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清代文士的塾师生活与底层写作——以蒲松龄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士论文,塾师论文,为例论文,清代论文,底层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doi：10.3969/j.issn 1007-6522.2012.02.010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6522(2012)02-0110-11
明朝和清前期，是中国私塾发展的鼎盛时期。当时的国家文教政策、书籍供应及民众对教育的有效需求等因素相互作用，产生并维持了一个庞大的民间教育市场，带来私塾教育的繁荣，为明清文士提供了广阔的就业空间，形成了一个数量庞大的塾师队伍。[1]19-26这个队伍中的大部分文士，是没有获得科举功名的读书人，多属家境清贫的下层文人。他们多在乡村设馆，收入微薄，或者且耕且教，或者兼营他业，以支撑本人及家庭的经济生活。他们留下的许多文字及创作的许多文学作品，也因此打上了他们所经历的底层生活的烙印，成为那个时代极具特色的“底层写作”。本文即以清代著名的“聊斋先生”、从事塾师职业长达40余年的蒲松龄(1640-1715)为例，从科举历程、职业生涯、经济状况等方面来分析探讨其职业活动与个人命运、文学创作的关系，借以了解中国传统社会底层文人的生活与创作状况。①
一、多次落第的科考历程与失意的科举叙事
科举制度作为重要的人才选拔方式，从隋朝大业元年(605)开始实行，到清朝光绪三十一年(1905)终止，在中国古代社会实行了整整一千三百年。科举给古代文士们提供了进身之阶，为下层士人敞开了通往上层社会的大门，但能成功挤入这扇大门的始终只有少数人，大部分读书人只能在一次次不得其门而入的过程中饱尝失意之悲。自唐以来，文学作品中大量的落第诗词就承载着科考失利者的沉重喟叹与失意情怀。如明末清初屡试不第的云间名士李雯就常有“秋风江表常如此，坐使烟波老角巾”[2]卷二十三《秋兴》之一之类的感喟，乾嘉时期布衣终身的吴江名士郭麐更是在诗中直抒“年年下第归，岁岁饮墨汁。麻衣非无泪，泪尽不知湿”[3]卷六《九月望日重集东庄用东坡歧亭韵三首同丹叔独游作》之二的悲愤。而清代文士中，大量以文学创作书写科举体验，并最早以小说进行科举叙事的乃是蒲松龄。
蒲松龄的一生，可谓为“功名”负累了一辈子。顺治十五年(1658)19岁时进学，蒲松龄初试科场，在淄川县、济南府、山东学道的考试中连取三个第一，中了秀才，可谓少年得志。但科名并不眷顾蒲松龄，从顺治十七年(1660)到康熙四十一年(1702)，他在42年间共参加了10次乡试，均告不第。②频繁的赶考，是一件颇令人心力交瘁之事，更是对个人自信心的严重打击。一次次地从希望到失望乃至绝望，使蒲松龄对科举考试积怨渐深，其诗歌中关于科举的叙述，也表明了这一点。在康熙十一年(1672)去济南府的赶考途中，蒲松龄写下七律《奂山道中》：“暮雨寒山路欲穷，河梁渺渺见飞鸿。锦鞭雾湿秋原黑，银汉星流野烧红。骚客由来惜往日，才人何必怨东风？园陵零露皆芳草，冥漠谁知造化工？”此时的蒲松龄，心里虽有不平之气但还是宣扬“不怨”，极力自我安抚和自我平复。而在康熙四十一年(1702)63岁的他落第后写的《寄紫庭》诗中，表现出的怨愤情绪就要浓重得多：
莫下陵阳泪，三年黍一炊。不恨前途远，止恨流光速。回想三年前，含涕犹在目。三年复三年，所望尽虚悬。五夜闻鸡后，死灰复欲燃。
科举中由赶考时满怀希冀的期待到落第时心如死灰的绝望，原是一个很折磨人的过程。在蒲松龄的人生中，这样的过程却“三年复三年”地循环再现，直至最终造就了他“落拓名场五十秋，不成一事雪盈头”(《蒙宾朋赐贺》)的失意命运。
