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对称信任是进化还是回归？西方管理学信任研究的新进展_三分法论文

不对称信任是进化还是回归？——西方管理学界信任研究新进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学界论文,不对称论文,新进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以对称性假设为基础的信任研究，即默认信任是共享互惠的，或者仅探讨单方向的信任，构成传统信任研究的主流思维范式(Graebner，2009)，并将其不断推向社会学、政治学、心理学、哲学、管理学等相关领域。然而，信任作为当今时代最基本的管理要素，恰恰也成了最深刻的时代问题。纵观信任的研究文献，学者们一方面“保守地”传承着既往研究路径，不断从纵向视角去解释和分离信任发挥作用的过程，丰富着信任的前置因素和后置结果；另一方面，也尝试从信任内核本身剖析探索，由信任内部维度划分上升到思维假设的变迁，不对称信任就是这条新颖之路的探索结果，其既是再现信任内核的回归，也是信任传统研究的又一次进化。本文从回溯信任研究的进化过程以及剖析信任内核的回归特征，来完整呈现Gulati等学者称之为信任研究断层的不对称信任。

       20世纪50年代，脱胎于科技革命的社会化大生产成为潮流，组织为应对激烈竞争环境设计出一系列精巧的控制机制来保障绩效，但理性经济人假设下的控制机制在保证企业高效运转的同时，也将管理推向深渊，信任缺失使组织沦为榨取利润的冰冷机器。此起彼伏的工人反抗运动迫使业界反思理性经济人假设下的管理模式，“信任”这一古老的社会学概念进入管理视野，相关学者(Deutsch，1958；Blau & Scott，1962；Blau，1964；Rotter，1967)将信任引入现代管理研究领域，本文将其称为第一代信任概念。

       20世纪80年代，战略联盟、合资企业、虚拟团队等新型组织模式涌现，控制机制在应对代理人问题等机会主义行为上的捉襟见肘，促使管理界对信任再寄厚望，信任也从一个情境因素跃至与“控制”相提并论的重要地位(Das & Teng，1998)。在继承一代概念关于人格特质、风险、期望等合理要素基础上，二代概念将信任置于控制的对立面，认为不考虑控制是界定信任的重要条件，完成了信任概念的第一次进化(Mayer等，1995；Lewicki等，1998；Rousseau等，1998)。本文将这一阶段的信任称之为二代信任。

       21世纪首十年，西方学者对二代信任矛盾期引发的研究危机进行了深刻反思，指出其思维上“对称互惠”存在局限，测量上过分倚重均值法，这两点是信任研究结论分化从而自相矛盾的重要原因。对称互惠思维虽也强调信任在信任者和被信任者之间的方向性、独立性，却无法跳脱“信任招致信任、不信任招致不信任”的思维定势；均值测量法则过分强调信任在各方之间的共享性、平均化，以致忽视信任程度差异对结果的检验。实际上，信任还是不信任这些为二代信任研究集中讨论的话题，在现实中呈现的并非如此简单绝对，“不是很信任”或“有点不信任”等中间状态反倒是常态。对称互惠思维下这些中间状态被直接纳入“相互”信任或“相互”不信任范畴，导致信任中间立场缺失；测量上无视信任离差，以均值代替整体水平，直接致使结论出现偏颇。

       为克服这些缺陷，以Becerra、Zaheer、Graebner、De Jong等学者为代表的信任研究者，突破思维上对称互惠局限和测量上对均值法的过分依赖，从定性视角开始将不对称信任视为客观存在的现象以及可能带来负面效应的主观问题，从研究方法上开始关注样本间离差对研究结论的影响，这些研究结果已发表在AMJ、AMR、OS、JIBS、JAP等圈内顶级指标期刊上(Zaheer & Zaheer，2006；de Jong等，2007；Graebner，2009；de Jong & Elfring，2010；Van der Vegt等，2010；De Jong & Dirks，2012)。特别是，Graebner(2009)首次以理论构建方式提出不对称信任概念，标志着第三代信任概念的正式形成。该文发表于AMJ并荣获年度最佳论文的殊荣，奠定了不对称信任进入信任研究领域的学术地位，原有基于二代信任概念出现的重重矛盾得以用一种全新方式找到解释①。

