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考“人民性”——托克维尔论民风民情，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人民性论文,民情论文,民风论文,维尔论文,托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565.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83-0214(2016)01-0084-13 亚历克西·德·托克维尔是19世纪法国著名思想家。1835年，托克维尔在30岁时就出版了《论美国的民主》，1851年出版《回忆录：1848年革命》，对刚刚过去的工人阶级的革命进行思考。1856年，他在生命的晚年又写出另一部名著《旧制度与大革命》，更为深刻和冷静地反思法国大革命，揭示专制体制在法国不断重建的原因以及法兰西民族的历史命运。作为一个秉持自由主义理念的思想大师，如何理解他的思想，不同的学者都会有各自的解读。例如，美国学者着重考察《美国的民主》中托克维尔对美国经验的思考，而法国学者则关注研究《旧制度与大革命》中法国的历史道路，由此形成了各自不同的解释模式，学术界将此概括为美国学派和法国学派。在这些研究中，很多学者都注意到了托克维尔所表达的一个中心思想：民风民情①。因为这是托克维尔思想的核心概念，也是支撑现代自由体制的重要基础。然而，很遗憾的是，学术界还未对这一核心概念展开系统的讨论。本文拟从这一视角来考察，从而深化对托克维尔思想的理解。 正如剑桥学派的代表性人物昆廷·斯金纳所言，如果要获得对思想家的准确理解，就必须将其放到那个时代的语境当中去②。就托克维尔所生活的19世纪上半期而言，这个时代的特征是什么？托克维尔在1835年出版的《论美国的民主》一书中曾这样概括道：社会正在改变面貌，人类正在改变处境，新的际遇即将到来③。具体而言，那就是“民主即将在全世界范围内不可避免地和普遍地到来”④，“身份平等的逐渐发展，是事所必至，天意使然”⑤。 这就是托克维尔对他所处时代给出的定义和回答。因此，就时代的特性来说，民主制即将到来，民主化的行进步伐已是不可阻挡。民主的发展，在另外一种意义上说，就是旧的贵族社会已经永远地消失了，不可能再会重建。正如托克维尔自己所说，贵族制已经死亡了⑥。也就是说，建立在原先以贵族特权为基础的等级制社会将一去不复返，未来一定是基于身份平等的民主制社会，这是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一次伟大的社会转型，而权利体系的转换将是这个社会巨变的核心。 那么，问题在于，怎么去理解这一即将到来的民主制社会呢？也就是说，在贵族制消失的这一废墟和基础之上，如何重组一个没有君主的社会，没有贵族特权的社会，从而变成为一个民主的社会，一个在身份上平等的社会？更为重要的是，那一代人又能够用什么样的知识图景、知识思考和知识背景来组织起一个民主制社会？与同时代其他人明显不同的是，托克维尔已经看到了平等将是一种即将到来的事实，平等将要成为社会的合法性原则，而对此他们那代人还没有作好准备。他说：“我毫不犹豫地说，不止是在法国和欧洲，已经公开显明的即是旧的贵族社会已经永远消失了，对于这个时代的我们来说，唯一的任务就是在贵族社会消失的废墟上，进一步地和审慎地重组一个没有君主制的新的民主的社会……对此，我也是一个新人。”⑦ 这也是托克维尔给自己提出的一个使命。一个全新的社会正在诞生，由于它的功能、运转方式和文化基础都跟原先的贵族制社会完全不同，因此，就需要对这样一个全新的世界、全新的社会给予解释和引领，使其能够更好地诞生。正如托克维尔所说，“一个全新的社会，要有一门新的政治科学”⑧。也就是说，必须建立起一个对民主制如何建立，对民主制的未来走向，以及对民主制这样一种组织和运转方式进行全新解释的理论体系。对此，托克维尔如是说：“在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特别是我们生活的这个国家，人们如果不懂得我们的自由只能在某种民主形式下产生，他便不能成为开明者。对于今天所有具有健全的判断力和自由精神的人，这一点显而易见，我们唯一要解决的难题就是如何让我们的社会逐步习惯于民主制度。贵族制从此只存在于历史中……”⑨ 正是在这样的远见之中，托克维尔承认这样的现实，从自己所出身的贵族世界走向了民主世界。时代留给他的再也不是阻挡民主的到来，而是在迎接民主社会到来的同时，也要对民主的行进保持着警惕，要以自由作为民主的基础和目标。他曾这样写道：“在思想上我倾向民主制度，但由于本能，我却是一个贵族——这就是说，我蔑视和惧怕群众。自由、法制、尊重权利，对这些我极端热爱——但我并不热爱民主。我无比崇尚的是自由，这便是真相。”⑩他还说：“我是一个自由主义者，就是如此。1830年之前我是，现在我仍然还是。”(11)“总之，自由是一件神圣的事情。”(12)1835年6月，托克维尔在给密尔的信中也说：“我根据兴趣热爱自由，根据本能和理性热爱平等。很多人假装有这两种热情，我相信只有我真正地具有，并准备为它们而牺牲。”(13)这就是为什么他与保王党人交恶，也与只为中产阶级服务的基佐政权不和的原因了。托克维尔思考的中心问题，就是如何在这样的一个民主的时代，消除民主的弊端，维护自由。 为此，托克维尔不断地提醒世人：“我们生活在一个转变的时代，这是最明显的事实。但我们是走向自由，还是走向专制呢？”(14)也正是如此，我们才能理解托克维尔为什么对要建立一门全新的政治科学表现出如此的焦急和迫切。 怎样去研究这样一个新的社会，选择什么样的研究方式和研究维度去思考行将到来的民主制社会，从而建立起“一种新的政治科学”，并对法国实现自由的体制起到有益的帮助？在研究路径的选择上，托克维尔受到了两位思想家的影响。一位是18世纪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这本著作中，孟德斯鸠不仅仅是从政治体制的视角来思考法律，而且更从“法的精神”，法律和民风民情之间的关系来思考社会中的什么要素在支撑着法律的运转，什么是法律的内在精神。托克维尔在去美国考察的船上，在思考美国的民主时坦陈受到了孟德斯鸠的影响，他在给路易丝·德·凯尔戈拉的信中说：“我每天都要花一些时间来读这三个人的书，那就是帕斯卡尔、孟德斯鸠和卢梭。”(15)在对美国民主的研究中，他运用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一书中所使用的方法，追溯法律和制度后面的民风民情，探讨什么因素在支撑着社会的运转，研究美国人民的观念、心态以及它与社会之间的关系。 另外一位思想家就是著名的政治家和思想家基佐。1823年，托克维尔来到了巴黎，此后，又有机会聆听当时的思想家基佐于1828-1830年间开设的关于文明史系列讲座，由此受到了很大的影响。面对1789年大革命后政治体制和社会所发生的变化，即贵族制瓦解之后，一个新型的社会正在形成，基佐给出了理解这个社会的全新视角。