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扬州评话小说侠风扩展与诸葛亮形象之演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评话论文,扬州论文,形象论文,小说论文,诸葛亮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扬州评话盛行于清代，胡士莹说：“继承宋元讲史的评话，在清代特别发达，最初中心是在扬州，其后全国不少地方均有以方言敷说的评话，而扬州仍是主要的中心。”①民国时期扬州评话依然相当繁荣，具有很大影响。扬州评话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很多特点值得研究。这里主要依据文本讨论扬州传统评话的侠风扩展现象，所指有两层意思。一层意思指武侠类书目“精益求精”地不断发展，包括侠义精神的发扬、武侠故事的氛围、武打动作的描绘等方面不断提高水平。同时一些介于武侠书目与非武侠书目之间的作品，持续发生变化，更接近武侠小说。侠风扩展的另一层意思指跨类别的侠风扩展，并非武侠类的书目也浸染武侠书风范。例如《三国演义》并非武侠小说，但是若干情节呈现武侠小说武打风范，诸葛亮身上竟然表现出一些侠客行为特征。这类可能无意中表现出来的扩展，反映武侠文学的渗透力，已经影响到大众审美倾向，影响到其他类别的文艺作品。扬州评话作为一种大众消费文艺，经常根据大众情趣创新调整，于是出现“侠风扩展”性质的新情节。
一、武侠作品的深化发展
武侠类书精益求精的发展，体现在扬州评话很多书目中。《绿牡丹》和《八窍珠》是清代后期以来扬州评话重要武侠书目。与其他武侠类名作相比，这两部作品的名气可能不大，但是这两部作品都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它们对清代武侠小说常见模式皆有明显突破。清代武侠小说常见模式是公案武侠故事：由清官统领侠客，既除暴安良，扫荡邪恶，也效忠朝廷，打击绿林，做皇家带刀护卫。然而《绿牡丹》和《八窍珠》两部书却不是这种模式，它们主要写武林正邪斗争，写男女侠情故事。这在公案武侠写法盛行之际，别具一格。到了民国，武侠小说最重要的写法就是武林正邪和男女侠情模式。扬州评话这两部书目可谓开风气之作，这两部书目在扬州都传承一百五十年以上，脉络清晰，繁盛时节曾有大批艺人演说。
这两部书对武打描写都很重视，有很多精彩情节。最令人赞叹的，是这两部书对女侠武功以及独特性格的描写。这两部书中女侠武功之高、个性之强、作用之大，不但《水浒传》中孙二娘、扈三娘等女首领不能相比，《施公案》、《三侠五义》中女性高手也不能相比。张桂兰嫁给黄天霸之后，丁小姐嫁给展昭之后，基本转向恪守妇道的传统女性，几乎没有显示性格与身手的机会。《儿女英雄传》中光彩照人的十三妹也存在同样问题，显得虎头蛇尾。《绿牡丹》、《八窍珠》中鲍金花、花碧莲、焦太太等女子则一直是重要武林人物，出嫁之后更为老辣，经常在紧要时刻发挥重要作用。《绿牡丹》中正邪双方在扬州平山堂打擂，邪派实力很强。邪派一个高手身材如同铁塔，力大无穷，手段毒辣，正派武师损伤严重。这时候女侠鲍金花挺身跃上擂台。两人身材对比太悬殊，敌手以泰山压顶之势步步紧逼，拳掌如同暴风骤雨。鲍金花不断败退，退到台边，眼看要被打下台去。敌手志得意满，还心存不良，鲍金花抓住机会，突然飞身跃起，跃过敌手头顶，落回台中央。她飞跃敌手头顶时，竟用隐藏在绣鞋尖端的铁钩，钩瞎敌手双眼。这个美艳少妇凭借轻功，加上狠辣手段，反败为胜，写得惊心动魄②。
