“一大二公”、“纯而又纯”的公有制。认为公有制的规模越大越好、越公越好、越纯越好。实践证明，脱离开我国生产力落后、经济社会处于低水平阶段的现实国情，去片面追求“大、公、纯”的公有制，是不利于生产力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的。我们曾急于消灭一切私有制经济，急于“让资本主义绝种”，甚至把农村自留地、家庭副业、集市自由贸易等看作是应当割掉的“资本主义尾巴”。还搞所有制的不断“升级”，即“小集体”经济升“大集体”，“大集体”升“全民”。把单一的公有制和指令性计划经济看作是社会主义制度固有的与非公有制经济完全对立和相互排斥的本质属性，结果形成了被称作“短缺经济”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产品严重短缺，供不应求；人民生活水平低下，提高缓慢。然而，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本质，应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为此，我国实行了改革开放。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调整所有制结构，允许和鼓励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我国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这一理论为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提供了理论支持。发展非公有制经济，也有一个理论认识和经济实践的发展过程。最早只允许个体经济恢复和发展，让它起“拾遗补缺”的作用。后来又允许雇工八个以上的私营经济发展，并提出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必要的有益的补充。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必须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方针。我国公有制经济的比重在减少，但国有资产的总量有所增加，质量有所提高。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迅速发展起来，其生命力及其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也日益凸显出来。1997年，党的十五大报告总结改革开放以来调整所有制结构、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经验和成就，进一步提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这种理论认识和决策的不断发展，使非公有制经济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地位和作用不断提高，先由体制外进入体制内，又由经济制度外进入制度内。截至2007年，全国登记的个体工商户达2741.5万户，私营企业达551.3万家。城镇就业人员在非公有制经济中所占比例由1978年的0.2%增加到2009年75.7%。
《思想理论教育导刊》记者：为什么要确立这一基本经济制度？
卫兴华：我国之所以实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是由我国的社会主义性质和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两方面的基本国情决定的。一方面，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必须以公有制为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我们既不能搞“纯而又纯”单一的公有制，又必须使公有制在国民经济中占主体地位。因为坚持公有制为主体，才能保证我国的社会主义性质。公有制为主体，包括起主导作用的国有经济和作为公有制重要组成部分的集体经济，也包括混合所有制经济如股份制中的国有和集体经济。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既包括量的规定，也包括质的规定。公有制的资产和新增加值，应在国民经济的总资产和新增加值总量中占优势。国有经济要在经济社会发展中起主导即导向和引导作用。公有制经济要通过改革焕发勃勃生机，表现出其应有的优越性。另一方面，我国处于并且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水平低，技术落后，多层次，地区发展不平衡，劳动力供给多，就业空间小，人们的需求结构复杂多变，需要发展非公有制经济以弥补公有制经济发展的不足。改革30年来的实践证明，这种基本经济制度在快速发展生产力、增加社会财富、扩大就业、繁荣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等方面，都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30年来我国经济发展的巨大成就，正是在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下实现的。从1978年到2008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由3645.2亿元增加到300670亿元，年均增长9.8%，是同期世界经济增长率的3倍多。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6.5倍，农民人均纯收入实际增长6.3倍，农村温饱不足的贫困人口由2.5亿人减少到1400万左右。城乡居民储蓄存款由210.6亿元增加到21788.5亿元，货物进出口总额由208亿美元增加到25616亿美元，外汇储备由1.7亿美元增加到19460亿美元，我国的经济总量在世界经济总量中所占位次，由第10位上升到第3位，仅次于美国和日本。
《思想理论教育导刊》记者：怎样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
