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农村居民的社会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天津论文,农村居民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社会网研究回顾及其在当代社会学中的地位
社会网是社会结构的概念。社会学从创始以来，社会结构一直成为社会学家关注的重点问题之一。德国社会学家齐美尔（G.Simmel）在《群体联系的网络》（1922）中第一次使用了“网络”概念，英国人类学家拉德克利夫—布朗则首次提出了“社会网”的概念（1940）。一般认为，美国社会心理学家莫雷诺1934年对实验性小群体的计量学研究为社会网研究奠定了基础。巴恩斯通过对一个挪威渔村阶级体系的分析，把形而上学的社会网概念转化为系统的研究（1954）。本世纪60年代，是社会网专业研究的起步时期。到70年代中期，社会网研究成为一个新的社会学领域。该领域的著名研究包括科尔曼（Coleman，1966 ）关于社会网对信息传播、发明推广的影响，格兰诺维特（Granovetter，1973）、林南（1981）关于社会网与社会资源的关系，波特（Bott，1971）关于社会网的结构特征对个人观念形成和变化的影响，博尔特（Burt，1983）关于个体在社会网中的地位与它所拥有的权力大小的关系等。到80年代，美国社会学年会设立了社会网研究专题讨论会，两年一届的国际社会网讨论会轮流在北美和欧洲召开。该领域的专业杂志《社会网》在荷兰出版，并成立了跨学科的学术组织——国际社会网研究联系网。现在，社会网研究在规模上不断扩大，方法上也日趋成熟。初期的社会网研究方法主要是用于小群体，后来扩展到社区研究，目前已应用到社会学的许多领域，诸如阶级阶层研究、社会流动研究、城市社会学、政治社会学以及一些边缘性学科如精神卫生学、老年学和社会工作中。
网络分析者不仅研究社会网络本身，而且研究人们的社会行为如何受到社会网络的制约。社会网是指由个体间的社会关系所构成的相对稳定的体系。这里，个体可以是个人、组织，也可以是国家；个体间的关系可以是人际关系，也可以是交流渠道、商业交换或贸易往来。从社会网研究的角度看，整个社会就是由相互交错或平行的网络所构成的一个大系统。这些客观存在的社会关系向个体施加着外在的影响。社会网的结构及其对社会行为的影响模式就是社会网的研究对象。
中国的社会网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比较系统的研究是天津社会科学院分别于1986年和1993年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和加利福尼亚大学合作完成的“天津城市居民职业、生活方式和社会网”和“天津城市居民社会生活网”两项课题。这两项研究均把天津城市居民作为调查主体。第一项研究分析了城市居民社会网的结构特征和关系构成模式，第二项研究则探讨了7年以后城市居民社会网模式的变迁趋势。 上述两项研究为中国的社会网研究奠定了基础，且积累了进一步深入研究中国社会网的基本资料。
然而，不研究中国农村的社会网，就不能完整地理解和认识中国人的微观社会结构。中国农民的社会网具有什么样的结构特征？它由哪些人构成？这些人之间的关系又具有什么特点？回答上述几个基本问题是深入研究中国农村社会结构的基础。欧美的社会网研究也大多集中在城市社区。本文第一次通过问卷调查对农村居民社会网的规模、类型、关系构成模式、紧密程度、趋同性和异质性等进行了描述、分析和研究，探讨了中国农村微观社会结构与宏观社会结构之间的关系，最后讨论了这些特征是在什么样的特定社会环境下形成的，即影响个体行为的微观社会结构是如何为宏观社会结构所制约的。
二、研究方法
1.抽样
本次研究的调查地点是天津市郊区和县，时间为1996年11月～1997年3月。天津市共有4个近郊区、3个滨海区、5个县有农村居民。4 个近郊区和5个县农村居民为360.43万人，占天津市农村居民人口的93.2 %。（注：天津市统计局编，1996，《天津统计年鉴——1996》，中国统计出版社，第78页。）考虑到农村居民的同质性较强，农村调查区域的选择限定为4个近郊区和5个县。
