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大革命时期的张静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大革命论文,时期论文,张静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张静江是国民党元老，也是本世纪前半叶中国政坛上的风云人物，孙中山视其为“革命圣人”，蒋介石尊他为“导师”。在1924年至1927年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的大革命时期，张静江作为辅助蒋介石走上最高政治舞台的“导师”，曾对当时及此后的中国历史起过非常关键的作用。本文拟就此一时期张静江的主要活动及其作用作一评述。
一
张静江出生于浙江吴兴南浔镇的一个巨富之家。20岁时，其父曾为之捐得江苏侯补道衔。1902年，张静江随驻法公使孙宝琦赴法担任大使馆商务参赞，不久他投资经商，在巴黎开办了独资经营的通运公司，专卖古玩古瓷，兼销丝茶绸缎，并很快将业务扩展至伦敦和纽约，成为当时最早沟通中国和资本主义国家通商贸易的代表人物之一。张虽然具有经商长才，深谙经商之道且屡获巨利，但却热衷于政治，不满清王朝的腐败无能，经常在旅欧华人中发表反清言论，较早地成为一名反清革命的倡导者。
1905年冬，张静江与孙中山在赴法轮船中邂逅相识，这成为他一生中的重要转折点，他从此结束了孤独地宣传革命的经历，而成为孙中山领导的反清革命阵营中坚定有力的一员①。此后，他以捐输资财赞助革命的独特方式对反清革命作出了特殊贡献。孙中山对他的疏财仗义之举曾给予高度评价②。
1912年1月，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拟请张静江出任临时政府财政总长，张坚辞不就。时南北尚未统一，筹备北伐军事而财政异常窘亟，张以商人身份曾捐输款项银十万两，是为民国成立初期志愿捐输的最大数额的一宗。宋教仁被刺后，孙中山发动“二次革命”，张进一步出钱又出力，亲赴前线参加攻击江南制造局的战斗。此役失败后，上海的革命党人多秘密往来于张家，或由其资助生活，或蒙其馈赠旅费出走日本。1914年孙中山组建中华革命党，任命张为财政部长，张毅然受命，因病由次长廖仲恺署其名代行职权，凭他的信誉向各地华侨借款。1920年，孙中山为筹措革命经费，创设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由张静江及戴季陶、陈果夫具体主持。其间，张并受孙中山的信托，全权负责筹划和掌管革命党的基金事宜。
孙中山对这位万贯家财资助革命的富翁，始终怀着敬佩之情，誉之为“革命圣人”，并亲题“丹心侠骨”四字相赠。张静江长期患病不良于行，1923年后宿疾转剧，孙中山曾几次亲自延请名医为张诊治③，表现出他对张热诚细致的关怀。1925年孙中山病重临终前，张静江以“久病之人”，“驰赴京师，远道来探”，并一直守护在旁，是孙中山遗嘱的见证人之一④。
张静江早年这些不平凡的经历和他与孙中山不寻常的关系，为他赢得了“德高望重”的美名，也形成了他在国民党中的元老地位。1924年在改组后的国民党一大上，张静江当选为第三名中央执行委员，就是他在党中地位特殊的明证。
张静江与蒋介石也私交甚笃，关系极深。张蒋两人早在1910年前后就开始相识相知⑤。由于陈其美的关系，彼此往还密切，蒋并时常得到张经济上的资助。1913年8月。孙中山在日本酝酿成立中华革命党，蒋介石于同年10月29日在上海宣誓加入，其主盟人就是张静江。陈其美被刺后，蒋更时时奔走于张氏门下，两人关系日臻密切。张还是蒋当年结拜金兰的盟兄。其时，张对蒋时常给以指教规劝，对蒋的言行有很大的影响力，而蒋对张则敬礼有加。蒋介石在1921年致张的一封信中曾谓：“关于弟今后之处世行止，请兄随时指教，以冀有成，……季陶为我益友，而公则为我良师也。吾公患病，行动不便，又不能常亲聆教，此弟所以孤陋益甚，终身无长进也。”⑥对张抱以极大的信赖。同年1年21日蒋介石在致戴季陶的信中又称：“吾谓孙先生（即孙中山）待友，其善处在简直痛快，使人畏威感德；静江待友，其善处在不出微言，使闻者自愧。……吾之待兄（即戴季陶），固亦奉为畏友良师，然而敬惮之心，终不能如对孙先生与静江者。”⑦蒋把张与孙中山并论共提，在他心目中，孙、张都是他所敬惮的“良师”。张、蒋之间这种深切的关系，正是后来张全力扶持、抬举蒋介石，而将曲意推崇、倚重张静江并把他推上中常会主席高位的张本。