卫兴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要在继续坚持中不断完善。公有制和非公有制都需要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坚持和完善。我先说坚持和完善公有制。
首先，应通过深化改革把公有制经济特别是国有企业搞好搞活，使其显示出公有制经济应有的优越性。要阻止和防止国有资产在改制中被私人侵吞而大量流失。
其次，要科学认识包括国有经济的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的重要意义，充分认识公有制经济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我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并强调说明国有经济“是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力量，国家保障国有经济的巩固和发展”。“国家保护城乡集体经济组织的合法的权益和利益、鼓励、指导和帮助集体经济的发展。”公有制经济是实现社会主义本质关系即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制度保证，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力量。只有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始终保持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和充分发挥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才能实现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维护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和发展。面对目前蔓延的国际金融危机，也在用事实证明，我国社会主义公有制度更有利于有效应对这次震撼世界的经济危机。
再次，要从理论认识上分清社会主义国家国有经济的地位与作用，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国有经济的区别。对资本主义国家来说，国有经济的存在与发展，只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经济运行的需要，而不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内在要求。即使没有国有经济，资本主义照样存在和发展。国有化或非国有化，都是从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整体利益考虑的，都无损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而对社会主义制度来说，国有经济的存在与发展，既是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需要，更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内在必要。因此，既不能将资本主义国家存在的国有经济看作是社会主义经济，又不能根据否定资本主义国家的国有经济是社会主义，就据以否定我国的国有经济的社会主义性质。有的学者引证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的一些话来否定我国国有经济的社会主义性质，这是对恩格斯话的错解。恩格斯指出：自从俾斯麦致力于国有化以来，出现了一种冒牌的社会主义，无条件地把任何一种国有化，都说成是社会主义的。如果烟草国营是社会主义的，那么拿破仑和梅特涅也应该算入社会主义创始人之列了。把普鲁士的铁路干线收归国有，这无论如何不是社会主义的步骤，否则，皇家涉外贸易公司、皇家陶瓷厂，甚至陆军被服厂，也都是社会主义的设施了。资本主义国家的国有经济之所以不是社会主义经济，是因为如恩格斯紧接着指出的：资本主义国家，“不管它的形式如何，本质上都是资本主义的机器，资本家的国家，理想的总资本家”。而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国有经济是属于人民的社会主义经济。人民共和国的国有经济的社会主义性质，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理论到毛泽东思想，到我国宪法和整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都是明确肯定的。因此，不能引用恩格斯的批评冒牌社会主义即将俾斯麦的或资本主义国家的国有化称作社会主义，来否定我国国有经济的社会主义性质。更不能把我国的国有经济称作“国家社会主义”，将其与希特勒的国家社会主义党相提并论，又将其与某些学者提倡的所谓“人民社会主义”即民营经济相对立。
《思想理论教育导刊》记者：在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的同时还要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
卫兴华：是的。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非公有制经济既然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构成部分，坚持和完善这一基本经济制度，就要同时坚持和改进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我国宪法规定，在法律规定范围内的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保护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国家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并对非公有制经济依法实行监督和管理。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指出：坚持公有制为主体，促进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统一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不能把两者对立起来。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提出完善基本经济制度的要求时，又明确指出：“坚持平等保护物权，形成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竞争、相互促进的新格局。”只有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才有利于有效利用各种资源和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加快生产力的发展。