天津农村居民的社会网研究样本是按以下方式抽取的：（1）从4个近郊区和5个县随机抽取7个乡（镇）；（2 ）从抽出的每个乡（镇）中随机抽取3个村民委员会，共21个村民委员会；（3）从抽出的每个村民委员会中，再根据农民家庭户数占抽样总体的比例，从户口花名册中随机抽取一定比例的户（30户左右）；（4）在每个被抽取的户中， 再抽取18岁及18岁以上、出生日最靠近11月5 日的在职或退休的家庭成员作为本次调查的访问对象，共获得有效样本598个。
2.调查问卷及内容
调查问卷一开始是关于调查对象本人的基本情况，包括性别、年龄、教育程度、婚姻状况、职业、收入等。以下问题作为社会网成员的选择标准：“在最近的半年中，您与谁讨论过对您来说重要的问题？”，至于什么问题是“重要问题”则由调查对象自行界定。我们把问题集中于调查对象所提到的前5个人，还进一步询问了这些社会网成员的性别、年龄、教育程度、职业、工作单位所有制、政治面目、与调查对象的关系，与调查对象的认识时间等背景资料。因此，与调查对象讨论过重要问题的人即成为本文分析社会网的基本单位。本文中的讨论网与社会网涵义相同。
关于调查对象与社会网成员的具体关系，我们在问卷中列举了32种可能的关系：同事，上级，下级，生意伙伴，同学，朋友，恋爱对象，邻居，配偶，子女，父母，兄弟姐妹，配偶的父母，子女的配偶，孙子女外孙子女，配偶的兄弟姐妹，祖父母，配偶的祖父母，外祖父母，配偶的外祖父母，叔叔姑姑，舅姨，配偶的叔姑舅姨，侄子女，外甥儿女，堂兄弟姐妹，表兄弟姐妹，配偶的堂表兄弟姐妹，配偶的侄子女甥子女，同家族成员，其他远亲属和其他关系。
3.基本概念及其变量设计
在进行分析讨论之前，有必要首先对本文所运用的社会网研究中的一些基本概念做一简单的解释，这些概念包括社会网的类型、规模、关系类型、紧密程度、趋同性和异质性。
本文所说的社会网是指具有一定信任和密切程度的重要问题讨论网。除了没有提出任何讨论对象的人以外，在每一个调查对象周围，都有一个由讨论对象组成的社会网，本文中的讨论网就是我们的分析单位。
社会网的类型 划分社会网类型的第一个基本标准是该社会网所涉及的成员是个人还是群体。人际关系网以个人为其成员，组织间的关系网以各种组织为其成员，而国际关系网则以国家或地区为其成员。第二个标准是社会网所涉及的社会关系的类型。例如，讨论网、实际帮助网、友谊网和情感支持网所涉及的关系就会有所不同。当然，各种社会网常常有一定程度的重叠性。社会网不仅由于其成员的性质以及成员间的关系有别而不同，也取决于我们所进行的研究是在什么层次上而有异。假设我们对某个农村社区进行社会网研究。如果要研究整个社区的社会网结构，就会把这个社区看成一个网络，研究其中的每个成员在何种程度和形式上相互联系；如果要研究社区成员的社会交往模式，就会分析围绕每个成员存在的社会网络的特点。研究目的的不同决定了所研究的社会网的类型不同。本文所研究的社会网是天津农村居民个人与个人之间的重要问题讨论网络。
社会网规模指的是构成一个社会网的成员的数目。网络规模与类型是两个互相联系的概念。一个一般性朋友网的数目大于知心朋友网，情感支持网的规模往往会小于讨论网。另外，社会网规模也是测量一个人的社会资源拥有程度的一个重要指标。例如，一个农民如果有许多各种各样的朋友，那么他往往会比其他人获得更多的致富信息和实际帮助。
社会网的关系构成指的是社会网成员间的具体关系，特别是社会网的核心人物（即本文中的调查对象）与网络成员的具体关系。社会网的关系构成通常用某种特定关系占总关系的百分比来表示。例如，某调查对象提出了5名讨论网成员，其中2人为其配偶和子女，另外3 人分别为其同事、同学和朋友，那么他的讨论网的亲缘关系为40%，非亲缘关系比例为60%。在社会网关系构成的分析中，不包括社会网规模为零的调查对象。
社会网的紧密程度是衡量网络成员之间相互关系程度的一个重要概念，可用两个变量来表示。一个是互不相识的讨论网成员的对数占所有成员的百分比，另一个是关系密切的成员对数所占的百分比。社会网规模小于2的个案被我们排除在紧密程度的分析之外。 如果一个社会网的所有成员都只与核心人物单线联系，该社会网的紧密程度为零。如果该社会网的所在成员都相互维持密切关系的话，其紧密程度为100%。 社会网的紧密程度对人们态度的形成和行为的发生发挥着重要的影响作用。一个成员关系紧密的社会网不仅对个人的发展有很大帮助，而且对个人的行为也有较强的制约力。
