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文学“失眠症”的成因及文学史意义_文学论文

魏晋文学“失眠症”的成因及文学史意义_文学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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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8879(2016)01-0021-07

      魏晋(196-420)文学频现“失眠”场景描写,许多士人都写到“失眠”场景,如:王粲、曹植、阮籍、陆机、潘岳、陶渊明等。这是一个很值得重视的文学现象。本文所论“失眠”场景指文学作品中直接或间接描写的夜不能寐的情境。魏晋文学“失眠”承续《诗经》《楚辞》、汉乐府民歌、《古诗十九首》中的“失眠”场景描写,开启了唐代及以后文学中的“失眠”场景描写。探寻魏晋文学“失眠”场景描写的原因及其文学史意义很有必要。

      一、魏晋文学经典“失眠”场景

      魏晋文学跨越时间长,“失眠”场景描写多,下面简略地勾勒建安、魏、西晋、东晋四个时期文学中较为经典的一些“失眠”场景。

      第一,建安时期(196-220)。此时期军阀割据混战、灾难频仍,文士颠沛流离、托身无所,他们用诗文记录思乡、建功立业、友谊、百姓生存境况等广泛内容。刘勰《文心雕龙·时序》云:“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1]建安时期频繁出现的“失眠”场景描写正是建安文士传达丰富深沉情感思绪的显现。

      徐幹《室思·其四》:“惨惨时节尽,兰叶凋复零。喟然长叹息,君期慰我情。展转不能寐,长夜何绵绵。蹑履起出户,仰观三星连。自恨志不遂,泣涕如涌泉。”[2]

      王粲《七哀诗·其二》:“荆蛮非我乡,何为久滞淫。……独夜不能寐,摄衣起抚琴。丝桐感人情,为我发悲音。羁旅无终极,忧思壮难任。”[3]王粲《登楼赋》:“……心悽怆以感发兮,意忉怛而惨恻。循阶除而下降兮,气交愤于胸臆。夜参半而不寐兮,怅盘桓以反侧。”[4]

      曹丕《燕歌行》:“秋风萧瑟天气凉。……援琴鸣弦发清商。短歌微吟不能长。明月皎皎照我床。星汉西流夜未央。”[5]

      曹丕《杂诗·其一》:“漫漫秋夜长,烈烈北风凉。展转不能寐,披衣起彷徨。……”[6]

      曹植《七哀诗》:“明月照高楼,流光正徘徊。上有愁思妇,悲叹有余哀。借问叹者谁,言是宕子妻。……”[7]《美女篇》:“……佳人慕高义,求贤良独难。众人徒嗷嗷,安知彼所观。盛年处房室,中夜起长叹。”[8]《洛神赋》:“……浮长川而忘反,思绵绵而增慕。夜耿耿而不寐,霑繁霜而至曙。……”[9]

      曹操《塘上行五解:“……想见君颜色,感结伤心脾。今悉夜夜愁不寐。……”[10]

      以上诗赋,徐幹诗描写征夫、思妇的相互思念,王粲诗赋写流寓荆州的思乡之情,曹丕诗描写征夫、思妇、游子思乡,曹植诗写游子思妇,同时融入一己遭遇、情感,曹操诗写弃妇的命运。

      总的来看,建安时期诗赋中的“失眠”场景是在描写征夫、思妇、游子主题时才写到的,显然还没有成为很受关注的诗歌主题,多为思人、思乡等主题的铺垫、陪衬,可以理解为一种写作风气或习惯。这可能与学习《古诗十九首》有关,也与我国文学在魏代进入“自觉”时期有关,关于这个方面,本文不拟详论。在上举建安文学“失眠”场景中,曹植的描写因融入更多的个人情思、寄托而质量更高,因此更能打动人。曹植将自己的坎坷遭际、政治理想融入“失眠”场景,使其内涵得到提升。曹植“失眠”场景描写昭示着,“失眠”不再只是诗人习惯性的场景描写,不再只起铺垫、衬托、渲染作用,而是可以灌注诗人的真情实感。诗赋中的“失眠”场景不再与诗人无关,而是渗透、融合着诗人的情感思绪。曹植特殊的遭际不期而然的推动着诗人丰富、提高此前诗人写到的一些常见文学场景,“失眠”即是其中最为重要的一个文学场景。