       以上是本文对西方管理学界56年(1958~2013)信任研究变迁路径的整体初步划分，比较以往信任综述，具有以下意义：从合理性而言，本文对信任代际划分依据是大样本文献中心度、突现率等文献计量指标，客观指标的选取能够提高划分合理性。从优越性而言，其一是客观，减少人为划分带来的主观偏见；其二是刨根，溯源追踪能整体把握信任研究脉络，避免以往研究“盲人摸象”式的片面性(McKnight & Chervany，2001)。从突破性而言，本文发现了以往一直被国内研究所忽视甚至断章取义的信任研究背景，具体表现有：(1)对界定信任的要素理解有偏，对定义综述断章取义。以往综述认为，一代信任概念(以Deutsch、Rotter，Lewis等人为代表)强调人格特质，二代信任概念(以Mayer等人为代表)强调风险和期望。但通过本文从1958~2013年共840篇国外信任研究溯源追踪发现，无论是人格特质(社会心理学)、风险还是期望(经济学)均并存于信任概念的核心定义中，或与一代本质区别关键是借助控制来厘清风险与信任的关系及风险的内部性问题。二代引入控制来界定一代信任概念，认为不考虑控制是信任界定的前提，无视控制信任对方才将信任者置于机会主义的风险之中。“Irrespective of Controls”存在于二代信任定义原文(Mayer & Davis等，1995)，但以往综述则断章取义地截取了前半段而忽略了关于“控制”的后半段。(2)曲解“信任和控制”研究背景。在信任引入管理学之前，控制就已经作为保证绩效的管理第五大职能出现，而非以往综述描述的为控制信任带来的风险而被引入，二者呈独立、共生关系，且“信任能否作为组织机制”是研究者始终无法跳脱的研究话题。(3)忽视西方信任研究长达20年的内部矛盾期。在现有国内文章中，几乎未曾出现过信任研究内部自相矛盾局面的描述，而这一背景是信任第三代进化的导火索。对其忽视直接导致国内学者无法及时捕捉到西方近五年信任研究的动向发展，即信任不对称兴起的必然：国内部分学者综述了有关第三代信任的代表文献，其中不乏直接以“Trust Asymmetry”等为关键字或标题出现的，但没有引起国内学者的高度重视，而仅被视为一种二元范畴的讨论延伸。

       二、研究设计

       本文采用ISI的“Web of Science(WOS)”数据库进行文献搜寻。信任引入管理学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Deutsch(1958)《信任和怀疑》一书，故样本选取的起止时间为1958~2013年②。以“Trust”为检索词，分别检索标题、摘要以及关键词三个部分，获得超过10000篇参考文献；采用标题-主题词-研究领域三重文献筛选策略：(1)限定期刊来源为组织和管理领域的期刊；(2)利用WOS提供的研究方向剔除跨学科无关文献(如家长教育小孩中的信任问题)；(3)德尔菲法，由五名信任研究领域资深学者对文献摘要进行分析，剔除无关文献(如反不当竞争法、信托基金等)。最后，经过系统去重得到840篇有效文献。

       三、信任内涵研究的进化过程

       在不同时代，管理学研究中都有众多对于信任的新内涵、新定义涌现，而要深刻理解信任概念的进化史，不仅需要进行技术分析，还需要根据客观资料结果进入文献，重走信任概念进化背景，重新思考信任的内涵。

      

