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人格特质与手机依赖的关系：社会支持的中介作用*
张建育1，梁浚彬2
(1.赣南师范大学 教育科学学院，江西 赣州 341000；2.福建师范大学 心理学院，福州 350000)
摘 要 ：采用大学生手机成瘾倾向量表(MPATS)、艾森克人格问卷简式量表中国版(EPQ-RSC)和社会支持评定量表(SSRS)对859名在校大学生进行问卷调查，考察大学生手机依赖与人格特征、社会支持之间的关系。使用SPSS20.0进行数据分析。结果表明，手机依赖在恋爱人群中存在显著差异，手机依赖在人格特质中的差异显示，精神质在性别、是否独生子女、年级上存在显著差异；外倾性在恋爱人群、年级中差异显著。在社会支持上的总分上，恋爱人群显著高于非恋爱人群、非独生子女显著高于独生子女。手机依赖与精神质、神经质之间存在正相关，与外倾性、社会支持之间存在负向相关。社会支持与外向型呈显著正相关，与精神质、神经质之间呈现显著负相关。社会支持在精神质与手机依赖之间存在部分中介作用。
关键词 ：大学生；手机依赖；人格特质；社会支持
据工信部统计，截至2018年2月末，全国移动电话用户总数达到14.4亿户。大学生是新时代的青年代表，也是使用手机的主流群体。手机的普及在一定程度给大学生的生活及交流提供了便利，但有研究指出，有15%～40%的大学生过度沉溺在以手机为媒介的各种活动中，表现出了手机依赖的现象。师建国将手机依赖定义为个体因为使用手机行为失控，导致其生理、心理和社会功能明显受损的痴迷状态。[1]目前研究指出，手机依赖除了会导致个体的注意力分散，记忆下降，头痛等现象,同时易增加其焦虑、抑郁以及睡眠问题发生的可能性，并且会损害个体社会交往及学业成绩。[2]因此，鉴于手机依赖对个体的躯体、心理以及社会适应等方面的消极影响，需要对其发生机制进一步探究，为实践干预提供科学的参考。
人格特质是影响手机依赖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Phillips在相关研究中发现，外向型的人使用手机的频率更高，更易产生手机依赖。[3]Igarashi认为外向型和神经质人格对手机依赖有重要影响作用。[4]外向的个体是由于强烈的与同伴交流或建立新的潜在关系的渴望而不断使用手机导致依赖，而高神经质的个体是在害怕被拒绝或者对关系维持感到的焦虑的推动下，选择通过使用手机满足其寻找安全感的需求。[5]刘鹏在研究中指出，神经质人格与手机依赖存在显著正相关，而外倾性与手机依赖及各维度均无显著相关。[6]李海迪在其研究中也发现：精神质、神经质与大学生的手机依赖程度显著正相关，而外倾性与手机依赖相关不显著。[7]鉴于目前针对大学生手机依赖与其人格特征之间的研究结果存在不一致性，仍需进一步探究其可能存在的复杂联系。
此外，人格特质是如何影响大学生手机依赖的？目前针对其内在机制的研究仍相对缺乏，在文献回顾的基础上，本研究认为社会支持是解释两者关系的重要中介机制。
一方面，大学生手机依赖与社会支持之间存在紧密的联系。研究指出，缺乏社会支持是个体出现行为成瘾的重要原因,手机依赖也不例外。[8]研究发现，大学生社会支持和手机成瘾有显著的负相关，个体在现实生活中的人际需要越得不到满足，产生孤独感会驱动其依赖手机这一媒介寻找人际支持。其他研究也支持了这一结论，发现社会支持程度越弱，手机依赖程度越强。[9]另一方面，个体的人格特质会影响其社会支持的获得。有研究发现，外向性的个体其社会支持的水平越高，而精神质的个体其社会支持水平较低，神经质与社会支持的关系并不显著。[10]此外，研究指出，外向的个体更容易获得社会支持并对其加以利用，[11]而神经质人格的个体其感知的社会支持以及利用度都较低。[12]
综上所述，本研究的目的有二：(1)考察人格特质与大学生手机依赖的关系；(2)考察社会支持在其中可能存在的中介作用(图1)。
那天，游客稀疏，她在东华门边的食堂饱餐一顿后，一路走一路消食，走过太和殿广场，经过历代艺术博物馆，踏入慈宁宫。眼见满池锦鲤搅动碎金波纹，耳边呦呦鹿鸣响起，一转身“树深时见鹿，溪午不闻钟”的景致，让她几乎错以为回到了过去。天边流云淡淡，黄琉璃瓦上却立了一个人，宴姝定睛一看，那是工人正在进行古建修护。