一生追求科名却一生未能入仕的科考经历，使得蒲松龄长抱“良马非不骏，盐阪徒悲鸣。美玉非不贵，抱璞为世轻”(《咏史》)的怀才不遇之感，也使得对科举考试有着切肤之痛的他推己及人，将目光对准长时间困于场屋的底层士子，用一支妙笔把科场黑暗和举子心态刻画得十分细腻，展示了当时底层文士的生活状态。他那部以传奇、志怪为主要内容的《聊斋志异》，就多以底层知识分子为主人翁，描写其生存状态和人生际遇，反映了底层士人在科举考试中遭受的不公正对待及由此而生的种种痛苦。笔者经过粗略统计，发现在《聊斋志异》所有的491个篇目中，涉及科举教育的超过60篇之多，占12%强。这些篇目不少直接以读书应试为主题，中心内容是指斥考试不公，生动地勾勒出封建社会挣扎于科举制度下的读书人患得患失的心态，披露他们被污辱、被损害、被扭曲的灵魂的失落和痛苦。如《贾奉雉》一文有云：
贾奉雉，平凉人。才名冠一时，而试辄不售。一日途中遇一秀才，自言郎姓，风格洒然，谈言微中。因邀俱归，出课艺就正。郎读罢不甚称许，曰：“足下文，小试取第一则有余，闱场取榜尾则不足。”贾曰：“奈何？”郎曰：“天下事，仰而跂之则难，俯而就之甚易，此何须鄙人言哉！”遂指一二人、一二篇以为标准，大率贾所鄙弃而不屑道者。闻之，笑曰：“学者立言，贵乎不朽，即味列八珍，当使天下不以为泰耳。如此猎取功名，虽就台阁，犹为贱也。”郎曰：“不然，文章虽美，贱则弗传。君欲抱卷以终也则已，不然，帘内诸官，皆以此等物事进身，恐不能因阅君文，另换一副眼睛肺肠也。”贾终默然。
平凉才子贾奉雉屡试不中、“小试取第一则有余，闱场取榜尾则不足”的科举困境，何尝不是蒲松龄自身科举经历的写照？贾奉雉面对低劣之文成为规范楷模、平庸之辈连中三元的科场现实，只能以“默然”表达他的困惑和愤激，这何尝不是蒲松龄内心的困惑和愤激？这虽然是一篇小说，却真真切切道出了蒲松龄本人的科举体验。透过贾奉雉，我们看到的是蒲松龄本人及那个时代许许多多失意举子的无奈与失落。
蒲松龄科举题材的作品，还有一项重要内容就是描写考生的生存状态。如在《王子安》篇末一段“异史氏曰”的评论中，蒲松龄模仿太史公笔法，以“七似”对考生科考所作的评述：
秀才入闱，有七似焉。初入时，白足提篮，似丐。唱名时，官呵隶骂，似囚。其归号舍也，孔孔伸头，房房露脚，似秋末之冷蜂。其出场也，神情惝怳，天地异色，似出笼之病鸟。迨望报也，草木皆惊，梦想亦幻。时作一得志想，则顷而楼阁俱成；作一失志想，则瞬息而骸骨已朽。此际行坐难安，则似被絷之猱。忽然而飞骑传人，报条无我，此时神色猝变，嗒然若死，则似饵毒之蝇，弄之亦不觉也。初失志，心灰意败，大骂司衡无目，笔墨无灵，势必举案头物而尽炬之；炬之不已，而碎踏之；踏之不已，而投之浊流。从此披发入山，面向石壁，再有以‘且夫’、‘尝谓’之文进我者，定当操戈逐之。无何，日渐远，气渐平，技又渐痒；遂似破卵之鸠，只得衔木营巢，从新另抱矣。
这段文字生动描画出考生在进入考场、应对考试、离开考场、等待发榜、落第失态、恢复斗志、重返考场等科考环节中的种种表现，以“似丐”、“似囚”、“似秋末之冷蜂”、“似出笼之病鸟”、“似被絷之猱”、“似饵毒之蝇”、“似破卵之鸠”等多种事物比拟之，描述形象幽默而情感凝重感伤，以“带泪的笑”的方式淋漓尽致地刻画出举子之苦和举子心态，是极具史料价值的底层写作。如果再参照康熙四十七年(1708)蒲松龄所写的五首《历下吟》诗，可以对当时考生的痛苦和科场的黑暗有更深刻的认识。那一年，蒲松龄在济南作短暂停留时正好赶上科考，抚今追昔，触景生情，写下了这组诗。其五云：
试童禁回籍，古来未曾闻。邑童恒数百，额录十余人。羁留在逆旅，资粮苦艰辛。内翰出司文，趾高气如云。夕发期朝至，愆期褫服巾。骄浮济刻薄，遂成无道昏。万人被黜落，道路涕纷纷。旋里无颜色，志士死不存。河伯如不怒，到海亦不浑。何必大方笑，望若始云云。
蒲松龄此诗，由自己在科举中多次被黜落的人生经历，推及“万人被黜落，道路涕纷纷”的社会现实。这不仅仅是处于底层的他对自己失意人生的悲慨，更是对底层文士阶层普遍命运的悲悯，是真正意义上的底层写作。