《八窍珠》中正邪双方在杭州打擂，分别想方设法请来高手助阵。邪派有朝廷权奸撑腰，地方官府庇护，又富有钱财，所以请来人手众多。邪派武师武功都很强，一个个相貌凶猛，气焰很盛。正派人士数量相对要少，又不张狂，气势不如对方。这场生死较量中，正派能够取得最终胜利，全靠第一高手、女侠焦太太。她的绰号很有趣，人称没牙虎。她的性格独特，在古典武侠小说中，属于一种新的类型，反映一种新的审美态度。她出身武林世家，见多识广，久经风浪，言谈举动沉稳内敛，看上去只是普通中老年妇女形象，既没有让人吃惊的独特外貌，也没有任何狂傲气势。她的形象气概与邪派首领恰好相反，甚至上擂台也没有展示轻功，只是沿着台阶走上去。高大威猛的邪派擂主殷盖眼高于顶，然而真正交起手来，才知道没牙虎焦太太的厉害。她不作口舌之争，不逞一时之快，沉稳老练而狠辣，平静专注而犀利，首先立足于守，立足于不败，甚至以弱者自处，让殷盖轻敌攻来。待到机会来临时，焦太太立即用绝招还击：“将殷盖脚跟托住，往上一举。殷盖朝后一仰，跌倒台上。太太用左腿踩住他右边大腿，双手抓住他的左腿，用力一撕，只听得咯喳一声，将殷盖撕成两半个，血淋淋望台下一掼。”③此举很残酷，也产生极大震慑力。表面不显好勇斗狠之气的焦太太，却最能体现一种武学理念：能不动手，则不动手；能退让则退让，然而一旦出手，敌手非死即伤。以上种种情节和人物、新的武功、新的态度，而且表现在女性身上，反映了武侠类书目的发展。
《水浒传》评话的发展，也反映了侠风扩展。很多文学史著作称《水浒传》为英雄传奇小说，这与武侠小说有类别差异。但在扬州评话发展中，《水浒传》越来越接近武侠小说。以“王派水浒”《武松》为例，围绕武松学习武艺、武松剿灭蜈蚣岭、武松智破二龙山，说书人增加大量武侠故事特有情节，有武林传承背景、有武林正邪斗争氛围，有详细的武打过程描写，有传神的武功招式。武松侠肝义胆，夜探蜈蚣岭解救毫无关系的被抢少女。他擅长醉八仙拳和滚龙刀，他靠着“何仙姑懒睡云床”和“韩湘子倒拔紫金箫”等独特招式，在逆境当中反败为胜，杀掉武功高过自己的飞天蜈蚣吴千。武松在二龙山与鲁智深有一场半真半假的打斗，鲁智深使出夺命绝招“铁牛耕地”，武松如何躲过这一绝招，写得惊险逼真，扣人心弦。武松斗杀西门庆、醉打蒋门神、大闹飞云浦、血溅鸳鸯楼等情节，人们久已熟悉。然而评话里增添了不少武打情节。原小说中武松在狮子楼上抓住西门庆，用力摔下楼来，当场摔得半死。武松跳下楼来，西门庆直躺在地上，只剩眼珠还会转动，武松一刀割下头来便是。评话则完全不同，西门庆也有相当强的武功，身手矫捷，心狠手辣，空手应付持刀的武松，几乎不落下风。武松在狮子楼上袭击他没有得手，一直追杀到狮子桥上，最后凭借醉八仙拳“猿猴坠枝”这一绝招，诱骗西门庆夺刀，先用滚刀削掉西门庆手指，然后才杀死这个恶霸④。评话与《水浒传》小说，已经不仅是细节差别，已经包含立意的差别、审美趣味的差别。听众愿意听武松行侠仗义的故事，愿意欣赏武打细节和武功招式，这类描绘若能逼真传神，则深受听众欢迎。扬州曾经有些说书艺人为了说好武打情节，自己首先拜武师学艺，懂得武艺之后，说武打才能中规中矩。这些都堪称扬州评话的“侠风扩展”。
