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政治的秘密”：对马克思国际政治观的政治社会学重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政治论文,马克思论文,国际论文,社会学论文,秘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马克思从世界历史转变的宏大视野所提出的一系列国际关系思想至今仍有指导意义。一方面，马克思研究的对象是处于上升时期的资本主义全球化及其不断扩展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与国际社会，而这个对象目前并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仍然处于主导地位，“马克思是我们同时代的人”的说法并非没有理由；另一方面，我们囿于种种局限未能穷尽对马克思政治哲学包括世界政治哲学的认识，随着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我们需要对后者作重新的解读。马克思关于“国际政治的秘密”的观念包含了他的主要国际政治观，是理解马克思国际关系思想的一把钥匙，本文试图用国际政治社会学对此加以重新解释。
一、“国际政治的秘密”说法的由来及其一般解释
1848年革命以后的十多年里，欧洲工人运动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也遭受了重大挫折，在总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过程中，马克思将理论视角转向了国际政治。要掀起工人运动的新高潮，推动人类解放事业向更高的层面发展，必须建立一种工人阶级的国际政治斗争的联盟。为此，他于1864年领导并成功促进了第一国际的成立。为了明确地表明第一国际的宗旨，以理论与知识加强对工人阶级运动的指导，马克思代表第一国际撰写了《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就是在这个宣言中马克思提出了工人要了解国际政治的知识，要“洞悉国际政治的秘密”。
(一)马克思提出“洞悉国际政治的秘密”的主要内容
马克思在宣言中指出了三点：一是尽管英国工业发展与对外贸易增长达到了空前的程度，但是工人的福利水平并没有得到改善，它本质上是“完全限于有产阶级的财富和实力的令人陶醉的增长”；二是1848年革命之后，欧洲大陆出现了资产阶级更加残酷的阶级统治，工人阶级运动陷入低潮，必须认真分析失败的原因以及重新斗争的策略；三是国际政治问题成为工人运动中的紧迫问题。欧洲工人运动的失败与欧洲资产阶级的得意都与国际政治有关，而在这一方面，工人阶级无论从知识上还是从斗争策略上都少得可怜。第一国际的成立就是加强工人阶级国际联合的组织措施，也是工人阶级走上世界政治舞台的制度依托，只有有着科学的理论包括科学的国际政治理论武装起来的国际工人运动，才能最终实现夺取政权实现阶级解放的总任务。因此，马克思提出了那段著名的论断：
“工人阶级的解放既然要求工人们兄弟般的合作，那么当存在着那种为追求罪恶目的而利用民族偏见并在掠夺战争中洒流人民鲜血和浪费人民财富的对外政策时，他们又怎么能完成这个伟大任务呢？使西欧避免了为在大西洋彼岸永久保持和推广奴隶制进行可耻的十字军征讨冒险的，并不是统治阶级的智慧，而是英国工人阶级对于他们那种罪恶的疯狂行为所进行的英勇反抗。欧洲的上层阶级只是以无耻的赞许、假装的同情或白痴般的漠不关心态度来观望俄罗斯怎样侵占高加索的山区要塞和宰割英勇的波兰；这个头在圣彼得堡而爪牙在欧洲各国内阁的野蛮强国所从事的大规模的不曾遇到任何抵抗的侵略，给工人阶级指明了他们的责任，要他们洞悉国际政治的秘密，监督本国政府的外交活动，在必要时就能用的一切办法反抗它；在不可能防止这种活动时就团结起来同时揭露它，努力做到使私人关系间应该遵循的那种简单的道德和正义的准则，成为各民族之间的关系中的至高无上的准则。
为这样一种对外政策而进行的斗争，是争取工人阶级解放的总斗争的一部分。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①
显然，在“夺取政权已成为工人阶级的伟大使命”的条件下，各国工人必须发挥各种优势，包括“人数众多”的优势，“但是只有当群众组织起来并为知识所指导时，人数众多才能起决定胜负的作用”。了解“国际政治的秘密”、掌握对外政策与国际斗争的知识，对于无产阶级解放是至为关键的。
(二)“国际政治的秘密”的一般解释及其质疑
