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的《桃花扇》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世纪论文,桃花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清代孔尚任的传奇名作《桃花扇》问世之后，立即引起了观众和读者的广泛注意。最早对《桃花扇》作出评论的，是与作者同辈的一批文人学士（如顾彩、刘中柱、李楠等人），他们大都有着和作者相似的经历和思想感情，他们的评论，或揭示其内容要旨，或评价其艺术风格，多数都是即兴式的评点，随感式的议论，其中虽不乏真知灼见，但也不可避免地带有比较明显的随意性，还不能算作是严格意义上的研究。应该说，对《桃花扇》的学术研究是从20世纪开始的。
一
20世纪最早的《桃花扇》评论，出现在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中。王国维在谈到中国文学尤其是叙事文学的乐天色彩后，指出：“吾国之文学中，其具有厌世解脱之精神者，仅有《桃花扇》与《红楼梦》耳。而《桃花扇》之解脱，非真解脱也；沧桑之变，目击之而身历之，不能自悟，而悟于张道士之一言；且以历数千里，冒不测之险，投缧世之中，所索之女子，才得一面，而以道士之言，一朝而舍之，自非三尺童子，其谁信哉？故《桃花扇》之解脱，他律的也；而《红楼梦》之解脱，自律的也。且《桃花扇》之作者，借侯、李之事，以写故国之戚，而非以描写人生为事。故《桃花扇》政治的也，国民的也，历史的也；《红楼梦》哲学的也，宇宙的也，文学的也。”这里，王国维论述的重点，在于通过《桃花扇》与《红楼梦》之比较说明《红楼梦》的价值。但从中仍然可以看出王国维对《桃花扇》内涵的把握及悲剧特点的定位，都是十分准确的，且在后来的《桃花扇》研究中亦有较大的影响。
对《桃花扇》的系统研究，应该说是从近代学者梁启超开始的。梁启超一生在繁忙的政治生涯和学术活动中，一直十分重视作为通俗文艺的小说与戏剧。在中国文学史中，他尤其推崇以真人真事为基础、惩创人心的杰作《桃花扇》，他是近代第一位致力于研究《桃花扇》的人。
1925年梁启超完成了《桃花扇》的注释和考订。在这个注本前面，梁启超写了一篇《著者略历及其他著作》，此文可以说是《桃花扇》研究中最早的专题论文。在这篇文章中，梁启超详细考订了孔尚任的生、卒年，《桃花扇》的创作情况及其他一些作品的情况。梁启超对孔尚任生平情况的研究成果，如对孔尚任生年的考订，至今仍为研究者们所沿用。在这篇文章中，最值得注意的是，梁启超第一次将孔尚任称为“历史戏剧家”，并指出孔尚任创作的特色是爱用历史题材，并且在技巧上有独到之处：“云亭作曲，不喜取材于小说，专好把历史上实人实事，加以点染穿插，令人解颐，这是他一家的作风，特长的技术。这种技术，在《小忽雷》著手尝试，到《桃花扇》便完全成熟。”这个看法无疑是十分内行而准确的。
梁启超的《桃花扇》注本，是第一个详细注释本。梁启超对《桃花扇》原著进行了大量的考释和订证史实的工作。并按照现代话剧的形式加以改写，目的是为了使剧本更加通俗易懂。梁注本的最大贡献在于，它以大量的史料，详细的考证，为后人研究《桃花扇》的历史真实与艺术表现统一等问题，提供了丰富的、可资参考的历史材料。与此同时，也应该指出的是，梁启超更多的是用治史的方法来研究历史剧，由于研究对象的差异，使得他在注释中也出现了一些矛盾的地方。尽管如此，梁启超对于《桃花扇》及其作者所做的一切工作，仍为后人提供了丰富的、可资借鉴参考的资料，且开山之功，实属不易，梁启超的贡献，足以在《桃花扇》研究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梁启超之后，在《桃花扇》研究中值得一提的是容肇祖的《孔尚任年谱》（《岭南学报》1940年三卷二期）。该《年谱》梳理勾勒了孔尚任生平及著作的一般情况，其中有些结论仍为后人所采用。
