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晋南朝吴兴沈氏之尚武及其地位的变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东晋论文,南朝论文,地位论文,吴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东晋时期沈氏尚武的悲剧
据沈约《宋书》卷100“自序”记载，沈氏故里在吴兴武康(今浙江德清)。其家族的历史颇为悠久，至少在东汉初便定居江东了。沈氏定居江东的始祖是东汉光武帝时人沈戎，戎有三子：酆、浒、景。此后沈氏的嫡嗣宗支主要来自沈浒、沈景后人，如沈田子、沈林子、沈约一支出自沈浒；沈充、沈劲、沈演之、沈庆之、沈怀文等则出自沈景。从沈酆、沈景等人在东汉时期任职行事的情况看，他们与吴郡顾、陆诸族没有明显的差别①。不过，进入孙吴之后，与吴郡顾、陆诸族之全面得势，地位迅速上升的情况相比，沈氏则发展缓慢，没有出现什么突出的人物②，而且表现出尚武的特征。沈约《宋书·自序》中虽述及沈宪“才志显于吴朝”；沈矫“以节气立名”，“孙皓时，有将帅之称”，但实际上并无多少事迹，故无人得列《三国志》正传之中。
吴兴沈氏浮现到历史的前台，是在东晋。孙吴亡后，以吴郡陆氏为代表的江东旧族军事实力受到摧残，影响力有所下降，原本声望不著的义兴周氏与吴兴沈氏的军事实力便凸现出来，人称江东之豪“莫过周、沈”。不过，依照世族社会的传统，沈氏之“清望”是远不能与江东文化“旧族”相比的，在社会地位上自然要受到压制和贬抑。两晋之际，北人南徙，侨、旧文化世族联合，开创东南偏安之局。作为江东“土豪”的沈氏则无法进入权力中心，始终与东晋王朝的主流势力处于对抗状态，从而受到压抑。在这一背景下，沈氏人物不断制造、参与了一些旨在动摇、破坏当时统治秩序的祸乱，成为不安定的因素。沈氏也因此屡遭打击，酿成了一幕幕惨烈的悲剧。
第一出悲剧发生在东晋前期，其时沈氏代表人物是沈充。
司马睿立国，主要仰仗琅邪王导、王敦兄弟的支持，故立国之初形成了“王与马，共天下”的格局。但是，随着东晋政局渐趋稳定，司马睿试图强化皇权，与王氏发生冲突。王敦不仅要维护既得利益，而且企图凭依武力主宰统治大权。为了达到代晋自立的政治目的，王敦着意拉拢沈充，以之作为进位的奥援。晋廷的内争给沈充提供了机会。沈充希望通过支持王敦，打破现有的统治秩序，并借机消灭义兴周氏，从而为沈氏家族带来更广阔的前景。
王敦之乱共有两次。第一次是永昌元年(322)王敦起兵武昌，以诛刘隗、刁协等为名，打出了“清君侧”的旗号，得到了世族社会的支持，很快取得了攻克京师的胜利。这也给王敦、沈充等人造成了一个假象，似乎东晋不堪一击。太宁二年(324)，王敦病重，再次下令起兵，并命沈充于吴兴响应。其实，此次王敦兴兵，他本人是有疑虑的，但沈充、钱凤等人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晋书·王敦传附沈充传》载：“沈充字士居。少好兵书，颇以雄豪闻于乡里。敦引为参军，充因荐同郡钱凤。……(凤)知敦有不臣之心，因进邪说，遂相朋构，专弄威权，言成祸福。遭父丧，外托还葬，而密为敦使，与充交构。”对沈充，晋明帝曾加以笼络，派其族人沈祯劝谕沈充，“许以司空”，同时又明示：“今此之举，将行篡弑耳，岂同于以往年乎？”其实，沈充何尝不知王敦此举的目的呢？他深知以自己的家世门望在现有政局中是不可能获取“非分”利益的，只有支持王敦变乱，才有可能登上权势的高峰。因此，他断然拒绝了晋廷的招诱，决定与王敦共同起事。沈充出征前对妻子说：“男儿不竖豹尾，终不还也！”《晋书·王敦传》末“史臣曰”也说王敦之乱“衅隙起自刁、刘，祸难成于钱、沈”。由此可见沈充在王敦之乱中所扮演的角色。沈充希望王敦谋篡获得成功，使他有机会成为开国元勋，提高其家族的地位。但是，他的愿望没有实现。由于王敦代晋有违门阀社会的根本利益，因而遭到了有力地抵制，沈充也兵败被杀。
