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宋之际文人视野中的“伊川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伊川论文,文人论文,视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南北宋之交是理学发展史上非常关键的时段：一方面朝廷对理学的政策不断反复，时禁时崇，在反复中理学经历了复杂的发展图迹；另一方面，理学在变幻的政治文化生态中，禁止也罢，推崇也好，始终保持向上一路。处于上升期的理学，引起了当时文人的关注，他们在诗词中记录下理学发展过程中的蛛丝马迹，留下了丰富而生动的思想史片段。
两宋之际的文人对理学既然有所关注，那他们对理学究竟持一种什么态度？对理学的发展趋势又有何评价？文学作品中的记录与实际的理学史是否有出入？本文将以吕本中、陈与义、张元幹等人的文学作品为实例，剖析文人视界中的理学发展态势。三人均活跃于北宋徽、钦两朝及南宋高宗朝，都是当时重要的文学家；检讨他们对理学的认识，将这些认识看作一个连贯的系列，试图还原理学发展的动态过程。况且，这种检讨，也能为我们提供一种看待理学的新视角：文人对当下思想态势有及时、正面的回应，绝非被动的接受，他们的主动参与，才促成了“伊川学”的发展壮大。理学新文化的兴盛，同样离不开文人的广泛参与。
在进入正式讨论之前，有必要对几个概念稍加辨析：理学、洛学、伊川学。无论是洛学还是伊川学，都是理学发展过程中重要的组成部分。洛学以地域命名，主要代表人物是程颢、程颐二兄弟，与其相类似的概念有张载的关学、周敦颐的濂学等。伊川学则以人命名，指程颐之学；它看似比洛学的内涵要小一些，因程颢之学没被包含进去。实际上，在两宋之际的思想文化语境中，“伊川学”就是洛学的代名词。
宋徽宗崇宁二年(1103)，朝廷禁锢元祐学术，禁止士庶传习诗赋；本年四月，追毁程颐出身以来文字，限制程颐之学的传播。在此情况下，程颐迁居洛阳龙门之南，阻止四方学者来问学，云：“尊所闻，行所知，可矣，不必及吾门。”①直到宋钦宗即位，朝廷才解除元祐学术之禁。在这一时期，理学的发展状况究竟如何呢？
朝廷禁元祐学术，推崇的是王安石新学，当此时，思想界形成新学独霸的局面。其他的学术思想都处于极其边缘化的状态，理学亦如此。因张载、程颢的先后辞世，程颐成为北宋后期理学的领军人物，“伊川学”正是在与王安石新学的暗斗中形成的。据朱弁《曲洧旧闻》记载：
崇宁以来，非王氏经术皆禁止，而士人罕言其学者号“伊川学”，往往自相传道，举子之得第者，亦有弃所学而从之者，建安尤盛②。
朱弁交代了“伊川学”的学术宗旨(不尊王氏经学)、学术传承的方式(自相传道)，以及“伊川学”在北宋徽宗朝的发展状况；“建安尤盛”一语，显然是有所比较后做出的判断。据《宋史·地理志》，建州辖建安、崇安、瓯宁等七县，朱弁所说的“建安”，乃建州之古称，因建州在历史上被称为建安郡③。南渡昌明洛学的领军人物杨时、胡安国均来自福建路，其中的崇安乃胡安国父子的家乡，与建州毗邻的南剑州乃杨时、陈渊师徒的家乡。朱熹早年的三位老师刘勉之、胡宪、刘子翚均为建安人，他们基本上都是在北宋政和、宣和时期转向伊洛之学，实可为“自相传道”的注脚。“举子之得第者，亦有弃所学而从之者”，也就是放弃王氏经学，改从程氏之学，朱松即为一例。朱熹在其父行状中，追述了朱松由学“举子文”到以伊洛之学为依归的经历：
少长，游学校，为举子文，即清新洒落，无当时陈腐卑弱之气。及去场屋，始放意为诗文，其诗初亦不事雕饰，而天然秀发，格力闲暇，超然有出尘之趣，远近传诵……然公未尝以是而自喜，一日，喟然顾而叹曰：“是则昌矣，如去道愈远何？”则又发愤折节，益取六经、诸史、百氏之书伏而读之，以求天下国家兴亡理乱之变，与夫一时君子所以应时合变、先后本末之序，期于有以发为论议，措之事业，如贾长沙、陆宣公之为者。既又得浦城萧公
子庄、剑浦罗公从彦仲素而与之游，则闻龟山杨氏所传河洛之学，独得古先圣贤不传之遗意。于是益自刻厉，痛刮浮华，以趋本实④。
