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经济全球化的几个基本理论问题(注:收稿日期:1998—06—30),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收稿论文,几个论文,基本理论论文,经济全球化论文,日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90年代以来,全球化进程明显加快,已成为当代世界经济最突出的特征。世界经济所蕴含的新变化,其基本特征与发展趋向,根本上取决于资本主义内在本质及其经济结构的变化。研究全球化问题,必须坚持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和方法。有关全球化的若干基本理论问题至关重要,不容回避,应予以深入研究、探讨。
一、全球化的本质是全球范围的资本主义化
目前,关于“全球化”(Globalization)这一概念, 尚无统一的定义。最为流行的,多来自于诸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一类“权威机构”和一些有名望的西方学者。譬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1997年5 月发表的一份报告中,给全球化下了这样一个定义:“全球化是指跨国商品与服务交易及国际资本流动规模和形式的增加,以及技术的广泛迅速传播使世界各国经济的相互依赖性增强。”(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经济展望1997年5月》,中国金融出版社1997年版,第45页。 关于“全球化”的一些概念,可参阅张世鹏:《关于全球化研究的几个问题》,载《国外理论动态》(1998年3月)。 该文综述了德国三份有代表性的刊物《政治与现代史》、《社会主义》、《明镜》近年来发表的部分文章的一些观点。
此外,美国左翼理论刊物《每月评论》(MonthlyReview )1996 年以来发表了的一系列文章, 其中有保罗·斯威齐 (Paul Sweezy)和哈里·马格多夫(Harry Magdoff)的短论。美国《当代历史》(Current History)1997年第11期专刊讨论“全球经济”。 日本《世界经济评论》1997年以来刊载的题为“进化的资本主义”的一系列文章。 均可参考。 ) 美国哈佛大学经济学家杰弗里·萨克斯(Jeffrey Sachs)在1998年春季号《对外政策》发表一文, 认为全球化有如下四个层面的涵义:(1)促进经济更快增长;(2)对宏观经济稳定的影响;(3)对收入分配的影响;(4)对各国和国际政治的影响(注:Jeffrey Sachs,International
Economics: Unlocking theMysteries of Globalization,Ioreign Policy.Spring 1998.)。以上这两种观点颇具代表性,反映了西方学者“正统的”理论对全球化的认识。其基本特点是:(1 )以商品和资本等生产要素的流动密度为基准,从现象上理解全球化。各国进出口率越高,贸易额在世界生产中所占比例越大,世界经济就越全球化;(2 )全球化是由“威力无比的”技术因素决定的。全球化所产生的影响,也多是诸如增长、稳定、分配等一些“技术性”问题;(3)全球化是不可避免、不可逆转的, 是一种无情的、自然的,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进程。各国只能接受,去适应它或是“管理”它。
西方“正统的”全球化理论,描述了全球化的某些现象,它的发展过程,甚至于它所蕴含的某些政治经济影响。然而,其理论思想不是来自于对资本主义发展历史的理解,因而也不可能揭示出全球化的本质。
分析、理解全球化问题,必然要回到马克思主义理论上来。这是因为,当今世界经济的发展与变化,总体上仍取决于西方最发达的资本主义经济。在人类历史上,任何人都没能像马克思那样专注地致力于研究、剖析资本主义的内在逻辑和运动规律,那样精辟、有力地阐释资本主义制度。“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旧的、靠国产品来满足的需要,被新的、要靠极遥远的国家和地带的产品来满足的需要所代替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相互依赖所代替了……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早在150年前撰写的《共产党宣言》中, 马克思就揭示了资本主义制度最核心的本质:它自始至终是一种扩张性的制度,是一种“全球性”的制度。一旦有了根基,它就会难以抑制地在内部增长、壮大,并不可遏止地向外部蔓延。
因而,从本质上看,全球化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一种进程。美国著名经济学家保罗·斯威齐(Paul Sweezy )最近在《每月评论》杂志撰文指出:“全球化不是一种条件或一种现象,而是一种已持续了很长时间的进程。”“自四五百年前资本主义作为一种活生生的社会形态在世界上出现以来,这一过程就开始了。”(注:Paul M.Sweezy,More(orless)On Globalization,Monthly Review,September 1997.李慎之先生在1994 年发表的《全球化与中国文化》一文, 同样闪耀着真知:“自从1492年哥伦布远航美洲使东西两半球会合之时起,全球化过程已经开始了。”李慎之:《全球化与中国文化》,载于《太平洋学报》,1994年2月。)美国学者埃伦·伍德(Ellen M.Wood)则认为, 目前人们之所以如此关注全球化这个问题,其原因就在于“资本主义正在成为真正的全球性制度”。“资本主义的基本逻辑——资本积累、竞争和利润最大化,已经从意识上渗透进世界每一个角落。……甚至于在资本主义经济的最外围,一切经济活动也都是按这一逻辑来进行的。”“在二三十年前, 即使是在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 都还没有达到这种程度。”(注:Ellen Meiksins Wood,A Reply to A.Slanandan,MonthlyReview,Feb.1997.)
