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回“丢失的传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传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如果以1979年作为社会学在中国重建开始的标志的话，那么，迄今中国社会学的重建已有二十多年。但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关于中国社会学重建总结反思的文章并不多见。在这种情形下，费孝通先生刊发于新旧世纪交替之际的一系列关于学术反思的文章（注：20世纪90年代以来，费孝通先生便将学术反思作为其学术研究的重点。这主要包括1996年出版的《学术自述与反思》中收录的15篇文章，以及随后发表的《中国文化与新世纪的社会学人类学》(1998)、《中华文化在新世纪面临的挑战》(1998)、《重建社会学与人类学的回顾和体会》(2000)、《经济全球化和中国“三级两跳”中对文化的思考》(2001)等文章。），就显得格外引人关注。而在这些文章中，又以2003年发表的《试谈扩展社会学研究的传统界限》（以下简称《扩展界限》）（注：费孝通：《试谈扩展社会学研究的传统界限》，《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3期。）一文最具有代表性。在该文中，费孝通先生以社会学重建发起者的身份，将20世纪中国社会学的盛衰与现代中国社会的剧烈变迁联系起来，试图对社会学的学科建设及未来走向做出总体性规划。
从表面上看，文章的主旨似乎是在谈扩展社会学的界限，但如果将其中观点置于百余年来中国思想及学术发展的谱系中加以审视，就会发现，费孝通先生在提出扩展界限问题的同时，还将目光投向过去，试图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社会学中国化”的进程中寻找推动社会学学科发展的精神力量。找回传统，激活传统，超越传统，实现学术自觉，使社会学在中国完成重建的同时，对世界社会学的发展亦做出其独有的贡献。
一、传统的“中断”与“丢失”
清末民初，以西人东侵、西学东渐为背景，西方现代社会科学陆续传入中国，替代了沿袭数千年的经、史、子、集知识分类体系。此后，国人在探究中国问题时，往往以西洋为方法和参照系，逐渐养成了“以外国事例来证明中国某一举措的正当性”的共习（注：罗志田：《国家与学术：清季民初关于“国学”的思想论争》，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94页。）。当时的知识界对西方的学问研究方法推崇备至，认为要想认清“中国社会”的根性，必须使用西方的研究方法。“要发挥我们的文化，非借他们的文化做途径不可。因为他们的研究方法，实在精密”，因此，“要用那西洋人研究学问的方法去研究他，得他的真相”（注：梁启超：《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饮冰室合集》之三十九，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37页。）。
作为西方社会科学的分支，社会学的理论框架、概念系统和研究方法均出自西洋，堪称是地道的舶来品。加之治社会学者多有留洋背景，遂使社会学在初入中国的数十年间，始终带有浓厚的西化色彩，表现出与中国社会的巨大隔膜。1937年社会学家杨开道在为瞿同祖《中国封建社会》撰写的序文中即写到：“美国社会科学的毛病，是只用本国的材料，而不用外国的材料；中国社会科学的毛病，是只用外国的材料，而不用本国的材料。尤其是社会学一门，因为目下研究的朋友，大半归自美国，熟于美洲社会情形，美洲实地研究，所以美国色彩甚浓，几乎成为一个只用美国材料，而不用中国材料，不用欧洲材料的趋势。”（注：瞿同祖：《中国封建社会·序》，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这种唯西洋马首是瞻的社会学，自然引起中国知识界的不满。据费孝通先生回忆：“我本人就是抱着了解中国社会，解决中国社会问题的愿望踏进社会学这门学科的。读了许多西方的书本，对中国情况依然惘然无知，遂不免焦虑不安。”（注：费孝通：《略谈中国社会学》，载《费孝通文集》第13卷，群言出版社1999年版，第7页。）就在这种普遍的不满情绪的驱使下，作为对西化社会学的反动，从20世纪二三十年代开始，中国社会学界发起了“社会学中国化”的运动。
