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女性视野中的战难记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视野论文,女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程瑞芳日记》是目前已发现的唯一一部中国人以亲历、亲见、亲闻形式记载侵华日军在南京安全区内外烧杀淫掠罪行的目击日记，与著名的《拉贝日记》《东史郎日记》等同为揭露南京大屠杀真相的铁证，更可与同期《魏特琳日记》相互印证，业已引起史界学者的瞩目。2015年10月南京大屠杀档案成功入选世界记忆遗产，而在申报中《程瑞芳日记》被中国“申遗”委员会从浩如烟海的档案中选定，列为《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相关专题档案》中的第一组材料，其文献的独特性与珍贵性不言而喻。无独有偶，二战期间欧洲大陆上发生了另一场惨绝人寰的种族屠杀，此间犹太少女安妮·弗兰克遗留下来的《安妮日记》，既是对德军占领下人民苦难生活的真实记述，也是二战期间纳粹势力灭绝犹太人的独特见证，成为迄今为止全球知名的女性日记之一。2009年7月30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已将其列入世界记忆名录。 《程瑞芳日记》和《安妮日记》同属女性日记范畴，且均为反映二战时期反人类暴行的战难日记。所谓女性日记，顾名思义日记作者为女性，题材内容多为日常生活琐事，是反射社会风俗的一面镜子。由于女性往往观察精细，所撰内容大多细致琐碎，确有不同乎男性的独特之处，对于人物与细节的生动描述常给人以强烈的历史现场感，其中不乏珍贵的历史记录。而战难日记系记述于战争年代，作者或为战争参加者，或是战争受难者，此类日记以一种特殊形式见证了战难，对于后人了解当时战争的过程、分析战争胜败原因及其巨大破坏性等，无不具有相当高的史料价值。本文将据这两部日记的记述特点，着重对《程瑞芳日记》作一比较性考量。 一、日记基本状况及其价值评论 日记是应用文中一种常见体裁。对于大多数人来讲，记日记是将本人每天所见所闻、所感所思有选择地逐日记录下来，通过对日常行止、生活琐事的客观叙述，或达到自我交流、抒发情感之目的，或侧重于思想轨迹的梳理、灵魂的慰藉。从文献学角度而言，个人日记就是一种具有实录性质的史料，提供了传统正史所缺乏的丰富鲜活的民间社会活动，可信度、准确性往往超过传记、年谱等其他文献史料。日记具有真实性、私密性与独一性的鲜明特点：其真实性就在于日记通常是对当天发生事情的原始记录而非事后追忆；私密性是指多数日记是作者内心世界最为隐秘、深刻的思想独白，独一性则在于它能够清晰存贮特定历史场域下某些历史信息。古往今来，文人学士多有写日记的习惯，记述内容或牵涉政治风云、社会生活，或涉猎学术见解、治学评论，倘若将大量散逸民间、未及印行的日记计算在内，这座文献宝藏的数量当更蔚为可观。深入发掘与研究人的独特经历与细微感受，将有助于人们全方位把握历史事件的发展脉络，也为考订或补正史实提供了重要依据。 犹太少女内莉斯·玛丽·安妮·弗兰克(Liese Marie Anne Frank)，于1942年6月12日庆祝13岁生日之际，从父亲那里得到一本红白彩格封面并附有小锁的簿子做生日礼物，从此便养成写日记的习惯。她给日记取名“吉蒂”，视之为自己最好的倾诉对象，因为“纸总比人更有耐心”①，“不论发生什么总会保守秘密”，②差不多每天都以写信方式向这位虚拟朋友吐露心声。为躲避法西斯迫害，她不久即随家人藏进父亲公司的一间阁楼内，过着与世隔绝的密室生活。在总共两年零一个多月的藏匿时间内，这名犹太少女如实记录下隐秘而困窘的生活状况以及丰富多彩的内心世界，以真挚、细腻的笔触表达了自己对爱的追求、对自由的渴望、对法西斯的谴责与痛恨。正如安妮在日记中所揭示的那样：“写作能使我记下一切，记下我所有的思想、理想和狂想。”③ 日记起初纯为自己而写，安妮“不打算让任何人读这个硬皮笔记本，谁也不给看”。④1944年春，荷兰流亡政府总理博克斯坦通过伦敦广播电台，号召荷兰人民将信件、日记等有关德军压迫下苦难生活的目击报导搜集保存下来，战争结束后作为史料公诸大众。⑤安妮听后颇觉动心，幻想着有朝一日能依据她的日记出版一本名叫《密室》的书，于是对日记加以整理、增删和润饰，同时也保留了原始部分。1944年8月1日，安妮在日记本上写下最后一段话，三天后连同其他密室藏身者被德国盖世太保拘捕并投入集中营，其散落一地的日记被公司女职员米普·吉斯发现而留存下来。战后，密室藏匿者中唯一的幸存者、安妮的父亲奥托·弗兰克看过日记手稿感到十分震惊，没想到女儿会在两年多的密室生活中留下如此珍贵的日记，并有如此深刻的思想感受。为了纪念且一偿女儿成为作家的夙愿，奥托决定将日记公之于众。《安妮日记》自1947年出版面世后一举成为国际畅销书，转译成包括中文在内的60余种语言，在世界各国销售3000多万册，被认作是“二十世纪最重要的著作之一”。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珍藏的《程瑞芳日记》(又名《一九三七年首都沦陷留守金校的同人日记》)，是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习称金女大)留守职员的一部工作日记，因记述内容以反映野蛮屠杀与战争暴行为主，加之女作者所处的恐怖环境与《安妮日记》相仿，故被学界称为“中国的《安妮日记》”。日记作者程瑞芳即《魏特琳日记》中多次提及的“程夫人”，接受过专业的护理训练，具有长期服务于中国教会学校的丰富经验。据档案资料记载，抗战期间多数金女大教职员随校内迁，美籍教务主任明妮·魏特琳女士(Minnie Vautrin，中文名为华群，人称华小姐)、总舍监程瑞芳等6名教职员自愿留守南京，受校长吴贻芳委托照顾校产，处理驻京事务。1937年12月13日日本侵略军攻陷南京后，在城区及郊区犯下持续6周之久的大规模战争罪行，造成30万中国平民和放下武器的中国军人遇难，1/3城市被焚毁，众多女性更遭到骇人听闻的性暴力，蒙受了巨大的战争苦难。