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语言民族主义的民族国家 整合建构和分裂解构
徐 琳1王新刚2
(1.西北大学 外国语学院，陕西 西安 710127；2.西北大学 历史学院，陕西 西安 710069)
[内容摘要] 近现代历史中语言民族主义引人注目，它起源于欧洲，扩散于世界。语言民族主义既具有整合建构性功能，也具有解构分裂性效应，在欧洲民族国家形成中扮演过重要角色，也在亚非国家后殖民时代发挥过重要作用。现当代分裂型语言民族主义活跃，且形式多样，与其他类型分离主义联系复杂，但本质相同：以分裂分离为诉求。中国不存在语言民族主义的生存空间，但是以语言为名以分裂为实的团体及行动应予以关注。
[关键词] 语言民族主义；民族国家；国家建构；分裂主义
自19世纪民族主义或作为政治运动、或作为文化思潮、或作为意识形态等登上历史舞台以来， 形形色色的民族主义可谓是你方唱罢我登台。其中语言民族主义尤为引人瞩目。由于语言在作为表情达意的工具、思维思想的载体的同时，又是人们所属群体的重要认同标记，是个体之间和群体之间区别异同的重要标识，因而具有身份和认同的辨识与表现功能，即所谓“族群识别/认同功能”。因此，“语言往往成为民族政治诉求中的重要内容，在民族主义运动中起着对内唤醒民族意识、凝聚民族向心力，对外同其他民族相区隔的重要作用。”[注] 陈平：《语言民族主义:欧洲与中国》，《外语教学与研究》2008年第1期。 陈平教授把这种以语言为工具的民族主义政治理念与活动通称为语言民族主义(linguistic nationalism)。[注] 戴曼纯、朱宁燕：《语言民族主义的政治功能——以前南斯拉夫为例》，《欧洲研究》2011年第2期。 “它以语言为手段，凝聚和强化本民族的民族意识，增强民族成员之间的认同感，并以此为基础建立或巩固以本民族为主体的现代民族国家。”[注] 王莹：《试论19世纪至1945年间的德国“语言民族主义”》，《徐州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6期。 语言民族主义及其运动就其功能而言可区分为两大类型：即整合型语言民族主义及其运动和分裂型语言民族主义及其运动；前者以统一民族语言为工具谋求民族解放或超民族共同体的构建；后者则发生在统一的多民族共同体尤其是一国内部个别族群以语言为手段发动的民族运动，谋求分裂国家，达成自治甚至独立的目的。[注] 戴曼纯、朱宁燕：《语言民族主义的政治功能——以前南斯拉夫为例》，《欧洲研究》2011年第2期。 由此可见，语言民族主义既具有民族国家的建构功能，又有分裂主权国家的解构效应，特别是近些年来，分离主义势力中最常见的民族型分裂主义与语言关系极为密切。本文将就近代以来，两大功能类型的语言民族主义及其现当代与语言相关联的分裂主义现象及效应在民族国家构建中的作用做简要梳理。
一、整合型语言民族主义与民族国家的建构
(一)欧洲的语言民族主义理论、实践与民族国家的整合与建构
语言民族主义起源、发展于18、19世纪的欧洲，其历史背景是民族主义思潮与运动推动下的欧洲民族国家建构历程。语言民族主义理论与实践首先出现在德国与法国。
德意志的思想家、政治家们是语言民族主义的首倡者、实践者。18世纪末之前的德意志即德意志民族神圣罗马帝国治下的德意志国家是一个松散的地理概念，极度分裂时期的德意志竟然是一个300多个大小诸侯国、自由城市和1700多个直属帝国骑士领地组成的联合体。所谓帝国只是一个地理概念，整个地区实际上处于分裂割据局面，封建领主各有自己的地盘， 拥有自己的军队、法律、货币等。1806年拿破仑占领德意志期间神圣罗马帝国被迫解散。1814年在维也纳和会期间德意志的君主们决定成立一个由35个诸侯国和4个自由城市组成的德意志邦联，但它依然处于分崩离析的分裂状态。这一局面不但严重妨碍了德意志地区内部的贸易自由和生产发展，也极大地阻碍了开拓海外市场和开展殖民扩张。德意志的思想家和政治家们梦寐以求的奋斗目标是，将说德语的地区联合起来，建立一个有利于生产和贸易发展的、可以与强邻抗衡的统一的德意志民族国家。[注] 陈平：《语言民族主义:欧洲与中国》，《外语教学与研究》2008年第1期。 18世纪著名的德意志哲学家约翰·哥特弗雷德·赫尔德(1744—1803)曾说：“人们世世代代的思想、感情、偏见等等都表现在语言里，说同一种语言的人正是通过语言的传承而具备相同的历史传统和心理特征，以共同的语言为基础组成民族是人类最自然最系统的组合方式；而语言就是各个民族最神圣的属性，也是它们彼此之间最重要的区别性特征”。[注] 陈平：《语言民族主义:欧洲与中国》，《外语教学与研究》2008年第1期。 另一位德意志哲学家、作家约翰·戈特利布·费希特(1762—1814)在他的《对德意志国民的演说》中进一步直白地指出，“哪里有一种独立的语言，哪里就有一个独立的民族，有权力自己管理自己的事务”。[注] 陈平：《语言民族主义:欧洲与中国》，《外语教学与研究》2008年第1期。 “使德意志人与其他欧洲民族分离开的是共同的语言和共同的民族特点， 这些共同的东西把德意志人相互统一起来。”[注] 费希特:《爱国主义及其对立面》，《费希特全集》第2辑第9卷， 第401—404 页。 同时他主张，德意志民族应尽快组成一个强大、统一的德意志民族国家。德意志的政治家们采纳了他们的观点，将这些观点作为创建民族国家的理论依据，进而在德意志民族统一和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最终在19世纪60年代三次王朝战争之后普鲁士主导下建立起统一的德意志帝国。