蒲松龄科举题材的作品，还集中表现了主人公对科举矢志不渝的追求。如《于去恶》中于去恶死后鬼魂犹烧书吞灰以求考取冥官；《王子安》中王子安对科举功名寤寐以求，梦里不知登第难，一晌高中。最典型的还是《叶生》，叶生是一位“文章词赋，冠绝当时”却“所遇不偶，困于名场”的秀才，他明知一再“铩羽”的原因是“时数限人，文章憎命”，可是，死后仍然魂系科举，一报知己之恩，二遂平生之志。所以如此，只不过是要“借福泽为文章吐气，使天下人知半生沦落，非战之罪也”。这种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与命运抗争到底的行为，颇有几分悲剧精神，简直可以说就是蒲松龄本人的化身，冯镇峦曾说“余谓此篇即聊斋自作小传，故言之痛心”。[4]
蒲松龄困于场屋数十载，到老都一直对科举功名心存奢望。康熙五十年(1711)初冬，年过古稀的蒲松龄赴青州参加例考，授例出贡。在经历了一生的科场挣扎，最后总算获得了一个大有安慰性质的贡生，并得到一个“儒学训导”的虚衔，这对于科举制度和蒲松龄的个人命运都具有讽刺意味。然而，他好不容易获得了贡生称号，本来应是一桩喜事，却被办成了一场闹剧。一是他认为自己早就应该得到远远超出贡生的荣誉；二是地方政府并不重视，一点实际待遇都没有享受到，且县令居然忘记给他这个老贡生送匾。他念念不忘朝廷的“大典加荣”，不顾“名士之羞”，上《讨出贡旗匾呈》，内云：“生出贡半年有余，未蒙奖籍。切思恩即速推，……盛世之恩典，似不应自我弁髦。恳祈老父母劳心旁注，青眼微开，府赐华衮之褒，……此乃公典，非望私恩。”因此，大家向他祝贺时，他毫无喜色，反而羞愧痛苦地表示：“腐儒也得宾朋贺，归对妻孥梦亦羞。”(《蒙宾朋赐贺》)不过，虽然自己时运不济，功名无望，但当他的儿子和长孙双双考上秀才时，他也不免又心存光宗耀祖之念，很高兴地说：“实望继世业，骧首登云路。”(《示儿篪孙立德》)对他曾狠狠加以批判过的科举又说起了好话，并且勉励孙子要刻苦自励，终可梯云有登，“微名何足道，梯云乃有自。天命虽难违，人事贵自励。无似乃祖空白头，一经终老良足羞！”(《喜立德采芹》)所以终生沉迷科场的蒲松龄，不可能像吴敬梓创作《儒林外史》那样，否定科举制度本身，只是在《考城隍》中幻想出一个公正的阴间科场，以此表达对公正的科举制度的期盼。不过，明清经历过科举失意的文士们，亦是以慨叹命运不济者居多，质疑科举制度者极少，蒲松龄的科举叙事倒是极典型地反映了下层文士的科举生活与科举心态，颇有代表性。
二、心怀无奈的塾师生涯与矛盾的职业叙述
科考失利虽然是蒲松龄内心永远的痛，但值得注意的是，正因为屡试不中，蒲松龄才以塾师为业并以塾师终老，一直徘徊在士阶层的底层。故此，可以说科举失败，是蒲松龄展开底层写作的一个重要根由。
自宋代以来，中国底层士子以塾师为业已经成为普遍现象，因为做塾师既可养家糊口，又可读书应举。明清时期，科举制度日臻完备，形成“国家以科名奔走天下士”[5]第二册《考试类》的局面。一些官宦和文化世家为延续其家势，对子弟的读书就学相当重视；普通人家欲求富贵闻达，亦驱子弟于科场。这就给私塾教育提供了广大的社会空间，并造就了庞大的塾师阶层。据陈宝良的研究，明代生员的职业选择以“训蒙处馆”居首。③到清代后期，塾师阶层的从业人员已达百万之众。据张仲礼分析，在19世纪晚期，全国大约有60余万名有绅士身份(即取得生员及以上资格)的塾师，平均每个州(县)略多于400人。[6]而没有绅士身份的塾师，则要数倍于有绅士身份的塾师。底层士子多以塾师为业，一是因为明清时期塾师的需求量大，做塾师相对其他行当而言，是一条最为便捷的解决就业问题的途径；二是因为底层读书人多置身科场，一般兼具举子身份，且以中举入仕为人生追求。做塾师不仅可以有较充裕的时间准备举业，而且其教学内容也往往就是举业的一部分。再者，中国自古就有尊师重教的传统，做塾师也能部分实现读书人的精神追求和人生价值。[1]30-31
