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伦理与新加坡公民道德教育_儒家论文

儒家伦理与新加坡公民道德教育_儒家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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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651/33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469(2003)04-0031-04

当代新加坡“如凤凰从灰烬中再生一样”崛起于东南亚,并以其经济的高速发展和精神文明建设的成就被誉为东亚现代文明的典范。在其成功的诸多原因中,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是它对公民道德教育一以贯之的重视,特别是对儒家伦理道德的大力倡导和弘扬。中国和新加坡有着相似的文化根基,且中国正致力于学校德育的改革和道德建设,因此,研究新加坡这个以华人为主体且以儒家伦理为本的国家的公民道德教育,无疑会给我国带来一些有益的启示。

一、新加坡推行儒家伦理的文化考察

(一)历史文化之根源

新加坡是一个以华人为主体、具有儒家文化传统的移民国家。早在1819年英人莱佛士宣布新加坡开埠时,岛上已有不少华人居住;开埠后从中国来的华人越来越多。这些早期的华人移居,虽然绝大多数人没读过《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但是由于他们在传统的儒家社会中长大,他们的思想行为都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所以,当这些华人移民来到新加坡时,也带来了儒家的风俗习惯和价值观念。此后的一百多年时间里,一些华人知识分子也迁入了新加坡,他们通过设立学校,创办报刊,建立各种文化社团,有目的、有意识地传播儒家思想,扩大儒学在新加坡的影响。正是学校的儒家教育和以儒学为内容的社会性教化活动的发展,使儒家的伦理道德等思想深深地植根于新加坡的华人社会之中,成为新加坡华人的精神支柱。新加坡独立以后,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它只能在夹缝中生存,而疆域之狭小又限制了它的天然资源,不单没有什么生产原料,就连饮水都得向邻国进口。在这种情况下,如何生存下去就成为新加坡建国后的第一大问题,当时上自国家领导人下至普通百姓都清楚地意识到自己国家要生存发展的最大凭借就是人力资源,它需要使有限的人口素质和品格提升再提升,每个人不但要有丰富的知识、熟练的技能,同时还需要有高度的涵养、开阔的胸襟、远大的眼光,以及彼此尊重、相互容忍,融会贯通不同文化传统的精神。所有这一切有关人格的价值取向,体现了华人移民所特有的追求“安身立命”的生命意识。这正是新加坡之所以能够推行儒家伦理的历史文化根据。

(二)拯救文化认同危机之需要

新加坡自1960年开始推行工业化政策以来,经历了急剧的社会变革。首先,工业化政策的实施,使新加坡社会进入了现代化,但同时也使新加坡开始面临新的困扰。这种困扰主要表现为,工业化使社会的经济生产结构发生变化,原来家庭集体的经济生产功能大大削弱,个人相对于家庭的独立性得到提高,导致了社会价值观的蜕变,出现了极端个人主义的倾向。结果,个人利益变得高于家庭、社会利益,社会凝聚力受到了破坏。其次,都市化进程的加快,使以孝道为核心的家庭伦理发生动摇,较为突出的是“单身父母”家庭的日益增多,其直接影响了社会的安定。第三,在引进西方科技的同时,西方的价值观与风尚也随之侵入并流行于新加坡,出现了金钱挂帅、惟利是图、贪图享受、物欲横流、人际关系冷漠,以及吸毒、卖淫、嫖娼等腐朽现象。这些严重地威胁着社会的安宁,造成了新加坡严重的社会道德危机,尤其是青少年受“洋化”思想的侵害更为严重。第四,随着现代化的实现,新加坡传统的东方价值体系正在走向失落,出现了文化认同危机,现代新加坡人有可能变成没有“根”即没有文化传承的“伪西方人”。针对上述情况,新加坡政府断然决定推行儒家伦理,以拯救工业化、都市化之后出现的社会道德危机和家庭人伦危机,防止新加坡社会过度的西化。

