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兰战后初期的人民民主道路之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波兰论文,战后论文,之争论文,初期论文,民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有关波兰战后初期人民民主道路之争，一直是波兰史学界争论的重要话题之一。之所以如此，不仅是因为它涉及到战后波兰究竟走什么道路的问题，而且在波兰剧变后又引起一些政治学家和史学家新的思考。
一、落后的工农业经济
二战前，波兰工业十分落后。据1921年的统计，农民占全部人口的64％，农业工人占10％，产业工人仅占17％，其中企业主占2％，自由职业和知识分子占5％①。且贫富差别十分严重。100多万户的贫苦农民只拥有2.8％的土地，而3万户大地主(拥有50公顷以上土地者)竟占48％的土地②。为了缓和矛盾，从1919年起至1938年的土地改革，虽然部分满足了农民对土地的要求，但没有根本改变贫苦农民缺乏土地的严重状况。
二战前，波兰的文盲占20％左右。据统计，1937年波兰人均国民收入为98.3美元，而发达国家为300美元以上。在东欧国家中，波兰的人均国民收入低于捷克斯洛伐克(170美元)，匈牙利(120美元)，高于罗马尼亚(81美元)，南斯拉夫(80美元)和保加利亚(25美元)③。而且随着农业危机的加深和破产农民的增加，农村“过剩人口”的问题更加严重，农村的阶级矛盾日趋尖锐。
战前波兰工业的分布和发展极不平衡。重工业集中在西南部地区，轻工业集中在中部地区，首都华沙，是五金工业和机器制造业的中心。东部各省几无工业。工业发展十分缓慢。如煤和钢的产量，1932年比1928年的还低。当多数国家在1935年的工业生产指数已超过100的时候，波兰还只有85。直到1937年才达到111。工业危机的直接后果是失业的增加，人口失业率1933年高达30.4％，为了转嫁危机，资本家大量延长工作时间，降低工资，使得大部分工人得不到温饱，甚至沿街行乞。许多工人离开祖国，到西欧各国和美国寻找工作，以求生存。失业、贫困和饥饿的工人，提出了提高工资、缩短工作日的强烈要求。在波兰共产党的号召下，全国各地的罢工浪潮风起云涌，连绵不断。
作为萨纳齐④ 政权的主要打击对象的波兰共产党，是在极其困难的环境下，从事秘密活动的。1937年，波兰人民面临着日益逼近的德国法西斯威胁。波共着手准备制订保卫国家独立的统一战线。正值此时，共产国际执委会以“莫须有”的罪名，指责波兰“毕苏茨基分子钻进了波共领导机构”，波共领导人是“内奸”，无端解散波共。用斯大林的话说，“解散是必要的”，而且“解散延迟了两年”⑤。接踵而至的是，共产国际执委会把在波兰国内和国外活动的波共领导人召到莫斯科，立即拘捕，先后于1937年和1938年加以杀害，波共政治局委员中唯有阿·兰普因被关在波兰资产阶级监狱里幸免于难。有材料估计，1937—1938年经斯大林批准被杀害的波兰共产党人(包括苏籍波兰人)比沙皇俄国和地主资产阶级时期所杀的还要多。波兰人常不无讽刺地说，无产阶级的苏联大批杀害波兰共产党人，而资产阶级的波兰监狱却救了他们的生命。波共领袖们(包括绝大多数中央委员)命丧于他们向往的无产阶级的祖国—苏联⑥。1956年2月19日，苏共二十大前夕，苏、意、保、芬兰和波兰统一工人党发表联合公报称，1938年解散波共是“没有根据的”⑦。但决议是在什么情况下作出的，其内容是什么，波党仍一无所知。直到1987年，苏波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和雅鲁泽尔斯基商谈消除波苏关系中的“空白点”后，苏方才把有关材料交给波方。但当年指控的“内奸”是什么人，他们为什么蓄意“捏造”，是谁把波共领导人骗到莫斯科的等等，至今仍是未解之谜。
波共被解散及其大批波兰共产党人被害后果是严重的。它不仅使波党失去了一批有才华的、经过考验的波兰民族的优秀儿女，而且使波兰共产主义运动中断3年之久，使波兰抗德初期，没有一个马列主义政党的领导，致使抗战运动的领导权落到资产阶级政党手中，而二战中重建的工人党长期处于少数派的地位。
二、人民民主政权的建立
1943年底以波兰工人党为首建立了全国人民代表会议，工人党领导人波·贝鲁特当选为该代表会议主席，其宗旨和任务是：“打败占领者，为建立自由、独立和主权的波兰而斗争”⑧，并宣布将要建立人民军和临时政府。波兰工人党选择这一时间建立自己的“地下议会”—全国人民代表会议，并非偶然，因为苏军(及与其并肩战斗的波军)即将越过波苏边界进入波兰，波兰解放指日可待，必然产生政治权力问题，波兰工人党以此作为实现其将来控制波兰的目的。全国人民代表会议的群众基础较狭小，除工人党外，还有农民党和农民营、波兰教师联合会、工会和脑力劳动者联合会等。人民代表会议在其宣言中宣称：它是波兰“民族的惟一民主代表，它保证进行广泛的社会改革，赞成以1921年的宪法取代1935年的宪法”⑨，保证同苏联的密切关系，以“寇松线”为界线划分波苏边界。全国人民代表会议还分别在解放区建立了第一批人民代表会议。
