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特劳斯对海德格尔哲学的反思与回应，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施特劳斯论文,海德格尔论文,哲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8862（2011）06－0056－06
列奥·施特劳斯（Leo Strauss）是20世纪少有的能与海德格尔在思想上遭遇的哲学家之一。他同海德格尔一样，直面了问题——西方理性自由主义传统的倒塌，因而有一个共同的经验：西方倒塌所带来的覆没感。是故，此遭遇不仅是一个思想的事件，而且是属于思想及其历史本身。他们都试图将那些值得思的东西保持在思想的视野中，以敞开那种根植于大地的哲学之可能性。
一
“我们恐怕必须做出相当大的努力，为理性自由主义寻找一个坚实的基础。在这一智识困境中，帮助我们的只能是一位大思想家。但有个大麻烦：我们时代惟一的大思想家是海德格尔。”① 施特劳斯直指问题的核心：即海德格尔对西方理性自由主义传统的担当，因为“海德格尔所谓的‘存在之遗忘’并不是一个要放在一旁而置之不理的错误，而是一个与存在者们的敞开密不可分的思想倾向”②。更何况，作为大思想家，海德格尔必须有所担当，决不能将自己的传统置之一旁而给以简单地拒斥。我们只有廓清理性自由主义传统的存在论地基—对海德格尔来说便是一种基础存在论的可能性，理性自由主义自身才变得清晰可见。
“海德格尔并不赞同这样的观点：普遍的构成性力量应当存在于人类主体之中；相反，这种力量应当在‘存在的真理’中被发现，而此在在这种构成性成就中只起了一种从属的作用。此在是这样一种东西，构成在其中演历。”③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此在的生存论的分析把自身展现为一种基础存在论，一种为理性主义的奠基才有可能。其要义就在于存在的时间性本质，因为“时间性作为绽出的统一性具有一条视野这样的东西”④。《存在与时间》中该统一性的获得而是来自一种原初的基本经验，即所谓“畏”与“无”的经验。该经验之所以是原初的基本经验，是因为它敞开了人和世界的原初关联。因而，一种基于基本经验而来的世界的存在论建构是可能的，即一种基础存在论是可能的。但施特劳斯认为：“拥有这一经验是一回事，把它看成基本经验则是另一回事。这就是说，经验自身并不能保证其基本性。”⑤ 即是说，源自基本经验的存在论建构无法保证能让理性及其形而上学所表象出来的统一性获得其存在论本性或根源。所以，在施特劳斯看来，海德格尔的“奠基”活动并没有揭示出理性自由主义传统的形限，因为该“奠基”活动的基础不可靠。
二
“我开始想知道（wonder）理性的自我解构是否是那个不同于前现代理性主义的现代理性主义的必然结果”⑥。海德格尔是我们这个时代唯一的大思想家，这确实是个大麻烦。为了阐明理性主义的根源，施特劳斯必须面对海德格尔。
在施特劳斯看来，为了弄清楚理性自我解构的原由，我们“必须重新打开与古代相反的现代情况”⑦。施特劳斯认为，是海德格尔首先进行了这样的反思。问题就在于：现代对他们而言具有不一样的情况。打开与古代情况相反的现代情况对施特劳斯来说具有双重意义：一方面弄清楚理性自身解构的原由；另一方面让我们看清楚海德格尔思想运行的现代地基。在《自然权利和历史》的第一章，施特劳斯通过对海德格尔哲学与历史主义的亲缘关系的揭示，而直接将海德格尔哲学冠之以“彻底的历史主义”。施特劳斯之所以要建立海德格尔哲学与历史主义的亲缘关系，是因为在他看来，海德格尔哲学与历史主义在这一点上达成了一致：从根本上根除了自然“洞穴”的哲学意义，并因此转化了哲学之可能性本身。历史主义的立场可以简化为这一断语：“自然权利是不可能的，因为完全意义上的哲学是不可能的。只有存在着某种与历史上变动不居的视域或洞穴截然不同的绝对的或自然的视域，哲学才成其为可能。”⑧ 在施特劳斯看来，“哲学的可能性所要求的只不过是那些基本问题永远是一样的”⑨。哲学家作为“自然洞穴”中的上升者，不是去转换“洞穴”，而是去看、或者护佑它，所以哲学的本质首先是沉思（theoria），而不是实践。