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高扬的赴华秘密使命（一九四九年一月——二月）（续），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米高论文,使命论文,一九论文,四九论文,秘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路远 译
在文章的第一部分中已经指出，米高扬的中国之行报告，仅反映了该报告所附同莫斯科往来的电报含有的部分信息。这些电报通报了米高扬同中共领导人就很广泛的中共内外政策问题和苏中关系问题进行会谈的情况。会谈中讨论的问题，有一部分在报告中作了扼要的或不完全的说明，有一部分根本未提及。下面以摘录或全文形式发表米高扬同联共（布）领导之间往来的电报。这些电报已按米高扬同中共领导人所讨论的基本题目和问题作了分类。
这些电报表明，在米高扬的西伯坡会谈中和在他同莫斯科的通信中，首先是中共的现时政策问题占有很大的位置。
米高扬的书面报告和齐赫文斯基院士不久前发表的文章〔1〕， 很详细地阐述了斯大林与毛泽东在1949年1 月初就苏联和中共应对南京政府的调停请求（这个请求是在1949年1月8日和9 日由南京政府向大国首脑提出的）持什么立场的问题所交换的电报的内容。米高扬的电报可为阐述这个问题补充一些有趣的材料。
美英法政府及其外交代表，在收到南京政府的请求后，立即开始积极试探苏联的立场。他们很关心停战和防止国民党政权的垮台（国民党政权的垮台，除带来其他后果外，可能导致苏联在中国的影响的急剧增强）。他们认为，四大国在这个问题上共同行动，调停才有可能取得成功。当时我在苏联驻南京使馆任一秘，我很清楚，直至1月下半月， 我们的大使罗申还未收到莫斯科关于这个问题的指示。现在知道，这个时候斯大林与毛泽东在通过电报往来协调立场，所以延缓了发出指示的时间。在这种情况下，罗申托病未出席1949年1月8日同中国外长的会晤。中国外长本打算在这次会晤中向他和另三大国大使递交南京政府的正式请求。后来我们大使又以同样借口未出席美国大使司徒雷登提议举行的同这三国大使的会议。
从莫斯科和西柏坡之间就此问题往来的书信中可以看出，苏联和中共协调立场的最后一次电报往来是在1949年1月14日。 苏方按照协商结果作出的答复，由苏联外长于1949年1月17日交给中国驻苏大使〔2〕。
可是，西方大国先于莫斯科向南京作出了答复。1949年1月13日， 司徒雷登奉国务院之命向南京政府转交了美国政府的正式答复，其中谈到，“在目前形势下，试图扮演调解人角色，不会带来预想的结果”〔3〕。后来公布的外交信件， 特别是司徒雷登从中国发给国务院的电报表明，他确信苏联不会同意参加调解行动〔4〕。
莫斯科和我们驻南京使馆对美国作出反应如此之快和如此之消极都很惊奇，因为有重要理由认为，南京的调解建议是同美国政府代表协商过的。因此，莫斯科怀疑发生这种情况是泄漏斯大林与毛泽东之间书信往来消息所致。米高扬在2月3日会谈中向毛泽东谈了这一点，参加这次会谈的还有周恩来、刘少奇、朱德和任弼时。米高扬提醒说，斯大林在1月10日签发的关于南京政府请求的电报中， 告诫必须严格保守莫斯科与中共中央就此问题交换意见的秘密。米高扬对毛泽东及其同事说：“我们知道，英美法主张承担国共之间的调解工作，后来不知这些大国怎么知道苏联和中共反对外国进行调解，于是它们不想丢面子，改变了立场，拒绝出面调解。所以必须认真对待保密问题，并注意在中共周围的人中是否有乱说的人，因为这个消息很可能是经过他们传到美国人那里的”。〔5〕在向莫斯科通报这次会谈情况的电报中， 米高扬写道：“毛泽东完全否定这种可能性，因为据他说，这样重要的问题，特别是同莫斯科的书信往来，只有在座的中央委员、一个翻译师哲和杰列宾同志知道，这些人完全可靠，对他们他不怀疑。至于这个具体情况，他说，英国人和美国人还在了解我们的立场以前就公开写道，苏联和中共将反对调解。”米高扬强调指出：“我回答说，那么这只能是他们的推测，但西方大国是在得到关于我们的立场的确切消息后急忙表示拒绝进行调解的。毛泽东重复说，不排除中共周围的人泄漏消息的可能性（原文如此，从上下文意思上判断，‘不排除’似应为‘应排除’——译者）”〔6〕。