沈充助逆而死，这是覆家之祸。惟因当时晋廷衰弱，执行得不够严格。《晋书·忠义·沈劲传》载充子劲，“当坐诛，乡人钱举匿之得免”。尽管如此，禁锢之惩则是难免的。沈劲“年三十余，以刑家不得仕进”。如何摆脱这一困境呢？沈劲走的还是从军之路。当时吴兴郡将王胡之受命北守洛阳，上书请以沈劲为参军，“且臣今西，文武义故，吴兴人最多，若令劲参臣府事者，见人既悦，义附亦众”。这实际上是利用沈劲的影响来安抚、招募兵士，以戍守洛阳。当时鲜卑慕容氏进入中原，沈劲“自募壮士，得千余人”，助冠军将军陈祐守城，“频以寡制众”。后陈祐退师，以500人付劲，令其坚守洛阳。“劲志欲致命，欣获死所”，终于被俘遇害，“朝廷闻而嘉之，赠东阳太守”。沈劲之事入《忠义传》，与其父附入“贼臣传”，在名义上似有天壤之别，但就家族利益而言，沈劲之举，其目的与乃父有相通之处，即谋求家族的仕进与地位的上升。因为面对家族的禁锢，只有通过非常之举，才能改变晋廷对沈氏的态度。沈劲“志欲致命，欣获死所”，其因在此。从其效果看，沈劲的目的基本达到了，其子孙获得了入仕的机会，不少人显名南朝，成为沈氏的显支之一。
东晋时期沈氏的另一显支代表沈警也表现出了鲜明的土豪特色，有强烈的尚武精神。《宋书·自序》载警“家世富殖，财产累千金，仕郡主簿，后将军谢安命为参军，甚相敬重。警内足于财，为东南豪士，无仕进意，谢病归，安固留不止”。沈警一支，其人物多有强烈的进取意识。所谓“无仕进意”，恐怕主要是对现状不满意。沈警通过正常的仕进道路难以提升家族的地位，而其家族又有强大的财物与人力的支撑，这难免会生出是非祸乱。
沈警生活于东晋中后期，其时东晋门阀政治的危机已充分暴露出来，不仅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日益激化，不断酿成严重的祸乱，而且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的对抗也越来越无法调和，似有一触即发之势。在此过程中，以五斗米道为组织形式的孙恩之乱便是一个影响重大的事件。吴兴沈氏世奉五斗米道，尤以沈警及其子穆夫与杜子恭、孙恩等教主往来密切，不仅积极参与他们谋划推翻东晋统治的活动，而且直接投入了军事叛乱。《宋书·自序》载：
初，钱唐人杜子恭通灵有道术，东土豪家及京邑贵望，并事之为弟子，执再三之敬。警累世事道，亦敬事子恭。子恭死，门徒孙泰、泰弟子恩传其业，警复事之。隆安三年，恩于会稽作乱，自称征东将军，三吴皆响应。穆夫时在会稽，恩以为前部参军、振武将军、余姚令。其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恩为刘牢之所破，辅国将军高素于山阴回踵埭执穆夫及伪吴郡太守陆瑰之、吴兴太守丘尫，并见害，函首送京邑，事见《隆安故事》。先是宗人沈预素无士行，为警所疾，至是警闻穆夫预乱，逃藏将免矣，预以告官，警及穆夫、弟仲夫、预夫、佩夫并遇害，唯穆夫子渊子、云子、林子、虔子获全。
由此段所载，沈警是在对晋廷失望之后，全力参与五斗米道的活动，其子穆夫则成为孙恩的急先锋。如果孙恩起事终有所成，沈氏家族当会成为元勋，取得相应的政治利益。但是，形势并未朝他们预想的方向发展，晋廷用北府兵将领刘牢之平叛，逐步消灭了孙恩势力。沈警家族也因此遭受了沉重的打击，险些举族皆灭。
二、晋、宋之际沈氏武将的勃兴