二、非武侠书目的短打书情节
不同类别的书目有不同风范。《三国演义》这种典型大书，属于袍带书、刀马书，但不是短打书。短打是武侠书目的重要标志。然而扬州评话侠风扩展，《三国演义》中出现了短打书情节。“康派三国”的《火烧赤壁》评话可以作为例子。康派三国以康国华、康又华、康重华三代艺人为代表。这一派源出晚清文人下海型说书家李国辉，以“中三国”为主要书目，以诸葛亮为最主要人物。这一派擅长刻画潇洒儒雅的知识分子，擅长描写斗智，因此又被称为“文说三国”。而今在这部“文说三国”的故事里，居然增添若干武侠小说风范的短打情节；诸葛亮身上增添一种独特的江湖武林侠风。这集中表现于诸葛亮策划调度并直接参与的“甘周偷头”事件。《火烧赤壁》评话起于诸葛亮过江联合东吴，终于华容道上。根据康重华口述整理的文本约52万字，相当于《三国演义》原书相应部分字数的8倍多。“甘周偷头”情节是评话艺人全新创作。讲东吴大将甘宁、周泰二人受诸葛亮指挥和接应，游泳潜入曹军水师大营，摸上主帅大船，杀掉水师大都督蒯越、傅巽。这个情节占了完整一节。
这件事情意义重大：曹军南下必须依靠荆州水军；杀掉蒯、傅二人，对曹军打击很大。在《三国演义》小说中，没有甘周偷头事件，曹军的水师都督是蔡瑁和张允。《火烧赤壁》评话利用《三国演义》原有情节基础，合理虚构了这个事件。蒯越、傅巽原来是刘表手下的大将。《三国演义》第四十一回曹操进入襄阳之后，首先召见并安抚蒯越，说得到荆襄地区，自己没觉得高兴；得到了蒯越，自己才真高兴。由此可见蒯越的地位和威望。《三国演义》这样抬高蒯越自有依据。《后汉书·刘表传》中蒯越是刘表首要辅佐者、是刘表集团最重要将领。按道理讲，曹操要依靠荆州水军，确实应该首先起用蒯越。而在刘表集团中，蔡瑁、张允依靠裙带关系高升，他们本身的能力和威望都不足。扬州评话改为：蒯越、傅巽首先担任水师大都督，他们被杀后，才由蔡瑁、张允继任。这样改动合于情理。
甘宁、周泰作刺客这个情节，比较自然地安排在“周瑜一害诸葛亮”故事当中。周瑜想借刀杀人，给诸葛亮一支令箭，让他调动兵马去烧曹军粮草。诸葛亮利用令箭在手的便利，悄悄调派甘宁、周泰建立奇功。诸葛亮这样做，对大局有利，也巧妙利用了令箭的作用。诸葛亮亲自乘船与甘宁、周泰一起行动，并请来鲁肃见证了整个过程。他们四个人当天夜里开船，船到曹军水寨外面，甘宁、周泰下水。诸葛亮和鲁肃停船接应。第二天甘宁、周泰提着人头向周瑜报功；鲁肃替诸葛亮交回令箭；诸葛亮本人依然坐在自己小船中。这样增加的“甘周偷头”情节，前后衔接自然，不破坏原有故事框架。
“甘周偷头”这个情节的审美风格，不但在“文说”为主的《火烧赤壁》中别具一格，在整个《三国演义》中也很独特。《三国演义》的“武戏”都是所谓刀马书。两员大将激烈交锋，大战多少回合的著名情节不少，士卒摇旗呐喊，鼓声震天，场面热闹，但这不是武侠小说风格的武打描写。后者在评话评书中专门称为“短打书”。“甘周偷头”正是短打书风范。两个人在大江中游泳潜入敌营，摸上敌军帅船，根本不能开口讲话。现场没有任何旁观者，也不存在衬托渲染。一切都依靠两个人无声的动作。刺杀蒯越二人之前，他们不能惊动任何人；甚至直到杀死二人的时候，也要避免呼喝声、搏斗声。而要无声无息杀死两员大将，难度很大，但是甘宁和周泰确实做到了这一点。他们的各种表现，即使放到所谓技击武侠小说或者侦探小说中，也堪称行家里手。各种动作，准确沉稳；举手投足，狠辣干练；无声无息，惊心动魄；无声胜有声，别具美感。
