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苏青创作的先锋性和市民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先锋论文,市民论文,苏青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1206.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2920(2007)05-0070-09
20世纪90年代的苏青研究进入一个新阶段，作品出版不断增加，研究领域不断拓宽。此一阶段的评论文章视角多样、风格繁多，或按题材划分进行研究，如何莲芳的《女性气韵：素手绘凡俗——苏青散文品格初论》[1]、易立华的《苏青散文简论》[2]、冯立亚的《论苏青散文的艺术世界》[3]、薛南的《苏青散文：伟大的单纯》[4]等等，或从都市女性写作、地域文化、沦陷区写作等角度切入作品进行评论。在众多的研究者中，笔者比较认同方贤绪的《女性主义的感觉世界——苏青解读一种》[5]、孔寒冰的《苏青都市女性文学的现代分析》[6]等文章中的观点。苏青和张爱玲的出现打破了“五四”以来女性思想解放沉寂的局面，苏青提倡女性自我意识及真正的男女平等，喊出了女性的心声，有了人的自觉意识。苏青作品的独特之处在于她始终以独特的女性视角进行写作，关注着时代大潮中女人命运的流转变迁。她对于女性经验毫无忌讳的大胆坦白，对女性问题“差异”性的理解是前所未有的，对后世的女性写作有着重要的启迪作用。苏青的作品，不论是小说还是随笔，都不是想象性的而是纪实性的：按照生活事实展开叙述，以既得利益性和实用性作为衡量事物价值的标准。苏青通过身边的柴米油盐等细小琐事入手，表现女性对人生和社会的感触。她的“妇女写作”和“女性话语”都是以“市民话语”的模式叙述的，这点点滴滴的实用和对当下境遇求实求切的把握探索，使她的女性主义创作有别于西方同类作家的宏阔眼光和哲理，而饱含着市民的聪敏和智慧。[7]
一、先锋性的表象
“女性意识”一词，最初被称为“妇女意识”，后来统一翻译为“女性意识”。以“女性意识”为中心的文艺观，是在1929年英国现代女作家弗吉尼亚·伍尔芙的《自己的一间屋子》中提出来的。其基本思想是反抗父权制度对妇女的压抑和迫害，反对妇女的屈从地位，要求妇女解放。袁丽丽曾经指出：“长久以来，女性意识处于压抑状态，甚至在某个阶段，女性向性别的对立面——男性化过渡和转变，凸现出压抑之下的置换模式，表现在，即使有一些女作家及作品的出现，但仍被认为是一种超性别的叙事，或者认为是一种男性视点的叙事，女性在这一时期的特征是匿名和隐藏的。”[8]7
女性进行文学创作，在中国古已有之，但她们的创作都没有摆脱男性话语的垄断，未能形成自己的女性话语，更不可能张扬自己的女性意识。而苏青所创作的散文集《浣锦集》和《结婚十年》等作品无不是从女性视角，关注妇女生活，运用女性言语，书写女性的点滴，这是在苏青出现之前所缺乏的。
1.独特的女性体验，大胆而直白的女性话语
首先，苏青的个性化写作之首——先锋性，表现为典型的妇女写作。她通常从个人纯粹的女性体验，写出不为男人所知的领域，展示了女性的真实。如，她这样描写生育时的感受：
这样一次又一次地迸着，也不知过了多少时间，在我已有迷惘，连恐惧悲哀的心思都没有了，只觉得周身作不得主，不知如何是好。痛不像痛，想大便又不能大便，像有一块很大很大的东西，堵在后面，用力进，只是进不出来。白布单早已揭去了，下身赤露着，不觉得冷，更不觉得羞耻。[9]72
另外，在《谈女人》、《论女子交友》、《写字间的女性》、《我的女友们》、《谈男人》等作品中，苏青始终以女性视角、独特的女性经验，描写女性生活，时常给人耳目一新的言论。
在苏青看来，女性解放离不开社会解放，但即使社会解放了，女性自身并不一定真正实现解放。女性在关注外在世界的解放时，不应忽视自己内在精神世界的改造。她在《论红颜薄命》中写到：“红颜女子不一定薄命，红颜而无知，才像水中捞月，随时有失足堕水，惨遭灭顶之虞呀。”[10]135通过作品一眼可以看出是来自女人之手。苏青，作为典型女人反映到其作品中，更是满纸女性情调。正像何莲芳在《倾吐新女性悲哀的“妇女写作”——试论苏青小说集〈结婚十年〉》中所说：“不论从哪个意义上说，苏青的小说创作都可谓典型的妇女写作。即，写作立场的女性化是苏青创作的一个突出特征。她自始至终从女性视点出发，描写女性生存的悲欢际遇。”[11]