基佐的基本思想是：“要理解一个社会的政治体制，首先要研究社会是明智的；政治体制在成为原因之前，它只是结果；政治体制在塑造社会之前，已经被社会所塑造。所以，代之以研究政治体制或政府形式，我们必须首先研究人民的状态，由此以便知晓，我们应该，以及将要有一个什么样的政府。”他还更进一步地概括道：“研究者要去懂得人民是如何被统治的。”(16) 基佐的这一观点被思想史研究者西登托普解读为，在法国，无论如何没有任何一个政府再能重建起贵族制社会。同样，在新的社会条件下，将会建立起新的政府样式(17)。无论怎样解读，在基佐那里，面对社会转型的时刻，他提出了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无论是作为学者，还是作为统治者都必须要去研究人民的状态，并懂得人民是如何被统治的。那也就是说，在政治体制成为政治体制之前，我们要去研究支撑一个政治体制的基础到底是什么，什么样的一种状态，特别是人民的状态，决定了政治体制的形态和政治体制能否有效地运转。这样的考察方式其实也是与孟德斯鸠的“法律是由民风民情来决定的”这一思路一脉相承的。因此，在这一思想谱系当中，托克维尔承继着孟德斯鸠和基佐的思想：重点不是要去考察政治体制的形态和运转，而是要去考察支撑政治体制的基础是什么。在托克维尔看来，这一基础就在于一个社会中人民的状态，人民的思想观念、风俗习惯甚至风尚。托克维尔将此称作“民风民情”，并认为它是政治体制建立和政治形态被塑造的一个重要的基础。托克维尔多次表达道：“民主存在于风俗、法律，以及多数人的观念中。”(18)“这样的政府只有在特定的知识、私人道德、信仰条件下才能维持。”(19)“宪法和政治法律就其本身来说没有任何意义。它们是一些死物，只有一个民族的民情和社会状况能赋予其生命。”(20)因此，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如有些学者所说，托克维尔从孟德斯鸠那里接受了法律和民情这些概念(21)。也正像弗朗索瓦·布里柯所说，托克维尔既是孟德斯鸠的继承者，又是基佐的继承者(22)。 那么，托克维尔所说的民风民情这一概念的内含是什么呢？他在《论美国的民主》一书中曾经给出过这样的定义：“我在这里使用的民情(moeurs)一词，其含意与其拉丁文原字mores一样。它不仅指通常所说的心理习惯方面的东西，而且包括人们拥有的各种见解和社会上流行的不同观点，以及人们的生活习惯所遵循的全部思想。因此，我把这个词理解为一个民族的整个道德和精神面貌。”(23)也正是如此，托克维尔给自己设定了如下目标：“我深信，政治社会不是由其法律所创造，而是组成社会的人们的情感、信仰、观念以及心智的习惯所预先决定的，是创造社会的天性和教育的结果。如果我不能在书中的每个部分都揭示这一真理，如果这一著作不能让读者不断从这个意义上进行反思，如果它不是时刻向读者指出(不过并不敢奢望教导读者)，能导致繁荣和公共自由的情感、思想和民风到底是什么，哪些又是不可避免地使他们远离自由和繁荣的缺点和错误，那么，我将根本不会达到我的主要的、也可以说是唯一的目标。”(24)例如，在对1848年革命的分析中，托克维尔并不是从工人阶级的贫困这一社会现实的实体出发来进行，而是一再指出，这场革命的原因是观念。 在托克维尔那里，民风民情所包含的内容较为广泛，无论内容如何界定，但这一概念的提出却具有重要的意义。正如法国历史学家孚雷所说，托克维尔抓住了社会科学中一个最为重要的问题，这个问题正是我们始终要问我们自己的：在观念生产—心态表象和其他社会生活层面之间的联结是什么(25)？从概念史的意义上讲，托克维尔提出的民风民情(mores)既是问题，也是核心的概念，它联系着社会“文化”和实体，并创造着社会的实体。一如德国概念史家考斯莱克所说，既是社会的显示器，也是社会的推进器。也正是使用了这样的方法，使托克维尔比一般的人看得更加深刻。孚雷还说，托克维尔的理论虽然简单，但非常深刻(26)。 沿着这一思考的维度，托克维尔写了三本书，也是他一生中最为重要的三本著作。第一本书是《论美国的民主》，于1835年出版。在《论美国的民主》中，他着重考察了美国的民主如何和自由相结合。在美国，当民主的行进和民主制社会到来的时候，它确保了每个人的权利，确保了每个人的自由。也就是说，美国是一个民主与自由相结合的国家。同时，如果和法国相比，美国的民主是“非革命”的民主(27)，其意是指美国没有通过不断革命的方式来实现民主。而环顾托克维尔时期的法国，还未实现这一目标，法国在实现自由的过程当中，在民主社会的构建过程中，总是用连续革命的方式来进行，从而牺牲了自由，或者说是侵害了自由。由此托克维尔始终在思考，为什么美国能做到而法国却做不到呢？在托克维尔看来，美国的民主能够和自由结合，这并不完全是因为美国的政治体制使其如此，而是美国的民风民情，这一条件保证了美国的政治形态和政治体制得以良好地运转。正如托克维尔在解释考察美国民主的原因时所说，他所探讨的，除了民主本身的形象，还有它的意向、特性、偏见和激情(28)。也就是说，表面上看，是美国的政治体制，美国的乡镇自治防止了多数人的暴政，确保了每个人的权利和自由，而实际上是美国的民风民情决定了美国的政治体制，决定了民主未能演化为“民主的专制”。托克维尔一再指出，有助于美国维护民主共和制度的原因之一，就是生活习惯和民情(29)。如果说在美国有地理环境、法制和民情等要素一起维持了民主和自由的结合，那么在这三个要素中，民情最为重要。“毫无疑问，这三大原因都对调整和指导美国的民主制度有所贡献。但是，应当按贡献对它们分级。依我看，自然环境不如法制，而法制又不如民情。我确信，最佳的地理位置和最好的法制，没有民情的支持也不能维护一个政体；但民情却能减缓最不利的地理环境和最坏的法制的影响。民情的这种重要性，是研究和经验不断提醒我们注意的一项普遍真理。我觉得应当把它视为我的观察的焦点，我也把它看作为我的全部想法的终点。”(30)正是由此，托克维尔区别了一般意义上的民主和美国的民主，民主需要民情来支持，需要转化为独特的安排和认同，“因此，只有美国人特有的民情，才是使全体美国人维护民主制度的独特因素。英裔美国人在各州建立的民主制度之所以在细节和发展程度上有所不同，也正是这个因素使然”(31)。具体而言，“英裔美国人长期实行民主管理制度的经验和习惯，以及最有利于维护这种制度的思想，都是在东部取得或形成的。在这里，民主制度逐渐深入到人们的习俗、思想和生活方式，并反映在社会生活的一切细节和法制方面。也是在东部，人民的书本教育和实际训练最为完善，宗教最富有自由色彩。这些习惯、思想和习俗的总体，如果不是我说的民情，又是什么呢”(32)？正是如此，“民主存在于风俗、法律，以及多数人的观念中”(33)。对民主制度而言，它要求大众拥有“真正”的知识，然而这种知识的获得只能是非常罕见和长期性的事。因此，人民的秩序之保障只在于人民自己当中(34)。 托克维尔曾经这样说过：“在美国是自由的民情创造了自由的政治制度；在法国，必须由自由的政治制度来塑造自由的民情。这是我们应当力争的目标，不过不要忘记我们的出发点。”(35)为此，托克维尔在写完《论美国的民主》后，又于1851年出版了《回忆录：1848年革命》，考察刚刚过去的这场革命。为什么要去考察1848年革命呢？