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暗算》：茅盾文学奖的突破还是悲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学奖论文,茅盾论文,悲哀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359(2009)03-0178-03
在获奖的四部作品中，《暗算》引起的争议最大：有人认为这是文坛开放的标志，开辟了评奖的新思路和新方向；有人认为这是茅奖的悲哀，因为它只是一部没有多少思想性和艺术性的通俗小说。两种不同的评价，使我在阅读作品时格外谨慎，生怕被成见或偏激的情绪控制。我一方面尽力寻找作品的优点，同时也不放过其缺点，想看看它究竟好或者坏到什么程度，并做出我对作品的基本判断。
一、究竟有多少思想性？
面对通俗小说能否获奖的质疑，有人不赞同把《暗算》视为一般通俗小说，陈晓明认为：麦家是“学习西方作家博尔赫斯最到位的中国作家，把大众阅读趣味与形而上学写作方式结合得最好的一位作家”。贺绍俊则说：“麦家只是借用了侦探小说或悬疑小说的外壳，其内在结构仍是以独立的精英思想为骨骼的。”我更愿把两位批评家的评价视为对作家的鼓励，因为这几年优秀长篇小说实在太少了。
我不否认《暗算》是一部成功的通俗小说。但我想追问的是，它究竟有多少“形而上学”和“独立的精英思想”。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搞清桂冠究竟是授予小说初版本的，还是获奖后的修订本，还是电视剧小说。三者虽都未达到“思想厚重”的水平，但初版本的思想性尤其贫乏。作品除介绍了一些破译知识外，就是天才的辉煌与毁灭的故事：天才多具有神奇的功能，与日常生活格格不入，且多死于日常生活的残酷性与偶然性：阿炳发现妻子生下了“野种”而触电自杀；黄依依因张国庆的老婆的恶作剧而意外身亡；陈二湖因破译了“彻底废弃的”的密码，兴奋过度心脏病突发而离开人世；鸽子在临产前喊出了丈夫的名字，暴露了自己的真实身份而被杀害。这些故事中能有多少形而上的内涵和独立的精英思想呢？
“解密”职业对人性的扭曲，是作者刻意表现的主题。在初版本中，作者浓墨重彩渲染的，是阿炳、黄依依、陈二湖、鸽子等人如何游刃有余地进行解密工作。而职业扭曲人性的主题，只是蜻蜓点水般偶有涉及，而大多数还是通过事例抽象地说明，而不是通过人物内心的痛苦、悸动与畸变来深度呈现。在抽象的说明中，作者所能想象到的人性的秘密和深度，其实并不比我们多。唯一让人意外和惊喜的，是陈二湖的故事。这说明作者并不缺乏写作“优秀”小说的潜力，只是这种潜力在《暗算》中没有充分发挥出来。
黄依依与安在天的爱情，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假如没有这一点，反对《暗算》获奖的声音也许会更大。在初版本中这个爱情故事还是非常粗糙的：钱院长（即修改本中的安在天）基本上没有介入感情纠葛，黄依依还不是一个有血有肉的女性，她只是一个欲望的符号，可以和任何人上床的花痴。她在火车上向钱院长吐露“爱情”后，就没了下文。她与王主任、张国庆的暧昧关系，也没有任何心理逻辑，完全是荷尔蒙分泌过剩的产物，与我们在餐桌上听到的荤故事并无两样。
在电视剧小说和修改本中，黄依依和安在天的形象丰满了，主题也得到深入开掘。在二者的爱情纠葛中，我们看到个人与国家、自由与纪律、欲望与理性的尖锐冲突和对话。黄依依是个反潮流的另类，她进行的是一场注定也打不赢的战争：她拒绝国家对个人道路的安排，不愿从事破译工作，在不得不服从组织的“决定”后，她坚持自己不是被国家机器带走的，而是被她喜欢的男人带走的。当发现自己火辣辣的爱情和赤裸裸的欲望，根本无法撼动安在天所坚持的国家、纪律、事业和家庭的底线时，她开始以自我堕落的方式进行反抗，她顺遂内心的欲望与王主任发生暧昧关系，在受到安院长所代表的组织的干预和破坏之后，她想选择新的生活道路，但因为知道了不该知道的秘密而失去了选择的自由。她所代表的个性和自由的精神被彻底摧毁，与张国庆结婚后却难逃命运的劫数。修改后的黄依依形象确实具有了人性深度和较为丰厚的思想内涵，可惜其他形象都未达到这一高度。
