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对知识分子思想、政策的理性超越，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知识分子论文,理性论文,思想论文,政策论文,邓小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77年5月，邓小平鉴于以往对知识分子政策的经验教训， 专门作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讲话，他强调指出：“一定要在党内造成一种空气：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要反对不尊重知识分子的错误思想。”（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41页。 ）“两个尊重”的思想成了那个时期邓小平许多教育言论的轴心和中国教育的主旋律，并为后来邓小平教育理论的形成发展和中国教育事业的改革发展奠定了基调。从“两个尊重”思想的提出到具体践行，体现了邓小平教育理论对传统教育理论进行现代化理性超越的时代特征。
1.“两个尊重”理性地浓缩和总结了一部落后中国史的根由，由此超越对待知识分子的非理性主义历史传统，上升到现实理性主义的由衷渴求
回顾中国历史的曲折发展历程，正是“尊重”与“反尊重”较量的结果和见证。历史已经反复证明：任何一个国家或民族什么时候尊重知识和人才，什么时候它就兴旺发达，历久不衰；否则，就会有亡国灭种危险。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里，虽然有过一些开明王朝求贤若渴、唯才是举、励精图治所带来的太平盛世，但更多的是昏君当道、任人唯亲、吏治腐败所带来的内忧外患的困苦。对知识和人才的损益成为王朝兴衰的晴雨表。但遗憾的是，长期以来，知识分子一直未能摆脱阶级依附性和阶级从属性的社会地位，成为封建统治阶级政治祭坛的牺牲品，被统治阶级愚弄于股掌之间，个性遭扼杀，创造性被泯灭，社会地位低下，千百年来他们应有的社会作用远远没有发挥出来。从秦朝的“焚书坑儒”到清朝的“文字狱”再到国统区的文化专制，统治阶级的文化专制主义及其愚民政策由来已久。而“文革”期间知识遭唾弃、人才受压抑、主观唯意志主义盛行的不正常状况，又有惊人的历史相似之处。这种政策导向及其延续，形成了中国历史上根深蒂固的对待知识和知识分子的非理性主义传统，极大地阻碍了中华民族创新发展的历史进程。
进入新时期，当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历史车轮再次启动的时候，面对世界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及其在经济社会发展中起着越来越重要作用这一时代趋势的挑战，我们面临着知识荒疏和人才匮乏的困惑。对此，邓小平强烈感受到“搞四个现代化建设的关键是知识问题”，“关键是科学技术要能上去”，“科学技术是生产力”。所以，“要从科学和教育着手。”“靠空讲不能实现现代化，必须有知识，有人才”。（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40页。）因此， 必须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重视发挥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作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
时代发展和现代化建设的迫切需要，已使中国知识分子的社会作用历史地凸现出来。但由于历史原因还使党内不少同志程度不同地存在着轻视科学文化知识和不尊重知识分子的错误观念。超越对待知识分子的非理性主义历史传统，针对现代化建设对知识和人才的焦渴，邓小平郑重提出“两个尊重”，这体现了他对待知识和知识分子的理性主义科学态度，表达了他及其领导下的中国对知识和人才的由衷渴求。
2.“两个尊重”体现了邓小平对知识和知识分子力量的理性张扬和人道主义的关怀，由此超越对待知识分子的常识性理念，上升到真正信赖、善待知识分子的至诚境界
邓小平对知识和知识分子力量的理性张扬和人道关怀及其超越境界，集中体现在他对“两个尊重”所包含的时代内容和现实要求的阐述和实践中，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为知识和知识分子正名， 重新确认“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的社会政治地位。
正确认识和确定知识分子的社会政治地位，是科学对待知识分子的首要前提。由于林彪、“四人帮”排斥、打击甚至迫害知识分子，把知识分子污蔑为“臭老九”，定性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成为单纯被教育和被改造的对象，给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失。所以，“要解决教师地位问题。几百万教员，只是挨骂，怎么调动他们的积极性？”（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4页。）这样， 邓小平复出工作后不久就推翻了“两个估计”，破除了重压知识分子心头上的精神枷锁，恢复了知识分子的名誉，他明确指出“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是先进生产力的开拓者，在现代化建设中具有特殊重要作用，是担负着重大历史责任的值得信赖和依靠的重要力量。“要把‘文化大革命’时的‘老九’提到第一。”（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275页。）