我赞同发展非公有制经济，过去搞一大二公，现在实行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鼓励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这是必要的，有利于我们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符合邓小平的“三个有利于”标准。但是我们引进外资，怎么样才能对我们发展有利？首先应对我们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有利，不要盲目地引进，我们在这方面也有一些经验教训值得总结。要立足于保护我们国家的安全，增进人民群众的利益。不能片面地强调资本的利益，而忽视了劳动者的利益。过去一段时间过多地重视资本的利益这一面，而忽视劳动利益这一面。比如农民工的问题，工资低，工资拖欠，劳动时间很长，有些企业严重损害工人的权益，这些问题并不是现在才有，很多年了一直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黑砖窑”事件的出现，不是偶然的。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应该加强保护弱势群体的利益、工农群众的利益，让改革开放和发展的成果真正惠及广大人民。保护好发展好公有制经济，保护好发展好非公有制经济，二者要统筹兼顾。要真正地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否则如果公有制为主体成一句空话，私有制经济为主体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也就不存在了。正如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7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所强调指出的：“动摇了生产资料公有制，就动摇了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必将损害全体人民的根本利益，也就谈不上社会主义了。”有些理论家错解马克思、恩格斯、邓小平的有关理论观点，甚至将其作为自己主张私有化的根据，在这个问题上，应当澄清理论是非。我在中央党校《理论动态》2008年12月份发表的文章就讲到这个问题，后来《报刊文摘》把其中的核心观点转载了。邓小平讲判断的标准主要是“三个有利于”，其本意是讲判断改革开放和一切工作是非得失的标准。而有的学者硬说“三个有利于”的标准，是判断姓“资”姓“社”的标准。他们说，私营、外资、个体经济符合“三个有利于”的标准，所以都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国有企业、公有制经济倒不是社会主义经济，还宣传“国退民进”。“国有企业从竞争领域退出来”这一口号式观点，曾盛行一时，甚至被误认为是中央的指导思想，其造成的消极作用是很大的，因为它会导致国有企业“一卖了之”的不良后果。其实，中央并不赞同这一提法。中央文件中所讲的是，国有经济“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而“国退民进”是要让国有经济退出经济领域，让位给民营经济。而民营经济一般是作为私营经济的代名词使用的。《人民日报》和《经济日报》都发表过体现中央精神的不赞同“国退民进”提法的文章。但是没有形成一种理论声势，宣传的力度也还不够，没有起到应有的澄清理论和政策是非的作用。改革的理论是改革实践的先导，因此，总结改革开放30年的理论是非也是必要的。
《思想理论教育导刊》记者：十七大报告中强调“把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同发展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并将其作为我国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宝贵经验之一。您是怎样理解十七大的这一精神的？
卫兴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相结合。十七大的这一重要论断实际上是否定了某些学者所主张和宣扬的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不能是公有制，只能是私有制的观点。我们既要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又要发挥市场经济在资源配置中的灵活性和有效性。市场和市场经济是统一的，不存在多种经济成分形成的多种市场经济。市场机制配置资源对公有制经济和私有制经济是一样的。因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概念中既包括公有制经济，也包括非公有制经济。正因为如此，中央文件中提出“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不少人将这一论断理解和宣传为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即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同于“社会主义经济”。这是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概念，不应混为一谈。有人又根据这种混同，认为只要大力发展多种非公有制经济就等于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宣传国有经济可以不要，公有制经济不是社会主义特点。