全国人民代表会议是最高立法机关，其执行机关为主席团。代表会议发布的第一个法令是组建人民军。第二个法令是关于人民军的统率：设立了人民军总司令和参谋长，将军权由人民代表会议任命。第三个法令是任命米·日米尔斯基将军为总司令，弗·尤日维亚克为参谋长。由于全国人民代表会议的政治基础狭小，工人党总书记哥穆尔卡曾试图说服其党内的同志们，应同与流亡政府有联系的左翼达成某种谅解和妥协，以扩大人民代表会议的代表性。哥穆尔卡的这一意见得到了泽农·克利什科和伊·洛加—索文斯基等人的支持，但却遭到从苏联回国的贝鲁特等人的反对，认为这是“机会主义”的让步，这样，“国内派”和“莫斯科派”之间的分歧这时已经产生。
1944年7月22日，根据全国人民代表会议的法令，在被苏军及其波兰军队刚刚解放的波兰东部重镇赫乌姆建立了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向全世界宣告波兰新的人民政权的诞生，并将7月22日定为人民波兰国庆节⑩。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由波兰工人党、波兰社会党左派、农民党中的激进分子和进步知识分子代表组成。主席兼外交部长是左翼社会党人爱·奥苏布卡—莫拉夫斯基，副主席兼农业和土改部长安·维托斯，国防部长米·罗拉—日米尔斯基，副部长西·贝林格，情报和宣传部长斯·莫德里霍夫斯基。
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在《告波兰人民书》(史称“七月宣言”)中宣称：“全国人民代表会议是波兰政权惟一合法的源泉”，“伦敦流亡政府及其在国内的代表机构是欺世盗名和非法的政权”，“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代表全国人民代表会议执掌解放区的政权。”宣言把彻底打败德国法西斯定为人民波兰当前的首要任务。宣言提出了通过土地改革消灭地主阶级，没收德寇在波兰的财产，接收大中企业、银行、交通运输等民族民主革命的纲领。在对外政策上，宣言提出东部以民族分界划定波苏边界，西部以奥得尼斯河为波德边界，同苏、捷结成永久同盟，同英美法等盟国友好相处。
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成立后，立即得到苏联政府的承认。直到1945年2月，雅尔塔会议，改组后的波兰政府，才得到英美等国的承认。
三、人民民主道路之争
波兰工人党在1944—1945年掌权的过程中，遇到的任务要比其他东欧共产党国家艰难得多。首先，波兰在二战中按人口比例遭受的损失是欧洲乃至世界上最为严重的国家。它丧失了603万人，约占总人口的1/6；每1000人牺牲220人；苏联死亡2000万人，每1000人牺牲115人；南斯拉夫死亡170万人，每1000人牺牲108人；法国死亡65万人，每1000人牺牲15人；英国死亡37.5万人，每1000人牺牲8人。二战中，波兰的许多城乡被破坏和捣毁。仅华沙约85％的建筑物和城市公用设施被纳粹分子摧毁。波兰物质损失达1000亿兹罗提(波兰币)，比一战时损失总额增加7倍。另一方面，历尽战争磨难的波兰民族，在宗教意识和感情、民族意识上较过去增强和加深了。绝大多数波兰人有反俄反共情绪。他们对1939年9月17日苏军的入侵并占领波兰东部、卡廷事件、华沙起义等耿耿于怀、记忆犹新。尽管波兰工人党竭力否认它，并大力宣传苏军对解放波兰的重大贡献、波苏友好的重大意义等，但血的历史是无法抹杀的。当时，波兰工人党力量很小，到1945年1月才仅有3万名党员。1945年下半年，波兰各地举行了工厂代表会议选举，波兰工人党在许多地方遭到屈辱性的失败。第三，由于德国法西斯对波兰知识分子的大量屠杀，使得波兰新政权缺乏训练有素的人才。土生土长的共产党员数量少，且缺乏担当公职的训练。因此，在战后初期，新政权机关里充塞了不少随意找来的人，这些人当局不太信任但又是工作不可缺少的。
尽管有上述情况，但新政权还是获得了民心。因为，人们对德国法西斯的暴行记忆犹新，任何反德政权都会受到人民的拥护。与此同时，波兰工人党还面临着两个对手：一个公开的即复活的农民党，另一个是潜在的即复兴的社会党。此外，波兰工人党内部也由于经历不同而不很团结。它分成了几乎势均力敌的两派：“莫斯科派”和“国内派”。“国内派”主张对左翼社会党人和农民党左翼妥协；而“莫斯科”派则主张主要依靠苏联的武力和警察手段，反对任何形式的妥协和退让。两派之间的冲突，较明显的有两次，一次是1944年春，“国内派”占上风，另一次是1948年夏，“莫斯科派”取得彻底胜利，把“国内派”赶出政治舞台，这是后话。
战后初期，波兰工人党的主要目标之一是扩大党员人数。因为在一个具有2000多万人口国家的执政党，只靠仅有3万名左右的党员是无法完成任务的。为此，工人党提出了“大发展”时期。到1945年12月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时，在不到1年的时间里：“党员人数增加了近10倍，这些党员包括从苏联回国的成千上万的原波共党员。他们中的一部分人走上了一些省市的领导岗位，一部分人当选为中央委员。波兰工人党已经成为劳动人民的群众性的党。它有党员23.5万名，61％是工人，28％是农民，11％是脑力劳动者”。