也就是说，我们不能通过实践及其所固有的历史性本质来转换自然洞穴。因为在施特劳斯看来，那些与人类思想共在的基本问题及其基本选择的可能性就在于这个“自然洞穴”（它的政治意谓就是城邦）。海德格尔在此意义上正是转换了那个与人类思想共在以及由此而来的与哲学的可能性相关的“自然洞穴”，并同时在实践意义上来完成这一转换。“彻底的历史主义把偶然性与不可完成的（incompletable）实践领域（彻底的历史主义把这叫作‘此在的时间性’）处理为一个‘视域’——通过该视域可以理解存在。”⑩ 很显然，就我们对待“自然洞穴”的态度及“自然洞穴”所赋予我们的一种存在之规定性而言，因而就哲学的可能性本身而言，这里存在着一种哲学（活动）本身之伦理学可能性：它的本质表现为“审慎”与“节制”。
这里，值得说明的一点是，在施特劳斯看来之所以实践作为现代哲学的基本假设，是与历史主义发现“历史经验”及其历史性本质有关。海德格尔哲学与历史主义在实践优于沉思这个现代哲学假设上达成的一致，正是施特劳斯反思海德格尔哲学之现代思想地基的一个坐标。对施特劳斯来讲，哪怕存在存在着，海德格尔也不能把我们引向存在的近邻，因为他走向古代的方式依然是现代的。“彻底的历史主义声称在古代性中去超越现代性与现代性的根源；它对现代思辨历史哲学的攻击不是一个对作为偶然性领地的前现代历史观的返回，因为它保留了实践比沉思具有优越性这个现代假设”(11)。众所周知，在此意义上，施特劳斯认为历史主义造就了一个“洞穴下的洞穴”，既第二洞穴（其本质就在于我们对自身的自由本质的过度依赖与信任）。海德格尔哲学为历史主义提供一个存在论基础这个事情同时也表现为对这个洞穴的内饰（给略维特的信中）。所以说，在施特劳斯看来，海德格尔对西方传统的解构（解释）根本未完成。
基于对海德格尔哲学之现代地基的揭示，施特劳斯彻底阻断了海德格尔哲学中此在生存论与基础存在论之间的隐秘关联，虽然他认为他和海德格尔一样，都在探究那个“人之为人”的东西。海德格尔将“历史主义及其实际上所遭受的失败所引起的情绪，解释为人们对人之作为人的真实处境的前所未闻的体验”(12)。在施特劳斯看来，“畏”与“无”的经验只能表现为一种对当下基本不安的本真解释，它并不能开启“存在之路”，或者说对“存在问题”有所担当。正所谓“必须把那模糊感到的不安，看成对人（而不仅仅是当今的人）而言本质性的东西。”(13) 施特劳斯之所以认为海德格尔必须将这个模糊感到的不安看成是对人而言本质性的东西，是因为在海德格尔哲学中，思想对命运的不可逃避的依赖性。“对于思想对命运之无可逃避的依赖性以及人生的根本性的洞见，是将来人们在思想取向上任何可能出现的变化都不能动摇的”(14)。从根本上说，这个问题关键在于海德格尔将存在之派送与思想之命运以及人类之命运之间所建立起来的决定性关联，否则存在之意义就无法显明，而这正是存在之历史性。存在之历史性的最大体现就是历史中的绝对时刻的到来：即“时间的时间性到时”。“据黑格尔说，绝对的时刻就是哲学或者说对智慧的寻求变成了智慧本身的那一时刻，是那些根本之谜得以充分解决的时刻。”(15) “要看到一切思想所具有的历史性，人们并不是必须去超越历史：在历史进程中有着某一个得天独厚的时刻、某一绝对时刻，在这一时刻一切思想的根本性质都暴露无遗。”(16)
将对智慧的寻求变成了智慧本身的那一时刻，这是施特劳斯所明确反对的，也是他走向政治哲学的原因之一，因为在他看来，对智慧的寻求本身就是哲学之道路——它是与人类思想共在的（coeval with），同时也是由根本问题的“成问题性”（aporetic）所规定。“只有人们在无法获得对于整体的智慧或完全理解的同时，能够认识到他对于什么是无知的，亦即他能够明了根本性的问题以及根本性的选择——那在原则上说，是与人类思想相伴随的——哲学才有了可能。”(17) 此在之领会及由之而来的“先行决断”便是对根本问题解决的一种努力。但这一点，在施特劳斯看来，这是将根本问题的成问题性与问题的解答相混淆。根本问题的成问题性是永恒的，而不是对根本问题的完全解答。“有人可以说，海德格尔是带着这个意图——阐明问题作为问题本身是如何能够为人类生存问题提供一种实践解答——来趋向基本问题；从而海德格尔提到了虔诚之思。”(18) 但这样做的后果就是我们混淆了哲学之可能性与哲学家的人类关切。“海德格尔非凡的思想道路混合了对生存的成问题性的哲学反思和对在世界中在家状态的非哲学的人类关注——该世界被特别的语言、习惯、诗和神所规定。”(19) 因为在施特劳斯看来，根本问题的成问题性和困惑性是由哲学的“初始事物”（即作为整体的自然）来保证的，哲学的可能性就有赖于此，同样我们的在家状态与“初始事物”密切相关。所以说，海德格尔那“要使人们在这个世界上有完完全全的家园感的努力，结果却使得人们完完全全无家可归了”(20)。
