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南方汉语的特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汉语论文,特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H17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5442(2000)03-0002-06
一、两种语言演变理论假说
以往的学者多以传播或移民的观点来解释闽客族群的方言文化特质现象，而少有人试图去探讨闽客族群方言特质成因与族群互动的性质，族群互动在闽客方言文化发展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以中国语言学的发展来说，奉行的仍然是传统的历史主义演化论理论：认为闽客族群的方言文化特质及其地域性变异是北方汉人南迁的结果，其呈现出多样化的地域性方言变体可以从汉人入闽的时代层次不同来解释，或者是由于闽客族群母文化本身的祖居地域来源不同。这种理论观念在中国语言学研究领域占着主导地位。最具权威代表意义就是李方桂的上古音体系，李方桂试图用这套体系来解释古今汉语南北方言的差异。许多学者正是在这种理念的支持下，来解释闽客族群特质的方言文化特点。丁邦新认为闽语在许多现象都比中古音早，必须结合谐声系统，通过构拟一个上古音形式来解释后代的音变。
张光宇认为：汉语方言的南北关系仅仅表现为北方汉语的古今关系，指出南方的文白音韵都源自北方，而有时代先后之别。现代南方方言是一种由北方汉语文白异读的双言现象所引起的音系综合。南方的白读源自古代北方，是随移民带到南方来的。
在中国语言学的著述中，语言演变的理论框架仍是以“传播”、“影响”、“移入”、“借用”为主，或研究语言发展的平行演变理论，以此来解释族群间方言文化所出现的外来元素，或相异文化中所包含的相似元素，来显示方言文化间的可能发展或渊源关系。所以，目前中国语言学者缺少对于族群互动的研究，以及对于语言接触的研究，只是简单地概括为族群间的文化借用而已，而鲜少有人有系统地将互动放入语言演变的框架中加以探讨。
我们把这种语言史观视作“线性理论”，即方言文化的形成发展是自祖语文化一条直线贯穿下来，其间与族群互动地域文化传统关系不大，我们主要用“非线性理论”来解释方言文化的形成和演化，重视族群互动、地域文化传统或文化底层的重要作用。以期建立一种方言文化特征与地域文化传统有密切关系的语言演变理论。
因此，本人不认为南方汉语仅仅是北方汉语的沿续，不主张用“线性”的历史主义演变理论，通过构拟一套上古音体系来解释古今南北语言的交汇与融合。迄今为止，国内外的许多语言学者仍视历史比较法最高的成就便是构拟一套完美的上古音，本人实不敢苟同这种线性的语言史观，本人认为考古学文化区系理论可以确认“古南方汉语”的存在，而解释“古南方汉语”的多元性和差异性时，可利用艾伯哈特(WolframEberhard)的“地方化和地方文化”的理论。
解释这种南方汉语区域性差异可以有三种途径：一是原本来自原居住的母文化，从闽、客祖居地及迁徙地文化加以考察。但这不能解释为何闽、客均来自中原汉人移民，而文化分野如此大，也不能解释同样来自中原的闽语内部如闽南跟闽东、闽北的地域差异。二是汉人社会移民垦拓过程中所面临的物质、经济环境不同，自然也有不同的文化适应策略，即是一种环境适应与经济生态的假设与解释。第三种假设是考虑早期汉人移民与居于原地区土著住民的互动，认为土著文化亦对汉人文化造成相当的影响，在不同地区的不同文化融合过程产生了不同的文化行为，这是一种文化接触与族群互动的假设与解释。对南方汉语地域性差异的最好解释是，古北方汉语主流文化与地方土著文化互动的结果，这种互动是双向的，一方面古北方汉语主流文化透过“往下渗漏”的机制影响各个地区的地方文化，另方面地方文化透过“往上传送”的机制成为古汉语主流文化的一部分，从而形成了如闽客这样的“复合型”或“混合型”汉语方言。闽客方言的地域差异不但是因为原来的地方文化与其邻近的地方文化进行文化合成的过程，同时也因为主流文化在与地方文化进行文化合成过程中“地方化”的结果。这三种解释要同时兼顾，而不能仅取其一。
二、南、北方语言文化区域
