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届三中全会：邓小平理论形成的历史起点，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邓小平理论论文,起点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邓小平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这一理论形成的历史起点，正是20年前具有伟大历史转折意义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但理论界对邓小平理论形成的起点问题存在不同的认识，本文试分析几种流行的观点，并阐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邓小平理论发展史上的伟大意义。
一、确立理论形成起点的标准和几种流行观点的分析
任何一种理论都不是凭空产生的，它和与之相关的前期理论成果都存在历史的必然联系；而邓小平理论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更是一脉相承的理论体系。但是，邓小平理论作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必然有其阶段性特征，对此只能从理论本质来把握。
理论界对邓小平理论的起点之所以有不同认识，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对邓小平理论的界定存在不同的理解。党的十五大报告指出，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践相结合的第二次飞跃的理论成果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它的主要创立者是邓小平，邓小平理论是其简称。这一理论是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历史条件下，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胜利和挫折的历史经验并借鉴其它社会主义国家兴衰成败历史经验的基础上，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根据这一科学论述，笔者认为，确定邓小平理论的历史起点，必须考虑理论的创造主体、产生的时代条件、实践基础以及理论内涵的阶段性发展的特征等内在及外在因素。显而易见的是，邓小平理论的创造主体是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产生的时代条件是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历史背景，思想基石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实践基础是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核心内容是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根据这样的判断，我们可以对几种流行的观点进行剖析。
一种观点认为形成的标志是毛泽东于50年代中后期发表的《论十大关系》等一系列文章。这种观点的不足在于，它只看到了邓小平理论同毛泽东思想中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理论的历史联系，但忽略了作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不同阶段的两种理论的内在区别，没有反映出邓小平理论的特定的涵义。还有一种观点认为60年代邓小平的理论探索表明邓小平理论开始萌芽。这种观点与上述观点存在类似的不足，没有看到作为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重要成员的邓小平，他当时的理论探索实际上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更为流行的看法是认为邓小平1975年的“全面整顿”是新时期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的一次悲壮的预演，其间邓小平的许多重要论述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理论的形成乃至发展提供了非常宝贵的理论上的萌芽，因而是邓小平理论的历史起点。（注：参见张新华：《关于邓小平理论的起点》，载《探索》1997年第1期。）这种观点，考虑到邓小平理论产生的新的时代条件、新的实践基础、新的理论创造等因素，并对于1975年全面整顿的意义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但把它作为邓小平理论形成的历史起点仍然不妥：第一，从理论的创造主体看，邓小平同志当时并不具备影响和支配全局的政治地位，其理论创造活动不久即被打断。龚育之同志分析指出：“全面整顿的指导思想从总体上同当时居主导地位的思想——‘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思想分离开来，对立起来。从这个意义上说，一个新的指导思想就要诞生了”。但邓小平不久就再次离开了政治舞台。新的指导思想的诞生却是在经历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和“两个凡是”两轮阵痛才产生。（注：参见龚育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二十题》第38～38页、第71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从理论的实践基础看，全面整顿是拨乱反正的开始，是改革开放的预演，但它同全面的拨乱反正和全面改革相比，不可同日而语，而且，这一进程同样被最终打断。第三，从理论的思想基石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当时并未在全党牢固确立起来，因而不能影响和支配全局。第四，从理论的内容看，邓小平1975年的理论探索具有相当的深度和广度，但它总体并未具有作为理论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所以，龚育之把邓小平这一时期的理论探索当作邓小平理论诞生前的“直接酝酿”是比较合理的。
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为邓小平理论历史起点的科学依据
龚育之同志把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为邓小平理论开始形成的标志，具有充分的科学依据。
首先，从理论的创造主体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际确立了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从而为邓小平理论形成和发展提供了政治前提。
以邓小平为核心的新的中央领导集体是在反对“两个凡是”的斗争中形成的，这一斗争首先是围绕邓小平的复出展开的，继而又以真理标准问题为斗争焦点。
1977年2月华国锋等人提出“两个凡是”的指导思想时，就把揭批“四人帮”与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并列，意在阻挠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继续推行“左”倾路线。在1977年3月召开的工作会议前后，围绕邓小平复出问题，叶剑英、李先念、陈云、王震、胡耀邦等人与华国锋等人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在理论上最先反击“两个凡是”的是邓小平同志。早在1977年4月10日他就针对两个凡是”的错误观点，致信党中央，明确指出：“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5月3日，中央转发了此信，肯定了邓小平的正确意见，为邓小平复出做了准备。5月24日，邓小平在同王震、邓立群谈话时再次批评了“两个凡是”：“‘两个凡是’不行。……这是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是个是否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问题。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就应该象毛泽东同志说的那样对待这个问题。马克思、恩格斯没有说过‘凡是’，列宁、斯大林也没有说过‘凡是’。……毛泽东思想是个思想体系。”围绕坚持“两个凡是”还是坚持实事求是的争论，中央高层“凡是派”与“实事求是派”（邓小平自称是“实事求是派”）的政治分歧日益突出。在党内外各种力量的共同努力下，邓小平同志终于在1977年7月召开的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上，恢复了中共中央委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的职务。这是对“两个凡是”的重大突破与否定。然而，在8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大上，“凡是派”在中央高层仍然占支配地位。