3.2.2 公交方式下养老服务设施可达性 基于公交方式下养老服务设施可达性整体较差，仅有的两个高值区域也分布在中心城区的外围，老年人口集聚的街道可达性值较低.具体结果为：1)高可达性值街道是位于青山区的武汉钢铁集团街道，由于街道内老年人口仅有两人，可达性水平很高.2)可达性值一般的有花楼、西马街道和四新管委会，分别位于江汉、江岸和汉阳区.3)可达性值较低的街道主要集中在洪山、东西湖、江夏和蔡甸区.可达性低的有124个街道，占街道总数的91.17%，相比其他地区可达性较差.
图1 社会支持在人格特质与大学生手机依赖中的中介作用
一、对象
(一) 对象
本研究采用团体施测的方式随机选取两所高校各年级学生进行问卷调查，共计950份，收回916份，其中有效问卷859份，有效率为89%，其中男生351人，女生508人，大一215人，大二377人，大三267人。年龄17岁～24岁，平均年龄为20.27岁。
(二) 工具
1.大学生手机成瘾倾向量表
功能性消化不良指的是存在一种或多种来源于胃和十二指肠区域的消化不良症状,也不具有能够解释之这一症状的代谢性或器质性疾病,其临床特点表现为易反复、病程长,与胃功能紊乱、社会、心理、环境等因素之间存在一定的相关性[1]。本文主要是针对我院收治的功能性消化不良患者,采取针刺穴位治疗,发现效果良好,现报道如下。
采用《大学生手机成瘾倾向量表》(MPATS)，该量表由熊婕[13]借鉴网络成瘾倾向量表的编制思路编制而成。包括戒断症状、突显性、社交抚慰以及心境改变这四个维度共16项，总量表α系数为0.83, 本研究中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90。量表得分越高表明手机成瘾倾向越高。
2.艾森克人格问卷简式量表中国版
人格特质方面的测量采用《艾森克人格问卷简式量表中国版》(EPQ-RSC)，该量表由钱铭怡[14]等人于1997年引入国内并对原量表进行了修订。量表包含精神质、内外向、神经质、掩饰性四个维度共48个项目。本研究中量表各维度(精神质、外向性、神经质、掩饰)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分别为0.63，0.74，0.78，0.68。
4．恋爱与非恋爱大学生在手机依赖、人格特质、社会支持差异
采用由肖水源[15]设计并修订的《社会支持评定量表》(SSRS)。该量表包含主观支持、客观支持和对支持的利用度三个维度共10个项目。本研究中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81。
(三)数据统计分析
本研究采用SPSS20.0进行数据分析与统计处理。使用描述性统计分析、相关及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等统计方法对数据进行分析。
二、结果
2. 不同年级的大学生手机依赖、人格特质及社会支持差异
(一) 大学生手机依赖、人格特质及社会支持的现状分析
如表4所示，大学生是否是独生子女在人格特质精神质类型、社会支持中存在显著性差异，而在手机依赖、外倾性、神经质人格特质上不存在显著性差异。
传统课堂对小学生的吸引力低，已经满足不了小学生对于知识的需求，所以课堂效率也比较低，为了促进小学数学的发展，提高小学数学的数学水平，必须进行教学创新。小学时期是学生培养学习能力的黄金时期，也是学习习惯开始养成的时候，随着新课改的到来，小学数学也迎来了改革的新时期。教学创新如果想要取得积极的成果，那么在教学方法、课堂教材、教学目标等方面都要进行创新，以此来保证小学数学在创新模式下取得时效性的成果。
表 1不同性别大学生手机依赖 、人格特质及 各维度 、社会支持差异 (M ±SD )
注：*表示p<0.05，**表示p<0.01，***表示p<0.001；下同。
如表1所示，不同性别大学生在精神质中的p值小于0.05，存在显著性差异；人格特质的其他两种类型p值均大于0.05，不存在显著性差异；在手机依赖性、社会支持也不存在显著性差异。
(3)在波动特征上，波动特征也即变异性(稳定性)，反映了三种类型降雨的变异大小；波动越大，变异性越大(稳定性越差)，反之亦然.1979—2016年全球陆地大尺度降雨量变异系数超过0.8的波动地区明显多于全球陆地对流型降雨量和总降雨量.全球陆地对流型降雨量变异系数超过0.8的波动地区明显多于全球陆地总降雨量.但三者在空间分布上具有相似性，总降雨量波动特征与对流型降雨波动特征和大尺度降雨波动特征的空间相关系数分别为0.79和0.66，通过了0.01显著性水平的检验.表明全球变化背景下大尺度降雨变异较大，但三种类型降雨的基本气候格局未发生根本变动.