朱松生于绍圣四年(1097)，他在乡校的时间正值元祐学术被禁之时，学校所谓“举子文”，必然与王安石新学相关，他于重和元年(1118)同上舍出身，也即朱弁所谓“举子之得第”。随后，他经过一番摸索，结识了萧、罗从彦，从而得知杨时乃理学之正宗，最终他走上了昌明理学之路。
上引朱弁的说法是否可信呢？政和四年(1114)秋，吕本中亦有类似的见解。在《别后寄舍弟三十韵》中，他说道：
惟昔交朋聚，相期文字盟。笔头传活法，胸次即圆成……吾衰足欿坎，汝大不欹倾。莫以东南路，而无伊洛声⑤。
诗歌绝大篇幅探讨诗歌写作问题，不妨视作吕本中诗学心得的一次集中总结。结尾“莫以东南路，而无伊洛声”，包含了极重要的理学史信息。
吕本中所谓的“东南路”指哪一区域呢？相对于汴京而言，江南东路、两浙路、福建路均在京师的东南方向，故概而言之。政和年间杨时在两浙路的萧山、毗陵等地授学，福建路的罗从彦不辞辛劳来求学，吕本中本人也于政和年间向杨时求教问学。根据他的所见所闻，向其弟述说“伊川学”在东南一带自相传授的实际状况。此乃吕本中对伊洛之学发展形势的判断，东南一带的“伊川学”不可小觑，这也恰好可以印证朱弁《曲洧旧闻》中所谓北宋末伊洛之学“自相传道”的说法。
北宋后期“伊川学”处于“自相传道”的状态，有效地延续了学脉，保存了有生力量。建炎南渡后，伴随着朝廷“最爱元祐”导向的确立，“伊川学”从被禁中解脱，迎来发展的春天。
建炎元年(1127)八月，朝廷召谯定入朝，当时许景衡、吴给、马伸等皆在朝廷任要职，标志着“伊川学”进入政治话语中。李心传对此有一番评述：“(许景衡、吴给、马伸)皆号得(程)颐之学，已而传之浸广，好名之士多从之，亦有托以是售于时，而诚真者寡矣。”⑥李心传作为理学中人，他的概括有一定道理，但理学之外的文人，是如何看待南渡后“伊川学”的发展态势呢？
陈与义并不是理学家，但他的诗却记录了理学的发展状况，成为思想史上难得的映像。《无题》云：
六经在天如日月，万事随时更故新。江南丞相浮云坏，洛下先生宰木春。孟喜何妨改师法，京房底处有门人。旧爱读书今懒读，焚香阅世了闲身⑦。
“无题”并非真的没有题目，而是“有所避”⑧。南宋的胡稚在对陈与义诗的笺注中指出：“江南丞相”指王安石；“洛下先生”指二程。胡稚的笺完成于绍熙元年(1190)，上距陈与义去世五十余年，时间间隔并不是很长，所笺典实出处、时事及友朋赠答极为详切。因此，他对“江南丞相”、“洛下先生”的笺释是可信的；“浮云坏”、“宰木春”，两个极有倾向性的比喻，表明了王安石新学、二程之学在南宋初年的发展状况，前者渐趋暗淡，后者欣欣向荣，这也符合当时的思想文化导向——尊程抑王。
紧接着的两句“孟喜何妨改师法，京房底处有门人”，接续上二句的意思，进一步说明王氏后学、程氏门人的政治命运。孟喜、京房事，见《汉书》卷八八《儒林传》。“孟喜何妨改师法”，当指王安石后学尤其是吕惠卿、蔡京辈，肆意曲解附会新学，变乱法度，最后落得什么下场呢？建炎之后，朝廷对王安石新学持贬抑态度，王氏后学受到排挤。“京房底处有门人”，当指二程门下有传人，同样是建炎之后，“伊川学”被解禁，杨时、谯定、胡安国等程门高弟开始在政治生活中崭露头角。
胡稚在笺注中还说道：“此诗意为王氏、程氏发也。宣和五、六年间，先生与内翰綦公叔厚(即綦崇礼)俱为太学博士，道合志一，力救文弊，黜三舍偶俪体，去王氏之论，而尊用程氏。稍索理致，为一时之法。参政周公葵时为诸生，专取先生之文，以为准的，士类归之。后人唯知渡江后赵元振尊尚程氏，殊不知陈、綦二公实有以唱之也。”⑨胡稚根据宣和年间陈与义的作为，作出判断：陈与义尊程反王。
陈与义写作《无题》诗的时间，在建炎南渡后；此时，王安石新学独霸的局面已经打破，“伊川学”、新学的发展状况都有了一百八十度的转向：程氏洛学在走上坡路，王氏新学在走下坡路。陈与义注意到思想文化界的这一动向，并行诸诗文。最后两句表明了作者的态度，“旧爱读书今懒读，焚香阅世了闲身”，值得玩味：思想界的此消彼长，心里很明白，但陈与义却很淡然，仿佛这一切与他无关，故冷眼旁观而已。