小部分滞留南京的西方人士本着人道主义精神，组织成立以拉贝为首的国际委员会，将城西北部一块不足4平方公里的地域辟为安全区，设立金陵大学、金陵神学院等24处难民收容所，为大批无法逃离的贫苦难民提供避难场所，从日军屠刀下拯救出许多普通民众的生命。此间，魏特琳和程瑞芳、陈斐然三人组成非常委员会，利用金女大校园建立起专门收容妇女儿童的难民所，开展了义薄云天的救助妇孺行动。日记中提到的程瑞芳时年十一二岁的孙子程国祥，南京大屠杀期间跟随奶奶住在金女大校园内。他后来接受媒体采访对这段历史加以印证：“日军攻占南京后，奶奶说都走了学校没有人看守，自己年纪大不想走，就留下来了，还有华群小姐也没走，她们一起在国际安全区金陵女大难民所看护难民。奶奶管宿舍、膳食很忙的，协助华群小姐做很多事，还安排我去给避难的难民送水，给她们带路。因为日军常常进来抓人，人人都害怕，奶奶常叫妇女们用布条包上头，脸上抹一些炉灰，躲在被子里，以防不测。”当时他就住在奶奶卧室隔壁一间小储藏室内，夜里起来总能看到奶奶在房间灯下认真写字，还以为她是在那里记账。日军铁蹄和刺刀下的民国首都南京已沦为一座恐怖之城，滞留于此的人们时刻都面临着屈辱与死亡，这位年逾花甲的老太太不仅以极大的勇气与惊人胆略救护受难同胞，还冒着危险为后人留下一部无比珍贵的日记，有力控诉了日军在安全区内外犯下的累累暴行，褒扬了魏特琳等国际人士保护和救助难民的英勇事迹，同时也揭示了安全区内生活的艰辛以及有良知中国人的反抗。 现存中国亲历者有关南京大屠杀的一些记载，如蒋公毂《陷京三月记》、陶秀夫《日寇祸京始末》等，从严格意义上讲属于日记体回忆录。而作为为数不多的留在陷京的知识女性，程瑞芳成为首位用日记实时记录下南京大屠杀史实的中国人。考虑到日军在全城范围制造的极度恐怖，这样做有着很大风险，正如她在1937年12月24日日记中所说：“我写的日记每次要收起来，因怕有日兵来抄，华(小姐)也是。”⑥魏特琳有长期记日记的习惯，一般每隔20多天，就把写好的日记从南京邮寄给金女大在美国纽约校董会的校友阅读，南京大屠杀期间还在日记里表达了“但愿这里有人有时间写下每一件可悲的事情，特别是那些抹黑脸庞、剪掉头发的年轻女子的遭遇”⑦的迫切愿望。魏特琳的得力助手程夫人正是受其影响，而成为她此愿的实现者。⑧ 在救助难民的日日夜夜里，程瑞芳用最具原真性的日记体例，逐字逐句记录下侵华日军犯下的战争罪行、自己内心最真切的感受，以及金陵女大难民收容所的主要活动，为那段血与泪的历史增添了一份无可抹杀的铁证。尽管感觉“每天的日记都是不开心的事”，⑨但自1937年12月8日金女大开始接收难民那天起，直至安全区被关闭止，程瑞芳日记不辍，从未间断，连生病时也不例外。比如1938年1月中旬她因卧病在床两天未写日记，病情稍有好转，就在15日那天进行了补记。因此程瑞芳冒着生命危险留下的那段血泪记述弥足珍贵，所表现出的惊人勇气与毅力令人感佩。日记自2001年被发现后，研究专家们十分重视，称之为有关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料的又一重大发现，“一份不可多得的第一手原始档案资料”。江苏省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孙宅巍表示：“迄今为止，在我们的视野中还没有见到过一份中国人记载南京大屠杀事件的日记原件。程瑞芳日记的发现和公布正好填补了这方面的空白。” 犹太少女安妮最后在集中营悄然死去，她在黑暗密室中写成的日记却流传下来，留给世人无尽的遐思与喟叹。安妮由优渥转入悲惨的短暂一生见证了时代的苦难，她代表着纳粹暴政统治下的无辜受害者，她的日记则成为战后人们对那场不堪回首的人类梦魇进行深刻反思的珍贵教材。应该说，《安妮日记》的社会历史意义较其史学研究价值更为突出，著名“纳粹猎人”西蒙·维森塔尔认为它大大提升了公众对大屠杀的广泛注意和认识，比纽伦堡审判影响更大。⑩而具备日记体鲜明写实特征的《程瑞芳日记》，无疑有较高的史料价值与研究意义。作为见证那段惨痛历史证据链条上不可或缺的一环，它与已公诸于世的外籍人士所著《拉贝日记》、《魏特琳日记》及《东史郎日记》一道，构成了包括受害者、加害者以及第三者的日记证言在内完整的日记记载体系，彼此可以互相印证和补充，其可信度更高，证据性质更强。我们有理由相信，对《程瑞芳日记》的深入解读将进一步推动南京大屠杀史的研究工作。 二、对法西斯暴行的有力控诉 按时间序列撰写的日记往往具有记事功用，不但记载了许多历史事件发生的详情过程，而且涵括作者个人的认知评价及其社会态度。身处社会巨变之中的作者往往凭借特殊身份或学识，留下有关那个时代社会生活的广泛记录，人们可以通过其视野与角度而窥见历史真相，对于研究作者个人的性格、行为及其所处时代人们的思想、情感无疑也极具史料价值。《安妮日记》《程瑞芳日记》这两部反映二战浩劫的日记文本，从各自不同的女性视角出发，分别对德、日法西斯暴行进行了控诉和鞭挞。 打开《安妮日记》，犹太女孩安妮对盖世太保以及藏匿生活的恐惧逐渐汇集成一幅悲惨的历史画卷。日记开头没多久就讲述了生活在纳粹乌云下的犹太人正遭受到愈加严格的限制：“1940年5月过后，就更没有好日子过了。先是战争，然后是投降协定，接着德国人来了，纳粹迫害犹太人的苦难才真正开始，一连串专对犹太人实施的专制法律出台了：犹太人必须佩带黄星标志；犹太人必须交出自行车，禁止乘坐电车，自家汽车也不能开；犹太人只能在下午3点到5点之间消费，而且只能进犹太人开的理发店或美容店；犹太人晚上8点到第二天早上6点之间不许上街，也不得出现在花园和阳台上；禁止犹太人去剧院、电影院及其他娱乐场所；犹太人不得使用游泳池、网球场和曲棍球场等所有运动场地，并不得参加任何公开的体育运动；不允许犹太人进入基督教堂或看望基督教徒；犹太人的孩子只能上犹太学校，等等。这许多禁令使我们整日生活在惊恐之中，这也不能做，那也不能做，可生活还得继续。”(11)当收到纳粹当局发出的劳动征召通知后，父亲奥托率家人于1942年7月6日早上秘密搬到一所阁楼内，开始了隐秘而困窘的密室生活。公司几名知情雇员和一台收音机是密室同外界的唯一联系，8个犹太人只能通过这些可怜渠道来获知外界有限资讯，还要不时承受一轮轮空袭警报、头顶轰鸣而过的飞机以及散落四周的炮火。 