1925年，社会学家许世廉在《社会学杂志》上发表《对于社会学教程的研究》一文，倡导建设“本国社会学”。1931年2月，在中国社会学社第一次年会上，孙本文发表了题为《中国社会学之过去现在及将来》的演讲，明确使用了社会学的“中国化”概念，标志着社会学本土化运动在中国的正式开始。在对社会学中国化含义的理解问题上，孙本文认为，“采用欧美社会学上之方法，根据欧美社会学家精密有效的学理，整理中国固有的社会思想和社会制度，并依据全国社会实际状况，综合而成有系统有组织的中国化的社会学”，是中国社会学界“今后之急务”（注：中国社会学社编：《中国人口问题》，世界书局1932年版，第18～19页。），强调以中国的材料和事实对社会学基本理论进行重建。而在吴文藻那里，“社会学中国化原来是很朴实地针对当时在大学里所讲的社会学不联系中国社会的实际而提出来的。要使社会学这门学科能为中国人民服务，即对中国国计民生有用处”（注：费孝通：《开风气育人才》，载潘乃谷、马戎主编《社区研究与社会发展》，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强调通过社区研究，增进对中国社会结构的认识。
可见，20世纪二三十年代，是赋予中国社会学以性格的年代，其主要标志便是这股强劲的社会学中国化的思潮。“联系中国实际讲社会学和以社会学的研究服务于中国社会的改革和建设，是社会学中国化的主要内容”（注：费孝通：《略谈中国社会学》，载《费孝通文集》第13卷，第7页。）。这构成了30年代中国社会学的共同趋向。在理论研究领域，很多学者运用中西学术资源，以破解中国社会的构成原理。以“差序格局”这一研究命题的产生为例，据笔者考察，晚清民国以降，一些思想家和社会学家非常注意探讨中国传统社会不同于西方的“构成原理”，形成了一种“接力式”的研究探讨。早在1915年，杜亚泉就将中国传统社会的构成原理概括为“差等法”，他认为：“差等之法，以自己为社会之中心，由亲以及于疏，由近以及于远，若算学中等差级数然。”（注：杜亚泉：《差等法》，《东方杂志》12卷4号，1915年4月。）1922年，梁启超也在《先秦政治思想史》中认为，中国传统社会的“构成逻辑”具有“等差特色”（注：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五十，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64页。）。1936年，潘光旦在谈到群己关系时，也认为“推”字乃是理解中国社会的关键，“这种关系是一种‘推广’与‘扩充’的关系，即从自我扩充与推广至于众人，即从修身始，经齐家治国，而达于平治天下。……在实际里呢，大家并没有推与扩得很远，往往到修身与齐家的步骤而止”（注：《潘光旦文集》第9册，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39页。）。到20世纪40年代，费孝通总其大成，在《乡土中国》一书中将上述思想提升为“差序格局”这一学术研究命题，影响颇巨。而在实践领域，则有梁漱溟主持的乡村建设运动，晏阳初主持的平民教育促进会的定县实验区，陈翰笙主持的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的无锡等地区的农村调查。“这些工作有些不一定用社会学这个名义，但事实上都是主张联系中国社会实际进行调查研究并以服务于中国社会为目标的。把他们归人社会学中国化的范围之内我认为是可以的”（注：费孝通：《略谈中国社会学》，《费孝通文集》第13卷，第7页。）。上述理论思辨和社会实践两种研究路向结合在一起，构成了民国时期中国社会学的独特分析传统。
