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老金制度融资方式转轨的理论思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思辨论文,养老金论文,融资方式论文,理论论文,制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6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656(2013)02—0066—09
一、引言
中国目前在城镇探索实施部分积累制的养老金制度。在基本养老保险制度28％的总缴费率中，8％的缴费纳入个人账户，被要求做实。由于各地实践中的困难，在13个试点省市规定为暂按3％或5％做实。其他绝大多数地区的个人账户为空账，至2010年底“空账”规模已达1.7万亿元。①另一方面，“做实”的个人账户资金目前仅限于银行协议存款与购买国债，年收益率约为3％，不抵通货膨胀率。有的地区在个人账户做实后，统筹账户出现亏空，不得已只好依靠银行贷款支付养老金，而贷款利率远高于协议存款利率。这一尴尬局面折射出中国在养老金制度改革上的理论准备欠缺，在做实个人账户改革进退维谷之际，对养老金制度转轨的理论反思尤为必要。
自上世纪七十年代伊始，以费尔斯坦为代表的经济学家从两条线路抨击养老金制度现收现付的融资方式。其一是针对现收现付的财务制度。认为现收现付制的收益率取决于人口增长率与经济增长率，在人口老龄化趋势下将变得不可持续，而基金积累制能通过提高运营效率来增进社会福利。[1]建立基金制的个人账户进行养老金投资，以收定支，有助于应对人口老龄化到来时的支付风险。[2]其二是针对现收现付的负外部性。认为现收现付制将产生“挤出效应”与严重的提前退休等“搭便车”行为，扭曲劳动力市场。[3]因此，在人口老龄化趋势下，应将养老金体系向基金制转轨，实施资本化运作。
上述观点受到国内外学者的广泛质疑。第一个观点实际上认为，基金收益率似乎独立于经济增长率，不受人口老龄化与低经济增长的影响。然而，这只是一个“合成的谬误”(Fallacy of Composition)。实际上，少子老龄化的结果是基金的实际收益率下降，这一点已由巴尔等人给予了理论性的证明。[4]根据经济增长的黄金律法则，只要经济处于均衡增长路径，不论何种融资方式，养老金财富的增长源泉是一样的。[5]在负外部性方面，现收现付制存在“挤出效应”的结论来自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当存在代际财富转移或在新增长理论下，这一结论不成立。基金制的风险属性与公共养老金制度的目标相冲突，实施基金制模式同样产生市场扭曲。[6]
综观学术界关于养老金制度融资方式的争论，在对传统模式进行抨击与辩护的同时，极少有文献研究基金制模式的可取性。将养老金制度向基金制模式转轨，首先必须解决两个理论问题：第一，向基金制转轨能否改善制度收益率，给参保成员带来更好的保障?第二，在人口老龄化趋势下，现收现付的养老金制度难以持续，实施基金制模式是否更具可持续性?这两个问题关乎对现行部分积累制实践最基本的判断，能否厘清是决定中国城镇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成功与否的关键，文章尝试运用现代宏观经济理论予以解答，为中国养老金制度改革提供借鉴。
二、向基金制转轨能否改善制度收益率
这一问题可从三个方面来考察：①基金制被认为具有“天然”的优越性，基金收益率要高于经济增长率(或劳动工资增长率)，它构成养老金制度向基金制转轨的最根本动因。该依据能否成立?②考虑到收益率波动风险，基金制模式仍能改善养老金制度收益率吗?③站在转轨的角度，基金制是否仍具备收益率优势?以下我们对这三个方面逐一加以分析。
一个首要的问题是，基金制是否具有自身的收益率优势。著名的智利养老金经济学家瓦尔迪斯·普雷托认为，经济中一定会有资本报酬率r大于经济增长率g，因此，就养老金筹资来说，“放弃实物资本的结果不会变得更好”。[7]如果这一命题成立，在人口老龄化趋势下，人口增长率逐步下降，基金收益率就将超过现收现付制的收益率。马丁·费尔斯坦进而提出，“现实经济是有资本存量的，并且资本的边际产出大于工资总额的增长率，这就意味着一国用养老基金购买的退休收入的长期成本可以低于现收现付制”。[8]然而，现有理论与经验证据不足以支持该命题，基金收益率并不必然高于经济增长率。
