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通”和“分界”：回到中国现当代文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分界论文,中国论文,现当代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6;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3909(2009)02-0114
“打通”和“分界”，是当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和学科建设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首先要强调的是，这里说的中国现当代文学，自然是接纳了台湾、香港文学在内的。笔者几年前做“战时中国文学研究”[1]课题，将中国大陆沦陷区文学、战时台湾文学、太平洋战争后的香港文学作为“日占区文学”考察，将抗战时期的国统区（包括1941年前直接呼应于国统区局势的香港文学）、日占区、抗日民主根据地文学共同放在世界战争文化的格局中来审视，这样一种研究视野使自己在对战时中国文学研究上获益匪浅。以往，“中国当代文学”的形成以及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分界都仅仅是着眼于中国大陆文学的，若将台湾、香港文学一起纳入战后中国文学的历史视野，便可以使对这一时期的文学研究获得新的认识，从而可能引起我们对中国现当代文学打通和分界的新思考。当我们置身于包括台湾、香港文学在内的中国文学历史格局中探问“当代文学”的生成、追寻现代文学传统的失散时，以往所区分的中国现代文学和中国当代文学自然得到了新的贯通和整合。
一
既往的文学史将1945-1949年的文学与抗战时期的文学统称为“40年代文学”，事实上，二次大战格局中的抗日战争和战后背景下的国共战争是两种性质不同的战争，抗战8年文学与1945-1949年的文学也就有很大的差异。而后者更多联系着1950年代的文学，甚至在许多方面构成了1950年代文学的先声。二次大战的结束使中国现代文学的生存空间演变为解放区、国统区和英殖香港地区的格局，到1949年，解放区拓展到整个中国大陆，国统区则转移为台湾地区，中国大陆、台湾、香港的文学各自开始了其有着内在联系的战后历史进程，形成了中国文学分合有致的多元格局。三地文学所提供的文学范式，既包含民族新文学面临的政治困境、经济转型冲击，也包含面对社会动荡压力作出的各种应对的历史经验，而1945-1949年文学与1950年代中国（大陆、台湾、香港）文学的相通性则呈现出了战后中国文学的历史整体性。这里，我们侧重从战后左翼文学命运的角度作一种历史考察。
二次大战的胜利对中华民族命运的影响是深远的，而在战后东亚现代性曲折展开的背景上，中国大陆、台湾、香港都出现了强劲的左翼文学。尽管，三地左翼文学的命运迥异：中国大陆的左翼文学日益主导文坛，并以体制化的运作导致共和国文学形态的形成；台湾左翼文学在政治高压下受挫，但其自身的发生沟通了战后台湾文学与大陆文学的内在联系，并潜在影响了1950年代台湾多种文学思潮的并存；香港左翼文学战后初期一度主导香港文坛，后在港英体制和香港文学本地化进程中，左右翼派别取得了一种互相制约中的平衡。虽如此，三地文学面临的根本性课题有着内在相通性，并极大地影响了1950年代文学的发展。
战后中国左翼文学思潮的内容主要有三点：一是《讲话》的理论和实践价值被高度确认；二是将文学的大众化、地域性纳入革命化轨道；三是逐步开展并形成文学的大批判和作家的自我改造运动模式。这些内容，在战后初期的香港文坛也被实践得相当充分，并在1949年后由大批左翼文化人士北上重新并入内地，进入体制。跟香港和平环境中的左翼文学运动有所不同，此时期中国内地的左翼文学思潮是在国共战争日趋白炽化环境中的解放区发展的，如果仔细研读当时解放区（尤其是东北解放区）的报刊会发现，当时在对《讲话》精神的阐释、文学新范式的建构、作家的创作立场等问题上，开始还有对话性的空间存在，甚至某些方面不乏多元性的理论背景，但战争及其他的力量使其文学实践日益激进，开启了原旨意义上的延安文学理想和激进实践的延安文学理想之间的复杂纠结，伴随左翼文学／延安文学思潮的日益组织化，各文体创作模式也发生了根本性变革。像小说中乡士叙事的阶级模式、阶级叙事的革命传奇模式、历史叙事的讽刺模式，诗歌中叙事诗的革命史诗模式、抒情诗的阶级颂歌模式，散文中杂文的政论模式、报告文学的新纪实模式，戏剧中话剧的讽刺模式、歌舞剧的民间模式、旧戏曲的新编模式等都有了典型文本，此前学术界所指“中国当代文学”均由此发生并形成。