社会网的趋同性指的是社会网的核心人物与其他社会网成员在某种社会特征方面的类似性。在一般意义上，大多数人倾向于与背景相近的人交往，例如相近的年龄、教育程度、职业和居住地区等等。趋同性通常用与调查对象在某个特征方面同属一个群体的人数占全体讨论网成员的百分比来表示。所谓同属一个群体，可以是相同的性别、职业、教育程度或政治面目。（注：讨论网成员在性别、教育程度、政治面目和职业等方面的分类与调查对象相同；在讨论网成员的职业分类中还包括了学生。）我们把年龄趋同性界定为与调查对象年龄不超过5 岁的讨论网成员所占的百分比。此外，我们还计算了比调查对象年龄相差超过5岁、 比调查对象教育程度高和低的讨论成员的百分比。一般来说，任何群体的人在交往中的群内选择总是多于群外选择。
社会网的异质性指的是一个社会网中全体成员在某种社会特征方面的分布状况。每个人的社会网都有其特有的异质性。它可以在某个方面的异质性较低，而在其他方面的异质性较高。这个指标指的是从一个网络中随机抽取2人，这2人在某个方面不属于同一群体的概率。性别异质性的最大值是50%，最小为零。年龄异质性由讨论网成员间的年龄标准差来表示，标准差越大，说明讨论网成员的异质性越强。
在趋同性和异质性的计算中，均排除了社会网规模小于2的个案。 趋同性和异质性是描述社会网特征的两个既相联系又有区别的指标。趋同性是比较核心人物与其他成员之间的相同或相异，而异质性比较的是社会网成员之间在社会特征方面的差异。
三、调查结果的初步分析
1.天津农民讨论网的规模、紧密程度和构成内容
从表1提供的数字看，天津农民讨论网的平均规模是3.478，32.4%的调查对象与5个或5个以上的人在最近半年中讨论过重要问题，只有1.7%的人没有提出任何讨论网成员。在91.7%的讨论网中，所有的成员至少是相互认识。互不相识的平均百分比仅为2.5%。在51.2 %的讨论网中，成员完全是由关系密切的人组成。平均70.6%的讨论网成员的关系是密切的。
这些讨论网是由哪些人组成的呢？表1表明，22.0 %的讨论网完全是由亲属构成的，36.1%的讨论网则完全是由非亲属构成的，平均55.4%的讨论网成员是亲属。在政治面目方面，17.7%的调查对象在其讨论网中提到了中共党员。在9.6%的讨论网中，中共党员的比例占50 %以上。 另外，在地域特征方面， 讨论网成员居住在本村的比例高达84.1%。
表2列出了讨论网成员与调查对象的具体关系。 第一列是提到某一特定关系的调查对象占总人数的百分比；第二列数字代表某一特定关系在一个典型讨论网中所占的百分比，即在全部讨论网中所占的平均百分比；第三列的数字是某种特定的亲缘关系在总亲缘关系中所占的平均百分比；第四列是某种特定的非亲缘关系在总非亲缘关系中所占的平均百分比。表2的结果显示，77.3%的调查对象至少提到了1名亲属，63.6%至少提到了1名非亲属；59.9%提到了自己的配偶；93.5 %提到了自己的同事；93%提到了邻居。这说明在天津农村的讨论网中，亲缘关系比非亲缘关系占有更重要的位置。而在亲缘关系中，配偶关系最为重要，它在亲缘关系中的比重是42.9%；兄弟姐妹关系在亲缘关系中占居第二重要的位置（16.6%），然后才是父母（11.8%）和子女（8.8%）。 在非亲缘关系中，最重要的是同事关系，它在非亲缘关系中所占的比重是35.8%，其次是朋友（33.1%）、邻居（26.3%）和同学（4.5 %）。
按照平均百分比的大小，在天津农民讨论网中最重要的几种关系依次是：配偶（21.9%）、同事（16.2%）、朋友（14.3 %）、 邻居（11.7%）、兄弟姐妹（9.2%）、父母（7.6%）、子女（5.7 %）和同学（2.7%）等。（注：其他亲属虽然在天津农民讨论网中占11.0 %的比例，但这种关系是由配偶、兄弟姐妹、父母、子女以外的21种亲属关系组成的，不具有典型的特征。）
表1天津农村讨论网的规模、紧密程度、亲缘比例及党员比例
变量名称数值所占百分比平均值 标准差样本数
社会网规模
0
1.7
1
6.7
2 18.9
3 24.13.478 1.450 598
4 16.2
5 29.9
6-10
2.5
互不相识关系比例 0 91.7 2.510.8 521
1-25
4.8
26-49
1.8
50-100
1.7
密切关系比例 0 15.070.618.6 521
1-25
6.9
26-99 26.9