作为一个亲历者，他认为有必要对刚刚过去的这场革命进行总结和反思，“评论自己和同时代人在这场革命中的行为，分析促使他们行动的激情，确定每个人应负的责任”(36)。实际上，托克维尔是希望对这场革命进行研究从而来思考这一问题，为什么革命的心态会持久地存在于法国，特别是为什么阶级之间的对立会如此的尖锐，以致爆发革命，并形成了对革命的宗教般崇拜(37)。总之，托克维尔希冀通过对这些问题的思考以便为未来的法国找寻到一条正确的发展道路。 在托克维尔看来，要理解1848年革命，首先就需要对1848年革命的性质做出界定。托克维尔认为，这场革命“不是一场骚乱，而是所有内战中最可怕的一次，是阶级反对阶级、一无所有者反对有产者的战争”(38)。“二月革命则相反，似乎不但完全在资产阶级之外进行，而且矛头直指资产阶级。”(39)“起义的目的并不在于改变政府的模式，而是在于变更社会秩序。说实话，它并非一场政治斗争，而是一场阶级战斗，一种奴隶战争……人们不应从起义中只看到工人的反应是激烈的、盲目的这一点，而应从起义中看到，他们为摆脱其被人们称之为非法压迫的生存环境，为了开辟一条通往他们向往的幸福生活——很久以来人们就给他们指出，那是他们的权利——的道路而不惜使用武力，工人的这种力量是强大的。”(40)“这不再是一个政治体制的问题，而是牵涉到财产、家庭、文明，一句话，涉及到一切我们赖以生存的事物。”(41)借用当时的工人领袖布朗基的话说：“如果法国大革命是一次政治革命，而1848年革命是一次社会革命。”而社会革命所要摧毁的是一个以所有权为基础的整个的这样一个体制，以及摧毁整个文明社会的基础。托克维尔将此概括为“新革命”(42)。 令人遗憾的是，当时的国王，包括整个的上流社会和所有政治家们，都没有认识到这一点，更没有预见到1848年革命会爆发，甚至国王在1848年1月都还在这么讲：“人们不会在冬天闹革命！”(43)但是，随后1848年2月，也就是一个月之后就开始了革命。当时，只有托克维尔已经看到了革命即将来临，早在1848年二月革命前的一个月，他就在众议院的发言中告诫革命即将发生(44)。 为什么托克维尔能够敏锐地感觉到？其原因就在于，他在纷繁复杂的社会中看到了“民风民情”。正如他自己所说，“这使得我得以透过政府机构的运作机制和日常繁杂小事去思考国家社会道德和民意的状况。在那儿，我清晰地看见出现了通常预示革命逼近的迹象”(45)。他还进一步地解释道：“民众的头脑生来就有的这种忧虑，其欲望、见解、需求，这些人的天性所造成的这种不可避免的焦躁，可以说组成了一块画布，革新者们在上面画出了许许多多或形状可怕或面目怪诞的人物。”(46)因此，革命是人民的状态所造就，是一种“风”，一种“势”的产物。托克维尔说：“革命在民众的激情推动下实现，在通常情况下与其说是预谋不如说是众望所归。那些夸口在暗中进行了策划的人只是从中得利。当人们的思想呈现广泛病态，一个无人能预料的偶发情况一下子使病情出现危急状态，这时革命就自发地发生了。至于那些所谓的革命创造者或领导者，他们什么也没有创造，他们什么也没有领导；如同冒险家发现了大部分不为人所知的土地而有功劳一样，这就是他们唯一的功劳。只要风推动您，您就永远勇往直前吧。”(47) 正是以工人阶级为主体的“社会革命”，所带来的惨烈也是前所未有的，就连亲历者托克维尔也不无感慨地说：“这是怎样的战争啊160年来都未曾见过。跟它比起来，法国大革命期间最血腥的日子也只是儿戏。”(48)反思这场革命，托克维尔依照基佐式的分析方式去思考人民的状态，因为这场革命最为重要的特征就是其“人民性”(49)。在托克维尔看来，这些进行革命的人民，其习惯和行为还无法适合自由的要求。“这些平民——您如此幼稚地欣赏的平民，他们不久前所做的一切足以证明他们不可能也不配自由地生活。您指给我看看他们从经验中学到了什么？经验给予他们的新道德是什么？经验使他们扬弃的弊病又是什么？没有，我告诉您，他们依然如故，依然浮躁，依然不动脑筋，依然蔑视法令，依然如他们的父辈一样，面对儆戒无动于衷，在危险面前鲁莽轻率。时代非但丝毫没有改变他们，而且把严肃的大事，如同过去把无关紧要的小事一样，草率地留给了他们。”(50)也正是这一“民风民情”，在1848年革命他们获得选举权后，将自己的选票投给了路易—拿破仑·波拿巴，从而重建起了第二帝国这一新的专制体制。 在此之后，很长时间内托克维尔没有动笔，而是在思考，这一思考的结晶就体现在1856年出版的《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中。在这本书里面，托克维尔没有像一般历史学家那样叙述事件，而是延续着前面两本书的思路，依然着重探讨人民的状态以及民风民情。他说：“这是我特别想描述的；随革命的发展而在社会状况、制度、思想以及法国人的风俗中渐次产生的变迁，这就是我的主题。”(51)具体而言，就是法国的革命者们在革命当中如何要去“砸碎一个旧世界，和创造一个新世界”。革命者自认为是一代新人，要和过去的传统一刀两断，实行最彻底的决裂。“1789年，法国人以任何人民所从未尝试的最大努力，将自己的命运断为两截，把过去与将来用一道鸿沟隔开。为此，他们百般警惕，唯恐把过去的东西带进他们的新天地：他们为自己制定了种种限制，要把自己塑造得与父辈迥异；他们不遗余力地要使自己面目一新。”(52)然而，令人吃惊的是，革命结束之后重建的依然是一个高度集权的体制，依然是和旧制度没有本质区别的一种专制体制。因此，这样的历史演进促使着托克维尔思考，必须要去研究人民的状态，一个民主社会中人民的状态。对此，托克维尔说：“我深信，他们(指的是1789年的革命者)在不知不觉中从旧制度继承了大部分的感情、习惯、思想，他们甚至是依靠这一切领导了这场摧毁旧制度的大革命；他们利用了旧制度的瓦砾来建造新社会的大厦。”(53)“看到中央集权制在本世纪初如此轻而易举地在法国重建起来，我们丝毫不必感到诧异。1789年的勇士们曾推翻这座建筑，但是它的基础却留在这些摧毁者的心灵中，在这基础上，它才能突然间重新崛起，而且比以往更为坚固。”(54)虽然“统治者垮台了，他的行政机构却继续活着，从那以后人们多少次想打到专制政府，但都仅仅限于将自由的头颅安放在一个受奴役的躯体上”(55)。法国人“乐于为支持和讨好它的政府提供专制制度所需要的习惯、思想和法律”(56)。 通观托克维尔的思想，可以看到，托克维尔并非仅仅是考察革命的起源本身，或者说如何避免革命的发生，而更为重要的是，他透过这些，而去研究社会的什么样的“民风民情”造就了革命，什么样的民风民情造就了哪一种类型的革命，以及革命后的政治和社会体制的形态与走向。正如他自己所说，他比任何人都清楚地知道，没有民情、习惯和法律，自由的政府是无法建立的(57)。 其实，在托克维尔的一生中，他的思考并非局限于书斋里的遐思，而是始终都和1789年以来的法国历史进程相伴随，或许可以说，正是法国六十多年来经历了无数次政治体制的更换，一直没有建立起“自由”的政治体制才激发起他进行这一深沉的思考。由此，托克维尔才会提出民风民情的主题，甚至提高到法兰西民族的民族性高度来分析。在他看来，只有深入地解剖这一问题，才能找到走出这一历史怪圈和循环的力量。他说：“法国革命对于那些只愿意观察革命本身的人将是一片黑暗，只有在大革命以前的各个时代才能找到照亮大革命的灯火。