根据考古学研究：在公元前5000年左右，在华北出现的三个新石时器时代文化是仰韶、北辛～大汶口和新乐文化，在华南，主要是河姆渡文化和大坌坑文化（以台湾北部的大坌坑遗址为代表，但其遗址沿福建、广东海岸都有分布）。这五种文化之间以不同的程度互相连锁，仰韶和北辛—大汶口文化之间非常相象，分别代表着中原和东方文化传统。这应该是北方汉语产生的文化区域。
另一方面，河姆渡与大坌坑则形成与仰韶和北辛—大汶口均不相同的一组文化，即百越文化区域。百越语言是南方汉语的基础。而其生态基础亦然不同。简言之，从文化的大分类上说，中国在公元前第5个千年至少有两个主要的文化传统，很可能是承袭着公元前10000年到5000年前那一段的同样的两个文化传统下来的，即北方文化传统与南方文化传统。
南北文化区域的划分亦可见于古文献的记载，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为当时中国划分了几个主要的经济文化区，这就是关中平原（自汧雍以东到河、华）、豫中平原（三河地区）、山东半岛（齐鲁）和南方（越、楚之地）。《汉书·地理志》总结江南的特点是：“江南地广，或火耕水耨。民食鱼稻，以渔猎山伐为业，果苽蠃蛤，食物常足。……信巫鬼，重淫祀。”生动描述了这一广大地区不同于中原的传统。
根据这种理论，我们可以根据史前存在的南北二大文化区域的传统，根据南北汉语的不同语言特质，把汉语分成南北汉语二大语言区域；又可在南方汉语中的各个小区中，如吴越文化、楚文化、东南百越文化，划分南方汉语方言区域。处于语言区域中心的语言特质呈放射性状向边缘区传播，因此，原来地处边缘区，本无亲属关系的语言，由于语言区域中心的长期扩散，数种语言长期接触，所以出现系统化的共同类型特征。如东南沿海百越文化区的原南岛语，由于中原汉文化语言的强劲扩散影响，已由多音节胶着语转向单音节有声调的孤立语。
考古学文化区系观点认为：中国古代史前时期南方和北方的古代文化各有特点，彼此又有密切联系。因此，南方和北方都是中国的文明的发源地。因此，我们在探讨汉语形成的时候，应着眼于史前各大文化区系间的“文化交互作用”。同时，语言学的证据也反映中华文明是由多元组成的。一般认为《诗经》代表的是黄河流域为主的北方文化传统，但《诗经》中部分词源与南岛语、南亚语、壮侗、苗瑶语族相通，反映区系文化交流事实。我们只有借助文化史的证据才能解决究竟谁借谁的问题。
南方文化区包括几个区域性的文化，如楚、吴越、闽越等，这些区域性文化地域相连，彼此长期交往，构成一个南方文化交互作用圈。这是南方汉语形成的基础。而各具特色的区域性文化则是南方闽、吴、粤语形成的基础。汉语南北差异自古而然，隋代韵书《切韵》作者就曾讨论过“古今通塞”和“南北是非”，从音韵角度提出南北汉语的差异问题。颜之推《颜氏家训·音辞篇》也谈到南北方言的区别。清楚指出南北汉语分别以金陵与洛下的读书音为标准。因此，整个汉语史南北平行（局部是独立的）发展必须得到正确的描写。
关于南北汉语关系问题：本人主张“汉语非‘汉’”说，南方汉语的形成既非完全是“土生土长”，也绝非完全是“北方迁入”。这是一个多元结构体，它的最底层系以古百越语言为基础的南方“区域共同传统”，其中又可划分为若干个文化区系，如福建的闽越，广东的南越，江西的干越，江、浙的吴越等；这是现代南方汉语方言分区的基础。但先汉以前（即秦汉以前），南方与北方，南方各区系之间的语言文化交融已很频繁，例如闽越、吴越与楚关系密切，反映“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文化特点。秦汉时期，随着汉人中央政权的确立，南北关系实质上表现为一种“中心～边缘”，“华夏～蛮夷”，“中央～边陲”的关系。此时的南方土著更多的是在文化和政权上认同北方，随着六朝、唐宋时期大量的北方移民迁移南方，南方民族成分结构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大量南方土著变成南方汉人；但这并非意味北方汉语消灭或同化了南方土著语言，而是南北族群经过长期的语言文化的互动过程，从而形成独具特色的古南方汉语，它的来源是多样、多层次的，包括：1，古百越语（如古南岛语、南亚语）；2，百越民族后裔——壮侗、苗瑶语（例如由壮侗、苗瑶语混合而成的畲语）；3，自汉、六朝、唐宋各个时期由于科举等“文教传习”作用而南播的北方汉语文读系统，这也包括北人南迁传播的北方汉语。这是南北方汉语同源的根本。
