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西方生态社会主义探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当代论文,生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生态社会主义也称生态马克思主义，是20世纪下半叶在西方蓬勃兴起的生态运动中形成的一个新思潮、新学派。生态社会主义理论是社会主义政治取向下对生态环境问题的系统化阐释并提出相应的实践解决方案，即试图在以对马克思恩格斯观点重新解读的基础上对现代生态问题做出系统阐释，从而为克服人类生存困境寻找一条既能消除生态危机，又能实现社会主义的新道路，这也就构成了对现代生态环境问题的一个重要新视域。
一、生态社会主义的形成与发展
生态社会主义首先是传统社会主义理论对现代生态学的理论回应和主动吸纳，同时它的产生和发展是同绿色生态运动的发展分不开的，它诞生于20世纪70年代的德国，其发展大致可分为三个历史阶段：
第一阶段（20世纪70年代）——由“红”到“绿”：以70年代的鲁道夫·巴赫罗[1](P51)和亚当·沙夫为代表，他们是最早介入绿党的共产党人。
鲁道夫·巴赫罗原是东德统一社会党党员，后因持不同政见出逃到西德，在汉诺威大学任教授，同时开始倡导“社会主义生态运动”，研究“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谋求“绿色”和“红色”政治力量的结合，要求建立一个由绿党、生态运动、妇女运动和一切进步的非暴力社会组织组成的群众联盟。他的主要著作有《社会主义、生态学与乌托邦》、《从红到绿》、《构建绿色运动》等。
亚当·沙夫原是波兰共产党意识形态负责人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是波兰“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1968年被解职后任奥地利大学客座教授、维也纳大学哲学教授，1972年后成为罗马俱乐部最早的成员之一，1980年任罗马俱乐部执行委员会主席。
以上二人既是共产党人中最早介入生态运动的人，也是第一代生态社会主义的代表，被看作是“红色” （共产主义运动）的“绿化”，具政治道路的典型特征是“从红到绿”。
第二阶段(80年代）——“红”与“绿”的交融：此期的代表人物，是威廉·莱易斯、本·阿格尔和安德列·高兹，以及前苏联的一些学者。
威廉·莱易斯，加拿大著名左翼学者，致力于经验世界的研究。他在1972年出版的《对自然的统治》一书中指出：人对自然控制的加强，并不是转移或削弱了对人的统治，相反是加剧了对人的统治。这种从对自然的控制到对人的控制是靠科学技术的手段来实现的。然而，无论是对自然的控制还是对人的统治都遭到了自然的反抗。他认为，统治自然的观念是生态危机的最深层的根源。这种观念起了一种意识形态的作用，这种意识形态所设定的目标是把全部自然当作满足人的永不知足的欲望的材料而占有，其结果是生产的无限扩张，最终必将导致人的自我毁灭。
1976年莱易斯又出版了《满足的极限》，阐述了生态危机以及摆脱危机的途径问题，更加明确地提出了他的生态社会主义主张。他认为，资本主义生产以追求利润为目的，从而造成过度生产和生产力及资源的严重浪费，这就导致人的异化和生态危机。要解决生态危机问题，必须实行一种新的“稳态经济”，以缩减资本主义的生产能力，扩大资本主义国家的调节功能，并重新评价人的物质需求，并大大减少这种需求，改变人的现行的消费方式，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实现一种新的发展模式。
本·阿格尔是加拿大滑铁卢大学年轻的社会学教授，是莱易斯学说的追随者和鼓吹者。他在《论幸福和被毁灭的生活》、《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等著作中进一步发展了莱易斯的观点，系统阐述了生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主张。阿格尔从考察马克思主义危机理论的当代发展出发，提出了当代资本主义的“生态危机”论。他指出，资本主义的扩张动力是挥霍性工业生产的根源，是造成生态危机的根本原因。阿格尔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认为今天危机的趋势已从生产领域转移到消费领域，亦即生态危机取代了经济危机。