对旧社会，对它的法律、它的弊端、它的偏见、它的苦难、它的伟大，若无清晰的透视，就绝对不能理解旧社会衰亡以来60年间法国人的所作所为；但是人们若不深入到我们民族的性格中去，这种透视还不足以解决问题。”(58) 对民族性的考察，实际上也就是对“人民性”与“人民状态”的关注。托克维尔说：“我设想人们经常称之为一个民族的性格的东西，不外乎是它的社会状况所固有的性格罢了。”(59)在这里，“民族性”将被还原和分解为“人民性”，并体现为“民风”“民情”。在托克维尔看来，从大革命开始，人民身上所形成的这一特性在随后的六十多年中就没有变化，革命和暴力的基因一直伴随着历史的进程。由此才使托克维尔在回望法国从1789年革命到1848年革命，以及1852年第二帝国的建立这六十多年的岁月中，法国呈现出如此独特的场景：“继旧制度之后，是君主立宪制，继君主立宪制之后，是共和国；继共和国之后，是帝国；继帝国之后，是复辟王朝；随后来临的是七月王朝。在每个相继的变动之后，人们都说法国大革命完成了人们自以为是地称之为使命的东西后，革命就结束了……而现在法国大革命又重新开始了，因为始终都是同一场革命。”(60) 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在托克维尔的思想谱系中存在着一种思想的连续性。其实，早在1836年，托克维尔就应英国思想家约翰·密尔之邀写作了“1789年前后法国社会政治状况”一文，触及到了法兰西民族的“革命特性”问题。20年后的1856年，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也是托克维尔最后的一本著作中，又作了如此精练的概括，努力解答在追求民主和身份平等的道路上法国人民总是试图用一种“革命”的方式来完成。因此，托克维尔不仅仅是在考察革命如何发生，更是从法国第一次伟大的革命中对“革命的病毒”的形成进行发生学的追溯性解释，追寻“革命的病毒”产生的机理，以及随后如何遗传成为了“革命的宗教崇拜”，和成为法兰西民族性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如果说在“旧制度”与大革命的关系中，托克维尔从政治的视角来理解法国的“现代性”形成之中的各种问题的话，那么，对1848年革命的考察则在社会的维度下讨论，两相比较，1848年革命则更为凸显了“现代性”形成中导致的“革命”等诸多社会问题，以及如何整合社会的各种要素，克服革命的传统，形成“现代性”。正是如此，可以在另外一个维度上来理解托克维尔的思想，那就是对人民性，对法国不断进行的革命以及与“现代性”之间关系的思考，正是要让世人知晓，什么要素将会是未来新社会的基础，这一“现代性”的指向究竟又会是什么？正因为此，1848年革命成为解析法兰西人民性的另一绝佳个案，和理解托克维尔思想的极好素材。 正如托克维尔所说，1848年革命的焦点在于所有权。在这一点上，托克维尔抓住了奠定现代社会的一个核心要素，财产权问题。1789年法国大革命时期所通过的《人权宣言》第17条就明确规定，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正是由于财产权的存在，导致了19世纪法国的贫富分化，这也就是托克维尔所担心的，资本的集中，加上一个急速增长的工人阶级，必定会导致法国乃至文明世界的革命(61)。而这场革命“贫困会是最大的战场”，这场战役会发生在“有钱人和穷人之间”(62)。除此之外，托克维尔还从现代社会发展趋势的维度更进一步地分析道，你要把工业社会从其所嵌入的大的法国社会背景抽离出来看，然后会发现前者正在发生的，恰恰是后者发展趋势的反方向。平等逐渐向各处扩展其影响——除了在工业界，那里每日正向贵族制的方向发展。(在大的社会背景中)资本被无限分割，利润被共享，人在流动、汇合、混杂。(在另一个系统中)资本集中在少数人手里，工人们分得的利润和他们的劳动不相匹配，但工人也无法逃脱自己这样的社会地位，因为他与其雇主相隔的社会距离甚远，对雇主的依赖性很强(63)。这表明，19世纪中期的法国存在着两种社会状态，一方面是正在向着民主和平等的方向发展，另外一方面则正在朝着不平等和新工业资本“贵族制”方向发展。也就是说，我们将要在新的工业社会中实现平等，同时，工业社会又在创造出新型的社会等级体系，产生新的“不平等”，尽管这已经完全不同于过去贵族特权等级制。因此，如果回到1789年革命的历史场景中，可以看到这样的历史运动，社会要从原先的贵族制的特权等级体制转向平等，而在进入到以资本为主导的工业社会之后，又产生了新的“不平等”。正是在这一权利体系的转换中，这种建立在以财产权为核心的“不平等”将又会导致一场新的革命。 在这一历史的转折关头，同样的问题摆在了人们的面前：难道革命是人们的唯一选择？从民风民情的人民性出发，托克维尔在思考革命的动力来自于哪里，革命后的走向又将是哪里。在托克维尔看来，1848年革命最为重要的特性就是其“人民性”。他说：“这场革命的特征，我不说是主要的，而是唯一的、独有的特征，那就是它的人民性。革命赋予了人民大众，也就是靠双手劳动的那些阶级，一种至高无上、凌驾于其他所有人的权力。”(64)而在这些人民心目中，平等将是他们始终不变的追求，自法国大革命以来就是如此。托克维尔写道：“难道长久以来，人们没有发觉平民在不断壮大，不断提高自己的地位，其重要性、知识、欲望、权力都在不断增长吗？他们的生活也宽裕了，虽说不是改变得很快，但亦已接近他们在旧社会中从未达到过的水平，那时，他们僧多粥少。贫穷、低下，然而却强有力的阶级怎能不想利用自己的权力摆脱贫困和地位低下的状况呢？是的，它们为此而努力了60年。平民起初希望通过改变一切政治机构来改变自己的现状，然而每次变革之后，他们发现自己的命运并没有得到改善，或者只是改善得极其缓慢，无法满足他们急切的渴望。有朝一日，他们终究会发现迫使他们处于这种社会地位的，并不是政府的构成，而是构成社会本身的持久不变的法则，正如他们也曾改变过其他东西一样。尤其讲到所有权——作为当今社会秩序的基础——由于曾经庇护，可以说，曾经隐瞒了所有权特权的一切特权都已经被废除了，但所有权却依然是人们平等的主要障碍，而且似乎还是这一障碍唯一的特征，这回人们不经意要废除它，或至少在那些享受不了它的人们心中出现了废除它的想法，我不敢肯定，但这难道不是必然的吗？”(65) 其实，在托克维尔看来，这种平等的追求已经不再仅仅体现为物质等方面，更是对“现代性”的要素之一和现代社会的基础——财产权——的否定；同时，更为重要的问题在于，这种追求的欲望已经成为了一种存在本身，成为一种独立于社会实体性之外的一种力量。在谈到1848年革命的原因时，托克维尔这样写道：“这场革命根本不是因为工人阶级的苦难引发的。这种苦难在某些方面的确存在，但总的看来，我们可以认为，没有哪个国家、没有哪个时代的工人阶级比现在的法国工人阶级的状况更好。农业工人阶级尤其如此……引起这场大动荡的不是物质上的匮乏，而是观念：有关工人与资本的相对地位的虚幻观念，关于社会权力在劳资关系中可以履行的角色的夸张理论，过分的中央集权的信条——这些信条使得很多人相信，他们不仅可以依靠国家来摆脱苦难，而且国家还可以给予他们富裕和安逸……我们面对的更多的是观念，而非物质需求。”