《安妮日记》以一定篇幅表达了普通小女孩面对战争灾难和种族迫害的恐惧、谴责与坚强，通过间接途径记录了犹太人遭受纳粹势力追捕、囚禁和屠杀的悲惨境遇，从而引发人们对战争和人性的深思。透过密室窗帘之间的缝隙，安妮偷偷目睹纳粹到处捉拿犹太人的恐怖片断：“数不清的朋友和熟人被带走，不得不去面对可怕的命运。绿色或灰色军车每晚都在街上漫游，他们挨家挨户摁门铃，查问有没有犹太人住在那里，如果有的话，全家马上都被带走，没有的话就去下一家，凡是没有躲起来的都逃不出他们的魔掌。他们也经常带着名单，只去知道会大有收获的人家。他们常常悬赏，每抓到一人就给不少赏金。这真像从前追捕奴隶一样，绝对不是闹着玩的，一切都太惨了。晚上天黑时，我常常看到一长列一长列善良无辜的人带着哭泣的孩子不停地走啊走，由一两个家伙监管着，对他们又打又骂，拳脚相加，直至快要摔倒为止。病人、老人、儿童、婴儿、孕妇，没有人能幸免，全都走在迈向死亡的队伍中。”(12)通过广播及外部传入信息，她耳闻“很多犹太朋友和熟人正在成群地被带走，盖世太保非常粗暴地对待这些人，用运送牲口的卡车把他们运送到位于德伦特的一座大型犹太人集中营。米普跟我们说了些从集中营逃出来人的情况。那里一定很可怕，人们几乎没有吃的，更不用说喝的了。每天只供水一小时，好几千人只有一个厕所和一个水池。男女全都睡在一起，妇女儿童常被剃光头，逃走几乎是不可能的。既然在荷兰已如此糟糕，那些被德国人送到更远、更偏僻地方的人又会怎样呢？我们认为大多数人都被杀害了，英国电台报道他们被毒气毒死，也许那是最快的死法。……你永远也不能想象最新惩罚破坏活动的办法究竟有多可怕，一些无辜平民被抓到监狱里，等候处死。要是找不出破坏者，盖世太保就会立刻抓住五个人质，让靠墙站成一排，随随便便就处死他们。死亡判决书将刊登在报纸上，所有这些暴行都被说成‘致命的事故’。”(13) 囿于闭塞的生存环境并受观察条件所限，这差不多已是小安妮尽其所能对法西斯暴政最有力控拆了。1944年8月因遭人检举，密室成员全遭逮捕并被送往集中营，安妮日记就此戛然而止，日记主人非但无缘再写日记，最终亦未逃脱被纳粹残害致死的厄运。相形之下，程瑞芳身为金陵女子文理学院负责食宿事务的专职人员，遭遇浩劫时的观察视角自然不同于普通人。《程瑞芳日记》全篇有关侵华日军烧杀淫掠的记载比比皆是，令人触目惊心。其中1937年12月14日所记“街上刺死的人不少，安全区内都是如此，外边更不少，没有人敢去，刺死的多半青年男子”，(14)揭露了日军杀戮俘虏和壮丁的暴行；“他不要第三国看他们无道德的行为。在路上睡的死尸他也不要人看，有的路上只见死尸不见路，简直把中国人不当人”、(15)“现在死了人，棺材找不着，连四块板都没有，因死的人太多。万字会埋了多少死人，都是没有棺材的”，(16)这是写日军杀人如麻、平民大批死亡的惨状。反映日军纵火焚烧行径的如1937年12月19日所记：“外面的房子不是空就是烧，日兵烧房当玩意，他们也怕冷，先拿里面家具烧起来烤火，要走就走，火若燃上房子就烧了，有时放些死人在内再燃火烧房子。”(17)12月26日又说：“他们真是贼，什么东西都拿去，现在南京一个空城了，太平路房子只有八九家没有烧，夫子庙都烧了，府东街烧了一半，陈明记的店也烧了，快要成一片焦土。”(18)日记还记录下日军四处抢掠的罪行：“每日在外面抢劫，什么东西都要，几毛钱在妇人都搜去，铜板也是如此，他的兵真穷到极点。”(19)“外面许多人家被抄，无论哪一国的人他都去，连美使馆的汽车也拖去了，见了汽车就要。……日兵什么都要，外面抢得一塌糊涂，有的好东西搬起来不知搬到何处去。”(20)“街上有许多人拖走了，不知死活”，(21)这是控诉日军到处拉伕。还讲到校工魏师傅在去鼓楼医院送信途中被日兵抓走，半个月后才九死一生地逃回，而原在校内看管房子的张师傅儿子被拖去后就再没有回来。关于日军奸淫妇女，12月18日的日记写道：“有一家母女二人，母亲有六十多岁，一连三个兵用过，女儿四十多岁，两个兵用过，都是寡居，简直没有人道。”第二天日记又写：“昨晚有宪兵在前面睡，晚上还是有兵进来，到五百号客厅许多人之中强奸。今日白天有两兵到五百号，房门口站一兵，里面一兵叫别人出去，留下一年轻女子强奸……”(22)12月23日则具体记述：“有一姑娘抬来，不能走回，受了几个兵的糟蹋，肚子胀，现在用法子，或者明天送她到医院去。将来南京的杂种还不少呢，可恨！可恨！”(23) 日军攻占南京后暴行不断升级，使得大批难民纷纷涌入安全区各难民收容所，而“定规收妇人和小孩子，男子不收”(24)的金女大难民所也非真正安全之地，一度竟成为日军实行性暴力侵犯的重要目标，昔日宁静的校园一夕数惊，“简直过的不是日子”。(25)在南京陷落后的4个星期时间内，日本士兵不分昼夜闯入，四处搜查抢夺财物，不断发生掳掠强奸妇女的悲惨事件，有时光天化日之下就在校内直接施暴。《程瑞芳日记》在翔实记录下难民数量涨落变化的同时，也反映了安全区无法保障难民安全的残酷事实。程瑞芳悲怆难抑地写道：“(日兵进来)不是看姑娘就是想东西，他们都是大盗。换一次兵来，百姓就要受一次罪，每日提心吊胆，不死也要气死。我看不是他们，一见他们我就有气，所以我不看他们。”(26)1937年12月17日堪称金女大校史上最黑暗恐怖的一天，百来名日本兵借口搜查中国士兵，闯进校园强行抓走11名姑娘，其中9人被残忍地强奸后逃回，另外2人下落不明。程瑞芳作为整个事件的目击者，在日记中这样写道：“今晚拖去共十一个姑娘，不知拖到何处受用(强奸)，我要哭了，这些姑娘将来如何？……这些难民跑到此地来躲，他们硬到此地来拖，气死我也，不如不收他们进来，在外面不看见还好些，在此看他拖出去。”住在东院、教过魏特琳的汉语老师王先生18岁的女儿和侄女也被拖走，魏特琳救护不及，还被凶残的日本兵打了耳光。他们强迫难民所负责人陈斐然跪在地下，殴打后将其带走搜身，还多次跑到南山宿舍抢劫，将那里的东西抄得一塌糊涂，拿走房租钱、小孩子吃的糖和鸡蛋，就连自来水笔这样的小东西也不放过。魏特琳她们怕日本兵再来侵害，就在校门口的寒风中守立了3个钟头，当晚11点钟才精疲力竭地回到宿舍。 日记在重点记述金女大难民所内悲惨状况之余，还将关注的视线投向其它安全区，乃至南京城郊各地。