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科学性与历史意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科学性论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文,历史意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把社会主义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是一个伟大的创举”，它在理论中直接表现为将历史主体的批判与历史客观必然性自觉地结合起来，同时对现实社会主义历史的科学总结。
一、作为世界历史的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
当马克思在1845年《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解答历史之谜时，他通过揭示人类生产和再生产一般规律第一次站到历史科学高点之上，从而科学地指出人的解放是一种“历史活动，而不是一种思想活动”，它是由“历史的关系，是由工业状况，商业状况，农业状况，交往状况促成的……”。（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74—75页。）共产主义也因此有了现实的落脚点，在我们用生产力去解读历史时，第一次发现，“共产主义对我们来说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这个运动的条件是由现有的前提产生的”。（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87页。）从这一意义上，“每一个单个人的解放的程度是与历史完全转变为世界历史的程度一致的”。（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 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89页。 ）它的唯一基础就是随着生产力发展而形成的世界历史。
因此，马克思在自己的研究中不再轻易地对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进行细致的预测，而反对所有形式的“对未来的描绘”。对于马克思和恩格斯而言，依照“公正的永恒原则”或“人类的本质”来实现人的最终的发展无异于梦的呓语，他们唯一所坚持的就是：“我们是在十分确定的前提和条件下”进行历史的创造活动，其中“经济的前提和条件归根到底是决定性的”。（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 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696页。）他们只是强调共产主义“这个运动的条件是由现有的前提产生的”。（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 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87页。 ）“全面发展的个人……不是自然的产物，而是历史的产物”。（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108页。）发展， “它需要有一定的社会物质基础或一系列物质生存条件，而这些条件本身又是长期的、痛苦的历史发展的自然产物”。（注：《资本论》，1975年版，第1卷，第97页，第12章。）
当马克思从人类历史发展的一般经验中科学地提炼出社会发展的三大历史形态时，科学共产主义的历史基础是什么就更清晰了。只有到了第二大社会形态，“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交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体系”。（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104页。）“只有在这个阶段上， 自主活动才同物质生活一致起来，而这点又是同各个人向完全的个人的发展以及一切自发性的消除相适应的”。（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 年第2版，第130页。）也就是说，只有到了以市场交换为基础的社会生产方式下，人的全面发展才有可能。
这是马克思将科学社会主义建立在充分展开的资本主义基础之上的关键原因，也可以说这是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的核心内容。我们称之为历史辩证法的客观逻辑或客体向度。这一逻辑成为马克思晚年经济学研究（而不是哲学）的主导话语，正是在这一历史规律之上马克思科学地分析了西欧发达的资本主义的规律。但是，这一逻辑被严重地误解，在第二国际时代就被庸俗化为经济决定论，并且后来成为斯大林教条主义的铁面孔。这就留下一个矛盾：从严格的经济决定论出发，俄国实际上是没有资格进行社会主义的，因为它缺乏客观的物质前提。这个问题正是“十月革命”前夕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际革命策略争论的一个焦点问题。这一点对现实的社会主义有着巨大的影响。
事实上，另一个方面，虽然我们说马克思从早期的人学思想发展到科学思想，但在马克思那里，从《德意志意识形态》到《资本论》也都贯穿着一条主体性的批判逻辑。在这一逻辑上，“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 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75页。）《资本论》即是这种批判精神的产物。 在这一巨著中，马克思基于资本主义本身所创造的社会大生产的现实可能性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进行了极其深刻的批判。可以说，没有这种批判，《资本论》就成不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著作。因此，正是科学批判逻辑代表着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的最重要的特质，我们称之为历史辩证法的主体向度。（注：关于历史辩证法的主体向度，详见张一兵《历史辩证法的主体向度》，河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这一点恰恰是列宁十月革命的内在逻辑。