这一时期，解放区以外的地域空间不断缩小，但各种文学力量对战后中国文学仍有丰富的不同想象，无论是具有连续性刊物，如《希望》、《万象》、《春秋》等，还是战后新创办的刊物，如《文艺复兴》、《华北文艺》、《中国作家》等，都反映出多种文学路向、趋势的选择，尤其对文学一体化模式表现出了普遍的拒抗，其中既包括京派等传统的抵制，也包括通俗文学的自我发展取向。随着大陆战事的变化，这些力量和因素逐步转移流散到了台湾、香港地区。
二
在战后中国文学中，香港文学扮演了一个相当特殊而重要的角色。战后港英体制的恢复，在阶级对峙日趋激烈的中国内地之外为中国现代文学的生存提供了一种较具包容性的空间。1945年和1949年中国内地的剧烈动荡，使大批左右翼文化人士流入香港，其中相当部分人员自此定居香港，其“中原”心态、过客心理逐渐消弱。正是大批作家南来，内在地沟通了香港文学与内地文学、台湾文学的联系，不同政治势力的对峙构成了此时期香港作家创作的社会大背景，南来作家在身心无依中创作突围既有政治与文学的复杂纠结，又有对香港工商社会人文生态的调适和抗衡。这些都事实上将香港文学和中国内地文学在互为影响渗透中纳入了同一格局。
在战后冷战意识形态的背景下，香港文坛形成了左、右翼对峙的局面，但双方又并非势不两立。主要原因在于左右翼文人之分是作家自己的生活体验、政治立场所致，较少组织性的强力操控，这使得战后香港文坛左右翼对峙有其特定内容：一是在文化、文学层面上，双方都有相当大的回旋空间。较长期居住香港的左翼作家，“多年来承中央的指令，他们也认同要尽量淡化‘左’的色彩，以较‘灰色’文艺的面貌来争取香港读者”[2](P23)，其创作坚持的“批判现实主义”也较低调，强调关注社会下层，写小人物，已疏离于中国内地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而将右翼文学纯然视为反共宣传的“绿背文化”，也有点“想当然”，即便是“美元文化”，其看重的也是介绍世界文化，对1950年代中国文学并未隔绝于世界文化起了作用，一些文艺活动甚至“大有助于当时香港青年接触中国大陆二三十年代以来的文艺作品，乃至俄苏文学”[2](P18)。二是“左右两派文人，却同有浓厚的中国情怀，左翼着眼于当前，右翼着眼于传统，但同样‘根’在中华”[2](P18)。到了1960年代，右翼坚持的民族传统，与左翼坚持的爱国情操甚至交汇合流，而此时中国大陆对内批判传统、对外输出革命的政治情境已经无法扮演中华文化海外传承的角色，香港则以其广泛的海外联系，尤其是对东南亚华文文学的有力影响较好地扮演了这一角色。三是左右翼文学创作各有其侧重点，但都推进了香港文学“主体性”建设和本土化进程。战时香港沦陷，像侣伦、鸥外鸥等香港本土重要作家都流徙境外，战后香港失而复得，香港作家萌生了视香港为家园的强烈意识和情感，这在战后初期香港文学作品中有鲜明的表现，也开启了日后既不同于大陆意识形态价值尺度、也对英殖民文化有所摆脱的香港意识的形成。香港文学“主体性”建设自然还包括对香港工商社会消费文化的调适，而无论是左翼文学倡导的从新文学写实走向“大众化”的写法，还是右翼文人看重的在中西文化交汇滋养中的传统“文人型”创作与市民文化的互动，都殊途同归于消费性、商业性香港社会文学范式的建构，各有其不可忽视的广泛开拓和贡献。
还值得指出的是，战后香港文坛不仅创作中意识形态立场鲜明者往往只是少数，而且即便现实中持有某种激进的左右翼政治立场的作家，一旦进入文学创作，起主导作用的也并非其激进的政治立场，所以，左右翼对峙往往是一种显在的文学思潮的表现，而更深层的差异是顽强而有力地隐性存在于作家创作实践中的文学观念、创作方法、审美态度等，这就难有“左”“右”翼之分了。这样，战后香港文学就呈现出这样一种图景：由于左右翼文学均未介入香港体制上的意识形态，它们的存在乃至强大都未改变香港体制，所以，香港文坛得以接纳中国大陆文学逐步体制化后难以在大陆容身的各种五四文学传统，包括现代主义都市文学传统、通俗文学传统等。如果研读当时香港文学刊物的发刊词，人们会强烈感受到延续这些文学传统的刊物力图突围出政治的对峙性、文化边缘性的努力，香港文学的多扇窗户——城市文学的窗户、现代文学的窗户、世界文学的窗户、华文文学的窗户等也都由此打开。