由是观之,所谓全球化,实际是资本主义向全世界蔓延,使整个世界范围“资本主义化”的新进程。全球化并非一种全新的现象,近年来人们之所以明显感受到许多新的变化,只是因为这一进程的确加快了。
二、90年代以来全球化进程加快的主要原因
按西方“正统的”全球化理论,全球化是技术进步的必然结果。他们认为,新的电子技术不仅使全球化成为可能,而且成为必然。美国副总统阿尔伯特·戈尔(Albert Gore,Jr.)今年5月一次关于建立全球经济的演讲,题目竟然就是《是技术,笨蛋!》。他引用的一个主要例子是:1993年只有300万人使用国际互联网,1996年已有4000万人, 1997年再增至1亿人。网上信息流量每100天就增加一倍,这种技术因素使世界缩小,经济活动将随之全球化。也有人借用马克思的著名论断:“手工作坊给你一个封建主义社会,蒸汽工厂给你一个工业资本主义社会。”那么,芯片就将给你一个全球资本主义社会。(注:Vice PresidentAlbert Gore,Jr.,It's Technology, Stupid:Shrinking the Worldand Building the New Global Economy,at the Economic StrategyInstitute,May 5,1998.)
然而,全球化进程的根本驱动力,是资本积累的内在冲动。科学和技术进步为这一进程创造了必要的客观条件,但技术因素本身不能决定社会制度的变化。90年代以来全球化进程加快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两方面:一是冷战的结束,二是资本主义内部结构的变化。
(一)冷战结束的影响。分析这个因素,需要重新回顾资本主义的发展历史。如前所述,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已揭示出了资本主义的本质。马克思在撰写《资本论》时,资本主义正在通过国际市场、殖民主义产生着全球性的影响。尽管资本主义制度本身还远远没有达到全球性,但马克思已经认为,它将不可避免地向全球范围内蔓延。资本主义自身或者将可能限制它自己的扩张,但这不是他当时关心的主要问题。因而,马克思《资本论》最明显的一个特征,是它非常具体地分析当时最成熟的工业形态(英格兰),他所分析的是一种封闭的制度。马克思的伟大贡献,在于他揭示出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内部逻辑,以及它的渗透能力,而无论它根植于什么地方。保罗·斯威齐认为,马克思之所以从来没有提出,也没有试图回答资本主义是否会充分“全球化”这样的问题,原因当然是他期望资本主义在远远没有达到“它的空间限制”以前,就将被推翻,并被另外一种制度所取代。(注:Paul M.Sweezy,More (or less) On Globalization, Monthly Review, September1997.)