所以说，第二国际的理论家，包括考茨基，普列汉诺夫，都错误地将马克思的某些片断论述视为历史辩证法的全部，因此特别错误地将一定条件下出现的经济决定社会发展现象视为永恒不变的东西。物质生产一般基础和经济决定实际上是有重大差别的。前者是永存的，并且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而分工、交换、流通等经济活动形成庞大的经济力量并成为决定生活的主导性因素，这是在现代资本主义中才出现的东西。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指向。这样看来，考茨基等人恰恰和古典经济学犯了同样的错误：将资本主义中出现的“经济成为一切主导的力量”这一暂时的历史现象视为永恒的规律。他们不明白这正是社会主义革命所要打破的东西。
这里，我们必须一提的是马克思晚年关于“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理论考虑，这一理论的意义在实际中被放大成为部分研究者进行现实社会主义合理性论证的全部依据，这也是不妥的。事实上，这一考虑只表示马克思已经自觉地意识到他的基于社会历史发展一般规律的所提出的在资本主义基础上实现社会主义的结论和现实情况中大量的落后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国家（如俄国）的革命要求实际上是有一定距离的，而开始解决一般历史规律与特殊民族道路之间的辩证关系。我们认为，这是马克思历史辩证法客体向度与主体向度的一次非常明显的自觉重合。但是，由于当时的现实条件，马克思并没有完全科学地解决这一问题。在充分借鉴发达国家革命的经验的前提下，从公社制走向社会主义是有一定的可能性或优越性的，但“卡夫丁峡谷”从经济上严格讲是不能超越的。中国和俄国的发展都明确地说明了这一点。经济过程是跨跃不了的，这是马克思在科学中确立的东西。这一点也恰恰是列宁在十月革命之后进行经济建设所面临的难题给现实社会主义运动提供的东西。
二、列宁难题和现实社会主义
我们已经强调了基于历史辩证法客体向度所进行的主体批判（也即主体能动性）对社会主义的重要意义。不过，马克思的理论是基于发达的西欧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而现实社会主义从“十月革命”开始却都是在与之不同的落后地区实现的。这决定了现实社会主义更多的是和一个民族的自身的发展联系在一起的。历史事实也证明了，十月革命道路不是如马克思那样通过严谨的理论论证的，而是在其内在精神指导下对历史变化的灵活把握。
但是由于理论本身的发展特征以及复杂的历史条件限制，社会主义实践并不是没有错误或矛盾。十月革命后苏联的实践就呈现出以下矛盾特征：一方面，现实的社会主义政治入口不是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直接结论而是特定的历史条件；另一方面，现实的社会主义的建设纲领却是对《哥达纲领批判》直接承接。
“直接长入社会主义”这种第二国际改良主义及斯大林教条主义的观点已经破产，然而这不是在理论上论证出来的，而是由历史本身所否定的。我们必须面对现实的社会主义革命提出来的这样问题：即从资本主义经济（似自然性的和物役性）的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过渡的客观物质条件问题。社会主义能否在经济生产落后的基础上得以真正的确立？所有制的转变是否能够代替一个社会经济基础中对经济必然性的超越？在一个生产力并不发达的国度中实现了社会主义革命，应该主要关注什么？在政治上已经实现对资本主义超越的情况下，还必须从经济上建设共产主义。作为主体政治革命的社会主义并没有立即给予我们建设共产主义的全部物质基础，“新经济政策”所进行的“对资本主义的退让”就是对现实社会主义先天不足进行的有效治疗。它的伟大成就，我们无需大谈，历史已经给出了充分肯定。但是其对现实社会主义的理论意义却一直得到全面的研究。
“新经济政策”虽然直接表现为适应历史条件而采取的紧急措施，但是它的推行是基于列宁、托洛茨基等人的正确认识，并且在推行过程中和教条主义进行了直接的并且十分激烈的理论斗争，因此列宁留下了丰富的文献。从内涵上讲，它否定了革命后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的错误做法，而是转向通过发展生产力，积累物质基础来实现共产主义。按照列宁的话来说就是：填平“百废待兴和物质贫困及文化贫困之间的脱节（鸿沟）”，“我们还没有找到建设社会主义经济、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真正途径，但我们有找到这种途径的唯一办法，这就是实行新经济政策。”因为，“这种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办法，对于农民是比较方便的，习惯的：大工业破坏的情况下唯一可行的道路”。（注：《列宁全集》第43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2版，第396、73、397页。 黑体字为原文所有，下同。）如果说，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为我们提供了一切，现实社会主义在列宁这里就不会遇到这个问题。由此可见“新经济政策”作为现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它肯定了如果“从经济上认真考虑一下，就会知道这二者（指共产主义与商业—引者注）之间的距离并不比共产主义同小农的、宗法式的农业的距离更远”。（注：《列宁全集》42卷，第248页。 ）从而指出：“应当从政治上描述伟大任务的时期已经过去，应当实际完成这些任务的时期已经到来。”（注：《列宁全集》42卷，第195页。）由此看到， 列宁正是从经济上回到了马克思的科学理论。不过，从经济上建设共产主义时，历史辩证法同样要求有自觉的批判精神，这一点我们在上文已经说明了。就“新经济政策”而言，在当时的条件下它同时面临着巨大的危险，列宁是深刻地意识到这一点的。这些危险我们称之列宁难题。1、 虽然“国家资本主义”是“公开”、“自觉”、“有组织”的“退让”，但实际上还是发生了“混乱”；2、资产阶级欢迎这种“退让”， 他们试图通过利用这种“退让”来实现他们的目的；3、就经济而言， 新经济政策有时“它没有按照我们的意志行动。……就象一辆不听使唤的汽车，……不是开往要它去的地方，而是开往别人要它去的地方，……甚至常常完全不按照掌握方向盘的那个人所设想的那样行驶。这就是在国家资本主义问题上我们要记住的基本点”；4、 年轻的共产党人还不善于经济建设。（注：详见列宁有关报告，载《列宁全集》第2版，第42、43卷。 ）鉴于以上这几点，列宁一方面强调“新经济政策仍然是当前主要的、迫切的、囊括一切的口号”。（注：《列宁全集》第43卷，第301页。 ）另一方面又反复强调，“战争的要素是危险”，不得不秘密指示司法人民委员部“狠狠地惩办任何超越国家资本主义范围的资本主义”，“无情地（直至枪决）和迅速地惩办滥用新经济政策的人”。（注：《关于司法人民委员部在新经济政策条件下的任务》，《列宁全集》第42卷。）这就产生了革命的现实策略问题，在时代条件下，必须通过加强党的力量来拒绝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坚持社会主义的方向。