(三)文化反思与选择之结果

新加坡地处东西方文化的汇集地,以“兼存东西方,汇合百家文,流传万国语,容纳多宗教”而享有世界种族文化的百花园之称。面对东西方文化的碰撞与冲突,新加坡领导者保持了相当清醒的头脑,他们得出的一个深刻的结论是现代化不等于西方化。“在吸收西方先进文化的同时,必须继承和保持东方文化中的有利因素,以取得平衡,以抵消西方文化中的腐朽部分。”[1]对于东方文化,新加坡政府也采取了分析的态度,他们从反思华人文化传统中选择了儒家伦理作为对国民实行道德教育的主要内容。他们认为,儒家提出的“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的思想和修己安人、立己立人、内圣外王的思想是针对人生最基本、最重要的问题提出的人生哲理,是具有普遍性和永恒性的,无论在华人与非华人地区,还是在古代、现代及将来都有实用价值;儒家价值观中的仁爱、孝顺、效忠、谦虚、诚实、勤劳、节俭及以家庭为基础,看重家庭、国家和社会的利益等品德也都具有现实意义,因此应当去研究、探索,并加以发扬光大。用儒家伦理救治现代化带给新加坡社会的文明病,防止其过度的西化,这是新加坡人做出的郑重而又明智的选择;不只如此,新加坡倡导和推行儒家伦理还有更深层次的考虑,即把儒家的基本价值观“升华成一套国家意识”,建立起符合本国国情的新加坡意识和价值观念。所以,在新加坡形成自上而下的儒家伦理教育运动,并不是政府领导人的主观意志,而是在发生文化认同危机之后必然出现的文化再生运动。如何在多元化的社会中建立起统一的国家意识,树立一个“敬业乐群、勤劳进取、廉洁奉公、讲求效率”的新加坡精神,正是新加坡推行儒家伦理教育的根本目的所在。

二、儒家伦理在新加坡公民道德教育中的价值

(一)《儒家伦理》被设为学校道德教育的一门课程

新加坡是世界上第一个把儒家伦理编成教材在学校里正式开设《儒家伦理》课的国家。自1984年1月起,新加坡在中学三四年级开设了8年的《儒家伦理》课,系统地向学生进行儒家伦理及其道德价值观的教育。其目的是:“1)培养学生具有儒家伦理的价值观念,成为有理想而又有道德修养的人;2)使学生认识华族固有的道德观念和文化,认识自己的根源;3)培养学生积极的、正确的人生观,使学生将来能过有意义的生活;4)帮助学生确立良好的人际关系。”[2]《儒家伦理》课的开设不但使选读此课的学生受益,而且还带动了不少学者对儒家伦理的热烈探讨,收到了普及儒家伦理的良好效果。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新加坡虽然停开了儒家伦理课,但目前所进行的公民道德教育仍然吸收了大量儒家伦理的精华,儒家思想在新加坡新一代的公民道德教育中继续起着重要作用。

(二)儒家伦理中的“八德”被作为新加坡人的行为准则

为提升新加坡人的精神品格,新加坡政府将“忠、孝、仁、爱、礼、义、廉、耻”八德赋予新的内涵,作为新加坡的社会道德标准。具体内容如下:“忠”,就是要忠于国家,具有国民意识,即把新加坡看作是自己的乡土而扎根于斯,增强群体意识,把国家利益放在首位;“孝”,就是要孝顺长辈,尊老敬贤,形成尊敬老人,关怀老人和孝顺父母的社会风气;“仁爱”,就是要富有同情心和友爱精神,尊重关心他人,在处理种族、宗教、劳资及新老两代之间的关系上,要坚持“和谐至上”的人际关系准则;“礼义”,就是待人接物不仅要以礼相待,而且要坦诚守信,养成良好的社会公德心。“廉”,就是要秉公守法、清正廉洁,杜绝贪污受贿和裙带风;“耻”,就是要有羞耻之心,分清是非荣辱,提高道德修养水平。经过改造充实后的“八德”,不仅内容具体,而且体现了新加坡的国情,有利于变成人们的道德信念和行为准则。

(三)儒家伦理成为“共同价值观”的核心源泉

1991年1月,新加坡政府正式发表了《共同价值观白皮书》,提出了五大共同价值观:“国家至上,社会为先;家庭为根,社会为本;关怀扶持,同舟共济;求同存异,协商共识;种族和谐,宗教宽容。”之后,又将“关怀扶持,同舟共济”,改为“社会关怀,尊重个人”;“求同存异,协商共识”改为“求同存异,避免冲突”。新加坡共同价值观体系的建构是以在多元文化社会寻求文化认同和普遍接受心理的“掘井”理论为依据的,但其中的核心精神是儒家伦理。儒家所倡导的以整体利益为重的集体主义精神,“修、齐、治、平”的个人修养模式,以及求同存异、“和而不同”的文化观,构成了共同价值观的核心精神。尽管共同价值观的内容带有鲜明的新加坡社会的特色,政府为了消除非华人的误解,也一再强调从未有意图假借共同价值观之名而把儒家思想强加在人民的价值体系中,但儒家伦理为共同价值观的核心源泉是毫无疑问的[3]。