同时代，另一个祭出语言大旗，整合民族国家统一性、同一性的欧洲国家是法国。然而，法国与德意志截然不同，17世纪的法国已经是一个统一的、绝对王权的中央集权国家。路易十四时代的法国雄踞欧洲大陆权力之巅，法国的历史与文化使之与其他西方大国区别开来。特别是法语在16世纪取代拉丁语成为法国的通用语言后， 18世纪又成为欧洲多国宫廷语言以及国际外交语言，多国王室、宫廷居然以讲法语为荣耀。但是，是法国大革命推动了法语语言同一性共同体的最终形成。法国大革命的政治家们在发动和推进革命时面临一个重大问题是，如何激发民众的参与热情，如何准确清晰的传递革命信息。一项调查发现，1790年即大革命爆发的第二年，法国全国境内只有三百万人视法语为第一语言，另有三百万人具备一定的法语能力，余下的两千五百万人则使用其他语言，而他们的法语能力几乎为零。雅各宾派取得政权后提出，语言歧异是妨碍人人平等的重要因素，民主的最佳标记是大家都使用社会精英所用的标准法语。从此，从中央到地方的公告等政府文件都使用法语，也把公民学习使用法语看做是爱国与革命的使命。雅各宾派进一步认为，法语就是国家的象征，是中央集权的象征，而少数族群的语言阻碍国家和民族团结， 应禁止使用。他们甚至将法语以外的其他语言妖魔化，并与反革命力量及派系相联系。一语、一族、一国的原则就此逐步成为法兰西共和国的立国之本。此后，150多年的法国历届政府在语言问题上基本上秉持单一语言政策，支持在公众事务中使用单一语言，认为单一语言有利于加强团结，有利于社会繁荣。而且法国人还认为，法语既是国家的标记，更是法兰西民族的标识。[注] 苏·莱特：《语言政策与语言规划——从民族主义到全球化》，陈新仁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第32页。
深受法国大革命影响的希腊独立运动，也采纳和运用语言民族主义的理论和思想，动员、整合本民族的历史文化社会资源，摆脱奥斯曼帝国统治建立统一独立的民族国家。1830年代独立前的希腊是一个分裂了几个世纪的国家，将一个分裂的国家动员起来，并整合为一个政治文化社会整体，民族主义的知识精英们发挥了重要作用，考古学家和语言学家在唤起希腊人对古典黄金时代的回忆方面发挥了关键性作用。特别是在唤醒社团的民族意识和社团认同方面，语言学家们“鼓励使用现代希腊语——一种剔除了来自于奥斯曼帝国时期的借词、比一般使用的通俗语言更接近古希腊语的一种语言”，[注] 苏·莱特：《语言政策与语言规划——从民族主义到全球化》，第35页。 充分体现了民族主义者利用语言为建立民族国家服务的意图与目的；而独立后，语言又成为加强“国族/国家认同”的重要工具。另一个案例是，在意大利民族独立统一运动及其之后民族国家建构进程中，语言在国家认同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不可否认，在意大利民族国家统一的过程中政治进程优先于文化、语言身份认同。但是，在意大利语世界里存在着语言文化认同的事实是不容置疑的。
语言民族主义同时也是18和19世纪中欧、北欧和东欧其他民族国家建构的立国基础。例如芬兰、挪威等国家的民族主义者努力推动民族语言的复兴，以图强化民族意识的举措，其影响甚至一直延续至今。可以肯定的是，“欧洲近两个世纪的语言规划动机大多出于民族主义。”[注] Jr. Curtis Ford， The (Re -)Birth of Bosnia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on Language Planning in Bosnian -Herzegovina ，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h.D Dissertation， 2001.
(二)亚非国家的语言民族主义实践与民族国家的整合建构
在欧洲19世纪民族国家建构进程中，在20世纪亚非民族解放运动中，特别是后殖民时代的民族国家建构中，语言民族主义发挥过重要作用的案例不胜枚举，并不仅限于上述案例。近现代历史上许多国家都曾利用语言的“族群识别/认同功能”等，通过民族主义运动或在建国后的国家语言规划中，对语言的选用等实施干预，这种干预往往首先是出于政治动机，而这种干预在民族主义语境下就表现为语言民族主义及其运动。
另外一方面，赫尔德、费希特、洪堡等理论家们极力推崇的语言民族主义理论，实际上也经不起推敲，如德语方言区远不止德意志统一的区域。操德语的瑞士人、荷兰人、阿尔萨斯人，甚至奥地利人都被排除在德意志帝国之外，这里的决定性因素主要是政治而不是语言和文化。再者，德语内部方言分歧也很大。标准德语基础方言是德国南部的高地德语(Upper German)，而西北地区的低地德语(Low German)与邻国荷兰语可以互通，反而与高地德语不能互通。正如安德森所言，“欧洲的辞典编纂学的革命创造了，并且逐渐扩散了这样的信念：语言(至少在欧洲)可以说是相当特定的集团——每天讲这种话，读这种语言的人——的个人财产，而且，这些被想象的共同体的集团有权在互相友爱的对等集团之间占有一个自主的位置。”[注]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吴叡人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81—82页。 赫尔德等人对德意志语言文化的推崇一直被传承下来，在纳粹时代达到全盛，纳粹德国是唯一一个几乎将所有讲德语的人都纳入一个国家版图的政体。纳粹德国后来以血统和种族为标准，鼓吹日耳曼种族主义，敌视其他民族，直至对犹太人实行种族灭绝政策。由于纳粹德国的惨痛历史教训，赫尔德、费希特等人思想理论二战后在它起源地被逐步背弃了。