可以说，近代以来的《桃花扇》研究，尽管还处于分散状态和表层次上，但已经初步涉及到了这一领域中的一些重要问题，在学术史上有着不可忽略的影响。
二
新中国成立之后，《桃花扇》研究受到了研究者的重视并取得了可观的成果。从50年代到60年代初期，无论是对《桃花扇》剧本内容的研究还是其作者孔尚任的研究，都有十分明显的进展。
1959年4月，王季思、苏寰中等合注的《桃花扇》新注本问世，以及王季思先生为此书所作的《前言》，是对建国后《桃花扇》研究成果的总结，代表了当时学界对这一文学名著的整体认识水平。
王季思等人的新注本根据兰雪堂本、暖红室本、梁启超本互校，后又以康熙戍子刻本为据，校正个别讹字。剧本形式按宋元以来的统一形式加以编排。在注释方面，除了注明原文中的典故、疑难字词外，有些地方还对整句、甚至整支曲子加以串释，指出作者的用意所在。此外，注者对明清传奇体例上的特点及演员角色等也都加以详尽的注释。因此，新注本对《桃花扇》的校勘、标点、注释等工作，为《桃花扇》的普及和通俗化做出了重大贡献，并成为建国后印刷次数最多、发行量最大的通行版本。不仅如此，王注本《前言》对《桃花扇》内容与艺术的准确概括与定位，曾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得到了学术界多数研究者的肯定与赞同。
与《桃花扇》新注本前后出版的汪蔚林辑《孔尚任诗》，则直接为研究孔尚任的生平与思想提供了丰富、具体、可靠的材料。全书以时间为线索编排，共分为五辑。书后还附有《孔尚任著作目录》一份。此书后经作者修订、增补为《孔尚任诗文集》1962年由中华书局出版，是迄今为止收录孔尚任诗文最多的辑本。
在此之后，1962年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袁世硕著《孔尚任年谱》，则是《桃花扇》及其作者研究进一步深入发展的标志。《孔尚任年谱》一方面以前人的成果为基础，另一方面则依据解放后新发现的资料，内容十分翔实。《年谱》对前人做过考证的问题，结论正确者，均直接引用，并注明出处，以示尊重；对考证失实者，均加以辨正，说明其理由。同时，《年谱》对所引用的孔尚任事迹，有直接材料证明者，大多摘录原文，至少列举篇目；已为前人考证而无定论者，均援引其考证及根据，并酌情加以补正；重新论证、辨正者，尽量写出考证所依据的材料。除了收入与孔尚任生平有直接关系的材料之外，《年谱》还收入了一些朝政大事，意在说明孔尚任所处的时代环境的特点。在《年谱》正文之外，另附有《孔尚任交游考》一篇。收入《交游考》者，皆为与《桃花扇》创作有一定关系或可能有关系的人物。为了照顾《年谱》本身的完整，凡重要交游均于《年谱》中著其事，故二者有互见之人物。总之，《孔尚任年谱》与《孔尚任交游考》互相补充，为人们研究孔尚任的生平及《桃花扇》的创作提供了清晰的线索和丰富的资料。《年谱》后经作者修订，1987年4月由齐鲁书社出版发行。修订后的《年谱》补新辨误，因此而成为孔尚任研究中有重要价值的参考书。
综上所述，不难发现，从50年代到60年代初期的《桃花扇》研究，基本上是在学术研究的范围内进行，沿着健康的道路发展的，也取得了相当可观的成绩，一批重要成果同时出现在这时期，形成了《桃花扇》研究的繁荣局面。然而，与此同时，也开始出现了一些与学术研究不和谐的音符。