(四)儒家伦理成为开展公民道德教育活动的依据

新加坡政府为推广儒家伦理还在社会上开展了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公民道德教育活动,每年开展的全国性活动约有20个,其中多数是以儒家伦理作为理论依据的。如影响较大的“礼貌运动”,就是根据儒家“礼”的精神开展的。为把新加坡建成人人“谈吐优雅、举止彬彬有礼、态度温和谦逊的礼仪之邦”,政府决定对全体国民进行“礼”的教育,要求各行各业都要为员工开设礼貌训练课程,并把礼貌运动的重点放在学校,使广大青少年普遍受到礼的教育。该项活动自1979年开展以来,年年举行,从未间断。长期而深入的礼貌运动使新加坡人的精神风貌和道德面貌大为改观,社会文化程度达到了世界一流水平。新加坡政府在对公民进行“富而好礼”的教育的同时,还依据儒家“俭以养德”思想在全社会开展了“富而节俭”的教育,政府鼓励人们多储蓄,并在中小学年年举行储蓄比赛,以培养孩子们节俭的好习惯。除此之外,新加坡还非常注意营造具有儒家色彩的社会教育氛围,如全国40多个地铁站的月台上和16条地下隧道里,都张贴印有孔子语录的广告;在公园内塑造孔子像以供人瞻仰等。这表明新加坡的儒家伦理教育已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时时处处对人们发挥着潜移默化的影响。

三、新加坡将儒家伦理运用于公民道德教育的启示

新加坡是近20年世界上最大力推行儒家伦理教育的国家,其通过在学校开设儒家伦理课程,向学生灌输儒家道德价值观和在社会上开展各种以提倡儒家伦理为内容的道德教化活动,使儒家伦理与新加坡的公民道德教育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这一方面丰富了学校德育的内容,另一方面也大大促进了新加坡的精神文明建设和国民素质的提高。新加坡在这方面所做的有益探索,为儒家文化的发源地--中国在如何继承和发扬民族文化传统,并将之运用于当前的学校德育和道德建设方面提供了重要的启示。

首先,要充分认识和重视传统道德的现代价值。从新加坡推行儒家伦理和公民道德教育的实践来看,其对中华民族传统道德特别是儒家伦理十分地推崇和重视。李光耀曾多次指出,国家要发展经济,提高科技水平,需要向西方学习;但是人的价值观念的形成却需要继承东方的优秀文化传统,发场儒家伦理的精神。他说:“我们必须加强对社会全体国民特别是青少年一代的传统价值观教育”,并把复兴儒家文化作为挽救道德滑坡、抗拒西方文化不良影响的武器。新加坡人的这种珍视传统、重视发挥儒家文化在现代社会中的价值的态度和做法是值得我们借鉴的。毫不讳言,作为农业社会产物的儒家思想体系从整体上看早已过时,但是其中作为民族文化的精华部分的道德价值观在现代社会中仍然是有价值的,而且是中国德育的根源。因此,中国道德教育的改革和发展只有植根于源远流长的中华民族文化传统之中,才会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

第二,切实将优良的传统道德纳入公民道德教育的内容体系。综观新加坡的学校道德教育,就会发现其非常重视利用民族传统文化对青少年进行道德教育。从独立之初华校开设的《伦理课》到20世纪90年代的《好公民》、《“共同价值观”教育》课程的设置,其德育内容虽然并非限于以儒家思想为主题的中华传统道德,但儒家伦理始终是其重要的教育内容。尤为引人注目的是,它在全世界首次开设了《儒家伦理》课,全面对学生进行儒家伦理及其道德价值观的教育。这对于新加坡年轻的一代认识华族的文化根源,树立积极、正确的人生观,抵制西方颓废文化的侵蚀发挥了重要作用。新加坡在强劲的西方思想文化冲击下而没有变成“伪西方”社会,与其大力推行儒家伦理教育是密不可分的。这就启示我们:在当今全球日益一体化的时代,道德教育更要保持民族特色。我们“只有认真研究和继承那些在我国历史发展中长期形成的优良道德思想和行为准则,赋予新的时代内容”,并使之成为我国各级学校道德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而真正建立起中国特色的道德教育内容体系。

第三,在继承与借鉴的统一中探索道德教育的新路。面对改革开放的新形势和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道德教育必须不断创新。而只有建立在对本民族优良传统的继承和对外先进成果的借鉴相统一基础上,才能创造出新的成果。应该承认,新加坡人在继承、借鉴与创新的问题上为我们做出了榜样。早在1978年,原新加坡总理李光耀亲自倡导了一场“文化再生运动”,号召新加坡人要发扬中华民族的传统道德,并将“忠、孝、仁、爱、礼、义、廉、耻”八德赋予现代含义,作为新加坡人的道德信念和行为准则。1982年,新加坡政府又宣布开设《儒家伦理》课。随后,以刘蕙霞博士为首的儒家伦理课程编写组的专家们以继承儒家道德价值观为内容,以借鉴西方教育理论和方法为形式和手段,通过综合创新把哲理深奥且古文难懂的儒家经典,改编成浅显生动的通俗教材,在道德教育中走出了一条继承、借鉴和创新的成功之路。

从当今世界的道德教育发展来看,这种东西交汇和中外互补的态势日益明显,我国今后的道德教育发展也要顺应这种趋势,从而走出一条古今相承、中西交汇、综合创新的具有中国特色的道德教育发展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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