学界一般认为马克思所说的“国际政治的秘密”是追求霸权和发动侵略战争。②这种解释方向是正确的，其总的解释框架也是合理的，因为马克思在提出这个词语以及在剖析18世纪的欧洲外交史内幕时，主要揭露了俄国等欧洲大国的争霸史，以及俄国侵略和瓜分波兰的历史，从较为简洁和高度概括的角度用霸权与侵略战争涵盖“国际政治的秘密”，激发工人阶级国际团结的紧迫性与必要性，起到国际政治启蒙与动员的功能，这种解释能够为人们所自然接受。
然而，要全面和深入“洞悉国际政治的秘密”，尽可能多地掌握“国际政治的秘密”的内涵，就有必要结合对于马克思哲学的新理解，以及国际关系理论的新发展，同时也结合当时的具体语境来综合领会。从马克思哲学的新理解的角度看，过去我们一贯认为马克思哲学的本质是物质本体论，而目前基本形成公识称之为社会实践本体论，因此，我们有必要以实践唯物主义而非机械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来掌握马克思政治哲学的实质。③从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角度看，过去我们一般从现实主义或者新现实主义的角度，以权力政治或者零和逻辑的观念解释国际政治现象，对于霸权等现象只注重其残酷性、斗争性、冲突性、控制性的一面，而对于其社会欺骗性、观念认同性、国际伦理性的另一面认识不够，而后者已经从新自由制度主义特别是社会建构主义那里得到了较好的解释。④实际上，霸权或者霸权战争从来都是权力、制度与认同三维一体的，都反映了国际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历史实践性的产物，要深入地揭露霸权，必须深入到它背后所代表的国际社会的观念基础中去；而从当时的国际政治斗争现实看，马克思要工人阶级不是要一般地了解“国际政治的秘密”，而是要“洞悉”“国际政治的秘密”，这反映了一种困难，即国际政治中有很大的欺骗性和复杂性，决不能通过简单地指出一两条原则而万事大吉的。
“国际政治的秘密”不是简单的霸权与侵略战争，它是近代条件下的资本主义国家为满足资本家和本民族的利益甚至世界霸权而不顾国际道德，采取联盟、欺骗和侵略战争的手段谋求领土、殖民地和世界市场。马克思所理解的国际政治无疑是“近代纪元的”国际政治，“国际政治的秘密”如果单纯地理解为争夺霸权与侵略战争，似乎抽象掉了时代的内涵。这里的霸权显然不是过去的亚历山大帝国争夺的世界霸权，这里的侵略战争也不是古往今来的侵略战争，它具有了近代国际政治中资本主义发展与世界市场争夺的含义，同时，还必须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历史使命的角度加以理解。谓其欺骗性，就是要求工人阶级不要被西欧各国统治阶级的外交辞令所迷惑，要认识到其背后霸权及侵略战争的掠夺本质。谓其复杂性，就是要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认为仅仅依靠武装斗争就是解决问题，要认识到霸权和战争背后所包含的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国际斗争的权力层面与伦理层面，列强之间的斗争与勾结等等方面。如果我们只认识到了欺骗性的一面，而忽视复杂性的一面，就不能全面地“洞悉国际政治的秘密”。
二、进一步完整地理解“国际政治的秘密”
马克思要求工人阶级要“洞悉国际政治的秘密”，除了从根本上揭露其争霸和侵略战争之外，在当时的语境下，另外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首先，近代各国外交本质上为了资本家的利益却采取了民族主义的形式，将民族国家利益置于外交政策的重要位置。在当时的时代，马克思认识到压迫其他民族的民族自身不能获得解放，工人阶级要具有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精神，反对本国政府反动统治，而本国的反动统治的对外政策往往采取了维护本民族利益的形式，这对工人阶级具有很大的欺骗性。马克思之所以在19世纪50年代研究外交史，一个主要原因是欧洲革命陷入低潮，一部分工人阶级对于本国政府的外交行为产生了幻想。工人阶级只有洞悉了这个秘密，才能真正地贯彻无产阶级国际主义。
其次，近代外交是不顾国际道德的，为了实现本国在欧洲大陆的霸权而不惜转换联盟、背信弃义、撕毁条约，这种国际政治的形式应该在工人阶级专政的新的时代加以改造。这一点我们可以从马克思涉及“国际政治的秘密”一语时的一段话中窥见：“(工人阶级要)监督本国政府的外交活动，在必要时就用能用的一切办法反抗它；在不可能防止这种活动时就团结起来同时揭露它，努力做到使私人关系间应该遵循的那种简单的道德和正义的准则，成为各民族之间的关系中的至高无上的准则。”⑤这里，马克思在要求工人阶级洞悉国际政治的秘密时要求建设一种新的带有人际关系中“简单的道德和正义的准则”的国际政治原则，以此推论，近代国际政治运用模式中正是缺少了这种道德原则。
