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两汉与西域关系在汉画中的反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西域论文,两汉论文,关系论文,汉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汉画艺术题材丰富，内容广泛，所绘之事几乎涵盖汉代社会之全貌。两汉帝国历经四百余年，与西域诸国间的关系可谓一波三折，时战时和。就这战战和和的历史画卷，却深深地印在了汉代艺术家的脑海里，从而形象地再现于那伟大的不朽之作——汉画艺术之中。笔者拟就已出土汉画材料中所见两汉与西域关系的有关画像内容作一初步探讨，以便就教于专家学者。需要说明的是，西域的地理概念在汉代文献记载中，有广狭二义之别：广义地讲，我国新疆及其以西包括中亚、南亚、西亚等地，汉人统称为西域。而狭义地说，西域具体指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和我国新疆地区。本文所谈西域主要指后者，有时也涉及前者。
一、胡汉交战图的战争性质
在汉画材料中反映战争题材的画像大致可划分两大类型：一是水陆攻战图，二是胡汉交战图。
第一种类型的水陆攻战图，计有武氏祠后石室第七石和武氏祠前石室第六石二幅①。以武氏祠后石室第七石为例，此石中下部刻有一桥，桥上是车骑及男女步卒约三十五人攻战，分持刀盾、干戈、弓矢等兵器，桥下亦有男女士卒八人乘舟、涉水激战。前石室第六石画像基本上与前者相同，多了五处榜题，系“功曹车”、“游徼车”、“贼曹车”、“主簿车”、“主记车”。上列题榜应是为标明战争分工的目的而刻。汉代水陆攻战图在表现手法上因承了战国青铜器上的同类画像，可谓中国古代美术史上借鉴前人艺术的典型范例。关于交战双方的身份和性质，据叶又新、蒋英炬两位先生的研究，交战的双方，清一色男官兵，头戴武弁大冠或弧形圆顶布帻的一方应是朝廷官军；而男女混杂，短装打扮的一方则是不屈于压迫而奋勇起义的劳动人民。这样交战的双方身份明确了，战争的性质也就清楚了，显然是封建官兵镇压农民起义②。
第二种类型的胡汉交战图，出土材料较多，大都分布于山东省，河南也偶有发现，据笔者初步统计有：山东省微山县出土一幅，刻题榜“胡将军”三字③；邹县出土三幅④；济宁县南张出土一幅⑤；汶上县先农坛出土一幅⑥；滕县出土六幅⑦；苍山县出土二幅⑧；肥城县栾镇出土二幅⑨；沂南汉墓发现一幅⑩；嘉祥县五老洼、宋山各出土一幅(11)；长清县孝堂山石祠发现一幅，刻有“胡王”二字(12)；河南省南阳出土的汉画像砖上发现一幅(13)，共计21幅。通过画像可以看出交战的双方，一方为汉族装束的汉王朝官兵，另一方系深目高鼻，头戴尖顶帽的胡人军队，刻有这类胡人的画像还有的伴刻题榜，如微山出土的一块画像石上刻有“胡将军”，孝堂山石室上刻有“胡王”。画像中的战争场面相当激烈，车骑步卒应有尽有。为了表现胡人的机智狡诈，有的画面利用高山、沙丘作为隐蔽地，暗藏胡军的千军万马，然后胡人出战，以便诱敌深入，一举全歼。胡人能骑善射，胡兵在画像中多使用弓矢，作引弓欲射状。以河南南阳出土的一块刻有胡汉交战图的画像砖为例，画面左端刻一连绵的山峦，山峰上三人：一人持棒跽坐，似是战地指挥官，一武士怀抱兵器交腿而坐，一武士蹶张挺胸直立，双足开弓。山间埋伏有战马五匹。山前胡汉双方激战，战马奔驰，有控弦远射者，有提首级回阵的，还有人执剑驱赶俘虏。左为一汉人军官立于高台之上，正在听取战事汇报，前方放有四首级。有意思的是在山的前坡一排五位胡兵单腿跪地，援弓待射，形象逼真，维妙维肖，由此可见“胡服骑射”的威力（图一，7）。