程瑞芳在1937年12月10日的日记中提及附近“男女都住、人数更多”的金男大(金陵大学)难民所“已住了好几栋房子，新的图书馆也住了，院子里也搭棚子”的情形；12月26日记录了日军在男大进行“良民登记”，骗败兵出来承认再加以杀害的卑劣手段；12月29日则记录日兵从“女子神学院那边昨晚拖去二十多个女子”的兽行；翌年2月28日她又到金大得知那里小难民纷纷夭亡的噩耗：“这两日他们死的孩子不少，前日一天死十二个，今日又死七个，埋不及，有时小孩死得快，还找不出他是生什么病。”(27)1938年1月3日，程瑞芳从千辛万苦逃回的魏师傅那里，听说他被强行拉伕时在外看到日军血腥屠杀的骇人场景：“在燕子矶那边有几千逃兵饿了三天，后来派两个兵到日兵那里投降，有两天送东西给他们吃，三天后用机关枪射死了，这是魏司夫(师傅)在那里看见的。有的军人和百姓，他们用绳子捆牵到沟边，枪[毙]一个倒在沟里一个，一排一排的死，真可怜。那些死在燕子矶的尸首还在那里，有的地方死尸被狗拖”，以至“下关那一带路上没有路走，走在死人身上”。(28)1月8日下午，她随魏特琳坐车到中华学校查看后，就在当天日记里记下一路所见街道惨遭洗劫的景象：“我是第一次看见抄了的地方，满地都是东西，好的拿走了，有的弄坏了。……走鼓楼到中山路，到新街口去看看，没有我国人在这条路上走，只有日本鬼。房子店面烧了，抢的抢了，凄惨极了。新街口附近有兵用卡车搬东西，有的兵在店里找东西，那里也有军队住在那里。本想到别的地方去看看，兵多，未去。”(29)日记还记录了1月23日下午去平仓巷做礼拜时亲眼所见外面的境况：“上海路一带又添了许多棚子，都是做生意的，宁海路到山西路也是如此，这两条路是最热闹的地方。中山路那边没有人走路，只有兵走，可以说鬼都可以打死人，冷落极了，看起来凄惨极了。”(30)又记载她2月13日到城南夫子庙一带，看到“南京的房子烧了三分之二，其余都是空的，有的光架子，有的地板、柜都没有。最好是这安全区这边没有烧，最烧得厉害的是夫子庙、太平路，真可恶，这样狠心，南京现在完全一空。”(31) 《程瑞芳日记》除重点记录下屠城日军的累累暴行外，又以相当篇幅直击金女大难民所负责人魏特琳保护和拯救中国妇女儿童的动人事迹。魏特琳几乎每天都在奔跑救急中度过，不停驱赶一批又一批闯入校园为非作歹的日兵，使成百上千的中国女性得以免遭凌辱，成为难民们心目中救苦救难的“观音菩萨”。她还多次到日本领事馆抗议日军暴行，通过美国大使馆向日方通告情况。尽管日本兵对她心存仇恨，但毕竟对第三国人士有所顾忌。为尽量给予这里的难民比其他收容所更多的保护，魏特琳大部分时间都在校内巡逻、守卫校门和南山公寓，后又忙着写信或上门同日领馆交涉，帮难民寻找她们丈夫、儿子的下落。程瑞芳则陪伴她与暴敌周旋，许多天都是和衣而眠，准备随时应付突发事件。眼见着“此兵走了彼兵又来了，把华忙死了”，(32)内心既感动又焦虑，生怕“华一人遇着不好的兵，刺死她更不得了”，(33)1937年12月26日的日记就特别记述了魏特琳奋不顾身救护妇女的一次惊险经历。程瑞芳还注意到魏特琳每进入有日兵闯入的房子前，先要在门口说几声“嗨六”(哈罗)才慢慢走进去，说“华胆大，她不怕，不过可怜哪有不怕的”，(34)因为面对危险人人心存恐惧，魏特琳置却能置自身安危于不顾，一次次挺身而出护佑生命，驱散邪恶。所以日记反复讲“华小姐此次做的事不少，若不是她在此，我们这些人更要吃苦”，(35)道出了许多中国难民的肺腑之言。 日记也见证了其他西方在宁人士救护难民的义举，称“这次德、美两国人帮忙中国不少”。(36)对于被难民称为“洋菩萨”的国际委员会主席拉贝(John Rabe)，程瑞芳是如此评价的：“他本是做生意的，在中国年代不少，他人很有本事，胆量也大。”(37)又讲到拉贝断然拒绝进城日军向国际委员会要钱的无耻要求：“你们要这笔钱，你们先抬我的尸首。”(38)1938年2月17日，魏特琳等人请即将回国的拉贝到金女大吃茶，因为“他走了，国际委员会不能存在了，定要改组，都要挽留他”，拉贝则说明自己打算回国说出在南京的亲身经历，能更多些地帮中国的忙。闻讯赶来的难民们将他团团围住，以至“汽车也不能走，他也是走路回去的”。(39)日记还提到冲破日人阻扰、飞回美国揭露屠杀真相的费先生(费奇，George Ashmore Fitch，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成员、基督教青年会干事)，同魏特琳一起追赶日兵、解救老妇人女儿的米先生(米尔士，Wilson Plumer Mills，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分会美籍牧师)，协助金女大驱逐日兵的金陵大学美籍教授Mr.Riggs(查尔斯·里格斯)以及史先生(史迈士，Lewis Smythe)、贝先生(贝德士，Miner Searle Bates)等外籍人士，称“这次得了这些人的帮助不少……难得他们肯牺牲”，同时言明现在中国人“日子难过，非要自己奋斗才行”。(40)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看出：和安妮幽闭于狭小一隅、消息来源有限的境况不同，程瑞芳身为南京国际安全区金女大难民所卫生组组长以及“唯一的护士”，(41)背负着保障团体生存与安全、拯救弱势群体的艰巨使命，在全力协助魏特琳主管难民收容所内各项工作的同时，因工作所需还要对外联络交际，凭借其特殊身份了解到金男大、神学院等其它难民所近况，从逃难过来的难民处得知日军在全城范围内实施的暴行，后期还能从接触的西方人士那里源源不断收到有关国际委员会、各国使领馆，乃至沪上、汉口传来的各方消息，甚至有机会走上街头亲自查看，所以她对周遭环境的观察视野较安妮更为开阔。因此，《程瑞芳日记》无论是在对敌寇暴行记录的广泛性与深刻性上，还是在以亲身经历和体验还原史实真相的还真度方面均远超前者。 三、复杂的战时心路历程 日记实际可视为按年、月、日顺序编写的一种个人编年体史书，是作者不断发现内心世界并发展和积累自我人格的过程，也是一种自我审视、内心交流的重要手段。对于安妮这样一个好动多话的花季女孩而言，25个月暗无天日的密室生活令人窒息，她“就像一只被折断翅膀的青鸟不断碰撞着栅栏，想要冲破黑暗的牢笼”去呼吸外面的新鲜空气。