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的走向和史学家的未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学论文,历史学论文,走向论文,未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15年8月23-29日，由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主办、中国历史学会和山东大学承办的第22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如期召开。大会的举办得到了国家领导人的高度重视，国家主席习近平寄来贺信，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亲临大会致开幕辞。山东省省长郭树清、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王伟光参加了会议并讲话。会议实到学者2000余人，包括国外学者800余人，收到论文600余篇，这些数字预示着大会将取得重大收获。 组委会以“历史：我们共同的过去和未来”为主旨，设计和建构了大会的基本框架。这个框架以开幕式的主题演讲环境、生态史研究为起始，继而围绕四个会议主题展开讨论，这四个会议主题是全球视野下的中国、书写情感的历史、世界历史中的革命和历史学的数字化转向。在会议的形式和层次上，依次有开幕式的各种致辞、主题演讲、主题会议、专题会议、圆桌会议、联合会议、晚间会议以及闭幕式的各类讲话、秘书长的学术总结等。这样的框架，不仅显示了大会的立体感，更显示了大会的思想性，洋洋洒洒，异彩纷呈：全球史、跨国史、史学史、宗教史、灾荒史、革命史、战争史、思想史、教育史、议会史、妇女史、性别史、口述史、公共史学、建筑遗产、文化旅游等等，彰显了历史学作为社会科学基础的博大和精深。 概览大会的议题和讨论可见，历史研究呈现了一些新的特点和趋向，这些特点和趋向将有力影响历史学家的未来，使历史研究呈现出与传统史学迥然不同的面貌。 一、强烈的现实关怀 诚如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组织名称所示，大会一直重视历史学的济世意义。在本届大会上，中国各级领导人都表达了他们对历史学功用的认识，高度评价了历史学的地位，这使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理念得到了前所未有的体现。习近平在贺信中强调：“历史研究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承担着‘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使命。”刘延东说：“历史是现实之源，要了解当代中国，就必须了解历史的中国。”郭树清则通过阐发意大利历史学家克罗齐的话表达了他对历史学的定位：“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王伟光引用清代著名思想家龚自珍的话阐明了他对历史学功用的理解：“欲知大道，必先为史。”“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山东大学校长张荣则说：“国际历史科学大会自创建之始即秉承国际主义、和平主义宗旨……为世界不同文化、不同观念、不同意识形态之间的沟通和对话做出了重要贡献。”① 领导人的致辞和讲话既是对历史学功能的肯定，也是对它的期待。对于这种肯定和期待，本届大会以它的议题设计，以它对当今世界面临的重大问题、紧迫问题的责任和使命作了回应，从而进一步凸显了历史学强烈的现实关怀。 随着经济的发展，环境、生态、资源问题已经成为全球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普遍突出而备受关注的问题。