安德列·高兹，是法国重要的左翼理论家。高兹曾追随萨特，信奉“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70年代后，他把生态学、生态危机和“政治生态学”理论纳入自己的研究领域。他在《作为政治的生态学》这部著作中，指出了现存的一系列生态灾难后提出，要改变这种灾难的状况，唯一的出路在于停止经济增长，改变生活方式和限制消费，并使用可再生的能源，采用分散的技术。与此同时应选择能促进个人自主与自然协调的建立在民主的技术基础之上的社会。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生态学》一书中，他集中论述了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生态学的关系，阐述了他对社会主义未来和生态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基本看法，主张在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社会主义左翼与“新社会运动”的主流——生态运动结盟，反对晚期资本主义。
这一时期的生态社会主义的典型政治理论特征是“红绿交融”。
第三阶段(90年代）——“绿”的“红”化：此期的代表人物，有乔治·拉比卡、瑞尼尔·格伦德曼、大卫·佩珀等欧洲学者和左翼社会活动家。
乔治·拉比卡是法国左翼运动的主要理论家之一，致力于研究全球生态危机与生态社会主义的关系问题。他认为生态社会主义标志着工人运动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即“工人运动的文化革命阶段”。
瑞尼尔·格伦德曼，德国左翼学者，哲学家，主张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解决全球生态危机问题。他的主要理论贡献是为马克思的“人类中心主义”正名，捍卫马克思主义关于人化自然理论所代表的哲学理性传统。他认为，马克思主义的支配(domination)概念不同于统治(mastery)，支配并不意味着征服与破坏，相反，这正是缺乏支配的表现，因为支配意味着人类对自己与自然关系的集体的有意识的控制，是实质上的服务而不是破坏。其主要著作有《马克思主义和生态学》。
大卫·佩珀，是英国90年代生态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佩珀的代表作有《现代环境主义的根源》和《生态社会主义：从深生态学到社会正义》等。佩珀自称为生态运动中的“马克思主义左派”。他的主要理论贡献在于勾勒了生态运动中的“红色绿党”和“绿色绿党”的轮廓，深化了生态社会主义与生态主义之间关系的争论，提出了生态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
这一阶段生态社会主义的总体特征是“绿色红化”。
纵观生态社会主义的发展，它经历了“从红到绿”、“红绿交融”和“绿色红化”三个阶段，终于从形形色色的生态理论流派中脱颖而出，成为当代西方社会主义运动中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
二、生态社会主义的主要理论观点
生态社会主义是当代西方一支涉及面很广、影响很大的马克思主义派别。美国纽约大学政治学教授R·奥尔曼曾经把它列为当今世界十大马克思主义流派之一。如前所述，生态社会主义总体上的特征是将生态学理论同马克思主义结合，企图找到一条既能解决生态危机，又能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但是由于其成员的经历、认识不同，在一些具体问题上又有许多不同的观点和主张。不过，在对生态危机的性质、根源、克服生态危机的手段、策略以及未来前景等根本问题上，生态社会主义理论家们的意见大体上是一致的，其主要理论观点如下：
首先，在生态问题的成因方面，生态社会主义的基本观点是，生态危机虽然不能直接等同于但却是深深根植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及其全球化扩张的，而且只要接受这种生产方式就不能消除现代生态环境问题的存在。资本主义是追求经济合理性的社会，追逐利润的最大化和市场化、消费不断扩张的“唯生产力论”，是同生态合理性要求不相容的。追求利润是资本主义的生产逻辑，也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唯一目的。高兹指出，“资本主义的企业管理首要关注的并不是如何使劳动变得更加愉快，使生产与自然相平衡以及人的生活相协调，或者确保它的产品仅仅服务于公众为其所选择的目标。它首要关注的是花最少的成本而生产出最大的交换价值。”[2](P5)在这一“生产逻辑”的推动下，不可避免地引起浪费性生产和奢侈的浪费性消费。资本主义的“过度生产”和“过度消费”虽然延缓了经济危机，但是却使得整个社会的消费越来越膨胀，渐趋超过自然界所能承受的限度。资本主义条件下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导致了社会生产力和资源的严重浪费和破坏，而且这种社会制度倡导的是以消费为荣的消费文化，诱使人们为了享受消费而拚命工作，势必一方面加剧了人的异化，另一方面加重了自然界的负担，使资源枯竭，污染和破坏了生态环境，从而造成生态系统失去平衡，引起生态危机。生态社会主义者认为，这种“唯生产力论”和生态危机同样也产生在苏联和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甚至比资本主义国家更加严重。因此，生态社会主义是避免了上述弊病的、最适合人类生存的社会制度。