100 51.2
亲缘比例 0 36.155.440.3 585
1-25
6.8
26-50 15.8
51-99 19.3
100 22.0
党员比例 0 59.517.726.3 587
1-50 30.9
51-100
9.6
居住在本村的比例 0
4.484.127.4 587
1-50 11.4
51-99 15.7
100 68.6
2.趋同性
本文中的性别、年龄、政治面目、教育程度和职业等方面的趋同性是由调查对象的群内选择比例来表示的。表3表明，平均57.5 %的讨论网成员与调查对象同性别，只有13.5%的讨论网的所有成员的性别完全与调查对象相异，有22.5%的讨论网的所有成员的性别则完全与调查对象相同。在典型的讨论网中，52.3%的成员与调查对象年龄接近，41.0%与调查对象具有相同教育程度，49 %与调查对象具有相同职业，79.3%与调查对象具有相同政治面目。
表2天津农村讨论网的关系构成内容
关系类型
提到该关系的调查 特定关系在典型讨论网中的百分比
对象的百分比
在所有 在亲缘 在非亲缘
关系中 关系中 关系中
亲缘关系 77.3 55.4100.0
配偶 59.9 21.9 42.9
父母 17.6 7.6 11.8
兄弟姐妹 24.1 9.2 16.6
子女 12.0 5.7 8.8
其他亲属 26.9 11.0 19.9
非亲缘关系63.6 44.6 100.0
同事 93.5 16.2 35.8
同学 30.8 2.4
4.5
朋友 12.5 14.3 33.1
邻居 93.5 11.7 26.3
其他关系
0.3 0.07
0.3
样本数 598 585 452 372
表3天津农村讨论网的趋同性程度
趋同性变量 数值百分比平均值标准差样本数
性别趋同性0 13.5 57.5 32.3
586
1-25 4.3
26-50 30.3
51-75 23.7
76-99 7.7
100 22.5
年龄趋同性 0 13.1 52.3 32.0
586
(正负5岁以内)
1-25 42.6
26-50 32.4
51-75 20.1
76-99 4.1
100 19.8
比调查对象0 63.3 18.6 28.8
586
年轻5岁以上1-25
8.0
26-50 15.9
51-75
6.4
76-99
1.9
100
4.5
比调查对象0 51.6 27.5 34.3
578
年长5岁以上1-25
9.9
26-50 20.9
51-75
8.4
76-99
2.6
100 10.2
教育趋同性0
28.7 41.0 34.7
578
1-25 11.4
26-50 13.4
51-75 13.4
76-99
4.7
100 14.7
教育程度 0
47.8 31.3 36.8
578
低于调查对象
1-25 10.0
26-50 16.1
51-75
9.5
76-99
2.4
100 14.2
教育程度 0
51.6 27.5 34.3
578
高于调查对象
1-25
9.9
26-50 20.9
51-75
8.4
76-99
2.6
100 10.2
职业趋同性0
31.0 49.0 40.0
587
1-25
4.9
26-50 19.7
51-75 12.3
76-99
3.2
100 38.9
政治面目趋0
6.6
79.3 29.7
587
同性
1-25
2.4
26-50
9.9
51-75 15.8
76-99
9.0
100 56.0
3.异质性
表4提供了天津农民讨论网在年龄、性别、政治面目、 教育程度和职业各方面异质程度的统计结果。我们将典型讨论网的异质性指标与整个样本的异质性指标进行了比较分析，后者代表天津农村18岁以上的在职或退休人口的异质程度，可被视为社会交往的机会机构。
首先看年龄异质性。天津农民讨论网的年龄异质性是相当低的。在17.9%的讨论网中，成员年龄完全相同。而在82.1%讨论网中，成员的年龄标准差仅在1—3岁之间。整个讨论网的平均年龄标准差为0.685， 而样本的年龄标准差为11.61，前者仅为后者的5.9%。
再看性别异质性。性别异质性的最大值是0.50，这正是样本的性别异质性的数值。即从纯概率的角度出发，若从一个群体随机抽取1人， 男、女被抽中的可能性都是50%。然而，天津农村讨论网的平均性别异质性数值为0.30，仅为样本数值的60%。大约1/3（31.6%）的讨论网是由同性成员组成的，其性别异质性为零。