      第二,正始时期(240-249)。正始时期,文士身处曹氏与司马氏争夺权力的险恶政治环境中,时刻感受到生存的无奈、生命的危机。曹氏失势后,原先依附于曹氏的文士既不肯为司马氏政权所用,又不能畅快地抒发胸中的郁闷情绪,加之玄学思潮兴起,因而,诗文隐晦曲折。刘勰《文心雕龙·时序》云:“於时正始余风,篇体轻澹,而嵇阮应缪,并驰文路矣。”[11]《文心雕龙·明诗》云:“正始明道,诗杂仙心,何晏之徒,率多浮浅。唯嵇志清峻,阮旨遥深,故能标焉。若乃应躆百一,独立不惧,辞谲义贞,亦魏之遗直也。”[12]钟嵘《诗品》评阮籍《詠怀》诗曰:“言在耳目之内,情寄八荒之表。……厥旨渊放,归趣难求。颜延之注解,怯言其志。”[13]清人沈德潜说:“阮公《詠怀》,反复零乱,兴寄无端,和愉哀怨,俶诡不羁,读者莫求归趣。遭阮公之时,自应有阮公之诗。笺释者必求时事以实之,则凿矣。”[14]可见,正始文学受时局影响很大,这以嵇康、阮籍为代表。

      阮籍《詠怀诗·其一》:“夜中不能寐,起坐弹鸣琴。薄帏鉴明月,清风吹我衿。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徘徊将何见,忧思独伤心。”[15]

      嵇康《四言赠兄秀才入军诗·十五》:“闲夜肃清,朗月照轩。微风动桂,组帐高褰。旨酒盈樽,莫与交欢。鸣琴在御,谁与鼓弹。仰慕同趣,其馨若兰。佳人不存,能不永叹。”[16]

      嵇康《思亲诗》:“……上空堂兮廓无依,睹遗物兮心崩摧。中夜悲兮当告谁,独收泪兮抱哀戚。……”[17]

      正始文士身处险恶政局,可以说,“失眠”场景与他们的处境、遭遇正相契合。“失眠”场景经曹植丰富、提高之后,阮籍、嵇康继续将之发展。建安时期的“失眠”场景描写多与思乡、思人、怀才不遇等主题相关,正始文士借“失眠”场景表达更加深沉、内敛的个人情感,因而文士孤独、苦闷、寂寥的精神世界更加突出。徐公持先生说“失眠”场景往往被用于抒写魏末“正直文士……的寂寥孤独感”,[18]此论有理。

      第三,西晋时期(265-317)。西晋前期相对稳定,统一后出现短暂的“太康之治”。中后期统治者生活奢靡,奖惩失度,浮竟奢靡之风盛行。武帝立太子失误致使西晋陷入混乱动荡之中,在外戚干政、八王之乱及北方少数民族侵袭的共同作用下,西晋灭亡。西晋文士普遍具有浮竟、犹豫迷惘的心态。刘勰《文心雕龙·时序》云:“逮晋宣始基,景文克构,并迹沉儒雅,而务深方术(权术)。至武帝惟新,承平受命,而胶序篇章,弗简皇虑。降及怀愍,缀旒而已。”[19]晋武帝司马炎不关心学校教育和文学,晋怀帝司马炽、晋愍帝司马邺只是装饰品罢了,根本无暇关心文学。刘勰没有提到的晋惠帝司马衷是历史上有名的“白痴”皇帝,只是外戚、宗室权力争夺的棋子。在上者既不能像建安时期曹氏父子那样“雅爱”文学,在下者也就不可能倾全力于文学;在上者既然无为政之一般原则,在下者就竭力投其所好。有晋一朝,自上而下都在围绕着权力进行尔虞我诈的争斗,不仅文学没有受到重视,而且文学被用作争权夺利的工具、点缀。因此,西晋诗文的“失眠”场景描写大大减少,描写的深度很难与建安、正始相提并论。