事实上，20世纪在十月革命理论指导下兴起的社会主义都面临着这样的困难，特别二战以后，“复兴和扩大了的殖民主义使第三世界真正成为一个全球性体系”，形成“对于第三世界来说，是一个非殖民化与新殖民主义两者含混难分的世纪”。（注：[美]斯塔夫里亚诺斯，《全球分裂》，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第20页。）在这种新殖民主义或后殖民主义格局下，经济上落后的国家通过纯粹的市场经济方式来取得发展，即是能够实现某种较大的进步也都是畸形的。
通过纯粹内生的以文明为基础的民族道路和直接与市场经济的融合所谓“平等的国际竞争”之途都是没有根据的。第三世界在后殖民体系中发展道路必须是充分体现以下几个特征的：在历史辩证法基础上发展生产力和社会化大生产，经济阶段的不可超越性决定它们必须走市场经济之路；在生产关系上必须超越于资本主义体系走社会主义之路；同时，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独立自主地发展。这是列宁难题给予现实社会主义的宝贵财产，同时中国20年改革开放的成果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民族道路
中国的历史，和其它大部分第三世界一样，都曾在经济上直接遭受帝国主义掠夺和剥削。社会主义使我们成功地摆脱帝国主义的体系，走上民族发展道路。在历史辩证法的客观逻辑之上，现在，为了发展生产力，从而积累起共产主义所需要的强大的物质基础，我们自觉地走入新殖民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必然地要面对它们不用枪炮的反对和控制企图。这里，我们必须再次强调的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实质与特征，它既不是欧洲原发的市场经济，也不是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简单延续，而是从由现实问题的复杂性决定的一个多元坐标的时间化的空间分布。在这个体制下，社会主义公有制仍然是所有制主体，这决定了其社会主义性质，以及由这一根本性质决定的重大运行、控制、分配体制。同时，它又是具有民族性的，即使在纯粹的操作模式上也不同于完全的西方经济体制。按照邓小平的话来说就是，这一经济模式，它完全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现实条件相结合的产物。这一特征，也深刻地反映在探索过程之中。
1957年毛泽东在《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指出：“共产主义生产关系已经建立起来，它是和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的”，“它又还很不完善，这些不完善的方面和生产力的发展又是相矛盾的。除了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发展的这种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外，还有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又相矛盾又适应的情况”。（注：毛泽东，《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载《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必须指出的是，这里的“适应”指现实已经建立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是和整个世界历史发展趋向上的生产力发展是一致的，而不是和中国当时的落后的前资本主义生产力水平现实一致。而“不完善”的背后则是这种生产力水平的不一致。因此，这一重要的认识事实潜在地指出现实社会主义的历史条件，它正是对斯大林所谓的发达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同生产力状况完全适应”错误论断的纠正。正是对这一矛盾的科学理解，邓小平指出“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方面来”，是解决这一主要矛盾的关键。因为“我们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很低，远远不能满足人民和国家的需要，这就是我们目前的时期的主要任务，解决这个主要矛盾就是我们的中心任务”。 （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 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83页。）事实上，在中国就是毛泽东， 在八大闭幕后曾这样说过“我怀疑俄国新经济政策结束得早了”，从社会物资的积累角度，“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注：《共和国走过的路——建国以来重要文献专题选集，1953—1956》，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308页。 ）但是其后的复杂情况并不能使这一正确的认识贯彻到实践中去。（注：这一曲折过程在当代研究已经被充分揭示，其内在的历史辩证法的主体向度的扩大是最主要原因，参阅，张一兵，《客观历史辩证法与社会主义实践的历史反思》， 《社会科学战线》， 1994年，第3期。）