二
从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至1927年“四一二”事变前后的整个大革命时期，张静江的主要活动大致可以“中山舰事件”为界分前后两个阶段。期间他对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的态度也有个不断右倾的演变过程，即由前期的拥护立场转变成为倡言清党反共的急先锋。
自国民党一大至1926年3月“中山舰事件”发生为第一阶段。这一时期，张静江基本上站在拥护联俄联共政策的立场，并旗帜鲜明地反对西山会议派的反共分裂活动。
1924年1月，国民党召开了以改组为中心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事前，孙中山曾提请张静江为大会主席团成员，张以病推辞。会后张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位次仅居胡汉民、汪精卫之后，反映了他在国民党中的特殊地位。此前，蒋介石自苏俄考察归国后，大改初衷，对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方策不以为然，迟迟不愿南下复命。张曾以党中元老暨盟兄的身份敦促劝驾，表明了他与孙中山的一致立场。国民党一大后，张静江受命与胡汉民、汪精卫、叶楚伧、毛泽东等赴上海组织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充实壮大国民党的地方组织。该部管辖地区为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数省。1925年7月1日，广州国民政府成立，张被推荐为国府委员，但因病未赴粤就职。据汪精卫925年12月对广州《民国日报》记者称：“第一次代表大会未几，张人杰以多病辞职，递补者为邵元冲。”⑧由此可以推知，张因为健康关系，这期间的实际政治活动是有限的。
这时期，由于国民党内部自始就有冯自由、张继、谢持等竭力反共，对孙中山联俄联共政策阳奉阴违，孙中山在世时，他们慑于其崇高威望未敢轻举妄动。1925年3月孙中山溘然长逝后，这些右派开始明目张胆地从事反共分裂活动，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出现分崩离析的纷扰迹象。同年11月，右派分子会集北京西山，举行所谓的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并作出：取消国民党左派控制的政治委员会；开除共产党员在国民党的党籍；另立国民党中央；解除苏联军事顾问，重订对苏政策等项决议。是为反共反苏、破坏国共合作的“西山会议”。
对党中这一重大事件，蛰居上海的张静江态度如何呢？张当时的态度是明确的：事前他曾“忿然”反对，竭力阻止，会后则“若口劝言”，期望西山会议派分子改变立场。西山会议派核心要角之一居正在《梅川谱偈》中曾记述其本人参加会议的经过，内中有“……折回上海，访许汝为（即许崇智）总司令，告以子超（林森）、海滨（邹鲁）、季陶（戴季陶）、楚伧（叶楚伧）、元冲（邵元冲）等均到北京种种原因，促余前往，余答以去姑不去，名可俱名，汝为即电北京。过后访张静江，静江忿然曰：‘北京开会通电，有汝名在，果尔，余定去广东汝等作对。’余曰：‘我本无成见，但是你老要作对，我定去北京。’不欢而散。”⑨据此可知，张静江对上述右派反共分裂行径是持鲜明反对态度的，他保持了与广州国民政府相一致的正确立场。“西山会议”后不久叶楚伧主持的上海《民国日报》成为西山会议派鼓噪的喉舌，该报连续刊载“国民党为什么取消共产党的党籍”，“解决国民党和共产党抱合形势以后”等长篇专论，积极从事反共分裂宣传⑩。张静江以其在党中的特殊地位和私谊关系，对叶楚伧等再三劝诫，期望促其觉醒，蟠然变计。蒋介石在这年12月25目《忠告海内外各党部同志书》中曾提及说：“惟上海《民国日报》亦为其所利用，怪异之论，层出不已，最可痛心，张静江同志苦口劝言，犹不能促其觉悟，彼辈自承为读后甚为感动，而饰词强辩，曾未稍改。”(11)显然，张苦口婆心的几番劝告，并未取得明显的效果。