二、究竟有多少对历史的反思？
茅盾文学奖一向青睐长篇历史小说，在前六届获奖作品中，历史小说所占比重超过五分之三。受此影响，《暗算》对历史的叙述也成为争议的焦点：有人指责作者缺乏历史知识，有人则肯定它在反思历史上“是有深度的，也是独特的”。
与往届获奖的历史小说相比，《暗算》的历史感是非常薄弱的：小说写的是与世隔绝的隐秘角落里的人和事，和大众生活没有多少联系，是很难写出丰富的社会和历史内涵的。作者曾在修改本中弥补这一缺陷，如在黄依依的故事中增添了中苏关系恶化、三年自然灾害、海峡两岸关系紧张等细节或场面。尽管如此，其历史氛围还是非常薄弱的，甚至还存在不少反历史的细节。或许有人会说这些读者是吹毛求疵，是以史料学的眼光苛求文艺。但这不恰恰暴露出作者历史意识的严重匮乏吗？我们没有权利要求作家成为训练有素的历史学家，但有权利要求他以文学的方式更好地表现历史，要求小说中描写的历史像历史，有权利要求作家写出特定时代的文化心理、历史气氛和社会环境。即使退到最低标准，也可以要求人物形象和人物的语言符合具体的历史语境。
遗憾的是，《暗算》中的人物形象，大多是缺乏历史感的，都是各种性格元素的抽象组合：阿炳一半是傻子一半是天才，黄依依是“魔鬼附身的天使”，鸽子则是由放纵与压抑、高雅与风流、庄重与妖艳等几种不同的性格因素组合起来的。我不想和作者探讨天才的心理结构问题，我想说的是，由于他沉醉于各种性格元素排列组合的游戏中，而无暇顾及人物与社会历史之间的内在关联，因此未能写出天才性格产生的历史依据。小说中人物的语言也是缺乏历史内涵的。在历史小说中，作者的叙述语言可以使用当代流行的语言，而人物的语言则必须符合其历史语境。在阅读某些历史小说时，身穿古装的满口“哇噻”、“帅呆了”的周星驰，时常会闯入我们的脑海，就是因为作者的语言缺乏历史性。好在《暗算》的故事去今未远，在语言上还没有形成那么大的反差。但作者似乎很满足于用当代的语言讲述过去的故事，而对于超出当今语境的语言却毫无兴趣。在《暗算》中，我们很难感觉到栖身于语言之中的各种社会和历史的声音。作者似乎不明白，对历史的叙述是离不开历史中的语言的，只有历史中的语言才能唤醒我们沉睡已久的历史记忆。
作品历史感匮乏，首先与作者的文学观有关。在真实与虚构之间，他更重视虚构和想象，他曾反复说，“小说是真实的谎言”、“小说都是假的，关键是要让人信以为真”[1](P233)，“小说家就应该有虚构的权利，你完全可以瞎编”[1](P205)，在《风声》中作者交代，《暗算》完全是“胡思乱想出来的”，是“凭着一点点契机凭空编造出来的，没有什么资料，不做任何采访”。持这样文学观念的作家如何能够进入历史并反思历史呢？他对历史的叙述又如何能不遭到读者质疑呢？其二，与作者的历史观有关。他曾说：“所谓历史就是一些不同的讲述，我们永远无法抵达它的真相。”这显然是新历史主义的观点，即客观的历史不存在，任何历史都是叙述和想象性的建构。我们姑且承认这一点，但也需承认一种历史叙述是否具有生命力，关键还是取决于它能否更深更广地介入到历史中去，我们不能因为历史的真相难以抵达，就放弃对历史真相的探索。从作品来看，麦家并没有深入了解历史的欲望，他最感兴趣的只是到历史中去猎奇，他最关心的不是传达更多有价值的历史信息，呈现更多鲜活的历史记忆，而是虚构能够吸引人的离奇的故事。
我不知道，这种离开历史去虚构历史的倾向，是不是值得提倡和鼓励，算不算得上是反思历史，会不会助长作家不读史的风气，是不是背离了茅盾文学奖重视长篇历史小说的传统。以往获奖的历史小说尽管存在诸种缺陷，但其鼓励作家尊重历史、以审美的方式表现历史的舆论导向，还是值得肯定的。这样说，并不是要把文学引向考证史料之路，也不是要剥夺作家虚构和想象的权利，只是希望作家在虚构的同时，能多一点历史意识和历史学家所必不可少的素养。我觉得，在如何表现历史的问题上，获得茅盾文学奖的麦家先生还需听听茅盾先生的忠告：“作家必须在充分掌握史料（前人记载和民间传说的历史生活），甄别史料、分析史料之后进行概括——到此为止，作家是以历史家的身份做科学的历史研究工作，他要严格探索历史真实；此后，他又必须转变其历史家的身份为艺术家。在自己所探索的历史真实的基础上进行艺术构思，并且要设身处地，跑进古人的生活中来进行艺术构思……”[2]不进行这些艰苦的、繁琐的工作，是根本不能进入历史的，更别说反思历史了。