在米高扬同周恩来和朱德的会晤中，讨论了苏联政府对待蒋介石政府的态度问题。2月1日，鉴于苏联大使迁往广州，周恩来要求说明这样做的理由。我提示一下，1949年1月18日， 中国外交部通知所有外国使馆和使团，1月21日中国政府将由南京迁往广州， 并建议它们也跟随迁往广州。在所有外交代表机构首脑中，唯有苏联大使遵从了这个建议。苏联使馆的主要工作人员随同大使迁到广州，在南京留下一个不大的外交部和苏联其他一些部门的工作组，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本文作者也曾是外交部工作组成员。其他国家的外交代表机构和大使，得到其政府指示，留在南京，工作照常。以司徒雷登为首的美国大使馆人数最多。司徒雷登在南京呆到1949年8月。从外交使团， 特别是国民党政府的主要盟友美国大使馆都留在南京工作的角度来看，以大使为首的苏联大使馆大部分人员迁往广州，显得莫斯科对蒋介石政府更感兴趣，虽然大家早就知道，莫斯科是同情中共的。外国外交官和当地的中国当局试图弄清楚，这意味着什么。因此出现了各种推测和猜测。我们苏联外交官回答这个问题时，引用通用的国际惯例。即外国使馆应设在该国政府所在地。我们知道这个答复没有说服力，但必须遵照莫斯科的指示。
可能米高扬向周恩来作出了同样的答复。米高扬在给斯大林的电报中通报了他同周恩来在这个问题上的会谈情况，他写道：“我解释说，这是合乎情理的，因为在中国现在只有一个政府，我们派驻了大使。大使随同中国政府一起迁往广州，把使馆部分人员留在南京，这是很自然的。实质上，这不仅不会给我们共同的事业带来损害，相反还会有所帮助。”〔7〕
在会谈中，中共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近期军事工作和军政工作的计划问题，以及对它们的物资技术援助的方式和来源问题居于重要位置。
在1月10日同米高扬举行的第一次会谈中， 毛泽东就说：“为了确有把握地在南京和上海地区取得胜利，需要把林彪的精锐部队从北平地区调到南方和西方，使国民党无法从那里调遣军队去加强南京、上海地区。北平地区的情况复杂，需要有一段时间在那里做巩固工作。 ”〔8〕
在同一次会谈中，毛泽东强调说：“共产党制定计划是从最坏的情况出发的，他们准备在做短期的休整和备战后，用武力夺取这两个城市（即南京和上海——作者）。北平事件的和平解决〔9〕， 缩短了这些部队的休整和备战时间。不仅休整需要时间，而且做以下工作也需要时间：
1.改编和教育最近加入人民解放军的数万名国民党俘虏。
2.加强后方和修复被毁支前铁路。
3.积累日常生产的子弹和炮弹，因为储备很少。难办的是还需要美、日、捷克和苏联式武器的弹药。
4.培训上海和南京地区的管理干部也需要时间，因为不能完全依赖本地干部。
5.筹建上海和南京地区的经济管理机构也需要时间。那里粮食很少，需要储存。我们还来不及为这两个地区印制货币。”〔10〕
根据上述情况判断，驻扎在满洲的林彪军队从苏军司令部不仅得到了缴获的日本武器，而且还得到了捷克和苏联制造的武器。根据可以理解的考虑，中共领导竭力不张扬这个情况。毛泽东在1949年2月5日会谈中对米高扬说，林彪的军队在国民党将军傅作义的军队投降之后进入北平时，“彻底淘汰了所有苏式武器装备，换上了美式武器装备”。毛泽东说，中共想以此来表明，“蒋介石在如何为人民解放军部队提供美国技术”〔11〕。
会谈中，不止一次地提出了苏联在前几年和在中国人民解放军为新的作战阶段做准备的时期，向中共提供援助的作用和方式问题。在米高扬同毛泽东的2月4日会谈中，对这个问题作出了总结性的探讨。周恩来、刘少奇和朱德参加了这次会谈。米高扬在向莫斯科通报这次会谈内容的电报中写道：“毛泽东还强调说，苏联过去和现在都为中共提供了很大帮助，对此中共很感激联共（布）。毛泽东继续说，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一部分，因此局部利益应该服从整体利益。我们在请求苏联给以援助时，始终都考虑到了这一点。可以说，如果苏联不给我们什么，我们也不会抱怨它。