1926年1月，国民党二大在广州召开。张静江南下赴会并当选为中央监察委员。在这次大会上，被他视为党中“后起之秀”的蒋介石以军界领袖的资格跃居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跻身权力核心，成为广东革命政权中与汪精卫并驾齐驱的军事强人，广东国民政府隐然形成汪主党政，蒋主军事的蒋汪合作局面。汪蒋既彼此借重，相互利用，又暗中较劲，勾心斗角。张为了改善蒋汪关系，曾以其与汪蒋的深厚交情居间调和。1月26日，张静江亲自邀请蒋、汪夫妇同游黄埔海神庙等地，即其融洽双方感情的联欢之举(12)。
三
从“中山舰事件”到“四一二”事变前后为第二阶段。此期的张静江作为蒋介石的幕后军师和政治靠山，为蒋介石抓权植势，排除异己，登上国民党的最高权位立下了汗马功劳；也为蒋介石限共排共，最终确定反共清党大计起了核心的决策作用，并成为策动和协调国民党内新老右派实施反革命事变的反共急先锋。这期间，张静江一度出任国民党中常会主席。作为孙中山之后国民党的首任中常会主席，张的所作所为，对当时及此后的中国历史产生了相当的影响。
1926年3月发生的“中山舰事件”，虽然迄今仍然扑朔迷离，众说纷纭，但蒋介石无疑是唯一的获益者。蒋运用软硬兼施、翻云覆雨的诡谲手腕，逼走了汪精卫，抑制了共产党，并将苏联顾问季山嘉等遣送出境，取得了一石三鸟的意外收获。这一事件，已经暴露出蒋介石的反共面目，“就整个反共斗争的里程上看，十五年的广州定乱（即‘中山舰事件’），实是十六年四月全面清党的前奏。”(13)
事件发生后，远居上海的张静江唯恐骤行不义的蒋介石陷于进退失据的窘境，遂“不辞道远，抱病南下”，于22日抵达广州(14)。对蒋介石“迹近越权乱纪”的上述断然举动(15)，张赞赏备至，“极称为天才”。当张到粤之初，蒋介石“仍欲彻底解决共产党”，“断此亡党之毒腕”，但张深知蒋介石羽翼未丰，力劝其不可操之过急，不可过早亮出反共底牌。他向蒋指陈：“共产党徒病幼稚，无拳无勇，终何能为？”劝蒋暂行稳忍，并面授机宜：“止其包办之（农工）运动而约束之，必可就绪。”(16)为了扶持蒋介石，填补汪精卫出走后广东政坛上的权力真空，张静江以其半身不遂的病残之躯，决意留居广州，斡旋各方，参预机密，为蒋介石出谋划策，成为人所共知的幕后军师(17)。
蒋介石制造反共事变和张静江助蒋决策，很快召来了右派的支持。西山会议派要角叶楚伧、邵元冲追随张静江南下广东。不久，陈果夫、陈其采于5月初“应邀抵穗”。他们会集广州，目的就是为了解决“蒋先生（指蒋介石）的处境极艰，且缺乏人手帮助”(18)。此时在张的心目中已经定下了反共排俄的方策。
当时，张静江以国民党元老身份，作为“唯一能为蒋氏出主意的人”(19)，虽不具备正式名义，但却扮演了左右全局的实际决策人角色。“当时一切重要政治问题，都由蒋介石、张静江和鲍罗廷三巨头秘密商谈进行；鲍公馆门前的盛况，已大不如昔。从前各要人都来他这里求教，现在他却要移樽到半身不遂的张静江的行馆，向蒋介石、张静江请示。”(20)
在巩固了蒋介石权位之后，张静江、蒋介石又合谋从党务上向共产党发动攻势。1926年5月15日，在张、蒋策划和操纵下，国民党召开了以整理党务为中心的二届二中全会。会上蒋介石打着“消除疑虑，杜绝纠纷”，改善两党关系的幌子，先后提出限制、打击共产党的四个议案，其第二案规定：共产党人“不得充任本党中央之机关部长”，“在高级党部任执行委员，其数额不得超过总数的三分之一”，把共产党人排斥在国民党中央各部和各级领导机构之外。第三案为选举中常会主席案，按照事前的预谋和默契，蒋介石提议增设中常会主席一职，并将张静江推上此一高位，从此由幕后直接走到前台，开始名正言顺地配合蒋介石开展限共排共的活动。