下水之前，二人喝下配好特别药物的烈酒；改换装束：头戴特制的防水猪尿泡，身穿连脚鹿皮衣，浑身绑扎好，背着豹皮囊。给人的感觉，新鲜又刺激。二人水中潜入敌营，摸上敌船，各种动作非常细致清晰：
（二人游水前进）甘宁把周泰一碰，意思就是：要到对过水师营的防线了，照常有埋伏，如其莽莽撞撞朝前进，触了人家拦江网就糟了。二人随即伸手在豹皮囊里拿一件东西，这东西仿佛木行里围量木头的尺一样，是竹篾子的。这个篾子下锅煮过，滑得很，圈在一起，有根小麻绳扎着。二人拿出这件东西后，把小麻绳解开，朝嘴夹子两边一塞，篾圈就在前头。这件东西行家话叫“探子”，就是在前面探路的。逢到人家水师营埋伏拦江网，拦江网上有滚钩，你这个人被他滚钩钩住，越动越紧。他们把篾子圈伸在前头，这个篾子圈有弹性，只要碰到滚钩，一抵触，嘴夹子这个地方一绷，就晓得了。所以叫做“探子”。这两个人把“探子”放在前头走，继续朝前游。游着，游着，两个人嘴夹子这地方一绷，甘宁把周泰一碰，晓得到了拦江网了，两人不动了。先把篾子圈好，放进豹皮囊。两个人运用坐劲朝底下沉，这拦江网只能下到大半江，好水性的人也只能沉到大半江。哪晓得甘宁、周泰这两个人的水性太好了，能一直沉到底。到了水底，甘宁、周泰过了第一道拦江网埋伏，仍然前进。⑤
（二人从大船两侧分头上船，甘宁上得船来）两个脚尖子点到船板，三截子朝下一环。为何要环着？甘宁由水里蹿上了船，如站在船上，周身的水滴滴答答，假如舱里的人没有睡的话，听见响声，一定要喊的：“下雨啦，望一下子啊！”那就糟了。这样三截子朝下一环，上身的水流到腿上，由腿上流到脚后跟，由脚后跟顺船帮子流下江，一点声音全无。甘宁等周身的水流得差不多了，然后朝起一站，再朝前走，走了两步，迎面就是舱门。甘宁把刀背在背后，左手在舱门上一贴，这一贴，内行叫“问”。问什么？问里头是栓的，还是搭子搭的？甘宁的手在门上一合，就晓得里头是栓，不是搭子。既是栓，他有舔栓的东西，伸手在豹皮囊里拿出一支铜笔。这一支铜笔非常尖，甘宁把铜笔伸进舱门缝，上下一找，找到栓，然后把铜笔朝回头一缩，再朝前一进，直抵栓心，然后就靠掌心这个揉劲，听见嚯——嗒！门闩离了那一头的闩窝子了。甘宁把铜笔拿回头，放进皮口袋，然后把嘴里事先含的一口水吐在手上，往门窝子上浇。接着朝下一蹲，将身上扎的白布拖在外面的那一截，拿在手上，挤出一点水，把下面的门转子，都弄潮了，再推门，就没有声音了。甘宁站起身来，把刀一松，将刀悬于腕下，抓着这扇舱门的铁环，稍微抬着一点，将门推开，人就跟着进来了。进了舱，一个大转身，复行又把这一扇门一关，上好闩……⑥