       如表1第二行所示，信任最初被引入管理学的时候，研究对象往往局限于人际信任，侧重人格特质的研究，因而，这种基于心理学人格理论的信任概念杂糅了众多尚未厘清的主观心理描绘(例如，讲信用)，从而为管理学研究由感性刻画向理性分析带来不便。后来，Rotter(1967)在Deutsch基础上，厘清诸多心理因素，并基于社会学视角确定“风险和期望”为界定组织管理层面的信任的核心要素，强调信任是一个客观的风险评估过程。这种从关注心理状态的人际信任向关注社会学习的系统信任的演变，标志了现代管理学视野下信任研究的开端，本文将这一阶段称为管理学信任研究的第一阶段，如图1所示。

      

       系统化后的一代信任量化框架的理论基础是博弈论，博弈论假定行为人是风险厌恶的，一方会对另一方行动做出“理性预期(也叫常规预期)”并分析自己采取不同行动的“风险”，最终采取风险占优均衡策略。预期和风险是博弈的基石，脱胎于博弈的一代信任天然具有这种色彩。本质上说，信任(不信任)是一种风险占优的均衡最优解，这种信任也被称为泛化信任(Rotter，1967)。泛化信任建立在理性经济人假设基础上，与人们期待用信任反思“纯粹理性”初衷背离。为此，Lewis & Weigert(1985)等人基于一代概念提出了殊化信任，包括“基于情感的信任”“基于认知的信任”，它们与“泛化信任”对立统一，由于泛化信任是一种基于博弈行为做出的决策，故Lewis等人也将其称为“基于行为的信任”。这种划分被后人称为信任的“三分法”。三分法突破博弈论束缚，将泛化信任与殊化信任纳入统一分析框架无疑是一大突破，因而，很多学者也将其划分为新一代信任概念，区别于Rotter等提出的信任概念。但基于引用文献中心度发现，即便Lewis等人的中心度，依然未曾超越Rotter，这暗示三分法本质上是一代信任概念范畴内的局部发展。一代信任概念和二代信任概念的代际根本区别在于，无论是Deutsh、Rotter，还是后来的Lewis，其研究思维主要是社会心理学与经济学的范式思维，强调量化，但却忽视区别，即一代信任概念可以回答“什么是信任”却无法回答“什么不是信任”。

       如表1第三行所示，在三分法基础上，Mayer等人继续反思一代信任的缺陷：即无法区分信任与其他各种概念(风险、合作、信心、可预测性)，一代信任概念很容易把不是信任的概念也视为信任，无法回答“什么不是信任”。为此，二代信任概念厘清信任与各种概念的区别，并对信任进行重定义——引入“控制”界定信任，认为信任是不考虑控制对方的一种意愿，有控制就不构成信任。进一步，二代信任认为，正是因为不考虑控制，信任者才会存在风险，被信任者才会存在机会主义行为，即风险是信任的“果”。同时，在分析中，突破一代信任思维，不仅强调信任“可被系统测量”，更强调测量方向对结果的影响。至此，二代信任研究者完成一代信任概念向二代信任概念的进化，开启了在信任领域内长达近20年的主导期。在此期间，围绕信任方、被信任方的特质作为信任前置变量的研究，以及不信任的研究得到蓬勃发展(Lewicki等，1998；Kramer，1999)。

       在继承一代信任概念使用博弈论、风险和期望等合理要素的同时，二代信任概念在定义中加入“不考虑监督、控制”等描述，将信任置于理性人色彩最为明显的“控制”对立面，强调信任主要出于“意愿”，是无视监督、控制对方的，也正因为无视监控才导致“信任会产生风险”。然而，绝对、清晰的概念在为二代信任概念赢得大量认同和追随者的同时，也招致了专注“组织控制”学者的质疑。长期以来，传统管理理论把“控制”视为绩效的最后一道防线，是管理的第五项职能(Fayol，1954)，信任取代控制成为维系团队、组织的新机制，这在“控制观”学者眼中无疑难以接受，Langfred(2004)发表在AMJ的研究就指出，把信任看得这么高无疑是天真的。随后，基于二代信任概念以及均值测量法，部分学者得到“信任促进绩效”的结论(Van der Vegt等，2010)；但另一部分则得到“信任会抑制绩效”或者“信任对绩效影响不显著”的结论(Aubert & Kelsey，2003；Langfred，2004)。信任派与控制派开始了长达近20年的对立，本文将这一阶段称为信任内部研究矛盾期。在这段时间，不少研究都是围绕这一“矛盾”展开的(Dirks & Ferrin，2002)。