由于在本研究中采用自陈报告的方式来收集数据，因此测量中可能存在共同方法偏差。针对共同方法偏差在研究过程中进行了程序控制和统计控制。首先采用班级统一施测问卷、问卷的匿名性等来进行程序控制。然后使用Harman单因子检验法进行统计控制，将所有变量的项目进行未旋转的主成分因素分析。结果显示有15个因子的特征根值大于1且第一个因子解释的变异量只有10.84%，低于40%，这表明本研究不存在明显的共同方法偏差。
表 2不同年级的大学生手机依赖 、人格特质及各维度 、社会支持的差异 (M ±SD )
表2所示，不同年级的大学生在人格特质的精神质类型、外倾性类型存在着显著性差异，因而对这两种类型进行事后多重比较。
表 3不同年级的大学生在人格特质类型的 事后检验结果表 (n=859)
如表7，以人格特质类型为自变量，手机依赖性为因变量，社会支持为中介变量依次检验回归系数。探索社会支持在人格特质类型与手机依赖性之间是否起着中介作用，检验程序采用温忠麟的中介效应检验程序。[16]
3．独生与非独生子女大学生手机依赖、人格特质、社会支持差异
表 4是否独生子女大学生手机依赖 、人格特质 及各维度 、社会支持的差异 (M ±SD )
1. 不同性别大学生手机依赖、人格特质、社会支持差异
3.社会支持评定量表
表 5大学生是否恋爱在手机依赖 、人格特质 及各维度 、社会支持的差异 (M ±SD )
如表5所示，大学生是否在恋爱中在人格特质的外倾性类型、手机依赖性、社会支持的p值均小于0.05，即存在显著性差异；在人格特质的其他类型及总分上则没有显著性差异。
(二)大学生手机依赖、人格特质及社会支持的相关分析
表 6大学生手机依赖 、人格特质 、社会支持的相关分析
如表6，结果发现：手机依赖与精神质(r =0.114,p <0.05)、神经质(r =0.347,p <0.05)之间存在正相关，与外倾性(r =-0.118,p <0.05)之间存在负向相关；社会支持与精神质(r =-0.121,p <0.05)、神经质人格(r =-0.237,p <0.05)之间呈现显著负相关；社会支持与外向型呈显著正相关(r =0.352,p <0.05)；手机依赖与社会支持(r =-0.103,p <0.05)之间存在负相关。
对断路器合闸弹簧压缩量调节后，再次进行机械特性测试时，发现断路器合闸时间及合闸不同期时间皆满足厂家技术标准要求，测试数据如表2所示。断路器机械特性曲线也无异常，如图2所示。但是，断路器三相合闸速度却始终低于厂家技术标准要求的2.9～3.6 m/s。
(三) 社会支持在人格特质与大学生手机依赖中的中介效应分析
表 7社会支持在手机依赖与人格特质的中介效应检验
表3所示，从事后检验结果上看，在人格特质的精神质类型中，大一、大二均与大三存在显著性差异；在人格特质外倾性类型中，大一与大二、大三均存在显著性差异。
可以看出，在参考模型中，知识主题出现的先后顺序层次较为清晰，整个小学阶段、初中阶段贯穿“未知数、变量的运用”，不断强化代数思维的渗透，将“算术”与“代数”进行有效衔接；小学结束之前设置“代数式的运算”延续到整个初中、高中阶段，从值的“输入输出”开始，为之后“代数式概念”做准备；初中阶段设置“代数式概念”；高中阶段根据实际需要设置“代数式的证明”．
结果得出：第一步，精神质、神经质人格类型对手机依赖有显著正向预测作用(c 1=0.111,p <0.01;c 3=0.38,p <0.001)；而外向性对手机依赖的预测不显著(c 2=0.029,p >0.05)；第二步,仅有精神质人格类型对社会支持预测显著(a 1=-0.78,p <0.01)；第三步，社会支持和精神质人格类型对手机依赖预测显著，即b 显著(b =-0.034,p <0.01)，c 1′也显著(c 1′=0.109,p <0.01)，社会支持在精神质人格类型和手机依赖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其中介效应值：ab/(c′+ab)=19.56%。由于，第二步中，神经质对社会支持预测不显著，所以用sobel检验，得出Z 值为-1.55,p >0.05，说明社会支持在神经质人格特质和手机依赖之间不起中介作用。