这艘帅船很大，蒯越、傅巽在中舱喝酒密谋军情，为了保密，让仆役们在前舱侍候，没有呼唤，不许进来。甘宁、周泰从后舱摸过来，分两路摸索前进，杀掉可能坏事的人。甘宁武艺高强、经验老到，所以是表现的重点。他没出一点声音就杀掉一个舵工、一个仆人，虽然很血腥，但确实静悄悄。甘宁、周泰摸到中舱，蒯越、傅巽都喝了不少酒，正低着头凑在一起密谋。甘、周二人摸到他们背后，同时动手：左臂猛然挟住对方头颅，左手紧捂住嘴，右手钢刀同时猛割颈项，整个动作于一瞬间完成，无声无息。杀人之后，他们各自喝了半壶酒，吃了半碗菜，才带着头颅，潜水而去。因为时间紧急，二人没用筷子，直接用手抓菜，杯盘间留下累累血手印，事发后给曹营带来恐怖。但当时二人感觉菜炒得很好，心里高兴，用血手再抓几把，增添一种诡异悍野之气。
“甘周偷头”有武侠小说的风格。看多了诸葛亮与谋士们之乎者也的口舌之争；看多了诸葛亮与周瑜钩心斗角的智谋之争，再看这种不开口说话的武打情节，紧张紧凑，新鲜刺激，形成另一种审美韵味。这个故事在诸葛亮斗智为主、表演者“文说”为主的整部书中，明显增加尚武之气，丰富了审美视野。这个故事把甘宁、周泰等江东武将写得仿佛武林侠士、黑道人物，与《三国演义》给人的印象好像不统一，但是从历史和生活逻辑来讲，这样处理应当允许；而且《三国演义》中其实也有端倪存在。冷兵器时代的武将，普遍富于动手能力，善于运用短兵器。《汉书》记载长安游侠盛行，勇于刺杀官吏。游侠少年分工：杀文吏、杀武吏，竟然以抓阄决定。至于甘宁其人，陈寿就记载他少有气力，好游侠，还担任头领。裴松之补充材料之后，甘宁成了独特传奇人物。他横行陆地时，鲜衣怒马，挂着铃铛，铃声响亮；他横行江湖时，别出心裁，高张锦帆，号称锦帆贼。《三国演义》第十五回写周泰原是扬子江水寇，劫掠为生，与同伙蒋钦一起投奔孙策。月黑风高，杀人越货，这些人都是如履平地。诸葛亮专门选这两个人执行特殊任务，大概不是偶然。诸葛亮不但选用内行高手，自己还一起行动，实在很有趣。
三、诸葛亮身上的侠风
诸葛亮形象的变化，更费人思索。《火烧赤壁》评话给他增添新的色彩，可以改变人们对这个形象的传统感观。诸葛亮居然了解江湖武林行径，懂得很多黑道做法。上述整个刺杀行动，包括具体细节、具体用品，都出于他的策划调度和细致安排。甘宁、周泰到他船上来时，就不带长兵器和佩剑，只带着短刀、包袱，还有非常特殊的豹皮囊，不但是夜行人专用的，还是水中专用的，里面装着“竹探子”和铜笔之类特殊物件。他们开船向曹营水寨前进，等到距离适当，诸葛亮给二人配好两大杯酒，从自己怀中掏出一个白纸包，把纸包里的白色粉末平分开，小心倒进酒杯里，请甘宁、周泰喝。甘宁、周泰懂得这是什么酒，很感谢诸葛亮细心准备，因为他们本人虽然懂得这是什么，但是长期做军官，逐渐生疏黑道行径，忘掉了这个必要环节，反而是诸葛亮更熟悉此道，真不知道他怀中还藏着什么纸包。
鲁肃在整个故事里，是诸葛亮请来的见证者，也是诸葛亮的对比衬托者。如果诸葛亮是懂得江湖武林黑道行径的特殊文人，鲁肃就是完全不懂这些“关节”的传统书生。鲁肃看见诸葛亮请甘宁、周泰喝这种特殊好酒，却不给自己喝，觉得很没面子，又觉得很好奇，不知道这白色粉末是什么好东西，一心一意盼着诸葛亮也给自己加点。这个时候诸葛亮才告诉鲁肃：这是砒霜，把鲁肃吓了一跳，在书场中也把听众吓一跳。说书人于是解释生砒霜、熟砒霜药性之别，说明这是熟砒霜，解释为什么冬天下长江要吃熟砒霜。这些知识是否可靠不论，但这个时候说书人的自我感觉，书场中的气氛，无疑平添几分江湖武林气息。这时候假如韦小宝恰巧混在书场中，他就又学到一手重要本领。甘周二人喝过砒霜酒之后，鼻子上开始出汗，立刻换好装束，下水而去。临行诸葛亮在二人耳边小声交代，特别叮嘱他们记住十六之数。他们游泳潜入曹军水寨，在无数船只中寻找主帅座船，按照诸葛亮所说，寻找桅杆上挂十六盏灯的大船，果然很快找到。这些情节，都反映诸葛亮了解江湖武林行径，懂得很多军旅生活细节知识。