       如表1第四行所示，进入21世纪，信任进入了第三代概念。代际的划分同样是参考中心度、突现率等文献计量客观指标。三代信任概念在反思矛盾期时，特别指出了信任内部之所以出现相反结论，很大程度源于对“均值测量”的过于倚重。二代信任概念是对称互惠思维，在弥补一代无法将信任与其他概念区分清楚的同时，也存在自身局限性，仅独立考察比较不同信任方向对结果变量的影响，并未集中考察信任程度差异对结果变量的影响。假定双方可以共享对信任的理解，彼此信任程度也呈同方差分布，信任程度有差异但差别不大，可以用均值代表(De Jong & Dirks，2012)。但不少实证研究表明，样本间信任水平是有差异的，这种差异并非纯粹由测量误差造成；信任呈异方差分布(Dineen & Noe等，2007)，这种差异对结果有显著的预测性和解释力。因此，对均值测量的倚重而忽视信任异方差分布的存在，是造成信任内部研究结论自相矛盾的重要原因(Cole & Bedeian等，2011)。最终，零散碎片化的研究汇聚起来，信任逐渐蜕变成一种超越前代信任的新概念——不对称信任。Graebner(2009)发表在AMJ上的研究首次正式提出“不对称信任”，以案例研究方式较系统地阐述不对称信任的现象和问题。对前代信任概念的超越促使这篇文献成为AMJ年度优秀论文，并使Graebner成为千禧年后信任研究的新中心点。这标志着第三代信任概念的正式确立，信任概念完成从二代向三代进化的历程，而De Jong等(2012)成功地开发出具有良好信效度的不对称信任测量量表，更是推进了不对称信任在第三代的理论进程。总体而言，第三代信任在承继二代信任概念的基础上，重点回答了“信任程度差异是否对结果有解释力”的问题，是一种有别于“二元思维”的“不对称思维”。

       四、信任研究前沿探析和热点分析

       1.信任研究前沿探析

       本文对信任研究统计文献共被引网络中的结点文献按突现率进行排名③。为了凸显前沿的意义，本文截取了1995年即第二阶段信任提出后至今的时间段作为分析时限，表2列示了突现率超过0.01且排名前五的文献。

      

      

       如表2所示，第一篇是Zaheer等(1998)发表在OS的研究。第二篇是Brower等(2000)的研究。第二阶段信任构建的前提假设是互惠的，这是承袭第一阶段“序贯博弈”的结果，即一方对另一方做出信任表示后，默认另一方也会做出对应的信任。但Brower等(2000)的研究指出，信任并不必然是相互且互惠的，组织里信任更为深层次的特征是不对称性，也即A信任B，B可能不信任A。第三篇是McEvily等(2003)发表在OS上的信任研究，呼唤对信任的重定义，特别是基于不稳定、短期、虚拟团队下信任特征的重新思考。这一视角深化了人们对信任的理解，且为信任在虚拟团队等新模式下的分析做了铺垫。第四篇是Serva，Fuller & Mayer(2005)发表于JOB上的研究。该篇文献相对特别。一般而言，突现都是相对于主流而言的，Mayer等的第二阶段信任显然是主流，列在突现文献里是因为通过对该篇文献以及引用它的主要文献内容分析发现，有别于Mayer等在20世纪90年代的研究，该文献从实证角度证实了信任序惯性(或者称为时间维度效应)的存在，即A对B的信任程度会被B感知，而这种感知会促使B做出相应行动，该行动会传递给A，A会根据这种行动调整对B的信任初始值，信任水平是动态变化、序贯的。最后一篇突现文献是Colquitt(2007)发表于JAP的研究。该研究肯定了Mayer等将能力、善良、正直作为构成信任的重要元素。根据Colquitt的元分析研究发现，在权力呈差序化分布时，正直在上司中体现得更为显著，即相比起上司的正直，下属的正直能孕育上司对下属更为强烈的信任感。这一定量化研究启发了信任二元、动态的研究思维，成为信任进路中有重要突现意义的结点文献。五篇文献的脚印“深浅轨迹”如图2所示。