第三，沙皇俄国是“国际政治的秘密”的主要载体。马克思与恩格斯在研究国际政治(国际关系)时，将大部分的精力用于分析俄国的外交内幕。一是因为19世纪30、40年代俄国一跃成为世界强国之后，深深卷入了欧洲国际政治的舞台，并成为镇压欧洲革命和追求欧洲霸权的主要国家，二是因为俄国的外交一直很成功，洞悉俄国外交的秘密也就洞悉了“国际政治的秘密”。马克思认为，俄国瓜分瑞典帝国特别是瓜分波兰应当作为研究国际政治的重中之重。“1715年，在俄国、丹麦、波兰、普鲁士和汉诺威之间缔结了一个北方联盟，其目的不是为了瓜分瑞典本土，而是瓜分那个我们可以称之为瑞典帝国的东西。这次瓜分是近代外交史上第一个巨大的行动，是瓜分波兰的逻辑前提……不能否认，开创国际政治近代纪元的，乃是对瑞典的瓜分。这次的瓜分条约除了谈到它的未来牺牲者的不幸以外，甚至没有假惺惺地提出任何借口。在欧洲，这是第一次，不仅撕毁了一切条约，而且把这一行动宣布为一个新条约的共同基础。”⑥从上述阐述中，我们可以看出马克思的几个观点，一是近代国际政治的新纪元是瓜分衰落的帝国与殖民地(不是宗主国的本土)，这是资本主义的本性决定了的，欧洲的瑞典帝国被瓜分(形式上的最主要的一步是瓜分波兰)，再往后就是瓜分近东的土耳其帝国、远东的中华帝国；二是国际政治的内容不仅仅是侵略战争，还有联盟力量以及“虚假的和平”都能够发挥重要作用。俄国瓜分瑞典帝国依靠的是战争(北方大战)、联盟(北方联盟)以及强大的谈判与条约缔造能力，关于后一点，马克思曾经用尖刻的语言讽刺过英国、普鲁士、法国诸国在沙皇俄国的高超外交艺术面前的拙笨之处⑦；三是国际政治有时要有“合法”的“借口”，如“俄国占领莫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是由阿德里安堡条约为它做好准备的，它占有高加索的权利也是从这个条约中得到承认的。”⑧以增加国际欺骗性，有时为了争夺霸权与市场利益而显示出赤裸裸的强权政治。马克思与恩格斯在较为严格意义上研究国际政治，主要集中在对沙俄的研究。这是因为，他们在很长的时间内对于东方社会的政治斗争较为着迷，同时，18世纪和19世纪上半期俄国在欧洲国际政治中表现十分活跃，不但在制度建设与秩序维持方面如此，而且成为欧洲反动势力方面的主要堡垒；第三，一段时期内，马克思恩格斯由于国内政治方面的种种原因，集中研究欧洲外交史，选取的正是俄国的扩张史。
三、从马克思的国际关系思想来“洞悉国际政治的秘密”
马克思关于“国际政治的秘密”的观念，服从于其国际关系思想的一般逻辑。那么，什么是马克思的国际关系思想呢？我们首先研究马克思基本的国际关系思想及其对理解他的国际政治观念的启示，再从马克思关于彼得大帝迁都事件的透彻分析中洞察其对于国际政治的了解。
(一)马克思的国际关系思想及其启示
众所周知，马克思没有专门阐述其国际关系思想体系，但是其国际关系思想内容是丰富的，并且有其核心原则，其核心原则就是国际主义。在国际主义的总原则下，应该坚持反对民族压迫，鼓励国家间平等，维持国际和平，参与国际交往。首先，各民族国家是一个相互依赖的世界体系。“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⑨其次，一定程度上的民族主义是正当的。“一个民族当它还在压迫其他民族的时候，是不可能获得自由的。”⑩各民族的独立与现状，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应当保持的组织基础。第三，国际关系应当保持国家间的平等。“国际联合只能存在于国家之间，因而这些国家的存在、它们在内部事务上的自主和独立也就包括在国际主义这一概念本身之中。”(11)第四，社会主义国家的国际关系原则是和平。《共产党宣言》鲜明宣称：“同那个经济贫困和政治昏聩的旧社会相对立，……新社会的国际原则将是和平。”(12)第五，国际交往程度决定国际政治斗争的面貌。“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取决于每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分工和内部交往的发展程度。”(13)交往是一个较为广泛意义的范畴。交往包括社会沟通、人员来往、交通与通讯，还包括动态的生产关系等等，其中，贸易、战争都是交往的重要内容。