在施特劳斯看来，海德格尔在此在生存论与基础存在论之间的隐秘关联（尽管此在是可以通达存在的那种存在者）必然导致以下危险：对根本问题（自然）的遗忘。正如他所言：“海德格尔哲学属于那无限危险的时刻，此时人类丧失其人性的危险较以往任何时代都要大，因此——危险与救赎总是相连的——哲学可以有这样的任务：致力于Bodenstaendigkeit［根植于大地］的恢复或者回归，或径直准备一个崭新的Bodenstaendigkeit：一种超越最极端的Bodenlosigkeit（无根基）的Bodenstaendigkeit，一种超越最极端的无家可归状态的在家状态（being at home）。况且，在海德格尔看来，有理由认为世界从未有过秩序，或者思想从未单纯的属人”(21)。在我看来，与海德格尔一样，施特劳斯同样也认为“存在问题”本身就是根本问题，两者的不同就在于一种基础存在论到底是如何可能的［这个问题对施特劳斯来说是一种政治现象学——不是去建构，而是去恢复（复原政治本身所具有的丰富性与独特性）］。由于这样一种危险，施特劳斯在建立海德格尔哲学与历史主义之间的关联的同时，又跟随海德格尔回到古希腊。由此可见，施特劳斯反对的不是“存在问题”，而是反对那个此在-存在之路径，以及一种对世界存在论建构所带来的危险——对根本问题遗忘，施特劳斯正是想以自己的哲学来清除掉这个海德格尔哲学的危险（即其哲学的现代哲学根源或者说现代痕迹），以求和海德格尔一道来恢复“存在问题”——让存在存在起来。为了弄清楚他对海德格尔哲学的现代地基的揭示，我们有必要看一下施特劳斯本人（走向）的政治哲学如何作为一种对海德格尔的回应。
三
施特劳斯对海德格尔的回应从哲学的主题上来看，就是他的政治哲学之路。这一点是由政治哲学的本质来担当的，因为它比起一种由此在-存在之路径而来的对存在问题的处理来说显得更为基础或根本，或者说政治哲学更为切近存在问题。“如果人们能够理解那些在政治上所能作出的根本性的抉择——它们乃是那些瞬息即逝的或偶然的抉择的基础——的话，政治哲学就是可能的。然而，如若政治哲学被局限于了解在政治上所能作出的根本选择的话，它就没有任何实际价值可言。”(22) 也就是说，比起海德格尔之此在之“先行决断”，我们在政治上所作出的抉择显得更为基础。换句话说，政治哲学向我们敞开了存在问题（尽管他很少用存在这个词），这正是政治哲学所担当的。与海德格尔不同，他不是去构建一种基础存在论，而是将存在问题表现为对理性根源之寻求，以表明人类的理性本身及其行为（抉择）所具有的存在之意义——该理性向我们敞开了那个存在者整体，用施特劳斯的话说就是自然之整体，并且该理性的根源正在于此。所以当施特劳斯来打开与古代情况相反的现代情况时，他惊奇地发现：我们背叛了我们的过去。那么，我们首先就是要恢复我们的“过去”。所以说，政治哲学问题（即自然权利问题）是“一个今天回想（recollection）的事情，而不是一个实际知识的事情。”
“存在主义始于这样一种认识：我们发现所有客观的、理性的知识根基乃是一个深渊。”(23) 当海德格尔打开现代情况时，他面对的是一个深渊，根据之无根据本性彰显无遗。当施特劳斯打开现代情况时他发现，我们的现代理性（由近代以来）其实对古典理性有一次彻底的反叛［即所谓的哲学的政治化这一事件，这个反叛的最终体现就是我们拥有了实践比沉思更为优越这个现代假设。（参见《自然权利与历史》的第五、六章）]。这也就意味着我们对“自然洞穴”做出了一次彻底意义上的逃离，而现代理性的自我解构正是这个逃离的后果。在他看来，海德格尔（包括尼采）忽视了这个古典理性与现代理性之间的断裂。众所周知，在海德格尔看来这个解构的原因在于哲学从古希腊开始对存在之遗忘。那么对施特劳斯来说，现在的主要事务就是去看“自然洞穴”向我们敞开的存在之意义。