“胡”，系我国古代汉民族对北方边塞及西域各少数民族的泛称。在两汉时期，能够真正向刘氏政权挑战，引起社会的动荡不安，以至在艺术再造的汉画之作中大篇幅出现的“胡人”，无疑应是匈奴族了。
生活在蒙古高原上的游牧部族——匈奴，早在秦代就已逐步强大起来。“在当时，我们若是站在万里长城的高处，向西北一望，一定可以看到，在广漠的蒙古高原之旷野，到处都是‘褐巾而裘’的匈奴之帐幕”。(14)他们占领了今日内外蒙古广阔的草原，随即南逾阴山，渡黄河，侵入河套地区。虽然，秦代政府派遣蒙恬率军三十万北击匈奴，驱出河套，又因山筑城，因河为塞，驻军边防，但自蒙恬死后，军队失去统帅，再加上农民起义，诸侯叛乱，于是秦军撤守防地，回朝肃叛，给匈奴又有了可乘之机，再度侵入河套以内。西汉初年，匈奴征服了天山南北地区，当时，匈奴族正处在原始社会向阶级社会过渡阶段，具有强烈的掠夺性，他们肆意劫掠西域诸国的人口为奴隶，霸占其土地和财富，并扩建强劲的骑射部队，遂弯弓跃马，南向中原。著名“白登之围”可谓汉王朝与匈奴族的首次大战。刘邦平定天下以后，企图消除韩王信，韩信“恐诛，因与匈奴约，共攻汉，反，以马邑降胡，击太原”。(15)于是高祖亲征，韩信逃入匈奴，而高祖刘邦却被围困于白登（今大同市东北）。幸有陈平使用美人计，才救出了刘邦。由于西汉初年的国力不支，至使匈奴对中原一犯再犯。惠帝三年（前192年）冒顿单于写给新寡的吕后一封情书，其中讲到：“两主不乐，无以自虞，愿以所有，易其所无。”(16)由此可见匈奴对汉王朝的天大侮辱。出于无奈，汉庭忍屈求全，送给了冒顿单于一位美丽的公主，是谓“和亲”。从此，汉帝国的公主一位又一位地送到匈奴的单于庭，而匈奴铁蹄却不停地南进，严峻之时，竟迫近长安城。
汉武帝即位以后，国力渐增。诚如《后汉书·西域赞》所载：“天下殷富，财力有余，士马强盛。”在这种形势下，汉王朝再也不能忍受“休养生息”的政策了，开始了对匈奴的反击。汉武帝于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年），先派张骞出使西域，其目的在联合大月氏，共灭匈奴。汉政府随即向匈奴发起大规模征战，据文献记载，仅武帝在位期间，汉匈之战就有17次之多。张骞两次出使西域，历时十余年，沟通了与西域各族人民的友好关系，孤立了匈奴。汉军的征战更使匈奴元气大伤。为了防止匈奴族的骚扰，汉政府在北道距离匈奴势力较近的西域诸国设置了击胡官。如焉耆有却胡侯、击胡左右君、击胡都尉；危须有击胡都尉、击胡君；龟兹有击胡侯、却胡都尉、却胡君；疏勒有击胡侯；尉犁有击胡君等。时至东汉，西域三绝三通，天山南北各地又长期处于汉与匈奴争夺的状态之中。汉王朝与匈奴之间这种长期的不间断的战争显而易见地给汉代艺术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于是艺术家们形象地把胡汉战争的题材描绘于砖石等不同的载体之上，从而创造出一幅幅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胡汉交战图。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汉代艺术家们爱憎分明，是带着强烈的爱国主义观点在创作。请看，胡汉交战的画面总是以汉人告胜，胡人溃败而告终。画面中先是刀光剑影，人嘶马叫的激烈厮杀，随即是胡骑滚鞍落马，汉人押着战败的俘虏得胜回营，大获全胜的汉军向指挥官献上战俘，还可看到地上有许多被斩的首级，最后是载歌载舞，欢聚宴饮庆贺胜利的巨大场面。