三
在以往的文学史中，战后至1950年代的台湾文学都被判断为“反共”文学，应当说，其中不少判断也是出于远离历史语境的“想当然”。事实上，战后至1950年代，台湾政治高压缝隙中仍发生着多种文学思潮，从战后初期强劲的左翼文学思潮，到1950年代的自由主义文学思潮、现代主义文学思潮，都使战后台湾文学既未被官方政治意识形态完全放逐，也未使台湾文学本土性出现根本性断裂，而日据时期台湾文学自由主义精神与左翼文学社会主义倾向有所融合的传统，均使得战后台湾多种文学思潮在复杂纠结中互存。正是这种情境，为1960年代台湾文学的中兴作好了准备。这里，仅从战后台湾报刊和文学传播的角度，来说明战后到1950年代台湾多种文学思潮的存在。
可以看到，战后政治高压这样一种非常不利于文学存在的年代，却成为台湾文学刊物最兴盛的时期。台湾1950年代出版的杂志“当在六百家以上。不论何种性质的杂志，差不多都辟有文艺一栏”[3]，其中文学刊物和以文学为主的杂志则有81种，加上报纸文学性副刊，其数量当时在两岸三地中恐怕是最多的一处，使1950年代成为台湾文学史中创刊杂志最多的年代之一（日据时期50年台湾创刊文学杂志共43种）。并且，这些文学刊物还不乏长寿者，像《幼狮文艺》、《皇冠》、《中国语文月刊》出刊都在50年以上；《创世纪》、《蓝星》、《拾穗》、《畅流》等出刊40年以上；《文坛》、《自由谈》等出刊30年以上，这都使战后台湾文学获得了自身较为稳定发展的环境。这种情况的出现，一是因为当时民营报刊尚有较大的运作空间，文学刊物更是多出于性情，使作者、编者、读者的性情参与最大程度地影响了文学生产，他们的“个人文学判断”成为抵制官方强制性文艺政策的最潜在、也最有力的力量。二是当时党营公营的报纸由于五四以来中国副刊传统的影响，也由于官方文艺政策缺乏一统性的控制，同样存在较大的非现实战斗性的生存空间。台湾当时的“四大副刊”，三家为党营官办报纸副刊，然而，《中央日报》副刊一直是“正正经经的文章，简简单单的线条，干干净净的版面，数十年后，小说家孟丝还形容它‘清新可人’。它冷静矜持，从未参与‘集体暗示’”[4]；《中国时报》（前身为《征信新闻》）副刊“聘徐蔚忱主编，余社长指示‘不涉及政治’，等因奉此，徐主编避免反共文学”[4]；即便是“对反共文学积极捧场”的《新生报》副刊也可以“大部分时间保持常态，文章可能与反共有关，也可能与反共无关”[4]。三是“本土性”传播虽处“边缘”，但其被阻隔的局面已开始被打破，从而改善了战后台湾文学传播的环境。以台湾籍作家为例，最初台湾省籍作家由于语言障碍、“政治压制”而处于“边缘”，但在台湾省籍作家的艰苦努力下，从1952年起，其创作已受到文奖会奖助，也被众多文学杂志、副刊接纳，到1957年，第一代台湾本土作家已形成。1965年，钟肇政编纂《省籍作家作品选集》、《台湾省青年文学丛书》各10册，列名作家达170余人，“作品的质也极有可观”[5]。同时，大陆迁台作家对台湾的认同也构成本土性传播的重要内容，从1950年代中期起，大陆迁台作家尤其是女作家的创作，开始显露“家台湾”的意识和情感，开始了从生活、语言等层面对台湾的认同。
从上述情况可以看出，尽管台湾国民党政权此时期在政治意识形态上享有主导权，却没有使其控制文学场域的合法逻辑发挥一统性的力量。相反，裂隙的到处存在，已悄然改变了权力场和文学生产场之间的单一支配关系，使政治高压下的1950年代的台湾文坛仍能涌动起多种文学思潮，此时期的文学创作自然会疏离乃至颠覆“反共抗俄”的政治压力，像潘人木的《马兰的故事》、姜贵的《旋风》、杨念慈的《废园旧事》、王蓝的《蓝与黑》，乃至张爱玲在香港写的《秧歌》，这些至今仍引起人们关注的“反共”长篇小说，事实上都是对官方“反共战斗文艺”初衷的一种反讽。
综上可见，当中国大陆的左翼文学日益体制化具有强烈的别他性时，香港文学在左右翼的制衡中正在复苏文学的主体性，台湾文学在当局的政治高压下正催生出多种文学思潮，我们在它们的互为参照中看到了中国文学发展中产生的种种新质。虽然这些新质还需要我们深入思考，但它们导致的文学格局、创作范式，已不同于此前的中国文学了。