坦桑尼亚1964年独立，由坦噶尼喀与桑给巴尔联合组成。坦桑尼亚并非语言、文化等原本高度同质化的共同体。坦噶尼喀原为德国殖民地，一战后为英国接管，二战后改由英国托管直至独立。而桑给巴尔原由葡萄牙统治，后被阿拉伯人占领，1890年成为英国保护国，1963年独立后与原坦噶尼喀合并成立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独立后的坦桑尼亚是一个境内集结了120多个语言、文化各不相同的社团或群体。除去人口过百万的苏库马人、哈亚人、尼亚库萨人并使用班图语外，还有尼罗提克人、马萨伊等游牧民族等多个少数族群及语言。新生国家的民族主义领导人最终选择了班图语的分支斯瓦希里语作为国家建构的统一语言。其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首先是该语言是东非地区通用的商业用语，与宗教如基督教、伊斯兰教族群的语言相联系，同时具有班图语的基础；其次，在整个殖民时代的政府机构中，该语言作为宗主国语言外的工作语言而长期使用。但是，斯瓦希里语最终被选定为新独立国家的官方语言，最重要的原因是斯瓦希里语是坦噶尼喀独立运动主要组织——坦噶尼喀非洲民族联盟自成立以来一直使用的语言，“斯瓦希里语已经具备了政党或者国家语言的地位”。[注] 苏·莱特：《语言政策与语言规划——从民族主义到全球化》，第76页。 独立后，斯瓦希里语成为推进乌贾马社会主义政策的语言，这一语言与意识形态存在着相互强化的关系。因此，这一起源于非洲、区别于殖民宗主国的语言，是动员反对殖民主义的语言媒介，具有社会主义和民族主义的象征功能，是建构以及独立后巩固民族国家统一性共同体的重要标识和认同基础。尼雷尔充分肯定了斯瓦希里语在促进国家凝聚力和稳定方面的关键作用。他说：“《阿鲁沙宣言》和我们的民主性一党制体系，加上国家语言斯瓦希里语和高度政治化、纪律严明的国家军队，使126个不同的部落转化成了一个团结、稳定的国家。”[注] 苏·莱特：《语言政策与语言规划——从民族主义到全球化》，第77页。 坦桑尼亚建国后在较长的时期里相对稳定的事实表明，坦桑尼亚民族国家的建构政策包括语言规划及其建构是成功的。
印度尼西亚也是在殖民帝国崩溃、殖民主义退出历史舞台时在原殖民宗主国政治遗产基础上生成的国家。它是一个由13000多个岛屿、绵延5000多公里、内部多元差异性巨大的国家。荷兰殖民者统治之前，印尼从未形成过单一的民族语言共同体，也没有建立过统一的国家。即便是荷兰的殖民统治也是分布在几个互不联系的殖民区域内，荷兰殖民统治者也不曾有过任何统一的计划。只是到殖民统治的最后几年才认可了多样性的现实，并建立了类似于联邦体系的政治实体。
Both the two scholars have referred to the restrictive function and interpretive function of context,so here the writer will just take these two functions as examples to showthe clos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ntext and wording in EC translation considering the limited competence of herself.
独立后新政府面对的正是这样一个多样性的现实。但是，尽管印度尼西亚没有可以依赖的共同体的历史与记忆，也不存在统一的共同体的国家基础，但是民族主义运动于1949年却宣布印度尼西亚为单一制国家，因为民族主义运动的领袖们反对联邦制，并且早在20世纪二十年代民族主义青年运动就开始倡导“一块领地——印度尼西亚，一个民族——印度尼西亚人，一种语言——巴哈萨印尼语”的建国理念。建国初期语言选择是一个极为敏感的政治问题。当时，马来语是作为印尼群岛书写语言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有声望的语言。荷兰殖民统治确立后，在殖民地的教育体系中允许使用马来语。1918年殖民统治者一度将马来语确定为仅次于荷兰语的第二官方语言。1942年马来语又取代荷兰语成为教育系统中的教学语言。1945年日本入侵后，将马来语确定为殖民地官方语言。但是马来语仅仅是5%的人口的母语，与占全国47%的人口使用的爪哇语形成了巨大反差。印尼民族主义运动及其建国者们最终的选择是巴哈萨印尼语。原因是，巴哈萨印尼语是印尼本土语言的变体，它与国家机构相联系，同时保留了足够的象征着统一的历史印记，特别是在意识形态方面产生过深远的影响，因而深受印尼民众的欢迎。[注] 苏·莱特：《语言政策与语言规划——从民族主义到全球化》，第81—83页。 作为印尼民族国家建构的语言文化认同基础、同一性语言共同体的标识和民族身份的标志——巴哈萨印尼语在印度尼西亚建国初期，发挥了凝聚民心，巩固初创的民族国家，整合多样性的积极作用。
在民族主义语境下通过语言复兴建构整合民族国家的一个特殊案例是希伯来语复兴与犹太民族建国的双重神话。希伯来语曾经是古代犹太民族祖先的通用语，是为世人奉献了西方文明源头之一的《圣经》的语言。但是伴随着犹太人离开故土流散世界，希伯来语丧失了口头语言交际功能，甚至被认为已经死亡。但是“古老的希伯来语从犹太人日常生活中消逝了近两千年后，又在18世纪的欧洲犹太启蒙运动时期开始恢复生机，一度成为犹太启蒙思想家试图保持民族传统并走向现代化进程所要采取的重要手段。19世纪下半叶以来，希伯来口语又在犹太民族主义和犹太复国主义的语境中恢复了活力，20世纪初期逐渐成为巴勒斯坦犹太人口头交流的语言、文学创作的语言、教书育人的语言，后又成为犹太民族国家以色列的国语。”[注] 钟志清：《希伯来语复兴与犹太民族国家建立》，《历史研究》2010年第2期。
综上所述，我们在小学生语文教学中，作为新世纪的人民教师应该加强学习，不断给自己充电，首先提高教师本身的创新意识和在教学上的创新，做教学的有心人。积极引入现代教育技术（如：多媒体教学及几何画板和各种直观教具）并引导学生积极探索，勇于质疑，敢于猜想，尚于归纳总结综合。在解证题目时常进行一题多变、一题多解的训练，使思维得到充分发散和收敛，为祖国的明天培养出更多的创造型人才。
但是无论如何，法国的语言民族主义对法兰西民族国家的整合建构功能是不容否认的，对巩固和发展想象的共同体——法兰西民族国家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
