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彼特社会主义思想论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彼特论文,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091.6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 2359（2000）05-0001-05
熊彼特（1883～1950），出生在奥地利，就学于维也纳大学，曾任政府经济顾问，财政部长，银行总经理。1932年迁居美国，任哈佛大学教授，直至逝世，熊彼特在西方经济学界被公认为是博学多闻、兼收并蓄的经济学家。代表作有：《经济发展理论》（1912），《产业循环理论：资本主义过程的理论的、历史的和统计的分析》（1939），《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1942）。在其3 部代表作中贯串着一个中心思想：通过他所定义的“企业家”的“创新”，从理论的逻辑推论说明，资本主义由于其自身的内在逻辑的发展，迟早要由社会主义所取代。
“资本主义能存在下去吗？不，我不认为它能存在下去”，“社会主义能行得通吗？当然能行得通。”这是熊彼特在其代表作《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中提出的两个推论，也是很多人用以引证资产阶级学者反对资本主义、主张社会主义的“有力证言”。果真如此吗？不。熊彼特所言之“资本主义”与我们所理解的资本主义并非同义语，而他主张的“社会主义”亦更非我们所倡导的社会主义。
一、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结论相同但论据却截然相反
在他那本“几乎是40年来对社会主义这个主题的大量思考、观察和研究写成”的书中，熊彼特曾经断言，“社会主义形式的社会将不可避免地从同样不可避免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瓦解中出现。”[1]
是什么造成这种不可避免的历史趋势呢？熊彼特用大量篇幅对毁灭资本主义的原因进行了剖析，这些论据涉及经济的和文化伦理的，也涉及带有规律性的方面。首先，促使资本主义走向灭亡的是自然规律。“既然在社会世界中任何东西都不是永远存在，既然资本主义秩序本质上不仅是经济过程的构架，而且也是社会变化过程的构架，所以答案也不会有什么不同。”[2]其次， 资本主义在创造其辉煌经济成就的同时也毁灭了自身的经济构架。在肯定资本主义经济成就的同时，熊彼特认为资本主义是一个“创造性的破坏过程”，随着企业家职能的丧失，资本主义的围墙的倒塌，资本主义的保护层正在遭受破坏，防御工事正在毁掉，警卫部队正被驱散，“资本主义过程毁坏了封建社会的制度结构，也以完全相同的同样方法毁坏它自己”[3]。最后， 资本主义精神正在消失，理性主义成为自我破坏的工具。“资本主义创造了一种批判的心理结构，这个结构在毁坏许许多多其他制度的道德权威之后，最后掉过头来反对它自己”，理性主义开始攻击私有财产和资产阶级价值的整个体系，“资本主义社会的价值体系，……不但在公众心目中，而且在各色资本家本身，正在失去它的吸引力”：资本主义家庭伦理正在受到冲击，家庭生活的价值正在失去其光辉，“家庭在最近的将来会被认为是过时的和不经济的生活方式”[4]。
总之，在熊彼特看来，时至今日“最有魅力的资产阶级目标，即建立工业王朝的目标，在大多数国家已成为镜花水月；甚至比较小的目标，也极难达成，以致人们越来越理解这种状况的永久性质，不再认为值得为它们奋斗”[5]，这样，资本主义的解体就成不可避免的了。
看了上面的引述，您一定认为，熊彼特是马克思主义者无疑了。其实不然。在这方面他与马克思的结论虽然相似，但论据却是完全不同的。正如熊彼特自己所言，就马克思“断言资本主义发展将毁灭资本主义社会基础这点而言，他的结论是正确的”，[6]但在他看来， 资本主义并非是在经济失败中崩溃的，恰恰相反，是它的巨大的经济成就破坏了自身的制度，创造了导致资本主义灭亡的条件，也正是这些条件促使社会主义最终替代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制度的实际和预期成就足以否定它要在经济失败的重压下崩溃的观点，但就是它的成功破坏了保护它的社会制度，‘不可避免’地创造出资本主义不能生存下去并强烈地指定社会主义为它的继承人的条件”[7]。因而，他断言， “马克思预言资本主义最终必将崩溃并没有错”，但他“断定资本主义崩溃的方式是错误的”[8]。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郑重申明：“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同样都是不可避免的。”[9] 这一结论是建立在对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科学分析之上的。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自有人类社会以来，“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10]，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两大对立阶级，资产阶级不仅锻造了毁灭自身的武器，而且也产生了自己的掘墓人——无产阶级。资本主义社会私人占有制同社会化大生产之间的矛盾及其尖锐化所导致的经济危机表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经不能适生产力的发展，资本主义必然灭亡。这些阶级立场与分析方法熊彼特是无论如何都不可能具有的。