邓小平对知识分子的这种政治定位，是对中国知识分子命运的一次大解放，是史无前例的。这表明当代中国知识分子是作为先进生产力的开拓者这一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登上政治舞台并起着特殊重要作用的政治力量，这种对知识分子政治力量的理性张扬，体现了我党对知识分子这一社会主体力量的政治觉醒和战略重视。从邓小平提出干部“四化”标准到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这一知识分子主导型领导群体的形成，必将为知识分子在当代中国政治舞台上扮演重要角色提供广阔的发展空间。
（2）为知识分子鸣锣开道，尊重知识分子的社会价值， 充分信赖和大胆使用知识分子。
“两个尊重”是由知识和人才的社会价值以及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需要所决定的。现代化建设特别需要知识和知识分子，因为当今国际的竞争，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竞争，实质上也是知识和人才的竞争。所以，“我们国家，国力的强弱，经济发展后劲的大小，越来越取决于劳动者的素质，取决于知识分子的数量和质量”。（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120页。）邓小平从战略高度把知识分子看成是关系到现代化建设成败的大问题，提醒全党同志高度重视知识和知识分子的力量和价值，并通过对知识分子的充分信任、不断培养和大胆使用集中体现出来。
知识分子的力量和价值体现在他们通过创造性劳动所承担的社会职责和所作的社会贡献当中，创造性是知识和知识分子的内在特征，人尽其才，才尽其用，就是对知识分子生命力的主体表征和最大尊重，也就是对一个民族创新能力尊重的集中表现，将极大地调动和发挥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和创造力。为此，邓小平反复强调要充分信任和大胆使用知识分子。他认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能否顺利进行，国家能否长治久安，最重要的是人才。“事情成败的关键就是能不能发现人才，能不能用人才”。（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92页。）“善于发现人才， 团结人才，使用人才，是领导者成熟的主要标志之一”。（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109页。）可见，“两个尊重”重在信任和使用人才，这是区别真假尊重的重要标准。
然而，由于小生产习惯势力的影响和人才管理体制的不完善，在人才的培养、选拔和使用过程中仍然存在着任人唯亲、拉帮结派、使用不当的严重现象，存在着对知识和知识分子口头上重视、行动上轻视、实际上忽视的主观偏见和官僚作风。邓小平指出：“现在科技人员一方面很缺，另一方面又有很大的窝工浪费，用非所学、用非所长的现象很严重。”（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17页。 ）“我们现在一方面是知识分子太少，另一方面有些地方中青年知识分子很难起作用”。（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6页。）他要求建立人才合理使用、 合理流动的机制来解决这一问题。“我们就是要建立这样一套制度，使那些有专业知识的、年富力强的人，被选拔到能够发挥他们才干的工作岗位上来”。（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24页。）为此，“必须打破常规去发现、选拔和培养杰出的人才”。（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 95页。）“要创造一种环境，使拔尖人才能够脱颖而出”。（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109页。）以此逐步克服外行领导内行、任人唯亲、论资排辈所造成的消极后果。可见，邓小平力求通过建立一种体现“两个尊重”的新的人才管理体制来克服旧体制的弊端，使全社会尊重知识分子价值的工作得以制度化。为了使知识分子的专业水平不断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邓小平认为应重视人才的培养，为他们再提高、再发展提供机会和方便。一是要在实际工作中培养。“人才，只有大胆使用，才能培养出来”。（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17页。 ）二是要进行定期的专业培训，以满足广大知识分子完善和提高自己的迫切要求。由上可见，邓小平对知识分子信任、使用和培养的重视，表达了他对知识分子精神生命力的理性张扬和人道主义关怀，充分体现了对知识分子社会价值的尊重。
（3）为知识分子排忧解难，尊重知识分子的劳动和劳动成果， 关心和保护知识分子的健康成长。
邓小平认为，“要调动科学和教育工作者的积极性，光空讲不行，还要给他们创造条件，切切实实地帮助他们解决一些具体问题。（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56页。 ）这些问题的解决归纳起来包括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尊重知识分子的劳动和劳动成果，从战略高度重视解决知识分子的生活待遇和工作条件问题，关心知识分子的健康成长。