波兰工人党没有像其他东欧人民民主国家那样提出无产阶级专政的口号，而提出了全面建设民主的国家是党的主要任务，也就是哥穆尔卡提出的所谓的“波兰道路”。在谈哥穆尔卡的“波兰道路”之前，这里有必要简单回顾一下另一位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波兰的革命实践相结合的先驱人物——阿·兰普。如上所述，他是原波兰共产党政治局委员，是苏联30年代大清洗运动中、波共被解散、大多数领导人被屠杀后惟一幸存的波共政治局委员。1943年12月12日，由于心脏病突发，逝世于莫斯科。他在去世前，谈到波兰未来发展时，曾撰文认为，战后波兰不能照搬别国的模式，应走自己的发展道路。史学家把它称之为“兰普的政治遗嘱”。其中谈道：“一旦获得独立，波兰立即面临重建国家的道路问题。”我们的立场是：“1.资本主义经济会使我们国家重新沦为外国资本剥削的场所，并会使我们的独立成为一种虚构的东西。……这就是波兰的落后和不强大。2.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不应是一条超越波兰现状的道路。由于德国人在经济和人口方面给波兰造成了巨大损失，波兰需要的不是内战，而是共同奋斗，重建国家。1917年俄国的道路不是波兰1943年要走的道路。3.波兰需要走自己的发展道路，不要抄袭东方或西方的模式。”(11) 兰普设想的波兰，不是“共产主义的”和“苏维埃的波兰”，而是“马克思列宁主义领导下的多党制、议会民主制的波兰”。它不是通过国内战争而是通过“和平和渐进的道路”走向社会主义。可惜，兰普不仅没有看到波兰的解放，过早地离开人世，而且更没有想到他倡导的波兰道路会是一条曲折坎坷之路。
哥穆尔卡作为土生土长的波兰共产党人、“国内派”的代表人物，他根据对波兰历史传统、民族特点、国情和当时的国际环境，提出了一条“波兰道路”。哥穆尔卡认为，在战后不同的国际环境下，社会主义已经超出一国范围，而成为世界体系。波兰和东欧其他国家在苏联帮助下建设新社会，但不应盲目照搬苏联的模式——即十月革命后所走过的道路，应当走一条独特的道路。这条道路就是“人民民主道路”或“通向社会主义的波兰道路”(简称“波兰道路”)。1944—1948年间，波兰工人党内部的争论，其实质就是战后波兰走什么样的道路问题，是根据波兰特点走“波兰道路”呢，还是盲目照搬苏联模式建设社会主义呢？
哥穆尔卡的“波兰道路”，是在1945年12月波兰工人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提出的。作为党的总书记，哥穆尔卡在“一大”上作了题为《通向新波兰之路》的政治报告。报告分三部分：第一部分为“历史哲学”；第二部分为经济问题；第三部分为“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他在报告中强调了党为人民政权迄今为止政策的正确性后，根据别国的经验和波兰的实际，提出波兰将作为一个独立国家而发展，其目标是逐步地、循序渐进地建设社会主义，通过和平方式“自人民民主过渡到社会主义民主”。朝这个方向迈出的第一步就是同波兰社会党一起向议会提出把大、中型工业国有化的法令草案。在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开始之前，需要恢复并发展国民经济，开发西部地区，提高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平，普及教育和文化(12)。实现这些迫切任务的方法和途径是提出恢复和发展国家3年(1947—1949)计划草案。实现这一任务是全民的事业，因此，波兰工人党努力把全国人民的一切创造力聚集在人民民主阵线中。哥穆尔卡的正确观点遭到了“莫斯科派”代表人物的反对。如上所述，实际上两派之间的争论和冲突自1944年春即全国人民代表会议成立后不久就开始了。夺取政权之后，“国内派”继续同“莫斯科派”展开控制国家和党的机构的竞争。哥穆尔卡在继续担任党的总书记的同时，后来还兼任副总理和收复地区部部长，斯彼哈尔斯基任国防部副部长和副总司令，主管部队政治事务。科瓦尔斯基被任命为青年斗争联盟的领导人。瓦·宾科夫斯基则为党的教育部门的领导人。“莫斯科派”也设法控制国家行政机关的一些最高职位。作为全国人民代表会议及其主席团主席的贝鲁特成了国家元首。贝鲁特的亲密朋友雅库布·贝尔曼牢牢地控制着部长会议主席团，密切注视着总理的继任者。受到苏联内务部训练的拉德凯维奇被派到公安部任部长。希拉里·明兹被委任主管工业和商业，不久成为国家经济部门的主要领导人。在讨论哥穆尔卡的政治报告中，贝鲁特、明兹等人提出了教条主义和照搬苏联经验的主张。他们主张结束民主革命阶级，立即在波兰改造小农经济、推行农业集体化、按苏联模式向社会主义过渡、消灭资本主义、建立单一的社会主义经济。明兹指责“波兰的人民民主制度”是不同于“其他一切资本主义的1944年的波兰资本主义”，是没有资本家、没有托拉斯、没有卡特尔、没有康采恩的资本主义……没有资本家的资本主义”(13)。他要求按苏联模式消灭资本主义和小商品经济。萨瓦茨基则认为：“民主主义人民波兰阶段正在结束，我们正处在社会主义前夜，我们将用苏联的解决方法来解决包括农业在内的问题”。