苏青创作的成功之处在于她把自己真正感受到的自己眼中的世界写出来。而且更多的是女性心声的自然流露。譬如她说：“为女人打算，最合理想的生活，应该是：婚姻取消，同居自由，生出孩子来则归母亲抚养，而由国家津贴费用。倘这孩子尚有外祖母在，则外婆养外孙该是最合适的了。”[12]5这些话正如张爱玲所言：“她这一类的隽语，向来是听上去有点过分，可笑，仔细想起来却是结实的真实。”[13]471
笔者认为在妇女解放的道路上，苏青是一个勇敢的探索者、实践者，她时刻关注女性命运，对后世的女性写作有着重要的启迪作用。另外，苏青在文章中不断呼吁建立托儿所和公共食堂。虽然现在看来这不算问题，但在当时却是天方夜谭，在男性主宰的社会里，谁会理会做饭、看孩子等这样的问题，苏青的女性话语打破了男性话语的垄断。
其次，苏青在用词用语上表现出一份超现代的大胆、泼辣和率直。想别人之未想，言别人之未敢言。正如有论者说：“因为她有着海阔天空的胸襟，大胆直爽的性格，她所感到的想到的都毫无嫌避，还不掩饰地在她笔下抒写出来，这种别的女作家所不敢有的作风……却使她站上了目前文坛的很高地位。”“我们随时可以在她的作品中读到她的‘赤裸裸’的‘直言谈相’，像‘性欲’、‘月经’、‘生理需要’……一类在一般文艺作品中不大用到的名词成语，在她的笔下简直是‘家常便饭’。”[14]486-487
胡适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中指出：“有什么话，说什么话，话怎么说，就怎么写。”这是写好散文的必要条件。苏青做到了这一点。她心里怎么想的就怎么说，从不隐讳。她创作的《结婚十年》(正续)、中篇《歧途佳人》、短篇小说集《涛》以及多本散文集。都以她女性的角度表现女主人公的心路历程，她多次毫不避讳大谈性问题，为此读者给了她“大胆作家”的美名。如：
性欲是人人有的，但是女人就决不肯承认；若是有一个女人敢自己承认，那给人家听起来还成什么话?[12]1
一位社会学家曾说过，否认了性，就等于否认了大部分的文化，从这个角度看苏青作品，更能领略作家女性话语的真实与魅力所在。中国漫长的两千年封建文化以及男权中心的根深蒂固，不允许女人有正常的性心理和性要求。然而，苏青却经常从性心理的角度对男女、婚姻、家庭等问题进行剖析，有关描写与议论多以隽语出现，深入人心。在她的《结婚十年》里，当怀青得不到丈夫的爱抚时有这样一段心理独白：
女子是决不希望求男子的尊敬，而是很想获得他的爱的!只要他肯喜欢她，哪怕是调戏，是恶谑，是玩弄，是强迫，都能偶使她增加自信，自信自己是青春，是美丽的，但要是男子对她很尊敬呢?那可又不同了，尊敬有什么用呀?[9]93
在小说《蛾》中，明珠喊到：“我要，我要，我要……呀!”并且说出：“老医生，请你不要笑我，我是还想做扑火的飞蛾，只要有目的，便不算胡闹。”[15]7流露出强烈的女性意识。在《结婚十年》中对“怀春”这一细节是这样描写的：
于是我怀春了，不管窗外的落叶怎样索索掉下来，我的心只会向上飘——飘到软绵绵的桃色云霄……我需要一个青年的，漂亮的，多情的男人，夜夜偎着我并头睡在床上，不必多谈，彼此都心心相印，灵魂与灵魂，肉体与肉体，永远融合，拥抱在一起。[9]56
人是有生命的，生命是有欲望的，有情感的，有喜怒哀乐的，苏青对于性的见解是大胆的，她没有给它披上美丽的外衣，而是认为那是像吃饭、睡觉一样自然的生理需求。这种我手写我口的直白令人佩服。
苏青的大胆言论引起很多的误读，也使她的作品有了很大的销量。“许多人，对于文艺本来不感到兴趣的，也要买一本《结婚十年》看看里面可有大段的性生活描写。”[13]459可苏青是怎么说呢：“我常常恭维我所看不起的人，也常故意使期望我的人灰心；我要人家误解我，让他们在我‘不由衷’的谈话中想象我的思想，我自己却冷冷地在鼻子里笑!”[16]257
2.争取男女间差异性的平等