东晋虽然依靠北府兵镇压了孙恩之乱，但既往门阀社会的统治秩序却再也无法恢复了，高级门阀世族的统治危机全面暴露出来。各集团间不断火并，竞相拉拢北府兵，北府兵成为晋末的历史主角。但北府兵首领多起自下层，受士族歧视，刘牢之便因此而死。此后，刘裕重创北府兵，并依之建立刘宋政权。刘裕建国，历经波折，征战多年，先后消灭门阀人物桓玄，孙恩余部卢循、徐道覆，北府兵旧属刘毅、诸葛长民等，晋宗室司马休之等，又屡兴北伐，征南燕、西秦及巴蜀，以立威望。于是，军旅之事成为当时的主题，尚武之人则成为当时的主角。这一变化给沈氏的兴起提供了机缘。考察刘裕诸功臣，沈氏人物甚为突出。
沈警、沈穆夫父子参与孙恩之乱，使沈氏遭受了灭顶之灾。《宋书·自序》载沈穆夫诸子的逃亡情况说：“一门既陷妖党，兄弟并应从诛，逃伏草泽，常虑及祸，而沈预家甚富强，志相陷灭。林子与诸兄昼藏夜出，即货所居宅，营墓葬父祖诸叔，凡六丧，俭而有礼。时生业已尽，老弱甚多，东土饥荒，易子而食，外迫国纲，内畏强雠，沈伏山草，无所投厝。”时值刘裕奉命平叛，沈林子、沈田子兄弟于是投归刘裕。刘裕说：“君既是国家罪人，强雠又在乡里，唯当见随还京，可得无恙。”于是裕“乃载以别船，遂尽室移京口，高祖分宅给焉”。沈氏的命运由此发生转机。沈林子兄弟投依刘裕，当然是为了避祸，而刘裕收藏“国家罪人”，则是另有打算的：他看到晋末乱局，存心有所作为，而沈氏一门尚武，可为犬马之用。因此，沈氏与刘裕的结合是各有所图的③。
沈氏兄弟要振兴家道，惟一的出路便是效命刘裕，争取立功。在刘裕攻打桓玄、卢循、司马休之及北伐的诸次战役中，沈氏兄弟都担任了先锋重任，往往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仅以义熙十二年刘裕征伐后秦为例，沈田子领数百人先入关据青泥，后秦姚泓领数万人围之，田子激励将士曰：“诸君捐亲戚，弃坟墓，出矢石之间，正希今日耳。封侯之业，其在此乎！”沈田子身先士卒，“所向摧陷”，奠定了消灭后秦的基础。后来攻克长安，刘裕举酒赐田子曰：“咸阳之平，卿之功也。”沈林子也以能战著名，“高祖每征讨，林子辄摧锋居前，虽有营部，至于宵夕，辄敕还内侍”。刘裕北伐关中，以林子“统军为前锋”，与田子共击姚泓，“威声远闻，三辅震动，关中豪右，望风请附。……高祖以林子绥略有方，频赐书褒美，并令深慰纳之”④。刘裕出自寒门，他之所以能代晋自立，主要依靠武力征战。而在此过程中，沈田子、林子兄弟居功至伟。沈氏兄弟出生入死，除了报达刘裕收容之恩外，也有立功求赏、克振家声的目的。田子所谓“封侯之业，其在此乎”，确是肺腑之言。
不过，沈田子期望封侯的愿望并未实现。《宋书·自序》载刘裕撤师关中，令沈田子、王镇恶、傅弘之、王修等人共辅少子刘义真。但诸将争功，互有矛盾，沈田子一再进言刘裕，以为王镇恶乃关中人，“不可保信”。刘裕则说：“今留卿文武将士精兵万人。彼若欲为不善，正足自灭耳。勿复多言。”这是暗示沈田子可以借机杀王镇恶。田子心领神会，不久以谋反罪名诛王镇恶，而王修又杀田子，傅弘之则杀王修，留守诸将自相残杀。沈田子“初以功应封，因此事寝。高祖表天子，以田子卒发狂易，不深罪也”。实际上，刘裕对留守诸将的安排本身便是一个精心策划的阴谋，诸人相互牵制，一如当年司马昭以邓艾、钟会等人讨伐蜀汉，是典型的一箭双雕。
沈林子似比乃兄稍为幸运一点，刘裕建宋后，林子“以佐命功，封汉寿县伯，食邑六百户”。但据《宋书·自序》，林子入宋后实际并未从政，“遭母忧，还东葬”，而且很快病死，情形颇令人生疑：“上寻不豫，(林子)被敕入侍医药，会疾动还外。永初三年，薨，时年四十六。群公知上深相矜重，恐以实启，必有损恸，每见呼问，辄答疾病还家，或有中旨，亦假为其答。高祖寻崩，竟不知也。”刘裕病重命沈林子入侍，林子竟突然“疾动还外”，死于刘裕之前，这是很不正常的。联系刘裕一贯诛杀旧将的阴谋，可以推测林子死于刘裕的暗害，这真可谓“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