其理论倾向自然是私有化道路。其实，之所以将非公有制经济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因为有“公有制为主体”这个前提条件，离开公有制为主体，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只能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话拉得稍远一点，我是1947年入党的，1946年参加地下革命工作，一起革命的许多好同志，被敌人杀害了。老一代人，付出了很大的牺牲，也就特别希望搞好我们的党和社会主义，我们不愿意社会主义最后倒退到资本主义。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搞和平演变，我们是坚决不赞成的。奋斗了一辈子，是为了共产党发展得更好，能够带领全国人民取得更大的成就。从这个角度出发，首先，改革不能动摇社会主义制度。改革开放不能倒退，经济体制不能倒退，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也不能倒退，既要讲改革不能倒退，也要讲社会经济制度不能倒退。我们的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自我发展的改革。但是，我们需清醒地认识：西方敌对势力和国内的某些势力，在想方设法采取暴力的或非暴力的方式图谋演变我国的社会制度。怎么保持社会主义的巩固与发展，在经济制度上，不要空谈公有制为主体。
目前，有资料表明，公有制经济已降到50%以下。大家很关心这一问题，应从坚持和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的高度认识这种趋势的严重后果，怎样缓解和改变这一发展趋势，应引起重视。构建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应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进行。提出科学发展观，是一个很重要的战略性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提出，既蕴含着对过去经济发展经验教训的总结，也体现着适应当代科技进步，适应现代化发展时代潮流的前瞻性认识。实践证明，“大跃进”、“超英赶美”、“全民炼钢”、“跑步进入共产主义”，违反经济规律，不是科学发展。靠“长官意志”决策，“瞎指挥”，不是科学发展。片面追求高速度，GDP挂帅，粗放式经营，也不是科学发展。科学发展观，要求实现以人为本，统筹兼顾，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我们讲的科学发展观，不言而喻，是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科学发展观。讲以人为本，首先要关注劳动人民的利益，特别是弱势群体的利益。要体现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就是要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去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消除两极分化，避免或缓解收入差距过分扩大的趋势，实现共同富裕。要用科学发展观指导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就要既发挥市场经济在资源配置中的积极作用和优势，也要注意克服和减弱市场经济运行中的盲目性和消极作用。为此，一要重视加强和完善宏观调控，二要强调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相结合的特点。科学发展观，不要流为抽象的口号，成为作报告、写文章的大话、空话、套话，应重在落实。需要在实际经济工作中一步一个脚印地去贯彻和实现。
《思想理论教育导刊》记者：我国为什么决不能搞私有化？
卫兴华：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生产资料的所有制是社会经济制度的基础，从大的概念划分，可区分为私有制与公有制。私有制与公有制又有不同的类型和实现形式。就私有制来说，人类社会经历了奴隶制私有制、封建主义私有制和资本主义私有制三大类型。此外，还有存在于不同社会制度下的个体私有制。个体私有制不具有特定的社会经济性质，因而不会成为独立的社会经济形态，只能从属于占主体地位的所有制。不同的私有制类型在发展中又会选择不同的实现形式，比如，资本主义私有制，由自有自营的业主制到合伙制，又到股份制，再发展到跨国公司制等。同样，公有制也有不同的类型和实现形式，有原始氏族社会的公有制，有社会主义公有制，有共产主义高级阶段的公有制。社会主义公有制又有国家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等具体类型或存在形式。公有制又可采取不同的实现形式，如国有国营、承包制、租赁制、股份制等。
马克思主义评价所有制的标准有两条，首先是生产力标准，其次是价值标准。奴隶制的私有制取代原始氏族公有制，是一种历史进步，因为有利于生产力和社会分工的发展。封建主义私有制取代奴隶私有制，又被资本主义私有制所取代，都是一种历史的发展与进步，因为都起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作用。但是，从生产力标准和价值标准两方面来判断，一切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制度，必然会出现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对抗性矛盾，会产生贫富两极分化、阶级剥削现象，出现阶级矛盾与斗争。矛盾与斗争的激化，表明生产关系已不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和原有社会经济制度的局限性。资本主义制度是私有制发展的最高形式与最后阶段。马克思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所导致的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及其对生产力发展的阻碍和破坏，从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与斗争，从工人运动的兴起与发展及其经济与政治的诉求中，洞察到社会主义公有制取代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历史必然性。