但是，当时的犹太复国主义者之所以支持复兴希伯来语，鼓励犹太人学习并使用希伯来语， 更重要的原因是把希伯来语当作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标记和凝聚世界各地犹太人的历史文化资源，而非仅仅是沟通的工具。[注] 艾瑞克· 霍布斯鲍姆：《帝国的年代》，贾士蘅译、钱进校，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1999年， 第182 页 正如霍布斯鲍姆所说：“语言民族主义的核心关怀，都是围绕着权力、地位、政治以及意识形态打转，在他们眼中，语言的沟通与文化意义是无关紧要的。如果沟通或文化对语言民族主义真的具有重要性的话，犹太复国主义就绝不会选一种谁都不会说的现代希伯来语来作为他们的民族语言”。[注] 艾瑞克· 霍布斯鲍姆：《民族与民族主义》，李金梅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年，第131 页。
民族主义起源于欧洲，伴随着殖民主义、工业化、教育等现代化进程又向全球扩散，进而成为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的动员力量，并在独立后秉持该理论作为立国建国的基本原则。然而，民族国家的组织形式不仅是欧洲留给世界最主要的政治组织遗产，而且是巨大的政治隐患。诸多后殖民时代的国家领土边界是殖民帝国依据势力范围、相互制衡及彼此竞争的经贸利益划分的。几何图形的边界无视种族族群的现实，其结果是语言、文化等原本高度同质化的族群等被撕裂、分割，而语言、文化等截然不同的地区被强行地连为一片。后殖民时代的民族国家建构面临巨大的宗教、族群、语言、文化等多样性社会差异。而新生的民族国家当务之急就是建构整合国家的同一性、统一性。在此过程中，语言民族主义与其他因素构成了整合建构同质化统一性国家的基本要素而引人注目。
3) 知识型员工人格特质的各维度与工作绩效存在显著正相关。人格特征既可以预测员工的关系绩效，又可以预测其任务绩效，但对任务绩效的预测力要低于对关系绩效的预测力。知识型员工的成就需要可以有效地预测工作绩效及其各个维度，是知识型员工工作绩效的预测源，知识员工成就需要与工作绩效显著相关。无论是成就需要、控制源，还是自我效能感人格预测变量，对人际关系的预测均高于对任务绩效和工作奉献的预测。自我效能感对工作绩效预测作用相对来说较小。
中国城市在城市气候联盟中的活动日益活跃，并受到国际社会认可。比如2016年12月2日，为期3天的第六届C40城市气候领导小组（简称C40）市长峰会在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落下帷幕，来自伦敦、纽约、首尔、悉尼等90多个城市的市长及高级政府官员出席，中国的武汉市受邀出席并介绍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的经验与探索。C40是全球大型城市为采取行动减少温室气体排放而成立的机制，由83个城市成员组成。C40市长峰会每两年举办一次，该组织强调城市在塑造全球可持续发展中的主要角色，为此评选100个应对气候变化案例，目的在于为应对气候变化选出最具代表性的解决办法，为C40成员国提供借鉴。
二、分裂型语言民族主义与民族国家的解构
与前文所述整合型语言民族主义相反的是分裂型语言民族主义及其运动。分裂型语言民族主义及其运动，是通过分裂国家标准语运动和发起母语运动，通过强化语言“区分异己”的认同识别功能，“通过语言进行对比的自我识别”，[注] Jr. Curtis Ford， The (Re -)Birth of Bosnia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on Language Planning in Bosnian -Herzegovina ，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h.D Dissertation， 2001.谋求达到分裂语言共同体甚至民族主权共同体的目的。20世纪以来尤其是20世纪下半期以来，分裂型语言民族主义运动引人注目，并造成严重后果。另一方面，现实中许多看似是语言的问题，实则与语言并无直接关系，或表现为语言问题，实际上反映的是语言背后其他领域的争执或冲突问题，甚至是假借语言或利用语言问题达到其他目的。例如近些年最常见的民族型分裂主义往往将语言作为动员或争取资源的工具，以达到分裂主权国家的目的。但是，其本质与分裂型语言民族主义是相同的，都是以分裂、分离为目的的。
(一)前南斯拉夫分裂型语言民族主义及其后果
最引人注目的分裂型语言民族主义当属前南斯拉夫联邦的分裂型语言民族主义运动及其惨烈的后果。第一次世界大战后1918年12月建立的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王国，即所谓第一南斯拉夫，是南部斯拉夫人1300多年民族发展史上第一次建立的统一国家。也正因为如此，南部斯拉夫人在历史上从未实现过统一，也从未建立过强大的多民族共同体，南部斯拉夫各族人民因此从未在一个稳定的、联合的政治社会共同体或统一的国家内生活过，南斯拉夫人也因此缺乏民族共同体的集体记忆、集体认同，进而导致他们对新生的南斯拉夫即所谓第一南斯拉夫民族共同体的认同感严重缺失。1941年第一南斯拉夫解体时它仅存在了23年。23年的统一民族国家历史远不足以让全体南斯拉夫人建构起强大的南斯拉夫国家认同。1941年，第一南斯拉夫在二战中解体。纳粹德国占领期间扶持克罗地亚傀儡政府，培育克罗地亚民族主义意识，发动克罗地亚语“纯洁化”运动，分裂塞-克语语言，加之二战期间塞尔维亚克罗地亚两个民族的血腥相残，为塞尔维亚人与克罗地亚人的对立及南斯拉夫联邦即第二南斯拉夫的解体埋下了祸根。