张静江走马上任后，立即对国民党中央党部进行全面的改组。5月25日，共产党人谭平山（原任组织部长）、毛泽东（原代理宣传部长）、林祖涵（原农民部长）、刘芬（原中执会秘书长）等被迫辞去所任职务。28日，中常会通过张静江的提名，由蒋介石兼任组织部长（陈果夫为该部秘书）、顾孟余代理宣传部长、邵元冲任青年部长、甘乃光任农民部长。6月1日又任命叶楚伧为中执会秘书长。邵、叶等人均系有名的反共分子，且曾出席“西山会议”，“三二○”事件后应蒋之邀请赴粤。张静江控制下的中执会“此项人事上的新部署，显然是在阻止共产党份子的渗透与把持，以为日后的清党工作铺路(21)。可以说，张蒋炮制和通过“整理党务案”，并完成上述重要职位的人事大改组，是他们共同策划的第一次“清党”。正因如此，后来蒋介石把二中全会看作是“国民革命成功的关键”，是“本党与共产党消长的分水岭”(22)。
借助于张静江的策划配合，蒋介石迅速巩固了既得权位，开始加紧攫取更广泛的权力。6月5日，蒋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7月6日，张静江以足疾为由辞去中常委主席职务，改推蒋介石担任。蒋由是独揽党政军大权于一身。张的这一举动，一则为成全、满足蒋介石独裁集权的欲望，另一方面也是他避怨远嫉、不居名而负实际责任的一种姿态。由于北伐在即，蒋介石后顾无暇，故在北伐期间仍请张静江代理主席职务，由他“秉政中枢”，担负后方实际党政责任。
这期间，张静江除邀集邵元冲、叶楚伧等右派分子改组国民党中央党部，并实现“各处、会首长均由本党同志担任”外，还处心积虑地怂恿陈果夫──陈在蒋介石北伐后代理组织部长职务，全面改组中央组织部和各地方党部。在张的授意下，陈援引了段锡朋、王乐平等加入组织部，培植党羽，“逐渐淘汰共党分子而代以国民党忠实同志”，结果“共产党无形被淘汰了三分之二”(23)。据陈果夫的回忆，当时所有在党务方面“重要事项则决策于静江先生”(24)。为了改组地方党部，夺取地方党权，陈果夫等首先“计划改组共产党把持已久的广东省党部”，因事关重大，陈不敢贸然行事，他于是向张请示，张毫不迟疑地表示：“应该做的事，就负责做去”，“你选出人员提会，我负责使之通过，假使还有麻烦，我可以负责”，为陈撑腰壮胆(25)。在他的指使下，“到十五年十二月，广东省及广州市各级党部大半已归入本党同志的掌握。……将两党部实权完全收归本党同志控制。”(26)对其他各省党部，则陆续选派所谓党务指导员分赴各地改组党务。如段锡朋、郑异往江西，萧静、王宇春、葛武棨往浙江，陈希豪往上海，张道藩往贵州，方治、丁超五往福建，童冠贤、吴铸人往北京，纪亮往绥远，田昆山往甘肃，郭春涛往西北等。事实上，上述人员“担当了为清党铺路的重要任务”(27)，而张静江无疑是密谋限共排共并且“发挥出本党内蕴的反共力量”的核心要角，陈果夫则充当了前台的具体执行者。
四
张静江积极策动限共排动和他的曲意护持蒋介石，甘心为蒋之挡箭盾牌的态度，不但遭到了共产党人的有力反击，也招致了国民党内部左派的普遍不满。加以张为人作事“不善于自处”，固执己见，“主观太深”，常自作主张，独断专行，“每次开会，每有问题，都不大讨论，他自以为是的都通过，自以为不是的总搁起”，“因此便成了众怨之府，种下了后来的种种恶因”(28)。
其时，举世瞩目的北伐战争正轰轰烈烈地进行中。在中共和苏联的推动协助及蓬勃兴起的工农运动配合下，北伐军进展迅速。1926年10月10日攻克武汉，11月9日，蒋介石率军进抵南昌。随着北伐事业的顺利发展，革命统一战线内部的分化加剧了。集大权于一身的蒋介石在胜利的欢呼声中独裁反共的倾向日益明显。他抵达南昌后，就蓄意把南昌经营成反共反革命的中心和策划全面清党的基地。
12月31日，张静江偕同国民政府代理主席谭延闿等自广州到达南昌。1927年1月7日，蒋、张、潭等举行中央政治会议，决议：“国民党中央党部与国民政府暂统驻南昌，迁移问题留待三月间中央全会讨论。”(29)由此挑起迁都之争，革命营垒的分裂由暗转明，趋于表面化、公开化。