生产社会化与公有制的统一，会消除资本主义私有制与生产社会化的内在矛盾，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是一种新的历史进步。苏联十月革命建立了社会主义公有制后，尽管经过了国内外战争的破坏，但也迅速缩短了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原有差距。在1929-1933年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大危机时期，苏联经济快速顺利发展，并最终发展为可以与美国抗衡的超级大国。由于执行新自由主义的私有化的市场经济改革，导致社会主义倒退为资本主义。苏联解体、社会动荡、经济衰退。前车之鉴，不可不察。
旧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存在多种私有制经济，有封建地主私有制、个体农民与手工业私有制、官僚资本主义与民族资本主义私有制、外国资本主义私有制等。多种私有制的存在，没有使中国走向繁荣富强，而是饱经内忧外患、积贫积弱、民不聊生。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斗争，取得胜利，才挽救了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而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是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的。这是从马克思列宁主义到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所一以贯之的一条基本原理，也是我国宪法明确规定的。即使在改革开放以前，尽管有过“左”的错误，新中国的经济发展速度也处于世界前列，其成就超过旧中国百年以上。改革以来，鼓励发展非公有制经济，但必须始终坚持公有制为主体。我国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是将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即公有制度结合起来，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我国的改革是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与自我发展，从经济制度上讲，就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自我完善与自我发展。如果放弃和否定公有制，搞私有化，必然出现社会主义的异化演变与自我否定。其结果决不会是走向发达的资本主义。世界上有近200个国家和地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只占其中的约10%，大部分实行私有制的亚非拉国家，是属于发展中的、在经济社会上落后于社会主义中国的资本主义国家。如果我国实行私有化，所出现的只能或是依附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或是受发达国家欺凌与挤压的权贵资本主义和具有封建色彩的原始积累式的资本主义。会出现城乡和社会的两极分化，经济社会发生多年的停滞与倒退，出现社会动荡与摩擦，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凸显，回到旧中国曾遭受过的苦难深渊中。
中外不少学者对原苏东社会主义国家与中国改革的得失成败做过评论。国际著名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指出：通过大规模的私有化，改变了苏联阵容转轨国家的经济模式，使广大民众进入赤贫境地，人均寿命减少。人们看到了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后的经济发展倒退的事实。有资料表明，乌克兰在推行私有化改革的10年中，国民经济倒退了60%，即只有10年前的40%。斯蒂格利茨在《社会主义向何处去》一书中肯定中国的非私有化改革。“中国之所以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功，就是因为中国创立和发展了许多新的企业，而不是把原有的国有企业私有化”。胡锦涛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这30年来，中国人民的面貌，社会主义中国的面貌，中国共产党的面貌之所以能够发生历史性变化，就是我们在党的基本路线指引下，始终坚持改革开放的正确方向。”所谓改革开放的“正确方向”，就是要坚持马克思主义。讲话指出：“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是党和人民团结一致，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的根本思想保证”；就是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既以四项基本原则保证改革开放的正确方向，又通过改革开放赋予四项基本原则新的时代内涵”。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就是要在党的领导下走马克思主义所指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经济上说，最主要的就是“必须坚持公有制为主体、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多种分配方式并存，这一切都是与私有化、与新自由主义改革陷阱相对立的。
《思想理论教育导刊》记者：2008年是我国改革开放30周年。理论界都在从不同角度对这30年进行总结，有共识也有分歧。您作为经济学家，怎样看待这30年的发展？
卫兴华：改革开放30年，其历程和成就，所碰到的问题，以及目前究竟怎么来进行评价，怎样总结，学界观点并不一样，这也是正常的。我觉得应当用科学的改革观总结改革开放30年的成就与不足。客观总结改革开放的得失，实事求是地总结经验，是为了提高认识，统一思想，把握事物发展的规律，更好地搞好改革与发展大业，推动经济社会更好地向前发展。