二、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的独特阐释
熊彼特之所以否定马克思预言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根据和方式，原因在于他所使用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等概念并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概念，他的社会主义思想有着根本不同于马克思主义的独特含义。
关于资本主义。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中，熊彼特统篇都没有给资本主义直接下过定义，只是认为“资本主义本质上是一种经济变动的形式和方法”[11]；在资本主义的“变动”过程中，“资本主义不单毁灭它自身的制度结构，它还为另一个制度结构创造条件。毁灭毕竟不是正确恰当的词，也许我应该说是转变”，资本主义世界的事物和人“以这样的方式转变：它们变得越来越适合社会主义的生活方式。随着资本主义结构的木栓去掉一个，社会主义计划的不可能性也消除一个”，在熊彼特的“资本主义”中，我们很难找到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表述，资本对雇佣劳动剥削的实质被掩盖了。同时，在熊彼特看来，“社会主义的真正开路人不是宣扬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和煽动家，而是范德比尔特、卡内基和洛克菲勒这类人”[12]。熊彼特所处的时代，是自由竞争的私人资本主义已为垄断资本主义所代替的时代。1933年罗斯福实行“新政”，1936年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出版，资本主义己明显加强政府在经济过程中的干预，自由竞争的私人资本主义确实已届寿终正寝了。可见熊彼特所谓的走向灭亡的资本主义显然只是自由竞争的私人资本主义，正如他在书中所说，“我们确实已经远离放任资本主义原则”[13]。了解了这一点，我们便不难发现熊彼特“社会主义”的真谛。
关于社会主义。熊彼特说，“社会主义社会这个概念我们指的是这样一种制度模式，在这个模式中生产手段和生产本身的控制权都授予中央当局，或者我们可以说，在这个模式中，原则上的社会经济事务属于公共范围，而不是属于私人范围。”他认为这个定义“排除了基尔特社会主义、工团主义和其他类型的社会主义”，因而“可以称为中央集权社会主义”[14]。这是他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第一版中对“社会主义”的最初表述。在1950年版中他加入一篇题为《大步进入社会主义》的文章，其中把社会主义定义为：“不是由私人占有和经营企业，而是由国家当局控制生产资料、决定怎样生产、生产什么以及该得到什么的那种社会组织。因此，说大步进入社会主义，我们所指的就是把人民经济事务由私人领域转移到公有领域。”[15]无论是把社会主义定义为“制度模式”，还是定义为“社会组织”，其核心都是“中央集权”。
看来，要弄清熊氏社会主义的概念，关键在于弄清所谓“中央集权”是什么意思。一方面，它不同于苏联采用的那种集权主义，“不是意指中央当局必然是专制独裁的中央集权主义”，“不是意指企业高级人员的积极性完全来自中央当局的集权主义”[16]；另一方面，“我们可以把大步进入社会主义与国家征服私人企业等同起来”[17]。在这方面英国可称得上是典范，虽然对英国的钢铁工业国有化“到底是否应该称之为社会主义，可容许认真的意见分歧，但是我可以确定的是，没有别的任何实际上已做的事情可以称为社会主义”，“两年里英国发生的所有事情中使我有鲜明的印象是沿社会主义方向前进的途中遇到抵抗的微弱。”[18]
至此，我们可以明确：熊彼特所说的“中央集权”是现代资本主义国家政权，作为社会主义标志的“国营”、“国有”，实质上是资产阶级国家所有，根本没有触动资本主义的私人占有制。因而，他所倡导的社会主义充其量只不过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由此，熊氏所言“社会主义的真正开路人不是宣扬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和煽动家，而是范德比尔特、卡内基和洛克菲勒这类人”就不足为奇了。
三、和平主义的社会主义
和其他任何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一样，熊彼特也是一个暴力革命、无产阶级专政的反对者，一个和平主义的倡导者和维护者。