图一 出土画像画
1.胡人骑骆驼画像石 2.犀牛画像石 3.汉代石狮 4.驼舞画像石 5.胡奴门画像石 6.水人弄蛇画像石 7.胡服骑射画像石 8.佛教题材画像石
汉王朝对匈奴族的长期征战，一方面为维护疆域秩序，开拓西域之路，促进东西方文化的相互交流以及实现中国各民族的统一起着积极的作用；但另一方面，连年不断的战事势必给各族人民造成了沉重的经济负担和背乡离井、妻离子散的悲惨结局。至于战后被俘的匈奴族士兵的命运就更凄惨了，有的沦为奴隶，受着非人的折磨，有的流落他乡，沿街乞讨。
河南省方城县出土的一块“拥慧掮钺胡奴门”画像石，上刻一“光首蓬发，左颊黥印，深目高鼻，下颔上翘，身著长袍，右手拥慧，左手执钺掮于肩际，侧身凝视，疾步向前的胡奴门吏形象。画像右上方刻隶书‘胡奴门’三字。”(17)尤为重要的是题榜“胡奴门”表明了胡人的奴隶身份和守护打扫汉代贵族大门的职责。胡人背井离乡沿街乞讨的情景以河南南阳出土的一块汉画像砖最为生动。画面正中一胡奴手提口袋，双臂前伸，面部表情怆然，作乞讨姿态(18)（图一，5）。此类画像还发现于河南密县打虎亭汉墓(19)。沦为奴隶的胡人绝大多数深受汉族达官贵人的残酷压迫，过着非人的生活，当然也有极少数例外。著名的武梁祠第三石第三层最左面刻有汉休屠王的故事。画面的亭堂内右方端坐一人，上有榜题“休屠象”，此应为休屠王阏氏像，中柱左面一人，拱手跪向右人，上题“骑都尉”三字，此人应是金日
。据《论衡·乱龙篇》记载：“金翁叔（金日）休屠王之太子也。与父母俱来降汉。父道死，与母俱来，拜为骑都尉。母死，武帝图其母于甘泉殿上，署曰‘休屠王焉提’（阏氏）。翁叔从上甘泉拜谒起立，向上泣涕沾襟又乃去。夫图画非母氏，实身也，因见图象泣涕辄下，思亲气感不得使然也。”又据《汉书·霍光金日传》载：“休屠王太子（金）日……与母阏氏，弟俱伦汲官，输黄门养马。”可见金日碑与其母其弟早期是奴隶的，不知是因养马有功，还是休屠王太子的特殊身份，竟被汉室封官加爵，作了骑都尉，更甚的是，汉武帝还将其母阏氏图画于甘泉殿上，以至使金日观其象而悲痛欲绝，泪如泉涌，被后人传为至孝佳话。
二、稀有物种与杂技艺术的传入
随着张骞出使西域，军事征战对匈奴族势力的抑制，丝绸之路逐日畅通了。作为友好的使者，西域诸国的驼队浩浩荡荡地沿着这条神奇之路，长途跋涉来到了长安。他们带来了友谊，带来了风格独特的杂技艺术，也带来了汉人鲜知的稀花罕草，奇禽异兽。
《华阳国志》载：“张骞为武帝开西域五十三（应作五）国……令帝无求不得。”这大概是西域物种大量输入中原的准确记载了吧。
西域传入中国内地的植物有葡萄、石榴、苜蓿、红蓝花、酒杯藤、胡麻、胡桃、胡豆、胡瓜、胡荽、胡蒜、胡葱等。传入的动物有狮子、大象、骆驼、犀牛、驼鸟等。上述动植物在汉画中能见到的计有狮子、大象、骆驼、犀牛。
