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前唯物史观理论在中国的传播，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唯物史观论文,中国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马克思在欧洲发现唯物史观，是19世纪40年代中叶。到1859年1月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马克思对他的理论发现作了经典式的简要表述。到60年代《资本论》第1卷出版，唯物史观便由假说而成为经由严格事实检验的科学真理了。人类世代梦想的社会主义于此获得坚实的理论基础，并由空想而成为科学。由于中国社会自身历史条件的限制，马克思这一伟大发现并没有立即传入并影响中国的思想和社会。中国人从政治上知道共产主义一词较早，大约始于19世纪70年代。我国进步思想界对作为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理论基础的唯物史观的零星涉及与最初传播，则是20世纪初年了。
一、五四运动前唯物史观理论在中国最初传播的概况
与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理论创造活动相关连的欧洲共产主义运动的消息，最初是由江南制造局编译的《西国近事汇编》于19世纪70年代传递到中国的。共产主义者一词，当时被音译成“康密尼党”、“康密尼人”等。共产主义者的主张，则被粗略肤浅地概括成“主欧罗巴大同”、“贫富均财之说”①等。马克思唯物史观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物中则既有龙子，也有许多跳蚤。《西国近事汇编》的编译者们是不可能对此加以区分的。而且出于阶级偏见，他们将各派社会主义者一概贬称为“奸民”、“乱党”。然而他们能将共产主义这个概念最早介绍进中国，总算是做了一件好事。一向封闭的神州大陆的思想界，藉此开始逐步地接近唯物史观理论。
在中文报刊上出现的第一位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家的名字是德国马克思主义者梅林。《西国近事汇编》1877年第2卷，将梅林译成茂林，他的著作《德国社会民主党史》，则被译为《日耳曼民党通议》。中国人知道历史唯物主义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名字，则是在22年后的1899年。上海广学会主办的《万国公报》在1899年2月到5月连载了李提摩太译、蔡尔康撰文的《大同学》一文。该文是根据英国社会哲学家赖得《社会进化》一书节译而成的。文中称马克思为“百工领袖”，“讲求安民新学之一家”，“主于资本者也”。是年5月，广学会将《大同学》单印成书出版，其第八章还提到，德国有“讲求善民”学者，“一曰马克思，二曰恩格斯”。然上述报刊论著虽开始注意到马克思的社会和经济学理论，但只是从新闻和政治的角度提到马克思的名字，还没有直接提到唯物史观。
历史进入20世纪，国际社会主义思潮经由日本传入中国。当时走在中国社会和思想前列的各派知识分子，都对社会主义思想的宣传表现出浓厚的兴趣。维新改良派的著名宣传家、理论家梁启超，便曾多次提到社会主义学说。梁启超称马克思为“社会主义之泰斗”和“鼻祖”，说马克思社会主义是当时德国最占势力的“二大思想”之一（另一思想指尼采的个人主义），并且也知道马克思“著书甚多”②。由于梁启超的历史观始终为唯心主义所囿，他对马克思社会主义理论采取否定态度，认为它“必不可行”③，所以他始终没有将理论眼光投向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理论基础——唯物史观。
（一）资产阶级革命派论著中有关唯物史观理论的最初传播。