熊彼特认定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但新生者怎样替代行将灭亡者呢？他期望通过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达到社会主义，而这一切过程都是和平的、非暴力的。他说，随着资本主义自身的灭亡，“一种非常清醒型的社会主义将几乎自动地出现”[19]。而“经济过程”则是“特殊社会转变”的“主要推动力”[20]。
可以见得，熊彼特所说的替代仅发生在经济过程，而且，阶级、阶级斗争、革命这些词都不见踪迹，一切都是在和平中进行的。
熊彼特认为，过渡出现时资本主义发展所处的阶段不同，和由于实行社会主义的集团能够使用的方法不同，预期遭遇困难的性质和程度会有极大的不同，为此他设计了三种和平过渡的途径：成熟状态下的社会主义化，不成熟状态下的社会主义化和立法前的社会主义政策。
成熟状态下的社会主义化。这种状态是指经济过程趋向于使本身社会主义化，即“社会主义在技术上、组织上、商业上、行政上和心理上的先决条件倾向于日趋成熟”，“资本主义的动机和标准全部消失了”，“向社会主义政权过渡已是瓜熟蒂落的结论”[21]。成熟意味着“必须加以对付的困难，不但不是克服不了的，而且甚至不是很严重的”，意味着“遇到的抵抗将是微弱的，即出现所有阶级中大部分人的合作——其征兆之一就是通过宪法修正案的确切可能性，也就是修正案能以和平的不破坏法律连续性的方式通过”[22]。
不成熟状态下的社会主义化。“所谓不成熟状态下的社会主义化，指的是从资本主义制度过渡的时候处于如下的状态：当社会主义者有可能夺取资本主义国家中央机构的控制权，但在物质上与精神上都尚无这样的准备”。不成熟状态有两个表象，一是：“必须使用暴力反对一些集团和一些阶级（而不是反对一些孤立的个人）”，另一个是“不可能修改宪法，即不破坏法律的连续性来通过社会主义原则：新制度必须通过革命，尤其是通过血腥的革命来建立”[23]。
立法前的社会主义政策。这种状态特指英国。一方面，“英国的工商业结构显然尚未达到进行成功的一鼓作气的社会化，特别是因为公司控制的集中程度还远远不够”，个人主义还有很强的生命力，而社会主义则有很多人不愿接受；另一方面，有些行业出于“企业家的松弛”，由政府领导和控制已经顺理成章。在这种情况下，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政策在于培育国有化，熊彼特列举了银行、保险、铁路运输、煤炭、电力、钢铁、建筑等七个行业作为培养的重点，以此推动过渡，并认为如果谁能把这些做好，那他“足以成为一个负责任的社会主义者了”[24]。
在上述三种途径中，熊彼特非常热衷于“成熟状态”和“立法前”两种，尤其是前者，因为前者已是瓜熟蒂落了，实现社会主义蓝图中所固有一切卓越成就的可能性是顺理成章的，即使后者达不到立即过渡的成熟状态，也可以通过培育逐步实现。惟有不成熟状态下的社会主义化是熊氏最不感兴趣的。对它没有好感，不在于它不成熟，而在于它必须使用暴力。他认为，“在任何不成熟到需要革命的形势下的社会主义化，不但有中断法律连续性的意思，而且有随即出现恐怖统治的意思，不论从短期或长期看，这种状态不可能有利于除了那些发动革命者以外的任何人”，并断言，在不成熟状态下“成功的希望在任何心智健全的人看来都是狂想，而夺取政权的企图只不过是一场可笑的起义”[25]。
通过革命斗争夺取政权，实现无产阶级专政是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普遍理论原则。虽然马克思主义并不否认一定条件下和平过渡的可能性，但熊彼特把和平过渡视为社会制度更新的唯一手段，甚至一看到暴力、革命、专政这些字眼就“感到刺目”，产生一种距离感，可见他离马克思主义有多么遥远。事实上，熊彼特所钟情的两种状态下的社会主义始终没有出现，倒是他最不愿意看到的不成熟状态下的社会主义化却出现了（《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成书时苏联社会主义已经成为现实，并取得了重大的成就，尤其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更体现了社会主义苏联的威力，但熊彼特对此视若不见，而以1918～1919年德国革命的失败为例来论证：“不成熟社会主义化必然不可避免地彻底失败而告终，或者说由此产生的制度势必崩溃。”），这不能不说是一种莫大的讽刺。
四、推崇马克思而又反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
熊彼特推崇马克思的学风与人格，对空想社会主义也提出过批判，但他并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而是一个反马克思主义的资产阶级理论家。
熊彼特说，大多数智力或想象力的创作，经过短暂的不过饭后一小时，长的达到一个世纪的时间，就永远消失了。但有一些创作却不是这样。它们遭受几度隐没，复又重视，它们不是作为文化遗产中不可辨认的成分而重视，而是穿着自己的服装，带着人们能看到的、摸到的自己的瘢痕而重现。这些著作完全可以称之为伟大的创作——把这个伟大与生命力联结在一起的称谓不会不恰当。从这个意义上说，无疑这伟大一词适合马克思的理论。他认为马克思个人教养极深，《共产党宣言》为他的胸襟广阔提供了最好的证明，这个宣言不乏称赞资本主义光辉成就的叙述；即使在宣布资本主义未来死刑的时候，他也从不否认它在历史上的必要性[26]。