(66)尽管在早期资本主义社会中，财产权会带来贫富分化，但从现代社会形成的视角来看的话，财产权的确是现代社会的重要基石。如果都像工人阶级理论家所宣传的那样，例如蒲鲁东所说“财产权就是盗窃”而废除财产权的话(67)，那么现代社会的基础就将不复存在，社会的稳定和繁荣也无从谈起。因此，托克维尔才一再表达，财产权是文明社会的基础，他要誓死捍卫这一基础(68)。“一个社会有着自己不变的或者‘古老的’法律，其中就是私人财产权。”(69)所以，托克维尔说，他下定决心奋不顾身地投入政治舞台，全心全意地去捍卫，不是捍卫某个政府，而是捍卫组成社会本身以及保障我的财富、安宁与人身的种种法律(70)。他还一再表达道，在不知道其他更好的一种体制之前，诚实的人们还是要站起来为他们所理解的唯一的体制辩护，甚至为它而献身。而这个体制的核心，就是自由、文明和财产权。 但是，作为伟大的思想家，托克维尔不仅仅是站在这一层面来思考问题，而且是在思考和找寻如何在确认这一社会基础之上，将工人阶级纳入到现代社会的体制之中，而非任其游离于此之外，更非让其被锻造成为一种推翻现存体制的“革命”力量。这也就是说，一个社会不能够分裂成为两个社会部分，如托克维尔所说，“我看见了社会被切成两半，那些一无所有的人，由于有共同的欲望而结为一体；而那些略有资财的人，则因共同的忧虑而结为一体。这两大阶级间，由于已再无联系，再无好感，因此斗争不可避免且迫在眉睫的观点到处泛滥”(71)。因此，对统治阶级而言，托克维尔不断警示，要改变统治思想。他一再表达道，并非法律机制引发重大事件，而是统治思想本身。看在上帝份上，改变统治思想吧，因为，让我给你们再重复一次，正是这一思想把你们引向深渊(72)。这是一种什么思想呢？从对革命的原因分析中，托克维尔给出了答案：“这场革命总体性的、真实的原因在于一种可憎的精神，在整个王朝期间它都一直是政府的动力所在，这就是欺骗、卑劣和腐败的思想，它煽动并败坏了中产阶级，使它完全丧失了政治见解力，而提供给它的则是一种利己主义，这种利己主义是如此愚蠢，以致中产阶级到最后完全与产生它的人民分离了，它让人民任由别人去指引，而所有这些人都以帮助被抛弃的人民为借口，把那些错误的思想装进人民的头脑中。”(73)具体而言，托克维尔说，在我们国家，政府要想维持其地位，所能遵循的最稳妥的办法就是好好治理国家，尤其要在考虑大众利益的前提下治理国家(74)。具体到社会政策的选择上，要通过限制自由来拯救自由(75)。 托克维尔的这一思考不是心血来潮，而是基于对当时法国现实社会的观察和分析。在1830年代后，法国快速进入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自由也成为这个时代的基调。而这样的自由也就是以资本为主导地位的自由。在历史的进程中，1789年的政治革命摧毁了以“贵族特权”为基础的社会，如今迎来的却是以“资本”为中心的社会。在自由的召唤下，资本全面建立起了自己的统治地位，财产权成为了保证资本获利的法制基础，市场的自由交换也只不过是确保了资本对劳动者的雇佣与结合。正如1830年拉法耶特所说的那样，“在确定工资、每天的工作时间和选择工人诸问题上，任何希望我们在老板和工人之间进行干涉的要求，都是不能接受的，因为这种要求是违背认可工业自由原则之法律的”(76)。同样，在阶级力量的体现上，以工业和金融资产阶级为代表的群体则成为社会的主导。这也在当时被称为“中产阶级”。1837年，时任首相的基佐就说道：“今天，和1817年、1820年、1830年时一样，我将尽我全部的力量来巩固中产阶级获得的政治优势地位。”(77)同样，他还进一步表达道：“建立你们的政府，巩固你们的制度，启蒙你们自己，发财致富，改善法国的道德和物质条件吧，这就是真正的革新。”(78)这样，“七月王朝”的统治者在当时也被称之为“资产者王朝”(79)，回应与代表着资产者的利益和要求。 正是中产阶级的思想观念和治理方式塑造了社会的状况，正是以资产者为主导的社会结构构建起了社会的民风民情，在考察了“中产阶级”的特性之后，托克维尔转向了对“人民”，或者更确切地说，转向了对工人阶级特性的考察。对于工人阶级而言，也需要知晓自身的定位，和在这样一种社会差序结构中完成对这一结构的认同，以及自我的认同。由此，实现工人阶级和现存社会的适配与和谐，最终各得其所。这也就是托克维尔所说的“自由”和“平等”的结合，平等最终将会被嵌入在自由的体制中，被规训，被控制，当然也得到其合法性地位，实现其权利。由此，也就会明晓托克维尔—再强调的“秩序”和“文明”的含义——必须承认财产权，必须建立起以财产权和市场交换为主导性的社会体制——以及他对平等的理解，即平等不是一种状态，而是一种赋予个人行为和支配这种行为的动机以一种意义的历史过程(80)。民主并不阻止两大阶级的存在，而是改变他们的态度以及之间的关系(81)。 由此，托克维尔以历史的大视野看到了，自1789年之后，欧洲社会，特别是法国，经历了这样两次社会转型，要从贵族制度走向身份平等的民主制度，而同样地，也由工人阶级的民主转向有产者的自由制度。问题在于，我们不必通过革命的方式来进行这一转型，要消除人民的“革命的宗教崇拜”，让社会走向非暴力化和实现文明。由此，托克维尔完成了不仅是对革命的考察，更重要的是建构起了独特的社会转型理论。在现代社会的成长中，将贵族为主导的社会结构更替为以资本为主导的社会结构；在消灭了传统的贵族特权社会之后，现代社会也在将原先的等级特权一同消灭的同时又创造出了新的社会差序结构，任何新兴的阶级都必须要认同这样的社会结构。而这一结构的核心在于，它打破了原先贵族等级制的封闭与固化，实现了社会流动，并在这一原则下保持这一社会结构的弹性和活力。也就是说，在社会流动性所赋予的机会平等面前，新的社会要求人们要进入新近形成的社会流动的机制中去，而不是要用暴力革命去摧毁这一结构以及现代社会的这—基础本身，一味地强调要实现其结果的平等。因此，平等的实现，以及如何在工业社会中，平等的力量如何和社会新的社会结构，包括新的社会差序关系之间的协调与适配，将成为最为重要和紧迫的问题。 更为紧迫的问题在于，需要对所形成的推翻现存社会基础的暴力性话语体系这一非常可怕的修辞性力量——托克维尔称之为“革命的宗教”(82)——以及现存的具有“革命精神”和“革命传统”的“人民的特性”进行改造，这是对执政者和整个社会的严峻考验。可大革命后六十余年的法国历史进程远没有完成这一任务，这也难怪托克维尔发出了惊叹：难道这就是法兰西民族的宿命！托克维尔已经看到了法兰西民族的问题所在。他曾经在给英国思想家密尔的信中写道：“亲爱的密尔，我不必告诉你，对于一个像我们这样组织起来的民族来说，最大的病症是民风的逐渐软弱，精神的堕落，趣味的庸俗化；未来最大的危险就在于此。”(83)所以，托克维尔才说：“我常常扪心自问，我们如此长久寻找那块坚实的土地是否真正存在，或者我们的命运是否注定就是永远与大海搏击！”(84)他还说：“不管我们的子孙后代命运如何，但从此我们自己的命运就是注定要在放纵和压制相交替的对抗中，悲惨地耗尽一生。”