在中国最早提到唯物史观理论的，是资产阶级革命派的理论家，第一位是马君武。他于1903年2月在《译书汇编》第11期发表的《社会主义与进化论比较》一文中提出：“马克司者，以唯物论解历史学之人也。马氏尝谓阶级竞争为历史之钥”④。马君武对唯物主义哲学是赞赏的。他在1903年1月发表的《唯物论二巨子（底得娄、拉梅特里）之学说》中称颂说：“伟矣哉；唯物论之功乎！⑤”这里是指狄德罗、拉美特利唯物论宣传对法国革命所起的伟大作用。针对中国，马君武也指出：“欲救黄种之厄，非大倡唯物论不可”⑥。按照这样的思路，马君武对马克思用唯物论解释历史，是加以肯定的，认为是挽救中国命运所必须的。但究竟什么是用唯物论解释历史，这样解释的理论涵义是什么，马君武没有作任何阐释。对马克思唯物史观的理论内容，他也没有作具体介绍。他虽提到马克思的阶级斗争观点，但他对第二国际宣扬的阶级调和论，诸如“人群当共同和亲，利益均享”之类，了解得反而稍多，也更有兴趣。他开始知道用历史主义的眼光，从发展的观点看出人类社会的发达不息，并将人类历史划分为野蛮时代、家奴制、农仆制、雇工制四个阶段。然对阶级斗争和历史主义，既可以从唯物主义的观点加以理解和运用，也可以从唯心主义的观点加以理解和运用，而马君武实际上还是从唯心主义观点来观察人类社会历史的。他说：“人类之社会何以能发达不息？则亦惟曰：使人群之道德及智识常进步不息不已。道德及知识既进步，而物质也，生计也，犹停滞而不进步，此必无之事也。⑦”尽管马君武并不真正懂得唯物史观，认为“马克思的思想”是“华严界之类”（即乌托邦空想），但他力倡在中国发展唯物主义哲学，并在中国文献中首次提到马克思是用唯物论解释历史之人；他还在《社会主义与进化论比较》一文末尾所附“社会党巨子所著书记”中，开列出《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哲学的贫困》、《政治经济学批判》、《资本论》等一批马克思、恩格斯原著书目，其功绩是应予充分肯定的。
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另一位著名理论家朱执信，是第一位在中国提出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论断的思想家。他在1906年发表的《论社会革命与政治革命并行》一文中指出：“顾自马尔克（即马克思）以来，学说皆变，渐趋实行，世称科学的社会主义。⑧”社会主义理论之所以由空想发展成为科学，最根本的原因之一，即在于唯物史观的发现。朱执信的文章显示了应用唯物主义的阶级斗争观点观察社会历史问题的某种意向。他在《德意志革命家列传》中，简要地介绍了马克思的生平及其学说，并指出：“前乎马尔克，言社会主义而攻击资本者亦大有人。然能言其毒害之所由来，与谋所以去之之道何自者，盖未有所闻也。故空言无所裨。”而“马尔克之意，以为阶级争斗，自历史来，其胜若败必有所基。彼资本家者，粱肉，刺齿肥，饱食以嬉，至于今兹，曾无复传其势位之能力，其端倪亦既朕矣。故推往知来，富族之必折而济于吾齐民，不待龟筮而了也。故其宣言曰：‘自草昧混沌而降，至于吾今有生，所谓史者，何一非阶级斗争之陈迹乎！’取者与被取者相戕，而治者与被治者交争也。纷纷纭纭，不可卒纪。⑨”他已经捕捉到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是阶级斗争的根基，因而提出“社会革命之原因，在社会经济组织之不完全也”⑩。然朱执信主要是从政治上考察问题，对唯物史观之理论内涵，还是没有正面地从理论角度把握并加以系统介绍。
在当时倾向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某些出版物中，曾经刊载过一些论著，涉及到唯物史观的某些基本原理。《浙江潮》编辑所1903年10月5日出版日本社会主义学者幸德秋水的《社会主义神髓》一书，其第三章“产业制度之进化”提出：“社会主义之祖师凯洛·马尔克思者（即马克思），为吾人道破所以能组织人类社会之真相者，曰：‘有史以来，不问何处何时，一切社会之所以组织者，必以经济的生产及交换之方法为根底，即如其时代之政治及历史，要亦不能外此而得解释。’”“人民苟一异其生产、交换之方法，渐而社会之组织、历史之发展，无不异其状态。”“世界之历史者，产业方法之历史也。社会之进化与革命者，产业方法之变易也。(11)”这已经触及到唯物史观的基本内涵了。这虽不是中国学者的作品，但毕竟是中文出版物中对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的最初记载。
（二）《天义报》派无政府主义者对唯物史观理论的零星介绍。