正是基于这一问题的紧迫性，本届大会将环境史或生态史提到首位，确定为开幕式的主题演讲。意大利学者安德里亚·贾尔迪纳(Andrea Giardina)、塞内加尔学者马马杜·法勒(Mamadou Fall)以及中国人民大学夏明方教授分别作了题为《罗马世界的帝国主义、经济与生态》《自然和历史：一种非洲本土世界的建构》《寻家之旅：人与自然的生态联姻》的演讲报告。大会安排秘书长罗伯特·弗兰克(Robert Frank)主持这些报告，也体现了大会对这一主题的重视。报告显示，环境问题在古代世界业已发生，并相应产生了保护意识。但直到今天，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科学的昌明，环境问题不仅没解决，反而严重恶化。这就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深度思考：古人尚且意识到了环境问题，今天，文明已获长足进步，为什么不仅问题没有解决，环境反而严重恶化了呢？我们的食品、饮水、空气、我们的生活环境、生存条件应该怎样治理？政府的责任在哪里？企业的责任在哪里？公民的责任又在哪里？ 环境、生态问题在史学史上还是一个晚近的话题，因此将环境史和生态史设计为主题演讲乃是历史学求新意识的自然反映。特别是对中国学者而言，环境史的研究还刚刚起步，接下来，或有更多的学者关注和研究这一课题，这反映了中国历史学研究的最新趋势。但是，大会之所以将环境、生态问题确定为演讲主题，首先是因为它们是当代世界普遍关注的紧迫问题，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环境、生态、资源问题对人的生存已经构成严重威胁，问题极为突出和尖锐。这反映了本届大会关注现实和贴近现实的情怀。在关注现实和追求创新之间，大会显然将前者放在首位。环境、生态史之外，几个主题会议、一些专题会议如代议制、妇女和福利问题，也都洋溢着强烈的现实感。 史学史上一直存在“经世致用”的思想表达。从这个意义上讲，本届大会对环境、生态等现实问题的关注不过是历史发展延续的结果。但在我们的印象里，在历代史学著述和众多史学会议中，似乎没有像本届大会这样以如此突出的位置、如此强势的姿态直面现实问题而宣讲历史学家的意见，这就体现了本届大会强烈的现实关怀。 二、阔远的全球视野 往届大会通常有3个主题会议，本届大会则在此之外增加了一个主题，这就是“全球视野下的中国”。这一主题的设计，使关于中国的议题占据了大会主题的1/4。除了主题会议，大会还别设5个卫星会议，集中探讨中国传统文化的相关问题。由于会址都在传统文化的发源地，为与会学者特别是国外学者提供了实地考察、深度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机会。除主题会议和卫星会议外，中国传统文化在众多议题中都多有反映，这使本届大会融合了丰富的中国元素。由于历届大会从未将中国作为主题或对中国问题有如此多的讨论，本届大会的设计，对中国而言无疑是一个创举，对国际历史科学大会来说也是一个创举。 依笔者的理解，本届大会之所以确定这样一个主题会议，同别设5场卫星会议一样，主要因为中国是东道国，近年的崛起又引起了世界的关注，值得观察和解析。大会设计的主旨在于全球视野或全球史方法的使用。而全球史方法本来是针对以欧洲为中心的强大的纂史传统提出来的，因此以全球视野观察人类历史，讨论中国的历史和文化，目的在于去除欧洲中心论，这正是组委会的用意之所在。全球史方法的创建与使用，自1963年麦克尼尔(William H.McNeill)的《西方的兴起》出版至今，已经经历了半个世纪的发展。作为一种史学方法，无疑已经很成熟了。在本届大会开幕式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主席希耶塔拉(Marjatta Hietala)在致辞中不仅肯定了这个主题的设计，而且使用了这一方法。