      

       通过对五篇文献内容进行深度阅读，发现这几篇文献并没有按照前文总结出来的信任研究的三条路径来展开研究，也没有完全遵循Mayer等在信任理论方面的奠基地位，而是另辟蹊径，发展了独特的信任研究视角，将信任在组织中的地位提升到非正式制度安排的地位。例如，管理者对员工的信任不再是提升职位这样嵌入在正式制度下的途径，可能还有很多方法有待发掘和研究。这些研究都为第三阶段信任的正式提出提供了支撑。例如，Zaheer等(2006)的研究开启了批判接受第二阶段信任的先河；Brower等(2000)的研究认为，信任不对称是组织情境下信任的普遍情况，每个人想法不同，它又进一步导致了信任内部的各种不一致结论；McEvily等(2003)为新信任概念的提出提供了现实背景，虚拟团队等的出现呼唤信任的再进化；而Serva等(2005)的研究则为人们动态理解信任提供了一个细致的分析框架；最后，Colquitt(2007)基于海量文献的元分析，进一步启发了信任二元、动态的研究思维。这几篇突现文献为第三阶段信任的提出以及信任的二次进化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2.第三阶段信任研究热点分析④

       热点热度可用年均被引频次反映，信任研究统计文献共被引网络中按被引频次排序前五的节点文献如表3所示。

      

       表3中这些文献的特点在于——信任研究明显向感知、互动、动态、不对称研究转向，信任研究开始越来越关注信任者—被信任者的互动过程。

       3.信任研究的内核回归

       不对称假设，即放松以往信任假定受访者对信任有一个共同理解(这往往通过一系列表征信任的替代变量实现)，这一点首先体现为对信任不对称属性的回归，以这一假设为统领，其具体表现为：(1)不对称信任还原信任本身难以在各方达成共同理解的事实，从假设入手，放宽了对称性假设，容许信任度存在差异。完整表征信任是前两代信任学者孜孜不倦追求的目标，研究者希望通过一系列规范化的描述促使所有受访者都在同一理解水平上做答，防止由于理解的差异而导致回答偏误(Zaheer等，1998)，这显然与信任的内隐、动态变化特征相悖：同一理解水平是理想状态，可是这与现实有较大差距。(2)不对称信任允许的信任差异可能是真实的，如A做的某些行为让B从此不信任A，也可能是相背离的，如A和B对信任定义理解上有很大差异，其来源可能是多种的，个人性格、价值观、组织结构、制度文化等都可以成为差异的来源(Zaheer & Zaheer，2006；Graebner，2009)。总体而言，公司的信任主要是要员工好好干，比较利益走向，当然也有少数例外，如觉得信任是一种肯定，而当双方对信任的理解出现分歧的时候，就很容易发生信任不对称。例如，A认为，信任是对某个人质量、能力的肯定；而B却认为，信任不过是希望对方能够更加卖力给自己干活的友好信号和手段，此时，A和B对信任存在较大理解差异，这种理解差异直接影响了他们对某个人的信任度。具体地，站在A的角度，某个人很正直，那么A很可能会信任他。但是，站在B的角度，B关心自己是否有求于他，是否有释放信任信号的必要。(3)不对称信任允许双方以不同的信任方向、不对称的信任程度存在，默许不对称信任的测量无须受到“共享理解”的束缚。反映在问卷上，是直接询问受访者“自己所理解的信任”而不是通过一系列替代题项去重塑“信任”。因为不同人对信任是什么的看法都不尽相同，有的觉得是对一个人的肯定，有的却不是。