又据《宋书·自序》，沈田子、沈林子之兄渊子也投依刘裕，“随高祖克京城，封繁畤县五等侯”，后“从征司马休之，与徐逵之同没。时年三十五”。渊之是死于战场的。
晋、宋兴替之际，以沈田子、林子等为代表的沈氏武将追随刘裕，出生入死，企图以此实现“封侯之业”。他们或献身沙场，或死于权利争夺，或遭受暗害，少有功成名就者。为了家族的利益，他们做出了极大的“牺牲”。从此，沈氏获得了以正途入仕的权力⑤。《宋书·自序》载沈林子之子邵、璞等深得宋文帝提携，邵“袭爵，驸马都尉、奉朝请。太祖以旧恩召见，入拜，便流涕，太祖亦悲不自胜。会强弩将军缺，上诏录尚书彭城王义康曰：‘沈邵人身不恶，吾与林子周旋异常，可以补选。’于是拜强驽将军。……邵疾病，使命累续，遣御医上药，异味远珍，金帛衣裘，相望不绝。”可见宋文帝优遇沈邵，其因正在于“旧恩”。
三、宋、齐之际沈氏武将群体的得势及其家风的变化
南朝宋、齐两代沈氏武将势力达到了鼎盛的状态。当时统治阶级内部权力斗争十分激烈，内外征战频繁，这给尚武的吴兴沈氏提供了广阔的活动空间和表演机会，甚至有些人还在王朝内部易主或王朝更替之际，凭借他们的武装力量一度获取了控辖大局的特殊政治地位。此间沈氏人物之众、地位之高、影响之大，是以往未有的，开辟了其家族历史的新局面。
刘宋时期第一位执掌大权的是沈演之。据《宋书》本传，演之乃叔任之子，“袭父别爵吉阳县五等侯”，颇得宋文帝信任。《南史》卷36本传略述其事云：“元嘉中，累迁尚书吏部郎。先是刘湛、刘斌等结党，欲排废尚书仆射殷景仁。演之雅仗正义，与景仁素善，尽心朝廷。文帝甚嘉之。及彭城王义康出蕃，诛刘湛等，以演之为右卫将军。景仁寻卒，乃以后将军长史范晔为左卫将军，与演之对掌军旅，同参机密。寻加侍中，文帝谓之曰：‘侍中领卫，望实优显，此盖宰相便坐，卿其勉之。’”演之参掌机密，善于体悟文帝的心意。如文帝“欲伐林邑，朝臣不同，唯广州刺史陆徽与演之赞成上意。及平，赐群臣黄金、生口、铜器等物，演之所得偏多”。后范晔“怀逆谋，演之觉其有异，言之太祖，晔寻事发伏诛”，而演之地位则得到巩固，迁领国子祭酒、本州大中正，转吏部尚书，领太子右卫率，“虽未为宰相，任寄不异也”[1] (卷63《沈演之传》)。沈演之以功臣之子，参掌中枢机密，成为文帝的心腹，标志着沈氏家族政治地位的上升。《南史》卷36传论有言：“沈氏世传武节，而演之以业尚见知，绸缪帷幄，遂参机务。”李延寿看出了沈演之仕宦地位变化的意义，这是很深刻的。
刘宋时期另一位沈氏军事人物是沈庆之，其活动历经文帝、孝武帝及前废帝三朝。有关沈庆之祖、父辈的仕宦情况，《宋书》卷77本传无载。庆之之起，也缘于晋、宋之际的社会变革。“孙恩之乱，遣人寇武康，庆之未冠，随乡族击之，由是以勇闻”，先后转投赵伦之、檀道济等北府名将，后檀道济向宋文帝称“庆之忠谨晓兵，上使领队防东掖门，稍得引接，出入禁省”，后因忠心文帝，助其收杀刘湛、刘斌等人，而得宋文帝的赏识和重用。
沈庆之最大的军事功绩是征讨荆、雍蛮族。据《宋书》本传，从元嘉十九年至二十九年，长达十余年的时间里，沈庆之受命围剿对西部诸蛮，组织了十余次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俘获蛮人20万。孝武帝孝建中，庆之又曾出兵征讨西阳五水蛮。史称“庆之前后所获蛮，并移京邑，以为营户”，这既壮大了刘宋国家的实力，也在客观上推进了南朝的民族融合。纵观东晋南朝对蛮族的战争，沈庆之历时最长、规模最大、影响深远。刘宋中期以后，荆、雍地区蛮人的反抗渐弱，经济开发水平不断提高，成为一个重要的区域。此外，沈庆之在孝武帝继位及平定竟陵王刘诞之乱中，都扮演了重要角色，深得孝武帝信任。