1962年12月《光明日报》以整版篇幅发表署名穆欣的文章《不应为投降变节行为辩护》，指斥《桃花扇》“严重歪曲历史”，是为清王朝服务。随后，还有的文章认为，孔尚任是以“权奸亡国论”掩盖了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实际上是在谴责马、阮的同时，无形中开脱了外来侵略者和其他汉族统治者的罪恶。也有人把《桃花扇》中所表现出来的历史观点与康熙皇帝修《明史》的政治目的联系起来看，从而得出《桃花扇》完全适应了清初统治者的政治需要的结论。这样，学术研究中不同观点和看法迅速上升为政治上的大是大非问题。到60年代中期开始的“文化大革命”中，《桃花扇》与一大批中国古代文学名一样，被作为大毒草而受到批判，已无任何正常的学术研究可言。
三
从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期，结束了十年动乱后的学术界，开始回到正常的轨道上来。刚刚摆脱了文化专制主义与虚无主义双重桎梏的广大学术研究者，重新焕发了极大的学术热情。80年代的《桃花扇》研究因此取得了相当引人注目的成就。
首先，一大批新的研究资料的表现，丰富了孔尚任的生平资料。《社会科学战线》1981年第4期发表了黄立振的《孔尚任信札墨迹》一文，公开了作者1957年于曲阜集市旧书摊上所得孔尚任给“西周老师”信札四封。黄文认为，这四封信虽未注明年月，但从内容上看，很可能是孔尚任出山之前所写。信札反映了孔尚任的交游及年轻时的一些想法，也展示了他对书法及字画古玩的爱好。
此外，《文献》1985年第1期发表了刘辉的《所见孔尚任诗文二题》，公布了有关孔尚任的重要资料两则。一是孔尚任写于康熙十年的《焚余稿序》，此序《孔尚任诗文集》未收入，且各种年谱皆未著录。此序是孔尚任的一篇重要文论，充分表现了他的文学思想。其二是孔尚任所修《莱州府志》，此志为康熙五十一年本，藏于中央党校图书馆善本书室。此志汪蔚林辑《孔尚任诗文集》附录《孔尚任著作目录》未提及，袁世硕《年谱》也只是推测，此志的发现使推测成为定论。不仅如此，该志中还载有孔尚任本人的诗五首、文两篇，均为《孔尚任诗文集》未录篇目。
其次，在拨乱反正的基础上，对《桃花扇》的内容进行深入探讨，是这一时期《桃花扇》研究的主要特色。
有关《桃花扇》内容的研究，主要围绕《桃花扇》主旨的探讨、“权奸亡国论”的内容与评价，以及侯方域形象与作品的结局展开。《桃花扇》的主旨是一个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60年代前后学术界的基本看法是《桃花扇》反映了南明王朝灭亡的历史，寄托了孔尚任的民族意识和爱国思想。后来受到极左思潮的影响，一度将学术问题上升为政治问题，造成了一些混乱。80年代前后学术界对这一问题又展开了正常的讨论。概括起来，大致有三种意见：一种仍然是表现民族意识说。赵景琛等人的《实事求是地评价孔尚任和〈桃花扇〉》（《文学评论丛刊》第七辑）、洪柏昭的《〈桃花扇〉思想评价问题》（《暨南学报》1985年第3期）等文章均持此种观点。第二种是拥护清朝说。井维增的《〈桃花扇〉的政治倾向及其评价问题》（《齐鲁学刊》1985年第3期）、戴胜兰的《谈〈桃花扇〉的思想倾向》（《齐鲁学刊》1981年第6期）等文章认为，《桃花扇》的写作年代已经是清政权建立50年以后的康熙盛世，其时爱国主义内容早已不同于汉族抗清之初。特别是剧作者的目的在借鉴历史，为巩固和发展新政权提供参考，这就更不能用清兵入关时的眼光来评价。因此，怎样评价《桃花扇》不能以是否反清为标准。第三种是悼明诫清并存说。黄天骥的《孔尚任与〈桃花扇〉》（《文学评论》1980年第1期）即认为：“孔尚任所谓‘惩创人心，为末世之一救’云云，从根本上来说，是要巩固清朝是统治”，同时，“《桃花扇》回避了明末清初国内民族矛盾的具体描写，却不等于作者无视当时的民族斗争，剧本字里行间，明显地流露出民族情绪，因此，《桃花扇》又有不适应清朝统治者需要的一面”。黄卓明的《有关评价孔尚任的几个问题》（《文学评论》1981年第2期）则深入探讨了孔尚任既颂清又悼明的原因。