表4天津农村讨论网的异质性程度
变量名称 数值百分比平均值标准差样本数
年龄异质性
0 17.9 0.685 0.545 520
(标准差)
1-3 82.1
性别异质性
0 31.6
0.30 0.207 548
(最大值) 0.32 10.0
0.38 8.6
0.44-0.50 50.2
政治面目异质性
0 60.3 0.164 0.207 547
(最大值) 0.32 10.8
0.38 7.3
0.44-0.50 21.6
教育程度异质性
0 22.2 0.393 0.232 531
0.32 8.3
0.38 5.1
0.44-0.50 37.5
0.51-0.80 26.9
职业异质性
0 37.5 0.319 0.264 544
0.32 6.4
0.38 5.1
0.44-0.50 30.4
0.51-0.80 2.18
讨论网的政治面目异质性平均值占样本数值的46.5%。在一般意义上，党员调查对象倾向于与党员交往，非党员调查对象倾向于与非党员交往。但是，尽管只有14.5%的调查对象是中共党员，党员在农村讨论网中的平均百分比却达17.7%（参见表1）。
教育程度异质性数值是0.393，职业异质性数值是0.319。教育程度和职业异质性的最大理论数值是1， 即讨论网成员之间教育程度和职业是完全不同的。表4的结果表明， 天津农民讨论网在教育程度和职业方面的分化较低，这是因为许多成员是调查对象的同事，而同事的教育程度是大致相近的。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由于亲属，特别是配偶在天津农民的讨论网中占有最重要的地位，从而增加了社会网的异质性。因为调查对象的配偶必然是与本人性别相异的讨论网成员；而父母子女的年龄与调查对象的年龄自然会有一定的差距。如果一个调查对象在选择讨论网成员的过程中以是否是亲属为其主要的选择标准，那么群内选择的倾向就会降至其次。其结果必然是，被选择的讨论网成员更可能来自不同的群体，如不同性别、不同教育程度、不同职业等等。假如我们只计算非亲属的讨论网成员之间的异质性，或是调查对象与非亲属讨论对象的趋同性，我们所得到的异质性指标将会大大低于在全体讨论对象基础上得到的数值，而我们所获得的趋同性指标的数值则会比表3中的数值更高。
总之，天津农民讨论网倾向于与相同性别、相同职业、相同教育程度和年龄相近的人讨论重要问题；而这些讨论对象之间的关系也是相当密切的。在这种很明显的群内选择趋势下，天津农民讨论网的异质性是相当低的。超过一半的讨论对象是亲属、同事和邻居在讨论网中所占的比例也高过统计上的概率预测。
四、讨论
天津农村居民的讨论网以高趋同性、高紧密性和低异质性为特点。对于一个涉及一定程度的信任和密切关系的讨论网来说，这些特点的形成一定有其深层次的社会结构原因。这种从微观层次上观察到的社会结构是否与宏观社会结构的变动一致？无数目的各异的个体互动如何整合成一种共同的结构变动趋势？本文将从社会网研究的角度对此进行初步的解释。
把亲缘、地缘关系作为中国传统农村的基本社会网络结构来分析，说不上是什么最新发现。费孝通先生曾指出，中国乡土社会的基层结构是一种“差序格局”，即“社会关系是逐渐从一个一个人推出去的，是私人联系的增加，社会关系是一根根私人联系所构成的网络。”（注：费孝通，1947，《乡土社会》，三联书店，第28页。）林耀华先生形象地指出，“我们日常交往的圈子就是像一个用有弹性的橡皮带紧紧连在一起的竹竿构成的网，这个网精心保持着平衡。拼命拉断一根橡皮带，整个网就散了。每一根紧紧连在一起的竹竿就是我们生活中所交往的个人，如抽出一根竹竿，我们也会痛苦地跌倒，整个网便立刻松弛。”（注：林耀华，1944，《金翼：中国家族制的社会学研究》，三联书店，第2 页。）美国著名的中国学专家费正清在分析“中国社会的本质”时也指出，中国的社会单元是家庭而不是个人，村子通常是由一群家庭和家庭单位组成的，他们世代相传，永远居住在那里，每个农家既是社会单位，又是经济单位。（注：[美]费正清，1987，《美国与中国》，商务印书馆，第17—19页。）我们在这里所关心的，并不仅仅是家庭网、家族网在当代社会生活中是否依然存在，更重要的是这个网是否发生了变化、破裂？如果破裂了，它的功能是怎样被替代的？它的历史遗存在社会结构的变动和转型中还具有什么样的意义？