经验研究方面，部分发达国家的证据支持这一假设，[9]其他国家并没有发现肯定的答案。瓦尔迪斯·普雷托引证Richter与Scheinkman的研究试图从理论上证明，在宏观经济均衡中r＞g总是成立的。根据上述学者的推断：
“如果土地的供给是固定的，并且每年产生1单位产出的租金，经济以g的速度增长，对土地出产的物品的消费份额是稳定的，那么单位土地产出的价格一定以g的速度增长。该租金的现值，按照实际利率贴现是1/(r-g)美元。因此，如果经济中，那么土地价格将是无限大。由于土地所有权吸引了家庭的部分资产组合，他们将停止持有其他实物资本。其他实物资本供给的下降将导致其回报率上升”。[10]
然而，决定实物资本供给的关键因素是投资前景，而非筹资成本，仅仅从实物资本供给成本的角度考虑问题是不够的。住房与土地产权(或使用权)占家庭预算较大的比例，尤其在中低收入国家，土地所有权价格的上升会抑制普通家庭的消费支出，进而导致经济对其他实物资本的引致需求下降，这会降低实物资本的投资回报率，而不是相反。此外，并不是所有国家的土地所有权都是可交易的生产要素(比如在中国，只有限定年度的使用权可以交易)，在这些国家里，即使实际贴现率接近于零，土地使用权的价格也不会变得无限大，进而影响家庭的投资决策。
瓦尔迪斯·普雷托(2006)进一步认为，实体经济中r＞g之所以成立，是为了防止永久存在且收入增长率为g的实体的套利行为。该实体有能发行债券的政府、获得以速度g增长的收入的皇室、养老金计划、老年医疗计划等。因为：
“当r=g时，永久存续且收入增长率为g的实体可以实行“缓慢的蓬齐计划”：以r=g发行债券，到期仍可以r=g发行新债偿还旧债，而不需要用未来的红利来支付利息。因此，该实体永远有偿还能力。如果r≤g长期内，则该实体将不受预算约束，债券供给会无限爆炸。于是，信用需求增加必定会使利率上升，直r＞g至”。[7]
然而，债券供给在无限期内无限爆炸并不意味着在给定期限内无限膨胀。只要债券发行实体不会消亡，前者就具有现实的合理性，它不会引致利率上升。政府发行“蓬齐”债券在现实中是司空见惯的。实际上，文章混同了“可能性”与“必然性”的逻辑。发行实体具有债券偿还能力并不意味着它一定会大量发行债券。债券发行之时面临经济的不确定性，发行主体不可能先知先觉地知道下一期的经济增长率一定高于资本报酬率，进而大举发债。众所周知，国债发行面临诸多决策约束，其主要目的是满足整个宏观经济的需要，而非某种可能的套利行为。
由此看来，从现有的理论证明看，即使在高度市场化的经济体中，基金报酬率一定高于经济增长率的结论也是站不住脚的。资本作为生产要素，它的潜在回报率由供求关系决定，除了取决于资本存量外，正如卢卡斯(1990)所揭示的，还取决于一国的市场环境、人力资本质量等多种因素。[11]对于储蓄率过高而市场化程度低的经济体，资本供给充足，投资需求受到消费水平不足的抑制，不完善的金融市场难以将资金向有价值的实体投资转化，导致资本要素市场长期处于供过于求或供求错配的局面，资本的边际报酬就极可能长期低于经济增长率。
第二个方面，纳入风险因素，基金制的收益率优势大打折扣。资本市场的波动远大于产出波动，较之与产出挂钩的现收现付制，基金制的收益取决于资本市场，更具风险与不确定性。在拉美实施基金制改革的国家，养老基金的收益波动很大，差强人意。秘鲁1993—2000年间、玻利维亚1997—2002年间的平均收益率甚至低于同期定期存款利率。[12]在经济周期性波动与经济危机中，即将退休的计划成员更是遭受市场动荡所带来的巨大损失。2008年受金融危机冲击，包括美国在内的OECD国家个人养老金平均回报率跌至-22％，许多原本65岁退休的养老金计划成员，只有被迫将工作期延长至70岁。[13]