在《自然权利与历史》的第三章，施特劳斯在“自然洞穴”的习俗中发现了“自然”。自然正是“初始事物”，哲学由此是由该事物所引导，哲学的可能性也有赖于此。更为重要的是，“哲学对于初始事物的寻求是由对于‘存在’（being）和‘生成’（to be）的理解所引导着的”(24)。初始事物的发现者正是苏格拉底。为什么“自然”具有如此之开端意义：因为，我们首先要追问，对我们来说，什么是那个“对我们来说最初的东西，进入我们视野的最初的东西，即现象”(25)。在这里，施特劳斯也预示了一种存在论现象学的可能性。这一点，与海德格尔相同。那么，思想家的任务就是打开这个首要（初始）事物之意义。这一点，海德格尔也不止一次的重申。“自然”就其总体性（totality）上来说就是整体。依据苏格拉底，哲学首先是“关于整体的科学”。那么该整体又向我们敞开了什么，或者说是谁首先在思想史上洞悉了该整体，并获知了它的一些秘密。在施特劳斯看来，是苏格拉底。“苏格拉底远没有忠实于某种特别的宇宙学，他的知识就是无知之知。无知之知不是无知。无知之知是关于真理和整体的难以捉摸性质之知识。于是，苏格拉底根据整体的神秘性质来看待人。因此，他认为，比起这个人作为人的处境的一些最终原因，我们还是对人作为人的处境更加熟悉。”(26)
由于该“初始事物”在其整体性上不是我们可以直接通达的，所以我们要追问的是：对我们来说，什么是首先显现的东西。对苏格拉底来说，“‘去存在’意味着‘去作为某物’，或者说是作为一个确定之类的一部分，因此，‘去存在’就意味着作为这个类或整体的一部分。”(27) “然而，事物之存在，它们的‘什么’，不是在我们看到它们的情形中，而是在人们对它们的言说或者有关它们的意见中最初进入我们的视野的。”(28) 意见正是我们通向实在之真理之最为重要的真理足迹。正是苏格拉底在整体的自然和人类事物之间的关联，把我们引向了政治哲学。那个来自“自然洞穴”的意见，或者说政治现象正是我们可以通达“整体”或存在的那种东西。
在此意义上说，苏格拉底正是那个人类知识及其有限本质的洞悉者。这个走向人的处境本身正标记了人的有限性本质，因为我们的政治活动本身就是一种对存在者整体的通（表）达。在这个意义上来说，在施特劳斯看来，整体在决定性方面已经完成，（通过他在《自然权利与历史》第三、四章的分析）古典理性的根源就在于这个整体。对海德格尔来说，我们与存在者整体的决定性关联远没有建立起来，因为他将“存在存在起来”这个事情的可能性赋予了一个特别的视域（时间），而非自然之整体。海德格尔哲学的一个重要思想倾向就是去恢复“思—言—物”之言说——它们一同属于存在之音。在海德格尔的思想中，我们与存在者整体的决定性关联对存在的事情（或者说存在之通达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只是在他看来我们与存在者整体之关联的建立必须由此在向着一个“意蕴整体”的筹划及由此而来的“先行决断”来完成。也就是说，与存在者整体的关系有赖于此在之坚决的超越性。哲学家只是“在思想的过程中做到，使此在本身的超越亦即这个有限生物的内部可能性与整体上的存在者发生关系，使它变得彻底。”(29) 由此可见，这个关联之建立的可能性在于此在之时间统一性。这其实就等于说，只要有人存在，存在问题就不可能终结。人与存在的关联实际上展现了我们对世界之一种存在论建构的可能性，因而永恒性的本质在于一种存在论现象学所显示的可能性。而在施特劳斯来看，苏格拉底的“无知之知”以及我们的政治生活本身就敞开了人与存在的那种关联，这种关联预示了一种政治哲学的可能性。它本质上也表现为一种存在论意义上的现象学，只是该现象学不是在一个人造的洞穴中去建构，而是去恢复那个与我们思想本身一道的“自然”或整体。所以说，海德格尔通过一种视域的转换，让与存在问题相关的存在者整体在他自己的思想中自行隐退了。或者说，在海德格尔哲学中，整体在思想面前自行隐退，而这正是海德格尔没有完成一种存在论奠基活动的根源所在。是故，一种纯粹的政治哲学严格意义上来说就是关于整体的科学，同样也是一种基础的存在论意义上的现象学。正如伯纳德特对施特劳斯之返回希腊哲学所做的著名评论：“内在于事物的表面的问题——且仅仅在于事物的表面——才是事物的核心。”(30)