可以说，我们的调查统计结果与前人用人类学方法的研究发现既有一致的方面，又有相异的地方。一致的方面表现在，以血缘和婚姻联系起来的亲缘关系在农村社会网中依然占据着最重要的位置。在讨论网关系的构成中，亲属关系的比例高达55.4%（见表1）。 这个统计结果与湖北省孝感县按“国情调查数据库”统一问卷于1991年进行的农民家庭抽样调查的结果接近。在孝感县农民社会交往的主要对象中亲属的比例占64.0%，然后依次是邻居（14.3%）、朋友（8.3%）、同事（6.5%）、同乡（4.4%）、同学（1.7%）等。（注：《中国国情从书——百县市经济社会调查：孝感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2 年版， 第742页。）虽然从1949年以来，特别是1979 年农村实行经济改革以来，随着中国农村的宏观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的巨大变迁，农民的社会网模式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但并未动摇以家庭、家族关系为主线的亲属关系网在中国农村社会所占据的主导地位。这不仅表现在有77.3%的调查对象至少提到了1名与其有亲属关系的讨论网成员（见表1），而且体现在调查对象所提到的第一个讨论网成员中有67.3%是其亲属。中国农村的家庭在人们的生活中仍然占居着最中心的位置。一个农民只要不发生社会身份的根本改变（如通过高考成为大学生进而成为城市居民），他的“从摇篮到墓地”过程中的绝大部分问题只能通过家庭来解决。他的住房、医疗卫生、婚姻、子女教育、娱乐与养老等方面的需要大多都是依靠家庭来获得满足的。每个人对其家庭有着城市居民所不可比拟的依附性，因为城市居民可以通过其工作单位来获得这方面的满足。农村家庭所具有中心性和全面性的社会功能表明农村的社会专门化程度是相当低的。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农村居民当遇到重要问题的时候，首先会把亲属选作其讨论、咨询的对象。
一个尤其应该引起注意的重要发现是：在农村讨论网的亲属关系网中，按关系构成比重依次是配偶（42.9%）、兄弟姐妹（16.5%）、父母（11.8%）和子女（8.8%）。 这与中国传统家庭关系网络结构的模式大不相同。人类学家雷蒙德·弗思曾认为传统“社会结构中真正的三角是由共同情操所结合的儿女和他们的父母”构成的。（注：雷蒙德·弗思著，费孝通译，1981，《人文类型》，转引自费孝通《生育制度》，天津人民出版社，第65页。）在中国传统家庭特别是传统农村家庭的几种基本关系中，纵向的亲子关系和靠亲子关系来维持的横向的兄弟姐妹关系，在社会网中一直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而由婚姻缔结的夫妻关系则在这个网络中居于最不重要的位置。这与传统中国农民崇尚孝道、维护大家庭中家长权威的传统观念密切相关。不仅家庭中的大事，甚至自己的重要问题都要首先征求父母的意见。因此，以血缘为纽带的纵向的亲子关系不仅重于以婚姻为基础的配偶关系，而且前者支配后者。在本次调查中，配偶关系不仅上升到社会网构成的第一位，而且其在讨论网关系构成中超出其他关系的比重值非常明显。
这种社会网构成模式的巨大变化的原因大致有以下几点：第一，农村的家庭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我们的调查中，以夫妻及其未婚子女构成的所谓核心家庭占居绝对的支配地位，传统意义上的大家庭即主干家庭或联合家庭等退居次属地位。核心家庭的增多必然伴随主干家庭和联合家庭的减少。老舍在《四世同堂》和巴金在《家》中描写的几世同堂的大家庭在当前的农村十分罕见。在核心家庭中，夫妻关系必然成为家庭关系的轴心。第二，几十年的妇女解放运动，使妇女的经济和社会地位不断提高。大部分农村妇女走出家务劳动的小天地，成为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支不容忽视的生力军。配偶关系在农民社会网中占据突出重要的位置即是妇女地位提高的表现之一。