有关狮子形象的画像，在沂南汉墓中发现三幅，皆为狮首，有的张口露齿，有的长发向下披拂(20)。最具代表意义的汉代石狮，要数武氏祠的一对圆雕石狮子了。这对石狮东西对向，皆足立石座之上，均高1.24米，长1.45米，宽（加石座）0.4米。东狮昂首扭颈前视，前右足下按一曲小兽。西狮腿部略残。两狮面对，皆张口怒目，似为嘶吼。其造型虽不象后代艺术夸张之甚，但拙朴原始，写实性强（图一，3）。尤为珍贵的是武氏祠《石阙铭》记载到“建和元年太岁在丁亥，三月庚戌朔四日癸丑……孙宗作师（狮）子，直四万。”由此得知，这对石狮子是在东汉桓帝建和元年（公元147年），由石匠孙宗雕刻，价值四万。西域诸国向汉政府贡献狮子的文献记载很多，仅翻阅《后汉书》就记有章帝章和元年安息遣使献狮子；和帝永元十三年安息王满屈复献狮子；顺帝阳嘉二年疏勒王臣磐献狮子等。
骆驼原名橐驼，非中国内地所产。中西往返的使者要想穿过一望无际的流沙，没有“沙漠之舟”作为交通工具是难以办到的。西域之路畅通之前，内地人是没有见过骆驼的。后汉《牟子》记有这样一句俗语“少所见，多所怪，见橐驼以为马肿背。”足见一直到东汉时，岭南一带还有人不知驼为何物。长清孝堂山石祠东壁画像的中层刻有一幅内容为汉吏迎接西域使者的画像，画像中两队相向行进的行列，南端上下两行各五人，前二人拱手相迎，后有四名持戈武士相随，其后又有四人执笏，均为汉人装束，作迎接状。在上行前头一人之上部题一“相”字，可知此列应为汉政府派出的相一级的高级官员正在出迎客人。南侧为一巨大的行进行列，前二人持弓作致礼姿态，似为报探者。其后四人乘马，二人持弓，再后上行为二人乘骆驼，下行为三人乘象，再后还有乘轺车、执戈等人。行列最前数人头戴尖形冠，加上所乘骆驼、大象，可知应为西域来朝使者。河南南阳出土的一块画像砖中也有胡人骑骆驼的内容，一位头戴尖顶帽的胡人骑于骆驼之上，正在行走，骆驼好象突然受到惊吓，前腿抬起，头高昂，形象颇为生动（图一，1）(21)。
河南出土的一块汉画像砖上有对犀牛形体的具体描绘。画面上刻一体魄雄壮的犀牛，四肢细小，身披铠甲，俯首饮水（图一，2）(22)。山东滕县西户口出土的一块画像石也上刻有犀牛的画像(23)。
关于由西域输入的奇禽异兽在内地的用途主要有二，一是送到皇家动物园，供皇室贵族观赏游玩，武帝时所建上林苑就饲养有大量西域禽兽。还有一种用途，就是在汉画中所看到的利用骆驼、大象作为道具而从事百戏类表演。四川出土的一块汉画像砖上有在骆驼身上表演建鼓舞的画面。砖上刻一缓步前行中的骆驼，驼峰之间树立一座建鼓，建鼓上流苏飘下，两位身着长袖装束的艺人，在骆驼之上击鼓造型，舞兴正浓（图一，4）(24)。这种驼舞显然是在丝绸之路打通以后，利用输入中原的骆驼为道具，对汉代广为流传的建鼓舞进行改造而产生的一种新的舞蹈艺术形式。汉代还有一种戏象的游戏，就是表演艺人或骑于象上，或手执兵器，对象戏耍，表演者有胡人，也有汉人。邹县出土的一块画像石，画面左边刻人物六，中部列戟、盾、弓箭、弩、刀，右边二人骑一象，另一象仅露出鼻部，其下二胡人执勾戏象(25)。汉人戏象的画像在徐州地区出土的一块汉画像石上有所发现，画面中刻有龙车、鱼车、击鼓人，还有人手持细颈球腹瓶，用力吹气者，戏象内容刻在左下角，一人骑于象上，双手执勾，作戏弄状，原报告作者曾把此石隶定为“鱼龙漫衍之戏”(26)。
杂技艺术，中国古已有之。西域打通之后，异邦的崭新的杂技表演艺术也步入中国内地。据张衡《西京赋》所言，西方的杂技表演大都设在广场之上，即所谓“临回望之广场，程角抵之妙戏。”表演的节目种类繁多，两汉文献亦多有记载，仅反映在汉画上的就有：幻人吐火、水人弄蛇、安息五案等数种。