从宏观上来说，受访医疗机构认为“两票制”政策对各方面的影响程度从大到小依次为医院药品供应保障能力提高（占74.4%）、药品配送时间缩短（占69.2%）、药品配送流程优化（占41.0%）、药品质量提高（占10.3%）、药品价格降低（占2.6%）。“两票制”政策对受访医疗机构的影响程度分布情况见表2。
图2 手机依赖、人格特质与社会支持的中介模型
三、讨论
在本研究中发现大学生的手机依赖在性别上不存在统计学意义。目前关于性别在手机依赖上的差异并没有一致结论。有的学者通过研究得出的结论是手机依赖在性别上存在差异，女生比男生更依赖手机[17]；有的学者通过研究发现差异并不显著。[18]Fargues[19]认为女性会因为一些人际交往和情感问题而过多依赖手机，但是手机的一些娱乐功能对于男生也同样有着很大的吸引力。比如近年来比较盛行的手游，很容易让男生沉迷其中。而对于天生爱美的女生来说，手机的一些美颜功能大大满足了她们的需求。对于时间比较宽裕的大学生来说，手机的一些交际软件、影视音乐等功能也成了消磨时光的不二之选。男女对于手机依赖的侧重点有所不同。本研究发现各年级学生在手机依赖上没有显著差异。这一结果与国内外的研究结论并不完全一致。一些国外研究表明，大学生年级越高，依赖手机行为越多。国内有研究显示各年级大学生的手机依赖总分上存在显著性差异，这与本研究的结果恰恰相反。出现这样结果的原因可能是当今是一个快速发展时代，经过几年的变化，可能从量变到质变。如今的大学生几乎人手一部手机，并且智能机功能也越来越强大，让大学生对其产生的好奇心也会随之增加。在手机依赖总分上，是否为独生子女的大学生不存在显著性差异。出现这样结果的原因可能是，在当今社会，手机功能不再局限于人际交流方面，更集合了生活娱乐于一体多种功能，无论是否为独生子女，都需要使用手机去满足各自不同的需求。因此对于手机的依赖没有出现显著性差异。本研究发现，是否恋爱在手机依赖上存在显著差异。处于恋爱中的大学生比不在恋爱中的大学生分数更高。可能的原因是，对于处于恋爱中的男女朋友来说，他们之间联系的主要方式不是之前年代的书信而是手机，恋爱中的男女不在一起时经常使用手机电话、微信等一些通讯功能进行联系，在一起会使用拍照、看视频等功能。这些都增大了手机的使用率，自然而然也就增加了对手机的依赖性。
大学生的人格特质有很大的差异。遗传因素和环境因素共同作用，形成不同的人格特质。研究结果发现，大学生外倾性在各年级中得分差异显著，且年级越高，分数越低，原因可能在于大一新生刚来到大学，对很多事情有好奇心，参加各种组织社团，与外面接触的比较多，人也自然比较活跃，比较外向。随着年级的增高，慢慢地熟悉了大学生活，没有更多的好奇心和精力，性格也随之变得比较内敛一些。在外倾性得分上，恋爱中的大学生高于没有处于恋爱中的大学生，外倾性得分越高，大学生越外向，外向的人比内向的人有更多人际交流机会，因此也增加了恋爱的机会，这是毋庸置疑的。国内学者董耘[20]的一篇文献中指出，神经质与心理健康程度、学业成绩有关系。神经质高分者比低分者心理更不健康，学业成绩更差。一个好的学习状态需要一个稳定的情绪去维持，那些情绪不稳定的人多数情况是难以集中精力去学习。神经质与学生适应环境的程度有关系。一般神经质得分高的人大多数都有适应困难的症状，这对于学校辅导员教育学生有很大的作用。辅导员可以针对不同人格特性的学生采用不同教育和沟通方式进行学生的辅导工作。
本研究中，社会支持在大学生的性别、年级中差异不显著，这与国内丁维[21]的结论相一致。我国步入改革开放新时代，人们的思想也在逐渐的开放，相比旧社会来说，“重男轻女”的思想观念已经基本在现代社会中消退。无论是在企业单位招聘中还是在各类选拔考试中，都提倡男女平等，男女青年有着公平的社会发展环境。因此，在发展过程中，性别并不会成为一个制约因素。无论男女都能够获得等量的社会资源和支持，所以社会支持在性别上不存在显著差异。另外，在校园中，无论是哪个年级的学生都能够得到公平的发展机会，这也降低了不同年级对社会支持总分的影响。是否为独生子女在社会支持得分中差异显著，独生子女总分比非独生子女的分数要低。原因可能是独生子女是家里的宝贝，所有家人的目光都在他们身上，给他们提供最好的资源，他们能够享受到丰富的资源，部分独生子女有以自我为中心的倾向，不会顾及周围人的感受，他们适应社会的能力更低，当他们离开父母，过群居的生活时就会有更多的矛盾，在遇到事情时，得到的社会支持就会比较少。非独生子女的大学生从小就要学会与兄弟姐妹相处，他们更懂得怎样与别人相处，有一个良好的交际氛围，与周围人关系都还不错，因此社会支持的总分也就比较高。大学生是否处于恋爱在社会支持总分上存在显著性差异。原因在于，处于恋爱中的大学生，当他们在遇到困难时，第一时间想到的求助对象就是彼此，因为是男女朋友，他们对于对方的支持胜过旁人，所以社会支持的总分就会更高。恋爱关系中的男女都要学习如何与恋人相处，这在无形中也帮助他们处理好与周围人的人际关系，从而能够获得更多的社会支持。