(42)为打发置身密室枯燥无聊的漫长时光，她把大部分时间花在读书和学习上，并藉日记抒发特殊环境下少女成长的烦恼和情感的困惑。写日记的过程也是安妮认识自我、了解自我、展现自我、思考生活的历程，日记中她由少不更事的任性女孩开始蜕变成熟，其人道主义思想也不断成长，从记载日常生活中有关自己、家人、朋友、邻居的各种琐事，逐渐发展到比同龄人想得更多也更深刻，比如关于战争、幸福、男女平等的独立见解，对宗教、爱、人性等抽象问题的思辨等。安妮生前写道：“我不要像大多数人那样，过了一辈子，结果白活。我想成为一个有用的人，想把快乐带给所有人，即使是我从不认识的人。我希望一直活着，甚至在死后仍能继续活着。”(43)“我是一个拥有内心力量和巨大勇气的女人，如果上帝让我活下去，我将超越母亲获得更多成就，我将使自己的声音传遍各地，我将在世界上为全人类工作。”(44)尽管最后未能逃脱悲剧的命运，但人们通过她的日记认识并记住了她，安妮虽死犹生的愿望终能得偿。 《程瑞芳日记》记述时间集中于日军屠城罪行最为严重的时期，作者所在金女大校园是各难民收容所中难民人数较多、坚持时间长、影响也较大的一个，就是这样一座“诺亚方舟”亦难逃席卷全城的恐怖风暴。从开放初期难民大量涌入的应接不暇，到危难时刻接踵而至的严峻考验，再到日军在难民区进行欺骗性登记与宣传，直至成立自治会、下令关闭收容所和取消国际委员会，对金女大难民收容所负有重要职责的程瑞芳此际经历了她人生最刻骨铭心的阶段：三个月内东奔西跑，终日忙于操持料理难民所各项事务，千方百计解决难民大批集聚造成的诸多难题，殚精竭虑协助魏特琳同暴敌周旋。与此同时，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感让她承担了巨大的心理压力，不时要为国家民族的未来、金女大的前途担忧，连天气的好坏在她看来竟也蕴含着复杂的感情色彩：“近两星期天气特暖，虽为难民好，也为敌人助战。”(45) 除了尽可能防止性暴行在难民所发生，对成千上万名难民的生活救助更属繁难，这么多人汇集一地，光是每天的吃喝拉撒睡即成空前难题，程瑞芳等人便是为之默默奉献的幕后英雄。由于难民涌入、人员激增，学校“皇宫式的房子现在加上了一些彩色，窗上挂的晒的破衣服、破被和尿布，树上挂的也是”，(46)校内池塘成了洗衣服、尿布甚至刷马桶的地方，小孩子到处小便……已被日本兵抢掠一空的难民要挨过南京隆冬时节的凄风苦雪，不得不仰赖于程瑞芳等人的全力服务，“人多，拥挤得很。我们要去照应，忙死了，累死了，又是这，又是那，简直忙不过来。”(47)除每天两个大炉子供应难民洗脸和饮用的热水外，金女大留守人员还将存粮拿出来分给无钱吃饭的难民，发棉被给没有被褥的女难民，组织服务团、清洁队和纠查队，维持难民所清洁卫生与秩序。据日记记载，金女大从1938年1月17日起在圣公会人员协助下举行布道会，为饱受创伤的难民提供精神寄托和安慰，2月下旬又设置圣经班，组织难民们进行有序生活与劳作。 相比于小安妮成长过程中不时纠结于紧张的亲情关系、同处一室的人际矛盾以及对祖母、好友的思念与牵挂，程瑞芳早已超脱了个体和小我意义上的情绪纠葛，面对国仇家恨所经历的巨大心灵冲击也是常人无法比想象的。程瑞芳更以女性对生命特有的敏感，记载了战乱中女人仍需承担怀孕、生产、哺乳、养育孩子的辛劳苦难，以及自己对于生命和死亡的特殊感悟。日记中有十多处动态记录着难民所内发生的生生死死，上万人里“生的、死的、病的差不多每天都有”，(48)程瑞芳一面迎接新生命的到来，痛心这兵荒马乱里出生的孩子是“来世吃苦”的小难民，一面目睹不少老弱病幼在恶劣条件下悄无声息地死去，嗟叹“这些人不但活着不安，死了也不安”。(49)她日夜忙碌操劳，尽职尽责地帮助那些无助的女同胞，每天负责采购食品，预备生火烧饭的柴火，替病人看病、写拿药条子，帮分娩的妇女接生，出去送发奶粉和鱼肝油，教给难民卫生医药常识，照应分发棉被和做被套，安排找石灰清洁消毒，为死人预备棺材……“一天到晚不是忙病人，就是忙死人和生的小孩”，(50)忙得差不多一个月没有脱衣服好好睡觉。身体上的极度劳累加上精神上的高度紧张，使程瑞芳心力交瘁，身心俱疲，甚至支撑不住病倒了。即便如此，她每天晚上仍坚持写日记，冒着危险记录下自己在安全区内外的见闻与感受，将生活在日军屠刀下的难民，特别是妇女儿童的悲惨境遇真实呈现出来。 日记同样展示了作者程瑞芳独一无二的心路历程。这位伟大的中国女性具有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血性气节以及基督徒隐忍坚毅的特征，正直耿介，爱憎分明，富有正义感和高度责任心；遇事不乱，果敢冷静，危难面前有着“钢铁一般的意志”。她不单有一般妇女悲天悯人、同情弱小的天性，危急关头更彰显出非凡可贵的品性，在处处杀戮、人人自危的险境中做到镇定自若，临危不惧，表现出超乎常人的沉着和勇敢。这种精神品质不仅给予魏特琳莫大支持，对于应付复杂情势以及稳定人心亦起到很好作用。程瑞芳在1937年12月17日那个“恐怖之夜”的表现最为典型，当她们赶回四百号宿舍没见到任何人时，魏特琳还以为程瑞芳的亲人们都被拖走了，所以非常惊骇，“被吓坏了，但程夫人平静地说，他们一定和难民们躲到什么地方去了。”(51)程瑞芳其实在用看似平静的外表努力抑制内心的创痛，她多次在日记里披露自己的痛苦心声：“现有十二点钟，坐此写日记不能睡，因今晚尝过亡国奴的味道……(日兵)未走之先，那时我恨不得有刀刺死他们，不过我心还是求主指示他们行正道……这种亡国奴的苦真难受，不是为民族争生存，我要自杀。”(52)“在这种情形之下，他爱怎样就怎样，百姓受辱也是政府不好，真是凄惨。”(53)她吃不下饭，也不愿多看，“因想到自己国家不强，受这种耻辱，何日能雪耻”(54)而止不住心酸流泪，甚至发出“想起来死在炮弹之下比活着受罪强”(55)这样痛彻心肺的话语。魏特琳也注意到程瑞芳发自内心的强烈痛苦：“请程夫人去(参加新年聚餐)很不容易，因为她太悲伤，太难过，无法高兴起来。”(56) 特别难能可贵的是，《程瑞芳日记》记载了南京大屠杀期间普通民众自发抗争的两个生动事例，成为那段黑暗岁月中振奋人心的亮点。1937年12月29日，当日军在金女大安全区登记男子准备集体屠杀时，一位老太太勇敢地站出来指认了三个人，另一名年轻女子认过后回到里面换件衣服又出来，指那些陌生男子作亲戚，从而拯救了多人性命。