幻人吐火是一种魔术表演，《后汉书·西南夷传》有所记载：“（安帝）永宁元年，掸国（今缅甸）王雍由调，复遣使者诣阙朝贡，献乐及幻人，能变化吐火，自支解，易牛马头，又善跳丸，数乃至千。自言：我海西人也。海西，即大秦也。”大秦就是罗马。原来这种会吐火的幻人是由罗马辗转而来的。山东嘉祥县刘村洪福院曾出土过一块描绘有幻人吐人的汉画像石。该石共刻有四人，右端一人蹲在地上，双手前伸，口中吐火。中间二人，一人站立，右手持一绳，一人屈一膝于地上，两人左手紧握于一起。最左边一人作回顾状(27)。这类画像还见于山东汶上县先农坛出土的汉画像石(28)。
水人弄蛇是由印度传入的一种杂耍，表演的方式是，一人身上紧缠一条巨蛇，双手分持蛇的头尾，或立或卧，作造型表演，另有数人各持兵器戏蛇。武氏祠左石室第五石第三层刻有水人弄蛇画像，画面中一人身上缠一尾头高翘的巨蛇，被蛇缠者一手托首，安详地卧于地上，左边一人双手执锤，右边一人持斧，均作戏蛇状，三位玩蛇艺人均为异邦装束（图一，6）。嘉祥县纸坊镇也出土有一块刻有水人弄蛇的汉画像石，不同于武氏祠的地方是身缠巨蛇者不是卧于地上而是双腿呈马步站立，只有一人执斧戏蛇(29)。
安息五案又称叠案，顾名思义就是从安息国（今伊朗）传入的杂技艺术。安息五案的表演方式是把若干个方案相叠起，然后表演者在案上做倒立、反弓等惊险的动作。五案的“五”并非实指仅限于五张案，乃是泛称。汉画中见到的叠案有一、四、六、九，最多者达十二案分别不等。四川彭县出土的一块东汉画像砖上就绘有叠十二案的画像内容(30)。
三、佛教东渐的证据
印度佛教的东传，学术界一般认为应是汉武帝通西域以后的事。武帝以后，迄昭、宣、元、成四帝百余年，中外使节和商队往返西域络绎不绝，随着东西方间频繁的文化艺术交流，佛教东传中国也就在情理之中了。传入终归传入，而能被中国人乐意接受并作为一种崇高的宗教信仰来对待则是需要一定时间的。史籍记载信仰佛教的中国第一人是东汉光武帝之子楚王英。《后汉书·楚王英传》说：“英晚年更喜黄老学，为浮屠斋戒祭祀。永平八年，诏令天下死罪皆入缣赎。英遣郎中令奉黄缣白纨三十匹诣国相，曰：‘在蕃辅，过恶累积，欢喜大恩，奉送缣帛，以赎愆罪。’国相以闻，诏报曰：‘楚王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洁斋三月，与神为誓，何嫌何疑，当有悔吝？其还赎，以助伊浦塞桑门之盛馔，因以班示诸国中傅。”永平八年，即公元65年。据此可知，至迟在公元一世纪中国的皇室贵族中已有人开始信奉佛教。同时，从明帝给楚王英的诏令中可看到，当时佛教的活动已得到中央政府的许可，并给予了大力扶持。
佛教东渐，中国古典艺术的内容也随之发生了变化。作为美术范畴的绘画与雕塑无论在题材内容还是在艺术风格方面都或多或少地闪现着异邦宗教艺术的影子，汉画艺术也不例外。牟子《理惑论》记载：“明帝时于洛阳城西雍门外起佛寺，于其壁画千乘万骑绕塔三匝。又于南宫清凉台及开阳城门上作佛像。明帝存时，预修造寿陵，陵曰显节，亦于其上作佛图像。”这或许就是中国人在都城皇宫之内作的最早的佛教画了。东汉后期，佛教活动在中国民间广泛传播，兴修佛寺，雕塑佛像事愈演愈烈。汉画中有关佛教活动的画像时有发现，应是最好的例证。早期出土的材料主要有：和林格尔壁画墓中的降身故事和舍利像(31)；滕县画像石中的六牙白象图(32)；沂南画像石墓中的立佛图(33)；乐山麻濠崖墓的坐佛像(34)；彭山崖墓所出钱树陶座下的一佛二菩萨像(35)。上述佛教画像俞伟超先生曾作过很好的考释，并认为“降身故事等内容是小乘教义的东西，东汉后期的墓室壁画中既然出现这种图像，又可证明最初传入中国的佛教确是小乘教。”