陈与义的实例说明：南宋初年思想界的更新过程中，程氏“伊川学”成为与王安石新学直接对阵的派别，主动承担起排斥新学的要务。“伊川学”尽管处于上升的发展势头，但有部分文人并不归心于它，保持思想的独立，高蹈纷争之外，这类独立派文人，着实让人惊叹。当然，理学家对陈与义“中立”的表现非常不满，据《朱子语类》记载，刘叔通屡屡推举陈与义的这首《无题》诗，朱熹则说：“此诗固好，然也须与他分一个是非，始得天下之理，那有两个都是，必有一个非。”⑩朱熹批评陈与义不分是非，言外之意，也替陈与义没有心仪“伊川学”感到惋惜。
南渡之后，理学迎来发展的大好时机，但其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伊洛之学声势的壮大，在“伊川学”之外的人看来，有重现王安石新学“党同之弊”的苗头，故而引起儒学内部的警觉。于是，便有了绍兴六年(1136)十二月陈公辅请禁“伊川学”事件。
陈公辅的奏疏，《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有详细的记载，引次如下：
朝廷所尚，士大夫因之；士大夫所尚，风俗因之，此不可不慎也。国家嘉祐以前，朝廷尚大公之道，不营私意，不植私党，故士大夫以气节相高，以议论相可否，未尝互为朋比，遂至于雷同苟合也。当是时，是非明，毁誉公，善恶自分，贤否自彰，天下风俗，岂有党同之弊哉？自熙丰以后，王安石之学，著为定论，自成一家，使人同已。蔡京因之，挟绍述之说，于是士大夫靡靡党同，而风俗坏矣。仰惟陛下天资聪明，圣学高妙，将以痛革积弊，变天下尚同之俗，甚盛举也。然在廷之臣，不能上体圣明，又复辄以私意取程颐之说，谓之伊川学，相率而从之。是以趋时竞进，饰诈沽名之徒，翕然胥效，倡为大言，谓尧舜文武之道，传之仲尼，仲尼传之孟轲，轲传之颐，颐死无传焉。狂言怪语，淫说鄙谕，曰：“此伊川之文也。”幅巾大袖，高视阔步，曰：“此伊川之行也。”能师伊川之文，行伊川之行，则为贤士大夫，舍此皆非也。臣谓使颐尚在，能了国家事乎？取颐之学，令学者师焉，非独营私植党，复有党同之弊，如蔡京之绍述，且将见浅俗僻陋之习，终至惑乱天下后世矣。……惟不背圣人之意，则道术自明，性理自得，故以此修身，以此事君，以此治天下国家，无乎不可矣！毋执一说，遂成雷同，使天下知朝廷所尚如此，士大夫所尚亦如此，风俗自此皆知复祖宗之时。此今之务，若缓而急者(11)。
陈公辅的主要目的，是希望朝廷禁锢“伊川学”，杜绝“尚同”之弊。按照他的分析，自熙宁以来，朝廷定王安石新学于一尊，士大夫党同伐异，风俗败坏，气节沦丧。前车之鉴，后世之师，当下“伊川学”也有“党同”之嫌，应当防患于未然。这便是陈公辅的基本逻辑，也是南渡初年朝廷上下的惯性认知：王安石及其新学乃北宋亡国的祸源。在这种惯性思维的作用下，一切与王安石新学有关或者具有相似发展趋向的思想、观念，自然会刺激到朝廷敏感的神经，自然也会受到抑制。所以，陈公辅的奏疏很快得到朝廷的批复，“辅臣进呈张浚，批旨曰：‘士大夫之学，宜以孔、孟为师，庶几言行相称，可济时用。览臣僚所奏，深用怃然，可布告中外，使知朕意。’”(12)这一事件表明，伊洛之学所建构的道统体系(由孔、孟→二程)，在向官方迈进的道路上受阻。陈公辅奏疏的第二段，选取了时下流行之说：“然在廷之臣，不能上体圣明，又复辄以私意取程颐之说，谓之伊川学，相率而从之。是以趋时竞进，饰诈沽名之徒，翕然胥效，倡为大言，谓尧舜文武之道，传之仲尼，仲尼传之孟轲，轲传之颐，颐死无传焉。”陈公辅选取的这种说法，应该是当时理学内部通行的道统体系。
陈公辅的奏书，得到朝廷的批准。这一事件引起轩然大波，胡安国、尹焞、张元幹等人都有所回应。
绍兴七年(1137)正月，胡安国上疏，主张将程颢、程颐、邵雍、张载四人封爵祀典。奏疏云：
士以孔孟为师，不易之至论也。然孔孟之道，失其传久矣！自程颐始发明之，而后其道可学。而至今使学者师孔孟，而禁不得从颐之学，是入室而不由户也。……自嘉祐以来，颐与兄颢及邵雍、张载，皆以道德名世，如司马光、吕公著、吕大防，莫不荐之。颐有《易》、《春秋传》；雍有《经世书》；载有《正蒙书》，惟颢未及著书，望下礼官，讨论故事，加此四人封爵，载在祀典，比于荀、杨之列，仍诏馆阁裒其《遗书》，以羽翼六经，使邪说不得作而道术定矣(13)。