故此，蒲松龄于康熙四年(1665)与父母兄弟分家后，次年在淄川王村教童蒙馆，开始了漫长的舌耕生涯。当然蒲松龄最初并不曾想到要以塾师终老，对仕途总是心存幻想，只是因为40年间10次乡试均无功而返，累于科举，才做了一辈子塾师。而塾师的经历、塾师的心态及塾师的视角，又反映到蒲松龄的创作中，让后人得以了解他那充满无奈和矛盾的塾师生涯，也为后世留下了大量记述塾师生活的文字。首先，蒲松龄的择业过程充满矛盾。最初蒲松龄并不安心做塾师，为了改善自身处境，争取生存空间，他更属意充当官员幕僚。康熙九年(1670)九月，蒲松龄的同乡兼知交孙蕙出任江苏宝应县令，邀蒲松龄入幕，蒲松龄获得了告别塾师职业的机会。但很快，蒲松龄就因看不惯官场丑恶，对“无端而代人歌哭”的文牍生活渐生厌倦，不到一年便趁回家赴乡试而离幕。试罢亦不再南下，仍操乡塾师业。但长期沉沦下僚，让蒲松龄饱尝了底层文士生活的困顿和落寞，在《上健川汪邑侯启》一文中对此做了详细描述：“松载笔以耕，卖文为活。遍游沧海，知己还无；屡问青天，回书未有。唯是安贫守拙，遂成林壑之痴；偶因纳税来城，竟忘公门之路。漫竞竞以自好，致落落而难容。膏火烧残，欲下牛衣之泪；唾壶击缺，难消骥枥之心。归雁衔芦，畏霜自蔽；寒蝉抱树，吊影行吟。”因为想摆脱这样的处境，康熙二十年(1681)，汪如龙任淄川县令，蒲松龄曾上书自荐，并呈进了自己的诗文，希望汪县令“如或青眼窥人”，自己能得其“栽培之眷”(《上健川汪邑侯启》)。汪县令虽然召见了他，但并未为他在县衙里谋到一份差事，这让他很是失望，并由此激发出读书人的自尊自傲之心，喟叹“世上何人解爱才？投珠犹使世人猜”(《访逯济宇不遇》)，对自己的行为进行反思。此后蒲松龄才彻底打消依附权贵的念头，谨守“片纸不入公门”的原则，不再主动与官员结交。汪如龙的继任者张嵋(字石年)因慕蒲松龄之名，邀他到县衙相会，他却辞而不往，张嵋便屈尊亲诣蒲家。尽管蒲松龄对这一难得的礼遇心存感激，但已无心公门，他对张嵋说：“松，数椽风雨之庐，十亩荆榛之产，卖文为活，废学从儿；纳税倾囊，愁贫任妇。抱酸寒之业，有炤如萤；入淡寂之场，无肠类蚓。半生忍辱，未登长吏之庭；经岁来城，不识公门之路。当清风而觉爽，处陋室以犹安。”(《呈石年张县公俚谣序》)从蒲松龄择业过程中摇摆的心路可知，他是在充分认识到塾师职业对于应举的便利条件(既能够养家糊口，又便于读书应试)后，主动放弃了改行的机会，而以塾师为业的。虽然理智上选择了塾师这一职业，但因为科举才是蒲松龄终生为之奋斗的目标，所以在感情上蒲松龄始终对塾师职业心怀抵触，常常把自己做塾师归因于外部力量，说自己除了做塾师，“也是无的干”，一副无可奈何的口吻。他的这种心态，自然也影响了他的职业生活。
故而，蒲松龄的职业活动本身充满矛盾。一方面，因为并不热爱塾师这个职业，蒲松龄在教书育人上并无值得称道的实绩。例如，蒲松龄在毕际有④家坐馆长达30年，至少教了两代人。蒲松龄在毕家的主要门徒是毕际有的8个孙子，他经常带领学生到济南应试，可惜他们在蒲松龄的教导下都未能通过乡试，除一个早卒、一个曾官至候选州同知外，其余均为生员。因此，如以功名为评价标准，他在职业生涯上并无成功之处。这多少与蒲松龄儒道兼修的教育内容和不当的方式方法有些干系。据考证，蒲松龄有时竟代弟子们作些诗文，以塞东家之责。[7]118再加上他花大量的时间阅读和写作，难免使职业活动的精力投入受到影响。但另一方面，蒲松龄的职业生涯也并非一无可取，他编过不少教材和普及读物，有利于教书育人。蒲松龄除按常规教学生识字、写字，传授“三、百、千”等蒙学读物和“四书五经”，及指导诗词和制艺文的写作外，还曾以“删去繁芜，归于简奥”为原则，编选了部分教材，如在《帝京景物略》的基础上编写《帝京景物选略》；删去《小学》三分之二，存三分之一，编成《小学节要》，以便那些年逾不惑，犹操童子之业的“老蒙士之记诵”。(《〈小学节要〉跋》)由于对现实生活不满和自己遭遇不顺，蒲松龄还嗜爱《庄子》和《列子》，曾选编、改写《庄子》、《列子》，编成《庄列选略》，以教门人。教读之余，他还编有《农桑经》、《药崇书》、《省身语录》、《家政外编》、《家政内编》、《日用俗字》等大众教育读物。[8]在王永印家教馆时，蒲松龄曾应东家之请撰写《为人要则》十二题，以训其子弟，在《要则》中蒲松龄将自己的人生观和处世哲学概括为：正心、立身、劝善、徙义、急难、救过、重信、轻利、纳益、远损、释怨、戒戏。蒲松龄对学习的态度也有论述：“性痴则志凝。故书痴者文必工，艺痴者技必良。世之落拓而无成者，皆自谓不痴者也。”(《阿宝》)他认为学习必须专心致志，全身心地投入，只有达到物我两忘的境界，才能有所领悟。