大学生的手机依赖性会受到自身的人格特质的影响。研究发现，手机依赖越高的个体表现出精神质、神经质以及内向性的人格特质。精神质得分高的人通常表现具有不近人情、难以相处，社会适应能力差的特点。神经质得分高的人更会感觉到焦虑、抑郁、担心等情绪，情绪不稳定，这些人格特质使他们在现实人际交往中受挫，通过手机依赖来缓解消极情绪，满足与人沟通与融入社会的欲望，因此出现了手机依赖行为。[22]
有30例/次患者在中性粒细胞减少时伴体温升高，显示Ⅳ度中性粒细胞减少与体温变化存在一定相关性，易发生感染甚至败血症等致死性感染。一项有关肿瘤化疗致中性粒细胞减少伴发热（FN）风险因素的系统回顾中，患者高龄、基本状况差，疾病晚期，合并基础疾病，低基线血细胞计数，低体表面积/体重指数，使用骨髓抑制化疗方案和特异性基因多态性均为FN的风险因素[13]。因此针对以上高风险患者，适当管理FN的风险，化疗结束后定期监测血常规、体温变化，以便患者可以接受最佳化疗。
人格特质外倾性类型与手机依赖存在显著负相关，这与以往的研究结果不一致。[6]目前一些相关研究发现，性格内向的人较于外向的人更容易有手机依赖：[23]性格内向的人不愿意与外界有太多的沟通与接触，且在面对面交往中会感到不自信与焦虑，因此他们更倾向将手机作为与人交往的重要媒介，通过电话、短信或其他形式与人联系来缓解面对面社交带来的压力与焦虑，所以对手机的依赖性比较高。
另外，本研究发现社会支持与人格特质之间的联系，社会支持与精神质、神经质人格之间呈现显著负相关；与外向型呈显著正相关。外向型个体拥有良好的人际交往技能，可以帮助其在社会交往网络中获得更多的资源与帮助。相反，精神质、神经质的人格特征不利于人际交往的进行，在人际交往中经常会体会到孤立无援。
更为重要的是，本研究进一步深化、拓展以往研究，检验社会支持是否是解释人格特质与手机依赖关系中重要的内在机制。研究发现，社会支持在精神质与手机依赖之间具有中介作用。精神质的人性格往往表现出不近人情、难以相处，很难与周围的人进行正常交往沟通，因此其获得外界的社会支持相对较少，这样就会导致精神质的人更想从手机这一媒介中找到其他形式的人际安慰和支持[24]；另一方面，即使精神质的人有机会得到社会支持，但由于本身的性格问题导致其可能对社会支持的利用度较低，[25]无法有效地利用社会支持来缓解压力，他们依然通过手机依赖这一不良的应对方式来分散自身注意力，缓解不良情绪，减少压力对自身的威胁。因此，这提示我们在预防手机依赖时，要加强对精神质个体的社会支持网络，尤其是同学、老师及家长的关心与支持，另外通过提升精神质个体对社会支持的利用程度也可以减少其出现手机依赖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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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ionship between Undergraduates 'Personality and Mobile Phone Addiction ：the Mediating Role of Social Support
ZHANG Jianyu1, LIANG Junbin2
(1.Education Science College ,Gannan Normal University ,Ganzhou 341000,China ;2.School of Physchology ,Fujian Normal University ,Fuzhou 350000,China )