与陈公辅请禁“伊川学”的建议针锋相对，不仅希望朝廷提升理学四子(程颢、程颐、邵雍、张载)的地位，还明确主张“定道术”。
绍兴七年二月，尹焞应诏赴行在，行至九江，听到陈公辅请禁伊川学的消息后，尹焞多次上辞呈，不赴诏命，云：“学程氏者，焞也。”张浚虽“显言其学行，请趣召之，(尹)焞犹不至”(14)。
胡安国、尹焞均为理学中人，他们的反应都是针锋相对的。下面我们将目光转向张元幹——一个非理学中人，看他有何反应？张元幹写了一首《水调歌头·送吕居仁召赴行在所》，词云：
戎虏乱中夏，星历一周天。干戈未定，悲咤河洛尚腥膻。万里两宫无路，政仰君王神武，愿数中兴年。吾道尊洙泗，何暇议伊川！吕公子，三世相，在凌烟。诗名独步，焉用儿辈更毛笺。好去承明谠论，照映金狨带稳，恩与荔枝偏。回首东山路，池阁醉双莲。(15)
这便是张元幹对陈公辅请禁“伊川学”积极的回应。吕居仁，即吕本中，吕希哲之孙，两宋之际著名诗人。在这首送别词的上阕中，张元幹纪述了中原板荡以来军国形势及思想状况。
“洙泗”，本指洙、泗二水，流经山东曲阜，因孔子曾在此讲学传道，向来被誉为文化道统之渊薮；此处的“伊川”，指理学家程颐。“吾道尊洙泗，何暇议伊川”便导源于陈公辅请禁“伊川学”这一历史语境中。他认为：现在正值中兴恢复的大好时机，哪有功夫对“伊川学”说长道短呢？况且程颐是得孔、孟之真传的。“吾道尊洙泗，何暇议伊川”，张元幹对“吾道”的定位，表明了文人的看法：“伊川学”本来就是正宗的儒学，它承孔孟之学而来；那么，它的合理性就毋庸置疑。张元幹本人并非理学中人，他的看法却表明：“伊川学”作为儒学的正宗，在当时获得有识文人的认同。研究宋代思想史者，不可不重视此类只言片语，它对我们勾勒思想史之实况及进程，有直截了当的意义。
本文选取了理学发展史上的三个片段，剖析了文人视界中的“伊川学”的发展态势。这些生动的历史细节，不仅有助于我们把握文学史中丰富的思想史印迹，还提供了观照思想史的新视角。而且，将文学史与思想史进行交叉研究，必然会深化、丰富我们对古代文学、思想史的认识，并推动各专门之学间的沟通、互动。
注释：
①[宋]程颢、程颐《二程集·伊川先生年谱》，中华书局2006年，页343。
②[宋]朱弁《曲洧旧闻》卷三，中华书局2002年，页123—124。
③《宋史》卷八九《地理志》，中华书局1985年，页2208。
④[宋]朱熹《朱文公文集》卷九七《皇考左承议郎守尚书吏部员外郎兼史馆校勘累赠通议大夫朱公行状》，四部丛刊本。
⑤[宋]吕本中《东莱先生诗集》卷六，四部丛刊续编本。
⑥[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八，中华书局1956年，页200。
⑦[宋]陈与义《陈与义集》卷一七，中华书局2007年，页273。
⑧[宋]陆游《老学庵笔记》卷八，中华书局1979年，页108。
⑨《陈与义集》卷一七，页273。
⑩[宋]黎靖德《朱子语类》卷一四○《论文下》，中华书局1994年，页3331。
(11)《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七，页1747—1748。
(12)《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七，页1748。
(13)《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八，页1755-1756。
(14)《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一一，页1802。
(15)[宋]张元干《芦川词》卷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页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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