整体在决定性方面已经完成。就与海德格尔的关系而言，施特劳斯意指以下两方面：一为存在的历史早已在希腊哲学那里发端，而不是遗忘；二为由于政治现象作为我们可以通达存在的那种东西，所谓的“存在问题”首先就是政治哲学的问题，或者干脆说哲学首先是政治哲学。政治哲学的基础就在于这个整体：“苏格拉底根据神秘的整体来看人……根据根本的和永恒的问题来理解人……对人的处境的表达意味着对人之向整体之敞开的表达，这一对人的处境的理解……就是古典政治哲学的基础。”(31) 因此，一种纯粹的政治哲学之路也就是存在之路，它同样是由“存在问题”所引导——因为初始事物的发现正是我们对存在的理解所引导的。同样，它在思想的现实性上也表现为对海德格尔的回应。
正因为一种由“存在问题所引导”的纯粹的政治哲学之路是可能的。即是说，在施特劳斯看来，我们对政治科学的一种自然理解是可能的。根本地说，哲学之存在论意义上的政治现象是可能的。或者说，一种根本的政治生活的存在论呈现——“此时它构成了我们所面临的事情，我们得作出决断”——是可能的。(32) 因此，比起此在与世界的相遇而言，一种更为根本的“我们与世界相遇”早已经显现了，只是海德格尔忽略了它——这也是在海德格尔思想中政治哲学之缺场的根本原因所在。这一点，是施特劳斯在《自然权利与历史》的第一章与第三章所反复强调的——即由存在本身所引导的一种政治现象的可能性。他的目的就是向我们表明政治上所能作出的根本性的抉择比起那些瞬息即逝的或偶然的抉择显得更为源始。因而，所谓的“自然权利”正是我们对政治生活的一种自然理解的一个必然入口——“政治生活在其一切形式中都必然地要碰到自然权利这一不可避免的问题”，(33) 而政治哲学的基本论题也因此首先是“自然权利问题”——在错与对的简单经验下面存在着自然权利问题。因而，我们应该专注于政治生活所固有的独特性和丰富性。这个经验不同于“畏”与“无”的经验，它的基本性由我们的实际情况所保证，它同时也表现为我们的（古典）理性之根源——这一点正是他与海德格尔对古希腊哲学的不同理解所在。所以，在施特劳斯看来，就哲学的性质来说，“哲学是否能够合理地超越讨论或争辩的阶段而进入作出决断的阶段，对此，人们并无把握”(34)。这是对海德格尔哲学对哲学的可能性本身所带来的后果的批判，也即是说海德格尔对根本问题的处理方式的现代转换给哲学本身所带来的灾难性后果——这种方式所导致的对根本问题的遗忘。总之，在施特劳斯看来，“只有通过对哲学现象之政治和道德境遇的调查，才能明了‘存在问题’的完全引进”(35)。
基于政治上所能作出的根本性的抉择向我们敞开的是一个由苏格拉底的辩证法所标明的争辩的、“意见”的以及作为理性之真理的可能性的世界。基于那些瞬息即逝的或偶然的抉择所给我们敞开的是一个思的世界：哲学的终结与思的任务（施特劳斯把此命名为新思）。基于前者，哲学是尝试把握整体与永恒的科学：一种由整体而来的根本问题及根本问题的选择是与人类思想共在，它标明了人类思想中那些固有的内在张力（如理性与启示）和生命力——哲学的可能性本身。哲学家的任务由此被思想本身所规定为：去卓越地反思作为一个整体的存在（Being）的性质。“说清楚这个宇宙学问题，就意味着回答什么是哲学，或什么是一个哲学家的问题”(36)。对前者而言，理性的起源和界限问题，一定程度上说就是苏格拉底问题，或者说是整个古典政治哲学的问题。基于后者，哲学及其历史表现为一种存在之遗忘，我们必须去“思想思想本身”，或者说将那些值得思的东西保持在思想的视野中，因为某种存在论意义上的具有命运性质的有限性本身已经先行敞开，也许只有一个上帝才能拯救我们。对后者而言，理性的起源和界限问题向我们敞开了一个深渊，它一定程度上有赖于存在之命运，因为一种没有存在论基础的纯粹理性批判从根本上说是不可能的（这一点是尼采与海德格尔一起向我们展示的：即此两者对康德的卓越性反思）。
不难看出，施特劳斯与海德格尔的决定性关联才是其整个政治哲学之路的秘密所在：他向我们打开的正是一个属于存在本身的现象学。比起海德格尔，施特劳斯以一种更加坚决的态度重新摆置了存在问题，从而西方的命运和其自由民主主义的政治传统从根基处得到了担当。通过对海德格尔反思和回应，施特劳斯反倒彰显了那个本应属于海德格尔哲学本身的思想之纬——一种属于伟大思想家的伟大担当。