程瑞芳由衷称赞两人“有胆量”“真可佩”。1938年1月25日的日记则记述了她听难民讲述的真人真事：他家隔壁住着两兄弟与妯娌俩，弟媳将一名图谋不轨的日兵灌醉后，兄弟二人将他打死后晚上抬出来甩在外面，然后逃到难民区去了。对此，程瑞芳忍不住写道：“真好，打死一个出口气也是好的。”(57)她对苦难同胞的悲惨境遇感同身受，对某些愚昧之人则痛恨其不懂自爱。在1937年12月28日日记里写：“这些无知的人，可怜又可嫌，日本鬼来了，他们都是围着看，叫走开都不走，叫他们回去他们又说怕。”(58)1938年1月1日又讲“有人手拿日旗上街游行，四处放鞭炮，我也不知他们过的什么年，心里有什么快乐。”(59)次日有三个日本女人来难民所参观，临走时拿出点水果和糖，有些中年难民围着抢着要，程瑞芳、魏特琳同其他难民气得直骂他们不要脸。她愤然地说：“这一点东西值什么，还要叫，还要抢，不是叫人家笑话吗？这样不值价，也不知日本鬼是他们的什么人，就是饿死也不要吃他的东西。小孩子们要还可以，这样大的人做这种事，这些无知的中国人。”(60)不过想到这些人都是没有受过教育的，比起那些当汉奸的知识分子“比较有可容的地方”，并痛心疾首地指出“中国不唤起民众，不改变教育，中国前途很难的！”(61)如此爱恨交织的复杂心态正是一颗赤子之心的真切表现。 而少女安妮毕竟涉世未深、天真无邪，严酷的现实没有剥夺其热爱生活的品质，她相信人心本善，在被压抑和恐惧气氛笼罩下依旧保持乐观积极的心态，“冥冥中感觉一切都将慢慢变好，苦难必定会有尽头，和平与安详将会重新降临这个世界。”(62)程瑞芳的人生阅历以及社会经验则毫无疑问要丰富许多，因为写日记时她已是年过六旬、饱经沧桑的老妇，一名在西方教会学校工作多年的中国基督教徒，对侵略者凶残暴虐的本质及其欺骗手段有相当清醒的认识。比如她1937年12月15日在日记中讲道，日军不但跑到安全区内的人家去“找钱、找吃的东西、找姑娘”，就连国际委员会的东西也拿，她一针见血地指出“国际委员会这次失面子，以先他们怕我军抢，想是日军很好的，开会时总是这样说，现在觉得不对，连安全区不承认，知道日军的利害，他们也有点怕。”(63)12月19日的日记记载：“有日领来会华(小姐)，她带他看睡在地下的难民，走路的地方都没有，自然口里他们的军不好，他的心里很开心吧。”(64)又讲“今日中午有兵来拖两个姑娘，并拿她们的东西，恰巧有个长官来参观，华叫他看他的军人做的事，他很难为情的，其实也无所谓，中国人是他的仇人，华不懂这些理。”(65)后来那名日本军官派宪兵来金女大轮换站岗，魏特琳“以为那个长官好，派人来保护，其实他恨，因叫他没有面子”。(66)程瑞芳早就看清那些宪兵名为保护，“其实宪兵还是将姑娘拖在院子里奸，不是人，是畜牲，不管什么地方。”(67) 程瑞芳常提醒魏特琳不应对暴敌抱有幻想，她不满于华拿茶和点心给日兵吃，说“我真恨华，以为招待他们好一点，兵就好些”。指出日军宪兵出的布告“其实没有用”，(68)事实也证明确实如此，“兵来给他们看也不理，他们只管进来。……真不得了，这些日本兵猖狂极了，无所不为，要杀人就杀人，要奸就奸，不管老少。”(69)针对美国人签名请日本领事打电报让上海来人帮忙，日领推说不得空的情况，程瑞芳点明“那是推辞，他不得打的，果不然不打，看起来要把这些人困死。”(70)她还告诉去日本领事馆报告日军劣行的魏特琳说：“你不要忘记我们是他的仇人，你不要相信他们的好话，他们口是心非，此次日人在京做的一切无人道的事、口是心非的话，他们都见过。”认为结果是“报得多，他们更要害”。(71)程瑞芳也常在日记中戳穿日军的阴谋诡计：“现在他们的便衣队也有，汉奸也有，他们的鬼[诡]计多端，穿了中国衣服到人家家里去抢，一面用计杀中国人，一面叫别国人看。”(72)“日军搬了不少的好东西走了，他不要，老百姓就去抢，有的门、地板被老百姓拿来烧。有的地方日军叫他们去拿，就照相送到别国人看，不是他们抢，是老百姓抢，他们的用意我们的老百姓不知道。”(73)日记还写日兵在外散有白面的纸烟给中国人吃，毒害中国人，及其为掩盖屠杀所作的虚假宣传：“日本人在《申报》上告他们十三号进城，十五号店门都开了做生意，这不是鬼话吗？在申的人一点不知南京所受的苦，他们在京抢、杀、奸，无所不为，不要别国人进来，就是随他们意思为，所幸还有德、美两国人士在此亲眼见他们所做的。有许多地方不许别国人去，就是有许多死尸怕他们看见。”(74) 1937年12月22日，日军发出布告要求所有难民一律登记，其实是为搜捕屠杀中国军人和青壮年而设的毒计，金女大当时也是难民登记点之一。程瑞芳一语道破敌人的险恶用心：“他的假面具又戴上了，安民其实找败兵和青年男女。”(75)她在日记里写道：“把这些人(外面的男子)都弄到这个院子内登记，先一排一排的训话，叫难民登记后回去安居乐业，都是鬼话。也是叫人自认，当兵的都出来，有一百多人出来自认，这些人不是当前阵就是死。”(76)1938年1月4日和5日的日记都进一步揭穿了日军所谓“登记”的鬼话与伎俩：“华要我们登，我说不登不要紧，他这种登记没有意思，就是玩弄中国人……可怜那些女难民，登记受日兵的打和玩弄也够苦了，在台上讲回家安居乐业，其实晚上兵到人家里去睡，把丈夫拖出来让睡，丈夫不走就一枪，女的不从也是一枪。”(77)“(日兵欺骗难民的)这些鬼话说得好听吧，每次总是这一套。兵每晚在外面闹，不许人关门，若是锁上门，开迟了就一枪。昨晚登了记的人回家去住，今早又回来了，因有兵到他家里，他躲在床底下。”(78)又说“回家去，女的受奸，男的当兵，这里年轻人最多，老年人都受辱，哪里有人道，真是畜牲！”(79)“街上怨声载道，一面自己叫人回家，人回去了，他的军人又赶人走，不赶走就奸，他家没有年轻女子，就捉年轻男子处当女子用，看他可恶不可恶，男女都受他的害。”(80) 同样身处缺衣少食的战乱环境，《安妮日记》充满了以自我成长为中心的种种细腻与琐碎，而《程瑞芳日记》每天虽不乏有关吃住用度等生活琐事，但都是围绕难民所日常要事而记，老太太性格中乐观诙谐、率真直白的一面亦有所体现。由于难民所条件恶劣，大家两个月没吃到油和鱼了，更吃不到肉，菜蔬也供应不上，有时接连几天光吃豆子；程瑞芳本人有两个礼拜不能洗澡，住处生黑，有时电灯、洋烛也不敢点，加上燃料不够，天很冷了才开始生火取暖。