第三，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又恢复了家庭的经济功能。而农村家庭经济功能的发挥，往往是以核心家庭而不是大家庭为单位的。即使在由几个家庭联合经营的经济实体中，也是以独立的小家庭作为基本的核算单位的。在家庭重大事物的决策上，夫妻具有几乎平等的发言权。（注：在天津农民所讨论的重要问题中，家庭经济问题占了较大的比重。）总之，夫妻关系在农村社会网中的地位上升必然伴随着以血缘为纽带的亲子关系重要性的下降。至于横向的兄弟姐妹关系重于上向的父母关系，可以这样来解释：农民日常讨论的重要问题大多是生产经营方面的（见注②），而兄弟姐妹由于教育程度普遍高于父母，所接受的信息和掌握的现代生产经营技术也多于父母，与这些人交谈更能获得实际的帮助。而与父母的讨论内容多是情感方面的，意在获得感情上的支持。亲缘关系网中配偶和兄弟姐妹关系地位的上升也说明了传统农村的家长权威正在逐渐衰落。
另外，天津农民的非亲缘关系在讨论网中的构成比重也超出了我们事先的研究预测。非亲缘关系比重的上升，一方面说明农民的家庭网、家族网不再像在传统农村社会中那样占据绝对的主导地位，另一方面标志着农民的社会交往正在突破家庭、家族的固有界限，正在逐步形成真正意义上的社会网。
天津农村讨论网的高趋同性、低异质性和高紧密性是中国农村宏观结构的微观反映。就农民的职业来说，其自然性和既定性远远高于选择性。在所有的关于青年职业选择的问卷调查中，即使农民自身把“农民”选作理想职业的被调查者也微乎其微。因为在他们看来，农民这种职业是用不着选择的。大多数农民的子弟从少年时代起就开始介入农业劳动，学习务农的本领，通过高考的“独木桥”而改变其身份的只有极少数。尽管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和农村第三产业的发展吸纳了许多农业剩余劳动力，但在以村子为单位的农村社区中，他们大多从事着相同或相近的职业。在我们深入访问的天津一些农村中，有许多是从事某种单一职业的所谓“专业村”，如“制鞋专业村”、“运输专业村”、“养猪专业村”和“蔬菜专业村”等。虽然同1979年以前相比，天津农民的职业结构发生了较大的分化，但其职业异质性指标仍然偏低。这种趋同较高和异质性较低的职业结构，产生了同事关系在讨论网的亲缘关系中居第一位、在整个讨论网中居第二位的结果。
就农民讨论网的地缘特征来说，其成员基本上没有超出本村的范围。平均84.1%的讨论对象居住在本村（见表1）。在农村社区中， 地缘关系是相当稳定的。由于土地和房屋是真正固定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土地是不能迁移的，他所居住的房屋也是相当固定的，除非到城镇定居，农民很少作出迁居的决定。对他们来说，举家迁离世代居住的故乡是一种痛苦而艰难的抉择。即使他在乡镇企业工作，他所交往的圈很难超越地缘的限制。天津的大多数乡镇企业目前还是“离土不离乡”型的。在乡镇企业中，人们对“本地人”和“外地人”的区分是十分清楚的，二者之间有“我群”和“他群”的差别，这种差异甚至比本村人中务工经商者和务农者之间的差别还要大，因为农民划分“我群”和“他群”的标准，与其说是职业，不如说是生活的地域。在村落社会中，除了亲属之外，其他人大都可以归入同事、朋友和邻居的范畴。而这三种关系并未超出广义的“乡亲”的界限。
总之，中国的经济和社会改革给中国农村结构带来了巨大的变化。天津农民社会网的变化是中国社会结构变动的微观反映。在天津农民的讨论网中，亲缘关系的重要性虽有所下降，但仍占据着主导地位，这种历史遗存在现代农村社会中依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随着中国农村工业化、城镇化和现代化进程的继续推进，农民的社会网模式和关系构成形式必将产生更显著的变迁。可以预见，未来中国农民社会网变化的趋势将是：规模将不断扩大、趋同性将进一步减弱、异质性将逐渐增强、紧密程度也将降低。在社会网的功能发挥方面，亲缘关系将被非亲缘关系替代。当然，这种预测并非是结论性的，有待于未来经验研究的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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