      张华《轻薄篇》:“……酣饮终日夜,明灯继朝霞。……留连弥信宿,此欢难可追。……”[20]

      潘岳《悼亡诗三首·其一》:“寝息何时忘,沈忧日盈积。”[21]潘岳《内顾诗·其一》:“夜愁及清晨,朝悲终日夕。”[22]

      陆机《赴洛道中作·其二》:“……清露坠素辉,明月一何朗!抚枕不能寐,振衣独长想。……”[23]

      刘琨《重赠卢谌诗》:“中夜抚枕叹,相与数子游。”[24]

      第四,东晋时期(317-420)。东晋偏安江南,玄谈风气达到最盛,门阀制度森严,家族文学繁盛。文士善于用文学表达玄理、妙旨,生活悠然自适,精神潇洒淡然。故而,东晋文士压根儿不写“失眠”场景,因为东晋文士的生活中本就缺失“失眠”的土壤,只有陶渊明是个例外。

      陶渊明《杂诗·其二》:“白日沦西阿,素月出东岭。遥遥万里晖,荡荡空中景。风来入房户。夜中枕席冷,气变悟时易。不眠知夕永,欲言无予和。挥杯劝孤影。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骋。念此怀悲悽,终晓不能静。”[25]“失眠”笼罩全诗,为抒发人生老去而理想未能实现营造氛围,袁行霈先生说:“非失眠者不能体会‘夕永’二字。”[26]渊明此诗确实让我们感受到人生深沉的无奈和悲哀。

      引发陶渊明“失眠”的原因是什么呢?不是曹植的怀才不遇、王粲的羁旅流寓,也不是阮籍式的全身远祸、潘陆深沉的爱情政治感受,更不是两晋文士奢靡、放纵的朝游夕宴。陶渊明的“失眠”并不与日常生活中的某一具体人、事相关,但也不能说它不是来自诗人真实的生活,它是指向人的普遍的情感,这种情感无以名状,却无时无刻不带给每一个人猝不及防的悲悽之感。每个人都渴望活得有价值、有尊严,但面对短暂的生命旅程,总是感到自我追寻的脚步如此之慢。毫不夸张地说,尽管各个时期均有文士描写“失眠”场景,但是“失眠”场景在陶渊明的书写中的确获得了一种极其珍贵的哲学品质,这种文学品质此后一直流淌在中国文学的血液里。

      二、魏晋文学“失眠”场景频繁出现的原因

      魏晋文学中频繁出现经典“失眠”场景描写绝不是一个偶然现象,而是有其必然的原因,应该引起重视。

      第一,特定时局与个人遭遇的碰撞。宗白华先生在《论〈世说新语〉与晋人的美》中说:“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苦痛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这是强烈、矛盾、热情、浓于生命色彩的一个时代。”[27]对生命的珍惜、对生存的思考、对个体价值的追求在魏晋文士身上表现得特别强烈,能恰切表现这一人生苦难的众多文学题材、场景纷纷闪现于魏晋文学中,“失眠”场景即是其一。魏晋文学频繁出现“失眠”场景乃特定时局与个人遭遇碰撞之后形成的一个独特文学现象。

      王粲为避董卓之乱而流寓荆州依附刘表,但志未得遂,他过着羁旅漂泊的生活,看到军阀的残暴、人民的灾难,这就促使他用诗歌表达他的所思所想。《七哀诗》《登楼赋》中的“失眠”场景就是在特定时局和个人遭遇的碰撞下迸发出来的。曹植虽然贵为公子,但是当曹丕被立为太子,他的人生轨迹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开始愤懑、抑郁,于是有了《七哀诗》《美女篇》《洛神赋》中抒发怨艾之情的“失眠”场景描写。曹植的抑郁不得志、王粲的羁旅思乡形成于那个混乱动荡时局下特定的个人境遇、特定时局与个人遭遇的碰撞,于是造就了两个政治上的失意者、文学上的成功者。“失眠”场景非常适合表达他们的心境和情感,经过他们的创作,“失眠”场景的内涵得以提升。