注释：
①⑤(13)(23) Leo Strauss,The Rebirth of Classical Political Rationalism,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9,p.29,p.32,p.32,p.36.
②⑩(11)(18)(19)(35) Richard Velkley,“On the Roots of Rationalism:Strauss's Natural Right and History as Response to Heidegger,” The Review of Politics,Vol.70,2008,p.253,p.250,p.250,p.256,p.256,p257.
③ 科克尔曼斯：《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陈小文、李超杰、刘宗坤译，商务印书馆，2003，第89页。
④ 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王庆节译，三联书店，1999，第414页。
⑥ Leo Strauss,Spinoza's Critique of Religion,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7,p.31.
⑦ Leo Strauss,The Political Philosophy of Hobbes,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6,p.xv.
⑧⑨(12)(14)(15)(16)(17)(20)(22)(24)(25)(28)(32)(33)(34) 施特劳斯：《自然权利与历史》，彭刚 译，三联书店，北京，2003，第37页；第37页；第20页；第31页；第31页；第30页；第37页；第19页；第37页；第92页；第125页；第125页；第82页；第82页；第126页。
(21) 施特劳斯：《作为严格科学的哲学与政治哲学》，丁耘 译，《现代性的曲折与展开》，贺照田主编，吉林人民出版社，2002，第107－108页。
(26)(31)(36) Leo Strauss,What is Political Philosophy? The Free Press of Glencoe,Illinois,1959,p.38-39; p.39; p.39.
(27) Richard Kennington,“Strauss's Natural Right and History,” The Review of Metaphysics,Vol.35,No.1,1981,p.75.
(29) Martin Heidegger,Davos Disputation Between Ernst Cassier and Martin Heidegger,Kant and the Problem of Metaphysics,Trans.Richard Taft,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97,p.200.
(30) Seth Benardete,“Leo Strauss's‘The City and Man’”,Political Science Reviewer,8,1978,p.1.
WW孔明安
标签：哲学论文; 施特劳斯论文; 存在论论文; 哲学基本问题论文; 海德格尔论文; 本质主义论文; 世界主义论文; 历史主义论文; 本质与现象论文; 世界政治论文; 哲学家论文; 自然权利与历史论文; 现代主义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古希腊哲学论文; 苏格拉底论文; 现象学论文; 政治哲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