既要正面总结成功的经验——这是主要的一面——也要总结某些方面的不足。肯定成就，是为了沿着改革的正确方向与道路继续前进；正视不足，是为了弥补缺失，改进工作，以利于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有一种绝对化的看法：不允许对改革开放提任何缺点和意见，甚至不允许讲反思。似乎30年的改革开放没有任何不足或缺失，谁要讲点缺点，谈点不足，提点完善改革的意见，就说谁是反改革。更有甚者，有人把强调应坚持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不赞同把国企“一卖了之”，批判新自由主义，也指责为反改革。在谈论改革还是反改革问题上需要分清两个不同的方面。事实上存在两种改革观。党中央和邓小平所主张和实行的改革，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包括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坚持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旨在使社会主义自我完善、自我发展。而某些人所主张的改革则与此相反，如邓小平所指出的：他们搞“全盘西化，打着拥护开放、改革的旗帜，……是要改变我们社会的性质”。他还指出：“某些所谓的改革，应该换个名字，叫做自由化，即资本主义化……我们讲的改革与他们不同，这个问题还要继续争论的。”江泽民也多次强调：“在改革中不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就会葬送党和人民七十年奋斗的全部成果。要划清两种改革开放观，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改革开放，同资产阶级自由化主张的实质上是资本主义化的‘改革开放’的根本界限。”这类“改革”家高调批评别人“反改革”，实际上是不满别人不赞成和反对他们所主张的私有化、全盘西化的改革。这种“反改革”并没有错，是用正确的、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改革观，反对打着改革旗号演变社会主义的所谓“改革”。
毋容置疑，30年来，改革开放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成就是主要的，应在总结经验中充分肯定。但能说改革开放过程中一切措施都百分之百的正确，就没有任何需要总结的教训和缺失么？党中央并不这样认为。1989年11月9日党的十三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的决定》中就明确指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国务院在执行正确路线、方针、政策的过程中，对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具体指导也有失误”，“在建设和改革两方面都存在急于求成的偏向”，并提出了具体事例。为此，“党中央和国务院要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多做调查研究，多走群众路线，努力提高决策的正确性和科学性”。自1989年以来，又经过了近20年的改革开放，改革的涉及面更宽，力度更大，改革的成就也更多。但广大群众也切身感到存在一些问题和偏误。比如说，改革过程中，大量国有资产流失，有的企业负责人借改革之机以权谋私，侵吞国有资产，或是官商勾结，以超低价将国企出卖给私商，如果事先有个出卖国有企业的严格的章法，有一定的审批程序，公开竞标出售，哪些国企能卖，哪些不能卖，事先有安排，就会好得多。再比如，教育改革、医疗改革、住房改革，还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需要改进。30年来，财富大幅度增长，人均GDP翻了三番多，但出现了收入差距过大的趋势。新的中央领导集体强调提出应让改革发展的成果惠及广大人民，应更加重视社会公平，缩小收入差距，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解决三农问题。这是完全必要和正确的。如果能更早地关注和着手解决这类问题，改革与发展的成果会更大一些。我们的国民收入大幅提高了，现在满大街上是私人小汽车，许多人的居住条件显著改善了，全国人民的生活水平从温饱不足发展到总体小康，我们的生活水平和质量的确提高了，这是谁也不能否认的。我在中央党校《理论前沿》2007年第22期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具体讲了改革的成就，讲改革不能倒退，倒退是没有出路的。我们在国际上的地位空前提高了，经济总量已从世界第十位跃至世界第三，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三贸易大国。中国的面貌发生了历史性的重大变化。我们改革的政策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先富带后富。这对摆脱普遍贫穷起了积极作用。但30年来，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意愿实现了，可是带动起后富的路还很长。现在中央着手解决“三农”、下岗工人、农民工的问题、收入差距过大问题等。我们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对这些问题的重视和解决，是完全正确的。教育体制改革、医疗体制改革、住房体制改革，乃至国有企业和集体经济改革，还存在一些什么问题？要不要探讨，要不要总结？我觉得应该回顾，应该总结，总结是为了更好地前进，并不是反改革。
该怎样回顾和评价改革开放30年，我的看法是：第一，应以正面总结和宣传成就为主，但少讲不讲大话、空话、套话，不要千文一面。文章要有思想，有见解，有分析，有归纳。要总结出水平，将经验上升到理论，要探求改革开放和发展的规律性的东西。以便更好地用创新的科学理论指导进一步的改革开放。第二，要敢于实事求是地总结理论认识和改革开放实践中的不足与教训，不要回避。我们党在革命和建设事业中，始终采取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发扬成绩、克服缺点的科学态度。这样做有利于我们正确面对和解决在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中所出现的新问题和新矛盾。第三，纪念改革开放30年，不需要某些专家学者自我标榜一番自己在改革开放中的理论贡献，那种高调凸显自己，自我吹嘘的东西，多不如少，少不如无。