她考察了交通工具和通信工具的发展，肯定了中国古代丝绸之路的作用，赞扬了中国“一带一路”经济文化战略。中国是世界大国，发展中国家的代表，近年经济建设的成就又为世界所瞩目，这一切正在推进着世界格局的转变。因此，以中国作为观察对象认识欧洲中心论的兴衰最具有说服力。而大会的成功举办，对于削弱欧洲中心论确也收到了一定效果，所以弗兰克先生在大会的闭幕辞中说，本届大会是“成功摆脱了欧洲中心论”的一次尝试。但是，实现去欧洲中心论的目标任重道远。作为历史学家，我们必须保持应有的理性和冷静。 在国内外史学界，全球史方法正在得到越来越多的历史学家的服膺和采用。在中国，近十余年内即已有两所大学建立了全球史研究机构，有的大学则正在筹备建立类似的机构；在欧美之外，更多的研究机构将在不同地区和国家建立起来。由此可见，全球史研究正在国际历史学领域形成新的趋势。 三、非凡的拓展 本届大会开辟和拓展了一些新的领域，情感史的书写即是其中的范例。情感是人类与生俱来的生理现象，它可以控制或驾驭人的情绪和躯体，而控制的对象不唯热恋中的男女、歌唱家、戏剧家、文学家，即使是政治家、军事家，甚至理性、冷静的史学家、哲学家也无时不受它的影响和制约。情感可以是个体的，也可以是群体的；可以是家庭的，也可以是社会的；可以是奋发的，也可以是颓废的；可以是短暂的，也可以是长期的；可以是潜藏的，也可以是激荡的；可以是保守的，也可以是激进的……无处不在，无时不生。可就是这样一个普遍存在、司空见惯、对历史过程产生重要影响，有时是重大影响的生理、心理学现象，历史学家却似乎一直熟视无睹、视而不见。20世纪30年代，法国年鉴学派历史学家吕西安·费弗尔呼吁，应该重视历史过程中情感问题及其对历史过程的影响和作用的研究。遗憾的是，这一呼吁成了那个时代的空谷足音，直到21世纪初，才引起一些历史学家的兴趣和关注。国外史学界如此，对大多数国内历史学家而言，这个领域很可能还十分生疏。 在学科分类上，情感史研究关涉生理学、神经学等自然科学或医学学科，因而应该归属交叉学科门类。德国学者伊彦·普兰普尔在《情感史导论》中即讨论了神经学家的相关研究，向我们展示了医学研究对情感书写的重要意义。②本届大会提交的论文也有关于精神分析和神经科学对情感作用的研究，而且提出了一些新的概念。显然，情感史具有广阔的研究前景和非凡的创新意义。在第22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上，情感问题不仅纳入了议题，而且设计为主题。从这个意义上说，本届会议不仅显示了国际历史科学大会敏锐的问题意识，而且引领了国际历史研究的新潮流，开拓了新的领域。 在论文层面上，新的选题可谓俯拾即是，如书籍书写、公共史学、城市卖淫、死刑、嫌犯、足球、篮球、婴儿问题、少女研究等等。这些选题与上述领域相比，可能显得有些偏窄和具体。但是这些都具有相对的意义，如果予以拓展，都可以形成新的研究领域。 创新不仅是历史学而且是全部学术研究的矢志追求，但本题所说的拓展与普通创新不同。仍以情感书写为例，如前所论，情感问题具有普遍性、涵盖性、包容性等特点。历史主要是人或以人为中心的历史，而人，无论种族存在多大差异，都具有这一生理现象。有史以来，情感就镶嵌在人的躯体之中，镶嵌在历史之中。这样看来，情感书写便不同于一般学术领域。也正因为如此，希耶塔拉和弗兰克对“情感书写”设定为主题会议都给予了高度评价，与会者每谈及这个选题也无不眉飞色舞，特别是在讨论现场，更是群情振奋。而大会之所以将之确定为主题会议，一方面是展现新领域的魅力，另一方面意在引领未来的研究方向。由此可见，随着本届大会在国际历史学界影响的扩展，原主要限于欧美史学界的情感书写，可能很快在亚非拉地区铺展开来，从而助推已有的研究形成新的趋势和热潮。 四、深远的革命 然而，用“创新”一词尚不足以表达或概括本届大会的意义，因为它的许多议题已经超出了创新的含义或范围。无论你是否承认，我们早已处在一场深刻的革命中，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这场革命已经在我们的生活中悄悄发生了，这就是历史学的数字化。