Abstract :859 undergraduates were assessed with Mobile Phone Addiction Tendency Scale (MPATS), Eysenck Personality Questionnaire Short Scale (Chinese Version) (EPQ-RSC), and Social Support Revalued Scale (SSRS)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of undergraduates' mobile phone addiction with personality and social support. Results show that, there is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of cellphone reliance among people falling in love. In personality traits, there is significant difference of psychoticism in gender, only child or not, grade;and there is significant difference of extroversion in people falling in love, grade. The total points of people falling in love and non-only child in social support is higher than that of people not falling in love and only child, there is significant difference. There is a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mobile phone addiction and psychoticism, nervousness, and a nega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mobile phone addiction and extroversion, social support. The scores on social support are positively associated with extroversion and negatively associated with psychoticism and nervousness. Social support partially played the role of intermediation between mobile phone addiction and the personality of psychoticism.
Key words :undergraduates; mobile phone addiction; personality; social support
中图分类号 ：B844.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4-8332(2019)02-0124-06
*收稿日期 ：2018-09-12
DOI： 10.13698/j.cnki.cn36-1346/c.2019.02.024
基金项目 ：江西省社会科学项目(15JY16)
作者简介 ：张建育(1978-)，女，江西信丰人，赣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梁浚彬(1995-)，男，江西吉安人，福建师范大学心理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认知心理学与行为分析。
网络出版地址 ：http://kns.cnki.net/kcms/detail/36.1346.C.20190118.1433.030.html
责任编辑 ：吴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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