概言之，在生态社会主义者看来，生态问题实质上是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生态危机实质是社会危机，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等著作中就已指出——19世纪初的环境问题对于多数人来说是与社会打击相关的，即与城市化和资本主义工业化过程相关联的经济剥削，早期的工人运动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一种环境运动——的现象，在现代社会条件下环境问题的这一实质并未改变。这既表现在那种19世纪初形式的环境剥削在拉丁美洲、亚洲等广大发展中国家依然存在，只是其中很多人并未意识到而已，也表现在即使在发达国家环境关心也仍然是一种社会关心，生态危机只是一系列相关社会问题中的一个方面，是资本主义人与人的剥削关系外化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的体现。
其次，在政治哲学伦理及文化观念上，生态社会主义主张社会公正的和关爱环境的但从根本上说却是人类中心主义的观点。
一般生态主义者认为，人类今天面临的生态困厄的意识形态根源，是自文艺复兴运动尤其是启蒙运动以来，西方人文主义在演变过程中走过了头，孳生出一种狂妄自大的、“自我中心”的“人类中心主义”(Anthropocentrism)。“对一切可能有的东西发生影响”的梦想，从自然身上“拷问出它的秘密”，从而“控制和统治自然”，使西方近现代历史构成一部以人类中心主义为指导，根据人的需求向自然开战的历史。但归根结底，正是这种人类中心主义造成了人类和自然界的对立，导致人类无异于自掘坟墓。
生态社会主义不赞成非人类中心主义或生态中心主义，上世纪90年代提出“重返人类中心主义”的口号。生态社会主义者认为，生态中心主义“假装从自然的立场来界定生态难题……但是，对自然和生态平衡的界定明显是一种人类的（原文即为黑体，以下引言中亦同此——引者）行为，一种与人的需要、愉悦和愿望相关的人类的界定。”[3](P341)生态社会主义者大多依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观点和方法论对生态问题进行考察和分析。佩珀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一种能够容纳生态主义的人类中心主义：它既能借助于对自然掌握实现的生产力的增长保证所有人的福利，又可以消除现代工业社会的人类对自然的伤害；它是建立在社会与自然辩证法基础上的一种长期的集体的人类中心主义，反对资本主义的技术的个人的人类中心主义。”[4](P439)佩珀指出，把自然界与‘好”，而把人类文化、技术与“坏”僵硬地划等号是错误的，人类完全能够创造出一个比自然给予的更好的世界。他认为，生态问题的成因并不是人类对自然的控制，而主要是由对待自然的“特殊的”方式带来的。只要“方式”得当，能令第二自然使人类成为自己的主人，并符合美的观念，就谈不上对自然的伤害，就能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对社会主义者来说，人类中心主义并不从事艾克斯利所指控的传统人类中心主义的事情：它没有基于人类与自然世界的分离来辩护人类的道德优先性。”[5](P343)
第三，在对未来社会的设想方面，生态社会主义虽不一般地反对经济的增长，但却要求承认并遵从外部自然的限制，认为未来经济将是基于生态法则的对所有人都有一定限制的发展。早期的生态社会主义者赞成穆勒关于稳态经济的理论和舒马赫的“小即是美”的思想，主张通过消灭异化消费、限制经济的增长来解决生态危机，建构新型的社会主义。莱易斯和阿格尔都认为，摆脱生态危机的根本出路是建立“稳态”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所谓“稳态”，主要是指从量的增长转向质的改进上来，具体说就是破除跨国公司和垄断企业的集中化、官僚化生产体系，发展小规模、无污染的“软技术”和小企业，“创造一个人人都能参与决策的领域，使每个人都能在其中发展满足自己需要的手段”，让人们到生产活动而不是到消费活动中去寻求满足。提供创造性的、自主的、非异化的劳动，使人们在劳动中感到富有意义，是生活的需要，而不是谋生，真正把劳动与闲暇统一起来，为了实现这种生产结构，就要改组资本主义的权力关系，使工人能够参与生产管理。
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生态社会主义一般放弃稳态经济的主张，而主张经济以满足人的需要为目的的适度增长。生态社会主义者认为，只要改变现行的社会经济制度，人就能按照理性的方式合理地、有计划地利用自然资源，满足人类有限而又丰富多彩的物质需要。佩珀指出，生态社会主义“强调人类精神的重要性，强调这种人类精神的满足依赖于与其他自然物的非物质性的交往。” [6](P232)在这种人与自然的新模式中，人处于中心位置，自然是人的可爱的家园，尊重自然，保持适度的经济增长，人与自然之间仍然可以是一种和谐的关系。