关于南北汉语同源关系问题：南北方汉语既有同源，也有不同源的地方；其同源主要表现在：1，历史上各个时期由于各大文化区系间的“文化交互作用”而形成的同源。2，历史上各个时期的由于一直处于强势的中原汉文化向南扩张，南人对北方政权和文化的认同，因而引入北方汉语文读系统，这主要反映在南方汉语各大方言音韵系统和“文化词”里。其不同源则主要表现在：南北方不同的“地域文化传统”，由于自然生态，经济历史文化背景的不同，所以，各自存在一套不同的基本词汇体系，即特征词系统不同。
三、古南方汉语的音韵特征
关于古南方汉语的材料，早期汉文献记载很少，更谈不上有个完整的南方汉语纪录。我们主要依据《诗经》、《楚辞》到《切韵》时代的文献语言材料和活的语言材料，如汉语方言、汉藏系、南岛、南亚系诸语言材料，大致勾勒出古南方汉语的基本特征。先看音韵特征：
①《诗经》（北方）鱼*ag侯*ug两部对立，到汉代诗文押韵中两部合流几可说成是普遍性的特色，可是汉亡以后，合流的现象又不见了，在标准语的方言中，却鱼、侯有别。
②从汉代起，在北方，相对于《诗经》*jug、*jag的韵母（即《切韵》时代的“鱼、虞”两韵）只有一类，而在南方仍然保存两韵的独立地位。不过由于北方的强劲影响，南方只在若干方言中还保存这样的分别。
③在《诗经》（北方）的韵部里，唇音尾和舌尖音尾前的主要元音，没有圆展唇的对立，可是这样的对立存在于南方。如《诗经》中元韵和“山、仙”相押无别；可是在南朝的诗篇里，元、仙、山分居划分，元韵与痕、魂韵字相押，这些韵在主元音上相近，通常带圆唇成分。这是南方方言的特色。例如徐邈音（公元344年—397年），齐梁陈（公元480年—589年）时期的押韵，阳休之、杜台卿、夏侯该和陆法言等人的韵书，以及日语吴音、现代闽方言。
《切韵》中许多南方色彩在现代南方方言有所反映：
1、四声系统普遍保存在南方方言，虽因声母的清浊关系有分裂现象。
2、韵尾辅音*-p,*-m,*-t,*-n,*-k,*-
在闽、粤、客方言中仍保存。
3、某些三、四等韵分别在闽、客、吴语中仍有保留。
4、舌根与舌尖韵尾前元音展唇与圆唇对立。
5、鱼、虞对立。
6、“清三／庚三”两韵在南北方言中分途发展。
7、相当数量的中古次浊鼻音声母字在闽、客等南方方言中演变成阴调类；而跟北方方言演变成阳调类不同。闽、客等南方方言的音变形式跟苗瑶、壮侗语言相同，反映次浊鼻音声母字的原始形式有二类：浊鼻音声母字和清鼻音声母字，分别演变成阴、阳两个调类。
四、古南方汉语的词源特征
南北方汉语词汇有很大差异，南方汉语受地域性文化如百越、楚文化影响很深，所以南方方言中有许多基本词汇与南岛、南亚、壮侗、苗瑶语族有同源关系。有的学者认为这是关系词，认为早期关系词能够在古代韵书（如《切韵》）中找到证据，所以应来源于古代“中原雅言”——北方汉语。事实上，南北朝时期的韵书著录的除了北方汉语外，更多收录南方汉语词。如《切韵》收录的南方音成分多于北方音。很难说韵书中没有收录南方少数民族语言词语，尚且这些南方汉语词本身就具有很强的区域文化色彩；可能在早期来源于非汉语词。下面我们以闽、客语为例，来说明闽、客语词所反映的南方文化特质。
史前时期的福建是古越人的主要活动区域，中原汉人直至汉代才开始大规模进入闽地，由于古汉、越人长期文化接触、经济往来，闽语吸收了许多的古越语词。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闽语早已不是“纯粹”的汉语方言，早已羼入大量古越语成分，其语音系统基本符合《切韵》音韵，但基本词汇方面保留许多原南岛语词汇。有的古越语借词已为古代韵书收录。所以，闽语实际上是一种古汉越语混合“方言”。
闽、客语至今保留一批活的口语常用词汇来源于古南岛语，例如“骹、囝、鱼、肉、哨笛、蜘蛛、穿山甲、坂、寮、蛇、舌头、火、刣、母亲、蟑螂、柚子”等一批方言里“有音无字”的词。实际上，汉人典籍里的资料表明中原文化与古南岛语的关系可追溯到更早，如《楚辞》里记载的“飞廉（风），丰隆（雷）”等词语来源于古南岛语（邓晓华1994）。
我认为客话的音韵系统属于宋代北方中原音韵，而词汇系统则是北方汉语和南方土著民族语言混合而成，土著的比例甚至更大（邓晓华1999）。