      “籍本有济世志,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与世事,遂酣饮为常。”[28]可见,阮籍《咏怀诗》中的“失眠”是因为正始年间凶险的时局,为了保全性命,酣饮麻醉自己,内心却非常孤独、寂寞,以至“夜不能寐”。阮籍诗中的“失眠”显然是特定时局与个人遭遇碰撞的产物。

      陆机出身东吴名门,吴亡后入洛。其时,门阀制度已经发展定型,洛阳权贵极其重视门第出身,吴蜀亡国文士要想在洛阳立足非常困难。太康末年,陆机《赴洛道中作》中的“失眠”描写就是其迷茫、彷徨心境的文学式表达。潘岳诗文中的“失眠”描写多为对亡妻悼念,虽然不直接与特定时局相关,但是西晋崇尚玄虚、鄙弃实务的风气较为普遍,政治的混乱、士人失操的现实促使士人转向家庭,于家庭中感受人性的真、善、美。可以说,汉末魏晋时期重视家庭间夫妻、父子亲情的士人比以往大为增加,最有代表性的是秦嘉徐淑夫妇、荀粲、左思、潘岳等。所以,潘岳善写哀诔显然与当时政局并非全无关联,诗文中的“失眠”场景乃特定时局与个人遭遇碰撞之后的曲折显现。刘琨诗中的“失眠”场景是为抒发他的爱国忧国情怀的,自然是特定时局与个人遭遇碰撞之后的产物。陶渊明诗文中的“失眠”场景是东晋官场腐败、个人热爱自由交互作用下的真情流露。

      自汉末至东晋,各个时期的政局对文士诗文创作的影响非常大,魏晋诗文中频繁出现的“失眠”场景描写自然受此影响。动荡的时局、浮虚的士风、势力腐败的官场促使魏晋文士生活于羁旅漂泊、依附权贵、回归家庭、远离官场等各种环境,心态或彷徨犹豫,或阿谀奉承、口是心非,或爱妻念子,或隐居田园、自然适性……在上述时局、心态的共同作用下,魏晋文士诗文中大量采用切合此时局、心态的题材、手法,“失眠”场景因此得以频繁出现。

      第二,魏晋时期儒家思想衰颓,道、玄、佛等思想兴起。自汉末起,繁琐的章句注疏不断遭到士人的质疑、批判,维系汉朝统治根基的儒家思想开始逐步衰颓。进入魏晋,先秦诸子之学得到复兴,道家、名家、法家等思想比较兴盛,调和儒道的玄学思想成为魏晋时期的主导思想。东汉传入我国的佛家思想于东晋时期特别繁盛,受到上层统治者的青睐。魏晋时期,道教支脉太平道虽然被镇压,但许多门阀世家依然信仰五斗米道,道教思想比较繁盛。

      魏晋时期思想多元的局面极大地促进了士人个体生命的自觉,或者说,士人个体生命的自觉亦是造成魏晋时期思想多元的重要原因。个体生命的自觉于诗文中的鲜明表现就是吟咏、感叹生命的主题频繁出现,“失眠”场景成为吟咏、感叹生命的最佳题材之一。慨叹生命短暂、借酒浇愁的悲凉情绪广泛出现于魏晋诗文之中,这其中,悲歌慷慨的曹操、抒发怀才不遇的曹植、描写羁旅思乡的王粲尤为突出。这些诗文借“失眠”场景的描写增强吟咏、感叹生命短暂的深沉、悲痛情感。