四
当下，现有的中国现代文学和中国当代文学的分界有其大陆本土的历史合理性，但也产生着越来越多的质疑和挑战，于是有了多种“前溯”、“后延”的变通分界。随着时间的推移，新的质疑又会产生。所以，在把中国现当代文学作为一种血脉贯通的民族新文学看待的前提下，我一直倾向于把近30年的文学作为“当代文学”的批评内容来把握，着重从文学批评观的调整、深化出发，对刚刚发生的文学历史产生“同代人”的跟踪、共鸣；而距今30年以上的文学则可以作为“现代文学史”，着重从文学史观的调整、深化来建构。应当说，这样一种“分界”经得起时间推移，也有利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学科建设，因为文学史观和文学批评观虽有密切联系，但更有区别，它们正可以对应于“中国现代文学”和“中国当代文学”两种形态。
对于中国现代文学和中国当代文学的分界以及现代文学史的分期，我的看法是不必截然分开，可作大致的、甚至模糊的划分。文学的分期，所关注的自然是文学的历史特性。然而，正如马克·波斯特在谈及两个日才代的划分时所言，“社会理论的作用就是联系主导性的种种形式以及自由的潜在可能，对历史事物，对变化着的事物的确定”，因此，“分期只是一个分析上的而不是总体论上的姿态”，引入一种新的分期，只是“要引起人们”“关注某些革新”，并非要清晰“划定分界线”。因为任何历史分期都不可能把前后的两个阶段划分得清清楚楚，相反，“早期状况自然还在延续”，甚至“还占据优势”，只是新的因素已无法去却，而且，“一个历史阶段的强行推出意味着的，可能不是从一种存在状态过渡到了另一状态，而是意味着一种复杂化，意味着将一种结构与另一种结构加以迭合，意味着对同一种社会空间的不同原则进行增值处理或多重处理。阶段或时期并非彼此相继而是相互含盖，并非彼此置换而是相互补充，并非按顺序发生而是同时存在。”[6](P21)我们看到，中国现当代文学面对多个层面的差异，不仅中国内地、台湾、香港等不同地区文学的差异是明显的，而且一个地区内各种文学的差异也是明显的，例如，如果认真考察五四时期及1930年代的中国内地文学，就会发现，在一些文学现象上，30年代仍在做五四时期的课题，而在另一些文学现象上，五四时期就已经在探寻30年代文学的一些话题了。这种情况产生的原因可能是如詹姆逊所说的：“每一个社会的构成或历史上现存的社会事实上都包含了几种生产方式的同时交叠和共存，包括现在在结构上已被贬到新的生产方式之内的从属位置的旧的生产方式的痕迹和残存，以及与现存制度不相一致但又未生成自己的自治空间的预示倾向。”[7]这种“交叠和共存”的社会构成改变了以往线性演进的社会模式，也必然使各种社会思潮包括文学思潮以种种进退纠结、先后交叠的形态存在。面对差异丰富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其分期就更不可清晰地“划定分界线”，而是应既找到各个时期“主导性的种种形式”，又敏锐关注“自由的潜在可能”，以及在两者的“协合”中呈现的“新”“旧”、“迭合”、“附生”、“共存”、“相互含盖”、“相互补充”等的丰富状态。
文学史观和文学批评观自然会互相渗透，但针对文学历史形态的文学史建构和针对文学当下现实的文学批评终究各有其承担的重点，甚至对言说者的能力、方法也有不同要求。文学史，尤其是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描述／建构，总会产生它自身的问题，例如“文学史”作为现代人文教育的产物，如何有其课程传授的科学性，又力避简单化的历史误读；“文学史”作为当代意识对文学历史的反观和重构，如何强化研究主体的创造性与个性化，又力避文学历史丰富性的失落；如何处理好史料价值的发现和理论架构的调整及其关系……这些问题显然不同于当代文学批评面临的主要问题。对于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而言，探寻、勘破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历史症结，确认经典性／原典性扩展的认知动机及其内容，可能是其核心问题，文学史观应围绕此核心问题而不断调整、深化。