(36)有关佛教中大乘教义的内容汉画像中也已有发现，近时，据朱国同志的研究，山东滕县出土的一块刻有牛、鹿、羊车的汉画像石，就是反映大乘教“三乘归一”的内容(37)。山东嘉祥县纸坊镇也发现了一块反映大乘教义内容的汉画像石，该石采用凹入线刻的雕法，画面共分四层。第一层，刻水人弄蛇画像。第二层，画面正中刻一双柱厅堂，屋顶上有雀鸟、带翼仙人，屋内立一人，屋檐上刻有“吴王”二字，屋外左右各一人拱手致礼，拜见吴王。第三层，正中立一幼儿，左上方刻有“太子”二字，右端一人双手持伞盖，罩住幼儿，左方二人虔诚站立，此应为周公辅成王的故事，上方刻有“太子”二字的幼儿即周武王之子成王，其它三人则是周公及其兄弟（或臣子）。反映佛教题材的画像就刻在第四层，画面左端放有两张床，床上各躺着一位披发死人，身上盖着锦被，右方一人席地而坐，身穿交领长袍，头戴尖顶帽，双手合掌，擎于当胸（图一，8）(38)。从画面内容和席地者手势分析，应是僧人诵经拜忏，为死者超度亡灵。关于此石的年代，原报告作者根据雕刻技法认为是汉画像石的早期风格，但笔者以为此说欠妥，此石四层画像，层次分明，又有“周公辅成王”、“吴王”等故事内容，这都是典型山东汉画像石的晚期特点。至于雕刻技法，则是早期技法在晚期的继续应用而已。嘉祥得以发现反映大乘教义内容的汉画像石并非偶然，大乘教经典《法华经》早在东汉晚期，很可能就已传入中国(39)，而信奉大乘教义的僧侣以“无量众生，利益天人，度脱一切”为己任，他们自然要在中国内地广泛传播其教义，从事这类佛教活动。因此，在东汉末年出现了僧人超度亡灵的画像石也就不足为奇，这是其一；还有其二，嘉祥汉画像石量大质精，内容丰富，特别是反映汉王朝与西域关系的画像多有发现，该画像石的第一层的“水人弄蛇”就是一例。汉代生活在嘉祥大地上的民间石刻艺术家就其所见所闻广泛汲取创作素材，在同一块画像石上既刻有印度人的弄蛇杂技，又刻上反映印度国教事类的僧侣诵经拜忏、超度亡灵画像不正是很协调的事吗？
现实社会生活是艺术创作的源泉，艺术创作又折射了现实社会生活。如是原理，汉画艺术形象地再现了两汉政府与西域的关系，从而向人们展示了东西间战时的刀光剑影，和时的亲密无间。可以这样讲，两汉政府与西域之间的关系总体上是向前发展的，而发展中又伴随着曲折不平。历时四百余年的汉王朝在历史的长河中一闪即逝了，到是许多名不见经传的汉代工匠用勤劳智慧的双手创造的汉画艺术在向后人诉说那流逝年华的精彩故事。
注释：
①朱锡禄编著：《武氏祠汉画像石》，山东美术出版社，1986年第1版。
②叶又新、蒋英炬：《武氏祠“水陆攻战图”新释》，《文史哲》，1986年第3期。
③山东省博物馆、山东省考古研究所：《山东汉画像石选集》，图13。齐鲁书社，1982年。
④山东省博物馆、山东省考古研究所：《山东汉画像石选集》，图55、图102、图128。齐鲁书社，1982年。
⑤山东省博物馆、山东省考古研究所：《山东汉画像石选集》，图152。齐鲁书社，1982年。
⑥山东省博物馆、山东省考古研究所：《山东汉画像石选集》，图205。齐鲁书社，1982年。
⑦山东省博物馆、山东省考古研究所：《山东汉画像石选集》，图225、图226、图240、图244、图253、图313。齐鲁书社，1982年。
⑧山东省博物馆、山东省考古研究所：《山东汉画像石选集》，图407、图418。齐鲁书社，1982年。