       直接施测是相对于传统聚焦信任期望和信任意愿等间接施测方式，对各方自身理解的信任在程度上而非内容上所实施的测量，是对信任作为个体心理活动、具有内隐心理特征的还原。具体有两种方式：(1)双向配对施测。在配对中，为降低受访者戒备心理，整个过程采取保密方式进行。团队中每个成员都对其他成员进行打分，整个打分环节是高度保密。当然，尽管声称是保密的，但是，难以完全剔除受访者潜在的戒心。(2)单向施测。随着研究的深入，特别是针对感知信任的研究，学者开发出了单向施测的方法。单向施测中，无须配对数据，每个个体是匿名的，然后，询问该个体对每个成员的信任度，以及自己感觉其他每个成员对自己的信任度，由于不涉及配对，即便是研究人员也未必知道每份问卷的填写来源，从机制上保障了匿名和保密性，剔除了受访者的戒心，避免了回答偏误。

       五、总结

       经过不懈努力，学者们近年来在信任研究中开辟出了不对称信任这片新天地。相对于前两代的对称信任，不对称信任需要考虑两方信任：甲方信任和乙方信任。甲方信任与乙方信任是一对，如果对甲方信任值进行测量，只有加成(或递减)对应乙方信任值才能反映整体的信任程度；如果用乙方信任值进行测量，那么只有用对应甲方信任值进行加成(或递减)才能得出整体信任程度。因为测量过程中使用的是两个不同的信任值，这种算法叫做(译作)不对称信任。根据现有研究基础，定义中的甲方信任、乙方信任具有很广泛的内涵：比如甲方对乙方的信任，乙方对甲方的信任；甲方从第三方获得的信任与乙方从第三方获得的信任；甲方对乙方的信任与甲方感知到乙方对自己的信任等。甲方、乙方可以是个体、团队甚至是组织，可以是两个独立的样本，也可以是同一个样本的不同方向(A对B的信任与A感受到B对自己的信任)。总之，随着当前组织所处外部环境日趋恶劣，管理者必须清醒接受不对称信任普遍存在的事实，并对组织合作的表面乐观采取更为谨慎的态度，谋求“相互信任”是组织始终需要努力的方向。由于人的行为在很大程度上是心理活动的反映，而不对称信任本质上是由于人们心理活动的“屏蔽性”所造成。因此，研究不对称信任问题，就极有必要研究造成不对称信任的心理行为动机，充分融合行为科学、心理科学等学科。不对称信任既是由传统信任研究演化而来，更是对全新领域的拓展和探索，值得深入研究。

       ①近年，随着第三代信任的发展，信任派与控制派从对立走向融合，信任程度较低时，监控作为一种防止机会主义行为的机制出现，不考虑监控是完全不信任的一种表现形式(Ferrin等，2007；Schoorman等，2007)。

       ②ISI资料的搜寻期限可追溯至1985年的文献，更新至2014年12月31日。通过引文分析技术，从文献的参考文献部分可提取比1985年更早的文献到样本中，最终样本文献的实际宽度为1958-2014年。

       ③中心度是抓取里程碑的重要指标，但对新近研究前沿和热点敏感度不强，故文献计量学者开发出突现率等指标弥补中心度单一指标的不足。从文献计量学的角度看，在某学科领域内突然留下“脚印”的研究型文献，通常是该领域研究前沿的重要信号，这一“脚印”可以用突现率来表示。突现特征能反映文献被引频次的前沿变化。研究前沿一定程度上被看做是在某一时段内以突现文献为知识基础的一组文献所探讨的科学问题或专题，这些研究在研究史上未必受到广泛重视，但是，却对研究突破和新理论的提出具有铺垫和启发作用。

       ④研究热点是指某一时段有内在联系、数量相对较多的一组文献所探讨的科学问题或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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