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少奇对制定和实施新中国教育方针的贡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教育方针论文,新中国论文,贡献论文,刘少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新中国成立后，刘少奇一直十分关心和重视中国教育事业，并为此付出了大量心血。他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文化教育建设中，提出了许多重要的教育思想，对新中国教育方针的制定、形成、发展和贯彻执行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教育思想。他的许多观点，对我国新时期教育改革与发展仍具有重要的借鉴和指导意义。
一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废除了国民党政府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的教育宗旨，使新中国的教育事业成为人民的事业。新中国第一部大法——《共同纲领》规定了新民主主义教育方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化教育为新民主主义的，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人民政府的文化教育工作，应以提高人民文化水平、培养国家建设人才、肃清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为主要任务”。（注：《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一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10～11页。）
为了贯彻实施这一方针，1949年12月23日至31日，教育部在北京召开了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会议根据《共同纲领》中规定的教育方针，明确了新中国教育工作的方法、目的和任务，指出：这种新教育的方法是理论与实际一致，其目的是为人民服务，首先为工农兵服务，为当前的革命与建设服务。会议还指出：建设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新教育，是一个长期奋斗的过程，要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老解放区的教育经验为基础，吸收旧教育合理的成分，借助苏联教育的先进经验来逐步进行。会议强调，发展教育工作要普及与提高并行；老解放区以巩固与提高中小学教育为主，条件许可时作某些发展；新解放区教育工作的关键是争取、团结、改造知识分子，必须坚决地正确执行争取、团结、改造知识分子的政策；对中国人办的私立学校采取维持、加强领导、逐步改造的方针。《共同纲领》中规定的教育方针和这次会议确定的新中国教育工作的方法、目的、发展方向和任务，对改造旧教育，发展新中国的教育事业起了重要作用。
在这一时期，刘少奇对新中国第一个教育方针的形成和贯彻实施起了重要作用。
新中国的教育事业，同其政治、经济一样，是在打碎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教育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因此，新中国的教育事业也首先经历了改造旧教育制度的过程。刘少奇对当时旧教育的改造工作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和指导。1949年上半年，他多次为中共中央起草有关改革平津学校的教育工作（注：《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八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134～135页。）和学校收费问题的指示，布置和贯彻有关改革旧教育的方针政策。此外，他还在中共中央进驻北平以后，及受中共中央委派前往天津视察、解决当时天津及周围地区工商业生产下降和混乱的问题时，就教育工作，尤其是工人子弟的教育问题发表讲话，要求各地采取适合自己情况的办法，办好公立、私立和工人子弟学校。（注：《刘少奇论工人运动》，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321～322页、375页。）根据这些指示，有关地区逐步扭转了工作中的“左”、右偏向，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顺利贯彻执行《共同纲领》中所规定的新民主主义教育方针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建国初期，各方面的工作十分繁重，国家各项建设工作中面临的最大困难就是缺乏人才。刘少奇很早就意识到这个问题，并从国家建设的大局出发，提出尽快培养建设人才的思想。还在人民解放战争尚未结束时，他就代表中共中央向全党提出了这一问题。当时，一些大中城市陆续获得解放，各种专门技术人才和管理干部十分缺乏，并且影响到新解放城市接管后的工作。为此，1948年12月21日，他就立即训练和准备大批接管全国各大城市及大工商业的干部问题，为中共中央起草了给各中央局、中央分局的电报，根据沈阳、郑州等城市的经验，提出：“新提拔的产业工人和职员干部，懂得工商业技术的干部，对于接管大城市及大的工商业是很能干和很积极热情的，起了很大很好的作用。而农村工作干部及缺少工商业知识的干部，则对于接管大城市和大的工商业，就有很多困难。为此，我党必须从一切解放区的产业工人和职员中，立即训练、培养和提拔大批的干部，以便能够派遣他们和老干部一起去接管新解放的大城市及大的工商业，并参加党政军民各方面的工作。