      缘于个体生命自觉而频繁写到“失眠”的魏晋诗人当推陶渊明。陶渊明退出官场后,外在时局对他的影响很小,那么,他“失眠”的内在动机是什么呢?“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骋”,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志”呢?这种“志”不是曹魏士人建功立业的理想,而是魏晋个体生命自觉背景下对个体生命短暂的焦虑,当然也是对个体生命的眷恋和热爱。陶诗中吟咏、感叹生之不易及珍爱生命的诗句不胜枚举,如:“素颜敛光润,白发一已繁”(《岁暮和张常侍一首》);“常恐大化尽,气力不及衰”(《还旧居》);“万化相寻绎,人生岂不劳?从古皆有没,念之中心焦”(《己酉岁九月九日》);“一生复能几,倏如流电惊”(《饮酒·其三》);“有生必有死,早终非命促”(《拟挽歌辞三首·其一》);“人生实难,死如之何?”(《自祭文》);“身没名亦尽,念之五情热”(《形影神·影答形》);“老少同一死,贤愚无复数”(《形影神·神释》);“人生似幻化,终当归空无”(《归园田居·其五》);“悲日月之遂往,悼吾年之不留”(《游斜川序》);“开岁倏五十,吾生行归休。念之动中怀,及辰为兹游”(《游斜川》)……

      都说“陶诗篇篇有酒”,其实,缘于生命焦虑的“失眠”亦常伴随其左右。“总角闻道,白首无成”的焦虑时刻困扰着归隐后的陶渊明。魏晋个体生命的自觉促使士人们将目光转到生命的艰难和短暂上来。怎样的人生才是有价值的呢?此种“存在”之思于陶渊明的人生实践、诗文创作上达到了历史上最强烈的追问。陶渊明一直在努力化解、消释由追问生命价值而来的对生命的焦虑,这是陶渊明诗文中经常出现“失眠”或引向“失眠”描写的深层原因,正因为如此,“失眠”场景的内涵在陶渊明的创作实践中得到了历史性的深化。袁行霈先生说:“如果只看到他(陶渊明)委运顺化的一面,而忽视了他对自己一生的遗憾,还不能说是真正懂得了陶渊明。”[29]

      第三,魏晋文坛的模拟风气。魏晋时期,诗文创作的模拟风气比较兴盛。魏晋文士主要模拟两类作品:一是民间歌谣,包括《诗经·国风》和汉乐府民歌;二是文学家的作品,包括《楚辞》和《古诗十九首》。模拟民歌在将民歌逐步文人化、雅化的同时还保留着民歌中质朴的元素,“失眠”场景的描写即是。《离骚》未明言屈原“失眠”,但“忠而见疑,信而被谤”的人生遭遇也曾让屈原“失眠”吧!《古诗十九首》特别善用“失眠”场景抒写人生慨叹。由此,魏晋文士敏锐地将前代作品中的“失眠”场景借用过来,尽管还处于相对粗浅的层次,但毕竟呈现出魏晋文士生活的时代环境和思潮。

      魏晋时期,模拟作品中借用过来的“失眠”场景主要以征人(游子)思妇的形式为主。徐公持先生说:“其(曹丕)诗赋内容,多写贵族生活,兼及其他一些题材,如征夫思妇之辞等。后者当然是些拟作,并非本人生活体验的抒述,不过这些作品一定程度上也表现了他对下层民众的注意。”[30]曹丕拟作中的征人思妇之辞既然不是“本人生活体验的抒述”,那么,“失眠”场景也就仅限于借用而已,实在谈不上有何深刻内涵,如:“漫漫秋夜长,烈烈北风凉。展转不能寐,披衣起彷徨。”(《杂诗·其一》)主题为游子思妇,借用“失眠”场景为全诗定情感基调,确实没有深厚的生活体验。《燕歌行》细腻描写思妇思念征夫之情,“耿耿伏枕不能眠,披衣出户步东西,仰看星月观云间”,也属“失眠”场景的借用。徐幹《室思》,前文有述,此不赘文。张华《情诗》五首,沈德潜评其“秾丽之作,油然入人”,[31]其中的“幽人守静夜,逥身入空帏。束带俟将朝,廓落晨星稀。寐假交精爽,觌我佳人姿”、“居欢惜夜促,在戚怨霄长。拊枕独啸叹,感慨心内伤”,主题亦是思妇、征夫,内容“清浅”(徐公持先生语),显系炫耀才情之作。陆机特别喜欢模拟《古诗十九首》,《拟青青河畔草》中有“良人游不归,偏棲独只翼。空房来悲风,中夜起叹息”;《拟东城一何高》中有“京洛多妖丽,玉颜侔琼蕤。闲夜抚鸣琴,惠言清且悲”,主题也是思妇、征夫,虽然融入独特的宦游感受,还是不如原作感人。沈德潜说:“苏、李十九首,每近于风。士衡辈以作赋体行之,所以未能感人。”[32]