不难看出，在马克思眼里，国际政治是极不公正、极不平等、极不人道、极为复杂的。工人阶级一定要掌握国际主义的武器，因为正是坚持国际主义才能破解“国际政治的秘密”，并在纷繁复杂、险象环生的国际政治斗争中掌握主动权。这个复杂性显然是多重的：各国之间将不可避免地走向相互依赖，资产阶级是它的客观制造者，也是它的主观克服者；民族主义既是正当的，又是工人阶级贯彻国际主义时必须警惕的，因为各国政府可能会打着民族战争的旗帜来进行侵略；资产阶级国家之间是不平等的，这是国际政治不公正的根源之一，也是将来无产阶级要克服的；国际社会中的战争源于资本主义私有制，工人阶级最终要追求和平的国际社会；资产阶级由于历史的进步性而建立起来的民族国家仍然是无产阶级进行国际斗争的基本组织依托与行动框架，国际法准则有其一定的历史合理性。工人阶级在实施国际主义的时候要注意国际伦理的力量，它也会为资产阶级政府外交所利用。这一点，恩格斯在后来的一篇文章提到：“由于人们不再生活在像罗马帝国那样的世界帝国中，而是生活在那些相互平等地交往并且处在差不多相同的资产阶级发展阶段的独立国家所组成的体系中，所以这种要求就很自然地获得了普遍的、超出个别国家范围的性质，而自由和平等也很自然地被宣布为人权。”(14)这些道理反映了19世纪欧洲国际政治的错综复杂性。正在联合起来的工人阶级不可能天然地掌握这些道理，对长期以来专门由封建贵族或资产阶级外交家来实施的欺骗性外交不可能有深刻的辨别力，作为革命领袖有必要进行知识上的启蒙和动员。
从这个意义上讲，揭示“国际政治的秘密”比揭示“国内政治的秘密”更困难：一是因为国内政治的秘密就在于私有制，这是容易从工人的贫困生活中体味到的，而国际政治与工人的生活较远；二是对外国际生活而言，工人阶级在革命领导和动员之前的本能反应是民族主义的，在这一点上与资产阶级并没有多大的差别，对立阶级在外来危机之前常常站在一起，这种现象在国际政治中比比皆是；三是国际社会的合法性旗帜往往被执政的阶级用来实现阶级利益、民族利益甚至人类利益，而后三者之间在国际领域是难以区别的；四是全球化的时代资产阶级容易进行国际联合，工人阶级要想取得革命的胜利就必须更加坚定地联合起来，然而，国际间的工人阶级联合比国内联合更加困难，民族主义、民族平等原则、国家平等原则、国际伦理这些本来正确的原则又反过来对国际主义造成了一定程度的障碍。
(二)案例分析：马克思关于彼得大帝迁都圣彼得堡的评论
马克思关于国际政治的评论并不少见，最为精彩、最为详尽、最能体现其国际关系思想的，恐怕是他关于彼得大帝将首都迁往圣彼得堡的评论。这个评论充分展示了他关于世界历史、世界交往和世界市场的观念，也透露出其鲜明的国际政治社会学思想。彼得大帝在争夺波罗的海出海口的北方大战过程中，以置之于死地而后生的态度，将首都随着军事推进的步伐迁到刚刚占领的圣彼得堡，这种战略举措内有权贵的反对，外有战争的危险。马克思认为把帝国的都城从内陆中心迁到滨海地区是一种特有的胆略。这种胆略反映了近代国际政治的意义。
在马克思看来，彼得大帝的迁都行动摆脱了封建的种族的色彩，具有了发展资本主义和进行世界性征服的性质。“仅仅对波罗的海诸省的征服并没有把彼得大帝的政策与其祖先的政策区别开，都城的迁移才显示出他征服波罗的海诸省的真正意义。彼得堡与莫斯科公国不同，它不是一个种族的中心，而是一个政府的所在地；不是一个民族的悠久业绩，而是一个人物的瞬时创造；不是使一个内陆民族的特征得以传播的媒介，而是使这个特征消失的滨海地区；不是民族发展的传统核心，而是一个为进行世界性阴谋而精心选中的巢穴。通过迁都，彼得斩断了把老莫斯科公国沙皇们的蚕食体制与大俄罗斯种族天赋的才能和抱负连接在一起的天然纽带。通过把都城建在海边，他向俄罗斯种族的抗海本能提出公开挑战，并把那个种族贬低到只是他的政治结构的一个砝码的地位。”(15)马克思显然把交往的力度，作为发挥政治影响力的一个重要方面。这自觉不自觉地透露了他的政治社会学的思想。
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就多次指出了正是世界交往使得各民族联系成为一个整体。在国际政治中，古代的国际政治与现代的国际政治的区别在于，当政治结构与世界性交往靠近时，它的政治行动就成为了世界性的了，不正义的征服也成为了世界交往的一部分。彼得的迁都，恰恰说明了这一点。“通过迁都，彼得宣告了他打算反过来借助于西方来影响东方和各紧邻国家。如果对东方的借助由于亚洲各国人民的停滞特性和有限交往而大受限制的话，那末对西方的借助则由于西欧的活动特征和频繁交往而顿时变得毫无限制和无所不包了。迁都表明了这种对借助对象的有意识改变，而波罗的海诸省的征服为实现这种改变提供了手段，因为它立即使俄国在北方各邻国中居于优势地位；使俄国与欧洲所有地方保持经常的直接接触；奠定了同海上强国建立物质联系的基础，这些国家由于俄国征服了波罗的海诸省而开始依赖俄国供应造船材料……”(16)