(85)直到1853年，即在他去世前6年，他仍然表达了这一情绪：“当我每天更清楚地看到我们知道的那一点点事情，看到这些事的不确定性、以及三千年来人们老是以新的话语重复这些事，我不仅是对自己感到气馁，而且对人类感到气馁；最后，我还对我们的族类、我们的世界、我们的命运、被我们称为伟大的革命和伟大的事件感到气馁。”(86) 的确，从1789年法国革命到托克维尔生活的1850年代，积淀在法兰西民族身上的对“革命”的宗教崇拜像病毒一样始终伴随着这个民族，从而也让托克维尔穿越近七十年的历史进程努力去寻找起因，从法国第一场伟大的政治革命——1789年的革命中，托克维尔似乎找到了，但又有些模糊，很不清晰。直到晚年，他还是感到迷惑不解。他说：“在这种法国大革命病中有某种很特别的东西，我感觉到它，但不能准确描述，也无法分析它的原因。这是一种新的和未知的病毒。世界上曾经有过暴力革命，但这些革命者所具有的那种无节制的、暴烈的、激进的、绝望和大胆的、几乎疯狂而又强大有效的特点，我觉得在以往各个时代的社会大动荡中是没有先例的。这种新的狂热究竟是从哪来的呢？是什么造就了它呢？是什么使它那么有效呢？又是什么使它经久不衰呢？我们面对的还是同样的人，虽然境况不同了，而且他们都扎根在整个文明世界。我绞尽脑汁，想对此物构思一个明晰的概念，想找到办法来描述它。在其精神中，在其没有得到说明的行为中，好像有什么东西独立于法国大革命一切可解释的原因。我约莫知道这个未知对象在什么地方，但还是徒劳无功，未能揭开它的面纱。我揣摩它就像揣摩一件异物，它不让我碰它，不让我看清它。”(87)他还说：“在1789年、1815年、1830年，人们都认为，法国社会受到暴力病症的侵害，但病症过后，健康的社会肌体会变得更有活力、更加持久。今天文明看得很清楚，这是一种慢性病；它的起因更为深刻；它的发作是间歇性的，存在的时间要比人们想象的长久……我看到人们的精神状态，感到恐惧。这种状态远没有表明一场革命正在结束。”(88)这也正如学者凯利所说，托克维尔比当时的很多政治家和思想家看得更为深远，例如思想家贡斯当认为革命已经结束，而在托克维尔看来，革命还会再次显现(89)。由此，我们也可以理解托克维尔的研究视角，他在法国的两场伟大的革命——1789年的政治革命和1848年的社会革命——中找到了历史的内在连结与连续性，在近七十年的历史进程中发现影响法国历史发展的最为重要的基础就在于民风民情，在于人民的特性。 为什么革命一直会在法国不断地反复出现？在托克维尔看来，1789年法国大革命后在政治上未能实现真正的转型，1830年后“中产阶级”的成长也未能尽其所能稳定社会。法国一直以来在政治与社会关系或者说国家与社会之间出现了巨大的裂痕。托克维尔说：“法国这个民族的社会实践和政治体制之间始终是混乱和导致危险的不同步，革命始终是一种暴力，一种让政治条件适应于社会基础，事实适合于观念，法律适应于民风民情的激变过程。”(90)而不像美国，美国的政治体制和法律体系等都是建立在民风民情基础之上的。 因此，理解民风民情，改造民风民情则是当务之急。对此，托克维尔说：“我们遭遇到的最大障碍在于民众自身的观念。”(91)实际上也还是民风民情。虽然如此，但在托克维尔的思想深处仍然还是坚信，这个民族一定会走出困境，实现自由。由此，他才认识到自己必须担负起一种解释和引领的责任。他在给友人的信中这样写道：“您对我的想法相当的了解，难道您不知道，我仅认为制度只对人类的命运有次要的影响力吗？但愿我更相信制度的无比威力，那样我对我们的未来有更多的期望；因为也许有一天，命运的偶然会让我们碰上一张写有治疗我们所有弊病的药方，或是遇上一位知晓这一药方的人。但是，唉！事实上根本没有这类东西，我深信，政治社会不是其法律创造的东西，而是组成社会的人的情感、信仰、观念以及心灵和头脑的习惯所预先决定的，是创造社会的天性和教育的结果。如果我不能在书中的每个部分都揭示这一真理，如果这一著作不能让读者不断从这个意义上进行反思，如果它不是时刻向读者不断从这个意义上进行反思，如果它不是时刻向读者指出(不过并不敢奢望教导读者)，能导致繁荣和公共自由的情感、思想和民风到底是什么，哪些又是不可避免地使他们远离自由和繁荣的缺点和错误，那么，我将根本不会达到我的主要的、也可以说是唯一的目标。”(92)在他临去世的前一年，他还这样写道：“要想在那些失去自由之实践，甚至不明白自由的正确观念的民族当中牢固地确立自由，这多么困难！当思想和风俗不能为制度提供滋养时，制度将是多么无力呀！我总认为，把法国改造为一个自由(从这个词的本意上说)的民族，这是我们尽我们的微薄之力为之终生奋斗的事业，我想说的是，这个事业是美好的和冒险的。”(93)读到此，也许就会更好地理解托克维尔反复所说的“我自己立言比立功要更好些”。(94)更为重要的是，既然是工人阶级因为观念而掀起革命，因此，为了争夺，也是为了改造工人阶级这支力量，“遏制巴黎工人的激情与欲望”(95)，实现其去暴力化和文明化，他需要竭尽自己的所能。在他看来，他更适合思考，而不是从事实际的政治行动。为此，托克维尔一生都在探讨法国在迈向民主社会的转型中为什么要用革命的方式(96)。 经历了1848年革命，托克维尔更进一步发展了他青年时期在《美国的民主》一书中所提出过的观点，将民主看作是一种社会类型，而不仅仅视作一种政治事项。当然这一观点也是他从法国另外一位思想家高拉得那里继承而来的。早在1822年，高拉得就已经将民主定义为一种社会状态，并说道：“尽管非常不幸，但权利的平等这一民主的本意已占主导，并为宪章所承认、捍卫以及成为神圣不可侵犯。正是在这一意义上，目前，权利的平等已成为社会的主流，民主无处不在。”(97)正因如此，托克维尔在坦陈自己为自由主义者的同时，也自认为是民主派：“实际上就是让大多数公民有资格进行统治，并使他们有能力进行统治。……在这个意义上，我也是民主派。我认为，把现代社会逐步引向这个境界，是使其摆脱野蛮和奴役的唯一方法。”(98) 正是在这一基点上，托克维尔又将主题的重点转向为：问题不在于民主是否会到来，真正的关键在于当民主到来时我们如何抑制它的弊端，这个社会中的哪些要素能够担负这一作用。或者说，人民的心智，存在于人民头脑中的知识样式和知识资源能否支持起未来民主社会的运行。他指出：“民主革命虽然在社会的实体内发生了，但在法律、思想、民情和道德方面没有发生为使这场革命变得有益而不可缺少的相应变化。因此，我们虽然有了民主，但是缺乏可以减轻它的弊端和发扬它的固有长处的东西；我们只看到它带来的害处，而未得到它可能提供的好处。”(99) 为此，就要求作为治世的领袖或是统治者必须认清民主的风险，必须要去规避民主所带来的“多数人暴政”，让人民知晓现代社会的核心要素是什么，要改变人们的思想观念，甚至对暴力革命的路径依赖。说到底，也就是要改造人民的状态，以及民风民情。在自由的主导下实现民主，在对民主的认同中实现与自由的结合。“现代各国将不能在国内使身份不平等了，但是平等将导致奴役还是导致自由？导致文明还是导致野蛮？导致繁荣还是导致贫困？这全靠各国自己了。”(100)“在英裔美国人那里看到的一切，使我确信：如果将以上设想的民主制度审慎地移植于一个社会，而它在这个社会里又能逐渐地渗入到人民的习惯，逐渐地深入到人民的思想，那么，在美国以外的其他地方，也能建立起这种民主制度。”