抽象的理论每每是认识现实的一把钥匙。马克思已经揭示了资本主义扩张的真正原因:它产生的经常性的危机及其全部后果,扩张之所以是资本主义的一个永久性的因素,就在于从外部取得更大利润的可能性。 罗莎·卢森堡(Rosa Luxcmburg )在她的名著《资本积累》(TheAccumulation of Capital,1912)一书中,把这一理论向前推进了一步。她“跳出抽象资本主义的框子”,从“抽象的资本主义”到“具体的资本主义”,提出了资本主义与非资本主义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这也是她的伟大理论功绩。她指出,“与世隔绝的”、“抽象的”、“纯粹的”资本主义社会从来就没有存在过,也不可能存在,资本主义时时处处都向非资本主义的外围扩展着自己的影响。因为,从资本主义观点看,工人的消费是积累的一个结果,无论如何也不是积累的目的和前提。扩大再生产为谁进行?谁是积累的剩余价值的消费者?剩余销售到何处?“在资本主义制度范围之内没有这种买者,而且也不可能有。”她深刻论述道:没有“非资本主义环境”,资本主义就不能存在。从一开始,资本主义就是通过,而且只有通过包围非资本主义空间来生存的。因而也引出了帝国主义的历史必然性问题。整个帝国主义无非是“积累的一个特殊方法”,其内在经济动力是明确的,其实质就在于资本的统治从老牌资本主义国家扩展到新的地区,就在于为争夺这种新的地区展开了经济上和政治上的竞争。她的结论是:当这种空间被用完时,将带来最终的危机,并使资本主义无路可逃。(注:转引自布哈林:《帝国主义与资本积累》,《布哈林文选》(下),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资本主义需要非资本主义环境作为一种通道的理论,今天更显得弥足珍贵。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阶段(注:据中央编译局郑异凡研究,列宁《帝国主义论》在1917年出版时的书名是《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新阶段》。“这个版本有列宁写于1917年4月26日的序言。列宁生前出版的《列宁全集》第1版以及20~30年代出版的第2、3版,书名用的都是‘最新阶段’。一直到列宁逝世10年以后,到30年代本书才改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为书名出版。”(郑异凡:《布哈林论稿》,中央编译出版社1997年版,第30页。)“1917年初,孤帆出版社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新阶段》的书名在彼得格勒刊印了这本书。”(《列宁选集》第二卷,1960年版,注释342,第977页。)),我们今天所感受到的“全球化”则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新阶段。它们是同一个过程,都是“延长资本主义寿命的历史方法”,是使资本尽快发展,并达到其存在的客观极限的最可靠的手段。从1870至1914年,资本主义经历了一个迅速扩张时期。这一进程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而终止。在本世纪20年代的10年中,美国资本主义迅速扩张,随即又被1929年大萧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打断。战后两种社会制度的对抗,使这一进程受到限制。冷战持续了40多年,最终以资本主义实际上在全球范围内的恢复和胜利而结束。冷战的结束,实质上是资本在“传统的”界线内部及外部扩张这一平滑进程的结果。在这一进程中,以前大片的非资本主义地区(原殖民地),也成为“合法的”资本主义。总之,自90年代以来,在意识形态上,资本主义空前地加强了,又“兴高采烈地”回到原来的扩张轨道上。正如保罗·斯威齐所指出的那样,“1949年与1990年资本主义最大的差别,1949年时资本主义面对一个强大的敌人,而今天它全然无反对者。”(注:Paul M. Sweezy, MonthlyReview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Monthly Review,January 1996.) 这也是全球化进程日益“清晰可辨”的首要原因。
(二)资本主义内部结构的深刻变化。资本主义作为人类社会历史中的一种社会制度,尽管其内部的基本逻辑是一成不变的,但它的内部结构却是不断地发展变化着。美国、日本和西欧的一些传统经济强国,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变得日益“成熟”,其最终结果,是资本积累的结构发生了变化:资本取得了对劳动的优势。也就是说,资本相对于劳动变得更加强大。这个因素是决定性的,因为推动全球化的最根本的力量是资本。