邓小平恰恰在实践上直接承继了列宁，因此他在理论上也得到了真解。一方面，他强调：“我们当前以及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的主要任务是什么？一句话，就是搞现代化建设。能否实现四个现代化，决定着我们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命运。在中国的现实条件下，搞好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就是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就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你不抓住四个现代化，不从这个实际出发，就是脱离马克思主义，就是空谈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我们当前最大的政治，因为它代表着人民的最大利益、最根本利益”。（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63页，第181页，第204页，第206页，第281页，第358页。）另一方面，当我们确立通过市场经济来完成作为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现代化时，他又十分严肃地强调：“我们搞的四个现代化有个名字，就是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63页，第181页，第204 页，第206页，第281页，第358页。）它和西方的现代化完全不同， “只讲四化，不讲社会主义。这就忘记了事物的本质，也就离开了中国的发展道路”。（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63页，第181页，第204页，第206页，第281页，第358页。）因此，从根本上而言，“中国的事情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办”，只有持了这一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原则，建设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才能避免在后殖民体系之下被资本主义的吞没。
回到马克思，建立在科学性的批判性，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主体向度。市场经济，从它的历史和现状看，虽然在市场经济下，“在货币关系中，在发达的交换制度中（而这表面现象使民主主义受到迷惑），人的依赖纽带、血统差别、教育差别等等事实上都被打破了，被粉碎了（一切人身纽带至少都表现为人的关系）”，（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110页。 ）这一生产“产生出个人关系和能力的普遍性和全面性”，但是它也同时“产生出个人同自己同别人的普遍异化”，（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108—109页。）因而，从根本上说市场经济是拒绝人的（物的依赖性）。马克思已经说得很清楚，商品、市场经济出现了两种东西：1、作为机器附庸的工人， 在大工业整体下的“局部工人”，（注：《资本论》，1975年版，第1卷， 第97页，第12章。）现代工业的发展充分表明，以生产力为标准的优化过程中，去掉的就是人而不是其它的。2、法人，即资本的人格化。 人没有了，人就是客体化的主体。因此，马克思虽然将资本主义视为必然，但他从来没有说过资本主义的永恒。相反，他反复强调的是，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必然。当代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号的社会批判运动，从根本而言，反对就是现代资本主义条件的这种人——在工业生产线中“单向度的人”，在政治伦理生活“边缘的人”，因而是“异化的人”。
对于我们来说，列宁难题就不仅仅是传统理解的“资本主义复辟”的问题，而恰恰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人的必然与社会主义目的——人的最后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之间的深刻矛盾。它直接表现为，不发达的社会主义，也就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条件下的生存与发展的矛盾。因此，在通过市场经济积累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物质基础之时，我们必须通过社会主义的政策和制度性措施将向市场经济过渡过程中所带来负面效应压缩在一定限度内。市场之中，所有的人都服从于客观的物，因此，我们的政策和生活不能脱节，应该让人民自觉地意识到市场经济的问题，这是我们精神文明建设等方面最重要的东西。我们在真实地面对生活时，承认人们的合理的物质利益追求，但同时也有意识地抓住由市场交换、商品拜物教所产生的生活意识本身，反对人格的拜物化。这是社会主义最起码的要求，共产党人必须要和由市场所形成的人格的客体化作斗争。“一旦中国抛弃社会主义，就要回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不要说实现‘小康’，就连温饱也没有保证”。（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63页，第181页，第204页，第206 页， 第281页，第358页。）
这一点现在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清楚，在发展之路或中国现代化的问题上，有两种思潮不断地以各种面貌出现，一是反历史的文化决定论，这种观点将我国历史落后的原因和未来发展的支点都建立在文化的内在精神上，从而忽视中国历史。在这一点上，主张“儒家文明的复兴”建立新型拯救西方道德沉沦的当代“新儒学”运动和基于工业文明“走向蔚蓝色的海洋”的全面西化都是同样地不可取的。另一是经济决定论，他们主张成熟的市场经济将会给中国带来一切。它同样是片面的。因为，一方面即使在资本主义国家，也找不到纯粹的成熟的并且为全体人带来幸福的市场经济，另一方面，他们忽视了在后殖民体系下由自然经济走向商品经济所面临的民族经济被吞没的危险。因而，这两种思潮在根本的历史研究上，都只是以特殊的经验来反对特殊的经验，这恰恰是非法的。在这一点上，邓小平有着十分清醒的认识，如他曾明确表示不同意基于文明复兴的“亚洲太平洋的世纪很快到”的说法，（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63页，第181 页， 第204页，第206页，第281页，第358页。）而在改革开放过程又反复强调从中国国情出发的民族的独立发展。
从这里，我们同样看到邓小平非常深刻地理解了历史辩证法，在坚持理论和实践的结合，历史辩证法的客观向度和主体向度的结合方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因而，这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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