苏青质疑“五四”启蒙女性意识，认为要实现男女平等就要根据性别差异各取所需：“我敢说一个女人需要选举权、罢免权的程度，决不会比她需要月经期内的休息权更真切；一个女人喜欢美术音乐的程度，也决不会比她喜欢孩子的笑容声音更深；……我并不是说女子一世便只好做生理的奴隶，我是希望她们能够先满足自己的迫切的生理需要以后，再来享受其他所谓与男人平等的权利吧!”[17]146这是当时许多男女作家所没有的超前意识，他们普遍关注社会的进步，民众的启蒙，对于妇女如何取得真正的男女平等却鲜有过问。
苏青认为：“女人不是同男人一样的人，是女人。男女先有一种天然的不平等。”[18]337“女人生孩子，男人不生孩子，这是男女顶不平等的地方；女人还是要求与男子平等，大家都不生孩子呢?还是希望在生孩子的时候能够多得到些较男子更好的待遇呢?”[17]146正是由于天然的不平等，女性无法卸掉家庭包袱而又要走上社会，给女性身心造成了更大的压力。因此只有真正认识到男女间的差距，才有可能争取到男女平等，否则，只会令女性更加尴尬、更加痛苦。
在历代女权主义那里，她们斗争的焦点都要求享有同男子一样的经济权、选举权、受教育权等。新文化运动以来，女性解放虽然口号喊得很响亮，也出现了一些如冰心、丁玲、苏雪林、萧红、谢冰莹等女性作家，但她们更多关注社会上女性解放问题，很少像苏青这样正视男女间的个体差异。苏青在《我国的女子教育》中说：“我国根本没有所谓的女子教育；学校里一切设施都是为男生而设，不是为女生而设的。”“男生能够受他们需要的男子教育，女生能够受她们需要的女子教育。”[19]6苏青认为学校应适应女生需求安排课程，在女性的人生选择上，主张身为女性便要实现自己母性、妻性的历史任务，而不是将女性男性化。
苏青解决男女平等问题的基点在于她对“平等”概念的独特理解。“凡男子所有的并不都是最好的；凡男人所能享受的，女人也并不一定感到受用，这个观念须弄清楚。幸福乃满足自身需要之谓，不是削足适履，把人家所适用的东西硬来满足自己不尽同的需要。”[17]146她在《我国的女子教育》一文中，更是打碎了男性话语所谓的“男女平等”，她说：“至于第二类所谓新文学作品呢?……虽然他们也谈到妇女问题。提倡男女平等，替我们要求什么独立啦，自由啦，但代想代说的话能否完全符合我们心底的要求，那可又是一件事了。”[1 9]6-7笔者认为，苏青的呼声更深刻，更真切，更震撼人心。苏青与一般的家庭妇女不同，她有着清醒的头脑，独到的见解，既有男人的果敢，又有女人的缜密，无疑她成为时代女性先锋的人物。
苏青的独特和前卫体现在她以鲜明的女性意识，集中的女性生活题材，对新女性精神命运历程的大胆而艰苦的探索。在20世纪40年代沦陷区的上海，苏青和她的作品是先锋性，即时髦的代名词，但她也是凡人，爱吃爱睡，爱热闹，希望做个贤妻良母，希望踏踏实实地过日子，所以她的创作中又体现出强烈的市民性。
二、市民性特征
何谓平民文学?仲密曾经指出：“因为平民文学不是专做给平民看的，乃是研究平民生活——人的生活——的文学。它的目的，并非要想将人类的思想趣味，竭力按下，同平民一样，乃是想将平民的生活提高，得到适当的一个地位。”“所以平民文学应该注重与贵族文学相反的地方，是内容充实，就是普遍与真挚两件事。第一，平民文学应以普遍的文体，写普遍的思想与事实。我们不必记英雄豪杰的事业，才子佳人的幸福，只应记载世间普通男女的悲欢成败。因为英雄豪杰才子佳人，是世上不常见的人；普通的男女是大多数，我们也便是其中的一人，所以其事更为普遍。”[20]①
1.琐碎的生活题材
平民文学虽与市民文学不能等同，但却有很多共通的地方。苏青的创作表现出典型的市民性，她在琐碎繁冗的生活里找寻智慧、使用精明、延展改善生存空间。她的作品来源于世俗生活，以俗为美，小而细，柴米油盐无所不包。其创作素材来源于自己的经历或是经验，所以她的作品平易近人，老百姓很容易从中找到自己的影子。就像苏青本人和其作品之间是没有距离的。苏青曾经说过：“我是一个平凡的女人，也乐于平凡，初无什么出类拔萃的大志。”[21]441苏青眼里的自己是“有一种心直口快的坏脾气”的“乐于平凡”的女人，写作时，“没有掩饰，没有夸张”。这些同样形成了她的叙事艺术的特色所在，一言以蔽之：是以平实的手法写出针头线脑般的琐碎、平淡的世俗人生。苏青笔下日常生活独具魅力。她是女人，所以身边事事即为创作的素材，她谈吃谈买菜，谈做饭，谈睡觉等，就像邻家大嫂唠家常一样，娓娓道来。“和她说过话的人说，那真是个喜欢说话的女人啊，脆崩崩的，语气连珠炮般的快捷，听她说话你会感受到现实生活的活力与热情，不阴暗，也不特别明亮，就是平平实实的那种快乐。”“她没有独特的技巧，所用技巧都是现成的、二三十年代遗留下来的，她只要细致地叙述自己或叙述一个类似自己的女人，作品便有了吸引力，便能受到市民读者的青睐。”[22]516