知识分子以自己艰巨而复杂的脑力劳动为社会科技进步和人才培养作出了重大贡献，应该得到来自社会的荣誉和尊重。“我们的科学家、教师发现人才，培养人才，本身就是一种成就，就是对国家的贡献”。（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96页。 ）他语重深长地说：“要尊重劳动，尊重人才”。“整个社会都应该尊重教师，尊重他们的创造性劳动”。按照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原则，知识分子理应享受高出社会平均水平之上的工作和生活待遇。但长期以来知识分子工作生活待遇偏低与他们教学科研任务的繁重不相适应，有的甚至连晚上找个安静地方读书都办不到，还要花费很多的精力料理生活，根本不具备基本的工作和生活条件。邓小平清楚地看到，“我们的教师、科学工作者的生活有许多困难，迫切需要解决”。“知识分子的待遇太低，这个问题无论如何要解决”。虽然限于国家经济力量一时还难以较大地提高他们的待遇，但必须尽力“为他们创造条件，让他们专心致志地做研究工作”。各级党政负责同志要搞好后勤服务工作，“使教学和科研人员能够集中精力做好业务工作，不要让他们为设备和工作条件问题到处奔跑”。（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70页。）
当然，一谈到解决知识分子的生活待遇和工作条件问题，就会遇到许多困难，邓小平认为，对于这些困难，要分别轻重缓急，逐步加以解决。但是，“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包括改善他们的生活待遇问题，要下决心解决”。（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26页。 ）从长远战略来看，“这个问题到了着手解决的时候了”。邓小平认为，一个好的中小学教员，他付出的劳动是相当繁重的，要首先提高他们的工资，“我们不论怎么困难，也要提高教师的待遇”。同时，“要注意解决好少数高级知识分子的待遇问题。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尊重他们，会有一批人做出更多的贡献”。（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275页。）从时间上来讲，“知识分子待遇问题要分几年解决，使他们感到有希望”。“每年给知识分子解决一点问题，要切切实实解决，要真见效，要有紧迫感”。
由上可见，邓小平认为，知识分子从社会获得的精神鼓励和物质生活待遇最起码应与他们所付出的劳动和劳动成果相适应，才能基本体现对知识分子的尊重。否则，他们的创造性劳动消耗长期得不到相应的补偿，既不利于他们的身心健康，又挫伤了他们的工作积极性。不仅如此，为了鼓励更多的人终身从事教育、科学事业并出更多的人才和成果，还必须从战略高度重视不断提高和改善知识分子的生活待遇和工作条件。邓小平对知识分子劳动和劳动成果的高度尊重，从社会道德上体现了对知识分子劳动的经济学意义上的社会公平，从社会生理上体现了对知识分子精神生命力载体的人道主义关怀，而非一般意义上的常识性的重视。
第二，尊重知识创新和人才成长的客观规律，从战略高度重视解决知识分子政治性要求与个性行为偏差的矛盾，保护知识分子的健康成长。
由于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一部分的政治地位，客观上要求知识分子应先于并高于普通群众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爱国爱民爱社会主义，拥护党的领导，具有较高的思想修养和道德情操。这一强烈的政治性要求决定了知识分子的成长离不开经常性的政治学习，不断提高政治觉悟，自觉改造世界观。邓小平认为，我们不能把对知识分子的政治性要求机械地理解为知识分子要花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来搞政治。“我们不能要求科学技术工作者，至少是绝大多数科学技术工作者，读很多政治理论书籍，参加很多社会活动，开很多与业务无关的会议”。因为那是一种无谓的浪费，反而应鼓励他们“把最大的精力放到科学技术工作上去”。“至少必须保证六分之五的时间搞业务，也就是说这是最低的限度，能有更多的时间更好”。知识分子辛勤工作，刻苦钻研业务，“不但不是脱离政治，而且正是有社会主义觉悟的表现”。（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94页。）概言之， 就是要从战略高度把对知识分子的政治性要求与对知识分子的“政治要求要适当”有机统一起来，“要打破‘金要足赤，人要完人’的形而上学思想”，“不要求全责备”，以致大伤元气。这就为知识分子的成长提供了一个宽松的社会环境。