风险收益需要扣除贴水(Risk Premium)才获得一个确定性等价收益率，经贴水后的风险收益大为缩水。一般来说，收益率波动越大，风险贴水越高。收入水平越低的个体具有更高的绝对风险规避倾向(Arrow-Pratt Measure of Absolute Risk Aversion)，相同风险收益下的确定性等价越小。相比资本市场发展非常成熟、收入水平高的西方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养老金制度成员收入水平较低，资本市场尚不完善，收益率风险更大，基金收益的确定性等价愈小。因此，基金制模式一般不适用于低收入群体与发展中国家(或经济转型国家)。②在波兰建立名义账户制之前，经济学家们就建议仅仅设立针对富人的基金制养老金计划，因为基金制不适合普通群体。[14]考虑到金融市场等私人部门的先决条件不足，1998年世界银行就勇敢但完全正确地取消了对俄罗斯引入强制性第二级私人养老金方案的支持。[15]
事实上，早在三十年前，不少西方发达国家的基金收益率早已超过现收现付制的收益率(见下表1)。尽管如此，时至今天，它们依旧采用现收现付制为主体的公共养老金制度。在英国和美国，以现收现付方式融资的公共养老金是除了20％最富有者之外的社会成员最重要的退休收入来源。美国的社会和政治机制都普遍崇尚自由主义，但其社会保障体系却抵住了几次私有化的尝试，并且获得了广泛的支持，以至于它已经成了美国政治运转的“第三轨道”。[16]瑞典1999年开始采用名义账户制，至今运行良好。荷兰在20世纪90年代着手基金制改革，但在付出了巨大改革成本后不得不回到原来的轨道上。纵使基金的收益率更高，出于避免风险的考虑，发达国家的公共养老金制度尚且远离资本市场，这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借鉴意义不言而喻。
最后一个重要方面，考虑转轨成本，基金制的或有超额收益率将消耗殆尽。即使在动态有效的经济体中，“艾伦条件”不再满足，向基金制转轨也不可能改善代际收入分配。③根据相等性定理(Equivalence Proposition)，计入转轨成本，现收现付与基金制的收益率是相同的。如果转轨导致某代人受益，则必然使其他人受损。复杂的转轨实施过程更是不可避免地给制度成员带来损失。
在转轨过程中，年轻一代不再为原有养老金系统缴费，国家需要另筹资金作为老年人的养老金给付。政府筹措资金的渠道之一是增加税收、减少其他项目的预算支出等非赤字财政手段。由于转轨当期收入总量已定，这些项目直接削减了当前工作一代的消费福利，并且对下一期的收入增长产生负面影响。另一重要的途径是追加政府借贷，进行债务融资。政府追加债务获得的资金并未在经济中运营增值，需要下一期再次发行债券来偿还，并为之支付机会成本。如果经济的动态有效性没有改变，④收入增量将不足以偿还债务利息，只有不断地向转轨开始后的各代人融资并征税，从而抵消基金制的超额收益率。由于征税存在成本，养老金制度转轨会损害将来各代人的利益，其养老金收益势必低于原有现收现付制。
巨额转轨成本给基金制改革的国家带来沉重的财政负担，同时使养老基金的收益大为缩水。这些国家为此将面临政府收入大量减少、预算长期赤字以及国家债务大幅上升的局面。在这一方面，拉美国家的实践提供了鲜活的例证。20世纪90年代末阿根廷的经济崩溃，部分原因就是养老保险缴费改革引起的巨额赤字。[18]即使是被公认为基金制模式取得成功的智利，在基金制养老金计划实施初期，转轨形成的财政赤字每年高达GDP的8％，随后至2000年仍保持在6％左右的水平。[19]1981—2000年间，解决转轨赤字所付出的筹资成本以同期银行利率6.5％计算，与养老基金管理成本之和达到9.9％，再加上1.8％—2.1％的保险费用，总费用达到近12％，已经超过养老金投资10.3％的毛收益率。⑤
总结上述分析，答案是显而易见的：向基金制模式转轨并不能改善养老金制度收益率。
三、向基金制转轨能否提升养老金制度可持续性
养老金制度可持续通常是指它在财务上具有持续的给付能力，不会造成财政负担。由于制度运营与管理成本耗费养老资源，更确切而言，养老金制度具备财务可持续性是指能否保持退休给付(GDPR)与管理支出之和占GDP比重一个稳定的水平，在长期动态的情况下确保在一个可承受的GDP额度内实现养老金给付。