《天义报》是中国早期无政府主义者刘师培等于1907年6月在日本时创办的半月刊，主要宣传无政府主义主张，也曾涉及过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该刊是我国最早译载马克思、恩格斯原著的刊物，其1908年1月第15卷载《〈共产党宣言〉恩格斯1888年英文版序言》，第16至19卷载《共产党宣言》第1章“资产者和无产者”，并曾摘译刊登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的个别段落，以及其他社会主义者的论著。刘师培等在为刊载上述著作所写的序言和按语中，对唯物史观的若干理论观点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并在中国首先提出唯物史观对历史研究所具有的巨大理论价值。《天义报》记者在为发表《共产党宣言》恩格斯序加的按语中说：“《共产党宣言》发明阶级斗争说，最有裨于历史。此序文所言，亦可考究当时思想之变迁。欲研究社会主义发达之历史者，均当从此入门。”刘师培在《〈共产党宣言〉序》一文中，出于无政府主义的偏见，对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加以歪曲，同时亦指出：“观此宣言所叙述，于欧洲社会变迁纤悉靡遗，而其要归，则在万国劳民团结，以行阶级斗争，固不易之说也。……若此宣言，则中所征引，罔不足以备参考。欲明欧洲资本制之发达，不可不研究斯编；复以古今社会变更均由阶级之相竞，则对于史学发明之功甚巨。讨论史编，亦不得不奉为圭臬。”该刊还提出：“近世言社会主义者，必推阐历史事实，研究经济界之变迁，以证资本制度所从生，自马尔克思以为古今各社会均按产业制度而迁，凡一切历史之事实，均因经营组织而殊，惟阶级斗争，则古今一轨。自此谊发明，然后言社会主义者始得所根据。因格尔斯（即恩格斯）以马氏发现此等历史，与达尔文发现生物学，其功不殊，诚不诬也。……今中国言史学者，鲜注意经济变迁。不知经济变迁实一切历史之枢纽。凡观察一切历史，不得不采用哈氏之说也。(12)”该刊还根据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的论述提出：“女子欲求解放，必自经济革命始，彰彰明矣。(13)”刘师培1908年在另一份无政府主义刊物《衡报》所发表的文章中还提到：“一切革命均由经济革命产生。(14)”他在《论共产制易行于中国》一文中还说：“上古共产制所以不克保存者，以人民生产力薄，所生之物不足供全社会之求，不得不与他部相争。既出于相争，由是奴隶制度兴，而共产之制失。(15)”这些论述都显示出了从经济领域观察历史变迁的意向。《天义报》派无政府主义者将阶级斗争学说视为《共产党宣言》所发明，并不准确。因为在马克思、恩格斯之前，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已经发现了阶级斗争，并对之作过初步的经济分析。但该刊提出，马克思、恩格斯建立在唯物史观基础上的阶级斗争理论“最有裨于历史”，“对于历史发明之功甚巨”，并提出以之作为讨论史编之“圭臬”；同时还提出“经济变迁实一切历史之枢纽”，这在当时确为相当可贵的见识。需要指出的是，《天义报》和刘师培虽然肯定地涉及到唯物史观的若干原理和观点，但却始终没有提到唯物史观这个理论概念。这既与刘师培对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存在偏见相关连，更重要的是由刘师培的世界观与历史观从本质上看是唯心主义所决定的。刘师培认为：“宇宙之间，无境非幻。幻境者，生于吾心之意识者也。”故他主张处世行事，概“以己心为标准”(16)。这是典型的主观唯心主义。刘师培认为，抽象的人类要求平等的愿望决定了必须从政治上废除国家和政府。而无政府主义的政治主张则决定了社会经济关系必须改变，以实行所谓共产主义。这种共产主义的经济关系又提出了发展生产的要求。这里便完全颠倒了实际历史进程中社会诸因素的相互关系，是典型的社会意识决定社会存在的历史唯心主义。刘师培的世界观、历史观与唯物史观是不相容的。他不可能从总体上接受和介绍唯物主义历史观，而只是根据他的无政府主义的基本政治主张和理论宣传的一时需要，对唯物史观某些原理和观点产生兴趣，作些零星的介绍，并力图将这些观点纳入他的认识体系之中。
（三）江亢虎对唯物史观的认识。