为了从理论上冲破“两个凡是”的禁锢，在邓小平的支持下，在胡耀邦的具体组织下，《光明日报》于1978年5月11日分别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从而掀起了一场波及全国、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和命运的大讨论。这场讨论超出学术范畴，实际上是一场重大的政治斗争。其结果是削弱了“凡是派”的力量，使政治天平倒向了“实事求是派”，从而为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的确立创造了思想条件。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华国锋等人就“两个凡是”问题作了检讨，邓小平在会上作了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对这场讨论进行了科学总结，这标志着“实事求派”的基本胜利。在随后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中央对领导机构的重要成员进行了调整，陈云、邓颖超、胡耀邦、王震等人进入了中央最高领导集体，虽然华国锋还担任党中央主席，但是就党的指导思想和实际工作来说，邓小平已经成为党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
理论创造主体的形成，是作为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作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的邓小平理论开始形成的政治前提和重要的标志之一。此前，邓小平作为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之一，对中国式社会主义建设道路问题也进行了可贵的探索，并形成了与当时的主流思想即毛泽东晚年“左”的错误指导思想不同的、符合中国实际的
第二，从理论基石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并丰富发展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为邓小平理论的形成和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石。
众所周知，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而“两个凡是”是一种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错误原则，正是与此相对立的。按照“两个凡是”的指导原则和指导方针去办事，就不可能纠正“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毛泽东所推行的“左”倾错误，恢复毛泽东思想的本来面目，也就不可能继承毛泽东思想，完整、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在指导思想上实现正本清源，拨乱反正，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邓小平理论也就无从形成。
在反对“两个凡是”的初期，邓小平就一再强调“我们不能够只从个别词句来理解毛泽东思想，而必须从毛泽东思想的整个体系去获得正确的理解”，力主恢复毛泽东倡导的实事求是的作风，这样他实际上旗帜鲜明地提出了两个重大问题：第一、究竟怎样理解毛泽东思想，是看作科学的体系，还是不分正确与错误，看作个别词句的简单相加；第二，怎样对待毛泽东同志的论断，是以实践为标准实事求是地加以评判和区别，还是搞“两个凡是”。
在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深入展开以后，邓小平对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作了全面阐发，使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上升到一个新的境界。1.邓小平指出：“实事求是，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这样，实事求是不仅作为一般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而且被提高到了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思想地位，成为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的精髓。2.全面阐述了党的思想路线的丰富内容。延安整风时期，毛泽东针对党内的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把实事求是解释为理论联系实际，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邓小平第一次把“在实践中检验和发展真理”列入思想路线。3.邓小平第一次把解放思想列入党的思想路线，并把它与实事求是联系起来，科学地论述上述二者互为前提、互相依存的辩证关系，使实事求是原则具有更加丰富的内容，他指出“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首先是解放思想。”“什么叫解放思想？我们讲解放思想，是指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打破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的束缚，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同时指出，“解放思想就是思想和实际相符合，使主观和客观相符合，就是实事求是”。这就是说，只有解放思想，才能达到实事求是，只有实事求是才是真正的思想解放，两者是统一的。4.明确了党的思想路线与政治路线的关系。邓小平后来总结说：“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是基本建设，不解决思想路线问题，不解放思想，正确的政治路线就制定不出来，制定了也贯彻不下去”。“思想路线不是小问题，这是确定政治路线的基础”。5.论述了这条思想路线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作用。“只有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才能顺利进行，我们党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也才能顺利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的确是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
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正是一切拨乱反正和整个改革开放的前提和先导。没有思想路线的转变，就没有政治路线的转变，没有组织路线的转变，没有历史是非的清理，没有工作重心的转移，没有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也就没有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一句话，就不可能开创新事业、新时期、新理论。正是我们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开拓了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才创建了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也就成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思想起点和逻辑起点。
第三、从理论内容看，邓小平主要通过从复出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这一时期的理论创造活动，在当时比较系统地提出了改革开放的设想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新的思路，涉及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一系列基本问题。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收录的从1977年5月至1978年12月间，邓小平所作的17篇讲话都是基于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主题的深刻反思，包括了党的十四大报告概括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基本框架的主要方面。1.在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和国情把握问题上，提出了要“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坚持实事求是原则”，“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确定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道路、方针、方法和措施”。2.