但遗憾的是，这股强劲的社会学中国化思潮在20世纪50年代，随着社会学研究的中断而归于沉寂。80年代，当大陆社会学重建揭开序幕之际，台湾、香港及海外华裔社会学家掀起了“社会学中国化”的新热潮，一些国外学者也就社会学的跨文化、跨社会、跨国家研究的问题展开了探讨。对此，大陆学者虽然也做出了一些回应，但在新一轮的社会学中国化的讨论中，大陆社会学界的回应不甚热烈。在开放的氛围下，大陆社会学界“对规范化的兴趣多于对社会学本土化的关注”（注：阮新邦：《批判诠释与知识重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147页。）。从总体上看，“恢复和重建以后的中国社会学深受美国社会学研究的风格的影响，占据主流位置的是大规模的问卷调查和对精确定量分析的追求。国内社会学界对欧洲的理论与方法，明显缺乏了解。这方面的交流也很少。这样的一种状况，也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我们对中国社会的深入认识。”（注：孙立平：《在学科共同体中寻求社会学的发展》，《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1期。）由于缺少知识整理的传统和习惯，使得当代中国的社会学发展没有与民国以来社会学中国化思潮建立起密切的联系，民国时期社会学中国化的传统学术资源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成为一种“未被激活的传统”。应该承认，自社会学恢复重建以来，社会学学科在研究规范化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和发展，但我们必须认识到社会学中国化也是当代社会学学科发展一座必须跨越的理论高峰。费孝通先生在总结社会学在中国重建历程时曾意味深长地表示：“一门学科可以挥之即去，却不能招之即来”（注：费孝通：《略谈中国社会学》，《费孝通文集》第13卷，第13页。）。这既强调了社会学重建的艰难复杂，同时也是在呼吁社会学要想真正成为学，就必须找回传统，使之植根于本土社会文化的发展进程之中。
二、“找回传统”与“超越传统”
在费孝通先生看来，在全球化和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背景下，“找回传统”，实现文化自觉，学术自觉，是社会学走向成熟的重要条件。但仅仅“找回传统”显然是不够的，更为重要的是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激活传统”、“超越传统”，扩展传统的研究界限，使中国社会学为世界社会学的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
如前所述，民国年间社会学中国化的一般宗旨是使外来社会学的合理成分与本土社会的实际相结合，增进社会学对本土社会的认识和在本土社会的应用，形成具有本土特色的社会学理论、方法的学术取向。其研究思路是一种“内外结合”的本土化路向。而费孝通先生在《扩展界限》一文中则试图将这一传统认识向前再推进一步，他认为，在全球化背景下的社会学中国化应该遵循“首先是本土化，然后是全球化”这样的发展路径，不要将社会学中国化简单地定位在技术和功利实用的层面，而要通过对中国社会“初始经验”的研究和抽象概括，使中国社会学能够为国际社会学的发展做出自己独特的贡献。“中国丰厚的文化传统和大量社会历史实践，包含着深厚的社会思想和人文精神理念，蕴藏着推动社会学发展的巨大潜力，是一个尚未认真发掘的文化宝藏。从过去二十多年的研究和教学实践来看，深入发掘中国社会自身的历史文化传统，在实践中探索社会学的基本概念和基础理论，是中国学术的一个非常有潜力的发展方向，也是中国学者对国际社会学可能做出贡献的重要途径之一”。事实上，费孝通先生的上述观点并不孤单，今天很多发展中国家的学者似乎都意识到“社会科学的普遍化过程需要注入全球社会科学的本土工程来居间促成”（注：帕沙·穆克季：《普遍化，本土化，全球化：社会学与社会科学》，载马戎主编《二十一世纪：文化自觉与跨文化对话》（一），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83页。）。在这一意义上的社会科学中国化，“不是使社会科学研究区域化，正相反，它是使中国学者的努力能够被纳入世界社会科学体系之中”（注：叶启政：《从中国社会学既有性格论社会学研究的中国化的方向与问题》，《国外社会学》1993年第3～4期合刊。）。