罗荣桓动身去莫斯科前，问我如何提出苏联援助我们的问题。我对他说，不要把情况说成我们在灭亡，我们自己没有办法。但他强调说，我们希望得到你们关系到满洲的相应援助。从1947年起，林彪也经常要求莫斯科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上给以援助。毛泽东说，我给高岗下达指示说，我们从苏联拿的所有东西，都是要付钱的。此外，我们要靠国民党地区来解决这样或那样的物资短缺问题。中国同志应当合理利用苏联的援助。毛泽东强调说，如果没有苏联的援助，我们未必能取得今天的胜利。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要自力更生。毛泽东说，不过不能不重视这个事实：苏联在满洲的军事援助，占你们全部援助的四分之一，在起很重要的作用。”〔12〕
在2月4日会谈中，还讨论了中共与联共（布）的联系方式问题，以及未来的中国驻苏大使人选问题。毛泽东强调说：“中共需要联共（布）的全面援助，需要两名顾问，一名经济顾问，一名财政顾问。 ”〔13〕周恩来谈到党的顾问时说，“在主要问题上， 中共想同联共（布）中央直接取得联系”。他强调说：“主要问题将在莫斯科作决定。”〔14〕
毛泽东建议派王稼祥到莫斯科任大使。毛泽东评价王稼祥时说：“过去，他同王明集团一起犯过错误。”他指出，1937年王稼祥曾在莫斯科，“1937年7月他带着共产国际指示回到我们这里， 共产国际的指示符合我们的政治路线，帮助我们纠正了错误”。〔15〕米高扬回答说：“在未来的驻莫斯科大使人选问题上，我们没有不同意见。”〔16〕
满洲战事结束后，满洲就成了保证中国人民解放军占领华北和中国其他地区的战役的主要后方基地。当时需要从满洲和经满洲从苏联调运武器、弹药、粮食和其他物资。在这方面，修复通向华北和长江的铁路线起了很重要的作用。有大批苏联工程技术人员，即中东铁路职工，参加了这项工作。苏联的铁路员工作为各种专业的高水平专家，不仅在修复铁路方面，而且在国民经济的许多其他部门为满洲的共产党政权提供了帮助。
为了协调苏联根据中共中央东北局领导人高岗的请求提供援助的工作（毛泽东支持这样做），苏联领导人在1948年底向满洲派去一个专家顾问组，И·B·科瓦廖夫将军被指派为专家顾问组组长。 此人在伟大的卫国战争时期曾任苏联交通部长。〔17〕
中共领导人在会谈中对由科瓦廖夫领导的专家组所做的工作作出了很高评价。还在米高扬到达之前，毛泽东就给斯大林发出如下电报：
斯大林同志，您好！
我们非常感谢您为我们派来了科瓦廖夫同志，帮助我们恢复铁路和其他经济工作。
在科瓦廖夫同志和其他苏联同志的帮助下，满洲的铁路交通基本上已经恢复。现在科瓦廖夫同志同中国同志一起制定了1949年的整个华北即长江以北地区三千公里铁路的修复计划。如果到今年冬天这个计划完成，那我们就将有一万八千公里铁路（包括满洲的铁路）投入使用。为实现这个计划，需要许多最必需的材料，以及机车、机器、工具、油和修复华北铁路用的其他材料。但除了我们自己可以供应的东西外，我们还需要您的紧急援助，也就是要从您那里得到这些材料中的大部分。这样我们才能着手修复铁路工作。
附上两个材料订购单。上面谈到，得到这些材料需要您的帮助，请您审阅，如能得到您的批准，而且您吩咐迅速以贷款支付方式拨给我们，并尽快装车发货，那我们是很感激您的。
致布尔什维克式的敬礼，祝您身体健康！
毛泽东
1949年1月8日〔18〕
在西柏坡的会谈中，米高扬向中共领导人通报了苏联领导人为满足上述请求和其他请求所采取的措施。中共领导人还谈到一些没有苏联的帮助他们无力解决的问题。在2月1日举行的米高扬同周恩来和朱德的会谈中，讨论了中共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迫切需要问题。在通报会谈情况的电报中，米高扬写道：“周恩来说：我们感到反坦克炮很不够，我们总共才有150门，因此我们想请求苏联为我们提供一些反坦克炮。 我们的坦克情况也不如意，现有坦克多为轻型的，最重的是1.5吨。 在徐州我们缴获坦克达70辆，但多数已被严重毁坏。我们原料不足，想从苏联得到生产弹药用的梯恩梯。我们还想请苏联为我们提供制造武器的专家和设备，派遣军队机关、军校和包括军事工业在内的后方机构的顾问。