实用性和世俗性其实是市民文化的一体两面。“市民社会作为一种私人利益交换和交往的公共场所，它具有自己的公共话语，这种话语和知识分子所擅长的宏大叙事截然不同。它不再关心与个人利益无关的形而上的‘主义’，不再将超越性的价值作为普遍的、必然的东西加以认真对待和考虑。相反的，它更注重个人的实际生活、注重个人物质和情感领域的具体问题。”[23]35
苏青的散文和小说描写了女性日常生活的种种琐事，在她的作品中，有传授如何教育后代的《教子》，有感叹做户长难的《户长的苦处》，有谈江南衣食住行的《谈宁波人的吃》、《夏天的吃》，也有探讨女性自身解放的《写字间的女性》、《女性的将来》等等。这些作品都连接着现实人生，使我们感同身受，不自觉地产生一种亲切感。苏青在《恋爱结婚养孩子的职业化》、《谈结婚及其他》、《妇人之道》、《夫妻打官司》、《女性的将来》等文章中，都是站在女性的立场，谈论女性日常生活中的各种问题。千百年来，女性在日常生活中重复着每一天，苏青就是在这看似毫无意义的每一天中找乐，找经验，找话题。
苏青的作品不论是主动收集素材，还是被动受制于环境，日常生活的平实是她写作的基调，她就像一面反射日常生活的镜子，细致、逼真而又通俗平实。
2.务实而重利的人生观
苏青首先是个女市民，其次才是女作家，不论做什么都要算算是否划得来，吃亏的事情不做。她是个务实的人，对待精神和物质，都会精打细算。在作品中，离婚后的怀青谋爱时也很精明和老练。
首先，苏青的市民性写作受到家庭地域文化的影响。任何一个有独特风格，尤其是有较高文化品位的作家，都有其浓厚而深渊的文化传承渊源，其创作必然带有地域文化的鲜明印记。正如一位学者所说的，作家的这种地域文化的心理素质，“首先来自于作家童年和少年时代的生长地，来自他的故乡故土，那里的自然风物，乡俗人情……它甚至可以伴人终生”[24]。
苏青到老都操着一口“石骨铁硬”的宁波话，她对故乡的深情往往是通过一些细微小事的回忆流露出来的。作品中时时表现出宁波方言、生活习俗。如结婚时坐的花轿，坐月子的种种规矩，如《结婚十年》和《歧途佳人》中，什么“催生礼”、“满月礼”令宁波同乡倍感亲切。作者关注的是普通老百姓的一言一行，而不是文人墨客的风流韵事或是达官显贵的钱权交易。她写的《宁波人的吃》，一点一滴，人们不但不倦不厌，反而被宁波的饮食方言、风土人情深深吸引。[25]苏青在《结婚十年》中详细地描写了当时宁波一带的“催生礼”习俗。如：
母亲拣个大吉大利的日子来替我“催生”了。先是差人来通知，随后抬了两杠花团锦簇的东西来，都是婴儿用的，有襁褓，有小袜，有僧领黄布小袄，有葱白缎绣花嵌银线的小书生衣。书生帽也是缎制，有二条长的绣花飘带。[9]70
通过以上这些文字，我们仿佛看到了一幅生动逼真的风情画卷。
宁波，是上海的门户，是对外贸易的枢纽，在那里生活的人普遍关注自身利益，重视商机和经济效益。他们不像北京人，有事没事聊政治，谈国家大事，宁波人向来讲究过日子，注重生活质量，信奉世俗的自由自在。苏青的创作也不可避免地受此影响。她的小说、散文以及她的为人做事和在文中所体现的道德观念无不注重实际，从不谈什么罗曼蒂克的东西，一切都是实实在在的。她说：“牺牲须于人有益，白送掉性命只是一种无谓的损失。”[26]398她认为最好是“或不牺牲而获得好处，才是顶值得赞美的行动”[27]109。“人类都有经商的天才，不为获利而投资的人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27]111