针对知识分子中有些人可能因为思想认识、工作作风和生活态度的缺点错误而引起的个性行为偏差，邓小平认为，那是教育、帮助的问题，不要特别苛求于人，应当着重看他们的基本政治态度和对社会主义建设所做的贡献。当然，“对于犯了错误的人，有的需要有适当的惩处。但不要强调惩处，要强调帮助，满腔热情地帮助他们改正错误，帮助他们进步”。（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51页。）“人才难得”， 要珍惜人才，保护人才，不要将他们“一棍子打死”。在1989年那场政治风波后，一些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包括出国留学生因参与其中而背上了政治包袱，邓小平明确表示，“中国不在意这个问题，请他们放下包袱”。“希望所有出国学习的人回来。不管他们过去的政治态度怎么样，都可以回来，回来后妥善安排。这个政策不能变”。（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378页。）这充分体现了他珍惜和保护人才的战略意识，其目的就是为了稳定并扩大知识分子队伍，保护他们教学和科研工作的积极性。由此可见，邓小平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从战略高度理性地把握处理知识分子政治性要求与个性行为偏差矛盾的分寸和尺度，保护了知识分子的健康成长，充分体现了他对知识分子的人道主义关怀和包容。
3.“两个尊重”是对世界各国普遍重视科技和教育发展的时代潮流的理性认同和现代超越，将中华民族带入了“真正尊重”的新时代
由于科学技术在现代社会生产中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大，决定了社会经济发展越来越依赖科技进步和教育发展，客观上要求任何国家或民族必须把教育和科学摆在优先发展的重要战略地位，因而形成了世界各国普遍重视科技和教育发展的时代潮流，基于对这一时代潮流的理性认同和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需要，邓小平认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科技是关键，教育是基础，希望在以教育工作者和科技工作者为主体的知识分子身上，要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发挥他们的才能，就必然要选择“两个尊重”作为突破口。
在邓小平的教育理论中，“两个尊重”以其突出的时代特点完成了对知识和知识分子命运的时代升华，实现了对知识和知识分子认识的现代超越。
第一，是尊重观念的社会大众化，形成“两个尊重”的社会风气。
为了使“两个尊重”的观念深入人心，邓小平大力提倡各行业、各级党委、全国人民都要来支持教育科学事业，都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他要求全党和全社会从教育科学事业在现代化建设中所处的战略地位的高度来认识和重视“两个尊重”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他所强调的是“两个尊重”的广泛性和普及性及其社会效果。经过这位总设计师孜孜不倦的教诲，“两个尊重”的时代内容和基本要求已为越来越多的人所理解、认同并接受，从而形成了“两个尊重”的社会风气。1985年 5月，邓小平指出，“近几年来，从中央到地方，到农村党支部，有越来越多的同志，懂得知识和人才的重要，懂得教育的重要，这是我们党的一大进步”。（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121页。）
第二，是尊重程度的真实性，形成“两个尊重”的社会机制。
邓小平认为，能不能真正做到尊重知识和人才，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我们民族的盛衰和现代化的进程，“全党和全社会都要真正尊重知识，真正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这样，我们就一定会逐步实现现代化”（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70页。）为此， 他把知识分子的社会政治地位提到第一，要求无论如何也要下决心真正解决知识分子的生活和工作待遇问题，并促使整个社会培养、选拔和使用人才的工作法制化，形成“两个尊重”的社会机制，充分发挥知识分子的才能，从精神上和物质上切实关心和保护知识分子的健康成长，倾注了人道主义的关怀和包容。“两个尊重”激发了知识分子的社会主体意识，极大地调动了他们的积极性，他们不仅为社会出了很多科技成果和人才，而且为国家出了许多很好的主意。“科学技术专家这样广泛地参加经济社会决策活动，是我国几千年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科技专家在我们国家里的政治地位社会地位已经同过去大大不同了”。（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108页。）可见，“两个尊重”是超越一切国家、民族和时代的真正的尊重知识和人才。
综上所述，邓小平的“两个尊重”思想在邓小平教育理论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知识分子是社会科技进步和教育发展的主体力量，而“两个尊重”以其特定的时代内容和实际要求对历史上和现实中对待知识分子的非理性主义传统和常识性理念进行理性超越，形成“两个尊重”的社会理性、社会风气和社会机制，充分体现了对知识分子的理性重视、现实关怀和人道主义包容，突出了邓小平教育理论的超前理性和战略意识。知识就是力量，知识分子是知识力量的源泉；知识就是财富，知识分子是知识财富的创造者。“两个尊重”与我们正在实施的科教兴国战略和方兴未艾的知识经济对知识和人才的尊重不期而合，使举国上下“两个尊重”更加蔚然成风，可以预见，21世纪将是知识和知识分子的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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