(101)这也就告诉了人们，并非民主和自由相结合的制度不能够实现与建立，也并非在美国之外的法国就无法实现民主制度，在托克维尔看来，这些都是表象，真正的核心问题在于，如何把对平等的民主追求保持在与自由的和谐限度内，并通过改造“人民性”来建立起符合这一制度所要求的民风民情。如果没有这一支撑，传统社会的各项要素将会始终伴随左右，无法消除，最终将会阻碍现代社会的建立。在托克维尔看来，这绝非是危言耸听，而是法国从1789年革命之后真实的历史写照。正是在对历史的反思之中，托克维尔提出了一个富有内涵的时代命题，以及要将这个时代的重任交给各个国家的统治者和立法者来进行思考，同样也交给各个国家的人民来进行思考。说到底，怎样认识在一个民主的时代、在一个社会转型大变革的时代中人民的状态以及民风民情？而这恰恰是托克维尔一生所致力思考的问题，以及提供给我们独特的分析方式。 ①例如，法国学界研究托克维尔最富盛名的学者雷蒙·阿隆、弗朗索瓦·孚雷和弗朗索瓦斯·梅洛尼奥提出了托克维尔思想中的民情内容，而未有系统研究。在英国学术界具有代表性的著作，如切瑞·B.韦尔奇主编的《剑桥托克维尔研究》[切瑞·B.韦尔奇主编：《剑桥托克维尔研究》(Cheryl B.Welch Edited,Cambridge Companion to Tocqueville)，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也未就这一问题进行讨论。在美国学术界，从托克维尔研究会主办的《托克维尔评论》这一期刊来看，特别在托克维尔诞辰200周年即2005年由托克维尔研究会精选了历年发表的优秀论文集中，也无对这一问题的讨论(详见雷蒙·阿隆、丹尼尔·贝尔著，陆象淦、金烨译：《托克维尔与民主精神》，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 ②详见昆廷·斯金纳：《政治的愿景》(Quentin Skinner，Visions of Politics)第1卷，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③托克维尔著，董果良译：《论美国的民主》，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1页。 ④⑤⑧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第1、7、8页。 ⑥(12)(13)杰克·利维里：《托克维尔的社会和政治思想》(Jack Lively,The Social and Political Thought of Alexis De Tocquevill)，牛津：克拉伦登出版社1965年版，第5、13、18～19页。 ⑦(11)舍尔登·S.沃林：《两个世界中的托克维尔——政治和理论生涯的形成》(Sheldon S.Wolin,Tocquevill Between Two World:The Making of a Political and Theoretical Life)，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412、409页。 ⑨(14)托克维尔著，黄艳红译：《政治与友谊：托克维尔书信集》，上海三联书店2010年版，第89、33页。 ⑩见张芝联先生为《旧制度与大革命》中译本所写的“序言”。 (15)简—克劳德·拉姆贝悌：《托克维尔与两种民主》(Jean-claude Lamberti,Tocquevill and the Two Democracies)，坎布里奇：哈佛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5页。 (16)(17)拉里·西登托普：《托克维尔》(Larry Siedentop,Tocquevill)，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3页。 (18)(19)托克维尔：《政治与友谊：托克维尔书信集》，第24、60页。 (20)托克维尔著，倪玉珍译：《美国游记》，上海三联书店2010年版，第37页。 (21)简—克劳德·拉姆贝悌：《托克维尔与两种民主》，第8页。凯利也说，托克维尔就是孟德斯鸠的门徒[见乔治·阿姆斯特荣·凯利：《人类的喜剧：贡斯当，托克维尔和法国的自由主义》(George Armstrong Kelly,The Human Comedy:Constant,Tocquevill and French Liberalism)，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33页]。 (22)雷蒙·阿隆、丹尼尔·贝尔：《托克维尔与民主精神》，第57页。 (23)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第332页。阿瑟·卡勒丁称之为“文化”，认为我们今天在文学和人类学两方面的意义上赋予“文化”一词的含义，正是托克维尔使用“民情”这个词或者谈到一个民族的“精神和道德”状况时在头脑里设想的含义。显而易见，他头脑中想到的是我们所说的一个民族的文化所包含的内容，即整个价值观、基本信念和礼俗的概貌(详见雷蒙·阿隆、丹尼尔·贝尔：《托克维尔与民主精神》，第31页注释2)。凯利则将托克维尔的民风民情理解为“社会的精神特质”(ethos)，并且对托克维尔所使用的“民情”，在不同的地方也给出了不同的表述。例如，他说，法国集权化的建立是通过民情，而不是观念(详见简—克劳德·拉姆贝悌：《托克维尔与两种民主》，第214页)。在有些时候，托克维尔也会使用诸如“habit” “opinions” “inclination”等术语来表达(详见简—克劳德·拉姆贝悌：《托克维尔与两种民主》，第8页)。也有学者认为，可以将“公共舆论”在长时段的意义上理解为“民风民情”(详见切瑞·B.韦尔奇主编：《剑桥托克维尔研究》，第198页)。法国著名历史学家孚雷认为，民风民情除了“mores”之外，还包括了像“sentiments”和“intellectual movement”这样的内容[详见弗朗索瓦·孚雷：《在历史的作坊里》(Fronsois Furet,In the Workshop of History)，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92页]。 (24)托克维尔：《政治与友谊：托克维尔书信集》，第223页；阿兰·S.卡瀚主编：《旧制度与大革命》[Alan S.Kahan(edited)，The Old Regime and the Revolution]，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0页。此处对译文作了些许改动。 (25)(26)弗朗索瓦·孚雷：《在历史的作坊里》，第192、194页。 (27)雷蒙·阿隆、丹尼尔·贝尔：《托克维尔与民主精神》，第73页。 (28)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第16页。 (29)(30)(31)(32)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第320、358、358、357～358页。 (33)(34)(38)(41)托克维尔：《政治与友谊：托克维尔书信集》，第24，26、27，157，158页。 (35)托克维尔：《美国游记》，第131页；杰克·利维里：《托克维尔的社会和政治思想》，第67页。 (36)托克维尔著，董果良译：《托克维尔回忆录》，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15页。 (37)杰克·利维里：《托克维尔的社会和政治思想》，第211页。 (39)(40)(42)托克维尔著，周炽湛、曾晓阳译：《回忆录：1848年革命》，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06、163、50页。 (43)转引自吕一民：《法国通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版，第189页。 (44)(45)(46)(47)(49)(50)托克维尔：《回忆录：1848年革命》，第53～54、51、110、71、105、102～103页。 (48)(51)托克维尔：《政治与友谊：托克维尔书信集》，第158、289页。 (52)托克维尔著，冯棠译：《旧制度与大革命》，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29页。本论文使用此中译本，同时还参考了L' Ancien regime et la Révolution(GF-Flammarion,1988)和Alan S.Kahan(edited),The Old Regime and the Revolution(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8)两个版本。 (53)(54)(55)(56)(58)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第29、116、240、240、240～241页。 (57)简—克劳德·拉姆贝悌：《托克维尔与两种民主》，第126页。 (59)托克维尔：《美国游记》，第144页。 (60)托克维尔：《回忆录：1848年革命》，第101页。 (61)(62)(63)理查德·斯威德伯格著，李晋、马丽译：《托克维尔的政治经济学》，格致出版社2011年版，第281、287、281页。 (64)(65)托克维尔：《回忆录：1848年革命》，第105、109～110页。 (66)(73)托克维尔：《政治与友谊：托克维尔书信集》，第152、153页。 (67)蒲鲁东在《什么是所有权》一书中说：“所有权就是盗窃！这是1793年的口号！这是革命的信号！”(蒲鲁东著，孙曙冰译：《什么是所有权》，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38页) (68)托克维尔：《回忆录：1848年革命》，第119页；也见其《政治与友谊：托克维尔书信集》，第150页。在这里，托克维尔使用了“秩序”“文明”这样的词汇。 (69)乔治·阿姆斯特荣·凯利：《人类的喜剧：贡斯当、托克维尔和法国的自由主义》，第68页。 (70)(71)(72)(74)(75)托克维尔：《回忆录：1848年革命》，第119、131、54、77、41页。 (76)雷吉娜·佩尔努著，康新文译：《法国资产阶级史》，上海译文出版社1991年版，第426页。 (77)(78)转引自倪玉珍：《19世纪上半叶法国自由主义的重要转向：从基佐“贵族的自由”到托克维尔“平等的自由”》，《思想与社会》编委会编：《托克维尔：民主的政治科学》，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181、213页。 (79)沃尔特·西蒙：《法国自由主义(1789-1848)》(Walter Simon,French Liberalism 1789-1848)，新泽西州霍博肯：约翰·威立国际出版公司1972年版，第7页。 (80)(81)弗朗索瓦·孚雷：《在历史的作坊里》，第192、187页。 (82)托克维尔：《政治与友谊：托克维尔书信集》，第160页。托克维尔说，这种“革命的宗教”是我们的刺刀和大炮所不能摧毁的。它将给我们造成无法消弭的困难和危险。可见，托克维尔将此和工人阶级的街垒战这一实体性的力量看作是一样的恐怖和可怕。实际上，托克维尔一直在思考为什么在法国这一革命的心态始终长久地存在，为什么阶级之间的对立如此尖锐，并充满着导致革命的暗喻(详见杰克·利维里：《托克维尔的社会和政治思想》，第211页)。托克维尔在不同的地方一再使用“革命的宗教”这个词汇。一些学者将此称作“革命的文化”“革命的精神”等，认为“革命的精神”在民主的人民中更本然地存在(详见简—克劳德·拉姆贝悌：《托克维尔与两种民主》，第238页)。 (83)(86)(87)(88)托克维尔：《政治与友谊：托克维尔书信集》，第106、218、289、160页。 (84)托克维尔：《回忆录：1848年革命》，第101页；也详见其《旧制度与大革命》，第241～242页。 (85)托克维尔：《回忆录：1848年革命》，第100～101页。 (89)(90)乔治·阿姆斯特荣·凯利：《人类的喜剧：贡斯当、托克维尔和法国的自由主义》，第41、45页。 (91)托克维尔：《美国游记》，第59页。 (92)(93)(94)(98)托克维尔：《政治与友谊：托克维尔书信集》，第223、284、191、63页。 (95)托克维尔：《回忆录：1848年革命》，137页。 (96)见弗朗索瓦·孚雷、弗朗索瓦斯·梅洛尼奥：“序言”(Francois Furet and Francoise Melonio:"Introduction")，阿兰·S.卡瀚主编：《旧制度与大革命》，第1页。 (97)梅尔文·里切特：“托克维尔与基佐论民主：从社会类型到政治体制”(Melvin Richter,"Tocqueville and Guizot on Democracy:From a Type of Society to a Political Regime")，《欧洲观念史》(History of European Ideas)第30期(2004年)，第66页。 (99)(100)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第9、889页。 (101)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第360页。标签：美国革命论文; 旧制度与大革命论文; 民主制度论文; 贵族精神论文; 政治论文; 美国社会论文; 论美国的民主论文; 贵族等级论文; 革命论文; 法律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