在社会主义的工作重心和根本任务问题上，提出了“把全党工作的重心转移到实现四个现代化上来”的根本指导方针，“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的根本表现，就是能够允许社会生产力以旧社会所没有的速度迅速发展，使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能够逐步得到满足。”3.在社会主义的发展动力问题上，全面阐述了改革的必要性、重要性、艰巨性。邓小平提出要“正确地改革同生产力迅速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实现四个现代化。”“如果现在再不进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4.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外部条件问题上，邓小平分析了当时的国际形势，认为：“我们有可能争取多一点时间不打仗”，提出了“实现四化，永不称霸”的内外政策的基本指导方针。他还提出要实行开放政策，学习世界先进科学技术。“我们要以世界先进的科学技术成果作为我们发展的起点。”5.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政治保证问题上，他强调，在实行对外开放的条件下，“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公有制，那是不能动摇的。我们不能允许产生一个新的资产阶级。我们引进先进技术，是为了发展生产力，有利于社会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制度。”6.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战略步骤问题上，他重申了到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伟大目标。还提出了鼓励一部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带动其它地区、其它人共同富裕，使国民经济不断地波浪式向前发展的新的战略设想。7.在社会主义的领导力量和依靠力量问题上，他强调要加强党的建设，“维护党规党法，切实把我们的党风搞好”，重申工人阶级“是久经考验的立场坚定的革命领导阶级”，要增加农民收入，巩固工农联盟，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人民军队是社会主义的保卫者，要加强军队整顿，实现国防现代化。8.在祖国统一问题上，邓小平提出了“一国两制”的科学构想，并推动这个构想的实现。
由个别或局部的探索到对基本问题的全面探索，由分散的设想到一系列比较系统的思想，这也是对邓小平理论作为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开始形成的重要标志之一，这些思想显示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邓小平这一时期的思想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中得到了比较系统的阐述，可以看作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前邓小平理论创造活动的全面总结，因此，这篇讲话是开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理论的宣言书，是邓小平理论开始形成的重要标志。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新的理论为指导，作出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提出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的雏形，毫无疑问是邓小平理论开始形成的历史坐标。
第四、从理论的实践基础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所实现的历史大转折，开辟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时期，由此开创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崭新事业，这为邓小平理论的全面展开提供了崭新的实践基础。因此，可以说，第二次革命的起点和指导这场革命的理论的起点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
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我国社会结束了徘徊中前进的局面，步入了一个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在这样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中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大胆探索，勇于创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是邓小平理论进一步发展的丰富源泉。我们可以说，新时期、新事业、新理论的伟大发端都是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的。
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为邓小平理论历史起点的现实意义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为邓小平理论的历史起点充分体现了邓小平理论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所确立路线、方针和政策的内在一致性，这对于我们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坚定不移地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党的十五大正式作出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的历史性决策，不仅是建立在对邓小平理论的历史地位和指导意义的正确判断、对邓小平同志历史地位的科学评价的基础上，更是因为“实践证明，作为毛泽东思想继承和发展的邓小平理论，是指导中国人民在改革开放中胜利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正确理论”。只有这一理论，“而没有别的理论能够解决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问题。”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近20年改革开放的实践已经证明，没有改革开放的实践就不可能形成这一系统理论；而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所取得的所有成就，都是在这一理论的指导下取得的。如同江泽民同志在十四大报告中所概括的：在这一理论指导下，“我国经济建设上了一个大台阶，人民生活上了一个大台阶，综合国力上了一个大台阶。在世界风云急剧变换的情况下，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经受住严峻的考验，显示了强大的生命力”。因而，邓小平理论是当之无愧的指导我们伟大事业的伟大旗帜。
在我国改革开放的关键时期，在即将跨越世纪的重要时刻，在目前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下，作出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的战略决策对于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不动摇更具有极端重要性。
党的十五大召开的国内背景是：在我国改革开放事业即将跨入新世纪的关键时刻，我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阖然长逝，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将走向何方，成为国内外所密切关注的焦点。因此，党的十五大向世人宣告了“中央领导集体和全党把邓小平开创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新世纪的决心和信念，也反映了全国人民的共识和心愿”。
党的十五大召开的国际背景是：在和平与发展已经成为时代主题和国际格局走向多极化的形势下，我们面临极为有利的发展机遇，但也面临极其严峻的挑战：意识形态的渗透给我们很大的压力，我们自己还有许多困难。在这种情况下，党的十五大郑重作出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的历史性决策，向全世界宣告了我们党有决心、有能力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无论遇到什么困难，什么风险，都不动摇。所以，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强调：“坚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不动摇，就是高举邓小平理论的旗帜不动摇。邓小平同志逝世后，全党在这个问题上尤其要有高度的自觉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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