从时间上看，虽然社会学是一门关于现代性的学问，但要想真正使其对人类社会变迁具有更强的解释力，就必须使其理论与古代文明建立起密切的联系，将古代文明积淀下来的智慧提升到方法论的高度。有学者认为，“中国对方法的重视，恐怕始于五四。”（注：成中英：《创造和谐》，上海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220页。）但那时的“方法”主要是指西洋的学问方法，学界占主导地位的观点是，要想认识中国社会的运行之理，必须使用西洋方法，而忽略了中国本土学术资源对自身变迁的解释力。事实上，虽然社会学是一门关注“转型”和“变迁”的学问，但我们在关注社会变动的同时，还要意识到“不变”的一面。“大凡一个国家或民族，能维持一长时期的历史，到数百年或千年以上，并能有继续不断的发展与进步，即可证此国家与民族，必有其一番潜在深厚的力量存在；必有其获得此项成绩之主要原因，为其历史发展与进步之所以然。我们最要者，当上察其政治，下究其社会，以寻求此潜力所在。”（注：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38页。）易言之，文明社会自身在漫长的发展进程中所积淀的深厚“潜力”就是这种“不变”的因素，就是研究理解其自身最为得当的“方法”。鉴于此，费孝通先生在《扩展界限》一文中认为，“我们应该以一种开阔的心态，面向全人类各种文明中蕴藏的智慧，像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希伯莱文明、东正教文明、美洲土著人文明、非洲文明等等，都包含着长期积累的高度智慧，值得我们去深入研究、借鉴和吸收。”将古代文明积淀下来的智慧提升到社会学研究的方法论高度，其价值不仅仅在于延长了分析问题的时间深度，而且还可以补西方实证方法之不足。正如费孝通先生所言，在运用社会学来研究“我”、“心”这类概念的时候，原来的实证性的、假设一检验模式的研究方法还能不能奏效？需要另辟蹊径。
除了在时间上延伸之外，社会学还需要转换其空间研究模式。从历史上看，经典社会学的兴起与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密切相关。社会学自19世纪中叶产生以来，长期植根于民族国家，其研究基本上是以民族国家为基本分析单位的，它可以说是作为现代民族国家理论建构的一个重要的部分。而且，研究者往往将“社会”与民族国家联系在一起，认为二者的界限是同一的。所谓社会变迁，实际上就是以民族国家为单位的变动和发展。在上述观念作用下，传统社会学对全球性问题的研究重视不够，当时的超越国家的跨国性问题主要由国际关系学科进行研究。但当全球化成为一种不可逆转的趋势时，社会学必须超越民族国家中心的分析研究模式，对跨国社会结构和新的全球空间进行研究。在费孝通先生看来，社会学研究的一个重要任务是从本质上研究“人与人，族与族，国与国怎样共处的问题”（注：《费孝通文集》第11卷，群言出版社1999年版，第529页。）。而中华文化数千年积淀起来的一些宝贵的东西，似乎可以为全球化时代世界动荡问题的解决提供一些有益的思路。
扩展社会学的传统“界限”，随之而来的问题是，扩展学科边界是否会伤及社会学的根本原则，扩展边界后的社会学是否还是原来意义上的社会学。实际上，从社会科学发展的基本进程看，其学科界限都是相对的，界限的“划定”和对界限的“扩展”，都是时代的产物，而非人为的、外力所强加的，因此，不能将学科界限问题“圣化”。随着时代的发展，其学科研究界限自然应该拓展，而且，学科研究的界限的扩展非但不会对学科产生消极影响，相反却会赋予学科以发展更新的活力。社会学作为一个以现代性为研究对象的学科，在西方国家奠基形成后，迅速向世界各地传播。它要想保持其学科活力，不仅要“吸收不同文化与社会的特征，同时必须依赖持续不断的注入这些资料才能使这门学科兴旺。这些特征愈新奇独特，这门学科则受益愈大。目前许多学者对社会学的停滞不前大声疾呼，正反映出由于这门学科中主要资料来自欧美社会，因而导致这门学科目前过于划一而引起的局限性。这也使我们更有理由以为研究那些与欧美社会不同的文化与社会是复兴社会学的必要步骤。我以为从这一世界性的角度才能看出社会学中国化的实质意义”（注：林南：《社会学中国化的下一步》，载蔡美勇、萧新煌主编《社会学的中国化》，台湾，巨流图书公司，1987年，第33～34页。）。总之，社会学因“转型而诞生，这种转型是指从先前社会生活方式的特征，急转成为西方工业化的社会秩序。由这些变迁所形成的世界，成为社会学所关注的主要分析对象”（注：吉登斯：《社会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4页。）。随着当代世界的最新变化，社会学拓展其“界限”，也实属必然。
三、文化自觉与学术自觉