其次，苏青有着强烈而现实的金钱观，就连别人骂她犹太作家时，她也从不计较文人和女人的矜持。她说：“不管人家如何说我小气，我还是继续讨我应得的款项。即使我将来做了富人和阔太太了，也还是要讨的，若不要钱便干脆不出书，否则我行我素，决不肯因贪图‘派头甚大’的虚名而哑子吃黄连的。”[21]441甚至她谈到卖文的目的时说：“我投稿的目的纯粹为了需要钱……我的意思大概是预备把卖稿当作一个短时期的生活方式，不久以后仍希望能有固定的职业，有固定的收入养活自己和孩子。”[21]442在《苏青、张爱玲对谈记》中写到：“我并不存什么偏见，只不过在一切都不可靠的现代社会里，还是金钱和孩子着实一些。”[28]200苏青在其作品中多次地提到钱，我们不能说苏青为了活下去，千方百计地赚钱是错误的。她的精明和果敢是许多人所佩服的，她更像一个成功的商人，吃不吃亏是她经常挂在嘴上的，如“美貌是天生的，青春是短促的，不能靠人的努力去获得，甚至于愈努力愈糟糕，结果女人是吃亏了”。“女子不能向男人直接求爱，这是女子的最大吃亏处……”[12]2，4
苏青的这种务实精神在《道德论》、《牺牲论》中表现得更加突出：“我只觉得讲道德，守道德，总也得弄出些于人有好处的效果来才是。——即使不能人人都有好处，也要使得大多数人能够得到相当好处。这样才能符合‘道德’两字的本来意义，即使大家都能够‘由之乃得’。”[29]104
文人一般好谈风月，不屑于谈钱，但苏青与众不同，她在《续结婚十年》借怀青之口道出：“一切都是靠不住的，什么都像在和我为难，只有这十万元钱，可以拯救我出苦海，是最现实的物质，最合用的东西……”[29]259笔者认为苏青的书能够多销，能够赚钱，文人能够救济自己，免得等人来救济，岂不是很好的事么?况且生在那个时代，一个女人拖家带口是多不容易。就如张爱玲在《我看苏青》时说：“生在现在，要继续活下去而且活得称心，真是难，就像‘双手劈开生死路’那样的艰难巨大的事，所以我们这一代的人对于物质生活，生命的本身，能够多一点明了与爱悦，也是应当的。而对于我，苏青就象征了物质生活。”[13]462
苏青的作品都是以女人为主人公，表现女性涉世而终遭幻灭的内心历程，表达普通职业女性务实而不避利、俗气但不失真诚的人生态度。她没有高尚的创作动机，为文既非服务政治也不是为艺术而艺术。苏青是现实的，她从不会想高不可攀的东西；苏青是平凡的，她只想要个温暖的家；苏青更是贴近生活的，她的小说和散文创作，基本涉及了都市生活的方方面面，所以她的务实精神给世俗化写作带来了巨大的实惠。
她的写作和卖文为生是她的兴趣，也是被逼无奈之下的一种谋生的手段，所以不可避免，她为了赚钱也会有意和无意地迎合市场、迎合读者。但是，如果说她存心“迎合大众，或者可以左右一时的爱憎，然而不能持久。而且存心迎合，根本就写不出苏青那样的真情实意的书”[13]460。她创作的这种市俗化受到市民读者的热烈欢迎，也使她的创作在现代文学史上呈现出别样的风味。
3.热闹而坚韧的生活姿态
胡适在《文学改良刍议》中指出，文学改良八事之首就是讲言之有物。这里所说的“物”，非古人所谓“文以载道”之说也。而是指情感和思想。笔者认为苏青不太喜欢在小说的技巧上下工夫，她的技巧就是平实和通俗，就是她热爱生活的心。张爱玲在《我看苏青》中谈道：
她一时钱不凑手，性急慌忙在大雪中坐了辆黄包车，载了一车的书，各处兜售。书又掉下来了，《结婚十年》龙凤帖似的纷纷滚在雪地里，真是一幅上品的图画。[13]466
她作为一个女人，挣扎在那样的一个岁月，可是她自己却活得热热闹闹，她的坚韧令人钦佩。张爱玲夸赞苏青说：“苏青却是个红泥小火炉，有它自己独立的火，看得见红焰焰的光……！[13]471
苏青在最艰难的日子，也能平常面对。因为“在她的心中，始终点有一盏心灯，存着她对生活无限美好的期望，就像小女孩憧憬爱情时的那种柔韧的从容和热情。在那些独自写作谋生的日子里，面对生活的无助，她也会叹息，甚至发发牢骚宣泄心中的苦闷。可一旦拿起笔来，她便忘了自己。写作使她的生活有了保障，也使她自尊自强，有了独立的人格”[30]175。“这城市能撑持到现在，那灯说亮就亮，又是浪漫的一街，都是靠苏青的精神挺过来的。这马路上赶超先进的摩登，十年走完百年的路，也是靠苏青那心劲挺过来的”[31]28。
苏青的作品中自始至终都存在着极强的生命力。她不矫情，不虚伪，不假正经，所以常被人说成“不像女人”，“雌雄同体”。其实她是亦刚亦柔，始终怀着一颗坚定的心，挺过数次运动的洗礼，在69岁走完自己辉煌而又惨淡的一生。