三、在叙事方法上有多少创新？
《暗算》在叙事方法上的探索，是其获奖的一个重要原因。谢有顺认为：麦家“在小说叙事上训练有素的作家，对于这样一个前程远大的作家，当然值得表彰。”[3]雷达认为：“麦家的成功，首先有赖于他超强的叙事能力和推理能力，经营致密结构的能力……”[4]王鸣剑认为：“在故事和情节方面，麦家沿袭了通俗小说的套路，而在语言和结构上走的又是纯文学的路子。”[5]但也有人认为作品在叙事上毫无可取，充其量只能在《故事会》或《中华传奇》上发表。
麦家在叙事方式上显然是下过一番苦功的。他以“我”作为寻找故事秘密的人（“采访者”）贯穿全篇，在“我”的多方奔走和努力下，安院长、钱院长、施国光、陈思思、韦夫的灵魂、金深水等历史事件的“见证人”，分别以自白、日记、书信等方式讲出了阿炳、黄依依、陈二湖、韦夫和鸽子的故事。这种纪实体的叙事方式，有效拉近了读者和小说的距离。为增强读者探究秘密的欲望，作者还多次直白地告诉读者所有故事都是来之不易的：安院长敢于在解密日之前讲出阿炳的故事，是因为他担心自己会突然死亡；“我”历经艰辛才找到了离休后与世隔绝的钱院长，但请他开口绝非易事，“我”以巨大的耐心和诚恳战胜了他的固执，经签字画押，他才讲出黄依依的故事；为了满足读者好奇的天性，作者还有意在“解密”与“保密”之间保持一定的张力，在某些关键性问题上吞吞吐吐，给读者留下继续探索和想象的空间。所有这些，都是《暗算》能够畅销的重要原因。
尽管如此，我还是不得不遗憾地说，《暗算》的叙事学探索，并没有给当代文坛提供多少新的东西，即便与80年代叙事学热潮中产生的作品相比，作者在叙事学的探索上也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暗算》虽然选择了不同的视角人物，但这些视角人物似乎只承担着讲故事的功能，而在塑造人物、传达主题、营造审美风格等方面基本上没有发挥作用。有经验的艺术家常常会选择价值观念与生活经验截然不同的人作为视角人物，以便从不同角度呈现主题、塑造人物和营造艺术风格。而《暗算》中的视角人物却不是相互对立的而是相互一致的，他们在讲故事时采用的是同一种话语而缺少对话性，这就使得小说的主题单一、肤浅；艺术风格单调；人物形象类型化。比如视角人物安院长和钱院长，其身份都是行政领导，他们讲述的故事基本上是雷同的，讲的都是天才的神奇，对天才的欣赏与折服，对天才毁灭的愤怒与悲哀。在讲韦夫的故事时，作者特意声明：“步人后尘地讲一个老套的故事，意义实在不大”，“我想寻求一种新和奇的方式来讲述这个故事”。这个声明使我们对故事给予厚望，但读完后却是更严重的失望：韦夫的灵魂所诉说的，仍然只是一个借死尸传递情报的离奇故事，并无多少关于生与死、人生与命运的感悟。这说明，不重视实质性内容的开掘，只在叙事上刻意求新，弄不好就成为故弄玄虚。当然，作者在叙事上亦非毫无可取，陈二湖具有人性深度，得益于陈思思这个视角人物，她不是以特殊职业的眼光而是以平常人的眼光来审视父亲的，这使小说具有了某种对话性，有利于主题开掘和人物塑造，陈二湖在家庭和日常生活中尴尬的存在状态因此而得到呈现。
《暗算》虽然获得了桂冠，但它能否摆脱昙花一现的命运，能否从成功的“畅销书”变为成功的“长销书”，还有待时间的考验。我对此并不乐观，因为“畅销书”只要最大限度地满足读者猎奇、欲望和游戏的天性就可以了，而“长销书”则必须充分地介入历史和当代生活，才能够持久地拨动大众记忆的琴弦。
收稿日期：2009-03-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