在一切可能的地方，大批的培养、训练和提拔产业工人和职员干部，已成为目前全党性的迫切的中心任务之一。”（注：《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七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609～611页。）根据这一指示，各地迅速开展了培训干部的工作，为新解放城市提供了一批急需的管理人员，解了人才缺乏的燃眉之急。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对专门人才的需求，已远远超过一两年前接管新解放城市时的程度，人才缺乏的矛盾更加突出。如为进行大规模经济建设，首先要进行地质勘探，根据当时的情况，需要几万名专门人才，但全国懂这一技术的只有160人。由于技术人员的缺乏，在经济建设中也造成了相当大的损失。如在山西榆次修建经纬纺织机械厂时，由于不懂技术，地质情况未勘查好，造成厂房中的180根柱子，有160根下沉和出现裂缝。后来，在苏联专家的指导下，采取补救措施，才使建设得以继续。这些由于缺乏技术人员所造成的经济损失，使刘少奇等中共中央领导人痛心疾首。
当时，为了解决严重缺乏技术人员和管理干部的问题，在刘少奇的指导下，主要采取了以下几项措施：
（一）重视和加强职工教育
刘少奇指出：“要工人阶级站在先进的地位去领导国家，在各种事业中起领导作用，必须首先把他们组织起来，教育他们，使他们觉悟起来，然后才能实现其领导任务。”他强调，要把职工教育作为培养人才的重要途径之一。他指出：要对工人进行广泛普遍的政治教育和技术训练，培养大批顾大局、识大体、有能力的工人。他们可以到政府中去当县长、当区长、当省主席、当部长，还可以到工厂当厂长和工程师。（注：《刘少奇论工人运动》，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380～381页。）此外，他还指出，教育工作者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应把他们组织在一个全国统一的工会里，以团结、教育广大教育工作者，为发展国家的教育事业而努力。
（二）尽快培养教育部队和地方的老干部和老战士，使他们迅速担当起领导国家经济建设的重任
刘少奇在1950年召开的全军参谋会议上提出：今后，军队面临的新任务就是提高部队干部、战士的文化水平。他说：“部队和地方的老干部是我们党的精华，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骨干。他们有很大的功劳，人民是要感谢他们的。”但他们也有缺点，“就是文化水平低，技术知识少，业务能力差，因而应付新的工作有困难。……因此我们必须想办法，提高他们的文化和技术水平。现在已有这样的条件，国家可以拿出一笔教育经费，花三五年甚至十年的时间来进行这项工作。”（注：《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6页。）他要求根据这些干部的具体情况，分别让他们学习初小、高小、初中、高中乃至大学的课程，加快教学进度，学习各项专门技术，将来，就靠他们来管理国家各方面的技术工作。很快，全国各地开展了对军队和地方干部的培养教育工作，到1954年全国有数十万干部参加了业余或离职文化学习，到1955年全国有干部业余文化学校3546所，在校人数为1308900人；干部离职文化学校256所，在校学员84729人。这些经过文化补习的干部，后来大多成为军队和地方建设的骨干力量，担当起管理国家的重任。
（三）加强对广大人民的教育，逐步提高人民的文化水平
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文盲占全国人口的80%。因此，开展识字运动，扫除文盲，成为提高人民文化水平的首要任务。1952年6月，刘少奇在得知解放军某部祁建华发明了速成识字法以后，致信陈云等人，指出：“速成识字法发明以后，在全国范围内大张旗鼓地推进识字运动，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并要求有关负责人要在当时国家经费紧张的情况下，妥善解决开展识字运动的教育经费。他提出：新成立的中央识字运动委员会，由能真正参与此项工作的人参加，以便能切实推动识字运动。他还提出应组织识字运动协会，以便吸收各种愿为识字运动服务的人参加这一工作。在刘少奇这一指示的推动下，我国的识字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仅在1949年—1953年四年内，就有701万人摘掉了文盲的帽子，到1959年，文盲率降到43%，中国人民的文化水平得到逐步提高。
（四）为培养国家经济建设干部组建新型正规大学
在新中国成立以前，刘少奇就根据我国的具体情况，提出组建新型正规大学的任务，并亲自领导了筹办工作。建立新型正规大学以培养经济建设管理人才的问题，是刘少奇受中共中央委派，在1949年6至8月秘密访问苏联时提出的。刘少奇在7月4日给斯大林的第一份报告中提出：为帮助培养新中国的建设管理人才，除了派专家外，还希望派一些教授到中国讲学，并由中国派一些参观团到苏联参观学习，派一些学生到苏联留学。接着，他在7月6日给斯大林的第二份报告中又进一步谈了有关设想，提出请苏联政府为新中国培养建设管理人才办一所专门学校，如同二十年代办的中山大学一样。创办初期，招收学生在一千人以下，设工业、商业、银行、法律等系，并分速成班（学期一年）、普通班（学期二年）、及正式班（学期三至四年），以尽快培养人才。斯大林对刘少奇的这一要求表示：这是好事，虽然有困难，但是应该给以支持。后来，经过中苏双方协商，决定由苏联帮助中国建立一所新型正规大学，学校设在中国境内，由苏联派遣教授和专家前来授课。刘少奇在回国以后，立即进行了中国人民大学的筹办工作，从学校的组成、领导的任命、教学计划、科系设置和聘请苏联专家、教授，都一一过问，甚至亲自办理，并出席中国人民大学的开学典礼，发表了讲话。中国人民大学为新中国培养了一大批国家建设管理人才，在国家建设中发挥了重大作用。