对马克思的这些溢美之词，我们不妨认为他是发自内心的，但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及其实践却大加贬斥。熊彼特把“对马克思理论的批判性的赞扬放在本书开端”以引起人们对他关注之后，他提出“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宗教”，并“穿上分析的外衣宣讲，着眼于深切的需要进行分析，这就是马克思主义者得到人们热情皈依和最高奖励的原因，它使人们深信，他信仰的和支持的东西决不会失败，必然在最后取得胜利”[27]。他认为马克思主义与空想社会主义并无二致，“乌托邦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只是程度上的不同，不是性质的迥异”。[28]他试图把一个现实的社会制度与一个想像的制度分开，认为“没有一个社会主义者会同意俄国经验是重要的现实”[29]，“在马克思理论的真正意义和布尔什维克实际行动和思想意识中间有一条鸿沟，它至少有谦卑的加利利人的宗教与红衣主教或中世纪的好战领主的实际行动和思想意识之间的距离那么大”[30]，并借此攻击斯大林领导的苏联社会主义实践，指责苏联政权是军国主义专制政权。
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的这种认识，若不是出于无知便是出于恶意。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成为科学，之所以成为人们的实践，不仅在于其“说教”和“宣讲”，而更在于其科学性和真理性。马克思主义是建构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上的科学结论，建构于对资本主义旧制度的理性批判之上的美好理想，与建构于唯心主义基础之上的精神寄托的宗教具有天壤之别；马克思主义之所以称为“科学社会主义”，是因为它是以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为理论基础对空想社会主义的超越，是因为它从根本上找到了社会主义替代资本主义的阶级力量——无产阶级及其政党，认为马克思主义与空想社会主义“不是性质上的迥异”是不值一驳的。至于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经过列宁、斯大林两代人的创建已所取得的重大成就，也是任何人都抹杀不了的。
五、不完整的社会主义
无论是作为一种理论、制度，还是作为实践，社会主义的内容都不是单一的，而应是政治、经济、文化等诸方面的统一体，而熊彼特所谈论的社会主义却非如此。
从经济层面上讲，熊彼特把社会主义定义为一种经济制度，其中生产手段、生产过程的控制权交由中央当局掌管，社会的经济事务属于公共范围而不属于私人范围，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就是把经济事务由私人领域转移到公共领域。把社会主义等同于中央集权的公营、国营经济，把社会主义理解为一种生产模式，这无疑失之于偏狭，因为社会主义作为一场人类解放运动，经济的改造只是一小部分而已。况且，熊彼特根本没有设计一套社会主义经济的模式，只是天真地认为，自由资本主义“自动地”过渡到国家垄断，社会主义便可实现了。可见，熊彼特的社会主义只不过是资本主义长梯上的一个新台阶。
从政治层面上讲，为了陈述“社会主义制度与政府的民主方法之间的关系”，熊彼特把民主问题“硬挤进”书中[31]。他认为，民主是一种政治方法，是为了由人民来作出立法的和行政的决定而进行的制度安排，若把“决策”和“统治”等同起来，那么，民主可以定义为由人民来统治。民主是资本主义的产物，但“与国家理想结合在一起的资产阶级民主运作起来越不灵活已有一段时间了”，随着资本主义的消失，社会主义可以继承民主这一成果，“大选、政党、议会、内阁和总理可能依旧证明是社会主义制度为作出政治决定可以保留下来以处理议事日程的最为方便的工具。”[32]但社会主义与民主是否可以和谐共处呢？熊彼特认为，“在我们所界说的社会主义和我们所界说的民主之间并没有必然的联系：两者之中任何一个都能够没有另一个而存在”，但同时他又认为，“两者也不是互不相容的：在适当的社会环境状况下，社会主义发动机可以按照民主原则运行”[33]。这个“适当的社会环境状况”就是他所谓的“民主政治成功的条件”，即从政者应有优秀水平，政治决定的作用范围应有限制，良好的官僚机构的运作和他所称的“民主自制”的实现。所谓“成功”，熊彼特意指“民主过程能稳定地保持下去，不会出现被迫依赖非民主手段的局势”，否则，“那种民主政治将不意味着个人自由的增加”，“作为实际的必然，社会主义民主最终将被证明比资本主义民主更加虚伪”[34]。
从文化层面上讲，熊彼特认为，“社会主义瞄准比塞饱肚子更高的目标，正如基督教的意义远比关于天堂和地狱带点享乐主义的价值更高。最重要的是社会主义意味着一个新的文化世界”[35]，但他借口“社会主义文化不确定性”而把文化目标搁置一旁。
由此可见，熊彼特在其社会主义蓝图中并不考虑政权的建立与建设，也不考虑文化建设，而他所考虑的仅仅是社会主义在经济上能否有效率和能否增加生产。这样的社会主义无论从哪个方面讲都不能看作是理想的、完整的模式，是与科学社会主义风牛马不相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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