事实上，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王国即第一南斯拉夫的建立，也是将语言作为凝聚力和认同工具之一得以实现的。19世纪为了摆脱外辱、反抗侵略，南部斯拉夫各民族人民寄希望于联合起来共御外敌。受赫尔德等人思想理论的影响，部分民族领袖们认为，如果所有南部斯拉夫民族能够使用统一标准的语言，无疑会增强南部斯拉夫族民众的凝聚力，并借此培养跨族群的南斯拉夫认同意识，以此促成南斯拉夫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王国建立后，政府通过官方语言规划确定了统一的语言，即日后所称的“塞-克语”。但是，统治集团表现出的“大塞尔维亚主义”倾向，引起非塞族人的强烈不满，继而演变为对任何形式的中央集权思想和制度的怀疑。甚至对二战后建立的南斯拉夫联邦即第二南斯拉夫国家体制及文化政策等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
1945年南斯拉夫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艰苦卓绝、浴血奋战的岁月里形成的“兄弟情谊和统一”极大地促进了南斯拉夫民众对南斯拉夫联邦的认同。在南斯拉夫与苏联决裂的危机中，南联邦各族人民实现了空前的团结，民族关系达到了空前的融洽，南斯拉夫民族国家认同得到了空前的强化。但是，这一形势却给南联邦中央政府造成了“民族问题已经解决”的假象。更令人不解的是，为了应对苏南决裂后的外部压力，也为了展示多民族国家和谐相处的形象，南联邦中央政府不断地下放权力，不断地从中央高度集权向联邦分权转化。为了防止第一南斯拉夫存续时期的大塞尔维亚主义，南联邦中央政府利用语言和文化的整合作用，推行“南斯拉夫主义”。塞-克语和斯洛文尼亚语、马其顿语、阿尔巴尼亚语和匈牙利语相继获得官方语言地位。1974年《宪法》出台后，南联邦的语言和文化政策更加宽松，并且容忍多元主义的发展。整体上，在语言政策方面，自1945年南联邦建立至1980年期间，南联邦语言政策不断向多元主义转变。“1980年铁托去世，从此南联邦政坛再无人能将离心离德的各南斯拉夫民族团结在一个国家的旗帜下，”[注] 戴曼纯、朱宁燕：《语言民族主义的政治功能——以前南斯拉夫为例》，《欧洲研究》2011年第2期。 此后，南联邦境内民族主义风起云涌，民族主义者利用南联邦宽松的语言文化政策以及联邦政府语言政策的失误，不断挑战塞-克语的国家通用语地位。其中尤以克罗地亚挑衅基里尔字母的语言民族主义为甚。塞克两族的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紧张关系日趋表面化。在此形势下，克罗地亚极端民族主义者把民族语言问题当做利器，刺激克罗地亚人的民族情感，鼓励脱离南联邦另立国家。语言民族主义在斯洛文尼亚也跃跃欲试，并迅速发展为从南联邦分裂出去的独立意识。1991年起，各共和国陆续脱离南联邦，终于用国名命名“本国语言”，于是便有了塞尔维亚语、克罗地亚语、波黑语和黑山语等。原南联邦各成员因统一与独立问题引发了激烈冲突，直至爆发自二战结束后欧洲地区规模最大、最为血腥、最为惨烈的内战即波黑战争。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语言民族主义虽然不是战争的直接发起者、参与者，但难辞间接引发战乱的责任。
(二)错位的语言民族主义——巴基斯坦语言政策的失误
老太太问她有没有想过罗老太太会把遗产都给她，小宋惊慌地说她从来没有想到过，只是罗老太太曾经抱怨过她的亲人对她的关心远不及自己，说过“他们我是谁都指不上，只要你全心全意照顾我，我会报答你，没准这辈子你都不用再打工了”这种话，她当时只当是气话，从未当真。
(三)巴斯克分离运动的语言民族主义自豪感与优越感
西班牙是欧洲诸国中民族问题最为严重的国家。西班牙几乎每个自治区都有民族主义倾向严重的政党，其中以巴斯克、加泰罗尼亚和加利西亚地区最为明显。
巴斯克地区强烈的分离倾向，与其民族自古以来的自治传统密切相关。巴斯克人自古以来非常珍视自己独特的历史、语言和文化。公元469年，伊比利亚半岛两大王国阿拉贡和卡斯蒂利亚联姻合并为西班牙王国。1492年攻占阿拉伯人最后的据点格拉纳达后西班牙统一，巴斯克地区也纳入西班牙版图。在西班牙王国，巴斯克人一直拥有自治权，包括宪法权，独立的法律和财税体系等。19世纪中后期，西班牙自由主义改革运动蓬勃兴起，巴斯克人民族意识被激发出来。1936年10月，在巴斯克民族主义党的主导下，巴斯克人建立起自治政府。但是同年西班牙内战爆发，巴斯克独立地位仅维持一年便夭折了。冷战期间，巴斯克民族运动遭遇严重挫折，直接导致1959年极端组织“埃塔”的建立。该组织致力于在西班牙和法国7个巴斯克人聚集区的独立。为达此目的，不惜采取暗杀、爆炸等血腥恐怖活动。
巴斯克人使用的语言被称为“上帝的语言”，其语言结构极为独特，是欧洲唯一不属于印欧语系的语言。巴斯克人以其独特语言为荣，视其为巴斯克人最重要的身份认同。“他们坚持民族语言，以逆反的心态对待西班牙语等外来语言。这种语言上的排他性，培养和发展了巴斯克人的民族情绪，使其难以与西班牙人友好相处。”[注] 赵蓉晖：《分裂主义主义与语言问题》，《语言政策研究热点》，第35页。 巴斯克分离主义运动正是通过提高巴斯克语的地位，弱化西班牙语等语言的影响等手段，凸显巴斯克人的独特性，激发巴斯克人民族自豪感。巴斯克人的语言自豪感优越感是巴斯克分离主义重要组成部分，是与分离主义相结合的独特的语言民族主义及运动。
(四)加拿大魁北克独立运动中的语言民族主义——保卫法语运动