另外，蒲松龄的职业活动与相关创作亦充满矛盾。一则，他创作了大量反映塾师与私塾生活的作品，但对于塾中常规的教学活动却缺乏详细的记载。诸如日常的识字、习字、诵读、作文、考课、体罚等教学活动，是如何具体展开的，蒲氏并无只言片语，更没有根据个人从业经验，总结出一套训蒙课童或作八股文的要诀、方法(用现在的话说，蒲松龄不是一个研究型的教师)。⑤亦可能因这些教学活动过于常规而蒲松龄不屑记述。然唯其不屑，我们可以猜测，他在塾中所开展的具体教学活动应与常人无异，其职业生涯无甚建树亦在情理之中。二则，他创作了不少反映师生、主雇之间复杂关系的作品，但其实他与王家、毕家前后两任东家相得甚欢。尤其是后一任东家毕际有，对蒲松龄有知遇之恩，不仅给他提供优裕的生活，还让他自由阅读毕家“万卷楼”里的藏书，为他修改完善《聊斋志异》提供了方便，且毕际有非但不反对蒲松龄谈鬼说狐，还为他搜罗素材，并亲自撰写某些篇目。如《鸲鹆》篇云“毕载积先生记”，《五羖大夫》篇末有“毕载积先生志”，等等。故蒲松龄一直对毕际有感激有加。康熙三十二年(1693)毕去世后，蒲松龄写下“海内更谁容我放？泉台无路望人归”(《哭毕刺史》十首之三)之句，表达痛失知己之悲。但在蒲松龄与职业活动相关的文学创作中，多叙述负面的塾师生活。《聊斋志异》涉及科举教育的篇目中，有14篇与私塾教师有关，大多是感叹塾师的清贫、孤寂，反映师生之间和主雇之间的矛盾。如《房文淑》篇中言“先生设帐，必无富有之期”；《五通·又》篇讲设馆生活“孤影彷徨，意绪良苦”；《爱奴》则生动地再现了塾师的教读生活，云：
章丘朱生，素刚鲠，设帐于某贡士家。每谴弟子，内则遣婢以乞免，颇不听之。一日，亲诣窗外，与朱生说。朱怒，执界方大骂而出。妇惧而奔，朱追之，自后横击臀股，锵然作皮肉声。一何可笑！
长山某翁，每岁延师，必以一年束金，合终岁之虚盈，计每日得若干数；又以师离斋、归斋之日，详记为籍。岁终，则公同按日而乘除之。马生馆其家，初见操珠盘来，得故甚骇；既而暗生一术，反嗔为喜，听其复算不少校。翁于是大悦，坚订来岁之约，马假辞以故。有某生，号乖谬，马因荐以自代。既就馆，动辄诟骂，翁无奈，悉含忍之。岁杪，操珠盘至，生勃然忿不可支，姑听其算。翁又以途中日尽归于西，生不受，拨珠归东。两争不决，操戈相向，两人破头烂额而赴公庭焉。
文章中所谈到的塾师与东家之间的冲突，激烈到“大骂而出”、“操戈相向”的程度，与蒲松龄在毕家其乐融融的状况绝不相类。但蒲松龄竟能将这类事件叙述得惟妙惟肖，当是身为塾师的他更方便得到同行的消息，且更留意这类消息的缘故。此外，蒲松龄所写的小戏《逃学传》，讲述的是一个塾生不堪读书之苦，“终朝常受师傅气”，“负屈含冤，不犯王法常坐监，终朝每日把书念，坐的屁股烂。恼恨古圣贤，无端造谣言，你说短短一句话，叫俺长长作一篇”。终于有一天，他忍无可忍，逃之夭夭。“我今但得不受师傅气，就在沟壑做了饿莩，也是情愿的”。戏中将私塾比喻成“晚睡早起，眼看一本书，手拿一管笔，真正是死囚牢，只当做活生计”；将学生入塾比喻成“轻轻断送在牢狱里”。对于塾师的教学生习字、作文之举，同样颇多讥讽。这也是在长期的坐馆生涯中，蒲松龄对学生的厌学心态及私塾的教育弊端都十分了解的情况下，以调侃的方式表达对教育的反思。