上述意见遭到大多数代表的反对。他们认为，目前波兰的政权，不是俄国的苏维埃政权，更不是西方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政权，而是人民民主政权，应当通过波兰的特殊道路走向社会主义。哥穆尔卡在批驳上述不顾波兰民族特点的“左”倾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观点时指出：“我在政治报告中已经指出，目前我国具有人民国家的性质，最重要的任务是坚决地沿着人民民主的路线走下去”。要为所有的工人、农民建设没有饥饿、痛苦、剥削和失业的家庭，为知识分子和科学文化的发展创造顺利的条件。最后“一大”的决议被胜利通过。“一大”是波兰工人党富有创造性的探索社会主义道路的一次代表大会，也是哥穆尔卡把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与波兰实际相结合提出的“波兰道路”的胜利。
“一大”以后，哥穆尔卡对“波兰道路”作了更明确、更具体的阐述。1946年11月30日，在华沙波兰工人党和波兰社会党积极分子大会上，哥穆尔卡在讲话中指出：有些人经常重复地说，波兰工人党力图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打算沿着苏联走过的道路在波兰走向社会主义。无需证明，这些人这样说，不仅表明他们根本不懂马克思主义，不会从不同的历史时代和具体的历史形势中得出正确的结论，而他们的目的首先是为了歪曲政治现实和更好地同我们党进行斗争。……我想首先提请你们注意苏联和波兰所特有的三个根本的明显的区别：“第一个区别是，社会政治制度的改变在俄国是通过流血的革命道路实现的，而在我国是和平实现的。”“第二个区别是，苏联必须通过无产阶级专政的阶段，在我国则没有这个阶段，并且可以避免这个阶段。”“表明两国发展道路不同的第三个区别是，苏联的政权是由代表会议，即苏维埃来行使，它把立法和执行职能联结起来，苏维埃是社会主义政府的一种形式。我们立法和执行是分开的，国家政权建立在议会民主基础上。”
“我们选择了波兰自己的发展道路，我们把它称之为人民民主道路。在这条道路上和在这些条件下，工人阶级专政或者说一党专政，既没必要，也无目的。……我国的政权应该由彼此一致密切合作的所有民主政党来行使。”
“我们的民主不同于苏维埃民主，正像我们的制度不同于苏维埃制度一样”。“在解决了阶级对抗问题的苏联，只有一个党——共产党，在我国则有几个民主政党在活动。”“波兰的民主，是通过多党议会制来行使政权，目前的形式是全国人民代表会议，而以后将通过选举产生议会。”“我们的民主具有许多社会主义民主的因素，也具有许多资产阶级自由民主的因素。就如同我们的经济制度具有许多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经济特点一样。我们把我们的民主称之为人民民主，我们的社会制度称之为人民民主制度。”“在波兰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不必通过工人阶级专政，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群众行使政权的形式不一定仅仅体现在代表会议制度上。”“我们想再次强调指出，我们两党行动一致，工人阶级的统一战线，整个民主阵营的统一和行动协调，是这一概念的基础”(14)。
诞生不久的人民波兰新政权面临着大选问题。但是新生的波兰与战前的波兰大不相同。由于战争的破坏以及三巨头德黑兰会议和雅尔塔会议的决定，波兰失去了约1000多万居民和7.7万平方公里的领土.波茨坦会议决定，波兰国家的边界西移了约240公里.东普鲁士和奥得河以东地区划给了波兰，从而减少了内陆国和农业的成分，增加了沿海国成分和工业国成分。由于民族的“迁移”，使战前多民族的波兰，变成现在单一民族的波兰(15)。同时，由于战争、德国的种族灭绝政策和苏联的放逐政策，使波兰的社会结构也大为改变。为了进一步削弱反对派，为了实行诸如工业等的国有化和土地改革，为了加强新政权对国家的控制，拖延选举显然是必要的。在关系到人民政权巩固和发展以及未来波兰前途的1947年1月大选前，全国人民代表会议提出了全民投票的法令草案，决定在1946年4月30日举行一次全民民意测验和咨询，就下列三个问题作出回答：1.你是否同意取消上议院(16)？2.你是否同意在将来的宪法中保持土地改革和国家经济部门国有化建立起来的经济制度，同时保留私营企业的合法权利？3.你是否同意把波兰国家的西部边界定在波罗的海、奥得河和乌日茨—尼斯河上？(17) 苏联支持的民主阵线呼吁波兰人民表示三个“同意”，并举行了群众大会和集会；英、美支持的波兰农民党及其领袖米科瓦伊奇克则鼓动人民表示一个“不同意”，“两个同意”；而非法的反对派则主张两个或三个“不同意”。1946年7月11日，根据官方数字即投票总秘书处发布的公报是：对第一个问题回答“同意”者占68.2％，“不同意”者占31.8％；对第二个问题回答“同意”者占77.3％；“不同意”者占22.7％；对第三个问题回答“同意”者占91.4％，“不同意”者占8.6％(18)。以往的波兰资料和书刊均是这样的结论。