在中国，第一个自称信仰历史唯物论的人是江亢虎。江亢虎后来堕落成为投机政客和汉奸，但他在“五·四”运动前对社会主义思想的宣传还是应予适当肯定的。他于1911年8月在上海发起成立“社会主义研究会”。是年11月，又在此基础上成立第一个公开宣布自己为社会主义政党的中国社会党。该党主要受当时国际修正主义思潮的影响，奉行社会改良主义的政纲。其实际工作则主要从事一些有关社会主义的宣传鼓动。江亢虎的思想较庞杂，其中也接触到一些马克思主义理论。他说：“余极信仰社会主义”(17)，并提出“共产主义乃社会主义之中坚。盖社会主义固直接缘经济之不平等而发生者也”(18)。在1914年发表的《社会主义学说》一文中，江亢虎在论及“社会主义各派进行之方法”时提出，这些方法主要有六种：政治运动、军武革命、同盟罢工、暗杀暴动、模范殖民、鼓吹传播社会主义学理，并各分析其利弊得失，最后还上升到理论高度概述他对这些方法所持的见解：“两害相权取其轻，两利相权取其重。而其利害之轻重，则各因历史、地理、民族、周围事情种种之关系而可有不同，不可执一以概论也。且吾人夙信历史的唯物论，一切现象皆循因果相生之定律。而所谓当然者，乃皆不得不然，若虚悬一定见而是非可否之，无当也。审是则知六事者（即前述社会主义的六种方法），各有其特别相异之时与地与人，而吾人平日所用之方法，则惟有据超然的公例，自由选择其最通常之一则。其有特别事件，原不可以逆之。况六事之间，互相关系，或分途而并进，或相互而相成，胶柱鼓瑟者愚也，是丹非素者妄也，学者戒之。(19)”这是中国文献中，第一次自称运用历史唯物论来对社会主义各种方法进行政治分析。江亢虎说他“夙信历史唯物论”，这里提到的内容只是用唯物主义态度来对待因果关系。从学理上看，江亢虎似已触及到对待具体问题，要以具体的时间、地点及条件的不同来进行具体分析、具体对待的历史辩证法。然他将空想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机会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的方法完全一样地看待，而没有明确表示出自己的立场，从而显示出浓厚的机会主义色彩。没有明确的无产阶级的科学社会主义的立场，历史唯物论便不可能得到成功的运用。然江亢虎第一次提到历史唯物论这个概念，并且明确表示信仰这一理论，这在当时也还是难能的。由于江亢虎对于唯物史观理论并不真正理解，所以他也没有更详细地涉及到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直到1920年11月，江亢虎在《社会主义之今昔》的讲演中，才明确提到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说社会上道德、宗教、政治、法律……所有一切进退善恶的现象，都是物质作用。换句话说，就是经济的影响，人类的生计问题。社会和国家的生活，没有永久不变动的；这种变动，没有不是跟着经济跑的。社会的经济是基础，宗教和政治、法律、制度等项，皆建筑在这基础上面。基础一动摇，上面的建筑物，自然不能安稳。所以社会物质的生产力，发达到一定的程度，旧有的生产关系，受了压迫和束缚，两方面就起了矛盾。不久定要冲突；冲突的结果，旧社会存在不住，生计问题可以圆满解决，有一种自然的趋势。马氏用这种唯物的眼光，观察欧洲各国的历史，不但由以往变到现在如此，循着这条路推到将来，必定还是如此(20)。江亢虎称这个唯物史观基本原理为“物质主观”，但这已经过了五四运动，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以及胡汉民等早已对唯物史观基本原理作了较为系统介绍之后的事了。
二、五四运动前唯物史观理论在中国早期传播的主要特点
（一）传播的途径主要是由日本传入中国。
明治维新以后，日本逐步发展成为资本主义国家，这在当时的东方还是唯一的。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日本也爆发了初步的工人运动，并在上个世纪末和20世纪初，兴起了社会主义的宣传运动。幸德秋水与埤利彦合译的《共产党宣言》第一个日译本于1904年发表在《平民新闻》上。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马克思的《资本论》部分章节等，也开始有了日译本。与此同时，日本早期社会主义者也根据社会主义原则撰写论著。明治时期的三大社会主义理论著作——片山潜的《我的社会主义观》、幸德秋水的《社会主义神髓》、埤利彦与森近运平合撰的《社会主义纲要》在20世纪初年出版，便是其显著标志。此外，西方的一些社会主义著作，如英国人克喀伯的《俄罗斯大风潮》、海德门的《社会主义经济论》等，也在日本流传。正是这一时期，在日本聚集着大批的中国留学生。