单从财务制度上看，基金制模式在可持续性方面并不更具优势。对于现收现付制，在人口老龄化趋势下，预期寿命延长意味着赡养率提高，如果不提高退休年龄，就需要降低受益标准，或是给予财政补助、提高缴费率，从而加重财政与企业负担。就基金制而言，在积累额已定的情况下，退休后存活的时间延长，每月的受益相应减少，如果给付年份确定(中国按139的计发月数发放)，由于基金积累下的养老金财产权具有可继承性，超出个人积累部分的养老金给付不能通过调剂解决，必然产生支付缺口，同样加重财政负担。为了避免问题表面化，需要进一步结合对制度收入、成本与风险三方面的分析来考察养老金制度的长期可持续性。
个体在老年期丧失劳动能力，除开家庭养老，他(她)在工作期寻求老年保障的方式只可能有两个。一个是储存当前物品以供未来消费或换取消费品(比如住房储备)，但通过大规模储存当前产品来组织养老保障是不可能的。另一个更为可取的方式是通过交易现期产品保持对未来产品的索取权，参保人能否维持养老生活的关键就是他在退休后能够索取的产出水平。道理很简单，养老金申领人真正感兴趣的不是可获得的养老金数额，他感兴趣的是蕴含其中的对食品、住房、医疗服务等物品和劳务的消费。[15]除非有产品可供其购买，否则，货币形式的养老金财富是没有意义的。因此，从制度收入的角度来看，核心变量是一国的产出水平。实施基金制模式如果不能有效促进产出增长，同样无助于应对人口老龄化带来的支付危机。
从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看，基金制对产出具有决定性的影响机制有三个：第一，通过较低程度的劳动力市场扭曲；第二，通过较高水平的总储蓄；第三，通过较为有效率的资本市场，能将较高水平的总储蓄转化成有效率的投资。[22]如龙朝阳(2011)所述，向基金制转轨并不是减少劳动力市场扭曲的一剂良方。[6]倘使基金制模式能够增加国民储蓄，对于储蓄率过高、消费率低的经济体，高积累、高投资表现为新增价值分配中资本收入份额高、劳动收入份额低，这必然会降低劳动收入份额，压缩国内消费。这些国家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如何促进理性消费与过多的储蓄向有效投资转化，增加储蓄反而不利于其改善总需求结构、促进经济可持续增长。对它们而言，从长期增长的角度来看，基金制是完全相反的方向。
在新增长理论的视阈中，人力资本积累与知识扩散是经济长期增长的源泉。就养老金制度而言，能否提供稳定的制度预期是决定人力资本积累的关键。因为家庭内部可能存在道德风险，子女可能拒绝赡养父母，不予补偿他们的人力资本投资，如果养老金制度不能提供稳定的收入预期，父母就会顾及为自己储存物质资本，抑制对子女投资的愿望。在基金制模式下，养老金收益受资本市场肆虐，投资决策充满非理性和不确定性，这种与未来产出充满风险和代价的联系并不能保证长期而稳定的人力资本积累。现收现付方式不管是采取DB型还是DC型给付，都能建立起稳定的制度预期。⑥它采取直接与经济增长率挂钩的待遇给付方式，必然激励个体采取有利于经济增长的微观行为，促进经济增长。
在成本方面，基金制的账户管理成本远高于现收现付制，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在实施基金制的拉美国家，养老金账户管理成本多数达到缴费额20％—30％，英国的私人养老金计划达到40％，而现收现付的管理费用低于1％。⑦即使不考虑转轨成本，基金制运作除了交易税和从业人员佣金外，尚有基金管理机构庞大的内部管理成本。如果是集中管理模式，机构所拥有的市场力量为“X-无效率”提供生存空间，它并无降低成本的动力。对于私人管理模式，则又需要投入巨大的营销、广告、争夺人力资源等竞争费用，而竞争只是避免了超额租金，并不能降低管理成本。[25]对智利的调查显示，在投资管理机构与参保人的博弈中，参保人的信息弱势加上入保的强制性，使得养老金产品的需求价格弹性很小，基金公司同样没有削减成本的积极性。[26]并且，当局存在监管上的两难，如果监管薄弱，不能对成员提供充分的保护，如果监管太多，就会过度增加计划发起者的成本。可以说，成本高昂是基金制不可割舍的本质属性。