我回答说，我们原则上同意帮助组织生产武器装备和提供顾问，但关于高射炮和反坦克炮问题，我不能表态，我将报告莫斯科作研究。周恩来还说，他们想从我们这里得到钢轨、汽油、约五千辆汽车以及一些其他机器和材料。我回答说，所有这些要求应向我们政府提出申请。”〔19〕
这些问题在后来的会面中还讨论过。如在2月2日同米高扬的会谈中，朱德和任弼时特别谈到中国工业发展问题和中苏在这方面的合作问题。同时他们认为满洲在苏中合作中具有特殊作用。在通报这次会谈情况的电报中，米高扬报告了以下内容：
“任弼时强调说，在国民经济计划中，他们赋予满洲以很重要的地位，旨在使它发展成为增强国家防御能力的熔炉。它要生产汽车、飞机、坦克和其他种类武器。他还说，在满洲的工业开发中，他希望得到苏联的帮助，并提出以下帮助方式：
1.建立共同的苏中经济联合体。
2.向苏联借款。
3.为苏联提供租让企业。
任弼时说，开采奉天（即沈阳一译者）、锦州附近和热河省的铀、镁、钼、铝等稀有矿藏需要苏联的帮助。过去日本人曾运走一吨铀。如果苏联对这些矿感兴趣的话，可以提出联合开采问题，或为苏联提供特别租让权。
任弼时强调说，满洲的工业开发需要有高水平的专家，在鞍山钢铁联合企业，他们不得不利用日本专家。因此，任弼时说，我们请求苏联向我们提供不少于五百名各种国民经济问题的专家。”〔20〕
在2月3日同米高扬的会谈中，刘少奇谈到中国工业发展问题时说：“在解放了的中国建立工业基础，没有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的帮助是不可想象的。这种帮助对于我们来说应起决定作用。我们认为这种帮助可以采取以下方式：
1.传授社会主义经济改组经验。
2.为我们提供有关的图书资料，向我们派遣各经济部门的顾问和技术人员。
3.为我们提供资金。
我们认为，苏联、民主主义国家和中国应该相互提供经济援助，在苏联的援助下我们会更快地走向社会主义，当然是如果我们不犯错误的话。我们知道，没有苏联的援助，我们无法恢复满洲的鞍山联合企业，因此我们想预先知道苏联能向我们提供的援助的规模，以便在我们的国民经济计划中预先对其作出估计。〔21〕
毛泽东在2月6日和7 日同米高扬进行的最后会谈中提出了苏联援助问题。毛泽东请求苏联领导人向中共提供三亿美元的借款，并用这笔借款提供一系列必需的材料、机器等。他还提到提供白银制造中国硬币，提供石油产品和三千辆汽车等问题。在通报这两天会谈情况的电报中，米高扬说：“毛泽东说，三亿，这是我们的要求。我们不知道你们能否为我们提供这个数字，或比这个数字少一些或多一些。如果你们不提供，我们也不会抱怨你们。”〔22〕他表示希望在从1949年开始的三年间得到这笔借款，每年给一个亿。他说将来中国要偿还这笔借款和相应的利息〔23〕。
毛泽东说：“至今，我们得到的武器是无偿的，但我们知道，生产苏联武器，苏联工人付出了劳动，应当付给报酬。”〔24〕据毛泽东说，中共中央已经拟出所需机器和材料的清单，但不清楚其总价值是多少，是否算入借款。也不清楚要用什么来偿还这笔借款。毛泽东说，如果借款问题得到积极解决，中共中央将派代表团去莫斯科签订相应的协议。他还表示希望派一个工作组到苏联去考察苏联银行工作。〔25〕
在西柏坡会晤中，讨论了中共在国内战争结束阶段和结束之后的许多外交政策问题。在外交政策问题上，中共领导人把同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关系置于中心地位。
会晤中专门讨论了1945年的苏中条约和协定问题。就此问题交换意见的内容，在米高扬的报告中作了部分阐述。全文援引当年米高扬发给莫斯科的电报中所含有的米高扬同毛泽东关于这个问题的谈话记录有重要意义。