由于身处这个过程之中，我们对历史学的数字化也许感到平淡无奇。但当你将历史学家由字句耙梳、笔耕不辍与以网络工具检索资料、书写文本放在一起进行比较的时候，也许才意识到我们已经实现了一个怎样的飞跃，而且这个飞跃显然还只有初步的意义。我们已经看到，历史学家中的睿智者群体已经在一定程度上领悟了数字化技术的意义，并率先将这一技术应用于自己的研究。这里的所谓应用，并非仅仅指资料检索，检索资料当然重要，但如果仅仅用于资料检索，等于你还不了解睿智者们研究工作的内容，还远没有理解和认识数字化技术的意义。 我们通常称赞传统史学具有“十年磨一剑”和“述而不作”的精神，也常常诟病有些学者一年出版几本书，因此质量低下，舛误百出。但是将来，如果我们仍然怀着一腔逆反去睥睨或指责那些高产的学者和他们的作品，我们也许真需要有点自知之明了。依笔者的观察和思考，随着数字化技术的发展，历史学家的科研工作的一应环节大多都可以由计算机代劳。这就必然迎来一个新的时代——一个高产出的时代。 而展望未来，随着数字化技术的发展，海量的硬件、软件等电子元素的更新换代，数字化图书馆的不断改进和完善，纸质图书和传统图书馆或将不久即沦为文物，甚至连纸质书写都可能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这不是危言耸听，更不是在写科幻小说，因为在笔者看来，这一趋势已经形成，一个新的时代已经到来。以此观之，历史研究将是一个把数字化、自然科学与历史学、社会科学结合在一起的新学科。今天，我们可以将这个学科称为交叉学科，但将来或许连这样的学科概念都不再存在。那时候，历史学家必须依靠数字化技术进行研究，这对传统历史学而言，当然是一场革命。遗憾的是，国内史学界对此还缺乏足够的认识。根据王育济教授的披露，“历史学的数字化转向”是以美国史学会的名义申报和主持的，中国史学界虽也有相关讨论，但几乎不可能上升为国家历史学会的主题。这正是国内史学界与欧美史学界的差距所在，而我们的历史学家可能还远没有觉察到这种差距。这是一场深远的革命，它将颠覆传统史学，荡涤陈旧观念，迎来史学研究的巨大变迁。 但是，历史学的数字化是否意味着“史学的转向”呢？无论创新还是革命，都必须以继承为先决条件，没有继承的创新和革命是不可思议的。历史学的数字化无疑建立在传统史学的基础上。所谓基础，恰恰强调和表达了史学史的连续性，从而证明历史学正在沿着它的内在轨道向前发展，而数字化以来或之后的史学史不过是全部史学史的一个阶段，所以不存在“史学史的转向”问题。在历史学的客观性面前，无论高估还是低估，都不利于历史学的发展。历史学的学科性质决定了它的客观与平实。 五、机遇还是挑战？ 开幕式的主题发言和四个主题会议无疑都有交叉学科的特点，但唯有数字化技术覆盖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所有学科，而且在研究工具、研究方法、学术思想等方面引发了全局性变革，这是其他主题所无法比拟的。数字化技术的发展已经开启了历史研究的新时代。仅就资料检索而言，没有任何一个时代能够像今天这样轻易而方便地跨越山海，瞬间就可以获得自己所需要的资料。可以说，居住在地球不同地区或角落的学术同行现在同属于一个学术社区、比邻而居了。在闭幕式上，希耶塔拉对“历史学的数字化转向”与“数字史学的国际扩展”的会议论文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对历史学家具有深远的意义，历史学的数字化将形成新的史学方法和新的研究工具。本届大会提交的论文显示，发达国家的学者已经在众多领域、众多方向建立了数据库或实现了数字化，如古希腊与拉丁文铭文欧洲网络数据库、中世纪欧洲外交史料的数字化、近代史研究的数字化、1205-1533年海上丝绸之路的互动全球史网络、历史学家、政治和数字化转向等。当这些数据库投入使用并得到推广后，我们的研究又将获得怎样的发展。历史长河从来都眷顾那些引领风骚的弄潮儿，对于历史学家中的那个“睿智者群体”，这无疑是一个重大的机遇。