融资方式的本质是养老金债务的担保形式。从风险方面而言，基金积累制以金融资产作担保，担保的质量必然与一国的GDP和人口结构相联系。除非能进行海外投资，⑧否则，基金积累下的资产组合如果仅投资于本国的负债，它的风险将全部来自于本国，这并不比现收现付制更有优势。现收现付制的收益率取决于一国的经济发展，与基金积累制仅投资于部分项目相比，它提供了一个更为广泛的风险分摊。另一方面，相比现收现付简明的管理规则，基金制复杂的运作流程存在多个委托——代理环节，由于信息不对称带来巨大的监管风险。如果投资失败，风险的最终承担者仍是所有纳税者(参保人)。基金制模式虽然确立了个人产权，但它却无法对积累下的养老金权益提供有效的保护，这会给成员的参保缴费行为带来负向激励，进一步削弱制度的可持续性。
事实上，为了避免基金制账户的风险，不少国家存在逃费事件。低收入员工迫于生活压力，往往放弃缴费以解燃眉之急或购置有形资产。[27]Abigail(2005)对拉美部分国家的调查显示，即便高收入群体的参保意愿也不强。尽管有税收优惠，但很少有人愿意在该账户上进行长期储蓄，许多人往往在缴满法定最低年限后不再缴费。[28]根据OECD发展中心监测，智利的养老金系统中，约34％的男性平均缴费密度低于20％(相当于在40年的工作期内缴费不足8年)，而女性则为53％。[29]据此推算，至2025年，有近50％参保者的养老储蓄达不到社会最低养老金水平，需要政府补助。[30]为此，2008年智利进行了再次改革，为了激励成员参保缴费，对交够年限、储蓄低于最高限额的参保人每年提供补充津贴达1332美元。
一个社会在某一时间只能享受这一时间所创造和拥有的物质财富，养老的资源储备可以看作一个物质系统。基金制高昂的管理成本意味着予以养老的GDP资源的流失，消极的缴费激励又导致该系统保费资源的流失，这一双重流失的结果是留给老年群体退休给付的GDP蛋糕(GDPR)变小。而确保一定程度的退休收入保障是国家不可推卸的责任，于是需要系统外资源(国家财政)的不断投入。基金制能促进产出增长的这一制度优势，仅可能适用于储蓄水平低的经济体，并且以有效率的资本市场为前提。作为一个“最昂贵的制度设计”，[24]对于储蓄率高、资本市场尚不完善的发展中国家，以基金制为核心的养老金体系无疑将更难以持续。
四、结语
中国在1993年确立“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方针，选择探索基金积累的个人账户，希望能发挥“拉美模式”基金制的优势，解决养老金制度的困境。然而，从上述理论分析与拉美各国的实践借鉴看，它被宣称的两大比较优势——收益率与可持续性的优越性并不存在。基金制模式融资能力的发挥需要资本的相对稀缺性、较完善的金融市场、具有应对转轨的财政实力等一系列前提。这些先决条件不具备，对基金制的期待就只能落空。
宏观上而言，养老金制度本质上是同一时期两代人物质财富再分配的制度安排，只有依靠经济持续增长，制度成员的养老金收益才能得到充足的保障。对于纳费型养老金制度来说，只有激励成员积极地参保缴费，降低运营成本，开源节流，才能保障制度自身的可持续性。促进产出增长、具有良好的激励机制与较低的运营成本即成为养老金制度收益率与可持续性的决定性因素，三者共同决定了养老金制度融资模式的取舍。
基金制模式通过增加储蓄来促进增长，这并不适用于高储蓄率的中国。尽管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劳动人口增长减缓，持续多年的人口红利即将消弭，与此相应的高储蓄率也将逐渐降低(蔡防，2008)[31]。但中国不乏储蓄增量。伴随社会保障覆盖面的拓宽带来巨额的新增储蓄，中国将开启“第二人口红利”(Mason et al.，2008)[32]。目前城镇养老金制度统筹账户基金结余达到1.95万亿元，社保制度进一步普及至广大城镇流动人口与农村居民，将使这一基金余额不断增长，抵补逐渐降低的自愿储蓄。并且，由于资本市场建设滞后，这一巨额积累已和“做实”的2700亿个人账户资金共同面临贬值的巨大风险。⑨
事实上，当前中国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型迫在眉睫，过分依赖物质资本投入推动增长的方式已不可持续。随着人口老龄化的进程，劳动力供给数量即将转为负增长，劳动力要素禀赋结构的改变使得过去单纯依靠资源累积推动的粗放型增长方式难以为继。在西方大国封锁技术、输出流动性的战略下，依靠低汇率维持的外需型增长收获的只是过剩的流动性，长期支撑经济增长的全球化红利势能迅速衰减，中国经济亟需从粗放式的外需型增长向更富内涵的内需型增长转变。这一转变迫切要求提高人力资本投入质量与国内消费水平。对于养老金制度而言，只有建立在现收现付的基础上才能提供稳定的制度预期，激励成员提高人力资本质量，增加消费，推动经济长期增长。