伙食条件稍有改善，程瑞芳便苦中作乐说：“好多时没有吃肉，见了肉大家的脸都是圆的，平时没有好菜，大家的面孔是长的”。(81)后来有几次吃到沪上送来的好东西，她开心地称自己不算真难民，而是特别难民。再如1938年2月8日下午，日本领事为拉拢西方在宁人士，特意请他们参加音乐会和招待茶会，程瑞芳就打趣说：“(魏特琳)这些时在地狱里过日子，今天到天堂去散心”。(82)日记还记载了她同邬小姐有关鸡子的矛盾争执。主管膳食的程瑞芳见众人又忙又累，十天没吃荤菜了，就叫工人去捉邬小姐用来做试验的鸡鹅，杀了给大家改善伙食，补充营养，但邬小姐执意不肯，还向魏特琳告状。程瑞芳为此在日记中大发牢骚说：“时局如此，她不管，关在她自己房里写鸡子的事，华、戴这样忙，没有养料，我也对她们不起。若是日兵拿去吃了，我更不愿意，听说金大的牛也牵了一些去。人的性命难保，鸡子这样要紧？不错，她的试验功夫为科学，一方面是有价值，其余的鸡子可以的，不是华小姐去保护，哪有鸡子！将来她在吴校长面前又是一大功劳。日本宪兵处写的布告也要挂一张在鸡房里，笑话！”(83)以后每每说起邬小姐“送”学校的鸡鸭给大家吃，她总免不了讽刺挖苦一番。此类真性情在日记中常有流露，读来不禁莞尔，一个处处操心劳神又有些碎嘴唠叨的老妇人形象跃然纸上，令人更觉可亲可敬。 如《安妮日记》中所言：“年长的人对万事万物都有自己的见解，对他们自己及其行为认知都很明确，而年轻人想要坚持自己的观点和看法却比他们难得多。”(84)花季少女的日记完全是一篇青春期成长的告白，翔实细腻，坦诚不拘，伴随着个人心绪的起落，或低徊消沉，或励志飞扬；而老人稳重刚强的个性造就了《程瑞芳日记》平实直白、精炼简约的风格，感情深沉真挚、内敛含蓄，语言多用俚语短句，尽管不事铺排，读来却字字泣血，句句锥心。总之，同为女性战难日记的《程瑞芳日记》与《安妮日记》，都是见证战争与灾难最好的档案，两者固不乏共性，却各有千秋。两位女性作者在许多方面迥异，一个是饱经风霜、见惯生死的六旬老妇，中华传统文化与基督教会环境的浸润洗礼，塑造了她正直刚毅、仁慈感恩的品性，代表了中华民族伟大的气节；后者则是天真活泼、敏感多思的妙龄少女，经历了从快乐、期望，到抑郁、悲愤，直至挣扎、死亡的人生历程，她渴望用天性的善良、年轻的激情拥抱世界的那份天真执着令人印象至深。然而两人均兼具女性柔弱、坚韧的品性，悲悯、良善的人文关怀，拥有直面苦难迸发出惊人勇气与超凡毅力的特质。面对东西方近代史上两个最为野蛮残酷、臭名昭著的反人类暴行造成的巨大灾难，她们均选择用日记记录下自己的真实感观与亲身经历，根据不同的观察角度、记述视野，来抒发各自的战争观、民族观及生死观，以女性特有的坚韧勇敢共同控诉战争的丑恶，宣扬和平友善，其良知与正义永远值得世人铭记。 ①④(11)[德]安妮·弗兰克著，赵吉玲译：《安妮日记》1942年6月20日日记，湖南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第6页、第6页、第7-8页。 ②[德]安妮·弗兰克著，赵吉玲译：《安妮日记》1942年6月12日日记，湖南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第156-157页。 ③[德]安妮·弗兰克著，赵吉玲译：《安妮日记》1944年4月5日日记，湖南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第242页。 ⑤[德]安妮·弗兰克著，赵吉玲译：《安妮日记》1944年3月29日日记，湖南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第236页。 ⑥(19)《程瑞芳日记》(一)，1937年12月24日日记，载《民国档案》2004年第3期，第33页、第32页。 ⑦(51)[美]明妮·魏特琳著，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屠杀研究中心译：《魏特琳日记》，1937年12月17日日记，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97页、第200页。 ⑧《程瑞芳日记》虽未详述日记意图，但在字里行间有所透露。如1938年1月29日日记有“你们念这日记，……想是奇怪”等字句，应为日后供金女大教职员记事参考所用。 ⑨《程瑞芳日记》(二)，1938年1月22日日记，载《民国档案》2004年第4期，第15页。 ⑩参见《外国文化随笔选读》，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12)[德]安妮·弗兰克著，赵吉玲译：《安妮日记》1942年11月19日日记，湖南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第70页。 (13)[德]安妮·弗兰克著，赵吉玲译：《安妮日记》1942年10月9日日记，湖南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第51-53页。 (14)(21)《程瑞芳日记》(一)，1937年12月14日日记，载《民国档案》2004年第3期，第28页。 (15)《程瑞芳日记》(一)，1937年12月22日日记，载《民国档案》2004年第3期，第32页。 (16)《程瑞芳日记》(二)，1938年1月29日日记，载《民国档案》2004年第4期，第16页。 (17)(22)(83)《程瑞芳日记》(一)，1937年12月19日日记，载《民国档案》2004年第3期，第30-31页、第31页。 (18)《程瑞芳日记》(一)，1937年12月26日日记，载《民国档案》2004年第3期，第33页。 (20)《程瑞芳日记》(一)，1937年12月18日日记，载《民国档案》2004年第3期，第30页。 (23)《程瑞芳日记》(一)，1937年12月23日日记，载《民国档案》2004年第3期，第32页。 (24)《程瑞芳日记》(一)，1937年12月8日日记，载《民国档案》2004年第3期，第26页。 (25)(33)《程瑞芳日记》(一)，1937年12月21日日记，载《民国档案》2004年第3期，第32页。 (26)(35)《程瑞芳日记》(二)，1938年1月18日日记，载《民国档案》2004年第4期，第14页。 (27)(82)《程瑞芳日记》(三)，1938年2月28日日记，载《民国档案》2005年第1期，第25页。 (28)《程瑞芳日记》(二)，1938年1月3日日记，载《民国档案》2004年第4期，第11页。 (29)《程瑞芳日记》(二)，1938年1月8日日记，载《民国档案》2004年第4期，第12页。 (30)《程瑞芳日记》(二)，1938年1月23日日记，载《民国档案》2004年第4期，第15页。 (31)《程瑞芳日记》(三)，1938年2月14日日记，载《民国档案》2005年第1期，第23页。 (32)《程瑞芳日记》(一)，1937年12月16日日记，载《民国档案》2004年第3期，第28页。 (34)(54)(64)《程瑞芳日记》(一)，1937年12月19日日记，载《民国档案》2004年第3期，第31页。 (36)《程瑞芳日记》(三)，1938年2月8日日记，载《民国档案》2005年第1期，第22页。 (37)(39)《程瑞芳日记》(三)，1938年2月17日日记，载《民国档案》2005年第1期，第23页。 (38)(59)(61)《程瑞芳日记》(二)，1938年1月1日日记，载《民国档案》2004年第4期，第10页。 (40)《程瑞芳日记》(三)，1938年2月25日日记，载《民国档案》2005年第1期，第25页。 (41)[美]明妮·魏特琳著，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屠杀研究中心译：《魏特琳日记》，1937年12月27日日记，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13页。 (42)[德]安妮·弗兰克著，赵吉玲译：《安妮日记》1943年10月29日日记，湖南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第139页。 (43)[德]安妮·弗兰克著，赵吉玲译：《安妮日记》1944年4月5日日记，湖南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第242页。 (44)[德]安妮·弗兰克著，赵吉玲译：《安妮日记》1944年4月11日日记，第253-254页。 (45)(47)《程瑞芳日记》(一)，1937年12月12日日记，载《民国档案》2004年第3期，第27页。 (46)《程瑞芳日记》(一)，1937年12月10日日记，载《民国档案》2004年第3期，第27页。 (48)(53)《程瑞芳日记》(一)，1937年12月24日日记，载《民国档案》2004年第3期，第33页、第32-33页。 (49)《程瑞芳日记》(二)，1938年1月29日日记，载《民国档案》2004年第4期，第16页。 (50)《程瑞芳日记》(二)，1938年1月5日日记，载《民国档案》2004年第4期，第11页。 (52)《程瑞芳日记》(一)，1937年12月17日日记，载《民国档案》2004年第3期，第29-30页。 (55)《程瑞芳日记》(一)，1937年12月20日日记，载《民国档案》2004年第3期，第31页。 (56)[美]明妮·魏特琳著，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屠杀研究中心译：《魏特琳日记》，1938年1月1日日记，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20页。 (57)《程瑞芳日记》(二)，1938年1月25日日记，载《民国档案》2004年第4期，第15页。 (58)(76)《程瑞芳日记》(一)，1937年12月28日日记，载《民国档案》2004年第3期，第34页。 (60)《程瑞芳日记》(二)，1938年1月2日日记，载《民国档案》2004年第4期，第10-11页。 (62)[德]安妮·弗兰克著，赵吉玲译：《安妮日记》1944年7月15日日记，湖南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第320页。 (63)《程瑞芳日记》(一)，1937年12月15日日记，载《民国档案》2004年第3期，第28页。 (65)(67)(70)《程瑞芳日记》(一)，1937年12月20日日记，载《民国档案》2004年第3期，第31页。 (66)(71)《程瑞芳日记》(一)，1937年12月21日日记，载《民国档案》2004年第3期，第31-32页、第32页。 (68)《程瑞芳日记》(一)，1937年12月16日日记，载《民国档案》2004年第3期，第28页。 (69)《程瑞芳日记》(一)，1937年12月18日日记，载《民国档案》2004年第3期，第30页。 (72)《程瑞芳日记》(二)，1938年1月10日日记，载《民国档案》2004年第4期，第13页。 (73)《程瑞芳日记》(一)，1937年12月22日日记，载《民国档案》2004年第3期，第32页。 (74)《程瑞芳日记》(二)，1938年1月6日日记，载《民国档案》2004年第4期，第12页。 (75)《程瑞芳日记》(一)，1937年12月26日日记，载《民国档案》2004年第3期，第33页。 (77)《程瑞芳日记》(二)，1938年1月4日日记，载《民国档案》2004年第4期，第11页。 (78)《程瑞芳日记》(二)，1938年1月5日日记，载《民国档案》2004年第4期，第11页。 (79)《程瑞芳日记》(三)，1938年2月4日日记，载《民国档案》2005年第1期，第21页。 (80)《程瑞芳日记》(三)，1938年2月7日日记，载《民国档案》2005年第1期，第22页。 (81)《程瑞芳日记》(二)，1938年1月22日日记，载《民国档案》2004年第4期，第15页。 (84)[德]安妮·弗兰克著，赵吉玲译：《安妮日记》1944年7月15日日记，第31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