下面举例说明：闽语以闽南厦门话为例，参考闽东福州话和闽北建瓯话。客话以连城话为例。
此词客话的第二个音节为词缀，表示小称意义；根词是第一音节；客话的“儿子”与“儿童”语意上有交叉重合现象，与壮侗语有些的语言中的“儿童”音义相合；音变的过程还是比较清楚的。
杀，闽语俗字为“刣”；罗杰瑞比较闽语几个方言点的读音，认为这是“治”字。文献上有“治鱼”的记载。《说文》“
，楚人谓治鱼也。”我（邓晓华1993,1994）认定闽语的“刣”，古台语trai，古苗语daih跟原南岛语同源。比较：“死”：印尼语mati，“杀死”：阿眉斯pataj，“死”：布嫩nata
，排湾matsay，回辉tai
[42]。南岛语“死”，“杀死”第二音节与闽语，壮侗语，苗瑶语相对应，同源关系非常清楚。因此，闽语“刣”是个真正的南岛语词。而李方桂给上古汉语“杀”构拟为*sriat＞sat，显然，闽语形式不在李的上古音体系内。如果罗说成立，闽语“刣”相当于“治”，则“治”应来源于古南岛语（指作“治鱼”的“治”），李方桂给“治”上古音构拟为*drj
gh＞di，这个形式并未考虑与“治”同源的古南岛语多音节结构。但接近闽语“刣”形式。
可见，闽语的“刣”形式是先汉民族与南岛民族发生文化互动后，第一次“南岛化”的结果；而客话“治”则是南岛语词“汉化”的结果。
谓“人”的词尾：闽语，客话均来源于壮侗语（邓晓华1993,1995）。东汉袁康《越绝书》卷三《越绝吴内传第四》：“越人谓人‘铩’也。”此词除见于汉代文献外，还见于唐代作品。李贺《黄家洞》诗：“官军自杀容州搓。”“搓”“铩”即古越人的记音字。
有关古南方汉语的几个词源特征：
1、本文注重比较一批最常用，最土的口语词语，而不是文读的“字”。方法上并不局限于文献上的考“本字”，传统的作法是仅仅根据古代韵书考方言“本字”，并视此为最高成就；把南方汉语的所有来源都建立在古北方汉语之基础上。本文不同意此种观点，认为许多从中古韵书中考出来的“本字”，并非“汉字”，而系非汉语来源。本文采用同族词体系比较的方法。
2、以往的研究，往往试图通过完善上古复辅音构拟来解释南方汉语的各种变异问题，例如邢公畹先生认为闽语中的kha，泰语的kha[1]，都是从跟上古汉语*kag“股”有关的一系词变来的，构拟为*pqag。看来，这个结论需重新考虑。“骹”的古汉语构拟形式涉及到古音构拟的一个重要问题，即上古复辅音拟测问题。弄清复辅音的问题，对于研究语言发展史，构拟古音及考证词义的演变，都有重要的意义。但是，“骹”的上古音形式却并非用复辅音能解决，南岛语“脚”词形式暗示上古音构拟要考虑词的多音节结构演变问题。
3、发现南方汉语的闽客方言中有许多古北方汉语词跟南方土著民族语言词汇“整合”现象，成为汉土合璧的新词，例如“头那”“人畲”等，这是南方汉语的一大特点。
4、由于南方汉语不同的方言群如闽、客的“地方化”，“土著化”的过程的时空及接触对象不同，其特征亦不同；造成不同的原因跟北方汉人南迁入闽的时期有关，闽语受秦汉时的古越语影响大，即早期“南岛化”，客话受宋元时畲语影响大，即晚期“南岛化”。
本文的意义在于：一是提出古南方汉语的多层次、多元、多来源，并非能简单地归于北方汉语的“线性”移植发展。二是提出古南方汉语的一些基本特征，例如发掘出一批闽、客汉语方言——南岛（古百越语）同源词，而这些同源词的语音形式将会改变许多已被语言学家接受的汉语上古音构拟形式。三是从这批新材料入手，利用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理论，对南方汉语形成作出较合理的新解释。闽、客南方汉语方言中为什么会在基本核心词保留这么多的古南岛语成分？从考古学文化角度来解释：南方汉语的形成是中原汉文化区与南岛文化区长期交互作用的结果。南方汉语具有“地域共同传统”，即一个地域内的许多不同的区域性文化，彼此之间的交往对于形成这个地域的共同特征具有很大作用。至汉代，南下的中原文化开始在南方形成其统治地位，随汉人南迁的中原汉语不断地融合了南方土著语言即古南岛语。这种融合是一种双向互动的交汇，所以形成与北方汉语有很大差异，且独具特色的南方汉语。南方汉语保存了古南岛语底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