蒲松龄不想当塾师，却不得不当了一辈子塾师。抱着无奈的心态，蒲松龄关于塾师和私塾生活的创作，乃极具底层写作的特色，即多反映这种职业活动的负面和黑暗面。曾为塾师的郑板桥关于职业活动的记载，也与蒲松龄极为相似。如其《教馆诗》云：“教馆本来是下流，傍人门户度春秋。半饥半饱清闲客，无锁无枷自在囚。课少父兄嫌懒惰，功名子弟结冤仇。而今幸得青云步，遮却当年一半羞。”[9]“半饥半饱”两句，是郑板桥直接从蒲松龄作品里借用来的。不过，郑板桥对塾师职业的抵触情绪比蒲松龄更甚，对师生和主雇之间矛盾的揭露比蒲松龄更尖锐。比蒲松龄幸运的是，郑板桥最终考中了举人做了知县，能够为自己摆脱塾师命运而庆幸。蒲松龄、郑板桥正代表着那群无奈而为塾师的清朝文士，在矛盾挣扎中书写着职业活动的辛酸。
三、曾经窘迫的经济生活与酸楚的“哭穷”文字
“家有四斗粮，不做孩子王。”虽为夸张之辞，但总体而言，私塾教师的经济待遇不高，职业没有保证，仅仅能解决温饱问题。当然，一些殷实之家和文化世族对择师相当慎重，所给报酬也往往高出普通人家许多倍。蒲松龄年轻的时候，馆谷不丰，再加上他不断奔波于各地，生活不太稳定，家庭经济状况比较窘迫。这种经济压力长年沉甸甸地压在蒲松龄肩头，直到晚年才有所改善。因此，对“穷”的体验和书写，成为蒲松龄底层写作的另一个重要主题。“哭穷”的文字，在他创作的诗文、小说及戏剧中随处可见。
康熙十一年(1672)乡试落第后，蒲松龄闷闷不乐，卧病在床。写了一首《拨闷》诗，生动地描绘了当时的生存境况：“白云绿树隔红尘，湖海飘零寄此身。花落一溪人卧病，家徒四壁妇愁贫。生涯聊复读书老，事业无劳看镜频。何日得钱十万贯，烟波深处买芳邻。”康熙十二年(1673)又有《午中饭》写自己家里午饭的情景：“黄沙迷眼骄风吹，六月奇热如笼炊。午食无米煮麦粥，沸汤灼人汗簌簌。”“家徒四壁”、“午食无米”的现状，正是蒲松龄底层生活的真实写照。康熙十二至十四年间(1673-1675)，蒲松龄在淄川县丰泉乡王如水家坐馆。鉴于蒲松龄少有令名，王家父子对这位新请的西席礼遇有加。甚至蒲松龄离开王家后，仍受惠于与王家父子的良好关系。康熙十九年(1680)，“正值年岁荒”，蒲松龄无钱安葬老母，幸得王如水解囊救急。到康熙二十五年(1686)，王家因没钱婚嫁，家中起了争执。蒲松龄闻讯后，羞愧难当，却又无力还债，便写了一首长诗《寄怀王如水》，其中有云：
衔恨不在大，乘厄令心伤；受恩不在多，饥食感斗糠。所中在魂魄，刺骨焉可忘？慈帏昔见背，正值年岁荒。猝谋周身具，时势何匆忙！兄弟相痴对，枯目以仓皇。思欲贷知己，所识无膏粱。况遭天年凶，粟粒等夜光。谁肯当此际，剜肉医人疮？王生闻此变，慷慨倾错囊。君虽贵介裔，实无升斗藏。自觉心太忍，分薇于首阳。国士重一饭，没齿结中肠。恨为啼号累，数载不能偿。闻君苦婚嫁，交谪起帏房。我乃负君贷，无乃太乖方！清夜时一念，身如负刺芒。咨嗟述往事，妻子俱沾裳。
好一句“国士重一饭，没齿结中肠”！清苦之状，令人不忍卒读。
康熙十八年(1679)，年已不惑的蒲松龄到毕家坐馆，设帐于毕家的绰然堂，陈设华贵。遇到酷热不堪的盛夏，便移居石隐园，但就餐仍然得赴绰然堂。由石隐园到绰然堂，一去一来，足有二里。蒲松龄在炎炎夏日里经常走得汗流浃背，但他乐此不疲，曾说“两餐如客饥投肆，初漏无声静入禅。石丈犹堪文字友，薇花定结喜欢缘。……小山搢笏如人拙，瘦竹无心类我痴”；(《逃暑石隐园》)“两餐往还足二里，归去汗浃如流水。如流水，何妨哉？解襟习习清风来”。(《读书石隐园两餐仍赴旧斋》)这些诗句中，虽然洋溢着蒲松龄难得的惬意和自得，但也微露出人为食忙的辛酸与尴尬。
因为对穷的体验太过深刻，有一次，大年三十，蒲松龄在家供奉诸神、祭祀祖宗的时候，他祭的却是“穷神”，并以戏谑之笔，敷衍成一篇《除日祭穷神文》：“穷神，穷神，我与你有何亲，兴腾腾的门儿你不去寻，偏把我的门儿进？……我就是你贴身的家丁、护驾的将军，也该放假宽限施施恩。你为何步步把我跟，时时不离身，鳔粘胶合，却像个缠热了的情人？”唐代韩愈曾作《送穷文》，以自嘲的笔调抒发自己四十余年智穷、学穷、文穷、命穷、交穷的牢骚，蒲松龄此文笔法与韩文相似，但抱怨的重心，放在“囊中无半文”、“断困绝粮，衣服俱当尽”等物质生活的匮乏上。