电报中说：“关于苏中条约。关于苏中条约问题，我说，我们认为苏中旅顺口条约（原文如此，应为协定——译者）是为了阻止国民党同日本和美国串通一气反对苏联和中国的解放运动而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我说，这个条约为中国解放运动带来一定的好处。但现在，随着中共掌权，国内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因此，我接着说，苏联政府已决定，一旦同日本签订和约，就废除这个不平等条约，并把军队撤出旅顺口。但是，我说，如果中国共产党认为立即撤出军队为好，那么苏联准备这样做。至于中长铁路条约（原文如此，应为协定——译者），我们不认为它是不平等条约，因为这条铁路主要是用俄国资金修建的。我说，可能在这个条约中没有完全执行平等原则，但我们准备讨论这个问题，同中国同志友好地解决这个问题。
把苏中条约说成是不平等条约，对于毛泽东和政治局委员们来说是如此出乎意料，以致令他们感到震惊。之后毛泽东和政治局委员们几乎同时说，现在不必把苏军撤出辽东和取消旅顺口基地，因为我们这样做只会有助于美国。毛泽东说，从辽东撤军问题我们要保密，中苏条约只有到中国粉碎了政治反动派，人民被动员起来向外国资本发起进攻，没收外国资本，而我们在苏联的帮助下‘进行整顿’的时候才能修订。毛泽东说，中国人民感谢苏联签订了这个条约，当我们巩固的时候，你们撤出中国，我们要签订一个类似于苏波条约的苏中互助条约。
毛泽东还说，在确定中东铁路财产归属问题上有一些小的争吵，可以就地解决。例如，国民党军队夺走中东铁路部分企业，而随着人民解放军的到来，又把这些企业还给了中东铁路。民众中说，国民党根据苏中条约占了这些企业，而人民解放军似乎违背条约把它们还给了中东铁路。毛泽东赞成让高岗和科瓦廖夫搞清这个问题，并向中共和联共（布）作出报告。”〔26〕
在会谈中，中国政治经济形势的今后发展前景问题、中共城乡政策问题、如何对待各社会党派问题和如何对待外国资本问题占居重要位置。
在米高扬的报告中说，早在1947和1948年，在关于（除中共之外的）中国各政党在国内战争结束阶段和其结束后的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作用问题上，莫斯科和中共中央的立场就暴露出一定的分歧。提示一下，在米高扬的报告中，只引用了斯大林1948年4月20 日就此问题发给中共中央的电报的片断。因此援引报告中所省略的斯大林电报部分是很重要的。电报中说：“应注意到，中国人民解放军取得胜利之后的中国政府，就其政策而言，至少在胜利之后时期（其长短现在难以确定），将是民族革命民主主义政府，而不是共产主义政府。
这意味着，暂时不会实行全部土地国有化，不会废除土地私有制，不会没收所有大小工商资产阶级的财产，不会没收大地主以及靠雇用劳动生活的中小地主的财产，这些改革需要等到一定的时期进行。
斯大林还写道：请您注意，在南斯拉夫，除共产党外，还有参加人民战线的其他政党。”〔27〕
在西柏坡的会谈中，还不止一次地谈到中共政策的内容和前景问题。在米高扬的报告中说，他提请中共领导注意中共在城市中地位的薄弱，并转达了联共（布）领导的如下看法：迅速占领大城市可以保证中共的“无产阶级基础”。在发给莫斯科的电报中，米高扬报告说，中共领导人说，党的干部缺乏城市工作经验。在一次会谈中，毛泽东谈到，在最近20年间，中共未掌握过大城市，它借助于苏军第一次获得哈尔滨这样的大城市。〔28〕中共另一些领导人谈到缺乏城市工作经验和明确的城市政策时，向米高扬讲了一些情况：一开始在一些城市，新政权“把没收的工商企业交给了工人，工人自己把这些企业的商品分了，卖了，而房屋拆除了。”〔29〕为答复米高扬关于会谈结果的通报和请求，从莫斯科发来几份关于城市政策问题的电报。在这些电报中，斯大林提出一些建议，并提请中共领导注意加强工人工作及青年和妇女工作的必要性，强调有必要加快培训相应的干部。关于对工人的政策问题，莫斯科发来的一份电报中建议，“不要禁止罢工，否则中共会失去工人的信任”。在向莫斯科通报2月5日会谈情况的电报中，米高扬报告说，对这个建议（指不要禁止罢工——译者）“毛泽东和在场的政治局委员明显感到困惑不解”。米高扬写道：总的来说，莫斯科发来的含有关于上述问题（即二人、青年等问题）的建议的电报，留下了很好的印象。阐述这些建议时，毛泽东和政治局委员们友好地随声附和。毛泽东说，这些建议将得到执行。〔30〕