（五）重视和积极推进留学生派遣工作
学习国外的先进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是迅速提高文教科技水平的重要方法和途径，也是刘少奇的一贯思想。当时，他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及时提出了派遣留学生的问题。他在1949年秘密访苏时代表中共中央向苏方提出了这一要求，得到了苏方的积极支持，回国后，即指导开展了有关工作。1951年5月7日，刘少奇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报告中指出：“现在我们是知识分子太少了，专家太少了，技术人员太少了。搞建设就感觉人才太少、干部太少了。”（注：《刘少奇论新中国经济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180页。）1953年7月29日，他在对即将赴苏的留学生的讲话中说，我们搞建设，“需要具有高度技术的人员，而我们的技术人员却数量少、水平低，完全不够用。因此，办工业的头一步就是训练干部，这不是一天就能完成的，至少是五年。在没有干部以前，送人去培养，也聘请国外愿意来的工程师。”限于当时的国内、国际条件，派遣留学生只能是同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进行。从1950年下半年开始，我国同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匈牙利、保加利亚互派留学生；1951年8月派出到苏联留学的第一批375名留学生。到1953年共派出留学生1321人，毕业回国16人。1954年至1965年派出留学生9438人，毕业回国8197人。这些回国留学生在国家各个时期的社会主义建设中，都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这些措施的实行，有力地推动了新中国教育方针的贯彻实施，为培养经济建设急需的管理干部和各种专门人才，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几年以后，当苏联政府片面撕毁合同，撤走专家时，由于我们自己已培养出了一批新的管理干部和技术人才，才使我们得以克服困难，继续我国的国民经济建设。
二
随着恢复国民经济任务的完成，国家进入了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时期。这时，为了使教育事业的发展适应新形势的需要，修改完善已有的教育方针提上日程。修改的内容主要是根据我国已开始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的现实，在教育方针中明确为社会主义事业培养全面发展的劳动者。
1955年至1957年上半年，教育界对教育方针诸问题开展了讨论，讨论主要集中在什么是“全面发展”，是“三育”（指德、智、体），还是“五育”（指德、智、体、美、劳），以及德智体的排列顺序等问题上，并出现了不同看法。1957年2月，毛泽东作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其中在谈到要加强对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的思想政治工作时，指出：“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毛泽东的这一意见，统一了在教育方针讨论中的那些争论，但对教育方针的补充和完善还在继续进行。
1958年4月中旬至6月下旬，分两个阶段，中共中央召开了全国教育工作会议。这次会议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修改教育方针。1958年9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其中公布了经过讨论修改的新的教育方针：“党的教育工作方针，是教育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为了实现这个方针，教育工作必须由党来领导”；“教育的目的，是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注：即《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十一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489～498页。）党的教育方针的重新确定，对发展我国的文教事业，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这一方针，在“文革”中遭到破坏。
在这一时期，刘少奇对教育事业的发展，对教育方针的确立和实施，起了重要的作用，其代表就是“两种教育制度、两种劳动制度”的思想（以下称为“两种制度”思想）。这一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当时尽快扫除文盲、普及教育、培养新一代知识分子的有效途径，也是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和“两条腿走路”的办学方针，改革原有教育体制，探索建立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教育制度的一项战略措施。
（一）“两种制度”思想的提出