加拿大魁北克独立问题是国际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魁北克独立运动可以追溯到17世纪，但有组织、有纲领的独立运动是20世纪中叶开始的。20世纪60年代末，法裔魁北克人组建了魁人党，并且得了比较广泛的支持。1976年，力主独立的魁人党赢得省内选举之后，要求独立的呼声迅速高涨。在1980年举行的独立公民投票中，独派虽然最终被击败，但已经得到了40%左右的民意支持。在1995年的再次公投中，独派竟得到了49.44%的支持率。2002公投最终也以失败告终。魁北克问题的实质是民族问题。为达到独立的目的魁北克法裔族群进行了长期不懈的奋斗，尤其是进入20世纪后，政治、经济问题日益在魁北克问题中占有重要地位，魁北克问题也日益复杂化，以至于愈演愈烈直至举行了三次独立公投。另一方面魁北克问题也是加拿大主流文化与少数族裔文化之间的关系问题。其中包括捍卫法语地位等问题。由于法语是魁北克法裔族群文化的主要认同特征，因此捍卫法语运动——实际上是保卫法裔族群母语运动——保持法语在魁北克的独特地位一直是魁北克人政治文化生活的中心议题。尽管殖民时期的英国政府以及后来的加拿大政府制定的《官方语言法》(1969年)、魁北克议会通过的《22好法案》和《101号法案》给予法语以明确的地位，[注] 赵蓉晖：《分裂主义主义与语言问题》，《语言政策研究热点》，第35—36页。 但是仍不能消除法裔族群的疑虑。魁北克分离主义分子捍卫法语的激情几乎到了偏激的地步。虽然魁北克独立公投屡屡以失败告终，但是分裂活动从未停止，法语与英语的冲突也时有发生，围绕法语的地位等问题的语言民族主义诉求时隐时现，法语语言问题仍然是加拿大政治社会及语言生活中挥之不去的阴影。[注] 赵蓉晖：《分裂主义主义与语言问题》，《语言政策研究热点》，第36页。
分裂型语言民族主义表现形式更为复杂，形态更为多样，特别是与其他分离主义的联系若即若离、若隐若现、变化多端，其形态类型远不限于上述四例。但是，分裂型语言民族主义与其他类型分离主义关系无论多么复杂，其本质是相同的：即谋求或自治、或分离、或独立，其后果是民族国家的分裂。
三、语言民族主义普世性、多样性辨析与启示
第一，首先应当肯定的是，建构型语言民族主义并不具有普世价值，也不是所有民族国家建构中的必备要件。霍布斯鲍姆认为，民族语言基本上是人为建构出来的，把它作为区分民族的标志，主要是出于政治动机，在民族语言的建构过程中，政治意识形态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民族语言只是从各种不同的通行语言之中，精炼出一套标准化的对话方式，然后再把所有的通行语言降格为方言”。[注] 艾瑞克· 霍布斯鲍姆：《民族与民族主义》，李金梅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63页。 “那种神秘的民族认同感加上柏拉图式的语言观，基本上可说是民族主义知识分子而非真实的语言使用者所建构的意识形态假象。”[注] 艾瑞克· 霍布斯鲍姆：《民族与民族主义》，第67页。 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并非所有国家的建构过程都需要“那种神秘的民族认同感加上柏拉图式的语言观”，也不是所有的欧洲国家在民族国家建构中都以语言民族主义为旗帜。例如，英国作为欧洲最早形成的现代民族国家就与德法等国大不相同。英国是一个多语种、多方言的国家，也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而且存在着一度相当惨烈的北爱尔兰独立运动。但是英国在语言民族主义方面的表现既低调更务实。语言问题在英国和爱尔兰的民族主义运动中没有被赋予浓重的政治色彩。这也说明，语言民族主义并不具备普世价值，更不是所有民族国家建构的必备条件。
英国学者苏·莱特在他的研究中深入探讨了坦桑尼亚及印度尼西亚两国在民族国家建构中的语言问题，凸显了后殖民时代民族主义的民族国家建构中语言的突出作用。
法国语言民族主义更具政治性和政治整合功能。如前所述，大革命时期操法语的人口并不占多数，但是国家的统一性，要求法语并不仅仅扮演交际的工具，同时还要充当同化异族、保持统一的功能，通过语言的同质化来达到文化甚至政治的一致性。而这一点已经成为法国国家遵循的理念和传统，法国宪法中，法语与国歌和国旗并列，是国家的崇高代表和象征。对于法国人来讲，法语既是国家的标记，也是法兰西民族的标记。在法国人的日常生活中对法语甚至表现出病态的偏爱。许多法国人信奉法语优越论。与此同时，法国政府长期不愿意承认少数民族语言的法律地位，甚至否认少数民族的存在，认为如果承认了少数民族语言，就会违背人人平等的基本原则。
尽管如此，这几位德意志思想家关于语言与民族之间关系的理论，对德意志民族和国家前途确实影响极大，如前文所述，语言民族主义理论在德意志民族的统一和发展进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最终导致德意志帝国的建立。同时，其影响不限于德意志，而是扩散到世界并影响延续至今，从而体现出语言民族主义民族国家建构功能的广泛、持久的影响力。
希伯来语复兴与犹太民族主义及其复国主义是在19世纪欧洲民族自治、民族统一、民族认同等民族主义思想理论观念产生与扩散的历史进程中联系起来的。首先，在此之前犹太人并没有把自己视为一个民族。在欧洲民族主义的背景下应运而生的犹太民族主义及其与它相辅相成的犹太复国主义先驱们，最初也未设想要把希伯来语作为梦想建立的新型犹太国家的语言。但是赫尔德的语言民族主义理论，以及希伯来人应该回到巴勒斯坦作为一个民族再度复兴的主张，对犹太人产生了强大的吸引力。语言是把一个民族凝聚在一起的重要手段，犹太人不仅要拥有土地，而且也要拥有民族语言。1911年，在巴塞尔举行的第十届犹太复国主义大会上，代表们不再对希伯来语持怀疑态度，而是将其视作会议官方用语，显示出此时犹太复国主义者开始认同希伯来语为日后犹太国家的语言。1913年第十一届犹太复国主义大会明确提出，要把希伯来语作为犹太民族语言并且要创建希伯来大学。