      总之,自魏晋始,模拟之风较盛。魏晋文士在模拟前代作品时,有的能将自身经历、遭遇融进去,故能有所创变,如曹操的乐府诗;有的模拟痕迹太过明显,因袭多于创新,如曹丕、徐幹、张华和陆机的一些模拟之作。在魏晋众多的模拟作品中,借用最多的一个题材就是思妇、征夫,沿用最多的一个场景就是“失眠”。他们欲借模拟激发文思、逞燿文采,虽然渗透进了部分特殊的人生感受,使前代作品的风格进一步雅化,但是,还是缺乏鲜明的创作个性,影响了整体创作水平的提高。

      综上所述,魏晋文学“失眠”场景频繁出现有时代和个人两个方面的原因。魏晋时局动荡,文士普遍感到生命的脆弱,儒、道、玄、佛等思想并存的多元局面,为显示才情而兴起的模拟之风等等,这些是“失眠”场景频繁出现的时代原因。魏晋文士普遍具有曲折坎坷的人生经历、遭遇,这是“失眠”场景频繁出现的特定个体方面的原因。特定时代与特定个人碰撞,遂激起魏晋羁旅、思乡、忧生等情感,表达这些情感的一个最好场景就是“失眠”。因而,“失眠”场景多出现于分裂动荡的魏晋时期也就不足为奇了。

      三、魏晋文学“失眠”场景的文学史意义

      李泽厚先生把阮籍、陶渊明作为“魏晋风度”的“最高优秀代表”,他论及陶渊明时说:“他(陶潜)把自《十九首》以来的人的觉醒提到了一个远远超出同时代人的高度,提到了寻求一种更深沉的人生态度和精神境界的高度。”[33]李泽厚先生的这个说法大致不错。

      前文述及“失眠”场景在陶渊明的创作实践中获得了深刻的哲学品质。“人的觉醒”相对抽象,而“失眠”是“人的觉醒”的一个标志,“失眠”与“人的觉醒”存在非常密切的联系,李泽厚先生将陶渊明的觉醒仅追溯至《古诗十九首》显然不够,可以再往前追寻。

      中国文学史上最早写到“失眠”场景的应该是《诗经》。《周南·关雎》:“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34]《召南·小星》:“嘒彼小星,三五在东。肃肃宵征,夙夜在公。”[35]《邶风·柏舟》:“泛彼柏舟,亦泛其流。耿耿不寐,如有隐忧。微我无酒,以敖以游。”[36]《邶风·终风》:“终风且曀,不日有曀。寤言不寐,愿言则嚏。”[37]《郑风·狡童》:“彼狡童兮,不与我食兮。维子之故,使我不能息兮!”[38]《陈风·月出》:“月出皎兮,佼人僚兮。舒窈纠兮,劳心悄兮。”[39]《陈风·泽陂》:“彼泽之陂,有蒲菡萏。有美一人,硕大且俨。寤寐无为,辗转伏枕。”[40]《诗经》中大部分“失眠”场景与男女婚恋相关,包括男女青年的自由恋爱、婚后遭众妾羞辱和丈夫的遗弃、失恋女子、女子对征人的思念等等,只有《召南·小星》写小官吏出差昼夜赶路的艰辛。以“失眠”场景作为描写婚恋的环境、背景,对加深男女爱恨情感的确起到了重要作用,只是《诗经》中“失眠”场景的描写还比较质朴。