1957年2月，在毛泽东发表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讲话后的第二天，刘少奇率调查组南下五省，调查研究人民内部矛盾的有关问题。通过两个多月的调查，刘少奇发现，许多青年学生对升学、当干部、做工、务农等关系到理想、前途的问题上，往往不能摆正它们的关系。造成这一问题的原因，一方面是限于我们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还不能满足全体青年学生继续升学的愿望；另一方面，则同当时实际执行的教育方针有着直接的关系，即由于这几年教育工作中存在着的偏差，在如何培养和培养什么样的受教育者的问题上出现了只注重升学的错误导向。也就是说，经济发展水平制约了普及教育的实施，教育工作中的偏差使受教育者不能正确处理升学、就业等问题，在他们不能满足继续升学或当干部、当工人的愿望时，就不可避免地要对政府产生不满情绪，甚至引发一些社会矛盾。
这一问题，引起了刘少奇的高度重视。他南下五省视察时的有关讲话和谈话先后整理成两篇社论（注：《关于中小学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劳动问题》和《提倡勤工俭学，开展课余劳动》，见《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77～294页、310～316页。）发表，为当时不能继续升学的中小学毕业生解决就业问题，和家庭困难的在校学生继续学业，提出了解决办法，起了积极的指导作用，妥善地解决了因这一问题引发的人民内部矛盾。
但刘少奇认为问题并没有到此为止，必须从问题的根本上加以解决。经过一段时间的思考，1958年5月30日，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正式提出了关于实行“两种制度”的问题，他说：“我想，我们国家应该有两种主要的学校教育制度和工厂农村的劳动制度。一种是现在的全日制的学校教育制度和现在工厂里面、机关里面八小时工作的劳动制度。这是主要的。此外，是不是还可以采用一种制度，跟这种制度相并行，也成为主要制度之一，就是半工半读的学校教育制度和半工半读的劳动制度。”⑩
他设想，在新建的工厂招收工人时，可以一律招收初中毕业生，经过培训，进工厂做工，四小时做工、四小时学习，发一半工资，用超过普通高中和大学一到两年的时间，学完高中、大学的课程。对高小毕业生，可以先在技工学校学习三年，然后进工厂做工，同那些初中毕业生一样，学习高中、大学课程。也可以六小时工作、两小时学习，发四分之三的工资，用四五年时间学完中等技术学校的课程。（注：《刘少奇论工人运动》，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456页。）（注：《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24页。）刘少奇设想，用这种新型的教育制度逐步解决当时我国实行的教育体制和方针中的弊病。
（二）实行“两种制度”的当前任务是普及教育、充分满足广大青年的升学和就业要求
建国初期的教育方针规定：要向广大工农青年开门，以尽快普及教育。但是经过几年的实施，发现：普及教育的方针和任务往往受到客观条件限制，即一方面国家还没有使所有青少年都接受一定程度义务教育的经济实力；另一方面，有相当多受教育者的家庭也负担不起。根据这一情况，刘少奇指出：实行“两种制度”，“在当前讲有好处。这使我们有可能普及教育，而国家负担得起，家庭也能负担得起。……现在，有相当数量的学龄儿童不能入学。一方面消灭文盲，一方面大量的文盲又新产生了。小孩子现在也多。所以不想个办法，普及教育就没有希望。”（注：《刘少奇论新中国经济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533页。）他还说：“如果半工半读的制度能够普遍实行起来，那就可能解决很多问题，可以比较充分地满足许多人的升学要求，工厂里人多的问题也可以解决，劳动就业的人可以多些。这是采用群众路线，多快好省地培养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知识分子的一种方法。这样，我们就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训练大量有文化的技术工人、技术员、大学毕业生。”（注：《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26页。）
刘少奇在当时我国的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制约着普及教育方针的实施这一客观条件下，适时提出“两种制度”的思想，对贯彻实施党的教育方针是极大的推动。
（三）实行“两种制度”的实质，是实现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使教育的发展同社会经济的发展相适应
在刘少奇正式向中央提出“两种制度”的思想前后，正值中央召开全国教育工作会议。1958年6月21日，刘少奇致信劳动部部长马文瑞，说：“昨天政治局会议讨论了学校教育问题，除开重申教育必须为政治服务以外，又进一步确定了学校教育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学校教育同工业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式是会有许多的，但是我想，其中会有一种最高的方式，这就是学校同工厂合而为一的方式。”（注：《刘少奇论工人运动》，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454～456。）刘少奇提出的“两种制度”思想，其实质就是实行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它根据我们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强调把教学同生产劳动结合在一起，边学习，边劳动，既满足了广大青年学生要求学习的愿望，又达到了普及教育，为国家培养合格的建设人才的目的。因此，这一思想为党的教育方针的确立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也为贯彻实行这个方针指出了一条新路。