随着讨论的深入，一些研究者开始选择新的角度对《桃花扇》的内容进行更深入的研究。张乘健的《〈桃花扇〉发微》（《文学遗产》1984年4期）从哲学史的高度分析《桃花扇》，提出了一些新的见解。文章具体分析了《桃花扇》的纲领是儒教和道教，《桃花扇》的“春秋笔意”是“对士大夫阶层的失望和对儒教的反省”，以及“寄希望于下层，以道教为浦逃”。认为孔尚任“对儒教的痛切反省，违反了他的个人动机，已经预兆着近代对封建社会整个上层建筑及其意识形态进行总清算总批判的先声。”此外，孔瑾的《封建王朝的挽歌：孔尚任〈桃花扇〉的思想内容》（《中央戏剧学院学报》1988年夏季号）也指出：作品“不仅写明王朝必亡，而且写了清为末世；不仅是明王朝的挽歌，而且也是整个封建社会的挽歌；不仅是民族的悲剧，而且也是时代的悲剧”。
与此同时，与《桃花扇》主旨密切相关的“权奸亡国”的内容及侯方域形象的评价等问题的讨论，也在拨乱反正的基础上取得了较大的进展，达成了更多的共识。
第三，《桃花扇》剧本的高度艺术成就，也开始引起更多的研究者的重视。廖全京的《论〈桃花扇〉传奇的结构艺术》（《戏剧论丛》1982年第1期），详细探讨了《桃花扇》的结构特点及成就，指出主线贯穿，史实敷衍，以龙引珠，起伏转折，多样统一，境界独出；及关目处理上对比手法的运用，是《桃花扇》剧本结构的基本特点。认为剧本的整体结构上运用了多方面的对立统一，因而能给人一种完美的整体感与谐调感，既充分表现了生活的复杂性与丰富性，也深化了主题的表达。而陈本俊的《〈桃花扇〉戏剧性初探》（《戏曲艺术》1985年第4期）则运用现代文艺学的观点，从戏剧冲突与戏剧情境的构成、戏剧动作与戏剧悬念的产生等方面，论述《桃花扇》戏剧性多方面的成就。指出《桃花扇》不仅在历史真实方面达到了以往的时事剧、历史剧所未曾达到的高度，而且能不为史实所拘，充分运用了历史剧所允许的提炼、虚构等艺术手段，在艺术真实方面也达到了以往传奇中所罕见的高度。
总的说来，80年代的《桃花扇》研究，在学术史上具有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这一时期的学术研究，从对“十年动乱”中极左思潮的拨乱反正开始过渡到新时期正常深入的学术研究的展开，其中既有老一辈学者坚持不懈的努力，也有众多青年研究者的积极探索。尽管他们所运用的方法或选择的角度还不可避免地带有种种客观或主观的局限，他们的精力还主要集中澄清在极左思潮带来的学术混乱，还没有来得及在学术研究上有更多的创新建树，但不可否认，这些努力为后来的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提供了宝贵的借鉴。
四
进入90年代以后，《桃花扇》研究在原有基础上取得了新的进展。在资料方面，新发现的孔尚任《续古宫词》十二首（《文学遗产》1993年第3期），未标明年代，但写得情思宛转，情丽缠绵，表达了宫廷妇女的怨抑之情，也为人们展示了孔尚任创作的另一侧面。关于孔尚任的词作，汪蔚林编《孔尚任诗文集》附《孔尚任著作目录》谓：“宫词百首，未见。”袁世硕《孔尚任年谱》列出了吴绮序，但说：“疑未曾刊行。”十二首宫词的发现，为这一问题的确证，提供了重要材料。
对于《桃花扇》版本的源流考辨，也引进了一些研究者的注意，宋平生的《〈桃花扇〉传奇版刻源流考》（《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2年第1期）和戚培根的《〈桃花扇〉传奇版本源流考》（《图书馆学报》1992年第6期），分别从不同的方面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各有侧重的探索。