文化自觉是费孝通先生近年来沟通“传统”与“现代”，进行学术反思时经常使用的概念。用他自己的话语概括，所谓文化自觉，主要包括两层含义，其一是指“生活在既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的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其二是文化间的理解和沟通问题，即“理解所接触的文化，取其精华，吸收融合”（注：费孝通：《中华文化在新世纪面临的挑战》，载《费孝通文集》第14卷，第404、409页。）。可见，文化自觉就是“找回传统”，并赋予传统以现代意义。
在社会转型、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如何将文化自觉的理念运用于学术研究中获得“学术自觉”，对于非西方国家来说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因为自近代以来，西方国家不仅在器物、制度方面握有霸权，而且在文化学术领域也居于绝对中心地位，并将非西方国家挤压到边缘位置，致使“过去的东方既没有理解欧洲的能力，也没有理解其自身的能力。理解东方并改变它的是处于欧洲的欧洲性。东方之所以成为东方就是因为它被包含到了欧洲之中，不仅欧洲只有处于欧洲中才能被实现，就连东方也只有处于欧洲中才能被实现”（注：竹内好：《何谓现代——就日本和中国而言》，载张京媛主编《后殖民理论和文化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50页。）。
我们在这里所说的“学术自觉”，既不是对西方理论和方法单纯的翻译和移植，也不是固守本土学术原典，回到闭锁的传统主义，而是以一种“双向寻根”理性精神，往来于中西之间，获得一种新的分析问题的眼光和视野。一方面，要深入挖掘本土社会的传统学术研究资源。要注意从汗牛充栋的传统经典中寻找体认中国社会的资料。与世界上其他文明相比，中华文明最大的特点是其产生的“早熟性”和发展轨迹的“连续性”。其早熟的重要标志之一便是：早在原典时代，即形成了以儒道思想为主体的，极具特色的社会思想体系，它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和决定了中国社会不同于其他民族的独特面貌。因而，对于重建的中国社会学来说，要想对“本土问题”得出具有说服力的学术解释，就必须补上中国社会思想史研究这一课。此外，对于社会学来说，仅仅从经典出发的中国社会研究显然是不够的，还应该注意走入现实生活，“从数亿万中国人的生活及价值观念入手进行考察，超越了对西方社会科学的单纯翻译和模仿，而是努力致力于从本国民众的社会观中提炼出概念来”（注：佐佐木卫：《亚洲社会变动理论的可能性——重读费孝通著述》，《云南民族学院学报》2000年第3期。）。另一方面，对自外部输入的社会科学理论也要认真反思和检讨。理论的移植不是简单的语言采借，必须对理论背后的文化、历史及现实生活进行考察。即“于挖掘移植知识之原文化体的根外，尚应挖本地文化素质的根，其中尤指社会中普遍存有且居于优势的诸预设。如此双重的挖根的一来一反工夫的努力，才是转化创造文化的根本之道，也才是具有主动原创能力来吸纳外来知识的基本条件”（注：叶启政：《社会学科论述的移植与本土化的根本问题》，载杜祖贻编《西方社会科学理论的移植与应用》，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20页。）。
对于中国这个文明古国来说，实现学术自觉最为艰难的环节在于处理“中学”和“西学”间的关系问题。“五四”以来，中国知识界奉“学贯中西”为学术研究的最高境界，大量引进西学，构建了现代社会科学体系。但应该指出的是，“学贯中西”并非通过简单的知识积累和频繁的双向学术交流所能成就。因为“西方学科范畴是对应人类认知的目的而建立起来的，而儒家的学术分类体系则是服务于人格的成长和人生的终极关怀等实用的需要而建立起来的。前者遵从的是‘知’的逻辑，后者遵从的则是‘做’的逻辑”（注：方朝晖：《中学与西学：重新解读现代中国学术史》，《天津社会科学》2002年第3期。）。这就决定了在走向“学贯中西”的学术旅程中蕴涵着激烈的冲突和碰撞，变得极为艰难。没有规范化，就没有学科意义上的社会学；而本土化的缺失，则会使社会学变成一种变相的舶来品，无法在本土生根。这种两难的情形，是任何一位追求“学术自觉”的学术人所必须直面的一种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