张静江参与策动挑起迁都之争，导致“赣汉对立的空气一天紧张过一天”，而其“倔强不让”的顽固态度，则使他成为众矢之的。当时，“打倒昏庸老朽的张静江”、“清除党内一切昏庸老朽分子”等口号标语遍及于长江珠江各地(30)。在“迎汪复职”、“提高党权”种种宣传之外，“驱张（静江）运动”也应运而起。据陈公博的回忆，当时武汉方面“拿着张先生做一个口实，却也不直接攻蒋，藉口张静江做中常会主席的缘故，高呼着请张静江交还党权给中央”(31)。不言而喻，“驱张运动”的实质是孤立和抑制蒋介石，以防范蒋的独裁与反动。一时间，张成了代蒋受过，备受各方面抨击的活靶子。
由于张静江为武汉革命政府所强烈反对，他未敢西上武汉而始终居留南昌，继续为蒋介石策划“清党大计”。2月1日，蒋偕张及黄郛同上庐山共度农历除夕，三人朝夕相聚密谋对策。不久，张在南昌接见了来自上海的西山会议派要员桂崇基。桂赴赣的秘密使命是为了“敦促速下清党决心”，张与桂“晤谈数次，至为融洽，并定下腹案，一俟北伐军攻克上海即将实行清党”(32)。这期间，上海的吴稚晖等亦分别与右派分子联络，“谋全面清党之实施”，“吴并曾与环珑路四十四号西山会议派之中央党部接洽，意欲两派在不拘名分之原则下一致从事清党工作”(33)。张、吴等新右派与反共“先觉”的西山会议派分子在反共清党的共同点上彼此接近，相互勾结起来。
2月21日，蒋介石以“中央政治会议”名义，设立了由吴稚晖、钮永建、陈其采等组成的“上海临时政治委员会”。3月1日又宣布成立以张静江为主席的“浙江临时政治会议”。蒋的上述布置，实际上为“东南清党”作好了组织上的准备。
3月10日，武汉召开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蒋、张拒不赴会。会上，蒋介石党政军独揽的大权受到很大削弱，张静江亦被解除了除监察委员之外所有原任职务。宁赣对立，至此壁垒分明，蒋介石则撕去伪装，不再掩饰其反共立场。3月11日，赣州总工会委员长陈赞贤被枪杀。16日，蒋下令解散拥护武汉的国民党南昌市党部。19日，蒋又以武力解散左倾的国民党九江市党部和九江总工会。蒋介石公开亮出反共旗帜，“团聚了国民党内外的保守势力，也对武汉阵营起着重要的分化作用。”(34)蒋采取上述坚决反共立场的主要凭借，是他在东南地区军事行动上的屡屡得手。2月18日，白崇禧部攻克杭州。3月23日占领上海。翌日进取南京。随着战事的节节推进，国民党内右派政客和右倾将领更紧锣密鼓地展开反共勾结活动。
3月4日，邵元冲受上海右派分子的推派赴杭州，访晤何应钦、顾祝同、蒋伯诚等。何等表示“对于党内问题，须介石能拿出主张，一切始有办法”。6月至10日，邵元冲、蔡元培等“在省垣与各界当轴及党务同志磋商此后救济办法。……预备于南京恢复后，即由军界同志请介石来宁商决大计，以期根本整理党务。”3月21日，张静江衔命由南昌抵达杭州。他向邵、蔡等人转述了蒋介石的意向，“谓介石对于共产党分离正具决心，南京定后即当来宁共商应付”。由此可知，蒋介石等此时已下定了在南京另立政府以与武汉政权相对抗的决心。3月24日，张、邵、蔡等人离杭赴沪，张等一“下车即至前线总指挥部旧督办公署晤白健生（即白崇禧）、潘宜之、张伯璇、黄膺白（郛）、王伯群等。旋稚晖、石曾亦同来晤，共商应付党务事宜。稚晖以屡为陈独秀等所治亦忿然，以为非分裂不可。石曾意亦激昂”(35)。张、吴（稚晖）、蔡、李（石曾）诸人素相投契，对于反共清党问题也已具共识，此时会集上海，他们开始着手谋划全面发动“清党运动”。
3月28日，张静江、吴稚晖、蔡元培、李石曾、古应芬等举行会议，“讨论与共产党分裂之办法”。会上，吴历数共产党的“罪状”，提出“取消共产党人在国民党党籍”，决定以“护党救国”名义发动清党。4月2日，蒋介石先经与张静江和胡汉民密商后，授意吴、蔡、李、古、陈果夫、李宗仁、黄绍竑等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举行会议，通过吴稚晖起草的“请查办共产党”呈文，随即由张静江、吴稚晖等以中央监察委员会名义呈交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要求对各地共产党领导人给以“非常紧急处置”，“在所在地就近知照公安局或军警机关，暂时分别看管临视。”(36)