如果说韩文是上层士大夫“哭穷”的代表，那蒲文就是下层文士“哭穷”的典型了。此外，蒲松龄创作的《学究自嘲》、《闹馆》等小戏，也是结合自己的塾师生活，展现下层文士的经济困窘。《学究自嘲》以“冬烘先生”为典型，描写了穷困的私塾教师“滋味难言”的生活状况。先生的住所：“炕铺一块席，上盖一破毡”，秋天“金风冷渐渐侵窗牖”，无人“赠衾禂”，十月北风寒，“有炉无火炭难添”，“室如悬冰灶无烟”。先生的饮食：“早饭东南晌午歪，粗面饼卷着曲曲菜。”先生有家不得归，长年“大半是鳏居”，失去了家庭的温暖和天伦之乐，“红颜有夫常守寡，书生有妻伴孤灯，黄卷有女美如玉，总然窈窕亦是空。”当家里需要“籴米又治烧”时，东家却无钱支付工资。先生如“囚”，有时想出门会见朋友，还需要看东家的眼色，“有管守怎肯多停待”。这出戏着重反映了塾师物质生活的粗糙困顿，及因此不得不忍受行动上的不自由与精神上的寂寞孤独等折磨的种种苦况，最后发出“但有一线路，不作孩子王”的感叹，可谓十分真切地道出了下层塾师的生活实况。《闹馆》也是塾师题材，写私塾先生“和为贵”为谋一馆，四处奔走，好不容易碰到一个要请先生的“礼之用”，却又是个吝啬鬼。两人经过长时间讨价还价，最后，私塾先生饥肠辘辘，无论东家开出什么苛刻的条件，都照单全收。如一日两顿饭，睡觉没有枕头，教读之外还要担水磨面、扫地抱柴等等，一概应承，以免饿死他乡。这两部小戏，虽然笔调有些夸张，但无疑是蒲松龄长年塾师生涯的切实感受，体现的是处于底层的塾师群体共同的人生际遇及苦痛辛酸。正因为如此，蒲松龄反映塾师生存状态的底层写作，才具有不朽的艺术价值及史料价值。
虽然蒲松龄的“哭穷”文字很多，其实自从坐馆毕家后，他的经济状况有相当大的改善。毕家丰厚的报酬和优越的物质生活条件为蒲松龄的读书、写作提供了稳定的后勤保障。毕家为当地富绅，蒲松龄的经济报酬是赠仪之外，束金十六两，当时一个贡生的年领俸银是八两。[7]120故坐馆数年后，蒲松龄的经济状况逐渐好转，其子云：“此三十年内，不孝辈以次析炊，岁各谋一馆，以自糊其口，父子祖孙分散各方，惟过节归来，始为团圆之日。自是我父始不累于多口。又加以我母节省冗费，瓮中始有余粮。”(《清故显考岁进士候选儒学训导柳泉公行述》)康熙二十七年(1688)，蒲松龄还小兴土木，造了一座院落，写下《荒园小构落成有丛柏当门颜曰绿屏斋》组诗以记其事，其四云：“半亩荒园屋渐稠，晓来儿女乱啁啾。长男幸可教诸弟，薄地仅堪饭两牛。明月上床清客梦，凉风送雨醒花愁。丰年谷贱人无恙，何必歌钟羡五侯。”可见其时生活虽不富贵，但已安稳，故字里行间透露出满足之情。且除了教书，蒲松龄还和许多塾师一样兼营他业，靠文字生财，帮人AI写作寿屏锦幛、叙跋疏表等日用文体。有时为建桥写疏，修庙撰序，挖空心思，如牛负重。蒲松龄每受人之托，必搜肠刮肚，全力为之，从不敷衍了事，务使文章写得可人之意，遣词用典，殚精费神。如贺人老年得子云“孕月老蚌，实产明珠；迟暮秋蝉，是生桂子”(《贺周素心生子序》)，比喻用得既喜庆又巧妙。
康熙四十八年底(1710年初)，70岁的蒲松龄撤馆归家养老。此时，家中有“养老之田五十余亩”；儿子们都已长大，且子承父业，各谋一馆。到康熙五十四年(1715)去世，蒲松龄一共在家赋闲了6年时间，过着“栖迟偃仰，抱卷自适，时邀五老，斗酒相会，以叙生平、话间阔，差可自娱”(《清故显考岁进士候选儒学训导柳泉公行述》)的优游生活。除了在乡里做些调解工作，就是出游、会友、读书、写作。虽然仍在底层，但蒲松龄晚年实际上是乡里的精神领袖，正如其子所说：“凡族中桑枣鹅鸭之事，皆愿得一言以判曲直。而我父亦力为剖决，晓以大义，俾各帖然钦服以去。虽有村无赖刚愎不仁，亦不敢自执己见，以相悖謑。盖义无偏徇，则坦白自足以服众也。”(《清故显考岁进士候选儒学训导柳泉公行述》)底层普通民众对塾师社会地位的尊敬，于此可见一斑，这也是塾师职业在底层知识分子中具有相当吸引力的原因之一。