从历史生活角度讲，评话这样塑造也有道理。汉代游侠很盛，仗剑行游，结党联群，任性使气，杀人报仇，屡见不鲜。司马迁、班固都有很多记载。《后汉书》、《三国志》虽然不专设游侠传，但是屡屡记载这类人物和风气。再结合小说野史，可知汉末侠风依然很盛，而且与司马迁和班固时代不同。汉末儒学衰微，侠风扩大。不少豪门子弟染上任性使气、狂放行侠的风习。一些特立独行的文人，滋长尚武之气和比较深沉的侠风，更有主动选择的意味。《后汉书·刘表传》说荆襄地区盗贼横行、地方麋沸。有志文人当此乱世，崇尚勇力和侠风，也是时代和心胸性情使然。而且诸葛亮个人经历更为特殊，作为山东人，他居住荆襄也有无奈。根据《三国志》本传，他们兄弟自幼跟随叔父诸葛玄。诸葛玄一度做过豫章太守，但在地盘争夺中丢了豫章（即今南昌地区），跑到荆州依附刘表。刘表好像没有如何厚待诸葛玄，诸葛玄可能郁郁而终。而《三国志》裴松之注中引《献帝春秋》的记载更惨，说诸葛玄丢了豫章之后企图反攻，却被人杀死，首级献给豫章方面。那么诸葛亮兄弟很可能经历危险甚至躲过追杀才逃到荆襄。他们兄弟据说是躬耕垄亩，读书隐居，但是他们动辄外出，一出多日不归；到底干什么，无人知晓。裴注引《襄阳记》曰：“刘备访世事于司马德操。德操曰：儒生俗士，岂识时务？识时务者在乎俊杰。此间自有伏龙……”⑦
司马徽轻蔑儒生，毫不掩饰，而且把自己推荐的诸葛亮明确放到儒生对立面。诸葛亮所交接崔州平、石广元等人，在酒店中狂歌痛饮，看来也不是儒生之气，而有几分荆轲、高渐离之风。把诸葛亮郑重推荐给刘备的徐庶，行为特征更有侠风。《三国演义》第三十六回程昱向曹操介绍徐庶其人：
此非单福也。此人幼好学击剑，中平末年，尝为人报仇杀人，披发涂面而走，为吏所获，问其姓名不答，吏乃缚于车上，击鼓行于市，令市人识之，虽有识者不敢言，而同伴窃解救之，乃更姓名而逃。⑧
这简直是个典型的游侠借交报仇故事。徐庶会剑术，替别人报仇杀人，自己被捕而绝不招供。诚如司马迁《游侠列传》所说“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者也。徐庶又被同伙解救，他们的集团性很值得注意。而“虽有识者不敢言”这句话，也透露徐庶这个集团的威慑力，他们可能有武力惩罚、甚至暗杀等报复手法。《三国演义》关于徐庶这段文字出自《三国志》裴注所引《魏略》，仅仅字面稍有一点变动。也就是说，这不是出于文学虚构，而是转引历史类著作。徐庶其实很符合司马迁《游侠列传》所写的游侠特点。诸葛亮既然与这些人打成一片，受到这种人最郑重的推荐，那么诸葛亮是什么人呢？他懂得江湖武林乃至黑道行径，实在不值得奇怪。《三国志·诸葛亮传》裴注中所引《蜀记》的一件记载也很有趣：曹操派遣的刺客谒见刘备，双方谈论伐魏形势，言语投机，刺客将要得手。这时候诸葛亮进来，刺客就紧张了，“亮因而察之，亦知非常人”。刺客很快起身上厕所，诸葛亮判断：