对《桃花扇》主题与内涵的探讨，是这一时期研究的重点所在。
关于《桃花扇》的创作倾向，一直是《桃花扇》长期存在争议的问题。吴新雷的《论孔尚任〈桃花扇〉的创作思想》（《南京大学学报》1997年第3期）力图从剧本的创作过程寻找答案。文章认为，从《桃花扇》“三易其稿而成书”的全过程来看，孔尚任的思想是有变化的。在他没有出山以前，其初衰只是单纯的悼明之亡，抒发兴亡之感。出仕以后，因为感激康熙皇帝的知遇，所以又产生了颂扬圣朝的构思。但淮扬现实生活的磨难，冲刷了他的颂圣意识。而在南京、淮扬访问了南明的遗民与遗迹不仅获得剧本的题材细节，而且引发了民族意识的觉醒。在他回北京以后，看到太平园的昆班新戏，促使《桃花扇》进入定稿阶段。从剧作的主观命意来分析，作者徘徊在“吊明”与“颂圣”的矛盾中，为了“吊明”，他不得不先行“颂圣”以免遭到文字狱的祸害。但客观意蕴却突破了主观命意的束缚，广大读者受到艺术感染的是亡明痛史激发出来的民族情绪。
90年代的《桃花扇》研究中，最引人注目的变化是，研究视野的不断扩大和研究方法的多样化。研究者们开始将剧本置于比过去更为广阔的文化背景中，对作品进行全方位、多层次的考察，取得了相当可观的成果。
梁燕的《儒家理想的幻灭——论孔尚任与〈桃花扇〉》一文（《社会科学家》1993年第1期），在考察了孔尚任孜孜以求、悒悒不舒的一生之后，认为这部传奇是以儒家理想的幻灭感为全剧的主旋律的，分别从政治的幻灭、爱情的幻灭、人生的幻灭三个层面，表现了作者痛定思痛之后的思索和不可诉状的悲哀；全文由“孔尚任的一生是对儒家理想苦心追求的一生”和“《桃花扇》传奇展示了一个封建帝国走向灭亡时的种种必然”构成，为人们把握《桃花扇》的内在意蕴提供了新的观照面。
与此同时，冯文楼的《一个复合文本的建构——〈桃花扇〉二重主题说兼其他》（《甘肃社会科学1993年第1期》），则运用文本批评模式对《桃花扇》进行了从表层次结构到内在深层结构的细致解读。文章着重论述了“桃花扇”的政治化和悲剧化，以及与此相关的双重主题。文章认为，剧中的“桃花扇”由“诗扇”变为“桃花扇”的过程，即爱情政治化的过程，表现的是剧本的第一主题，即以“桃花扇”诛乱臣贼子，以“桃花扇”正世道人心，警世主题是剧本的第一层含义。而剧本从赠扇、溅扇、画扇、寄扇、到最后撕扇的悲剧化的过程，实际上隐含着一种国破家亡之后的人生虚无和历史悲剧感。因而在剧本的结局处安排侯、李跳出“幻景”，放弃爱情，双双人道，从而完成了对儿女之情和家国之恨的形而上的升华，即剧本的第二重主题——归隐。文章既有开阔的视野，又有理论的深度，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不失为近年来《桃花扇》研究中的一篇力作。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张燕瑾的《历史的沉思：〈桃花扇〉解读》（《首都师范大学学报》1994年第2期）。文章与《桃花扇》研究中的一般观点不同，强调指出，作品追求的是富有哲理的悲剧的目的，而不是历史的目的。作者只是借历史的框架抒写“天崩地解”的历史巨变之后对士林群体人格的反思，成为吴敬梓的先导；作家也不是要重建社会人格，为社会提供疗治的药方，他意识到传统道德已无力挽回社会的危亡，作家是在用心灵感悟历史，借历史抒写心灵，写对人生对历史的探求，充满了天才孤寂之感和痛苦的沉思。
上述文章虽然运用的方法和选择的角度以及得出的结论都不尽相同，但目的都在探讨对作品的整体意义的阐发和深层意义的把握——探求作品的悲剧性与哲理性的内容，在这一点上，研究者们表现出了大致相同的倾向。由此也构成了90年代《桃花扇》研究不同于其他时期的鲜明特色。