《思想理论教育导刊》记者：自2008年9月以来的这场金融危机席卷了全球，引发了全球性的经济衰退。许多学者都认为，新自由主义政策推动的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激化是导致这场金融危机最深刻的根源。您怎么看待这一问题？
卫兴华：这一看法是对的，抓住了问题的实质。我们知道，新自由主义是在古典自由主义的思想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其代表人物有哈耶克、弗里德曼、卢卡斯等。其主要理论观点是：经济私有化、自由化、市场化、全球一体化，否定公有制，否定社会主义，反对国家干预市场经济。其完成形态是“华盛顿共识”。新自由主义所推行的私有化理论与主张，作为实行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我国，显然不能接受。我们由计划经济体制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市场化”的提法在我国也较普遍，但我们既认识到市场配置资源的有效性和灵敏性，也认识到市场经济自身的缺陷与负面效应，市场并不是万能的，存在市场失灵，需要发挥政府调控的作用。在党的十四大报告中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的同时，紧接着强调指出“也要看到市场有其自身的弱点和消极方面，必须加强和改善国家对经济的宏观调控”。胡锦涛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也指出：在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的同时，要“克服市场自身存在的某些缺陷”。而新自由主义与此不同，它神化市场经济，认为单凭市场机制就能自动调节好经济的发展，反对国家干预市场，干预经济，搞市场原教旨主义。他们讲经济自由化，内容很广泛。特别是主张金融自由化、国际化，会给一些国家带来消极后果，它为国际垄断资本控制全球经济提供了一个有利的机制。而且，这次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会对金融自由化的国家造成巨大的冲击。我国不会引发西方国家那样的金融危机，正是得益于我国没有搞金融自由化。新自由主义推行全球一体化，实际上是推行全球西方化。美国有关文件中讲全球化，不仅包括经济全球化，还包括民主和人权全球化。据西方官方学者解释，全球化还包括法律、文化、语言全球化。以此作为推行西方意识形态，对社会主义国家搞和平演变的手段。
作为新自由主义最新形态的“华盛顿共识”，是1990年由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提出的。它的核心内容如斯蒂格利茨所述，是“快速的私有化”、“快速的自由化”、“快速的政府的角色最小化”。这也是美国主导全球化的核心内容。尽管西方国家向全球积极推行新自由主义，但迄今为止，没有也不可能成为全球普遍模式，其主要原因是两个方面：一方面，从理论上说，它不符合当代经济社会发展的总的历史趋势。如果说，在生产社会化程度还不是很高、市场经济发展的规模和相互依存与制约的复杂关系远不像今天这样紧张的20世纪以前的年代，经济自由主义推崇的自由市场经济可以只靠“看不见的手”发展的话，20世纪30年代以来经济社会和市场经济发展的新变化，实体经济、金融体系和虚拟经济的大规模发展及其相互依存与矛盾的复杂关系凸显，就不能再只依靠“看不见的手”去调节经济生活了。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运行，需要借助国有经济的实力实行国家干预或政府调控。社会主义国家则不仅经济运行需要国有经济的主导，而且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本身需要以公有制为基础。我国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实行国家宏观调控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而新自由主义的理论恰是与此相反，主张私有化、经济自由化，反对国家干预和政府调控，其理论完全背离经济实际。另一方面，从经济实践来看，新自由主义不但在社会主义国家行不通，社会主义国家不能放弃公有制经济，不能搞私有化，也不能搞经济自由化，不能没有政府宏观调控，就连资本主义国家实行新自由主义也会导致经济社会生活的混乱和严重的消极后果。从事实来看，凡接受和推行新自由主义模式的国家，如俄罗斯、东欧、拉丁美洲等国家，最后都陷入困境，带来严重消极后果。
俄罗斯接受了新自由主义“华盛顿共识”的“休克疗法”的改革战略，结果导致经济10年倒退，生产猛降，失业猛增，少数人暴富，广大人民陷入贫困，社会动荡，矛盾凸显。1989年，俄罗斯的GDP是中国的2倍多，而10年后，只达中国的1/3。谢·格拉济耶夫所著的《俄罗斯改革的悲剧与出路》一书中说，据估计，这种改革“实行的政策所带来的损失，要比希特勒匪帮1941-1945年入侵苏联时所造成的损失大一倍还多”。由于接受新自由主义的“休克疗法”，造成了一场悲剧性的大灾难，以失败而告终。拉丁美洲国家在20世纪50-70年代，30年中年均经济增长5.6%。但在80年代，接受新自由主义模式后，其经济改革虽曾取得一定成效，但最终带来严重问题：失业、两极分化、贫困化、社会发展缓慢、金融危机频发、民族企业倒闭。总的来看，哪个国家接受新自由主义的模式，哪个国家最终会掉入陷阱，带来灾难。因此，国内外不少有见识的学者，展开对新自由主义理论和政策的批判。当前席卷全球的金融风暴，再次宣告了主张市场万能论的新自由主义理论与政策的失败。
《思想理论教育导刊》记者：通过与您的交谈，我们对怎样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坚持和完善我国基本经济制度等问题，有了全面、深入的认识。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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