与此同时，沈庆之的声望和地位不断上升，文帝任之为太子步兵校尉，孝武帝则任之领军将军，加散骑常侍，出为使持节、督南兖、豫、徐、兖四州诸军事、镇军将军、南兖州刺史等，后又进号镇北大将军，进督青、冀、幽三州，并与柳元景俱开府仪同三司，封始兴郡公，食邑三千户，并欲进位司空，庆之固让，然“朝会位次司空”。孝武帝死，命沈庆之与柳元景“并受顾命，遗诏若有大军征讨，悉使委庆之”。在沈庆之的带动下，其兄弟子侄多人皆“有将用”，著名者有沈劭之、沈僧荣、沈法系、沈文秀等，史称“庆之群从姻戚，由之在列位者数十人”。李延寿《南史》卷37传论云：“沈庆之以武毅之姿，属殷忧之日，驱驰戎旅，所在见推。其戡难定功，盖亦宋之方、召。及勤王之业克举，台鼎之位已隆，年致悬车，宦成名立……诸子才气，并有高风，将门有将，斯言得矣。”确实，沈庆之以其军功，在刘宋中期将其家族推到了一个新高峰。
沈庆之历经宋文、孝武、前废帝诸朝，随着其地位的上升，他在统治集团中所承受的压力和危险也越来越大。特别是前废帝时，其家族和个人卷入了纷争。当时沈庆之似可行废昏立明之事，有更大的作为。对此，沈氏子弟是有所图谋的。据《宋书·沈文秀传》，文秀，庆之侄，善武事，废帝景和元年迁督青州、徐州之东莞、东安二郡诸军事、建威将军、青州刺史，“时帝狂悖无道，内外忧危”，文秀将出镇，屯兵白下，劝庆之曰：“主上狂暴如此，土崩将至，而一门受其宠任，万物皆谓与之同心。且此人性情无常，猜忌特甚，将来之祸，事又难测。今因此众力，图之易于反掌，千载一时，万不可失。”文秀“固请非一，言辄流涕”，在他看来，庆之易帜，“图之易于反掌”，可见沈氏武力之盛及其进取欲望之强烈。如果沈庆之依文秀计行事，无论成功与否，都将是江东土著地方势力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⑥。庆之作为顾命大臣，力求保全，但终于遭受谋害。
刘宋后期沈氏军事代表人物是沈攸之。据《宋书》卷74本传，攸之乃演之从子，“少孤贫”，元嘉二十七年应征入伍，后随庆之征战，屡“身被重创”、“被箭破骨”，在征讨蛮族和平定内乱中“屡有功”，孝武帝“善其战”。孝武帝之后，刘宋政局殊为混乱，这给军校武夫提供了发迹的机会。沈攸之原本很得前废帝宠信，甚至受命逼死顾命大臣沈庆之，得封县侯。但景和元年宋文帝子刘彧杀前废帝自立，引起了孝武帝一系的强烈反抗。在此过程中沈攸之迅速改变立场，投归宋明帝。时建安王刘休仁等势力甚大，而明帝前锋都督殷孝祖“大失人情”，沈攸之“内抚将士，外谐群帅，众并依赖之”，对稳定军心、争取胜利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平叛过程中，攸之整军有方，“诸将以此多之”，明帝任之为中领军，封贞阳县公，食邑2000户。泰始五年，明帝命攸之出为持节、监郢州诸军事、郢州刺史，六年，进监豫州之西阳、司州之义阳二郡军事，进号镇军将军，成为一流大将。
泰豫元年，明帝死，攸之跻身于顾命大臣之列，并都督荆、湘、雍、益、梁、宁、南北秦八州诸军事、镇西将军、荆州刺史，“时幼主在位，群公当朝，攸之渐怀不臣之迹，朝廷制度，无所遵奉”。当时建康朝廷内也正进行着激烈的夺权斗争，元徽五年，萧道成谋害后废帝，立顺帝，废立国君，萧道成谋篡之心昭然若揭。对此，沈攸之辖有半壁扛山，“素蓄士马，资用丰积，至是战士十万，铁骑二千”，他是不甘心附和萧道成的。《南史·沈攸之传》又载：“攸之有素书十数行，常韬在两裆角，云是宋明帝与己约誓。又皇太后使至，赐攸之烛十挺，割之得太后手令，曰：‘国家之事，一以委公。’明日，遂举兵。其妾崔氏、许氏谏曰：‘官年已老，那不为百口作计。’攸之指两裆角示之。”所谓攸之与明帝之“约誓”及太后之“手令”云云，实难查证。但攸之升明元年末举众数万反抗萧道成却是事实。攸之起兵后，本应快速东下，以求决战，果真如此，其结果尚难预料。但攸之“震慑不敢下，因攻郢城”，以致众心离叛，升明二年正月，攸之兵败自缢而死，其子孙多人伏诛。尽管沈攸之起兵以失败告终，但就其地位而言，他成为能够干预历史进程的人物，将沈氏家族的尚武风气发挥到了极致。