会谈中专门讨论了如何对待外国资本和民族资产阶级的问题。奉斯大林之命，米高扬对中共领导人说：“关于外国财产问题，我们持这样的意见：应把日本、法国的财产和尽可能地也把英国的财产收归国有，对待美国的财产，要实行谨慎的政策，以使美国人产生一种看法：新的（共产主义）当局将考虑他们的利益。”〔31〕
在1949年2月3日同刘少奇进行的会谈中，花很大精力讨论了如何对待民族资产阶级的问题。在米高扬通报这次会谈情况的电报中说，“刘少奇说，他们将以没收官僚资本的名义，没收买办资产阶级的企业。至于民族资产阶级的私有企业，过一两年后可以在国有化计划中提出它们的命运问题”。〔32〕对此，米高扬说：“对民族资产阶级的谨慎政策是正确的。现在不要谈民族资产阶级企业的国有化问题，对民族资产阶级最好是观察，待政权巩固后再提出它的问题。”刘少奇表示完全同意。〔33〕
在同一次会谈中刘少奇说：“我们政策中的基本问题是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中国最复杂的问题是小商品生产者问题，即他们是否走合作化道路，是走向社会主义还是走向资本主义的问题”。他强调说，“我们一直记着列宁的指示：小资产阶级经济是产生资本主义的源泉。
我们的目标是通过加强经济中的计划成份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将具有时间上的长期性和斗争上的激烈性。正如当年列宁提出谁胜谁负问题一样，我们这里也会出现这个问题。
据我们推算，对我们经济中的资本主义成份发动全面进攻，要等到10-15年之后，然后我们将着手使工商企业转到国家手中，进而加快中国向社会主义迈进的步伐。”
他说，“只有为农业奠定工业基础，我们才能考虑把农业转到社会主义轨道上来。”〔34〕
如何看待中共政策的总前途，党内存在着各种倾向，在评价这些倾向时，刘少奇说：“第一，党内有一些人认为，应全力发展资本主义和依靠资本主义。实质上这意味着向资本主义因素作让步，向资本主义投降。这些人想在中国建立通常的资本主义国家，也就是恢复半封建的和资产阶级的制度。第二，党内有一些人倾向于左倾冒险主义的急速建设社会主义，其表现是，有人不考虑我们的能力，编制没有根据的计划。结果，这些倾向损害了工农联盟。”他说，“需要同这些倾向作坚决的斗争，在这方面我们要向苏联请教。”〔35〕
指出斯大林对中共民族政策的建议也很重要。在米高扬的报告中，已经援引了关于在西柏坡对蒙古问题和新疆问题的讨论情况的材料，但未提及莫斯科关于中国未来民族政策总原则的建议。 在向莫斯科通报1949年2月4日同毛泽东的会谈情况的电报中， 米高扬写道：“我转告毛泽东，我们中央建议中共不要在民族问题上搞得太过份，即随着中共执政，给少数民族以独立，从而减少中国的领土。应当给少数民族以自治而不是独立。
毛泽东听到这个建议很高兴，但从他脸上表情可以看出，他不打算给任何人以独立。”〔36〕
在2月7日同米高扬的最后一次会谈中，毛泽东阐述了他对中共执政后的经济政策问题的总的看法。他谈到：“在中国有九千万农户，人口达三亿六千万，其中百分之十是贫农，即工人阶级的盟友。领导权属于无产阶级。我们给了农民土地，但未提供他们所需要的商品，我们也没有这些商品。如果我们不发展工业，我们就不能为农民提供商品，那就意味着我们会丧失对他们的领导权。
我们很高兴，苏联为我们提供热情的支援和帮助。但光寄希望于外援是不能取得胜利的。因此，要通过工会，通过国家干预商业，采用卖给工人和城市居民粮食、燃料和商品以降低物价的办法，保护工人的利益。要通过吸收贫农参加生产和消费合作社来保护农村中的贫农。同时我们还要给私有企业提供发展机会。我们打算利用孙中山的两句口号：
1.节制资本。
2.取缔损害民众的高利贷资本。
我们认为有可能也有必要解决中国国内市场自由竞争问题。鉴于我们在经济方面还很薄弱很落后，我们应该利用私有资本，但不能急。”〔37〕毛泽东还说，苏联在具有较高的革命前俄国的工业发展水平和总的经济发展水平情况下，用了12 年时间过渡到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在中国，按毛泽东的话说，经济落后，过渡时期也会很长。”毛泽东说，为了缩短过渡时期，我们将需要经济援助，我们认为只能从苏联和新民主主义国家得到这种援助。我们需要三年期（1949-1951年），每年为一亿美元，总额为三亿美元的贴息借款。我们想得到部分是以供应设备、石油和其他商品，以及我们巩固货币所需要的白银的方式提供的借款。”〔38〕