1913 —1914 年，海法工学院就使用德语还是希伯来语作为教学用语的争论的结果是，希伯来语被选定为以色列第一所国家级大学的教学语言。1922年，英国当局决定把希伯来语和阿拉伯语、英语一同确定为官方语言。20世纪初期，受犹太复国主义及其欧洲尤其是俄国反犹浪潮的影响，大批犹太移民从东欧移居到巴勒斯坦犹太人聚居区。但是2000 年来散居世界各地的犹太人形成了不同的社群，主要分为西欧(西班牙与葡萄牙除外)、北美洲境内的犹太人，东欧、德国及前苏联境内的犹太人，西班牙与葡萄牙犹太人，亚非地区的犹太人等四大社群。他们使用的是原居住地的语言。到巴勒斯坦后他们相互之间无法沟通交流。因此，日常生活也需要一种通用语言。1948 年以色列国成立后，希伯来语被确定为官方语言，进而成为议会、法庭、教育、就业以及广播电视使用的语言，甚至邻里之间交谈也开始通行希伯来语。希伯来语逐步呈为以色列民族身份的标识，成员之间精神的纽带，成为以色列意识、犹太—以色列民族性意识的象征和标志，进而构成了犹太民族国家认同的核心要素之一。
后殖民时代，语言是民族国家建构中的重要资源、手段，语言与其他因素共同将殖民主义遗留下的语言、文化，宗教、部族等原本截然互不相连的社团整合为统一的整体。推动这一进程的往往是政府、政党、运动、团体等具有官方背景或秉承官方意图的政治力量。这些政治力量在争取独立时秉持反帝反殖的民族主义思想，选择性地放弃与殖民主义有联系的文化、语言等符号，以示与殖民主义彻底决裂的决心。有些国家甚至非理性地排斥宗主国的语言文化，因而损害了与外部世界的联系，丧失了可资利用的资源。坦桑尼亚、印度尼西亚在构建民族国家时体现出的语言民族主义，在国家建构意义上是正确的，但是民族主义凸显了政治性的同时，却忽略语言的功能性、实用性、社会性。许多原殖民附属国青年人相对外语能力的下降就很值得反思。一个相反的案例是新加坡官方语言的选择，独立后，李光耀政府选择英语为官方语言。这一选择有族群因素的考量，但是更重要的是，选择英语就选择了通向世界的通道。英语不仅仅是交际的工具，还是巨大的资源，选择英语可以分享英语世界的思想、文化、技术、教育、管理等资源。新加坡之所以成为繁荣的国际化程度最高的国家之一，除去人民的智慧、勤劳之外，英语背后的巨大资源效应是不可否认的。虽然新加坡的案例不可复制，但是对新加坡自身来说这一选择极为明智的。
式中:wij为输入神经元和中间神经元之间层权值;vl为中间神经元和输出神经元之间的层权值；zl为第l层网点输出值.
巴基斯坦的语言民族主义完全是政策失误的结果，错位的语言民族主义与其他因素共同断送了一个统一的国家。然而巴基斯坦的案例也并非个案。
巴基斯坦国是于1947年自英殖民帝国独立出来后建立的民族主义国家。巴基斯坦与后殖民时代建立的诸多民族国家相似，也是在一个多种族、多语言且历史上从未建立过统一国家的社团基础上建立的民族国家。建国后首先面临的一系列问题之一是整合规划统一的语言共同体。巴基斯坦建国时国内通行24种语言，常用语为孟加拉语、旁遮普语、巴丹语、信德语、乌尔都语、俾路支语和英语。运用最广泛的语言是东巴基斯坦的孟加拉语，是54%人口的母语。乌尔都语是来自印度移民的语言，虽然使用比较广泛但只是3.27%人口的母语。[注] 何俊芳、周庆生：《语言冲突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61页。 建国领袖们在官方语言的选择上错误地要将乌尔都语确定为唯一的官方语言。这一动议立即遭到东巴基斯坦操孟加拉语民众的激烈反对，一场保卫孟加拉语地位的运动蜂拥而至，而且极为暴力血腥。1956年巴国政府被迫宣布孟加拉语与乌尔都语同为国家官方语言。但是政府又特别规定，孟加拉语必须采用与乌尔都语一样的阿拉伯书写方式。此决定无疑再次激化了语言矛盾，一场无可避免的错位的语言民族主义运动来势更加迅猛。捍卫孟加拉语的人宣誓：“孟加拉语的每一个字母都相对于一个孟加拉人的生命。” 这一矛盾终于与其他矛盾一道最终导致东西巴基斯坦之间的战争，直至东巴基斯坦以独立并确定孟加拉语为独立的孟加拉国官方语言的结果结束了这场错位的语言民族主义运动与冲突。[注] 赵蓉晖：《分裂主义主义与语言问题》，《语言政策研究热点》，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7年，第35页。
第二，在分裂型语言民族主义中，前南斯拉夫地区分裂型语言民族主义即克罗地亚语言民族主义和斯洛文尼亚语言民族主义最为典型。他们主要通过母语运动达到分离、分裂进而实现独立的目的。克罗地亚语是南斯拉夫通用语塞—克语的组成部分，斯洛文尼亚语也在南联邦宽松的语言政策环境中获得了官方语言的地位。同时，两种语言又是各自民族的通用语和母语。早在1966年，塞尔维亚出版了一部极富争议的词典，引起克罗地亚知识界的极度不满。1967年3月，130位著名学者及克罗地亚文化协会等团体联合发表《关于克罗地亚书面语言的名称和地位的宣言》，声称克罗地亚人有权选择自己书面语言的名称，认为“克罗地亚书面语”是最合适的名称。1974年修改宪法后各共和国有了更大的自治权，使用统一的塞-克语的四个共和国: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波黑和黑山都对语言的名称进行了改动。这是对国家通用语的公开挑战、分裂。斯洛文尼亚也跃跃欲试，掀起所谓语言纯洁化运动，激起了民众强烈的母语保护愿望，唤醒了斯洛文尼亚人的民族意识，进而又迅速转化为从南联邦分裂出去的独立意识。耐人寻味的是，语言民族主义作为主要因素之一建构了统一的语言共同体南斯拉夫，而如今语言民族主义的相反功能——分裂型语言民族主义又解构了南斯拉夫民族主权国家。