战后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制度的基本框架,其形成背景是第一次世界大战、30年代“大萧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1929年爆发的资本主义历史上最严重的经济危机,充分暴露了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所蕴含的“自我破坏”的逻辑,资本主义自由竞争的市场体制陷入了信任危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应运而生,政府在资源配置方面开始发挥重要作用。人们意识到,真正自由的资本主义意味着不稳定性,是大多数人所无法忍受的。工人更加奋力地保护自己的利益。提高工资、缩短工时和改善劳动条件的斗争表明,工人的力量,在于组织起来和相互合作。于是,工会制度应运而生,工人们甚至组成自己的政党。在美国,30年代以后推出了一系列改革,包括建立保护工人利益的社会保障制度和《劳动法》(如要求雇主为超时工作支付1.5倍的工资),《工厂法》、《教育法》、 《公共医疗法》及限制资本的《反托拉斯法》等等。在英、法、德、意等其他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社会民主党和工会等左翼力量明显加强,资本被迫与劳动进行妥协。但是,战后取得了霸权地位的美国,通过《马歇尔计划》和军事同盟(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遏制了西欧的共产主义运动。
50年代末60年代初,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原殖民地纷纷独立。值得指出的是,它们在独立之初, 往往都是喊着社会主义的口号。 自60年代末70年代初开始,许多新独立的国家选择了资本主义,以私有化取代国有化。同时,向跨国公司打开大门,并以“出口导向”取代了“进口替代”。随着日本和西欧经济的重振,发达国家又出现了生产能力过剩现象,跨国公司试图相互渗透各自的市场。由于产品开发的成本越来越高,产品生命周期的日益缩短,全球性的市场竞争加剧。一旦国际间的竞争尖锐化,各国资本家便企图在国内压低工资和延长工作日,借以保持自己的地位而又不牺牲自己的利润,于是导致了低工资战略。与此同时,有利于资本的技术进步和政治因素,也大大地增强了资本运作的能力。此时新独立的原殖民地国家,则为资本提供了更广泛的活动外围。于是,资本逐渐对劳动取得了新的优势。
70年代初,以美元为基轴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美、欧竞争重点转向金融领域。从80年代中期开始,这种竞争日益加剧。在美国和英国这两个传统的自由资本主义国家,里根的共和党政府与撒切尔夫人的保守党政府遥相呼应,以美国“芝加哥学派”为代表的自由资本主义思想占了上风。1986年,英国的工会力量遭受了沉重打击。同年10月,英国政府为重新振兴伦敦金融中心,开始实施具有历史意义的银行业“大变革”(Big Bang),取消对资本流动的限制,放松政府对金融业的管制。法、德、比、荷等国随即纷纷效仿。法国于1988、1989、1996年三次推行金融改革,德国于1990、1994、1997年三次推出“资本市场改革”。美国也减少政府干预,放宽《反托拉斯法》,改革金融业。在美、欧推动下,日本、澳大利亚、新西兰、新加坡、韩国、泰国和香港等,也竞相加入“比学赶超”,加入金融“改革队伍”。此外,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关税及贸易总协定(世界贸易组织)等国际经济组织的作用愈益加强,各国政府之间频繁咨商,签订了无数旨在推行“全球化”的协议。美国副财长劳伦斯·萨默斯(Lawrence H.Summers)今年5月份在一次演讲中称,自1993年以来,美国已经完成了240项降低贸易壁垒的协定(注:Lawrence H.Summers ( Deputy Secretary ofthe Treasury),On Call 24—7:America's Role in the Holdingthe Global System Together,at the Economic Strategy Institute,May 6,1998.)。1997年12月,世界贸易组织各成员国签署了《金融服务协定》,原则上同意开放各国银行、证券、保险等金融服务市场。
这些变革,加快金融市场全球化和自由化进程,国际资本市场迅速扩大,资本流动猛增。据统计,1992年,美、欧、日等10大外汇市场每日交易额约为9000亿美元,1995年已达到13000亿美元, 3 年间增长了47%。与此同时,垄断资本的力量得到进一步加强。在资本和劳动之间的对抗中,资本变得越来越有利。资本可以到世界的任何地方寻求最低工资。据国际清算银行统计,每年有2500亿美元以上的资本流入发展中国家。在发展中国家,劳动则被迫接受低工资。在发达国家,由于工会的力量日渐削弱,资本可以不提高甚至冻结工资。
资本取得对劳动的优势,全球化本身也是其中的重要因素。这是因为,从发展中国家(原资本主义外围)进口的大量廉价商品,保证了劳动的最低需要。这是资本积累进程加快的必要条件之一。据美国学者罗伯特·布莱克本(Robert Blackburn)最新研究,1770年时,英国资本形成的1/3是来自于“新的劳动分工”,即由奴隶生产的大米、咖啡、蔗糖以及对欧洲人生活非常重要的其他产品。美国另一学者埃里克·福纳(Eric Foner)在《民族》杂志为这部名曰《新世界奴隶的产生》(The Making of New World Slavery )的新书撰写的评论中指出:“今天唐人街的毛衣店和第三世界的童工工厂,在满足消费者需求与企业家攫取利润方面,与殖民地奴隶所起的作用是一样的。”(注:Nation,1997.3.31,P.28.)