苏青的心劲很足，斗志很强，其实老百姓的生活即无大志，只要能活就好。有人曾说，中国的老百姓是最有忍耐力的，这里就有苏青的生活张力在里面。“它把角角落落里的乐趣都积攒起来，慢慢地享用，外头世界的风云变幻，于它都是抽象的，它只承认那些贴肤、可感的。你可以说它偷欢，可它却生命力顽强，有着股韧劲，是宁死不屈的。”[31]25，苏青不仅收集乐趣，她也总结各种失败的经验和教训，甚至社会上的磕磕绊绊，但不是自怨自艾，而是准备足了必须的常识，活得更好，更有滋有味。
张爱玲说：“苏青与我，不是像一般人所想的那样密切的朋友，我们其实很少见面。……那么，把我同冰心、白薇她们来比较，我实在不能引以为荣，只有和苏青相提并论我是甘心情愿的。”[13]459张爱玲之所以成为她的好友，虽然是“互为同行”，但是苏青像小火炉一样给予她更多的温暖，苏青的坚韧也给人一种踏实和依靠感。“听她说话，往往没有得到什么启示，却是从她那里感染了现实生活的活力与热意，觉得人生是可以安排的，没有威吓，不阴暗，也不特别明亮，就是平平实实的。”[32]475
王安忆在《寻找苏青》中说：“在那个飘摇的孤岛上海，她只有将人生看作一件实事，是必要的任务，既然不可逃避，就要负起责来。还有以后的许多飘摇不定，都是凭这个过来的；不谈对上帝负责，也不谈对民众负责，只说对自己，倒是更为切实可行。在这个城市里做市民，是要有些烈士的心劲，不是说胸襟远大，而是说决心坚定，否则就顶不住变故的考验。苏青是坚持到底了。作为一个作家，她是从文坛上退场，默默无闻，连个谢幕仪式都没有。可作为一名市民，她却不失其职，没有中途退却。”[31]29
苏青对于人生充满了热爱，所以她描写的悲剧人生是生活化的，而不是戏剧化的，没有刻骨的悲凉。对于人生，苏青的态度是极为入世的、现实的，王安忆在《寻找苏青》一文中说：“晓得做人是没意思的，就挑那些有意思的去做，晓得人是有限的，就在有限的范围里周转，晓得左右他人没有可能，就左右自己吧！”[31]26这是妥协，也是认清现实后的抗争。她是在没意义中找意义，一个一个地解决问题。
苏青所创作的文化属于社会都市化的产物，以普通市民大众为主要受体。德国法兰克福学派认为，大众文化是具有商业文化色彩的，以迎合市场规律为目的的，旨在满足数量众多，普通市民的日常感性愉悦需要。苏青是大众文化的代言人，她用心感受世界，把平凡人的平凡生活当作正统生活，并且时时刻刻想到自己是个女人，怎样才能使小女人生活得好过些。她虽没有革命家的豪迈和壮烈，但她的情深意切也同样打动了许多人。“读过《结婚十年》的人，真是明白什么叫化腐朽为神奇，怎么样把一段白开水式的故事说得有滋有味。”[28]127苏青的市民演说不是历史的，过时的，她的许多言论在现代也很适用，可以说苏青是具有超前意识的先锋女性。
三、先锋性与市民性的交叉
从某种程度讲，先锋性与市民性是有些矛盾的，作为文人的苏青和作为市民的苏青是不断妥协和抗争的，她的自相矛盾导致其创作中先锋性与市民性的不断交叉，这在她作品不断重复出现。虽然苏青一再宣称，自己写文章并不要宣传什么主义和理想，但既然是面对社会大众，她的文学作品自然而然的还是把自己的思想倾向和人生感受展示给了读者。
1.独立而灰色的女性观
苏青是受过“五四”新文化洗礼的先锋女性，她有着独立而强烈的女性意识，追求真正的自由和男女平等。在《苏青、张爱玲对谈记》中，记者问：苏女士是不是觉得男女一切方面都该完全平等?苏青答：
我说只要男女同样做事就该同样被尊重，固不必定要争执所做事情的轻重，男人会当海军会造兵舰并不比女打字员高贵，就是管小孩处理家务的女人，也同样的出着劳力。不过这也得有保障才行，法律有明文规定：男女的职业虽然不同，但是职业的地位是平等的。[28]201苏青在《第十一等人——谈男女平等》文章中写道：
“大部分的丈夫早已不把妻子当作第十一等人看待了……他们都是又要马儿好，又要马儿不吃草。一旦马儿老了，或尚未衰老自己骑厌了，便想把它立刻一脚踢开，另换匹新的来骑。踢开一个妻子，横竖也不过是几千元赡养费的事……”“放在女人面前的只有一条道路，便是向上!向上!向上!”[17]144-145