20世纪的最后一篇有关《桃花扇》研究的论文是卞孝萱的《〈桃花扇传奇〉与〈柳如是别传〉》（《文学遗产》2000年第6期）。文章认为，《桃花扇传奇》与《柳如是别传》都不轻视封建社会中地位低下的妓女而表现出一种同情，是一个值得注意的文化现象。文章主要以实证的方法，比较研究两书之指导思想、资料来源、创作方法的区别，论证文艺作品与史学著作各有千秋。此文提供了《桃花扇》研究中的另一种视野，从一个侧面显示出了学术多元化的走向。
在对《桃花扇》内容与艺术的研究不断深入的同时，孔尚任在《桃花扇》的创作实践中，对中国古代戏曲编剧方法的总结，以及在《桃花扇》创作过程中产生的《桃花扇小引》、《桃花扇小识》、《桃花扇本末》、《桃花扇凡例》、《桃花扇考据》、《桃花扇纲领》等集中体现了孔尚任的文学思想和戏剧思想的文字，也引起了一些研究者的关注。早在1959年，戴不凡先生就在他的《〈桃花扇〉笔法杂书》（《戴不凡戏曲研究论文集》，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一文中明确指出：“如果说李笠翁是从理论上总结了前人的编剧经验，那么，孔尚任事实上是在实践中，在剧作中，对前人的编剧方法进行了一次‘总结’。”这个看法，应该说是很有眼力的。但由于种种原因，此后的研究者们忽略了这一方面的研究。80年代初期，王晓家在《戏剧艺术》1980年第1期上发表了《〈桃花扇凡例〉释义一文，对孔尚任在《凡例》中所表达的戏剧文学思想和观点加以归纳概括。在此之后，从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期，朱伟明相继发表了《孔尚任史剧理论简论》（《湖北大学学报》1987年第2期）、《孔尚任传奇理论初探》（《文学与语言论丛》，湖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孔尚任戏剧结构理论初探（《中国文学研究》1990年第1期》）、《李渔与孔尚任戏剧理论之比较》（《湖北大学学报》1990年第2期）一组论文，对孔尚任的戏剧文学思想加以梳理辨析，系统地概括其主要特征，并将孔尚任的戏剧理论放在中国古代戏曲理论发展的纵向坐标，及同时代戏剧理论家李渔的横向比较中，论述其独特的价值与意义，对孔尚任的戏剧文学思想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评价。
不难看出，90年代的《桃花扇》研究无论在广度和深度上都较过去有了不同程度的提高。一批高质量的研究论文的出现，提供了新的学术信息，体现了新的学术成果。然而，勿庸讳言，大量的人云亦云、粗制滥造、缺乏学术价值的文章仍然存在。学术研究的整体水平还有待进一步提高。
综观20世纪的《桃花扇》研究，其整体学术走向，经历了由零星到系统，由分散到集中，由单一的作家、作品研究到多角度、多层次的综合研究的逐步发展提高的过程；经历了从单纯的思想性的判别，转入文本本身的审美研究，从单纯的文学研究，转入到对文化现象与历史事实的描述或阐释的变化过程。在研究方法的运用上，不同时期的研究者则有着各自不同的偏爱与选择。这种情形，既与研究者自身的学术素养有关，更有时代思潮与社会政治背景的影响。作为20世纪戏曲文学研究的重要成果，《桃花扇》研究从一个侧面体现了这个时代学术思潮的嬗变，成为20世纪学术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收稿日期]2001-02-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