三、全球化所蕴含的政治经济影响
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实质是在资本主义的“内部”取得了统治地位的资本,正在攻占资本主义的“外围”。这一进程对不同形态社会的政治经济,都已经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一)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影响。这种影响包括两个方面, 一是对“英美个人市场资本主义”(Anglo- Americanindividualistic market capitalism)的影响。 二是对“社会市场模式”(social market model)资本主义的冲击。 全球化进程主要是由以美国为首的垄断资本所领导的。与相对兼顾社会目标的“社会市场模式”国家相比,资本在“英美式”资本主义国家对劳动所取得的优势更为明显。正因如此,美、英资本更加迫切要求资本完全自由化,而全球化进程也首先是使它自己的面貌发生了变化。
按西方“正统的”观点,美国和英国是目前西方主要发达国家中经济状况“最好的”。确实,与80年代中后期相比,美国经济增长比西欧和日本快,通货膨胀率却维持着低水平,联邦政府预算赤字也在下降。在美国,出现了“新经济”的说法,10年前的“美国衰落论”已变成“美国复兴论”。美国政府高层官员到处大谈“21世纪仍然是美国的世纪”。
但是,美国和英国却是西方各国中收入最不平衡的国家。在美国,所谓高增长、低通货膨胀的“新经济”甚至使收入差距更为扩大了。在1977~1989年间,美国收入最高的1%的人, 攫取了全部税后收入的60%。在此期间,最富有的1%的人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重翻了一倍。 在1993年,美国所有就业工人中的27%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其中,只有1/3多一点是完全由雇主支付医疗保险。 在全日制工作的工人中, 有20%没有退休金或医疗保险。美国公司经理(CEO)的平均收入水平, 1960年时是美国工人平均收入的40倍,而1993年时为149倍。事实上,1994年时,美国的最低工资水平,实际上还低于1950年,而每小时实际工资水平,则低于1968年。美国“预算和政策研究中心”(Center onBudget and Policy Priorities)研究发现,从70年代末至90年代中期,美国最穷的人收入减少了21%,中间收入水平的人收入仅增加了2 %,如果按1990年美元计算,在1990~1995年间,美国公司利润从1760亿美元增加到2640亿美元,公司经理年薪平均从190万美元增至320万美元,而工人平均工资减少了138美元(从22976美元下降到22838美元)。 被裁减工人人数从31.6万增加到44万。1997年,美国大公司总裁收入增加21%,而工人平均工资仅增加3%。 美国迪斯尼公司总裁米契尔·埃斯奈尔(Michael Eisner)年薪75万美元,当年股权收益是5.75亿美元,平均每天收入超过150万美元。(注: Kathryn Larin andElizabethC.McNichol,Pulling Apart:A State-by-State Analysisof Income Trends,Center on Budget and Policy Priorities,Dec.16,1997.)
如果从净资产(家庭累计财富减去未清偿债务)情况看,美国的财富分配比收入分配差距更为严重。《福布斯》杂志所列的美国首富、微软公司总裁比尔·盖茨(Bill Gates)拥有净资产估计为400亿美元,该公司另一创办人保罗·埃伦(Paul G.Allen)有资产170亿美元。 事实上,在美国有18%的家庭没有任何“净资产”。目前,盖茨一个人的资产,相当于美国的40%家庭净资产总和(注:Mary H.Cooper,IncomeInequality,CQ Researcher,Volume 8,No.15,April 17,1998.)。美国收入最高的1%的人所拥有的财富,超过90%的家庭财富的总和。 美国经济学家迈克尔·曼德尔(Michael Mandel)撰文写道:“传统的大众市场(中产阶级)不断恶化。美国人生活在增长和不稳定同时并存的时代,这是以前从未看到的。”(注:Business Week,1996.10.28,P.86.)90年代,美国股票市场异常繁荣,使阶级分化现象日益突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阐述的资本主义的一些基本特征,正变得越来越明显。美国学者诺姆·科姆斯基(Noam Chomsky)在一本书中写道:“在美国,工会衰落,实际收入和补助下降。在许多城市区,饥饿率、婴儿死亡率相当于第三世界水平。到处都有许多的无家可归者。”(注:NoamChomsky,Year 501:The Conquest Continues, Boston:South EndPress,1993.)