但对上述结果，近几年波兰史学界提出了不同甚至相反的观点。认为那次公民投票是在压力和恐怖的气氛中进行的。在公民投票中，甚至一些支持农民党意见的村民的房屋被烧毁。“秘密警察和民警来到翁沃尔尼查村……用手榴弹炸毁或用火焚烧一些建筑物……有101座房屋、121个牛棚和其他建筑被捣毁”。在大选投票时，苏联派了一些训练有素的专职人员来到波兰，他们同自己的追随者一道在一些地方选举委员会，弄虚作假，伪造选举结果。“内务部的专职人员把投票箱取走，两周后才把伪造的、准备好的结果公诸于众”。大选之后，“农民党的一些地方党部被关闭，农民党的惟一机关报《人民报》编辑部全体成员被秘密逮捕”。尽管如此，农民党在14个省的2800多个投票区(那里设法使投票箱摆脱了警察的控制)，所得到的结果是：83％的票反对取消参议院，这表明对政府投了不信任票(19)。在上述背景下，1947年1月举行议会选举，波兰工人党取得了胜利。全国有89.9％的选民参加了这次选举，四党(波兰工人党、波兰社会党、农民党和民主党)获得选民总数的80.1％的选票，444个议席中的394个议席；波兰农民党获得约10.3％的选票和28个议席；劳动党获得4.7％的选票和12个议席；波兰农民党一“新的解放”获得3.5％的选票和7个议席；其他社会团体(包括天主教会)获得1.4％的选票和3个议席(20)。农民党人瓦·科瓦尔斯基当选为议会议长。波兰工人党领导人贝鲁特作为惟一候选人当选为共和国总统。波兰社会党总书记约·西伦凯维兹为部长会议主席，波兰工人党总书记哥穆尔卡任第一副主席；农民党总书记安·科日茨任第二副主席。在24名政府成员中，波兰工人党和波兰社会党各占7名，农民党占5名，民主党占3名，劳动党2名(21)。2月22日，议会颁布了大赦令，有6万人得到赦免。2月19日，通过了《关于波兰共和国最高机构的体制和活动范围的基本法规》，史称“小宪法”。1952年正式宪法通过以前，“小宪法”一直起临时宪法的作用。1947年上半年，波兰农民党虽在议会行使着职权，“但1947年6月，波兰工人党政治局已作出逮捕议员斯·米科瓦伊奇克的秘密决定”，这位农民党领袖于1947年10月秘密逃离波兰定居美国。“他的最亲密的同事也纷纷秘密离开波兰，从而造成了更大的政治流亡”。(22) 国内的波兰农民党员纷纷退党。从此，波兰工人党的执政地位得以巩固和加强。
小宪法最大的特点是设立国务委员会。该委员会由下列人员组成：共和国总统(任主席)，议长和副议长以及最高监察院院长。国务委员会7名委员中，波兰工人党占3名，另4名为“自愿与党合作的人”。国务委员会被授予监督地方人民代表会议的权力，再由地方人民代表会议检查地方当局的工作。议会每年召开两次例会，全年其余时间均由国务委员会通过法令进行统治。国家经济由三个不平衡的成份即私人、合作社和国营经济混合组成。至1947年底，波兰在政治上、自由程度上与其他东欧国家相比还是比较宽松的。它存在着四种自由：信仰自由(对天主教的干涉比其他人民民主国家要少些)，迁徙和选择职业的自由、收听广播甚至收听外国广播的自由和私人批评的自由。波兰虽不再是资本主义世界的一部分，但也不是完全的社会主义国家，而是人民民主国家。正当波兰人民沿着“波兰道路”乘胜前进时，却发生了1948年的重大转折。
四、被迫接受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
如上所述，全国解放后，随着大批旅苏波兰共产党人陆续回国，波兰工人党内部逐步形成了“国内派”和“莫斯科派”。“国内派”主张根据波兰的国情和特点，走人民民主道路；而“莫斯科派”则片面强调苏联模式的普遍意义，要求在建国后迅速消灭资本主义、改造小商品经济，建立单一的社会主义经济。两派之争集中表现在1945年12月的波兰工人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一大”接受了哥穆尔卡代表中央委员会所作报告的观点，人民民主道路为全党所接受。但是，到1948年夏，政治风云突变，“国内派”和“莫斯科派”之争再起，最后达到白热化程度，使党内发生了危机，改变了党的政治路线。1948年的转折是人民波兰政治生活中的第一次转折，它深深地影响着人民波兰的历史。经过大选后短暂的缓和时期后，在内外形势的压力下，波兰开始向苏联极权模式演变。
波兰工人党的危机始于1948年6月3日召开的中央全会。鉴于波兰工人党和波兰社会党决定实行合并，需要对波兰工人运动和两党的历史传统进行总结。这项任务历史地落在波兰工人党总书记哥穆尔卡的肩上。他在这次全会上作了关于波兰工人运动传统的报告，对历史上的各个政党进行了分析和评价。他说：“对于波兰社会党和波兰工人党来说，波兰的独立是至高无上需要考虑的问题，其他一切都是从属的。”(23) 他认为：“争取独立的斗争是波兰社会党的最优秀传统，应当作为统一党的基础”。但他同时批评波兰社会党在提出波兰独立口号时，没有把民族解放同社会解放结合起来。哥穆尔卡对波兰社会党的评价被认为是右倾民族主义的重要表现，他的报告遭到以贝鲁特、贝尔曼和明兹为首的政治局多数人的反对，被指责为是“对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和改良主义传统的重大让步”。(24) 波兰工人党党内危机随着苏南冲突的发生而加剧。早在1947年，美苏之间出现了“冷战气氛”，国际形势开始紧张，为了协调欧洲共产主义运动，斯大林决定建立欧洲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其总部设在布加勒斯特。鉴于波兰共产党的不幸命运和共产国际的经验教训，哥穆尔卡对成立情报局持反对态度。