新中国教育方针的制定和修改，是在国家不同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上进行的，可以说，它反映了我国在不同的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上对教育的不同要求。在这一问题上，刘少奇有一重要思想尤其应当引起重视，即他在1962年“七千人大会”上提出的：“文化、教育、科学、卫生事业的发展，必须同经济建设的发展相适应，保持适当的比例关系，既要考虑经济建设和人民群众的需要，又不能超过实际的可能性，不能要求过多过急。”（注：《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63页。）刘少奇的这一思想是他在总结1958年教育革命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对如何迅速发展我国文教事业的一次反思，党在新时期关于教育事业必须向国民经济发展相适应的思想也是与之一脉相承的。当时，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我国的文教事业在60年代顺利地进行了调整。刘少奇的这一思想，不仅是我国调整时期文教事业的发展原则，而且是我国文教事业的长期政策。实践证明，执行这一政策，就使我国文教事业的发展，保持在积极、稳固的基础上。而“两种制度”思想，是刘少奇关于使教育的发展同社会经济的发展相适应思想的一次有益的实践，也使党的教育方针得到了切实的贯彻。
（四）实行“两种制度”的长远目标是消灭脑体差别，培养新型的劳动者
刘少奇提出的“两种制度”思想不仅是为解决我国青年学生的升学和就业问题，其长远目标是消灭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培养一代新型劳动者。这也是党的教育方针的目标。
1964年，刘少奇根据当时我国的政治、经济情况，重新提出“两种制度”问题。他多次在各种形式的干部会议上就这一问题发表讲话。他说：“1958年我到天津，在那里讲了一次。他们那个时候的热情很高，呼隆呼隆就办起来了。在工厂里面办了一百多个半工半读学校，各种形式的都有。最近几年没有人管他们，大部分自生自灭了。最近我又到天津，再去问他们，他们还有七个工厂的半工半读学校从1958年一直办到现在，没有垮台，坚持下来了。现在有九千多个学生，已经有二千多人毕业了。他们办的是中等工业技术学校，有化工厂，有感光材料厂，还有电子仪器厂。上海办了一个工业大学，有几千学生，今年暑假就有八百多人毕业了。他们那里是平均有五年以上工龄的优秀的工人来学习。上海那个是大学，四年毕业或五年毕业。天津这个是中等技术学校，招初中毕业生，四年毕业。上海还有职业学校，还有工业学校。江西有共产主义劳动大学，也办了好几年了，也有人毕业了。江苏、广东农业中学办得也有成绩，开始也是一下子发展起来，后来缩小了，现在慢慢又上来了。”（注：《刘少奇论新中国经济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534～535页。）他接着说：“据说这些毕业生能文能武。什么叫能文能武呢？就是既能从事脑力劳动又能从事体力劳动。他学了一门生产技术，既能当工人、农民，又能够在工厂的科室里面办事，在研究机关工作，有的还当了技术员。”（注：《刘少奇论新中国经济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535页。）他认为，“这种在半工半读的中等技术学校或者大学毕业出来的人，是一种新人。……他们没有那个知识分子架子。”（注：《刘少奇论工人运动》，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462页。）而这种架子，就是脑体差别的恶果。因此，刘少奇指出：从长远来讲，实行“两种制度”，“可以初步地消灭脑力劳动同体力劳动的差别”，（注：《刘少奇论新中国经济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534页。）“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科学知识、有技术、有实际操作能力的新型劳动者。”（注：《刘少奇论新中国经济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553～554页。）
在刘少奇“两种制度”思想的直接指导下，全国各地在办好全日制学校的同时，相继创办了各种类型的半工半读学校，出现了两种教育制度并存的新局面。但因当时党内存在着“左”的错误的影响，在半工半读教育中也出现了急躁冒进的偏差，在三年困难时期，半工半读学校大多停办。到1964年，我国胜利完成了国民经济调整的任务，教育事业也步入改革与发展的轨道，这时，刘少奇重新提出“两种制度”的问题。但由于国际、国内政治的客观形势，这时提出的半工半读的教育制度，被赋予了新的意义，成为“反修防修的”的战略措施之一。此后，半工半读学校迅猛发展，到1965年底，初步形成了从小学到大学的半工半读教育体系，一直到“文革”中遭到破坏。在进入全面改革的新时期以后，党的教育方针又经过了修改完善，而刘少奇对党的教育方针的思想和实践，为其提供了有益的经验和宝贵的教训。
综上所述，新中国成立后，刘少奇作为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之一，紧紧围绕着中国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时期党的中心工作，结合中国的具体国情，为制定、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为发展中国的教育事业，提出了一系列思想和措施，而这些思想、措施既是他对新中国教育方针的伟大贡献和对毛泽东教育思想的丰富发展，也是我国新时期教育改革事业的思想前驱，为我们进一步发展教育事业，提供了有益的思想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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