⑨山东省博物馆、山东省考古研究所：《山东汉画像石选集》，图472、图473。齐鲁书社，1982年。
⑩曾昭、蒋宝庚、黎忠义：《沂南古画像墓发掘报告》，图版24，文化部文物管理局，1956年。
(11)朱锡禄：《嘉祥五老洼发现一批汉画像石》，《文物》1982年第5期。
(12)罗哲文：《孝堂山郭氏墓石祠》，《文物》1961年4、5合期。
(13)南阳文物研究所编：《南阳汉代画像砖》，图61，文物出版社，1990年5月第1版。
(14)剪伯赞：《秦汉史》，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1983年5月第2版。
(15)《史记·韩信卢绾列传》。
(16)《汉书·匈奴传》。
(17)刘玉生：《浅谈“胡奴门”汉画像石》，《汉代画像石研究》，文物出版社，1987年12月第1版。
(18) 南阳文物研究所编：《南阳汉代画像砖》，图78，文物出版社，1990年5月第1版。图78。
(19)安金槐、王与刚：《密县打虎亭汉代画像石和壁画墓》，《文物》1972年第10期。
(20) 曾昭、蒋宝庚、黎忠义：《沂南古画像墓发掘报告》，图版41、42、43，文化部文物管理局，1956年。
(21) 南阳文物研究所编：《南阳汉代画像砖》，图52，文物出版社，1990年5月第1版。
(22)周到、吕品、汤文兴编：《河南汉代画像砖》，上海美术出版社，1985年4月第1版。
(23) 山东省博物馆、山东省考古研究所：《山东汉画像石选集》，图212。齐鲁书社，1982年。
(24) 山东省博物馆、山东省考古研究所：《山东汉画像石选集》，图48。齐鲁书社，1982年。
(25) 山东省博物馆、山东省考古研究所：《山东汉画像石选集》，图62。齐鲁书社，1982年。
(26)王德庆：《江苏徐州发现的一批汉画像石》，《文物参考资料》，1958年第4期。
(27)清《金石索·卷四》。
(28) 山东省博物馆、山东省考古研究所：《山东汉画像石选集》，图205之第一层画像。齐鲁书社，1982年。
(29)嘉祥县文管所：《山东嘉祥纸坊画像石墓》，《文物》1986年第5期。
(30)刘志远：《四川汉代画像砖反映的社会生活》，《文物》1975年第4期，图版二。
(31)内蒙古自治区博物馆文物工作队：《和林格尔汉墓壁画》，文物出版社，1978年第1版。
(32)傅惜华：《汉代画像全集》初编，图版113，中法汉学研究所，北京，1950年。
(33) 曾昭、蒋宝庚、黎忠义：《沂南古画像墓发掘报告》，图版65-68，文化部文物管理局，1956年。
(34)李复华、陶鸣宽：《东汉岩墓内的一尊石刻佛像》，《文物参考资料》，1957年第6期。
(35)南京博物院收藏。
(36)俞伟超：《东汉佛教图像考》，《文物》1980年第5期。
(37)朱国炤：《汉代画像中所见牛、鹿、羊车及其反映的社会意识》，《汉代画像石研究》，文物出版社，1987年12月第1版。
(38) 嘉祥县文管所：《山东嘉祥纸坊画像石墓》，《文物》1986年第5期。
(39) 朱国炤：《汉代画像中所见牛、鹿、羊车及其反映的社会意识》，《汉代画像石研究》，文物出版社，1987年12月第1版。朱国炤同志就此有精辟的论述。
标签：文物论文; 画像石论文; 西域论文; 汉朝论文; 考古论文; 胡人论文; 骆驼论文; 齐鲁论文; 山东省博物馆论文; 佛教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