第四，在解决全球生态危机的手段和方式上，生态社会主义同生态主义的观点相同，也提倡非暴力和真正基层性的广泛民主的原则，主张社区自治性的社群主义原则，而在最终目标上，生态社会主义主张只有废除资本主义制度才能使生态问题最终得以真正解决。生态社会主义认为，未来社会将是一个基层民主充分发展但仍将存在国家或类似组织管理的社会。戴维·佩珀就主张弘扬存在于社会主义传统理论中的分散化和基层民主的思想，因为它很类似于生态主义理论的目标。从生态社会主义的视角看，建立一个全面的个人自由发展的社会是社会主义的内在之义，而“反对传统政治权力的压迫、官僚性质并创建适合公民自我管理的新民主政治，也是社会主义运动之始就已确立的目标。”[6](P3)并且，“与资本主义的彻底决裂确实是重建环境完整性的一个必要前提”，[7](P241)因为面对生态危机，尽管资本主义社会也会利用科学技术的发展，采取一些措施来解决这些问题，但是，资本主义的生产就不可能改变它的追求利润的目的性，因此这些技术性措施就仍然必然是按照资本主义以利润为目的的剥削性“生产逻辑”来进行的。这不仅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而且还加快了各种资源的消耗，使原本就严重的生态问题进一步加剧，并由此引发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正因此，生态社会主义者主张，“对于人类今天所遇到的生态问题的解决，只能是通过彻底改变人类的根本价值观以及彻底改变人类的社会生活模式。”必须废除资本主义，“消灭体现资本主义特性和形式的劳动力成为商品条件下雇主与雇佣劳动者之间的剥削与被剥削关系，特别是那种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垄断性趋势持续驱使的生产力的不断扩张得到扼止”[8](P72)才能真正解决生态问题，亦即是人类生存的永续问题。
第五，在通往未来社会的道路方面，生态社会主义主张依靠生态运动、女权运动、民权运动等社会运动的力量，同时也要与马克思主义的工人运动相结合，亦即把“绿色”与“红色”结合起来，如拉比卡所说，这种结合是“工人运动的文化革命阶段”。
另外，生态社会主义否定生态殖民主义，批判军国主义和霸权主义。生态社会主义认为，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掠夺和剥削是造成不发达国家和地区生态环境恶化的根本原因。发达国家不仅把生态危机转嫁给不发达国家，残酷掠夺不发达国家的资源，甚至还把第三世界当作垃圾场，倾倒存放各种有毒的垃圾。资本主义性质的国家也许能在本国或局部地区解决局部的生态危机问题，但不可能解决全球性的全部生态危机问题。
戴维·佩珀还归纳了一些在任何反全球化、赞成环境问题著述或抗议示威中最经常出现的主张：真正基层性的广泛民主；生产资料的共同所有（即共同体成员所有，而不一定是国家所有）；面向社会需要的生产，而主要不是为了市场交换和利润；面向地方需要的地方化生产；结果的平等；社会与环境的公正；相互支持的社会—自然关系。佩珀认为“这些主题不多不少也构成了一个社会主义（原文即为粗体字——引者）社会的基础”。[5]（中译本前言P3-4）
三、对生态社会主义的前景展望
从人类社会发展的趋势看，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类社会的矛盾在一定的生产方式下也随之加深，当超过一定的张力时，旧有的结构便被打破。当矛盾日益激化时，人们在思考探索中，在新的意识形态的引导下，通过革命性（也可以是非暴力式的）实践建立起新的社会结构（生产方式），即社会进入一个新的形态，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的更替莫不如此。例如随着人类经验、知识的积累对生产力的推动、创造，封建社会制度结构已不能满足人类生存发展（生产力）的要求，于是先觉者们提出了对现存社会的批判。随着文艺复兴，尤其是启蒙运动的深入，人们在“理性”与“天赋人权”的旗帜下，创立了一种与时存的意识形态相对而言是全新的国家理论——社会契约论，它以一种全新的立论基础，对旧有的意识形态从根本上进行否定，其目的和使命在于对支撑旧制度的系统伦理观念的替换，为新社会的建立立论。资产阶级以“契约论”为核心的新的国家理论为武器进行斗争，敲碎了封建主义与教会统治的桎梏，建立了资本主义制度。但是，这种资本的市场化统治制度，由于其自身固有的矛盾的必然的日益激化，至今使人们确信资本主义制度不但不可能是永存的，而且这种矛盾不仅仅限于人类社会自身生态的领域，更扩展至人类与自然生态的深重危机，令人类面临着“to be or not to be”（生存还是毁灭）的大问题。为了摆脱危机，生态主义应运而生了，并且随着生态运动（也称绿色运动）及其在理论形态上探索的深入发展，很快地又从中诞生了生态社会主义。那么，生态社会主义是否能像自文艺复兴运动中产生的社会契约论那样承担起社会形态变更的意识形态角色呢？它在何种程度上能够承担此预示或揭幕以至实现未来新社会的使命呢？