而接下来，将围绕这个“睿智者群体”形成新的一代历史学家。 但如前所论，这也是一场深刻的革命。既然是革命，就必然意味着挑战。这种挑战首先是指古老的历史学、历史学家的职业将与现代技术融为一体，历史学家出于工作的需要必须了解、研究数字化技术。这对许多人来说可能并不是一件轻易的事情，但如果你不懂数字化技术，即使有再好的历史意识和逻辑思维，也难以进行历史研究。到那时，职业历史学家群体恐将面临清理和选择的可能：缺乏历史意识和逻辑思维，固然不能从事这一职业；不懂数字化技术同样难以从事这一职业。在这种情况下，职业历史学家就只能从熟悉甚至精通数字化技术而又有历史意识和逻辑思维的人中选出。从这个意义上说，历史学的数字化将给历史学家带来极大的挑战和考验。这方面，国内学术界可能还缺乏相应的理论研究。 另一种挑战和考验来自新媒体和非职业历史学家。新媒体的发展将给历史学带来怎样的发展空间，这是一个很难评估也很难回答的问题。在历史学的数字化开始之前，新媒体的数字化已经很成熟。新媒体与数字化原本有一种亲缘关系，这种关系使新媒体的数字化享有一种天然的便利，因此而成为最先数字化的门类之一。历史学则不同，它与数字化分属两个系统，历史学的数字化自始即存在天然的不便。当新媒体倚借数字化的强势进入历史学领域的时候，历史知识的传播还主要建立在课堂、课本、书斋、著述之上，蹒跚而行，亦步亦趋；而经过新媒体的大规模入侵后，才开始倚重大众传媒或新媒体技术。这当然是一个巨大进步，却也伴生了本届大会开幕式上的希耶塔拉之问：当代的历史果真要由电影、电视、BBC或CNN来书写吗？这个担心显然又不是多余的，因为趋势已经很明显，对于大众而言，历史知识的传播者已不再主要是历史学家和他们的著述，而是编剧、演员、影片、视频、戏说、传奇等等。这就如同生命力极强的外来物种侵入了本土生物界，其滋生、繁衍之快，对本土物种构成了严重威胁。于是，又形成了类似美国公共史学产生后历史学面临的窘境：一方面，传统史学受到了冲击；另一方面，大学历史系教授或职业历史学家基于固有的清高又看不起公共史学，或视之为“二等公民”，报以“怜悯”的态度，或表面上肯定它的作用，实际上是出于“职业的礼貌”。那么怎样才能既保证历史研究的发展、历史知识的传播，又能够维护和保持历史学的客观公正呢？历史学家应首先放下自己的清高，然后接受希耶塔拉的建议，与媒体、记者、文化传播者、非职业历史学家展开合作，接受他们的咨询，表达和传播自己的意见。只有勇于面对和适应时代的变化，认识、学习和研究数字化技术，与新媒体结缘，才能化挑战为机遇，迎来天高地阔的明天。 由于大会包罗宏富，涉及广博，而栏目容量有限，难以俱评，只能就大会的一定范围或某一议题做出评论。本文已经通过一些特色鲜明、意义重大的议题谈了笔者对大会的总体观察和认识。四个主题会议都具有重大学术价值，且采用了新的方法和视角，得到了与会学者的普遍好评，自然成为评论的对象。主题会议之外，很多专题或领域也都富有新意，不仅构成了大会的重要内容，而且分设多个会场进行了讨论，理应纳入笔谈之列。即以古代中世纪史为例，弗兰克先生说大会议题在这方面存在缺口，是指会议大标题没有出现中世纪的字眼，掩盖、遮蔽了中世纪史的内容。而实际上，与会学者的很多论文都是关于古代中世纪的专门研究，这在众多的议题中都可以看到，且不乏新资料、新方法、新观点。 注释： ①习近平：《国家主席习近平贺词》；刘延东：《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讲话》；郭树清：《山东省省长郭树清致辞》；王伟光：《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王伟光致辞》；张荣：《山东大学校长张荣主持辞》，《第22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会议简报》第2期。 ②王晴佳：《当代史学的“情感转折”》，光明网，2015年8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