苏青是一个真切的女人，她敢于正视女性自身的不足与弱点，她在《写字间里的女性》、《论夫妻吵架》、《听肺病少爷谈话记》等文章中，揭示女人的假正经，拜金主义，以结婚为职业依靠男人等女性丑陋、狭隘的一面，深切地唤醒中国女性的自觉、自省。苏青反对女性充当花瓶类的附属品，她在愤愤不平中苦苦找寻自觉而独立的女性意识，她告诫广大妇女姐妹，女性的解放不能依靠别人，只能靠自尊、自爱、自强、自立。客观地讲，苏青的社会批判意识已经超越同时代读者的接受度，具有先锋性。
然而那个年代却不能使女人拥有自己的独立人生。谭正璧先生曾经说过：“革命之后三十多年来，中国社会固有的宗法和旧礼教势力对女性的压抑，非但没有排除，反而变本加厉。”[14]483人是社会中的一分子，强大的传统价值观不断吞噬自己、包围自己、异化自己。在《歧途佳人》一文中，符小眉的姐姐学习成绩好，“鸣斋先生非常奉承她，说是女孩子会读书真是难得的，将来怕不像孟母教子似的做一个贤母，教出儿子来做了官儿还不是一个太夫人吗?他赞成女人读书，因为读了书可以教训儿子……”[33]417那个社会的女人是没有自我的，就连读书认字也是为了将来教育儿子，或是帮衬丈夫，女子只是一个附庸，一个工具。
女性依附男性，受到男性的支配是天经地义的事，苏青自然无法避免这种强大的历史文化惯性的影响，苏青从先锋女性不断转变为普通市民。如《歧途佳人》的符眉英说到：
我如今……如今想起来做女人还是平凡一些好，老老实实的嫁人管家养孩子，这就叫做幸福呀!与众不同是不行的。希望就是件骗人的东西，害人的东西，这十几年来我完全给它骗了，给它害了![33]404
苏青还曾说出一句极为负气的话：“教育，教育，我真是吃尽它的亏!假如我根本没有受过什么教育，也许反要比现在幸福得多了。”[19]8苏青的这种烦恼和矛盾既是传统与现代的分歧，又是新旧交替的时代苦果。她一方面表现为女性意识的自觉，一方面又流露出对传统的眷顾，正如《结婚十年》中的开篇即是新旧合璧的婚礼，这正是多少代女性从传统走向现代的破茧成蝶的真实写照。
苏青是先锋女性的代表，她在寻求真正的女性独立，思考平等而自觉的女权道路上，一路摸索。苏青的母亲在落魄后，还是能够回到大家庭中寻求庇护，但苏青只能依靠自己，她不会像母亲一样一味地要做娜拉，逃离之后的事情，她做过认真的思考，既不单纯，也不冲动，就像《结婚十年》中的怀青，她不是一争吵就要闹离婚的女人，但是等她决定非得这么办的时候，很难有人能改变其决定，因为她是经过深思熟虑的。然而，当怀青离婚获得事业成功的同时，又带来精神家园的空虚和落寞。因为，在她的心目中，情感上的成功比事业上的成功重要得多。她在追求自我价值的过程中，既希望得到社会的认同，更希望像寻常百姓一样，得到一个可以依附的对象，如她在《续结婚十年》中写到：“女人是应该遇到一个比她高强的男人，而使她俯首就范，以后她对他永远依恋不舍了。”[34]293“我要摆脱一切虚荣，只要一个可靠的归宿……”[34]318这使她的女性观蒙上了一层灰色。
我们不能拿当下的眼光来评判苏青的是非得失，她的游弋、困惑抑或矛盾，既是她的悲哀，也是时代的悲哀。更何况，时代发展到今天的社会，每一个女性身上还或多或少地展现出这种倾向呢。
2.新旧结合的婚姻恋爱观
稳定而幸福的婚姻是每个女人都向往的，苏青也是如此，她的《做媳妇的经验》、《户长的苦处》等文章都是流露出对家庭和睦、事事顺心的期盼。苏青认为“理想的婚姻是才貌相当的”[10]132，“婚姻是爱情的结合，不是金钱地位的结合，这点是应该认识清楚”[35]125。在婚恋中，苏青希望得到有爱的性，那样的婚姻和人生是美满的。在她《谈性》一文中说：“其实我以为只有真正有爱情的性生活才可以使人满足……”[36]368在苏青看来，“性爱”与“情爱”都是人的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两者水乳交融，浑然一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性爱是一切关系和谐的基础，而情爱则是性爱升华的结晶。苏青理想丈夫的标准与婚后丈夫的言行差距太大了，这令她在失望之致“觉得自己躯壳给摧残了，剩下一颗空洞洞的心，没处安放”[9]51。基于这样的婚姻现实，苏青不得不放弃爱欲满足而只求在平淡的婚姻生活中达到性的满足。但是，即便在婚姻既成事实后，苏青还是借《结婚十年》的女主角“怀青”之口委婉地表达了“爱的饥渴”，校友应其民的“精神之爱”可算是弥补了丈夫给予怀青不足的“情爱”吧。苏青从女性自身体验，道出“渴望被爱”的呼声，在当时是大胆而前卫的。她勇敢地摆脱了中国两千年来以“生儿育女为主”的传统的、伪善的婚姻枷锁，大胆地激活了潜伏在女性心底的最原始的“性的欲望”，甚至道出：“为女人打算，最合理想的生活，应该是：婚姻取消，同居自由……”[12]5的论调，让人不得不佩服她男人似的勇气。