在现实中具有分裂特性的语言民族主义往往还与不同类型的分裂、分离主义相联系，形成形态各异的分裂势力，或者扮演辅助角色助纣为孽。其中与语言关系最密切的是民族型分裂主义，正如前文所述的魁北克、巴斯克等问题。除此之外，法国科西嘉民族分离主义对法语的抵制，俄罗斯车臣战争背后车臣语言的法律地位问题，乌克兰与俄罗斯因语言引起的激烈争端问题，斯里兰卡猛虎组织背后泰米尔语与僧伽罗语的对抗问题，土耳其政府与库尔德运动中的库尔德语言法律地位问题，南苏丹独立后的语言选择问题等等，或以语言为借口、或以语言问题为帮手，语言民族主义时隐时现，或在台前或在幕后，或对民族国家主权形成威胁，或对民族国家社会造成危机，进而成为国际社会极为关注的问题。
加强信息技术产业融合。信息技术既是现代高科技的核心，也是未来信息作战的基本支撑，具有很强的军民融合性。应把国防动员信息化建设纳入地方数字化建设发展战略，利用地方现有信息技术基础设施，扩展国防动员指挥网，建立军地互联共用的指挥通信网络;借助地方信息技术发展优势，通过嫁接、移植等方式，把地方信息技术、信息资源等领域的创新成果融合到国防动员建设中;加强情报信息中心、军地情报协作机制建设，构建军地互动、融合共享的大情报体系。
分离主义通常都是从意识形态出发，强调历史、民族、宗教、文化、政治、人权等诉求，而这些问题往往与语言密切关联。他们以语言问题为借口，打着保护语言人权、维护语言多元性旗号，强调某种语言的重要性、独特性，夸大语言的政治性，以语言民族主义为名，以行分裂主义为实。
2.3 血清因子与肺功能及EOS、ACT评分的相关性分析 血清IgE、IL-4水平与FVC 、FEV1、FEV1/FVC及ACT评分呈负相关(P<0.05)，与痰EOS呈正相关(P<0.05)；RPB水平与FVC 、FEV1、FEV1/FVC及ACT评分呈正相关(P<0.05)，与痰EOS呈负相关(P<0.05)。见表3。
“秦晨蕊，你不要担心没有新鲜的瓜果蔬菜吃，你妈不能种了，我还能种给你们吃。”父亲花白的头发在阳光下格外显眼。
第三，本课题研究的些许启示是：我国并不存在语言民族主义生存与发展的历史空间与现实需求，但是极少数民族分裂主义势力将语言民族主义作为其意识形态的组成部分，进行分裂活动应予以重视。
首先，秦汉时期，当中华思想文化逐步形成时，汉语言文字也实现了统一。从此，汉语言文字在发扬光大、传承发展中华文明，增强中华民族内聚力，培育中华大一统意识上，起到了无可替代的作用。辛亥革命前，中华大地时有分裂局面出现，但是在思想文化习俗法律等方面却保持着较强的同质性和连续性，更没有充分的文献证明这些分裂局面与语言相关。反倒是外族进入中原后被中华文明同化，并学习掌握了汉语言文字。现代意义的 “中华民族”的概念是清末时伴随着现代化进程而出现的，辛亥革命时民族主义意识空前觉醒。但是在革命中及革命后，“汉语汉文非但没有某些欧洲语言头上的光环，反而被认为是造成近代中国积贫积弱的主要原因之一，成了革新图强的重要对象，清末民初代表学界政界文化界主流的重要人物，对数千年来维系中华民族精神命脉的汉文汉字，普遍持鄙视态度。”[注] 陈平：《语言民族主义:欧洲与中国》，《外语教学与研究》2008年第1期。 因此，赫尔德、费希特等人提出的语言民族主义思想及其强调的语言的民族性及民族身份认同功能等，在近现代中国显然没有存在的空间。另一方面，中华民族是在历史上统一的国家中逐步自然天成的，不存在后殖民时代诸多民族国家的建构过程中所面临的宗教、文化、种族、族群，特别是语言的异质性、多元性复杂局面，因此无需祭出语言大旗，以语言民族主义为手段和资源，承担起建构统一的语言文化共同体的使命。因此，语言民族主义在中国也没有存在的现实需求。
子宫肌瘤属于临床常见的妇科疾病,为良性肿瘤疾病。临床结合子宫肌瘤疾病特点,以采取手术治疗为主要治疗手术。而施行手术过程中,有效的麻醉方式可以提高麻醉效果、完善镇痛效果、完善肌松效果,从而提高临床治疗效果,缓解术后疼痛感。本次研究工作旨在探讨子宫肌瘤手术中持续硬膜外麻和腰硬联合麻醉的应用效果对比评价。现报道如下
其次，语言与分裂主义关系极为复杂，在我国也存在与语言相联系的分裂主义势力，因此，需要重视与语言相关的危害国家领土主权安全的问题。目前，与语言相联系的对国家安全有明显危害的是“东突”分裂主义。“东突”分裂主义思想源流之一是所谓“突厥语言共同体”。这一思想的首倡者是沙皇时代泛突厥主义代表人物玉素甫·阿克楚拉。他宣称，突厥世界是不可分割的整体。他从文化和血缘的角度把所有操突厥语的民族统称为“突厥民族，”要统一他们的语言与文化，取得“从北高加索到‘中国突厥斯坦’所有突厥斯坦人思想、文化的联合，形成一个超阶级、超民族、超国家的“突厥文化共同体”。[注] 李琪：《“东突”分裂势力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127—131页。 可以说，借助“突厥语言共同体”编造历史、强调语言因素，是“东突”分裂主义思想文化的重要特点。他们刻意渲染突厥语民族与非突厥语民族的不同，甚至把语言等同于民族，从事分裂活动。[注] 赵蓉晖：《分裂主义主义与语言问题》，《语言政策研究热点》，第37页。 因此，“东突”分裂主义具有分裂型语言民族主义的特征，虽然还不能在他们之间划等号，但是借助语言达到分裂主义目的特点极为明显，是我国境内最应该予以关注的与语言相联系的分裂主义势力。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6201( 2019) 01-0081-10
[收稿日期] 2018-07-20
[作者简介] 徐琳(1979-)，女，陕西华阴人，西北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西北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王新刚(1958-)，男，青海乐都人，西北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郭丹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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