后来的历史事实证明，情报局变成了苏联控制年轻的人民民主国家的工具。1948年7月6日，波兰工人党召开中央全会，哥穆尔卡因身体不适没有参加这次全会，但对情报局的两个决议《即关于南斯拉夫共产党形势的决议》和《东欧各人民民主国家开展农业集体化运动的决议》持怀疑和反对态度。斯大林获悉这一点后，哥穆尔卡的问题加重了，错误也升级了，即由党内的意见分歧变成了对联共(布)和苏联的态度问题。
1948年8月31日至9月3日，波兰工人党召开中央全会(后称之为8—9月全会)。会上，贝鲁特在苏联共产党的授意下，作了题为《关于党的领导右倾民族主义倾向及其克服办法》的报告，错误地给哥穆尔卡加上“右倾民族主义”的罪名，加以批判。贝鲁特指责哥穆尔卡“不懂得联共(布)的领导作用”，“由于对国际形势的估计不足而表现立场动摇”。在贝鲁特的带动下，全会群起而攻之，纷纷指责哥穆尔卡“试图同其他党派妥协”，“强调波兰的社会主义道路不同于俄国道路”，主张“对南斯拉夫和解和对苏联采取无理态度”，是“民族主义异端分子”，说什么他想使波兰工人党变为“民族共产党”，还指责他“企图破坏波兰的农业集体化”，说他渴望获得“党内的绝对权力”。全会根据贝鲁特的报告，通过了《关于党的领导的右倾民族主义倾向及其克服办法的决议》，解除了哥穆尔卡的总书记职务(实际上此前已暂停了他的总书记职务)，选举贝鲁特为总书记。哥穆尔卡的四个追随者克利什科、洛加—索文斯基、科瓦尔斯基和科尔钦斯基从中央委员降为候补委员，当时领导党的教育的瓦·平科夫斯基被完全赶出中央委员会。
1949年11月，哥穆尔卡被解除了党内一切职务，同时被解职的还有“国内派”的克利什科、洛加—索文斯基和国防部副部长兼总政治部主任斯彼哈尔斯基。
1948年12月14日，波兰工人党和波兰社会党在华沙同时举行代表大会，第二天即12月15日，两个代表大会的代表在华沙工学院礼堂举行波兰统一工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此前，波兰工人党通过突击发展已成为百万党员的大党，而波兰社会党为了在合并中取得平等地位，也提出了建立一个百万党员的口号，大规模地发展新党员。两党统一代表大会历时1周，到会代表1526人①，其中来自波兰工人党的1013人，来自社会党的526人②，还有两位贵宾，一位是全俄肃反委员会的组织者和第一任主席费·捷尔任斯基的遗孀索菲亚·捷尔任斯卡，另一位是波兰爱国者联盟的创建人万达·瓦西列夫斯卡。亚·萨瓦茨基宣读了12月20日致“天才领袖斯大林”69岁生日的贺电，与会代表们齐声高呼：“斯大林，斯大林！”
大会通过了《波兰统一工人党思想宣言》、波兰统一工人党党章和《发展和改造波兰经济的六年计划的指令》。12月21日，选举了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委员，由72人组成，其中49人为原波兰工人党党员，23人为原波兰社会党党员。合并前两党都进行了审党工作，凡反对合并，反苏和敌视社会主义、犯有严重右倾民族主义错误的均被开除出党。为此，波兰社会党减少了19万，占全党人数的14％，工人党减少了2.2万，占全党人数的2.2％。当天(即12月21日)，举行一中全会，选举了中央政治局。政治局由11名正式委员组成，其中来自原波兰工人党的8人，来自原波兰社会党的3人，贝鲁特当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西伦凯维兹为总书记。西氏在两党合并中起了重要作用，但事实上看来他也未得到充分信任，因两位“莫斯科派”的人物萨瓦茨基和萨姆布罗夫斯基任书记以限制他的权力。
从后来的历史事实看，合并的实质不言而喻。合并后接着改组了政府，除总理一职外，其他最重要的职位都由共产党人担任。原来政府60个副部长以上的职位中，共产党人只占33人，而合并以后的74个职位中共产党人却占了53个。新的波兰统一工人党拥有151万党员，其中98万是原波兰工人党党员，53万是原社会党党员。从开始“结盟”起，波兰社会党就被推到从属地位，最终被合并。波兰人称“这种合并如同一个饿汉同一片面包的结合”。
贝鲁特在其政治报告中，强调要“强化阶级斗争和进一步扩大国有化”。他说：“各种经济成分平起平坐的地位不受侵犯是不可能的……工人阶级必须继续开展反对资产阶级分子的无情斗争，必须以完全消灭一切形式的经济剥削及其根源为目标。”(27) 提出要加紧实现农村集体化，“与资本主义残余”斗争，与天主教会斗争，反对各种各样的政治派别(28)。
1949年9月25日，农民党与波兰农民党也以样画葫芦实行合并，成立了统一农民党。该党拥有26万名党员。同年，劳动党解散，其党员加入了民主党(主要由手工业者、小店主和自由职业者组成)，他们制定了与波兰统一工人党思想纲领相一致的纲领，承认工人阶级及其政党的支配作用。这样在波兰形成了三党(波兰统一工人党、统一农民党和民主党)长期共存合作，实质是一党集权的政治局面。