必曹氏刺客也。追之，已越墙而走。难曰：凡为刺客，皆暴虎冯河，死而无悔者也。刘主有知人之鉴，而惑于此客，则此客必一时之奇士也。又语诸葛云：足以助君补益。则亦诸葛之流亚也。凡如诸葛之俦，鲜有为人作刺客者矣。时主亦当惜其器用，必不投之死地也。⑨
这位刺客谈论伐魏大计，很有见识。刘备阅人甚多而赏识此人，不应该是走眼。但是此人见到诸葛亮就紧张，以如厕名义越墙而走，不但反应机敏，而且身手不凡。刘备官邸应当有高墙深院和不少卫士，能够迅速越墙而走，绝非文人所能。奇怪的是：此人既然有备而来，既然以谋略言谈打动刘备，见到诸葛亮也不应该紧张。至多疏远不用，得不到行刺机会而已。没有什么破绽，却越墙逃走，反而暴露自己，如果被追上更危险，他这样做令人百思不得其解。新武侠小说对这类特殊情况有一种解释。读多了新武侠小说，我们好像也很懂行——尽管刺客化装为文人雅士、医生、佣仆等等，但是身有武功却隐藏不住，身形、步法、眼光、太阳穴乃至呼吸都能透露，武功高手能够看出这些。如果要是这样，看出他是刺客的诸葛亮有可能也是武功高手，或许刺客也看出了诸葛亮的武功来历才赶紧逃跑。新武侠小说这类解释固然是艺术想象、艺术夸张，但是高手识得高手，同类善于相互鉴别，确实是有趣的生活现象。
可惜很多真实现象并不能反映到历史著述当中。陈寿跟随谯周学习，当魏晋之际，也算蜀中儒学正脉，而不同于诸葛亮辈的王霸之学。谯周精于《尚书》，书经底蕴正在史学。陈寿以此学养而著史，本身又作为亡国降臣来到洛阳，其笔下尽量表达儒家理念，显示礼让谦恭宽厚迂阔儒者之气，既合于自己学养，又不失为高明处世之术。这样他对材料的选择阐述就大有讲究，《三国志》能否如实记载史实也就值得考虑。裴松之《上三国志注表》就说三国历史复杂，自己有意纠补陈寿之阙：“出入百载，注记纷错，每多舛互。其寿所不载，事宜存录者，则罔不毕取，以补其阙。”⑩裴松之广征博引，表面上湮没了个人见解，实际重要问题他很有个人见解。《诸葛亮传》注文中他五难郭冲，层层问难驳斥，个人见解相当固执。上面关于刺客这段引文中“难曰”以下这番议论，就属于他的第二难。他认为凡是刺客，就一概是粗暴猛恶、悍不畏死之徒。这未免失之简单。《史记·刺客列传》早已显示刺客的复杂内涵，后代刺客从内涵到表面，更趋复杂化、多样化，岂能一概是莽夫猛汉。裴松之还认为各路诸侯霸主都应当爱惜有智谋学识的人才，不让他们作刺客冒险犯难。这未免是书生理想之见。但是笔者担心裴松之这种理想化见解会影响到他的选材以及每条引文是否引全。如果他坚持凡有智谋学识者不作刺客，就容易形成简单处理：有智谋学识者如果有刺客行为，则略去此行为；刺客如果有智谋学识表现，则不采录其表现。如果确实这样处理，好像符合所谓看主流的主张，其实却可能流于简单化，可能忽略重要问题。窃以为陈寿和裴松之二人，固然有极大功劳，但是诸葛亮和徐庶一类人物，会不会经过他们之手，走向简单化和儒家色彩的理想化，恐怕值得考虑。