根据毛泽东的请求，米高扬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就中国经济状况问题和中共经济政策问题进行了几次长达几小时的会谈。这以后，许多问题的讨论都有毛泽东参加。根据讨论的结果，米高扬在给莫斯科的电报中报告说：“必须指出，我与之交谈过的政治局委员都很在行，他们在一般政治问题、党的问题、农民问题和一般经济问题上都很有信心，而在经济问题上素养很差。他们对工业、交通和银行的概念很模糊，如他们没有任何有关在同国民党作战之后所没收的日本财产的材料。不知道在中国有哪些重要外国企业，它们属于哪些国家。也没有关于外国银行在中国活动情况的材料。他们还不知道，哪些企业属于他们要没收的官僚资本企业，其中有多少在被解放了的地区，处于什么状态。他们的所有经济计划都带有总目标性质。甚至对于在解放区内由他们支配的计划也未加以具体化。他们身居偏僻农村，脱离实际……在会谈过程得知，他们对于他们打算作为国家经济支柱来掌握的企业（大银行、大工业等）也没有具体的计划。”〔39〕
米高扬建议中共领导人向莫斯科提出从苏联得到相应援助项目的具体申请。毛泽东请求按中共以前提出的与解决操作性任务有关的申请，加快实行各种供应。为了签订借款协议和讨论在飞速发展的事态中出现的其他问题，毛泽东说，中共领导打算过一段时间向莫斯科派一专门代表团。后来以中共中央书记刘少奇为首的这样的代表团，于1949年6、7月间秘密访问了莫斯科，并同斯大林和苏联其他领导人举行了会谈。
*本文原载俄国《远东问题》杂志1995年第3期。译文中略有删节。
注释：
〔1〕见《近现代史》杂志1994年第1－5期第132－140页， 中译见本刊1995年第1期第17－22页。
〔2〕见1949年1月18日《真理报》。
〔3〕〔4〕见《美国外交文件（中国）》第8卷第47页；第25页。
〔5〕〔6〕〔7〕〔8〕〔10〕〔11〕〔12〕〔13〕〔14〕〔15〕〔16〕〔18〕〔19〕〔20〕〔21〕〔22〕〔23〕〔24〕〔25〕〔26 〕〔27〕〔28〕〔29〕〔30〕〔31〕〔32〕〔33〕〔34〕〔35〕〔36 〕〔37〕〔38〕〔39〕见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全宗39、目录1、卷宗39、 第47张；第47张；第20张；第2张；第2张；第37张；第58张；第57张；第57张；第57－58张；第58张；卷宗37第1张；卷宗39第29张；第37张； 第44张；第85－86张；第85－86张；第85－86张；第86张；第78－79张；卷宗31第28－29张；卷宗39第69张；第92张；第69张；第41张；第41张；第42－43张；第46张；第54张；第94张；第95张；第89－90张。
〔9〕1949年1月21日，傅作义同中共代表签订北平解放协议。1 月3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未动一枪一炮进入北平。
〔17〕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有一段时间科瓦廖夫继续领导苏联专家组工作，但他同莫斯科保持着直接联系，仍认为自己是斯大林的私人代表，未同罗申大使协调行动，这促使罗申向莫斯科作出报告。斯大林向中国派出一个专门检查科瓦廖夫和苏联专家工作的小组，结果科瓦廖夫被从中国召回。
标签：斯大林论文; 莫斯科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中国武器论文; 历史论文; 毛泽东论文; 铁路论文; 马克思主义论文; 世界历史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