进入南齐之后，吴兴沈氏家族虽然没有出现一流的军事人物，但尚武风尚仍在，还有个别比较杰出的军功人物，维持着沈氏“家世武将”的传统，其代表人物是沈文季。据《南齐书》卷44《沈文季传》，文季乃沈庆之子，宋齐易代之际，他支持萧道成，助平沈攸之，得以封侯，齐高帝任为侍中、征虏将军、左卫将军等职。齐武帝时，江东发生唐寓之之乱，声势甚大。武帝以沈文季为平东将军、会稽太守，协助镇压叛乱。在齐末乱局中，沈文季又曾助平王敬则之乱。齐武帝以后，沈文季的政治地位不断升迁，武帝以之为散骑常侍、领军将军，并有意任之为宰辅，对他说“南士无仆射，多历年所”，文季答曰“南风不竞，非复一日”，成为名对。延兴元年，文季终迁尚书右仆射，明帝时又加散骑常侍、护军将军，仆射如故，成为权倾一时的人物。永元二年，文季因废杀东昏侯而被害。沈文季之死，标志着晋宋以来沈氏武士兴盛局面的结束，此后沈氏再没有出现以武力右右政局的人物。
不过，沈氏人物虽然以武功获取了很高的权位，但在南朝世族门阀社会中，沈氏武将的社会地位尚没有充分的保障，家世的延续也难以维系。南朝高级门阀世族重文轻武，沈氏以军功起家，自然受其轻视和排挤。宋、齐之间，正值沈氏军功人物最盛之时，他们遭受的诋毁也最激烈。士族社会视沈氏为“吴兴土豪”，未入士流。《南齐书·沈文季传》：
文季风采稜岸，善于进止。司徒褚渊当世贵望，颇以门户裁之，文季不为之屈。世祖在东宫，于玄圃宴会朝臣。文季数举酒劝渊，渊甚不平，启世祖曰：“沈文季谓渊经为其郡，数加渊酒。”文季曰：“惟桑与梓，必恭敬止。岂如明府亡国失土，不识枌榆。”遂言及虏动，渊曰：“陈显达、沈文季当今将略，足委以边事。”文季讳称将门，因是发怒，启世祖曰：“褚渊自谓是忠臣，未知身死之日，何面目见宋明帝？”世祖笑曰：“沈率醉也。”中丞刘休举其事，见原。后豫章王北宅后堂集会，文季与渊并善瑟琶，酒阑，渊取乐器，为《明君曲》。文季便下席大唱曰：“沈文季不能作伎儿。”豫章王嶷又解之曰：“此故当不损仲容之德。”渊颜色无异，曲终而止。
东晋南朝之世族崇尚清谈，重文轻武，褚渊对文季“以门户裁之”；文季之所以“讳称将门”，是他一方面尚武，但又接触到了士族社会的文化，其家族风尚正经历着由武向文的转变⑦。
四、梁、陈之际沈氏尚武门风之余响
作为“武力强宗”而言，沈氏至南齐已呈现出式微之态，再难振作了。但是，作为一个具有悠久尚武传统的家族，尽管其家风变易，但其家族精神不会顷刻间荡然无存，作为一种“基因”或气质，在此后的岁月里，在沈氏人物的身上还会隐隐约约表现出来，在特定的历史情境下，成为一种历史的回响。梁、陈之际，频遭世难，沈氏文士兼涉武事者甚众。
沈浚，据《梁书》卷43传，浚“少博学，有才干”，“侯景逼京城，迁御史中丞。是时外援并至，侯景表请求和，诏许之。既盟，景知城内疾疫，复怀奸计，迟疑不去”。沈浚受命与侯景交涉，理正辞严，斥责侯景背盟，“景横刃于膝，瞋目叱之”，浚则豪言：“沈浚六十之年，且天子之使，死生有命，岂畏逆臣之刃乎！”景叹曰：“是真司直也。”太清二年，浚返吴兴，劝太守张嵊说：“鄙郡虽小，仗义拒逆，谁敢不从！”固劝嵊举义，嵊“于是收集士卒，缮筑城垒”[2] (卷43《张嵊传》)，反抗侯景。后侯景击溃张嵊，“乃求浚以害之”[2] (卷43《张嵊传》)。
沈文阿，据《陈书》卷33《儒林传》，文阿父峻，梁世大儒，文阿传其业，梁简文帝为太子，“引为学士”。侯景乱起，“简文别遣文阿招募士卒，入援京师。城陷，与张嵊共保吴兴，嵊败，文阿窜于山野。景素闻其名，求之甚急，文阿穷迫不知所出，登树自缢，遇有所亲救之，便自投而下，折其左臂。”