4月8日，蒋介石指使吴稚晖、白崇禧、陈果夫等组织上海临时政治委员会，规定由该会“决定上海市一切军事、政治之权”。同时宣布成立戒严司令部，禁止集会、结社、游行和罢工。9日，张静江、吴稚晖等联名以中央监察委员会名义发出所谓《护党救国通电》，对中共和武汉革命政府大肆攻击，为蒋介石背叛革命鸣锣开道。
4月11日，蒋介石发出“已克复的各省一致实行清党”的指令。次日，蒋发动了蓄谋已久的反革命事变，“清党运动”全面展开。
18日，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张静江被推选为蒋记南京政府的四常委之一，成了蒋家新王朝的显贵。
注释：
①台湾罗家伦、黄季陆主编：《国父年谱》（增订本），第209页，1969年11月出版。
②《孙中山选集》，第205页。
③④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案，载《历史档案》1985年第4期、1985年第1期。
⑤⑦(11)(12)分别见毛思诚编《民国十五年前之蒋介石先生》第1、2、13、14册，1937年印行。
⑥1921年1月10日蒋介石与张静江书，《蒋介石自反录》第一集卷三。
⑧(13)(21)(27)(33)台湾李云汉著：《从容共到清党》，第428、13、512、516、609页，台湾及人书局1987年8月影印版。
⑨转见台湾沈云龙著《民国史事与人物论丛》，第205页，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1981年9月初版。
⑩上海《民国日报》，1925年12月。
(14)一说，当时广州有人传说张静江是中山舰事件的核心，谓张早在3月20日之前到粤，一直躲着，至3月20日之后才露面。详见陈公博《苦笑录》上册，第四章，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1980年2月版。
(15)《李宗仁回忆录》上册，第301页，政协广西文史资料研究会印行，1980年6月初版。
(16)1927年3月1日张静江致汪兆铭陈壁君书，载《张静江先生文集》，台湾中国国民党党史会1982年6月出版。
(17)(19)(20)(34)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二册，第110、108、114、189页，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印行。
(18)(23)(24)(25)均见陈果夫“民国十五、六年间一段党史”，载《张静江先生百岁纪念集》，台湾世界社1976年9月初版。
(22)蒋介石：《苏俄在中国》，第42页，台湾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82年初版。
(26)陈果夫：“十五年至十七年从事党务工作的回忆”，载台湾吴湘相著《陈果夫的一生》。
(28)(31)陈公博前揭书，上册，第69、104页。
(29)台湾刘绍唐主编：《民国大事日志》，第一册，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1989年5月版。
(30)吴湘相著：《民国百人传》，第一册，第431页。
(32)台湾桂崇基著：《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
(35)以上引文见《邵元冲日记》，1927年3月。
(36)台湾中国国民党党史会编：《革命文献》第17辑。
标签：张静江论文; 孙中山论文; 大革命时期论文; 孙中山遗嘱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台湾共产党论文; 历史论文; 蒋介石论文; 国民党论文; 陈果夫论文; 民国日报论文; 叶楚伧论文; 世界大战论文; 抗日战争论文; 辛亥革命论文; 共产主义论文; 九·一八事变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