当国家动荡、南北分裂，汉族政权偏安南方时，诸葛亮的地位往往上升。经过习凿齿和朱熹理论阐发，经过漂泊西南的杜甫动情吟咏，诸葛亮成为很正统的理想化儒家文臣。但是在宋元民间说书当中，《三国志平话》的诸葛亮身上，竟有很多江湖气、道术气。他能“撒豆成兵、挥剑成河”(11)，“髯如乌鸦，指甲三寸，美若良夫”(12)，形象和气质都很像江湖术士。他身上总带利剑，在江东看见曹操派来劝降的使者，竟然当机立断，拔剑而上，杀死使者，逼孙权就范。他确实会呼风唤雨，他自己对此，更说得神乎其神：“有天地，三人而会祭风。第一个轩辕黄帝，拜风后为师，使风降了蚩尤。又闻舜帝拜皋陶为师，使风困三苗。亮收引图文……”(13)这等于说，祭风这项特殊本领，古今只有他与黄帝、舜帝三人能够掌握。宋元平话对诸葛亮形象的塑造，无疑反映了当时下层民众的历史观念，反映了道术文化的影响和民间的审美情趣。这与此前历史著作和文人诗歌对诸葛亮的描述吟咏，有极大不同。然而此后，从罗贯中到毛宗岗，《三国演义》的写作和加工评点中，不断消除《三国志平话》带给诸葛亮的神怪气和江湖术士气，让诸葛亮回归理想的儒家知识分子。但是清代社会文化变迁，下层社会壮大、平民审美情趣发展，使《三国演义》和诸葛亮再度发生变化。扬州评话在清末民初讲述诸葛亮的时候，书场外风雨飘摇，国家积贫积弱，社会黑暗动荡。从知识分子到社会下层，积累着种种不满和憧憬，尚武倾向滋长，武侠小说盛行。短打书情节和江湖侠气进入《三国演义》，于是诸葛亮形象发生新的变化。与呼风唤雨的方术之士或者方正儒雅的儒家知识分子相比，诸葛亮身上多了一种侠风，并且得到听众接受。这不但具有文艺审美的可读性，甚至具有历史真实的可能性，“侠风扩展”在文艺创作中具有相当强的渗透力。这种文艺创新活动，如果兼顾到历史和生活逻辑的可能性，并适应大众审美的口味，就可能具有强健的艺术生命力。这种扩展式创作在通俗文艺领域有广泛表现，也很值得注意。
注释：
①胡士莹：《话本小说概论》，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614页。
②无名氏：《绿牡丹全传》，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212-213页。
③锄月山人：《八窍珠》，浙江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220页。
④王少堂口述《武松》，江苏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343-356页。
⑤⑥康重华口述，李真、张棣华整理《火烧赤壁》，江苏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66页，第169页。
⑦⑨《三国志》，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678页，第682页。
⑧罗贯中：《三国演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460-461页。
⑩《三国志》，第1083页。
(11)(12)(13)《三国志平话》，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5年版，第67页，第80页，第8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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