苏青本人是在父母之命下结婚的，由于一切都是别人安排好的，所以婚姻没有了爱的甜美，反而成为一种无趣的责任和负担。苏青是新女性，她认为：
每人的结婚倘若仅限一次实在太危险，因为年轻人观察力差，而年老了又要色衰。我的主张是尽自己能力观察，观察停当(自以为停当)就结婚，虽然总想天长地久，不过就不久长也罢，多嫁几次只不过是自己的不幸，既非危害民国的事，亦无什么风化可伤也。[28]202
苏青完全是站在女人的角度上来考虑的，她也想恋爱自由，在小说《结婚十年》中，应其民便是怀青温情的对象，然而当面临具体选择时，深层的传统的心态和思维定势便又起了作用，明显地无法摆脱旧的观念的束缚。苏青念了许多年新潮的书，深知妇女解放的重要性，但其小说《结婚十年》的女主角怀青，却为了丈夫同事的到来，又指挥做饭、拖地，又费心打扮的，总之是为了讨好男人。怀青的不幸，从一定意义上说，是她生逢“新旧合璧”的时代造成的，“新潮流”只唤醒了她心中的希望却无力为她提供实现希望的现实条件。生活中的苏青也终究难逃现实的嘲弄。丈夫在婚姻生活中出轨弃家，苏青以“娜拉式”的勇气宣告与男性的决绝。但是她始终希望得到旧式婚姻和新式恋爱的精华，如她在《谈性》一文中写到：“旧式婚姻十九总是白头偕老的，即使是非婚姻交合，女的也愿意从一而终。”[36]367
我们不难发现，苏青作品几乎可以用“家庭、婚姻”四个字来概括，在先锋性女性紧追时代浪潮之时，苏青的婚恋题材显得有些婆婆妈妈，但这些题材是她所熟悉和不厌烦的。她认为，婚姻就像老百姓吃饭，即使不饿，到了吃饭的时候，也该吃了，过去如此，现在如此。女人结婚后能够光明正大地要个孩子，然后生活便有了精神寄托。就像她在《真情善意和美容》一文中说：“因为结婚之目的，乃正在于保障儿女，不在于保障爱情。爱情是不能够靠结婚来保障的，它的本身是性的本能与美的幻想的混合物，要使它持久而且专一最不容易。”[37]149自由恋爱是妇女解放的重要议题，但在当时社会，却是形式大于内容，所以苏青认为新时期提出的自由恋爱其实更解放了男人，使他们更加不负责任，女性更加得不到保护，甚至她认为旧式婚姻也不无好处。这既是苏青女性意识的自觉，也是其局限性所在，是受到新旧交替社会的打击而产生的消极心理，即有不信任和畏惧的成分在里面。
苏青是离过婚的，自然她在散文里对这一问题有所探讨。她的《论离婚》从平民性的视角，用卫道的口吻，劝合不劝离。当她《再论离婚》时，终于放弃了风凉语调，高扬起自觉而先锋的女性意识了。苏青本想为女性朋友寻找一条光明的出路，然而在这个过程中充满困惑。由苏青的婚恋观反观当代女性的婚恋观，当代女性在婚姻生活中何尝没有苏青那样的矛盾呢?也许，爱永远是一个谜，男人与女人，也永远是一个谜。我们绕不过这一存在，从远古到现代，乃至今天。但人们一代又一代地承受着，寻觅着，创造着。生命的价值，或许就存在于这种艰难的选择之中。
苏青作为海派女作家，她反驳“五四”现代精神，具有超前的女性意识和先锋性的女子写作，而且某些方面与“务实、合理”的市民性取得同构，她以自身强烈的生命力，通过“没有一点做作”的文笔，写出了看似最平庸生活的诗意与活力，她的作品中始终灌输给我们一个声音：珍惜生命，热爱生活。
在历史的长河中，苏青也许微不足道，但在中国文学史上应留下厚重的一笔。
注释：
①仲密《平民文学》，原载于1919年1月9日《每周评论》第五号，转引自赵家璧主编，胡适编选《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年版，第114～11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