      再来看《楚辞》的“失眠”场景描写。《九章·抽思》:“望孟夏之短夜兮,何晦明之若岁!惟郢路之辽远兮,魂一夕而九逝。”[41]《九章·悲回风》:“涕泣交而凄凄兮,思不眠以至曙。终长夜之曼曼兮,掩此哀而不去。”[42]《远游》:“遭沈濁而汙秽兮,独郁结其谁语!夜耿耿而不寐兮,魂茕茕而至曙。”[43]宋玉《九辩》:“靓杪秋之遥夜兮,心缭悷而有哀。”[44]严忌《哀时命》:“夜炯炯而不寐兮,怀隐忧而历兹。”[45]屈原忠于楚国,却遭到党人的谗毁和国君的疏远流放,为抒发愤懑宣泄忧愁,屈原借“失眠”场景描写表达自己的满腔怨愤。宋玉、严忌一方面痛惜屈原忠信而被流放,遂作辞赋替其辩之,一方面借屈原遭暗世不遇明君引出对自身命运的叹息。他们写“失眠”,实乃未遇明君怀才不遇之情感的抒发。《楚辞》中的两汉文人的辞赋同屈原的辞赋一样满怀愤懑、忧愁,这是他们辞赋中出现“失眠”场景的根本原因。

      总之,《诗经》“失眠”场景为热烈的爱情、不幸的婚姻营造情境,由于源自真实的日常生活,“失眠”场景使欲抒发的情感越发质朴、感人。《楚辞》“失眠”场景没有《诗经》使用的多,且多与政治相关,为怀才不遇之士抒发愤懑、忧愁起到了一定作用。

      两汉时期,汉乐府民歌、《古诗十九首》中也出现“失眠”场景,虽然数量没有明显增加,但是内涵有所提升。《有所思》:“秋风肃肃晨风飔,东方须臾高知之。”[46]《古诗十九首·明月皎夜光》:“明月皎夜光,促织鸣东壁。玉衡指孟冬,众星何历历。”[47]《古诗十九首·孟冬寒气至》:“愁多知夜长,仰观众星列。三五明月满,四五蟾兔缺。”[48]《古诗十九首·明月何皎皎》:“明月何皎皎,照我罗床帏。忧愁不能寐,揽衣起徘徊。”[49]

      汉乐府民歌的“失眠”场景描写延续了《诗经》的质朴风格,多与中下层百姓的婚恋生活相关。《古诗十九首》的“失眠”场景描写有以下几个新的特点:第一,使用的词语、择取的物象趋向雅化;第二,不再只是单独写“失眠”,而是选用“繁星”等物象来寄托,使“失眠”场景的文学性、抒情性更加浓厚;第三,诗中失眠女子愈发优雅,逐渐凝结为魏晋的“思妇”形象;第四,“失眠”场景与现实政治关系密切,不过目光已从忧国忧民转向个人的生存境况。综上可见,两汉时期的“失眠”场景描写持续反映中下层百姓的日常生活情感,随着汉末儒家思想的衰颓,个人意识的觉醒实际上提升了“失眠”的内涵,预示着魏晋“失眠”场景内涵全面提升时期的即将到来。

      魏晋文学一方面继承了《诗经》《楚辞》、汉乐府民歌、《古诗十九首》等在“失眠”场景描写上的特征,另一方面又扩充、深化了“失眠”场景,从而孕育出陶渊明极富哲学内涵的“失眠”场景描写。从文学史发展的角度来看,魏晋文学“失眠”场景描写在以下几个方面特别突出。