在美国,由于资本和劳动之间的“紧张对峙”不复存在了,美国政府权力倾向不再是对准选民,而是更加偏向于大的商业财团、通讯和媒体大亨,因为他们影响、甚至“操纵着”选民。政府越来越赤裸裸地听命于跨国公司,制定对全球资本有利的内外政策。这种倾向,甚至激起了美国国内最保守的右翼势力的反对。1998年,美国出现的一部名曰《大出卖:美国的主权和社会公正是如何为全球经济的神像而牺牲的》的新书,作者是美国著名的政论家、共和党两次总统提名人帕特里克·布坎南(Patrick J.Buchanan)。他认为,80年代和90年代国际贸易增长,在给美国带来好处的同时,也带来了许多的坏处,如工资停滞、毒品泛滥、环境恶化、小服装厂和童工。认为美国政府的国际贸易政策,服务于波音、IBM和摩托罗拉这样一些如“浮萍”般的跨国公司的利益。 “这些没有良心的巨人抛弃了美国,醉心于一个无边界经济的达尔文世界。在那里,感情是愚蠢的,最重要的只有生存。在这些……精英们的眼里,男男女女不再是家人、朋友、邻居、公民,而是‘消费者’和‘生产要素’”(注:Patrick J.Buchanan,The Great Betrayal:How American Sovereignty and Social Justice Are BeingScarificed to the Gods of the Global Economy.(Business Week,April 6,1998,P.7))按布坎南的解释,是全球化导致了美国向原始资本主义回归,使人民的忠诚发生变化。
全球化也导致西欧社会资本主义国家,尤其是北欧福利国家与美国式资本主义之间的矛盾加深。因为西欧各国,尤其是北欧小国很难抵御全球化的冲击。
1996 年去世的丹麦著名学者安德列斯·约尔根森(Andreas Jorgensen)生前曾撰文指出, 欧洲应抵制美国的新自由主义思想,保卫福利国家。他认为,美国的一些“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炮制的一个谬论是:福利国家是“过度浪费”,等同于低效率。美国人以此为依据,声称欧洲人要想维持竞争力,战胜失业,就必须采取美国的模式,尤其是在劳动力市场政策方面要效仿美国。克林顿总统在每年举行一次的“西方七国首脑会议”上,也总是忘不了宣称:唯一途径是模仿美国的经济政策。
约尔根森指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不可能创造充分的经济民主和经济自由。而福利国家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消除资本主义和阶级社会的某些经济、社会和文化方面的恶果。以丹麦和美国相比较,丹麦的工人肯定会感到比美国工人更安全和更自由:丹麦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比美国高7%~8%;丹麦自1973年以来的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是美国的两倍;美国的最低工资少于丹麦最低的社会保障金;丹麦在宏观经济上比美国更有效率,等等。在美国,有约1100万人是在美国最低工资下工作,美国劳动力中的1%是在监狱中。美国所采取的低工资战略, 只能再让劳动大众贫穷。但是,美国主流经济学家竟然不顾这些事实,在一些教科书中鼓吹说,社会保障和效率之间,存在着负相关关系。约尔根森指出,丹麦工人的效率也高于美国,因为丹麦人一年的工作时间比美国短许多。在发达国家之中,只有德国人工作时间比丹麦人少。丹麦人工作时间短,每周只有37个小时。根据国家法律和雇主与工会之间达成的协议,雇主在每年5周的节假日期间,也照常支付工人工资。 而美国和英国自由资本主义的蔓延,具有很大的破坏性。“金融资本的目标不是真正的社会大众生活,甚至不是宏观经济的健康,而是纯粹的资本家的利益。其标准是利润率和资本积累。他们对整个国家的效率和劳动生产率不感兴趣,他们是在向真正的自由发动进攻。”(注:Andreas Jorgensen,Efficiency and Wealfare Under Capitalism; Denmark Vs.theUnited States;A Short Comparison, Monthly Review/February1997.)