例如，当我们意识到中国现代文学追求的现代性是一种充满历史悖论的过程，过去对此的误解造成了文学史的残缺不全时，我们就会从文学的生命整体意识出发，去把握历史悖反中共生的现代性，去关注中国现代文学的分合性。这种分合性，不仅是指中国现代文学一开始走的就是多源多流、交错嬗变的路，以后形成和传承着多种传统，也指不同政治文化空间（包括台湾、香港）中的文学既血脉相通，又各自流变，从而呈现出中国文学的生命整体形态。而当我们意识到中国现代文学丰富的差异性给文学史整合带来的难题恰恰是文学史观调整、深化的原动力时，我们就会以“天、地、人”这样多维度、多层次的观念去容纳中国现代文学的丰富性，在文学现象的时间性（文化传统、时代因素）、地域性（本土精神、外来影响）、主体性（审美主体及其对象）等多种要素互动的文学史维度上，去突破中国内地、台港澳地区社会转型和现实体制的差异给文学史整合带来的难题。我认为，不一定要在大陆文学史模型之外再构建另外的文学史模型来“整合”中国大陆与台湾、香港文学，如果我们对自身的文学史观有所调整、深化、“整合”是可以解决的。
上述文学史问题意识的提出和解决，都指向中国现代文学史建构的核心归宿：中国文学经典性的累积及其确认。中国现代文学有多种文学史形态，但我倾向于不同的文学史形态都应该提供中国文学经典性因素、倾向累积、扩展的建设性材料。中国古典文学是一座已完工的金字塔，似不应再在其经典性上“叠床架屋”，因此，中国现代文学史作为五四后文学经典性累积过程中最重要的一环，关注的应该是经典性扩展的认知动机。中国现代文学经典性的呈现，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不能满足社会现实和个人需要的经典一方和迎合了这些需要的非经典性文本一方之间”[8](P49)的矛盾冲突。20世纪中国社会世俗化、民主化的历史进程和个人对文学的不同需求凸显出经典和非经典文本间的鸿沟，既有的经典累积传承下来的知识跟人们现时阅读活动所需要的知识，跟非经典文本的“可得知识”间不断产生巨大的差异，从而引起经典（因素）尺度的调整、扩展，那些“可得知识”层面丰富的非经典文本的潜在经典性也就会逐步显露出来。因此，把握经典性文本和非经典文本之间的互动关系，具体考察中国社会世俗化、民主化的历史进程，提出经典多样性的需求和某个作家、某部作品在跨越文学史的经典界限之前必须克服的障碍，从中国现代文学典律构建的动态过程中去建构现代文学史，是十分重要的。
那么，如何发现、确认经典性扩展的认知动机？一方面，从“文学经典作为盛行的价值观的对照物”[8](P63)的立场出发，需要梳理清中国现代文学在外来思潮冲击下，其现实主义、现代主义乃至后现代主义之间的递变、冲突，集中于不同的文学价值观间的对照来发现和确认经典性新质的形成；但另一方面，“诗的存在”并非“为了佐证理论的存在”[9]（自序），文学史中“历史”的重要性也不应遮蔽“文学”的重要性，语言事件更不应简化为历史事件。文学史典律构建最终还应落实于发现并描述最具有人生观照的复杂性和审美传达的丰富性的文学形象（体系），在体悟汉语的文学形象表现力的变化中寻找到经典性扩展的方向。
作为更具有强烈的文化现实性和当下介入性的当代文学批评，有着自己更需要关注的种种问题。不是固守某种意义，也不一定要建构系统的体系，但一定要敏感于现实语境的动态。这种现实语境往往多义、暧昧，但在批评家的当代敏感的激活下，它会显露出真正的意义。对于作为“野史”的文学而言，其现实语境包容着每一个普通人的境遇，不管是文学自主、自律性的诉求，还是文艺的政治参与性的强调，都必须最充分地关注普通民众的阅读状态。1955年，台湾曾举办过一次“十万青年最喜阅读文艺作品测验”的调查活动，留下了一份小说、散文、诗歌、戏剧各10部的书单，使我们至今仍能触摸、感受到50年前时代氛围中台湾一般青年读者的文学口味，不至于对那段文学历史瞎子摸象想当然。然而，当下文学批评多少忽略这种真实的留摄。当代文学批评要为日后文学史的建构留摄住真实的面影，这需要直言率论，也需要知言公论，在此前提下，文学批评者的人格、胆识、功力才能有落实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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