他们为挽救中国的衰亡寻找出路，其中一些人也对社会主义学说产生了兴趣。当时中文报刊上出现的《共产党宣言》及马克思《资本论》部分章节等著作内容的最初介绍，正是根据日文移译过来的。此外，留日学生也纷纷移译出版日本的社会主义著作，如幸德秋水的《廿世纪之怪物帝国主义》、《广长舌》、《社会主义神髓》，福井准造的《近世社会主义》，西川光次郎的《社会党》，久松义典的《近世社会主义评论》，村井知至的《社会主义》等，也被介绍进中国。西方的一些社会主义学者的著作，如海德门的《社会主义经济论》等，也经由日本传入中国。马君武、朱执信、刘师培、江亢虎等均留学日本，正是通过上述社会主义著作的学习、介绍和宣传，零星地接触到唯物史观理论的。所以说五四运动以前，唯物史观理论传入中国的途径主要是日本。
（二）当时传播唯物史观理论的主体，都不是马克思主义者。
这些传播者的历史观在本质上是历史唯心主义的，因此对唯物史观理论只能是零星地触及。从日本传过来的各种社会主义学说中，既有科学社会主义的成份，又有大量的空想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和机会主义的社会主义理论。在这种情况下，对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唯物史观加以抉择，乃是极为困难的。资产阶级革命派、无政府主义者从其基本倾向上看，正是从唯心史观来观察人类社会的。江亢虎严重的机会主义立场也使他不可能理解到他口称信仰的理论真谛究竟是什么。因此，他们在介绍各种社会主义学说时，便不可能完全把握唯物史观的内容和实质，而只能是零星地触及到。这当然也同当时的其它社会条件相关连。指出这一特点是必要的，因为历史地看，对于他们当时所作的思想贡献是不应完全抹煞的。
（三）传播者主要是从政治角度涉及到唯物史观，还没有与历史学实践相结合。
当时中国的留日学生掀起最初的介绍社会主义的思潮，主要是从挽救祖国危亡的角度，要从社会主义学说中寻找政治出路。因此，他们在涉及唯物史观时，虽然对这一理论尚未获得真正理解，却大都特别强调了阶级斗争理论。如何将唯物史观与历史学相结合，基本上还没有进入他们的理论视野。只有《天义报》派无政府主义者曾提出阶级斗争学说对历史学的巨大意义以及经济变迁乃一切历史之枢纽。这在中国近代史学发展上，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但如何将唯物史观与历史学实践相结合，其间仍有一大段相当艰难的路程。
注释：
①参阅江南制造局编《西国近事汇编》1874年第1卷、1875年第2卷、1877年第2卷。李凤苞《使德日记》1879年1月2日条，“共产主义”一词则被译成“康密尼士”，“社会民主党”被译作“莎舍尔德玛噶里”。
②参阅梁启超《进化论革命者颉得之学说》（1902年）和《二十世纪之巨灵托辣斯》（1903年）。
③梁启超：《驳孙文演说中关于社会革命论》，《新民丛报》等86期，1906年9月3日。
④⑤⑥⑦《马君武集》第84、83、84页，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10月版。
⑧⑨⑩《朱执信集》上集第55、11、56页。
(11)参见姜义华编：《社会主义学说在中国的初期传播》第286、288页。
(12)《〈社会主义经济论〉中译者序》，《天义报》1908年第16-19期合刊。哈氏指哈因秃曼，今译海德门，英国社会党领袖。
(13)《天义报》1908年第16-19期合刊，“女子问题”专栏载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有关婚姻部分的按语。
(14)《论中国宜组织劳民协会》，《衡报》第5号，1908年6月8日。
(15)《衡报》第2号，1908年5月8日。
(16)刘师培：《利害平等论》，《民报》13号，1907年5月5日。
(17)(19)江亢虎：《中国无政府主义之活动及余个人之意见》，见《江亢虎文存·中编》第124、98页。
(18)江亢虎：《社会主义商榷案—社会主义商榷之商榷》，《社会》第1期，1911年12月。
(20)《江亢虎博士演讲集》第61页，南方大学出版社1923年6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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