传统制度的激励缺陷是中国城镇养老金制度改革的主要动因。激励缺陷的根源在于传统现收现付的制度采取待遇确定型(Defined Benefit，DB)的给付方式。在待遇确定型的给付方式下，养老金待遇按照平均化的终生生存年金给付，这种“大锅饭”式的方式将参保人的缴费贡献与未来回报割裂开来，与中国改革开放非均衡发展战略形成的二元经济结构不相适应，高、低收入群体均无法产生缴费的积极性。⑩为了解决制度激励缺失问题，生成养老保险缴费的激励机制，养老金给付应从待遇确定型向缴费确定型(Defined Contribution，DC)转变。
完善养老金制度的激励机制、实施缴费确定型的待遇给付完全不必转换融资方式。基金制模式虽然能建立缴费确定型的养老金个人账户，但是参保人不仅需要承受通货膨胀的威胁，更要承担投资亏损的巨大风险，它并不能提供充分的激励。在现收现付的基础上同样能建立DC型给付的个人账户，欧亚六国已成功地建立起这一运作模式。并且，该模式能提供更好的激励，带给参保人更多的信心。公民对于退休时可以获得养老金的信心并非依赖于其个人账户中是否存在金融资产，而依赖于其对账户运营体系与收益率决定方式的信心。[6]在现收现付方式下，个人账户的资金由国家直接运营，其收益率直接取决于国民收入增长，制度简单透明且易于规范，而在基金制模式下，个人账户资金需要委托基金公司投入资本市场运营，制度复杂隐晦又成本高昂。对于公众来说，信赖国家比依靠基金公司与资本市场来得踏实得多。
因此，从产出效应、激励机制与运营成本三个方面来看，缴费确定型的现收现付制具有更高的预期收益率，更具可持续性，这一模式理应成为当前中国城镇养老金制度的改革目标。
注释：
①数据来源：刘欣.中国养老金个人账户空账约1.7万亿.东方早报，2012-03-16.http：//www.dfdaily.com/html/113/2012/3/16/761004.shtml。
②基金制不适用于低收入群体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扣除管理成本与固定费用后，低收入者的账户收益率更低。
③“艾伦条件”是指现收现付制的收益率高于基金制的收益率，即满足n+g＞r。动态有效的经济中资本报酬率更高，“艾伦条件”不再成立。
④经济动态有效性具有时间不一致性。如果向基金制转轨使经济中的资本存量增加，资本边际报酬降低，进而使经济变得动态无效，这时现收现付的收益率反过来又高于基金收益率。若经济增长率得以维持，现收现付制模式的收益将更高。因此，关键问题是何种融资方式更能促进经济持续增长，这在下述第三部分中阐述。
⑤根据Carmelo(2004)[20]与Fischer(2003)[21]提供的数据计算。
⑥Barr(2009)甚至认为，传统现收现付制提供稳定的制度预期，对消费与人力资本的积极效应可能完全抵消它扭曲劳动力市场的负面影响。参见：Barr N.and Diamond P.(2009)[23]。
⑦三项管理成本数据分别来自Fischer(2003)[21]，Barr(2002)[4]与戴蒙德(2010)[24]。
⑧对中国来说，养老金海外投资实质上是一个陷阱。对其精辟的论述详见王新梅：：《全球性公共养老保障制度改革与中国的选择：与GDP相连的空账比与资本市场相连的实账更可靠更可取》，载《世界经济文汇》，2005(6)。
⑨数据来源：2011年度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
⑩统计显示，中国城镇养老保险费的遵缴率自1999年开始逐年走低，已由当年的90％降至2011年不足70％。数据来源：根据历年劳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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