1948年转折以后，波兰的政治生活发生逆转。1945年“一大”通过的政治路线被完全摒弃，左倾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在波兰统一工人党内占了统治地位。在阶级斗争日益尖锐化的错误理论指导下，人与人之间关系紧张，彼此猜疑，互不信任，民主和法制遭到破坏。由于对哥穆尔卡的“右倾民族主义”的彻底批判，历史传统、波兰国情和民族特点被否定，对有歧义者，动辄被当成“小资产阶级”或“机会主义”进行批判。1949年11月，贝鲁特在波兰统一工人党三中全会上所作的题为《在当前形势下党在提高革命警惕性斗争中的任务》的报告，再次强调不忘阶级斗争。他说：“我们时刻不能从眼皮底下放过阶级敌人及其阴险狡猾的勾当，只要阶级敌人还存在，他们还在活动，我们就应当经常不断地保持革命警惕性。”他号召全党为彻底肃清“右倾民族主义”而斗争。全会把“右倾民族主义”上纲为“人民的敌人”和“外国代理人”。正是在这种错误理论的指导下，造成了大批冤假错案。
在清除“右倾民族主义”的口号下，先后共进行了三次大的清洗：1948年9—12月，1949年1—3月，1949年11—12月，波及1/4的党员，党内的许多“国内派”领导人被撤职并被遣散，或被监禁。哥穆尔卡等人不仅再次受到批判，而且不久锒铛入狱。1949年底斯彼哈尔斯基被撤职不久被监禁，同时，克利什科也被解职。三中全会后，阶级斗争的火药味更浓。公安部被赋予超出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限，凌驾于党和国家之上。新成立的公安部第10厅的任务是同“钻入党内和军队内的敌对分子”作斗争。党中央成立了一个专门委员会指导这项工作。贝鲁特兼任这个委员会的主席，实际工作由“莫斯科派”的贝尔曼和拉德凯维奇负责。镇压的矛头首先指向在二战中对德作战有功的原人民近卫军、原人民军、原农民营特别是原国家军的军官。约有1500人被捕。1951年，其中19人因“阴谋叛国”罪被法庭判处死刑，70多人被判处无期徒刑。在上述三中全会上，增选了波裔苏联元帅康·罗科索夫斯基(29) 为中央委员会正式委员，这超越了“中央委员应由代表大会选出”的权限，他立即成为波兰武装部队总司令。1950年5月，波党一届四中全会上，罗科索夫斯基被选入中央政治局。1952年11月被任命为国防部长、国务委员会委员，从而成为波兰政府的关键人物，直至1956年10月为止，回苏后任苏联国防部副部长、国防部总监。
为了消灭“阶级敌人”，波党开展了清党工作。经过清党，党员人数由1948年12月的151万减少至1951年12月的113.8万。同时，波兰统一工人党领导人排斥盟党的宗派主义表现愈演愈烈。统一农民党和民主党的活动受到很大限制。两党进行了“反右倾斗争”。仅在1950年4月至12月，统一农民党的人数从26.3万减少到19.5万，1953年民主党人数减少到6万。
在反右倾斗争中，文艺界也深受其害。照搬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写诗只能以马雅可夫斯基为样板，否则被认为是“阶级异己的东西”。加尔斯基、鲁热维奇、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米沃什等著名诗人纷纷受到批判。连无产阶级革命诗人布罗涅夫斯基也受到怀疑。
1948年12月波党“一大”以后，波兰的政治生活很不正常。党和国家的权力集中在少数几个政治局委员手中。他们是“莫斯科派”的贝鲁特、贝尔曼、明兹、拉德凯维奇、萨姆布罗夫斯基。贝鲁特总揽全局，贝尔曼主管安全和意识形态工作，明兹主管经济，拉德凯维奇为公安部长，萨姆布罗夫斯基主管党务和干部工作。他们破坏民主集中制，实行任人唯亲的干部政策。许多正直、有作为、有才干的党员和公民不被信任和怀疑，有的被开除出党甚至被捕入狱。总之，1948年波党的转折是首次也是最重要的一次转折，标志着“波兰道路”即人民民主道路的中断和苏联模式的开始。所谓苏联模式，是指上世纪30年代苏联在资本主义国家包围中，为了打破这种包围，维护本国独立并迅速赶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通过突进的方式而进行的工业化和农业化，在此基础上形成的高度集中的政治和经济体制。这种体制在政治上高度集权，国家政权、群众组织(如农工、青、妇等)过分的集中于共产党，地方权力过分地集中于中央，而中央的权力又过分的集中于少数几个人或个别领导人。结果在许多行政部门造成了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现象。由于集权过多，民主太少，致使领导干部官僚主义、脱离群众、谋取特权以至于个人专横、个人崇拜和破坏法制等同共产党宗旨格格不入的现象盛行。在经济上，高度集中的体制，在发展战略上，把重工业放在首位，与一般国家工业化的“农—轻—重”的顺序不同，而是按“重—轻—农”的顺序进行工业化。这种模式在当年苏联的条件下，曾起到迅速增强国力、以保卫国防、保卫社会主义成果的积极作用。但它毕竟有其时代的局限性。而且对国情不同的其他国家未必适用，更不能把那种在特殊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政治、经济模式普遍化和绝对化。波兰的悲剧正是这样。贝鲁特等人不顾本国国情和条件，而照搬苏联模式按“重—轻—农”的顺序安排国民经济。他们不顾波兰缺乏铁矿资源的实际、要求集中资金建设以钢铁工业为主的重工业。在六年计划(1950—1955年)内，工业总产值要增长170％，而农业仅增加19％，工人平均工资仅增加13％。由于重工业(主要是军事工业)投资过多，造成重工业和轻工业、工业和农业之间比例严重失调和消费品的严重不足，致使人民生活遇到很大困难。最后导致波兰危机和事件频频发生。