沈恪，据《陈书》卷12本传，恪“深沈有干局”，梁新渝侯萧映出任广州刺史，恪为其参军，并与陈霸先“情好甚昵”，参与征服岭南俚人，因功除员外散骑侍郎，受命“招集宗从子弟”。侯景围台城，“贼起东西二土山以逼城，城内亦作土山以应之，恪为东土山主，昼夜拒战。以功封东兴县侯，邑五百户。迁员外散倚常侍。京城陷，恪间行归乡里。高祖之讨侯景，遣使报恪，乃于东起兵相应”。侯景之乱平，恪归陈霸先，霸先与王僧辩战，“恪预其谋”。霸先又“使恪还武康，招集兵众”。
沈众，据《陈书》卷18本传，众乃沈约之孙，“好学，有文辞”，梁武帝命为太子中舍人，兼散骑常侍。侯景之乱，“众表于梁武，称家代所隶故义部曲，并在吴兴，求还召募以讨贼，梁武许之。及景围台城，众率宗族及义附五千余人，入援京邑，屯于小航，对贼东府置阵，军容甚整，景深惮之。梁武于城内遥授众为太子右卫率。京城陷，降于景”。
沈炯，据《陈书》卷19本传，炯“少有俊才，为当时所重”，任吴令。侯景之难，吴郡太守袁君正入援京师，“以炯监郡”。京师陷，景将宋子仙据吴兴，“遣使召炯，委以书记之任”，炯坚拒之，宁死不从。后陈霸先、王僧辩结盟，炯书其誓文。故侯景败奔吴郡，“获炯妻虞氏，子行简，并杀之，炯弟携其母逃而获免”。陈霸先“尝称炯宜居王佐，军国大政，多预谋谟。文帝又重其才用，欲宠贵之。会王琳入寇大雷，留异拥据东境，帝欲使炯因是立功，乃解中丞，加明威将军，遣还乡里，收合徒众”。
以上沈氏子弟多为文士儒者，梁、陈之际他们得预事，回乡“收集士卒”，主要在于其家族直到南朝末仍保存着比较庞大的宗族武装，梁、陈统治者宠重沈氏子弟，主要是利用他们纠合族众。但这些文士既没有杰出的领兵之才，也无法创造出显赫的功业。由他们的军旅表现，确实可以看出沈氏显支已转变成文化世族了。当然，我们不否认在吴兴乡里沈氏还存在着较为浓郁的尚武风气，有时还可能出现个别以武显名的人物。如《隋书》卷64《沈光传》载光为吴兴人，父君道，陈吏部侍郎，陈灭入隋，家于长安，“光少骁捷，善戏马，为天下之最。略综书计，微有词藻，常慕立功名，不拘小节。家甚贫寠，父兄并以傭书为事，光独跅弛，交通轻侠，为京师恶少年之所朋附。……大业中，炀帝征天下骁果之士以伐辽左，光预焉。同类数万人，皆出其下。光将诣行在所，宾客送至灞上者百余骑。光酹酒而誓曰：‘是行也，若不能建立功名，当死于高丽，不复与诸君相见矣。’……未几，以为折冲郎将，赏遇优重。帝每推食解衣以赐之，同辈莫与为比”。沈光骁勇如此。但就沈氏家族风尚的变化大势看，这只是沈氏“家世为将”的余绪而已⑧。
注释：
①谢承《后汉书》载第五伦为会稽太守，“时吴郡沈酆为郡主簿，伦母老不能之官，每至腊日，常悲恋垂泪。酆迎母至广陵，见大江，畏水不敢渡。酆祭神，令子孙对母饮酒，因醉卧便渡”。依汉制，郡守僚佐皆从当地大族子弟中征辟，酆为郡主簿，其家族地位可见。酆后来任零陵太守，当与第五伦引荐有关。《宋书》卷100“自序”又载沈浒、沈鸾皆与吴郡陆稠通婚：“时广陵太守陆稠，鸾之舅也，以义烈闻，显名汉朝，复以女妻鸾。”沈氏又与会稽盛孝章结为姻缘，盛孝章为汉末名士，盛氏亦为会稽世族。这说明在东汉时期沈氏显支的社会地位不低。不过，沈约作家传，难免有所夸饰，不可全信。
②据《三国志》卷47《孙权传》注引《吴录》，汉末沈友显名一时，年少便得名士华歆赞誉，“弱冠博学，多所贯综，善属文辞。兼好武事，注《孙子兵法》……权以礼聘，既至，论王霸之略，当时之务，权敛容敬焉。陈荆州宜并之计，纳之”。然终因其“正色立朝，清议峻厉”而为孙权所诛。《吴录》载友为吴郡人，当时吴兴尚未析出，属吴郡，且沈友之“兼好武事，注《孙子兵法》”，正与沈氏家风、家学相合。作为沈氏之代表，沈友年29岁遇害，是一个无法弥补的损失。