无可否认，生态社会主义对人们有启迪意义，但是，现实的道路是否已经找到肯定是值得怀疑的，因为生态主义主张的分散化与分权化，显然难以对抗“利维坦”式的资本主义国家制度。而若主张社群主义，则如果仅限于社区，那仍然存在上述的“分散”性弊端的问题，如果规模由此扩大，那避免由此而来的“结构性暴力”的手段又在哪里？也许生态社会主义者已经注意到这点，提出了“非暴力”行动的主张，但是，要达到革命性目的，其足够强大的力量的组织源泉又在哪里？
上述问题不可能今天就有确切答案，但并不表明人们对此持悲观态度，它意在引起人们的深思，或许问题的本身就是意义。
当然，目前的任务毕竟是开拓性的。面对人类面临的严峻的生态危机，生态社会主义发掘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内含着的对生态环境问题的理论阐释，形成了自己的走出生态困厄的鲜明主张。如在造成生态危机的根本原因问题上，许多西方其他生态环境理论将其简单或抽象地归咎于“人类中心主义”，而生态社会主义则正确地揭示出资本主义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乃是生态危机的最深刻根源。生态社会主义在批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生态环境破坏的同时，也在寻找有效地解决问题的道路，例如，豪沃德·帕森斯认为，马克思主义生态学是一种政治生态学或社会生态学，它的基本观点就是，环境问题也像其他社会问题一样是根源于资本主义的剥削性结构，它的彻底性解决方案也是社会生产关系的根本转变和科学技术的继续发展并服务于所有人的利益。这便展现出一种对自然生态问题的独特的社会化解决思路。
在对自然环境的保护问题上，生态社会主义主张人们要按自然规律办事，反对把人同大自然的关系变成一种单纯的索取关系；反对人们把消费同满足或幸福等同起来的传统的无限地追求高消费观念；主张实行劳动闲暇一元论，要人们在劳动中寻求欢乐或满足，或者说注重提高生活质量，不仅要有物质生活，更要注重健全的精神生活等等。这些都是符合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
然而同时也应看到，生态社会主义也显然有着自己的局限性，如它以觉悟和知识而不是以阶级立场来划分革命的动力与非动力，并把生态问题看得高于一切，或者用“生态危机论”去取代“经济危机论”，自觉不自觉地用人与自然的矛盾去取代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矛盾，这就必然导致否认劳资矛盾依然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的问题，其结果只能是转移人们的斗争方向。这些显然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相去甚远。
有研究者认为：尽管少数生态社会主义者仍持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观点，但从总体上说，与科学社会主义有着原则的区别。总体看来，生态社会主义试图以无政府主义的内容来改造科学社会主义，更接近于欧洲历史上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和现代的“民主社会主义”。它企图以分散的小生产与现代化大生产抗衡，是不现实或没有出路的，所以并没有真正为解救全球生态危机找到一条正确的道路。
总之，生态社会主义虽然从理论体系上来说，还不够系统，很不成熟，而且有很浓的乌托邦色彩，但人们却不能不承认，它在许多方面是有价值的。它毕竟象它所反映的生态运动一样，是新生事物，因而从总体上来说是顺应世界潮流符合人类根本利益要求的。它把批判的矛头对准垄断资本，从各个方面揭露了现代垄断资本主义的弊端，提出了保护生态平衡，提倡新型的民主、较彻底的和平与非暴力途径等，反对生态殖民主义等主张，这些都是资本主义世界广大人民迫切要求的反映，也符合广大发展中国家人民的利益要求，其基本方面是积极的。
无论人们今天对生态社会主义的认识达到了何种程度，可以预言，它的启迪作用，将和其他生态理论一道，把人类引入一个新的未来，至少是注重避免人类陷入濒于灭亡的生态险境的观念新境。但这并不等于说生态社会主义就必定能成为资本主义或其意识形态的替代物。今后生态社会主义本身的前途命运如何，它能否成为生态运动的指导思想和主导力量，抑或随着历史的演化成为昙花一现的历史过客，人们将拭目以待，因为就像戴维·佩珀所说，“我们知道这一运动所不想要的东西，但对于它所确实想要的东西却是一幅缺乏内在连贯性的图画”。[5]（中译本前言P3）
标签：人类中心主义论文; 生态危机论文; 资本主义制度论文; 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论文; 资本主义社会论文; 消费社会论文; 社会主义社会论文; 政治论文; 马克思主义论文; 社会主义革命论文; 经济论文; 生态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