波兰人民民主之争教训有三点特别重要。第一，把握国家的发展阶段和方向，党的领导是关键。从根本上说，执政党在国家政治经济道路和模式上起着决定性作用。但波党“先天不足，后天又营养不良”。在内外压力面前，表现软弱，没能坚持自己选择的方向和道路。第二，共产党必须时刻牢记党的“为人民谋利益”的性质和宗旨，以不断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为目标，才能使党不脱离群众，使党的事业不断前进。第三，执政党必须牢记，一切从本国国情和实际出发，建立符合本国历史条件和情况的政治、经济模式。否则，不仅有使国家发生危机，而且有失去政权的危险。这就是波兰人民民主道路之争留给人们的深刻教训和重要启示。
注释：
①诺曼·戴维斯：《上帝的游戏—波兰历史》第2卷，克拉科夫1993年版，第509页。
②杨·托米斯基主编：《复兴的波兰(1918—1939)》，华沙1982年版，第411页。
③罗宾·奥基：《东欧(1940—1980)从封建主义到共产主义》，明尼苏达1982年版，第99页。
④萨纳齐—波兰语的音译，原意为“健康化，改善、整顿”，后被用来称呼毕苏茨基政权。
⑤《新路》1987年7月第7期。
⑥亨·齐梅克《艰难的道路》，波兰《人民论坛报》1988年12月12日。
⑦布·希日德克：《变革年代》，华沙1980年版，第224页。
⑧《波兰工人党纲领文献(1942—1948)》，第525页。
⑨否定1935年宪法，一方面是否定在伦敦的波兰流亡政府的合法基础，另一方面是，1921年宪法规定，在某些情况下，可将总统的权力转移给议会议长。既然全国人民代表会议相当于议会(最高立法机关)，那么它的议长贝鲁特也就可合法地成为代理国家元首。
⑩波兰剧变后，1990年4月5日，波兰议会决定，把波兰的国庆节由7月22日改为5月3日。
(11)亚当·沙夫：《论共产主义运动的若干问题》，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66—167页。
(12)哥穆尔卡在波兰工人党“一大”上的讲话，见《我们的历史文献》，华沙1982年版，第133—147页。
(13)耶日·雅盖沃：《通向社会主义的波兰道路》，华沙1984年版，第118、111页。
(14)《新路》月刊1947年第1期。
(15)据1931年的统计，波兰人口为3199万，其中波兰人占69％，约2110万人，乌克兰人占15％，约480万人，犹太人占8.5％，约270万人，白俄罗斯人占4.7％，约150万人，德国人占2.2％，约70万人，俄罗斯人占0.25％，约8万人，立陶宛人占0.25％，约8万人，捷克人占0.09％，约3万人，现波兰人占98％。
(16)1989年4月7日，波兰议会通过一项宪法修正案，决定恢复“经民主选举产生的”参议院(即上议院)。
(17)约·里·萨夫里克：《波兰历史(1937—1947)》，华沙1987年版，第203页。
(18)安东尼·楚宾斯基：《波兰现代史(1919—1983)》，华沙1987年版，第333页。
(19)杨·扎林：《自独立至今(1918—1998)》，华沙1998年版，第70—71页。
(20)约·布什科：《波兰史(1864—1948)》，华沙1979年版，第522页。
(21)耶日·托波尔斯基：《波兰通史》，华沙1981年版，第851页。
(22)杨·扎林：《自独立至今(1918—1998)》，华沙1998年版，第71页。
(23)《我们要建立什么样的统一》，《新路》1948年5—6月。
(24)杨·普塔辛斯基：《三次转折中的第一次转折或关于哥穆尔卡的轶事》，华沙1984年版，第95页。
(25)另有资料为1539人。
(26)《人民论坛报》1948年12月21—22日。
(27)鲍·贝鲁特：《波兰统一工人党的思想基础》，华沙1952年版，第52—53页。
(28)杨·扎林：《自独立至今(1918—1998)》，华沙1998年版，第73—74页。
(29)康·罗科索夫斯基(1896—1968)，苏联元帅，波兰元帅。原系波兰血统的工人，曾在沙皇军队服务，后加入红军，十月革命的参加者。1919年参加苏联共产党。1936年升任至军区司令，1936年被清洗。1941年恢复名誉。二战期间任方面军司令。在苏成立的波军就在他的指挥之下。波兰解放战役参加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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