      第一,“失眠”场景依托的诗歌题材得到扩充。魏晋之前,“失眠”场景多出现在恋爱、婚姻、爱国等题材中。虽然《楚辞》中“失眠”场景的文人化色彩浓厚,《古诗十九首》中“失眠”场景寄寓末世失意文士的怨愤、哀伤之情,但是,毕竟不那么集中鲜明,属于向魏晋“失眠”场景的过渡时期。至魏晋,不仅有依托于传统题材的“失眠”场景描写,而且“失眠”场景开始出现于羁旅、仕隐、悼亡等新题材中。“失眠”场景依托题材的扩充极大地提升了“失眠”场景的内涵。曹植将屈赋“抒怨发愤”、司马迁“发愤著书”推向新的高度,王粲对羁旅思乡之情的倾诉,陆机犹豫彷徨的仕隐心态,潘岳哀婉感人的悼亡之作等等,都是对“失眠”场景依托题材的扩充。尤其是陶渊明,将“失眠”场景描写置于魏晋以来文人个体意识深度自觉的时代大背景之下,对“失眠”场景的深度、广度做了极大提升。

      第二,充分展现了魏晋文士感受到的深重灾难。苦难的时代往往能激发诗歌的抒情高潮。“失眠”作为一个有着悠久传统而又能不断被赋予新的内涵的文学场景,特别适合用来呈现诗人自身的不幸遭遇和时代苦难。魏晋时期,“失眠”场景开始从民间、家国转向个体生存境遇,从人性角度出发,魏晋“失眠”场景深刻记录、反映着时代的思潮和状况。

      第三,推动了五言诗的成熟。新的诗歌体裁能开拓出新的诗歌题材,新的诗歌题材能促使新的诗歌体裁的进一步成熟。魏晋文士渴望情感的畅快抒发,故而对“失眠”场景做更多的铺排、雕琢,探索怎样将富于文学性、抒情性的“失眠”场景运用于五言诗的创作中,这无意间推动了五言诗的发展、成熟。

      第四,为唐代及以后的“失眠”场景描写提供了范式。魏晋文学中的“失眠”场景依附题材之广、内涵之深,说明文学史上的“失眠”场景描写已经达到巅峰。南北朝时期注重文学的形式方面,文学的情感性一度减弱,齐梁时期声律、宫体创作风气主宰文坛,“失眠”场景一度停滞不前。这时,“失眠”场景主要出现在描写王公贵族奢靡空虚的朝夕游宴的诗文中,题材一下变得单一狭窄,内涵远不如魏晋,“失眠”场景在南北朝时期开始衰颓、消失。唐代诗人特别重视“失眠”场景,因此“失眠”场景成为唐诗营造“雄浑”气象的重要因素。李白、王昌龄、李商隐等诗人都爱写“失眠”,而且逐步回复甚至超越了魏晋“失眠”场景描写的水平,如李商隐的《嫦娥》:“云母屏风烛影深,长河渐落晓星沉。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此诗未明提“失眠”,然而“失眠”却无处不在,“失眠”被溶解、稀释,化成满天月色,融进“嫦娥”的肌髓,“失眠”场景促成了感人至深的艺术效果。

      综上所述,魏晋文学一度大量出现“失眠”场景描写,根本原因是魏晋分裂动荡的现实、残酷的政治、玄学思潮的兴起、文士个体意识的觉醒和创作上的模拟风气等等。魏晋文学“失眠”场景描写继承了《诗经》、《楚辞》、汉乐府民歌、《古诗十九首》等“失眠”场景描写的风格,同时开拓新的题材去容纳“失眠”场景,推动着五言诗的成熟,提升“失眠”场景的内涵,遂凝塑成陶诗“失眠”场景深刻的哲学品质。魏晋文学的“失眠”场景虽在南北朝时期开始衰颓,但自唐代始,逐渐成为后世文学“失眠”场景的范式,最终稀释融化在我国含蓄蕴藉的文学抒情传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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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文学“失眠症”的成因及文学史意义_文学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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