在这一段论述中，马克思连续运用“有限交往”、“频繁交往”、“经常的直接接触”、“物质联系”等词语来突出一种国际政治社会学的理念：俄罗斯原本上是一个不善于交往的民族，但是，在“毫无限制和无所不包”的社会交往条件下，民族的特性与种族习惯都在改变，进而后来居上，实现马克思所说的“对借助对象的有意识改变”。有理由认为，马克思对于国际社会交往的国际政治意义是肯定的，马克思关于“国际政治的秘密”的隐含语义也似乎包括以下含义：资产阶级的世界征服行动由于推进了世界交往和世界市场的发展而具有了历史进步性和合目的性，但同时也在分裂和压迫世界无产阶级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工人阶级应当注意与资产阶级争夺国际交往的优势权，更加猛烈的工人运动和“全世界无产者的联合”(国际主义)显然是最有远见的战略选择。
四、霸权及侵略战争的高度欺骗性源于国际政治的复杂性
“洞悉国际政治的秘密”，认清国际政治复杂性，不能绕开霸权问题。如果说在国内政治生活中专制政体及其民主化构成了核心问题的话，那么，国际政治生活中霸权及其相关的国际关系民主化(是人类解放的一个阶段和外在形式)则恐怕构成了核心问题。马克思与他的战友恩格斯用大量的笔墨研究俄国争夺霸权的外交史，可能希望从俄国外交中找到“洞悉国际政治的秘密”的钥匙。俄国为什么能够成为欧洲霸权的有力争夺者？俄国为什么能够执四五十年代欧洲国际政治之牛耳？欧洲各国的工人阶级为何一再失败？马克思认为，沙俄的外交政策具有很大的欺骗性，而这种欺骗性其实来源于国际政治的复杂性。这种复杂性包含了国际认同(国际“合法性借口”)、民族关系、外交素质等因素。其中，民族主义因素披上了民族利益的外衣，固然容易欺骗一般的工人阶级，但国际合法借口以及外交素质不但对一般的工人阶级，而且对知识化和“贵族化了”的工人阶级更有欺骗性。可惜的是，后两点却常常被忽视。
19世纪，沙俄的霸权主义成为了欧洲政治的突出问题。恩格斯的研究本意是要揭露沙俄推行霸权主义的种种路线或手法或政策，而我们可以将他的霸权研究加以现代理论的解读：第一，霸权国家一般拥有良好的地缘政治条件。俄国一方面拥有广阔的领土和巨大的战略回旋空间；另一方面周边“全都是这样一些国家：它们或者表面上或者实际上已趋于衰落，濒于崩溃”，即使几个强大的欧洲大国，如英国、法国、奥地利、德国，在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内，“被传统、经济条件、政治或王朝利益或者侵略野心所引起的无休止的争吵弄得四分五裂，彼此经常想以狡计取胜对方”(17)。实际上，同时具备了追求霸权的自然禀赋与历史机遇两个良好的地缘政治条件。第二，霸权国家一般拥有具备冒险意识的外交家群体。俄国外交家群体“以钢铁般的坚定性，始终不渝地追求既定的目的，不惜背信弃义、阴谋叛变、进行暗杀，也不惜卑躬屈节、重金贿买，不因胜利而陶醉，不因失败而气馁，踩着千百万士兵的尸体和至少一个沙皇的尸体向前进……他们的作用超过了俄国所有的军队；正是这一帮人使俄国成为巨大、强盛和令人恐惧的国家，并为它开辟了称霸世界的道路”(18)。第三，霸权国家一般有迷惑性的、为其国际行动辩护的“合法借口”和幌子。俄国把自己装扮成把乌克兰、塞尔维亚等多个民族从波兰、土耳其等国家的“民族压迫”下解放出来的“解放者”。“(巴尔干半岛上的)这些基督教徒，几乎全属于希腊正教派，因此是俄国人的教友，而其中斯拉夫人——塞尔维亚人和保加利亚人——又是他们的同族。因此，只要俄国一宣布自己保护被压迫的正教教会和被奴役的斯拉夫人的使命，这里就会马上为在解放的幌子下的侵略准备好基础。”(19)第四，霸权国家一般有较强有力的国际联盟能力。它“尽力设法避免战争，只是把它当作万不得已的手段，并且只是在绝对有利的条件下才进行战争”(20)，利用政体、宗教或文化的相似性来组织国际联盟，或挑拨利益冲突的强国之间的关系，“唆使他们(英法德奥)互相倾轧，把他们全都变成单纯的俄国的工具”(21)。
恩格斯从联盟力、国际欺骗性以及外交谈判力等方面研究俄国的霸权条件，指出俄国外交远远高于其他欧洲列强之处，它应当是我们理解“国际政治的秘密”中霸权问题的重要辅助工具。如果不深入到霸权存在条件的研究中去，就会轻易否定国际认同等视角，就不可能真正了解国际政治的复杂性，从而深刻地揭露资产阶级国家外交的高度欺骗性。
五、结论：“洞悉国际政治的秘密”的任务尚未完成
重提马克思“洞悉国际政治的秘密”之说法，其意义不仅在于从国际政治社会学的角度补充和完善学界对于它的解读，以更好地了解经典时代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思想之滥觞，洞察国际政治与国际社会的近代关系；还在于从中体味理论发展的思路、任务以及对当前外交实践的指导作用。国际政治的理论发展到今天，到底有了多大的进步？在多大程度上超越了马克思的时代？还能在多大范围内借鉴马克思的学术资源？当代外交是否做到了“洞悉国际政治的秘密”？这些问题都值得反思。就后者而言，外交思想界在提倡一种新国际主义，这似乎是继续了马克思150年前对国际主义的事业，但是，中国外交界对于新国际主义要应对的国际政治难题及其外交力需求做好准备了吗？