像蒲松龄这样，迫于生计四处坐馆，至老才有所安的清代文士不在少数。如乾嘉文士郭麐，16岁中秀才后，从17岁开始坐馆教书，20岁父亲去世后更是负担起全家的生计，辗转于徐州、淮阴、镇江、扬州、南京、苏州、杭州、绍兴等地，靠教书谋生40余年，早年经济困顿，被迫将祖屋抵债，因而发出“劳生绝似搬姜鼠，拙计真成避雨鸠”[3]卷四《移居四首》之一的慨叹，后来坐馆多年略有积蓄，家境才有所好转。郭麐身边的一帮朋友，如徐涛、朱春生、彭兆荪等人，都和他一样靠坐馆谋生，他们留下的诗文，也多有感慨这种劳碌、困顿人生的文字。也因此，像蒲松龄的“哭穷”作品，正是对清代底层文士物质生存境况的真实记录。
“暑往寒来冬复秋，悠悠白了少年头！半饥半饱清闲客，无锁无枷自在囚。”蒲松龄在《学究自嘲》写的这几句诗，既是他自己塾师生活的真实写照，也是他对塾师职业生活状况的精准概括。塾师职业为蒲松龄带来稳定的生活，为他的文学创作提供了条件及素材；而文学活动分散了他的精力，倒可能对其职业成就有所妨碍。作为私塾教师的蒲松龄，其职业活动无所建树；而作为文学家的蒲松龄，其作品的价值倒是永恒的。他的创作，真实书写了下层文士在科举途中的坎坷艰辛，在职业活动中的矛盾尴尬，在经济生活中的困顿窘迫，是极具史料价值和人文关怀的底层写作。蒲松龄的生存状况只是那个时代中国底层文人生命形态的一个缩影，我们从中可以得出如下几点概括性的认识：其一，底层文人一般不太可能成为职业作家，因为文学创作带来的经济收益相当有限。当然，上层文人也一般以官僚、乡绅为职业，以文学创作为精神追求。其二，从事塾师职业，进可以到科场冀博一第，退可以耕读传家，为底层文人提供了相对容易的栖身之所。而且，塾师的职业活动并无硬性的统一规范，除了基本一致的教育内容和方式方法外，教学活动存在着相当大的自由度，这为底层文人的创作提供了诸多便利。其三，底层文人借助塾师职业，参与社会生活，体味人间百态，进行底层写作，用文学作品向世人展现了底层文人的生存状态。
注释：
①底层写作是近几年文学创作和批评中的热门话题，意指关注社会弱势阶层的文学写作。本文借用“底层写作”一词，主要是因为蒲松龄的底层生活状态对其思想与创作有较大影响，其文学作品中有不少反映生活艰难、社会黑暗的篇章，与当代底层写作具有某种相似性。本文有关蒲松龄生平和诗文，采用盛伟编《蒲松龄全集》，学林出版社1998年版。为节省篇幅，所引蒲松龄诗文，只注篇名。
②据盛伟《蒲松龄年谱》，可知蒲松龄其余9次乡试的具体年份是：康熙二年(1663)癸卯科，时24岁；康熙五年(1666)丙午科，时27岁；康熙十一年(1672)壬子科，时33岁；康熙十四年(1675)乙卯科，时35岁；康熙十七年(1678)戊午科，时39岁；康熙二十六年(1687)丁卯科，时48岁；康熙二十九年(1690)庚午科，时51岁；康熙三十五年(1696)丙子科，时57岁；康熙四十一年(1702)壬午科，时63岁。高明阁《蒲松龄的一生》(载《蒲松龄研究集刊》第二辑，齐鲁书社1981年版)认为康熙四十一年壬午(1702)，蒲松龄63岁时仍赴济南参加乡试。不但这一年的壬午科，连三年前的己卯科，蒲松龄也参加了。只是到乙酉秋闱，没有再去应乡试，而这一年他已经是66岁的老人了。
③陈宝良《明代儒学生员与地方社会》(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六章指出，明代生员的职业选择依次是：(1)训蒙处馆，养家糊口；(2)入幕，成为幕宾；(3)儒而医，成为职业医生；(4)弃儒就贾，甚而士商相混；(5)包揽词讼，成为讼师；(6)弃巾，成为山人或名士。
④毕际有，字载积，顺治二年(1645)拔贡入监，考授山西稷山知县，后升江南通州知州。因解运漕粮，积年挂欠，赔补不及，康熙二年(1663)被罢官。
⑤清代前期，私塾十分发达，编制塾规、学约者甚多，有关塾师教学方法和为师之道的论述更是不可胜数。参阅李国钧主编：《中国教育大系·历代教育制度考》(上卷)，湖北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1467-1536页。