(二)对资本主义“外围”的影响。发展中国家作为资本主义的“外围”是被强行纳入全球化进程中的,是这一进程“最薄弱环节”。这是因为,全球化进程并无合理的国际约束机制,致使国际金融资本肆虐横行,国际金融市场波动不已。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体制和政治制度相对“薄弱”,尚处于调整和转型时期,更易受到外部冲击的威胁。近年来,已接连爆发了墨西哥金融危机(1994~1995)、东亚金融危机(1997~)和俄罗斯金融危机(1998.5~)。据国际清算银行估计,墨西哥因金融危机的损失相当于该国当年国内生产总值(GDP)的12%,由此背负的外债需多年才能偿清。1997年7月爆发的东亚金融危机,如剥丝抽茧,不断深化扩展。危机重创泰国、韩国、马来西亚、菲律宾和印尼5国,殃及香港、新加坡和台湾, 使整个东亚地区损失资产超过万亿美元。危机发生一年之后,仍余烬未息。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和财政部已把东亚金融危机定义为“21世纪首次危机”。东亚金融危机的影响或许需要许多年后才能厘清,但这次危机已充分表明,全球化进程使发展中国家在整个世界经济体系中,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
全球化所产生的更重要的影响,或许是在原资本主义的最“外围”——原社会主义阵营。 英国白金汉大学教授诺曼·巴里(NormanBarry)在1998年2月号《政治学》(Politics)杂志发表的一文中,把冷战后的资本主义分为三类,除了上述“美英式”资本主义和“社会市场模式”外,另外一种他称之为“共产主义式的资本主义”(communitarian capitalism)(注:Norman Barry, CapitalismAfter the Fall of Communism,Politics 1998.2.,PP.133~139.)。俄罗斯和东欧各国在冷战结束后,纷纷放弃了社会主义。但是,这些国家并不可能成为“正常的”西方国家。美国《外交》杂志最近刊登了俄罗斯一反对党“亚博罗克”(Yabloko )领导人格里高利·亚夫林斯基(Grigory Yavlinsky)写的一篇文章,称俄罗斯目前正在建设的是“虚假的资本主义”(Phony Capitalism)。它实际上是寡头统治的、打着民主幌子的社团主义国家。以高犯罪为特征的社团主义国家与西方市场经济的民主国家相比,有天壤之别。前者的市场是由寡头驱动的,而寡头们的最大目标是增加个人财富。“新闻自由和其他公民自由权受到压制,法律常被忽视,宪法只有在为他们的统治提供方便时才会得到遵守,腐败已由街头渗透到了权力机构。名人、关系和帮派所发挥的作用,比政府机构、各种体制和法律还要大。俄罗斯寡头政治家正在崛起,他们已经建立了一个强盗资本主义的模式。而这种体制在原苏联时期就已经基本形成,冷战后,它不过是改换了门庭,就像蛇蜕皮一样。”
俄罗斯一位大亨接受英国《金融时报》采访时声称,在俄罗斯,新的执政“精英”只是无比贪婪的人。俄7 位最大的银行家(他们组成叶利钦竞选班子核心)掌握着俄一半以上的经济。这些摇身一变成为资本家的前官僚对俄经济影响很大,他们不关心什么将造福于全体人民,只关心他们的权力。他们的强盗资本家心态甚至遭到西方资本家的批评。美国金融投机家乔治·索罗斯称这些人首先是盗窃国有资产,再寻机把这些资产合法化。有人认为,俄罗斯的强盗资本主义最终将被市场经济所取代,就像美国本世纪初那样。但亚夫林斯基认为,这种想法是错误的。美国在当时已形成一个地位牢固、拥有职业道德的中产阶层,政府也没有受到强盗资本家的渗透。当时美国商界巨头都将资产投在国内,而今天的俄罗斯,强盗资本家将窃取到的本国财富都投到了国外,因此遏制了本国经济的发展(注:Grigory Yavlinsky,
Russia's
PhonyCapitalism,Foreign Affairs,May/June 1998.)。
欧洲复兴开发银行也认为,俄罗斯是全世界最腐败的大国,腐败现象渗透到社会的各个阶层。与此同时,社会道德水平急剧下降。一项民意测验表明,在俄罗斯人看来,关系网和腐败是获得成功的最佳途径。在问及如何致富时,88%的人选择了关系网,76%的人选择了不诚实,只有39%的人选择努力工作。尽管俄罗斯人目前比过去更加自由,但大多数人只能苦苦度日。目前,在东欧其他国家所表现出来的“资本主义的罪恶”,与俄罗斯相差无几。
从资本主义内部自身的规律来分析,或许可能更容易理解资本主义的全球化。资本主义的全球性蔓延,不仅仅是为了展示一下自己的力量,而是决定于它自身的内部逻辑。全球化是一种病态的增长,类似于癌细胞的扩散。同时,它也和癌细胞毁坏人的肌体一样,在毁坏着各种不同形态的社会结构,资本主义不会在全球范围内最终获得成功和繁荣,因为它是一种矛盾的进程,仅仅是使它的矛盾全球化了。历史不可能终结于资本主义的全球化,因为这一进程并非“自然的历史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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