就前者而言，理论界难辞其咎，经典作家关于俄国外交的精彩论述与显学多有暗合，沙俄的外交欺骗能力与“软实力”何其相似！有人会说，目前已是和平与发展的时代，而不是过去的战争与革命的时代。对，又不对。时代有大小之分。从小的时代来讲，时代主题在变化；但在大的时代而言，我们仍处于一个全球化的大时代之中，包括西方学者在内的知识界对于政治哲学和国际政治的理论探求，也许仍处在初级阶段。既然人类对全球经济和全球社会仍很陌生，对于化解文明、国家、阶级、民族之间的对立仍感无奈，那么，何以理直气壮地宣布对于国际政治的逻辑了如指掌？实际上，“洞悉国际政治的秘密”的任务尚未完成。
注释：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34至135页。
②梁守德、洪银娴：《国际政治学理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2页。
③任俊明、安起民主编：《中国当代哲学史》下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第436页。
④罗伯特·基欧汉编：《新现实主义及其批判》，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208页；宋君：《葛兰西的国际关系思想》，载郭树勇、郑桂芬主编：《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思想》，北京：军事谊文出版社，2004年，第288页。
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1972年版，第135页。
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第270页。
⑦马克思：《传统的英国政策》，《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1卷，第642—643页；马克思：《关于波兰问题的历史》1863—1864年手稿，人民出版社1979年单行本，第21—22页；马克思：《俄国的对华贸易》，《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第166页。
⑧马克思：《帕麦斯顿勋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第444页。
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54—255页。
⑩《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1995年，第309页。
(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第84页。
(1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1995年，第19页。
(1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24页。
(1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45—146页。
(15)《十八世纪外交史内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第323页。
(16)《十八世纪外交史内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第324页。
(1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19—20页。
(1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17页。
(1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20页。
(2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19页。
(2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第436—4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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