③《宋书》卷100“自序”沈约述及沈林子兄弟之归刘裕，颇有修饰：“时孙恩屡出会稽，诸将东讨者相续，刘牢之、高素之放纵其下，虏暴纵横，独高祖军政严明，无所侵犯。林子乃自归曰：‘妖贼扰乱，仆一门悉被驱逼，父祖诸叔，同罹祸难，犹复偷生天壤者，正以仇雠未复，亲老漂寄耳。今日见将军伐恶旌善，是有道之师，谨率老弱，归罪请命。’因流涕哽咽，三军为之感动。”这里美化沈林子等以刘裕“军政严明，无所侵犯”方归之，这便掩盖了林子归裕避祸的真实动机。对此，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卷63“沈氏世济其恶”条指出沈警、沈穆夫预乱受诛，“此国法之正，非冤也”，田子、林子兄弟归刘裕，裕容纳之，“已为逋逃主，故田子等幸免矣”。又说：“田子、林子本逆党，皆当从坐伏诛者，其归高祖，正是巧于避祸，后乃并以得功，又报私仇，可云诡计。约《自序》乃谓刘牢之虏暴纵横，高祖军政严明，故自归，饰词也。高祖谓曰：君既是国家罪人，惟当见随还京，可得无恙。其语显然，约欲盖弥彰矣。”这里指出了田子、林子归于刘裕是“巧于避祸”，实在是有识之见。
④《宋书》卷100“自序”。除沈田子、林子外，沈渊子也追随刘裕征战，“自序”载：“渊子字敬深，少有志节，随高祖克京城，封繁畤县五等侯。参镇军、车骑中军事，又为道规辅国、征西参军，领宁蜀太守。与刘基共斩蔡猛于大簿，还为太尉参军，从征司马休之，与徐逵之同没。”
⑤沈约作《宋书》，未将沈田子、林子列入功臣传，而是书入“自序”，“自序”实为沈氏家传，二人所占篇幅大，而且事迹显著，这便突出了他们佐命宋武，对沈氏家族发展所具有的特殊作用。赵翼《廿二史札记》卷9“《宋书》《南史》俱无沈田子沈林子传”条称：“宋武开国，武将功臣以檀道济、檀韶、檀祇、王镇恶、朱龄石、朱超石、沈田子、沈林子为最。……沈约撰《宋书》，所以不入列传者，以此二人功绩详载于‘自序’中，以显其家世勋伐，故功臣传缺之。”赵瓯北所论揭示了沈休文修史的潜在动机。
⑥沈文秀有杰出的军事才能，他出镇青齐，北魏遣大军攻之，“文秀善于抚御，将士咸为尽力，每与虏战，辄摧破之，掩击营砦，往无不捷”。宋明帝先后进号为辅国将军、右将军、青州刺史，封新城县侯，食邑500户。文季“被围三载，外无援军，士卒为之用命，无离叛者，日夜战斗，甲胄生虮虱”。终于泰始五年被俘，流落桑乾十多年，永明四年死于北地。事见《宋书》本传。
⑦宋、齐间沈氏人物与高级世族的嘲弄之事甚多。《宋书·沈演之传》载宋明帝斥责演之子勃为“吴兴土豪”；《南史》卷37载南齐时沈文季为尚书右仆射，尚书令琅邪王晏便“戏文季为吴兴仆射”。这实际上也是取笑他为“吴兴土豪”。对此，沈氏多有反击，据《南史》卷37《沈庆之传附沈昭略传》，昭略乃庆之孙，“性狂俊，不事公卿，使酒仗气，无所推下”。他路遇王约，张目视之曰：“汝是王约邪？何乃肥而痴”约应之曰：“汝是沈昭略邪？何乃瘦而狂”。昭略抚掌大笑曰：“瘦已胜肥，狂又胜痴，奈何王约，奈汝疾何！”沈昭略如此，是为了显示对传统世族特别是侨寓世族的仇视态度。这都标志着沈氏已处于家风转变的关头。
⑧吴兴沈氏何以能长时间保持家族之尚武之风呢？原因一定很多，但有一点也许是最重要的，即沈氏世代信奉天师道，这有利于其家族的组织，使其家族在相对封闭的状态下，富有战斗力。晋、宋时期沈氏有诸多军事活动皆与天师道组织有关。对此，陈寅恪先生在《天师道与滨海地域之关系》一文中考之甚明(收入《金明馆丛稿初编》)。不过，陈先生在《魏书司马睿传江东民族条释证及推论》一文中又以为“考南朝史乘，侯景变前南人之任将帅以武功显者，其最著则有吴兴沈氏一族，如田子、林子，庆之、攸之、文季及王敬则、陈显达、陈庆之诸人。通常言之，凡一原则不能无少数例外者……惟吴兴沈氏一族，则自《宋书·自序》言之极详。其为吴人，自无可疑。但其家历世名将，尤为善战之族类，似与南朝吴人不习战之通则不合”。故推论吴兴沈氏“颇有源出于溪族之嫌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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